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兴衰800年

吕小强

南蛮子根正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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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一直傲然耸立在古代南中国的土地上，它不仅跨过长江奋力南进，将其开疆拓土的战刀威风懔懔地砍向南越民族，而且携强势执意北上，欲与气数渐尽的东周王朝和纷纷迭起的中原霸主们一决高低。楚国的诸君们或僭号称王，或问鼎中原，或北上争雄，一度发展成为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国家。   
　　　　　　   
由于强势崛起的楚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是会时不时地闹出许多令世人　目结舍的大动作，所以，中原诸候和周王朝提出它就心惊肉跳，惊恐不安。中国的语言词汇是丰富多彩的。在现实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如果心怀介蒂，只要提到对方，总是使用贬称。其实，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日本侵略者曾野蛮侵略我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中国人只要提到日本人多称“日本鬼子”。这个心态在两千多年前的列国争雄时代也不例外。心中寒着楚国，恨着楚国，自然也就烦着楚国，所以只要一提到楚国，中原各国的那些王公族贵们心中就充满仇恨，愤愤之中对其口诛笔伐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楚国崛起于南土的偏僻穷困之地，那些总认为自己出身于高贵血统的中原诸候和一直以天子自居的周王朝就如现代人称呼日本人为“鬼子”一样，将楚国人称之为“蛮夷”或是“南蛮子”。“鬼子”是骂人的话，看来，在春秋战国时代，这“蛮夷”或“南蛮子”也是骂人的话。   
　　　　　　   
得到“蛮夷”的贬称，楚国人一开始自然是吹胡子登眼睛，也有人咬牙切齿，内心极不舒服，但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再说，楚国人为了得到战争的胜利和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确使用了许多被世人当作异类而不耻的手腕，他们无法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无法改变就只有适应，久而久之，楚国人不仅适应了中原人称他们为“南蛮子”或“蛮夷”，有时竟然也此称谓而自称。如楚国先君熊渠在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想与西周王朝分庭抗礼，公开地不承认西周王翰对楚的分封。他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再如楚武王熊通见当时中原各国陷入到内乱和纷争之中，乘机强迫周王室为他加爵：“我蛮夷也，今诸候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尽管中原各国总是贬称楚国为“蛮夷”和“南蛮子”，楚国人有时为了争霸的需要，也有时以此自称。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楚国王族并非出身草根，它的先君与中原的诸候们一样根正苗红，楚国王公贵族们的血脉里与中原诸候王公贵族的血脉里一样流淌的也是中华始祖黄帝的血。  
　　　　　　  
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明确指出：“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意思是说，楚国人的先祖是“颛顼帝”高阳，而高阳就是中华始祖黄帝的孙子。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在其名传千古的《离骚》中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湖北楚国史专家魏昌教授在他的专著＜楚国史＞中说：“《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在部落集团形成民族过程中，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频繁进行，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长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英雄人物。恩格斯称这一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由于黄帝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开发贡献最大，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后来的华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尊黄帝为自己先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二：千里长征图自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顽强的毅志谱写了一曲标彪史册的恢宏巨著：红军用一年的时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成功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又有谁知道，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又有多少类似红军长征的故事被隐藏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在此，我们要告诉读者的是，古代的楚国先民们早在远古时代，就以非凡的气魄和英勇无畏的毅力做出了和红军一样气呑山河的战略大转移，所不同的是，红军的长征是自南而西，再向北，而楚国先民们的长征是自北而西再向南。红军长征只用了一年，而楚国先民们的长征却用了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楚国的先民们为何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畋转移？战略转移的时间又为何要如此之长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夏商时代楚国先民们所面对的政治格局谈起。  

远古时代，楚国的先民们一直生息繁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人口的增加和宗族的壮大，楚国先民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史记•楚世家》载：“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卷章又名老童，娶根水氏部族的女子骄福为妻，生了重黎和吴回。

在中国远古时期，部族首领的名字往往就是部族的名字。卷章的大儿子重黎，因为担任了部族政权的酋长，才以部族名取名。作为颛顼的一个分支后裔，重黎被当时的中原华夏酋邦君主帝喾任命为火正——远古时期为酋邦政权掌管火的官职。火正的职责为取火、出火、纳火、改火和保留火种，被尊为火神。《史记.楚世家》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喾派重黎到南方去镇压强大的反叛部落共工氏，因平乱不力，被其杀掉，另改任重黎的弟弟吴回接任火正一职。继续率他的部族南下与共工氏作战。后来终于镇压了共工氏的叛乱，但吴回却也死在南方，葬在南方衡山之阳的祝融峰（今湖南衡山）。  

