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宋人与宋词的故事

长风万里

本文轉自sohu論壇，原作者：飛雁遊天涯。

前言：
　　 很喜欢宋词，借着读词之际，有感而发，写了下面一些文字。边读边写，写多少是多少。欢迎拍砖指教！
　　 声明：排名的先后不按照词人的实际才华，而按照本人对他的熟悉程度和写作的难易程度而排列。

柳永（987？-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曾官至屯田员外郎,家中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柳屯田。
　　
　　 一、柳永和宋仁宗赵祯：
　　
　　 今人皆知柳永是宋词大家，内心充满敬仰，但在当时，柳永活得十分可怜，“为人放荡不羁，终生潦倒”，当时文人的诗词集里没有关于他的材料，《宋史》没有为他立传。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野史来了解他的事迹，但这些零星的记载，也是各书传闻异辞、支离破碎的。
　　
　　 柳永少有俊才,为人风雅,巧工词章，人称“金鹅峰下一枝笔”。他很早就来到京城，终日在青楼妓院里厮混，浪得才名，《避暑录话》中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与大多数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一样，他也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落榜后，他还满不在乎，做诗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5年后第二次开科，还是没有考上。自夸一定“金榜题名”的柳永脸上挂不住了，激愤、狂傲之气一发作，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牢骚归牢骚，考试还得继续，所以他又参加了朝廷的第三次大考。这时，他已年近四十了，皇帝也已经从真宗赵恒换成仁宗赵祯了。
　　
　　 这“恭俭仁恕”的仁宗赵祯，颇爱文士，提拔了如范仲淹、司马光、晏殊、苏东坡、欧阳修等诸多人才，不是心胸狭隘、爱搞文字狱的领导。他容得了落魄酸秀才“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的反动诗，也容得了大臣们对自己“沉湎女色”的尖锐指责，还容得了包拯不尊圣旨、唾沫溅到自己脸上的行为，却不知为何，偏偏对柳永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较起真来。赵祯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不假思索，信手就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大笔轻轻一挥，就把柳永勾掉了。录取名单公布开来，众人纷纷嘲笑柳永“才子词人，白衣卿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噎得柳永几天说不出话。
　　
　　 关于赵祯此举，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是“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不喜欢艳俗之词，不喜欢柳永行径放荡。但我猜测，这莫非是柳永“风头太健、盖过皇帝”惹的祸罢？当时的柳永炙手可热，“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妓院的顺口溜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他的词远传高丽等国，也传入宫中，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但赵祯肯定不会喜欢这顺口溜，说不定还有点吃醋，暗暗着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小瘪三怎好抢了朕的头彩？”这次科举考试，乘机报复一下也未可知。当然咯，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恶搞，当不得真的。
　　
　　 柳永经过一番失望伤心之后，突然醒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考试生，我是“奉旨填词柳三变”！“腹内胎生异锦，笔端舌喷长江。纵教片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柳永，从此彻底与仕途说byebye，沉缅秦楼楚馆，无约无束地为娼馆酒楼度腔制曲，但愿温柔乡里长醉不常醒！
　　
　　 但柳永毕竟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父亲及兄弟都是儒学名士，家庭和他本人，骨子里无不希望“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为了改变不顺利的仕途，柳永甚至折腾了一下“走后门”。真宗时期的两浙转运使孙何是柳永的布衣之交，自负的柳永不愿直接开口求人，却作《望海潮》词，让相熟的歌妓献唱以达孙何。在宴会上，那红衫翠袖的歌妓舞动身姿，娓娓唱道：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将孙何管辖的杭州吹嘘得如花似锦，孙何听得眉开眼笑，即日迎接柳永入宴，柳永大喜。但孙何不久病重，还没来得及向皇帝推荐柳永，就一命呜呼。柳永没有步入仕途，自然又是一番郁闷、绝望，可这首词却流行大江南北，极受欢迎。据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扬鞭渡江之志。”另一则传说更玄乎，说是完颜亮派遣画工到宋，偷偷临摹了杭州的湖山胜景带回金朝，并亲自在画幅上题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然而，这毕竟是野老乡谈，不足为凭，权当笑料。
　　
　　 大约50岁时，柳永终于进士及第。赵祯对他在打着自己的名号“奉旨填词”并不计较,还特地召见了他,“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皇佑中,又迁屯田员外郎。柳永做了小官，可惜政治与诗词完全是两码事，他在官场上没甚作为，且没多久就罢官。柳永只得继续放荡形骸，流连妓院，不久客死旅途，终生愤愤不平。
　　
　　 二、柳永的艳词地位：
　　
