【转帖】金庸小说的“成长主题”及其深层的“文化寻根”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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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庸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新武侠小说乃至通俗文学创作的灿烂星空中，金庸如同一颗耀眼明亮的星星，独领风骚、历久不衰，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无论是其小说受众面之广泛，其阅读群体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之高低驳杂，还是文化界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毁誉参半，甚或每次论及金庸都能在社会上引起文化轰动效应，金庸在当代文学史中无疑是一个无法漠视的巨大存在。
    金庸自1955年发表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之封笔，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脍炙人口的15部武侠作品为大众文学开山辟道、披荆斩棘，在主流文学、精英文学之外开辟了一片沃土，继“‘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后，“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 。正如他在《倚天屠龙记》中所写：“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以争锋”，金庸以其武侠小说“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高雅的情调、深邃的思想、通俗而不媚俗” 的骄人成就，登上了武林至尊的宝座，在大陆、港台乃至海外华人圈刮起了一阵又一阵“金庸热”、“金学热”以至出现了所谓“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的奇特文化现象。
    在这里，我首先要阐明的是研究金庸必须把金庸当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广义的“文学”、“文化”大视野中对金庸作品加以考察，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局限于武侠小说自身封闭自足的领域。“金庸现象”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历时性例证及一个承载多种话语纷争的广阔场域。今天所说的“金庸现象”、“金庸热”或是新近兴起的“‘金学’研究”更是一种波及甚广的文化效应，它不单单意味着金庸文本的跨文化流行，以及文化工业过程中发生的奇迹和误区，“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学术规范、教育体制、课程设置、雅俗对峙等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并产生了多元化的响应，从而为雅俗关系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契机。”      
    如果我们将叙事家分为三种，即“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不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  金庸则算得上是叙事思想家。金庸作品的特点就在于用通俗手法表现了极深的意义，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了重新建构，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他与别的武侠小说作家不同，靠的是文化。金庸把中国的文化传统雕刻成了一座玲珑剃透的雕像任现代人观赏，并把中国的传统提炼为各种理念，再通过形象把理念表现出来，超越了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高层次。正是基于金庸小说的这种文化真实观，我们才拥有透视其小说文本以探寻其文化思想观的可能性。
    本文就是立足于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建构在“文学”、“文化”的大框架之中，对其文本进行解读重构，从其小说的表层叙事深入探讨其深层次的文化意味、人文内涵。

   
二， 金庸小说“成长主题”的两个层面及其文化寻根的深层意味
    以价值体系和社会群体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将文学分为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导意识形态文学 ，不同类型文学在其叙事上又有不同的叙事规范与审美标准。大众文学作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在形式上首先应该通俗易懂，有吸引人的情节内容及符合人们欣赏口味的快节奏，符合本民族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
新派武侠小说作为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地区兴起并广受欢迎的大众文学的一种，在接受学角度有其深刻的心理因素。“人们把改造社会的祈愿由明镜高悬的清官身上而迁至于来无影去无踪的武侠，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说明了人们的法的观念的崩溃与自我权力的淡漠。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它说明存留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英雄主义崇拜式的意识，已经把武侠作为一种改善人们总体生存环境的基本药方，而不是简单的人格规范加以依赖了。” 可见大众在阅读武侠小说时对它寄托的社会理想与个人的精神胜利。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与无奈使得武侠小说成为了他们的桃花源与避难所。而现代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又使都市人迫切需要一种轻松消遣的精神食粮，使得在主体介入阅读的同时获得精神的愉悦与快感。这无疑使作为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文学作品——武侠小说，带上了浓厚的娱乐气息与商业色彩。
因此，新派武侠小说由于其商业性生产消费方式和固有的本体机制，在创作——阅读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套路和故事模式。一般说来，新派武侠小说固定的故事套路即情节模式，不外乎如下几种，如戴俊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曾概括的最基本的四种，即：侠客成长、历史武侠、武林公案、武林争雄 ；陈墨认为有复仇模式、夺宝模式、伏魔模式、情变模式、民族斗争模式、行侠模式、侦探破案模式、神秘推理模式、恐怖模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金庸小说的独创性就在于他独创了一种叙事模式，即借用某种模式而非简单落入某种模式，形成一个复合揉杂的混合体。或可称之为“乱套结构” 。其主导性模式可以概括为“成长的故事”，或可名之曰“人生的寓言”，即在人生主线、历史视野与江湖传奇的三维世界中展现侠客们多姿多采的生命体验。这就使得小说超越了故事形式，具有极为复杂的结构方式与极为广阔的表现空间，从“侠文学”升华到“人文学”的高雅层次，在武侠小说通俗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天地。
“成长的故事”又可以分为两个向度，即在历时性即时间的向度上“成长——成才——成功” 的人生磨难和成长经历，在共时性即空间的向度上的情感体验与心路历程 。而在这两个向度中又有“孤独之侠——失恋之侣——茫然人生” 这个贯穿始终的叙事主题或线索：
（一） 外在技能层面上：拜师学艺和武功技艺的突飞猛进
（二） 内在精神层面上： 寻找父亲（包括生身之父与精神之父）
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显形的，它表现为金庸笔下热血男儿在闯荡江湖仗义行侠过程中，武功——这一武侠世界中武林中人的基本生存技能的由弱变强，这是侠客们“成长——成才——成功”的必备条件（一般说来，这是武侠小说主人公成长的普遍规律。但金庸小说中也有例外，如萧峰与韦小宝，萧峰一出场便是成熟的英雄，韦小宝闯荡江湖的本领不在于武功而是谙习于人情世故）
第二个层面是隐性的，它隐含了金庸小说中所有男主角一生挥之不去的恋父情结与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这是金庸笔下侠客们“孤独之侠——失恋之侣——茫然人生”的悲剧人生体验的有机组成，最终指向了混沌初开时的一片茫然。
正如陈平原指出的：“开掘某一小说类型基本叙事语法的文学及文化意义，才是类型学研究的任务。” 考察金庸小说应该从其文本表层叙事深入挖掘出其文字符号指向的作者潜在的创作意图与文化内（一）拜师学艺的故事与“多元的文化接受心理”