吴回死后，他的子孙和部族成员仍生活在中原地带，因重黎和吴回先后担任“火正”一官，被世人均称之为“祝融”，后人就把他们的后代建立的部落称之为“祝融”部落。当为了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大禹的儿子启，在中原大地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奴隶主专政国家“夏”王朝时，仍然生活在今河南省新郑一带的祝融部落作为夏的同盟部落，对于夏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部落间的融合与发展，夏朝未年，一个以较为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为支撑的民族－－商族开始兴起。争夺地盘，争夺人口的血战自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正在走下陂路的夏王朝对于商族挑起的战争似乎无以自保，那些依附于夏王朝保护的部落自然也就难逃灭亡的命运。祝融八姓中的许多部落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商族不断呑并和殆。为了保存实力，八姓之一中的“季连部落”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且战且退中被迫向南迁移。于是，一场远古时代的长征在不经意之间就开始了。当时的楚国先民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一退，竞然就使自己的后裔们退到了故土之外的近千里的汉水流域。

季连部落迫于商的威慑，从新郑一带，顺着禹县，叶县这条古代的通路逐步南迁到了淮水以南，汉水流域和荆山地区，最后，与当地的土蓍部落相结合，形式了一个新的民族，也就是商周文献中所称的“荆 ”，“楚”或是“荆蛮”。由于古时处于刀耕火种之时，人类每向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何况楚国先民在南迁的进程中一定会遇到南方土蓍部落的激烈抵抗。所以，他们的长征之路也是在艰难险阻之中进行的。他们和红军所取的境地一样，也是后有追兵，前有阻截，所不同的是，就是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了。要不然，他们不到一千里的长征，为何走了数百年呀。  

现代的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季连部落的南迁是不争的事实。俞伟超在发表于《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的《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一文中说：根据考古学界的发掘和研究证明，原来江汉地区一直有一支土著文化在那生息繁衍，可是，在夏、商之际那儿的文化序列却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动荡，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上，“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这就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北岸。这一论证与古代的有关文献记载是多么吻合呀!这说明，北来的芈姓季连部辗转至丹淅、荆山和汉水流域一带，与原来荆楚地区先民相融合，终于形成了号称“荆楚”、“楚蛮”的民族，这就是后来对一统中国和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楚族。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从祝融部落分化出来的第六子季连，就是楚人的直系先祖，即嫡祖。他是从中原辗转迁徒近千里才到达今河南西南和湖北西北部的。  

商王朝冶下的南土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史学家曾说：“历史往往与人们开玩笑，本来是要进入这个房间，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楚国的先祖们为了逃避中原日趋激烈的战乱，逃避夏王朝的残暴统治，背井离乡，缓步南迁，苦苦寻求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安居乐业，渴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南迁的道路是漫长的，南迁的历程充满艰辛。楚国的先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土地相对肥沃，环境相对安宁的地方。他们怀揣着和平的梦想，开始用心的打点，经营，他们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就在他们暗自庆幸自己成功地逃脱了夏王朝横征暴敛的虎口之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却正在一步一步地在落入商王朝的魔爪之中。  
　　  
军事占领带来了文化的交融，文化的交融则有力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来的季连部落与原本在此的土著部落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最后竟然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由于此地到处生长着一种植物，名为“楚”，有时也称“荆”，所以，时人习贯称这个新出现的民族为“楚”，有时也称“荆”或“荆楚”。  

楚民族已经在江汉流域正式形成，但却仍然不能逃脱商王朝的手掌心。商王朝正式建立后，为了扩大剥削领域，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继续对四方异姓部落和异姓国家大肆征伐。《诗·商颂·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面对商王朝的大举进犯，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为免生灵涂炭，唯有俯首称臣。荆楚之地正式被商王朝纳入统治版图，成了其麾下的“南土”之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为了监管“南土”之地的民众，确保商王朝在此区域的绝对统治，商王朝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军事重镇，一旦有人反对它的统治，它就可马上发兵攻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由于商王朝对荆楚人民实施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们不堪忍受奴役，常起兵反抗。商王朝则出兵讨伐。《诗经·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描写商高宗武丁对楚国先民进行讨伐的场景。这是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很大，商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了荆楚之地的纵深地带，荆楚也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虽然通过武丁的征伐，荆楚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商。但是，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商王朝的后期，也愈演愈烈。殷墟卜辞上多有“弗雀噩在南”和“多亡祸在南土”等的记载。  