　　 然而，我想说的是，柳永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官场上的失意。仕途不顺，这在文人中十分普遍，虽然痛苦，却不是最致命的。他们往往还可以“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通过或者嘲讽时政，或者装作退出官场、寄情山水之间，或者与朋友专攻文章，或者布衣躬耕、静待时来运转等方式来获得心理平衡。无论如何失意，总有三五文人知己可以交往，彼此抚慰受伤的心灵。柳永却极度寂寞，终生孤零零。
　　
　　 柳永在文人中没有一个知音，作为一介落魄书生，他走了一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放荡之路：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自命清高的文人墨客皆以他为耻，鄙视他的“多游狎邪”的品行，不与他交往。自负的柳永一怒，彻底扎进妓院，与“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妓女们相依为命；虽有大把的妓女追捧，柳永却也没有在妓院找到“红颜知己”，骨子里的正统教育，大概也接受不了娶娼女为妻罢？
　　
　　 当时的词坛“雅文化圈”不认可柳永的词，认为他的词俚俗，讥讽柳永那些浅近卑俗、香艳近淫的歌曲。同时代的另一大词人张先讥诮柳词“语意颠倒”。严有翼《艺苑雌黄》评柳词是：“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蝶之语。”王灼《碧鸡漫志》认为柳词有“野狐涎之毒”：“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这一点，从当时的词坛领袖晏殊的态度中可以窥见一二。由于吏部不录，同行讥讽，柳永日子难过。某一日，他突发奇想：宰相晏殊也是大词人，想必能理解和同情我罢！当年还向皇帝推荐出身寒门的范仲淹、欧阳修，那么我……精神一振，急急地去拜访。晏殊是慧眼识才之人，也知他的大名，立刻客气地接见了他，柳永十分欢喜。闲谈中，晏殊正襟危坐，好言相劝道：“听说，贤俊最近写了不少词，恐怕不宜……”柳永愕然，霍然站起，愤声抗议：“我写词就错了么？就是宰相大人你，不也闲时写点词、没事偷着乐吗？”晏殊大为不悦，一拂衣衫，面有鄙色：“晏某确实写词，但从不写淫秽下流之词，如‘针线慵拈伴伊坐’之类！”柳永无言以对，灰头土脸地不自在，只得落荒而逃。
　　
　　 但柳词除了一些卑俗近淫的歌曲外，还有许多精美的词曲，这些词句寓情于景，情景相融，相得益彰，都是雕琢精致、珠润玉滑的名句，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柳永开始受到后世的称赞。柳永最出色的作品是爱情诗篇《雨霖铃》，词境缠绵悱恻、委婉动人，全文不着一个“爱”字，却把恋人间的离愁别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而《八声甘州》却是另一种风情，气势雄浑、意境辽阔，连苏东坡也对“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击节赞叹，说“世言柳耆卿之曲俗，非也”。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隅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再看《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令人荡气回肠，成为千古爱情绝唱。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将其作为古今成大事和做大学问者必经的第二境界。
　　
　　 当然，也有宋人极度推崇柳词的，祝穆《方舆胜览》卷十引范缜的话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缜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柳词见之。”有人认为甚至可比离骚，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就是柳永的词。还有人以为柳词可比杜诗的，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平斋的话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只是实说”，决不矫情！柳词的最大特点确是真情流露，直抒胸臆。苦难寓悲情，愤怒出诗人，柳词或妩媚，或疏狂，或缠绵，千种风情，柔情似水，激情似火；平仄声里，如杜鹃啼血，如急雨打萍。瓦肆勾栏的欢乐闲愁和仕途的凄凉辛酸造就了柳词的辉煌，也造就了他孤独寂寥的人生。
　　
　　 三、柳永和古龙：
　　
　　 看柳永的词和故事，很容易联想到古龙。好色、嗜赌、嗜酒、放荡形骸、才华惊人是两人的共性。古龙笔下的浪子剑客，晓行夜宿，酒醒阑珊，完美地再现了“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的萧瑟意境。我甚至常常迷惑，是不是千年前的柳永“借尸还魂”，“穿越”到20世纪变成了古龙？
　　
　　 在宋朝，“杨柳岸边，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的词却不被当时的正规文学认可；今天，“有华人处，便有古龙的武侠小说”，但古龙的武侠小说照样也被文学庙宇嗤之以鼻。--历史是一面镜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当然，在施行稿酬制度的今天，古龙比柳永幸运得多，他虽被纯文学圈拒之门外，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武侠小说的作家圈子里也有极高的声望，常与金庸、诸葛青云等同道切磋技艺。另一方面，他的文学才华和地位也不如柳永。
　　
　　 柳永生前潦倒，离世也悲凉，“葬资竞无所出”，据说是妓女们集资安葬了他。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名篇，故事称，每逢清明，都有歌妓舞妓载酒爻饮于柳永墓前，时人谓之“吊柳会”，也叫“上风流冢”。不参加“吊柳会”、“上风流冢”者，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并约定成俗。直到宋高宗南渡之后，这种风俗才中断。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而古龙生前异常热闹奢华，死时却异常孤独寂寞，死时身边无一个女子来看他，死后也无一个女子来思念他。1985年9月21日，古龙终于安详地闭上了他的双眼，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暧，那些从古龙身上赚取大把金钱的“红颜知己”都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妓女们的操守一代不如一代了呢？还是现代妓女们的觉悟提高了、不会再为浪子动情？

[发帖际遇]: 长风万里遭太岳四侠打劫，落荒而逃中丢失银两7.

