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周信芳

朱一剑

作者：沈鸿鑫
               
            “七七事变”发生时，周信芳正带着戏班在天津演出。他立即中断了演出，想方设法，张罗了盘费南下。周信芳回到上海时，正赶上淞沪战争。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经济并不宽裕，为了救济受难同胞，他与夫人设法筹了一笔钱，购买了一批粗布、棉花，他夫人发动闺中友好缝制了一批棉衣，送去救灾。当时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已经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由中共地下文委成员之一的田汉和欧阳予倩任负责人。10月6日，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举行座谈会，周信芳在会上提出，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会上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戏剧界救亡协会，并专门设立歌剧部，与会者一致同意了这一倡议。
               
            八一三战争爆发，上海驻军524团浴血抵抗，后来中国军队奉命撤退，谢晋元副团长率该团第一营留守闸北四行仓库。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八百壮士”被困在胶州路，上海各界爱国同胞闻讯后，纷纷募捐，前往慰问。周信芳派了李文浚、曹慕髡为代表前去联系，并决定去胶州公园慰问演出，周信芳把自己的私人汽车拿出来运输幕布、地毯等演出用具。
               
            1937年11月间，日寇占领了上海，上海陷落在敌伪控制之下，只剩下英、法租界，遂成为“孤岛”。这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走向前线和农村宣传抗日。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则留在孤岛上海坚持抗日救亡运动。田汉等在撤离上海前，又与周信芳、欧阳予倩等人在卡尔登戏院集会，田汉说：“无论是离开，还是留在上海，都要战斗，决不做亡国奴！”
               
            周信芳恢复了原来组织的移风社，并在人员上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仍由周信芳任社长，金庆奎任后台文武总管，李长山为文管事，李人俊为武管事，张世恩为“场面”（即乐队）负责人。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商量，两家合租卡尔登戏院，一家一天地轮换着演出。后来中华剧团移往三星大戏院，由周信芳的移风社在卡尔登独立支撑。
               
            周信芳的移风社于1937年10月28日开始在卡尔登演出，至1941年历时四年。其间，演出最多的是《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这两出戏。
               
            《明末遗恨》周信芳从九·一八以后就多次演出过，可是现在祖国大片土地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再演此剧，其效果就更加强烈。第六场闯王兵犯山西，危及京城，崇祯皇帝撞钟擂鼓，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国丈田宏遇提出：“万岁何不向百姓输捐粮饷。哪个不肯，就国法从事。”这时，崇祯有一段长篇的念白，“听国丈之言，叫孤去输捐百姓。蛖！百姓们虽有救国之心，但是他们能有多大力量。国家捐了他们不止一次了。捐得他们精力全疲，而且自顾不暇，现在哪里还有钱来捐助呢？虽然爱国心未尝少息，但是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这做元首的，再去压迫他们，敲他们的骨髓，实在的于心不忍。可是那一些面团团、腹便便的有钱的百姓，他们又没有爱国思想。一个个花天酒地，我我卿卿，逢到缠头之费，一掷千金，国家兴亡，置若罔闻，慈善事务，不舍分文，富翁如此，能不痛心也！”这里写的是明末的历史状况，其实分明影射当时抗战初期社会的现状。
               
            周信芳饰演崇祯皇帝，念、表苍凉有力，抑扬顿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段对白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至，观众无不拍手称快：“骂得好！”当念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台下也总是响起阵阵掌声。在“杀宫”一场，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一字一句催人泪下，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
               
            1938年，周信芳又请著名电影导演朱石麟编写了《徽钦二帝》，9月在卡尔登戏院首演。这出戏写宋徽宗沉缅声色，信奉道教，叫道士郭京演六甲神兵；他罢斥忠臣李纲，而重用奸佞童贯、张邦昌。金将粘罕攻破汴梁，掳徽、钦二帝，囚于五国城，使之青衣侑酒。侍郎李若水随行，痛骂金人后殉节。这出戏，以前欧阳予倩与夏月姗在新舞台也曾演过，但重点在描写宫闱荒淫，权臣误国；这次重新改编，主要突出了亡国之痛。
               
            《明末遗恨》与《徽钦二帝》是这一时期周信芳演出的影响最大的两部戏，它们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即使有台风暴雨，交通受阻，卡尔登戏院也照常满座。有时发大水，剧场进了水，还照常演出，从剧场门口搭上木板，直通场内。人们称这两出戏是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也正因为如此，敌伪对周信芳加紧了迫害。伪皇道会会长常玉清就多次威胁，英租界巡捕房也派人来盘查。还有人用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恫吓周信芳等人。当局对周信芳演的戏部部都要审查，《明末遗恨》剧词中有“山西”、“曲沃”等地名也不许说。《徽钦二帝》只演了二十一天，就被勒令停演了。
               
            对此，周信芳极为气愤。为了揭露敌伪的横暴，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反感，他公开登报声明停演原因。同时他又夜以继日编写歌颂民族英雄的新戏《文天祥》，但仍然遭到禁演。周信芳不顾敌人恐吓，在卡尔登戏院的舞台两侧挂出了新戏预告，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斗大的字，就像一副惊世醒目的对联，使观众一进戏院就看见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从而得到感染，自然有所联想。这副对联一直挂到移风社被迫解散为止。
               
            周信芳的移风社坚持了四年之久，于1941年8月被迫解散。四年中除了演出《明末遗恨》与《徽钦二帝》之外，还演出了大量新编的历史剧与传统戏。1938年末，周信芳演出了朱石麟编写的连台本戏《文素臣》。周信芳导演兼主演，合作者有高百岁、王熙春、金素雯、刘文魁等。这个戏取材于《野叟曝言》，男主人公不满意不良政治，很能得到观众同情。公演之夕，有“万人空巷来观”之说，连满三月，被称为独标风格的新型平剧。1939年续排二、三、四本，观者愈众。三本“金殿骂奸”一场中，慷慨激昂的念白获得满堂彩声。
               
            周信芳不仅自己坚持编演有抗日爱国倾向的戏，还热情支持同行和战友们的救亡活动。如阿英、周贻白等创办的新艺剧社在上海璇宫戏院公演《海国英雄》，艺友座谈会同仁编演新戏《信义村》。周信芳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在民族危亡、人民生灵涂炭的时刻，周信芳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同仇敌忾，发人民之不平，歌人民之心声，这是非常可贵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归耕南园，周信芳演剧救亡，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可谓异曲同工。1945年抗战胜利后，田汉写了一首诗，送给周信芳，诗云：“烽烟九载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烈帝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倍苍凉。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
            （摘自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