楚国先民在长期的对商斗争和对外部落冲突中建立起了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是这支武装力量的首领。楚国虽然在卑事商王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但却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了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商王未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局之时，对商怀有血海深仇的楚国先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楚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周宣王使出杀手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为防范法西斯德国的进攻，曾花巨资在法德边境沿线构筑了一道 固若金汤，天下闻名的“马奇诺防线”;五十年代，第二次中东之战后，在美国扶持下建立的以犹太国家以色列，以武力抢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后，为了抵御中东国家的突然进攻，曾经依托苏伊士运河这道天堑，构筑起高大坚固的军事防线;而在古代的中国，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后，连续原秦、赵、燕三国在北部建造的工事，构建而成的万里长城，其目的，也是为了有效防范和抵挡匈奴，对中原的进攻。  

为了保境息民，防卫疆土，古 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无不苦心积虑，殚精竭力。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为了防范日益兴起的楚国从南面对本土的侵袭和威胁，西周王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他们在军事打击，武力征讨的同时，一直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将楚国对自己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西周王朝煞费苦心，但却一直收效甚微。他们构筑起的城沲、要塞和堡垒，在楚国势力处于低潮之时，尚可奏效，但当楚国势力高涨，国力强盛之时，却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周昭王曾经幻想举重点将被自己视为心头之患的楚国，消灭殆尽，却丧尽六师，本人也死于非命。就连踌躇满志，残酷无情的周厉王也似乎拿雄居南方的楚国没有多大办法，只要它去掉自封的王位，表面许诺臣服于已，也就心满意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历代周王为了压服制约楚国，都费尽心机，却事与愿违，唯有暗中伤神，独自心酸！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周宣王走上历史的舞台。  

公元前828年，逃难于彘的周厉王死，继位的周宣王充分吸取其父厉王的惨痛教训，礼贤下士，亲民重农，励精图治，一度衰弱的周王朝迅速恢复国力，进入了史称“宣王中兴”的时代。为了剪除外患，平服反叛势力，重树天子权威，周宣王在稳定内政，巩固国防的基础上，开始武力征讨。他令大将尹吉甫举重兵讨伐犭严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功了剪除了犭严狁对周王朝的威胁和侵扰。尹吉甫刚刚凯旋归国，周宣王又命其向地处南淮之地的东夷部落，强制征收贡奉。东夷部落开始并不愿附首称臣，尹吉甫软硬兼施，威胁说：“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古代，兵、刑不分，用兵，就是对他国施行刑罚。据郭沫若考证，“扑伐”就是要出重兵武力镇压。东夷部落慑于淫威，只好表示称臣纳贡，听命于周。周王朝再次拥有了对南淮之地的控制权。现收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出土于宋代的那尊圆形附耳的青铜器“兮甲盘”,为我们真实客观 地记载 了这段历史。盘内有铭文133字，记述周朝大将兮甲听命周王，征伐锷狁，受到赏赐后，再受天子又命南服淮夷的史事。据专家考证，此器铸造于周宣王之时。盘内的铭文“夸伯吉父”，就是《小雅．六月》中的“文武吉甫”，也就是“尹吉甫”。《诗·大雅·常武》也曾记载了宣王征伐淮水流域的徐国，大获全胜的史事。诗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截彼淮浦”;“徐方来庭”，淮夷徐戎被征服。 但是好景不长，周王朝刚刚威胁的东夷，却被势力较强大的楚国武力占有。南淮之地的贡物 源源不断地输往了楚国。  