长风万里

二、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西临川人。自幼聪明，《宋史》记载“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后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谥元献，世称晏元献。
　　晏殊是一个公认的诚实人。他十四岁时，参加宋真宗赵恒主持的考试，“神气不慑，援笔立成”。等到复试时，晏殊发觉试题是自己温习过的，就要求另出试题。赵恒很吃惊，再出题，晏殊仍得高分。赵恒大喜，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没多久，赵恒又破格提升为东宫官，说：“近来群臣游玩饮宴，只有你闭门读书，如此自重严谨，正合适做太子的老师。”晏殊连忙谢恩，认真地说：“陛下，其实我也很喜欢游玩饮宴，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会去参与宴游。”赵恒大笑不已，从此对他格外信任。
　　晏殊身为仁宗朝的宰相，喜欢奖掖人才，范仲淹、孔道辅等都出其门下，韩琦、 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均被重用，以致有人在晏府庭前贴上一副对联：“门前桃李重欧苏，堂上葭莩推富范”。晏殊还热心教育，“大兴学校，以教诸生”，《宋史》赞他：“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
　　但是，晏殊在文坛上的成就远超政治，他是作为“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载入史册的，“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他尤擅作词，有“导宋词之先路”、“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并被戏称为中国唯一的“词人宰相”。晏殊小令语言婉丽，音韵和谐，温润秀洁，清新含蓄，多表现诗酒生活的悠闲情致，以及在这种生活中产生的感触和闲愁。代表作是《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传诵千古的名句，来得却很偶然。《复斋漫录》记载，晏殊一次途经扬州，对江都县尉王琪在大明寺的题诗十分欣赏，特地请他吃饭。筵席后，两人在花园中闲步。时值春晚，晏殊望着夕阳下的遍地黄花，有感而发：“王兄，我作了‘无可奈何花落去’，几年来，未能对出下句！”王琪抬头，手指天空的飞燕，大声道：“何不用‘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听了，豁然开朗，拍手叫绝。
　　《青箱杂记》说，晏殊“风骨清羸，不喜食肉，尤嫌肥羶，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晏殊既吸收《花间》温（庭筠）、韦(庄)的长处，又颇受南唐冯延已的影响，追宗“西 昆体”，以情致胜，艳丽之中有沉著，不流于轻倩、浮浅, 故为当时所重，有“仁宗令词之专精者，首推晏殊”的评价。
　　《蝶恋花》同样享誉词坛：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之第一境界也。”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晏元献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晏殊非常喜欢突然留客，家人们十分慌张：一下来了几十个人，没有提前准备筵席，这可如何是好？晏殊踱步，微笑摆手：“不急，不急，先上酒来！”于是，宾客安然入座，一人设一空案、一酒杯，一边以歌乐相佐，一边谈笑作词；几圈过后，各色水果实蔬熟食都已经灿然上桌。晏殊等大家吃饱喝足、歌舞尽兴后，遣散歌妓，略一欠身：“诸位，你们的表演结束了，现在，也该我献上两首，以宾主同欢！”于是洋洋洒洒，挥笔一首《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好一个太平宰相、富贵闲人！
　　同样是宰相，晏殊和文天祥比，真真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晏殊的日子过得那个叫富贵闲适，我每读到此处，都忍不住淌几滴口水，估计连神仙都要羡慕的罢？可应了那句俗话：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但是，俗语也云：富不过三代。晏府的繁华生活，到晏殊儿子晏几道成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过眼云烟”了。

长风万里

三、晏几道

　　晏几道（约1040～1112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著作《小山词》，词风逼近乃父，后人称他们父子为“大晏小晏”，甚至欲以他们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比。
　　据说晏几道幼时曾喜欢柳永的词。一次，在家中宴会上，五岁的小晏几道竟将街头流行的“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拍手唱给大家听。一屋高雅宾客面面相觑，脸上是一片死灰，哪里还能开口！晏殊脸色涨得通红，呵斥道：“住口！小孩子不得胡说乱唱！”小晏几道不依，嚷着这歌好听。晏殊恼怒，立刻给了儿子一个耳光。丫鬟们慌忙奔过来，要捂住小晏几道的嘴，要将他拉走。小晏几道委屈极了，边走边哭道：“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就觉得好听嘛，我为什么不能唱？”晏殊跌足，喟然长叹：孺子不可教也！
　　但是，长大后的晏几道，却开始像他父亲晏殊那样，视柳永那类慢词为“下里巴人”；在他后半生的神宗时代，是柳永之后、苏轼主导的慢词黄金时代，晏几道却更加沉醉在“阳春白雪”的小令创作里，写那些回肠荡气的男女悲欢离合。这种难以释怀的“怀旧”心理，可能与他“从云端坠入凡尘”的坎坷经历有关。