在新派武侠小说“武、侠、情、奇”四要素之中，构成与其它文类区别的最为独特的一个层面，也是其作为“成年人的童话”的虚构江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中浓墨重彩的关于武功武学、武打场面的构绘。可以说，武打的叙述和描写是武侠小说的重要支柱，也是读者关注的要点。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中，武功有数千种之多，描写技击打斗的篇幅占其小说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众多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对武功的描写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不仅在技击过程中将一招一式交代得清清楚楚，并采取“武戏文说”的方法，用文化或气功来解说武功路数，把神乎其技的武功写得奇妙而不荒诞、神技而非神话，表面上匪夷所思、本质上又入情入理。更为重要的是，区别于传统武侠小说中照本宣科、离奇夸张、避实就虚的写法，金庸笔下的武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道具式的文化涉指符号，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并和人物的生活经历、生命感受结合起来，成为体现一定文化理想的符号象征系统和人的心灵情感及生命的外化形式。” 基于此，金庸通过充满观赏性、创造性、趣味性的武功设计，使武打具有了一种叙事功能而直接参与了小说叙事，武打不止是作为一种场景描绘和故事情节的一个切面，还在小说的纵向发展上推动了故事情节，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庸这种“以文写武”、“以武写人”的创作原则与写作方法，为武功技击的描写寻找到了一种新的广阔思路及花样翻新的方式与形式，对表现人物性格、表达作品主题而言则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辅助性手段，起了提示、映衬、装饰等多重作用。这种手法使我们不仅可以从人物武功的设置上看出人物的性格气质和金庸在他们身上灌注的理想规范:同为“降龙十八掌”的传人，洪七公、郭靖、萧峰身上都渗透着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而象征着“隐士之剑”、“自由之剑”的“独孤九剑”只有到了风清扬、令狐冲这类个性高扬、灵活通达的人物手中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通过考察“武功”这一显形观念的象征意义还可以加强对小说的主题的理解：如《笑傲江湖》中的“辟邪剑法”与“独孤九剑”，前者象征着邪恶的欲望野心（是一种源于宫廷、创自太监的自我阉割之术），后者则暗示隐士的冲虚淡泊（无招无式却无往不利），这两种武功间展开的斗争撕杀，构成小说叙事线索的同时，更是对小说“一统江湖”与“笑傲江湖”两派力量殊死搏斗的政治寓言的主题内容的揭示。

一 武功的传继与创新——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与反思
武功是武林人士在风云变幻、恩怨辗转的江湖中摔摸滚打，不至于被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淘汰的一门基本技能，为侠客们捍卫自己的生命自由乃至维护武林正义提供了有力保障。学习武功对主人公们的成长、成才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于是“上山学艺——艺成下山”的拜师生涯成为武侠小说主人公成长故事中一个经典的情节套式。师徒关系在江湖社会中跃居为与父子关系同等重要的社会关系。在“生身之父”缺席的情况下，“师父”便俨然成为“生身之父”的代替者形象出现，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担任起传授武功与价值规范的双重责任。
武侠小说中主人公们的成才一般有两种途径：师出名门，或因机缘巧合得了什么“武功秘籍”武功大进、吃了一些妙药仙丹内力徒增。金庸小说中确实存在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情境：主人公瞎打误撞（通常是因躲避仇家追杀）而身陷绝境（山洞、密室等人迹罕至之地），无意中发现一本武学秘籍（如袁承志修习金蛇郎君夏雪宜遗下的“金蛇秘籍”、张无忌修炼《九阳真经》及乾坤大挪移、段誉学成北冥神功凌波微步），或误食某种神丸异物（郭靖喝蝮蛇宝血、段誉吃莽牯朱蛤、令狐冲服五宝花蜜酒），徒然神功涌现、百毒不侵。但除了这种大众化写法，金庸小说还有它的独到之处：即强调主人公作为主体的自身努力，突显师父在主人公成才道路上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金庸小说中师徒之间武功的传继便不只是一门功夫或技艺的简单传承，其中还包含了师徒间内在世界“同性相吸”的互动选择，“父一代”通过传授武功这一外化的技艺最终在精神气质乃至人格品性上给“子一代”深远的影响。师父代替了父亲成为“子一代”倍感依赖的精神导师。  
《鹿鼎记》中的小滑头韦小宝在师父陈近南被害时的失声痛哭，最能表现“子一代”这种欲得父亲而不得，在意识深处却不自觉地将师父当作父亲的化身的迷惘焦灼心态： 涵。下面我将从金庸小说“成长主题”这一主导叙事模式来阐释其小说的深层文化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