周厉王之时，已经自称为楚王的楚国国君担心厉王讨伐，曾主动去其王位，但其国势并没有受损。后虽两度发生君位之争的内乱，却依然以傲铸的姿态耸立在南土的荆楚大地，大肆兼并周边的诸候方国或部落。由于事不关已，周宣王也就熟视无睹，但现在，楚国竟然敢于在太岁爷上动土，公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指手划脚。是可忍，熟不忍。端坐在天子宝座之上的周宣王勃然大怒。他将“讨伐荆楚，横扫南土”视为当时最大的战略目标，立即举大军南征。一场声势浩大，场面惨死的周楚大战开始上演。主导此次伐楚大战的将军是召伯虎。史书有证：“王命召伯虎，开辟江汉之浒。”比起他那位两个世纪前的先前周昭王，宣王要幸运的多！周王朝的军队不仅打败了楚国的军队，而且深入其境，“日辟国百里”。楚国人在周王朝的沉重打击下，被迫沿着纵贯今湖北部的荆山山脉，向南举国迁徒。周王朝南征楚国，平定淮夷的辉煌战绩在《诗·大雅·江汉》中完整地记载了下来。这首诗的原文如下：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  
　　　　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全诗以江汉起兴，构造必胜的声势，着重描写成功的赏赐和纪念，衬托军士的威武。叙写了周王命令召虎率兵平定淮夷，开辟疆土，赏赐召虎的丰功伟绩。  

尽管宣王末年，对内乱杀无辜，导致君臣离心离德;对外乱用军威，屡次兵败，最后竟然殒命于一个假扮为被其处死的大夫杜伯鬼魂的射手的箭下，但终其治国理政一生，仍是功大于过。其治下的“宣王中兴”为西周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成功之处，不仅表现在他理政的早中期，威服诸候，重树国威;而且表现在他对于南控楚国的高明之策。  

他控楚的策略是什么呢？  

原来，他日思夜想出的制楚谋略就是要在南面建立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以确何大周王朝的安全。不过，他所建立的防线，并不像秦始皇利用天然险阻，构筑其固若金汤的万里长城，也不是在江水的北岸加高堤防，构建工事，派重军防守防守。他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否真能抵挡楚国军队的北上呢？  

原来，他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仿效其先祖武王和成王的分封制，在以周为核心的中原各诸候国和南方的楚国之间，这个被他通过大举征讨建抢占的大片土地上，再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诸候国集团，作为控制楚国北上的缓冲 区。类似于今天，以色列在与叙利亚和黎巴伦建立的安全地带。不过，以色列的安全地带是无人区，西周王朝的安全地带确是由一系列国家组成的人口浓密区。这个由周宣王册封新建立的诸候集团，被周王朝自豪地称之为“汉阳诸姬”。  

“汉阳诸姬”主要包括以下国家：  

申国。位于今河南南阳市东北。西周初年，申国大概位于在陕西、山西之间。宣王征服了汉水流域以后，赶走了原在南阳盆地的谢国。将其母舅分封于以前的谢国之地建立申国。《诗·大雅·崧高》记载 ：“定申伯之宅”，“彻申伯土田”，“作邑于谢。”《括地志》：“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北三十里。”《汉书·地理志》和《左传·庄公十八年》杜注也说在南阳宛县。

吕国。位于申国附近。《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四十里，是申、吕同一地也。”  

曾国。地域在今河南南阳一带。 《国语·郑语》：“申、曾、西戎方疆 ( 强 ) 。”韦注：“曾，姒姓，申之与国也。”  

周宣王除分封南阳地区的申、吕、曾以外，在汉东、汉北地区还分封了属于“汉阳诸姬”系列的许多诸候国。其中在汉北的有：  

应国。地处淮汝，今河南省宝丰县境。本属于武王所封之国，周宣王也将其纳入到了“汉阳诸姬”的范畴。  

息国。地域在今河南息县西部偏南。 关于息的地望，《左传·隐公十一年》有“息侯伐郑”的记载。清人钱坫在《新校注地理志》卷五《汝南郡》中认为，息初在郑州以西的天息山，春秋以后与郑斗争失败后，为避郑患，向南迁徙。所谓“汝南新息县”，当为息的后迁地址。  

道国。在今河南确山县北 10 公里有道城，即古道国。  

而属于汉东的诸候国有：  

随国。在今湖北随县境。是周王朝封在汉东的最大的诸侯国，可谓汉东诸国的首领。  

唐国。在今湖北枣阳东南境。《括地志》卷七云：“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载唐城云：“ ( 随 ) 州西北八十五里，春秋时唐侯国。”  

厉国。在今湖北随县厉山店一带。 《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载：“厉乡，故厉国也。”颜师古注：“厉读曰赖。”“厉”、“赖”古声相通，此“厉”亦可写为“赖”。  