　　作为宰相之子，少年晏几道过的是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的生活，“金鞍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且因聪明伶俐，据《花庵词选》中记载，仁宗赵祯有一次在宫中举行宴会，特召他作一首《鹧鸪天》演唱。但他十八岁那年，父亲晏殊去世，“树倒猢狲散”，此后家道中落。神宗熙宁七年，晏几道因郑侠上《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牵连，身陷囹圄。出狱后境况日下，四十多岁时才做了小官，晚年甚至到了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
　　如此经历，形成了晏几道孤傲耿介的个性，好友黄庭坚总结他有“四痴”：“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沉沦下僚、失意潦倒的晏几道，既不肯依附权贵，又拙于谋生，只能通过缅怀既往的辉煌岁月，来安置失落的心灵。他就像出家的贾宝玉，始终丢不掉“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终身回忆大观园里那几个聪明伶俐的真情姐妹。他的词大多是描写由富变衰以后的抑郁或失恋诀别之后的悲哀，笔调感伤，凄婉动人，代表作如《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怀念歌女小苹，怀念当年的纯真情谊，更是怀念那个纸醉金迷的温柔富贵之乡。脍炙人口的名篇《鹧鸪天》也是如此：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銾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另一首《鹧鸪天》抒发的是惆怅春思、无限乡愁：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
　　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也许，他想通过牢牢地抓住这个快过时的小令，来抓住已经流逝的繁华岁月罢？就像那些曾经辉煌的女明星，穿着那件过时的真丝旗袍不放，宁愿千百次的咀嚼往事，回味旧梦，也不肯睁开眼睛看已经变化的世界。“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研北杂志》记载说，苏轼曾对晏几道拒绝慢词、坚持小令的作法十分纳闷。一次，苏轼亲自来拜访晏几道，想和他谈谈心。晏几道从破旧的屋子里踱出来，冷冷地道：“当今朝廷高官，多半是我晏府当年的旧客门生，我连他们都无暇接见，更何况你！”掉头回屋。
　　苏轼自然愣住。当时的苏轼名满天下，又喜朋友，所到之处，无不呼朋引类，极受欢迎。这种钉子还是人生第一次碰到！
　　苏轼捋捋胡子，笑着走开了。遇见这么一个任性倔强的落魄公子，他除了笑一笑之外，还能怎么样？难道要去跟穷途末路的晏几道呕气不成？
　　关于晏氏父子词的高下之分，后人有不同的看法，宋人王灼云：“晏元献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有许多人认为小晏词不如大晏词的，如《蕙风词话未刊稿》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叶嘉莹也认为小晏词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
　　但小晏词较之大晏词更为沉郁顿挫，在小令的技法上也有所发展，日臻纯熟，故有人对《小山词》的评价甚高，认为他远超大晏。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实罕其匹。”近人夏敬观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这些都是词学专家们对大晏词、小晏词的评价，各有各的理。单从个人的口味上来说，我这个外行不是太喜欢晏几道的词。同为婉约词，他的词缺少李煜“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气象，没有秦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浪漫，难比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不如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简约。小晏的词，总觉意境不够大气，题材狭窄，感情雷同，有些词还有点无病呻吟的味道。这或许与他过于拘泥自身、心胸不够开阔有关。
　　但我这几句事不关己、无关痛痒的话，可能会损害晏几道那颗脆弱敏感的自尊心，招来他九泉之下的几声冷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俱往矣，历史的车轮悄然驶过，大晏小晏都已经“零落成泥辗作尘”，唯有词，香如故！

长风万里

四、宋徽宗赵佶（1082－1135），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五年。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所俘，绍兴五年卒于五国城。
　　赵佶爱好书画，人称“书画皇帝”，至今有价值连城的书画流传于世。他创造的“瘦金体”独步天下，今日的“仿宋字”就是仿他的字体。他曾在宫里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画院，亲自给学员们上课和批改“作业”，《清明上河图》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并在图上亲笔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至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水浒》语），实乃天生的艺术家。
　　可惜，赵佶聪明绝顶，甚么都会，就是不会做皇帝。