贰国。在湖北应城县境。  

轸国。今湖北应城县西。  

郧国。在今湖北沔阳县境。《括地志》及《元和郡县志》皆认为今湖北安陆一带为古郧国所在。安陆至今有郧乡、郧亭、郧公庙、郧城等遗迹。  

以上国家，除个别为周公东征后所封外，大部分是周宣王南征后封的。 清人易本烺在《春秋楚地问答》中认为汉阳诸姬所分布的范围应是“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光、黄，北至于淮汝。”这个地区当是汉阳诸姬活动的中心。  

这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汉阳诸姬”，是西周王朝分封在江汉流域的以姬姓为主的诸侯国，当然也包括周王室的姻亲诸侯国。他们按照周王朝的旨意，同进退。一旦楚国向北进犯，他们就联手采取行动，在周王朝大军的还没有到来之前，组建联军共同抗楚。这个藩屏周朝的国家集团，犹如如来佛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楚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肆无激忌殚地向北侵犯了。“汉阳诸姬”成为周王朝向南进攻的据点，同时又是捍卫周王室的屏障。  
  
春秋荆楚“第一王”  

提起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湖北人没有不知道的。他“观礼周郊，问鼎中原”的豪迈气概引无数荆楚儿女竞折腰。可要是提起楚武王熊通，真正了解的却并不多。但只要你认真翻阅了魏昌写的《楚国史》，他那句令人振耳发聋的“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的话一定会深深地打动你。正是他，远在公元前704年，就发出了与周分廷抗礼的一声大吼：“王不加位，我自尊。”遂自立为楚武王。他以盖世之功在荆楚大地挺起一座丰碑。他是当之无愧的“春秋荆楚第一王”。  
　　　　　　  
弑侄自立 开疆拓土  

楚武王熊通出生于公元前760年左右。当时，周王朝因犬戎入侵，镐京残破，已迁都洛邑，历史进入西周时代。周王朝严谨的“礼乐”制度已渐进崩溃，中原列国之间刀剑相伐，争城夺地的事时有发生。熊通的前任楚君（中原称其为楚子）蚡蝐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以武力“启濮地，征陉隰”，不断夯实着楚国的发展根基。  

公元前741年，蚡蝐病逝，本来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但心怀大志，喜招贤纳士的蚡蝐之弟熊通却突然发动了一次宫庭政变，兵不血忍的占领楚都丹阳，捕杀蚡蝐之子，自立为楚君。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以下犯上，弑君自立都是大逆不道的。但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言，正是这场宫庭政变改写了楚国的历史。从此，楚国开始迅速崛起于江汉流域，及至后来饮马黄河，问鼎中原。  

熊通自立后，一方面安抚楚国公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在赢得国人拥戴，巩固政权后；他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开始积极地向周围开拓。他在莫敖屈瑕和大将斗伯比、斗廉的帮助下，他先向濮人大举进攻，“始开濮地而有之”，占有了今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后又引兵北伐鄀国（今湖北宜城县西南），并乘胜越过邓国（今河南省邓州县）远伐地处南阳盆地的申国和吕国。申吕两国与楚相距甚远，就是以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到达那儿也要许多时日，这在两千多年前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申吕两国无力抵抗，只有求助于大周天子。面对周王朝派出的联军，为避免损失，熊通审势度势，领兵回撤，但却又顺路攻下了建国于商武丁时代的权国（现湖北荆门马良镇）。这样汉水流域的中下游就基本被楚国囊括殆尽。  
　　　　　　  
僭号称王 会盟诸候  

楚国屡次北犯，中原各国甚为惶悾，周桓王也是惴惴不安。身为王朝卿士，俨然春秋初霸，曾上演出“掘地见母”一幕的郑庄公坐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联络了在江淮流域影响力最大的蔡国在一个叫邓的地方相会，商讨共同对付楚国的办法，约定只要楚军再次北犯，就以蔡候为首联络中原各国军队共同御敌。  

郑蔡会盟并没有约束住楚国的手脚。与政治稳定，国势日盛的楚国相比，此时的中原列国一片混乱，晋、卫、陈、鲁、宋等国先后发生弑君自立的内乱和你争我斗的兼并之战，根本无暇顾及楚国的发展。而以春秋初霸自居的郑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由“周郑交质”到“周郑交恶”进而发展到公元前707年的“周郑交战”：周桓王率陈、卫、虢、蔡等国的军队征讨郑国。但长葛之战，郑国不仅大败王军，且一箭射中周桓王，使周天子威信扫地。一直对中原政局作壁上观的楚君熊通得此消息，异常惊喜，他敏锐地意识到解除“汉阳诸姬”对楚国的束缚，摆脱周王朝对楚国的羁伴的机遇出现了，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  

经郑重考虑，熊通决定采取“敲山振虎，求周封号”的策略。他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随国。他说：“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公元前706年，熊通统率大军攻入随国，驻军于瑕（今湖北随州县境内）。熊通以增加两国友谊为名，派出使者请求与随国订立盟约，并打着连结江汉诸候各国以效忠周王朝的旗号，要求随候游说周王为楚国晋升爵号。面对强大的楚军，为免生灵涂炭，随候答应亲赴周朝为之周旋，楚才退兵。可周桓王一听，大怒：“小小楚子，蛮夷之国，屡次北犯，何以加爵！”随候不敢多言，只得回国派使者回复楚国。熊通听说周王朝不但不为其加爵，反斥责他为“蛮夷之国”，气愤填膺，面对满朝文武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之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在众臣的拥戴下自立为楚武王。  

在大周王朝一统天下，分封诸候之时，唯有周以“上天之子”称为王，受封的各诸候则分别以公,候、伯、子、男的爵位自称。而楚受封时只不过是地位并不高的“子”爵，现在却敢于一举而称王，没有一定的综合国力和气呑山河的勇气是万万不能的，熊通此举不仅公然打出了与周分廷抗礼的旗号，而且也昭示了楚欲取周而代之的信心和勇气。自此，历代楚王都把北进中原作为楚发展的最高战略目标。熊通的称王之举为楚庄王问“饮马黄河，鼎中原”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为了明告诸候，树立国威，熊通称王后，接受莫敖建议，在公元前704年邀请周边列国在沈鹿（今湖北钟祥境内）会盟。接到楚国的邀请，巴、庸、濮、邓、鄾、绞、罗、郧、贰、轸、州、申、江等国都在会盟之日齐聚沈鹿，贺喜熊通，与楚结盟。只有黄、随两国没有到。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不参加会盟自然是秉呈了周王的旨意。熊通意识到，要取威中原就得先威服随国。于是他在派人赴黄国求问原因的同时，亲率大军第二次直取随国。随候只得拚死抵抗，却怎敌得过来势凶猛的楚军呢？加之随军内部意见不一，随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要是没有大将季梁的拚死保卫，弃车而逃的随候可能早就死于乱军之中了。不得已随候与楚订立了盟约，尊楚为王。  

先会诸候，后败随国，楚国的尊王之举不仅得到了同姓诸候国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与周王朝同姓的“姬”姓诸候国的承认，熊通僭号自称的王位也就顺理成章的合法化了。  

讨邓伐郧 计败绞国  

沈鹿会盟后，巴国成了楚的属国。公元前703年，巴国派使者到楚国，请求楚允许其与楚的姻亲国邓国（熊通娶邓候女邓曼为妻）订盟通好。楚武王熊通派遣道朔为使节，陪同巴国使者一同前住邓国行聘。但在接近邓国南部边境时，却受到当地鄾国人的袭击，韩服、道朔被杀身忘，财物被抢。由于鄾是邓的属国，所以楚武王令大夫章到邓国问责于邓候，邓不知原委不予接受，楚武王只得令斗廉率军围攻鄾国，以武力讨回公道。邓大夫养甥、聃甥率邓军救鄾，斗廉借着夜色悄然设伏，彻底击溃增援邓军，鄾人闻信不战而退，连夜弃城而逃。这样，楚武王即报了道朔被杀之仇，又占有了鄾地，一举两得。  

前701年，熊通为了实现分化“汉阳诸姬”的战略意图，令莫敖屈瑕率领一支楚军东进，欲与贰、轸（都在今湖北应城）两国订立盟约。但与贰、轸同处一地的郧国（今湖北安陆）得知后，担心楚国势力东扩后会影响到自己在汉东的既得利益，因此想断掉楚国的非份之想。眼见楚孤军深入，只道是天赐良机，便调聚大军驻守在一个叫蒲骚（湖北安陆境内）的地方，同时联络了随、州、绞、蓼等国，打算合攻楚国。消息传至楚国，楚武王熊通令屈瑕乘四国军队没有汇合前先发制人，速击郧军。于是先锋斗廉以精锐之师夜袭郧军并大败之，州、蓼、随、绞见楚轻胜郧国，不战自退。最后，屈瑕与贰、轸两国顺利的订立盟约而返。自此，楚的势力就顺理成章的深入到了古代青发水流域的汉东。  