　　赵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他笃信神灵，为求长生不老之术，还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他行为荒唐可笑，据说嫌一万余的后宫佳丽不够，还从皇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妓院，去私会名妓李师师。最重要的是，他治国无能，挥霍无度，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直接导致的“花石纲”的全国大劫难，为国家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赵佶在位时，不仅从不认为自己是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而且自我感觉是“圣人天子”！他与同样精通棋琴书画的宰相蔡京惺惺相惜。讲究生活享受的蔡京非常鄙视历代那些节俭的帝王将相，常常推心置腹地对赵佶说：天子就要有天子的气派，敢于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不必理会别人的说三道四；皇帝如过分节俭，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小民一样，肯定会遭人嘲笑，“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语）
　　赵佶点头称是，视蔡京为知己，但还是有点心虚。一次在宴会上，一番声色享受后，又对太监梁师成感叹道：“皇帝确实应当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天下繁华，四海太平，朕才有机会喘口气，放松片刻，与民同乐啊！”
　　梁师成立刻翘起大拇指：“就是嘛。范仲淹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陛下您可谓达到了这种境界啊。”一席话，不仅将皇帝的最后一丝顾虑解除掉，还将皇帝的行乐挥霍提升到圣人境界的理论高度，皇帝不享乐倒是有悖“圣人境界”了！
　　赵佶太喜欢这些“善解人意”的大臣宦官了，他兴奋地赏赐了这些“精英”，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夜夜笙歌。蔡京等人则乘机把持大权，打击忠良，又与西夏战争，连金灭辽，并不忘搜刮民脂民膏，大发横财，搞得民不聊生，直到将北宋的江山断送，也断送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靖康之难”后，赵佶被金人俘虏，北行途中见杏花飘落、燕子南飞。他长叹数声，涕泪俱下，一种“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的凄凉油然而生，挥笔写下了《燕山亭 北行见杏花》，这是他所有词中最好的一首：
　　“裁翦冰绡，打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老实说，我十年前在《宋词选读》里看到这首词，感觉很是稀疏平常。后来词读得多了，对宋史了解得多了，才真正理解了后人对它“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的评价。繁华褪尽后的凄惨，令赵佶格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但是往昔的一切，“和梦也、有时不做”，其悲怆可以想见。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亦略似之”。
　　“书画皇帝”赵佶的人生经历，总会让人想到另一个“词人皇帝”李煜。他们俩太多的相似之处：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擅长书法、绘画、诗词，很多作品被后世称为艺术奇葩；在政治上都是亡国之君，不务政事，沉迷酒色；连最后结局也同样悲惨不堪，都被敌国俘虏，不得善终。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开封，赵佶在囚禁中病死五国城。
　　因此，一个故事渐渐地在后人的文学作品种流传开来：赵佶原来是李煜转世的！《养疴漫笔》很生动地记载了这个“转世托生过程”，弄得像真的一样：“神宗幸秘书省，阅李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
　　“靖康之辱”也被说成是因果报应：北宋灭亡后，赵佶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遭到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奴婢。这简直就是当年李煜被俘后，眼睁睁地看着小周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酒侍寝的翻版。文人们对李煜的凄惨结局，大多抱有同情怜悯悲愤，因而对赵光义后代赵佶的结局，多少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意味。《野获编》说，宋人画了《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元人冯海粟还在画上奋笔疾书：“江南賸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盖指靖康之辱，以寓无往不复之意。
　　因果报应之说，虚渺荒诞，权作笑料！
　　赵佶和李煜的人生经历，无非再一次证明“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的老话是多么正确！而浪漫的艺术家从政，又是多么危险：误人又误几，祸国又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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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

五、苏轼苏辙的兄弟情
　　
　　苏轼（1036－1102），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辙（1039—1112年），苏轼之弟，字子由，号颍滨遗老。两人皆为唐宋八大家，连同他们的父亲苏洵，世人尊称“三苏”，归纳他们的特点是“凝炼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颖滨”。
　　
　　苏轼苏辙俩的性格生来就大不相同，苏轼热情奔放，苏辙沉静恬淡。少年游玩之际，但凡有山可登，有水可浮，苏轼未尝不急急撩起衣裳，率先而行，苏辙却要查看一番后，才不紧不慢地跟上；苏轼如得到一副书画佳作，立刻欢呼雀跃，真以为乐，而苏辙总是淡漠地看着，不甚经意，但跟在哥哥身后读书习字，未尝一日相舍。
　　
　　二苏的名字很有意思，都与“车”有关，名字里大有乾坤：“轼”是车上的前列扶手，是车的最显眼处、最易惹祸处；“辙”是车轮压出的痕迹，有功而不赏、有难而不担。在苏轼十二岁、苏辙八岁那年，苏老泉作了一篇《名二子说》，颇见取名的良苦用心：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知子莫若父”，苏洵是深知两个儿子的脾气性格的。他见“大苏”性不忍事，每遇不平事，立刻“如蝇在口，吐之而快”，无意中得罪不少人，就取名为“轼”，“轼乎，吾惧汝之外饰也”，故再取字“子瞻”，希望他做事能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对于沉静内敛的“小苏”，老苏取名为“辙”，“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再取字“子由”，希望他能适当“动辄由他”，自由洒脱，大可不必担心福祸。
　　
　　有人说，“名字决定命运”，绞尽脑汁地想个好名字来谋取人生的大富大贵、时来运转。我不知道“取名术”到底有无道理，但我知道，好名字并没有给苏轼的仕途带来好运！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尝尽世间悲苦离愁，做事并未“瞻前顾后”；而苏辙谨慎一世，未尝一日“由着性子”去。
　　
　　虽然个性文风截然不同，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感情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地，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自己实不如子由，“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几十年间，兄弟二人诗文词往来，从未间断。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子由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超过100首。
　　
　　先来看苏轼的这首《沁园春 孤馆灯青》吧：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此词作于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当时，“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苏轼跟变法派唱反调，在朝中难以立足，就申请到密州就任。十月的清晨，野鸡时鸣，月尚未落，朝露漙漙，苏轼向密州急行。他勒马站立，凭鞍无语，思绪万千，在马上挥笔作就这首《沁园春孤馆灯青》。面对碰壁，苏轼直抒胸臆，告诉子由，虽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的壮志未酬，但自己十分旷达洒脱，“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乐于“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诗酒人生。
　　
　　这首词较之苏轼后来的词，尚有不太成熟之处，但全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波澜起伏，脉络清晰，层次井然，而且这种超旷豪逸的磅礴气势，开始了词风的悄然转变。
　　
　　当然，苏轼写给弟弟的词，最著名的当属《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时值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欢饮达旦。他大醉之后，举怀邀月，拍手狂歌，起舞徘徊，清影风露之中，今夕不知何夕。猛然想到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轼顿时生出无穷无尽悲欢离合之感，一时难以自已，神来之笔，潇洒挥舞，作成千古绝唱之《水调歌头》。
　　
　　全词构思奇幻，豪放旷达，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卷舒自如，颇有“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全篇皆是佳句，在格调上则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此词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是推崇备至，《苕溪渔隐丛话》尤其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余词即或不必尽废，而苏轼此词自当高出一头。
　　
　　 一年之后的中秋，苏辙来到徐州，与苏轼相聚。兄弟俩七年未见，自然十分欢喜，一起登楼赏月。苏辙特作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相和，缓缓吟唱：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虽有“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州”的重逢之乐，但苏辙想到中秋一过，两人就要再度分开，宦海沉浮，变幻莫测，再聚不知何时，心中满是眷眷不舍。“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他忧伤地想：我们现在是“剑外思归客”，但千万不要像怀才不遇的王粲那样，后半生流落天涯，登楼望故乡，归期终未卜啊！一时悲从中来，苏辙无语凝噎，忍不住转过头，青衫泪湿。
　　
　　苏轼见了，摇头微笑：“子由，‘明月不胜愁’，‘依旧照离忧’，词是好词，但何苦太悲！”为了开解苏辙，在分手之时，苏轼再和之以《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击掌唱道：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该词上阙借谢安事，作为“不及时引退”的鉴戒；下阙设想兄弟二人“退而相从之乐”，以安慰对方，尤其“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两句，温情脉脉，又让人忍俊不住。苏辙仿佛已经看到两兄弟相互扶持在路上走得东倒西歪了，不禁一扫离愁，绝尘而去。