为了打开北图中原的通道，楚武王以惩罚绞国助郧伐楚为借口，在公元前700年派屈瑕攻入绞国，但绞军闭城坚守，楚军强攻不下。后几经谋划，楚军首创“诱敌”战法，连续三天令军士假伴采樵人，利用绞军多多捕获樵夫为奴的心理，引绞军进入埋伏圈，在一举大败绞兵后，乘胜攻破绞都，绞候无计可施，只得俯首称臣。楚灭绞后凯旋而归。  
　　  
由于有一个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作后盾，楚武王几经攻伐，迅速占领了江汉流域的大片土地。楚国的国地面积由“不过百同”开始向“楚地千里”迅猛扩展。  
　　  
首创县制改革官制  
　　  
楚武王是位文武兼备的明君，他不仅用盖世的武功开疆拓土，威服列国，而且还善于治国理政。许多人总以为现在流行的县制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发明的，殊不知县制的首创者其实是楚武王。在熊通还没有称王前，楚灭了权国，沿用贯例保留了权国血脉，派斗缗去监理权国旧地，哪知身为楚国公族的斗缗后来竟然在权国遗老遗少的唆使下反叛于楚，楚武王以重兵平定权地的反叛后，将权国的遗老遗少全部迁移到了那处（今湖北荆门市拾桥镇），将原权国故地改设为权县，派阎敖为“县尹”管理权地，所有赋税全部上交楚王国库。从此可知，楚国的县制比秦国的设县早了近400年。  

楚武王为了巩固统治基础，还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官制。当时，楚国贵族的政治组织形式是由“敖”组成的，如最高官职“莫敖”由屈氏世袭，统领政治军事，具有领兵打仗，主持盟会的大权，地位显赫。楚武王已发现其权力过重，影响了其王权，有心进行改革。公元前699年，楚武王命屈瑕攻打罗国(今湖北宜城西)，屈瑕因曾大败郧、绞多国军队，居功自傲，盲目轻敌，既不接受他人建议，也不严密防备，最后遭到罗与卢戎两军夹击，大败而还。楚武王借此机会“威莫敖以刑”，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令其自缢于荒谷之中。然后，楚武王开始创设“令尹”一职，对内执政，对外主战，选取楚国公族中的贤能之士担任，以代替世袭的莫敖一职，莫敖则降为令尹之下专职宗正之事的官职。  
　　  
公元前690年，由于周庄王责备随侯不该承认楚僭号称王，楚武王极其愤怒，不顾自已年迈体弱，又亲自领军第三次攻随。行前对军事进行了较大改革，不仅研习出了新的战略战术，而且装备了新式武器，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楚武王临行前，虽已感觉到心跳不舒，力不从心，但仍坚持统军前往，不幸病逝于军中。为了实现武王夙愿，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继续前进，随侯恐惧不已，知道要是开战，自己必败无疑，只得再次求和。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义同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后，才胜利班师。直到渡过了汉水，才为楚武王发丧。  
　　  
终其一生，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三次领兵攻随，威震东周王室。他创县制，改官制，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以僭号称王之举，使楚国告别了对周王朝的朝贡臣服关系，使楚国以挺拔的身姿傲然耸立于江汉流域，并傲视群雄。熊通堪称荆楚大地古代楚国第一王。  

中原新贵座上客  
　  
“江山待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商朝败相渐露，气数将尽之时，已植根于岐山之地的周部落正在飞速发展壮大。一旦攒足劲，憋足了力，他们也要“中原大地”的“山寨王”，既做自己的主宰，也要像商人一样主宰其他部落和方国的人民。与商一决高下，取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  

周也是个古老的部落。其始祖名弃，擅长农耕，被后人祀为农神后稷。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有邰氏女子姜嫄在旷野行走，无意中踏上了臣人的足迹，怀孕生下儿子弃。据此，历史学家推测，周人在弃为部落首领之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迈进。  

周人的部落原处在今黄土高原的陕甘一带，世代以种稷为生。周人所创诗歌《公刘》记载，后稷传位于三世孙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今陕西句邑），过着富足的男耕女织生活。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了古公亶父之时，周人受薰鬻戎侵袭逼迫，不得不告别祖居之地，背井离乡，远徙他方。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越过漆、沮和梁山，迁居到了岐山之南的周原。  