　　
　　 可惜，天若有情天易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没过几年，即元丰二年（1079年）7月，文字狱“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捕入狱，不仅不可能与弟弟“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而且连能否活着都成问题。
　　
　　关于这著名的“乌台诗案”，来龙去脉一言难尽，但总而概之，纯是恶龊的派系斗争，是当时“变法派”对“守旧派”的政治陷害，“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尔，自然做了首遭打击的“出头鸟”。
　　
　　常言道,“患难见真情”。苏轼入狱，平日里的好友人人自危，大多不敢出头为他说话。苏辙也因受牵连而日子难过，但他不仅未有丝毫怨言，还将哥哥的家小接到自己家中安顿，并一再上奏神宗皇帝，欲学汉代“提萦救父”典故，愿免一身官职为兄赎罪。
　　
　　苏轼无辜下狱，时不时地被拉出去严审，感到“变法派”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前半生风调雨顺、风光无限，哪受过这等罪？自觉前景黯淡，心理严重受伤，对形势估计十分悲观，甚至一度差点自杀！
　　
　　《孔氏谈苑》记载，苏轼与送饭的长子苏迈约定：如风声不妙，便送来一条鱼。某日，苏迈出城，托人送饭；那人不明就里，特地送了几条熏鱼。苏轼一见，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我死定了！”一阵伤心，一阵恐惧，顿时跌坐在地。
　　
　　摸到身下又凉又硬的地板，苏轼想到自己死后，妻儿家小的凄凉情景，心头蓦地一痛，潸然泪下：“闰之和孩子，可怎么办？只能跟着子由了……”
　　
　　想到子由，突然“哎呀”叫了一声，情不自禁的站起，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心中怦怦乱跳：“子由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罪？我为甚么只想他来救我，却不曾为他处身设想过？可怜我们兄弟一场，到死不能见面，少年时还约好要‘对床夜雨听萧瑟’呢……”悲痛绝望之意，又深了一层：“子由，我先走了，你的情谊，我只有来世报答了。”随即写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的绝命诗，叮嘱狱卒转交苏辙。
　　
　　看着狱卒的背影离去，苏轼长叹一声，慢慢陶出藏在胸口的青金丹，那是“有尊严地死去”的备用药物。他望空中拜了两拜，祈祷菩萨，保佑弟弟及家人健康长寿。这时，他想到苏辙以前对自己“谨慎择友”的忠告，今日果然栽倒在一些“好友”的身上，顿时对子由洞悉人情的能力深表佩服。自己曾经得意地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泛爱天下之士，无贤不肖欢如”，如今又如何？思来想去，不由得苦笑：“放眼望去，只觉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今日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他无意中暼到一旁的饭菜，登时觉得肚子饿得干瘪，干渴更是难忍，毫不踌躇地端起就吃，心想：“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怎好进了阴间地府，向阎王陛下讨饭吃！”
　　
　　待到吃饱喝足，连那鱼骨头都嚼着吃了，苏轼精神振作起来，随手将青金丹扔掉，心想：“即使要死，死前也可能跟子由见上一面。反正在劫难逃，他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心里更加无所谓了，忽然摸到脸上的泪痕，忍不住自嘲：“苏轼啊苏轼，你这人忒也无用，适才竟然吓哭了，要是给人知道，脸往哪里搁去？”
　　
　　他再不去想那些生死攸关的事，倒头便睡，鼾声如雷。这是苏轼在困境中的唯一一次自杀念头，自那以后，他彻底豁然，即便后来被贬到海南儋州，也不再绝望苦恼，总是设法寻找乐趣，开慰自己。
　　
　　元丰二年（1079年）12月，“乌台诗案”终于结案，苏轼死罪赦免，但活罪难逃，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苏辙也被贬为筠州监酒。《蓼花洲闲录》记载，苏轼出狱时，苏辙来接他，特地捂住自己的嘴巴，提醒他对这次“口舌之祸”引以为戒。随后，苏辙在小客栈里为他饯行。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苏辙拿起筷子，吃了几口面条，心中凄苦，难以下咽，连连停下。而苏轼重见天日，早将入狱的悲痛扔到爪哇国去了，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完了拍拍肚皮，大呼“好，好”。苏辙脸色一变，一边向仔细四周查看，一边急忙暗示苏轼要“三缄其口”，不要深谈。苏轼喏喏点头。
　　
　　饭毕，霜色仍浓，苏轼带着儿子苏迈骑马离去，回首看到子由拉着家小几十口人，站在郊外远远地望着自己。他心里一酸，想停下来，想再跟弟弟叙叙旧，马却飞跑起来，苏辙的乌帽渐渐淡去，终至不见。
　　
　　苏轼微叹一声：“此生，还能实现与子由“对床夜雨听萧瑟”的约定吗？”
　　
　　原来，苏轼少年时，读到韦应物“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时，十分欢喜，立刻与弟弟约定，年老后，一定要“夜雨对床听萧瑟”。“夜雨对床”的约定，后来在两人的互答诗词中不断提起，如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颖州知府时，还作了《满江红 怀子由作》寄给苏辙：
　　
　　 “清颍东流，愁目断、孤帆明灭。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 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 恨此生、长向别离中，添华发。
　　