周原物产丰富 ，土地肥美，灌溉便利。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为了保障周族生命财产安全，亶父同一统中原的商王朝建立起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卑事商王武乙，臣服于商的羽翼之下暗中积聚力量。《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于季历，季历不仅与周联姻，娶妻周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掌管畜牧。周此时是商王朝属下的一个强大方国。  

“卧榻之侧岂由他人酣睡”。老牌统治者总是时刻提防着新生力量，后起之秀则总对前辈手握的光芒四射的奖杯充满无限的暇想，日渐强大的周与日渐衰落的商，还没有渡过幸福美满的蜜月期，就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责，进而相互征伐。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保障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不受挑战，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周商矛盾陡然升级。季历死，其子姬昌继位（后世称之为周文王），欲报杀父之仇，一面暗中积聚力量，一面四处求贤纳士，广招良才。  

倍受商朝欺凌，几乎遭顶之灾的楚国先民为避商朝兵锋，已辗转迁移到今河南西南，湖北西北交界处的丹淅之地。他们艰难地挣扎在莽莽众山之中，还得胆颤心惊地向商王贡赋纳物，稍不上心，入会被商刀剑相加。当被后人谥号为周文王的姬昌求贤纳士，共讨高朝的信息自北而南传入楚国先民所建的部落时，其首领鬻熊冷静地分析时政，权衡利弊。按照现代学者徐旭在《凤凰翼翼高翱翔》中所说，他敏锐地从“未来将要发生的政治，军事角逐的格局中，依稀看到了本民族的生机”，也预感到了殷商行将灭亡的结局。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的鬻熊“像今天股市中有头脑的股民一样，审时度势地如数投抛出了商纣王之支垃圾股，果断地在未来可能升值的周文王身上押上了一注”。  

打理好政务，鬻熊不顾年老体弱，路途遥远，亲赴周文王所迁新都丰，欲与文王会盟。鬻熊从部落所处的丹淅之地出发，沿着丹水宾主相见，寒暄既毕，鬻熊就一语中的，表明心迹：“欲与周共图大业，共讨商贼！”文王虽求贤若渴，但见其皓首鹤发，年近九旬，笑曰：“以君之力，何以伐虎豹之国！”“使臣捕兽逐鹿，臣是老了，若使坐策用事，臣尚年少！”文王颔首称是，两人相拥而坐，促膝长谈，言词皆欢。  

后人根据鬻熊所言整理的《鬻子书》一书记录了鬻熊启示周文王的精辟之言：“发政施仁谓之道，上下相亲为之和，不求而得为之信，除天下之害为之仁。” 贾谊在其《新书》中将鬻子闪烁着哲学光芒的论断归纳概括为六条，其中一条就是：“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后世楚国统治者曾将其思想高度浓缩概括为“严和忠敬”，奉为立国之本。其中，“严和”指外事方面的政策与策略，“忠敬”指内政方面的标准与原则。  

《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昌意之苗裔鬻熊之子事文王。”简洁明了的语言将两个年过古稀的部落首领会盟的成果昭示为天下：周文王像后世的三国时代的刘备信任倚重诸葛亮一样，奉鬻熊为自己的军师。凡政务，军务，国事都虚心向鬻熊求教。鬻熊后人熊通在公元前704年向周王室请求加爵不得，自封为王时说曾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鬻熊作出的非凡之举对自己而言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利益，但却为其后代从周王室那里获取巨额政治效益埋下了伏笔。没有其智慧与汗水的付出，哪来熊绎受封子爵，立国丹阳。  

根据郭沬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的考证，周文王儿子发（后世称之为周武王）在约在公元前1027年，也就是周文王去逝后第四年，领兵伐商，纣王兵败牧野，自焚而亡，商灭周立。尽管楚部落可能应距离中原较远，其兵甲并没有参与到与周联合讨伐商王朝的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八个方国部落的名称之中，但鬻熊以“文王师”一职，对灭商兴周所作的贡献却功不可抺。周楚两族自鬻熊与周文王时期就建立起的亲密友情依然牢不可破。否则，数年后，为周成王摄政的周公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逃入楚部落避难的。

死亡乌云

古语有言：兴周八百年之姜尚，兴汉四百年的张良
楚国经过拼杀能存八百年之久确有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