　　一尊酒，黄河侧。 无限事，从头说。 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 衣上旧痕馀苦泪，眉间喜气添黄色。 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然而，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二苏兄弟的“夜雨对床”之约终成画饼。1102年，苏轼在常州逝世，葬在河南郏县小峨嵋山。其后，苏轼儿子苏迈、苏迨等生活艰难，虽然当时苏辙遭到贬官减薪，日子也甚节俭，但他毫不犹豫地倾力相助，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一处，终于度过难关。1112年，苏辙临终时，命子孙将其遗骨安葬在兄长身边，此墓地逐有“二苏坟”之称。如此，兄弟二人庶几成“夜雨对床听萧瑟”之约？
　　
　　古今中外的历史，数不尽、道不明的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手足相残故事；如果人类的发展尽是这些“血淋淋的吃人史”，岂不是太令人悲哀、绝望？幸好，历史并不全是如此，我们还有苏轼，还有苏辙，他们的兄弟深情，无论何时都能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希望！
　　
　　苏轼活着时，追逐崇拜他的“粉丝”数不胜数；他死之后，“苏迷”人数更加扩大了，崇拜者赋予了苏轼许多虚虚实实的故事传说，甚至还有神话。如宋朝有流行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眉山草木尽都枯萎失色，原因是草木之色全加诸于三苏身上了；还有如“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之类。
　　
　　还据说，在三苏祠的古井旁，那棵苍劲的荔枝树就是苏轼亲手种植的。当年，他一边植树，一边祈愿说：但愿自己退休后，能回到这里，和弟弟一道在树下乘凉赏月、弹琴论诗、听风观雨、饮酒欢歌。
　　
　　苏轼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但当年的荔枝小苗，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绿荫婆娑，仍在千年后迎风招展，笑对游客，笑对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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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

六、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嘉泰初，诏同修国史，升宝章阁待制。著有《渭南词》、《老学庵笔记》等。
　　越剧《钗头凤》这样评价陆游：“至死不变心许国，一生痛苦是婚姻”。确实，陆游的婚姻是一场悲剧：他本与唐婉两情相悦，可是陆母非常不喜欢唐婉，强迫他们离婚。随后，陆游另娶了四川的王姓女子，而唐婉也改嫁了皇室贵族、江南名士赵士程。
　　数年后的春日，陆游独自到沈园游玩，无意间竟遇上了也来游园的唐婉和赵士程。两人猛一碰面，陈年往事再涌心头，不胜伤痛，也不胜尴尬。赵士程乃一开明谦和的男人，知道他们的往事，便对唐婉道：“你表哥也来了，何不去聚一聚、谈一谈呢？”借口走开。
　　唐婉低头思索，终是心潮起伏，难以自已，就带了一个丫鬟、一壶酒，走向陆游，亲手敬给他一杯酒。陆游将酒一饮而尽，长叹一声，在沈园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写罢，搁下笔，掩面而逃，终是不敢再看她一眼。
　　唐婉强作笑颜，扑到墙壁，在旁边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晚风干，泪痕残，欲传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唐婉强撑病体，也掩面回去，不久卧床不起，抑郁去世。
　　十年前，我有一位“林黛玉”型的同学（现居美国）极爱读这两首《钗头凤》，经常 “泪痕红邑鲛绡透”，唏嘘不已。她每次读完，必然一边痛骂陆母这个恶老太婆，一边痛骂陆游：“陆游，你还是个血性男人吗？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还有什么伟大之处？”时时为唐婉哀怨落泪：“唐婉啊，空把‘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付与了薄幸郎君！”我也跟着大骂陆游，同时为唐婉不值：放着好好的赵士程不爱，却去钻牛角尖，爱上那个“混蛋陆游”，要死要活的，爱谁谁谁！
　　陆游终生无法忘记唐婉。中年之后，他偶遇一驿卒之女，才色俱佳，曾作《生查子》：
　　“只知愁上眉，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逗晓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连住。”
　　陆游仿佛从她身上找到了唐婉的影子，纳伊为妾，开始了“锦瑟和鸣”的第二春。但是，陆游的妻子王夫人却恼了，这位刚烈的“四川辣妹”，行事比王熙凤更果断，立刻毫不犹豫地将此“尤二姐”驱敢出去。事后，陆游尽管多方寻找，却再没见到此女的踪影。
　　爱情、婚姻上不顺，陆游仕途上也同样不顺。陆游两岁时，就遇上 “靖康之难”，不得不随着家人四处逃难，经历了北宋灭亡、战火纷飞、南宋建立的艰难岁月，父亲陆宰是朝廷高官，也一直教育他要不忘国耻、收复家园。陆游幼时聪慧过人，“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20岁时，陆游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此，他的人生理想是“驰骋战场、杀敌报国”，决不是吟诗作词。
　　然而，满怀壮志的陆游，刚走上通往仕途的科考，就遇上了大麻烦、摔了个大跟头。
　　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才惊四座，但是那年，秦桧的孙子也来考试了。主考官陈子茂不理会大丞相秦桧的频频“暗示”，坚持把陆游列为第一名。秦桧十分不满，寻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主考官处罚了一通。第二年复试，礼部的主考官依然“拧不清”，坚持要把陆游的名字列在秦孙的前面。秦桧勃然大怒，暗中插手，使陆游彻底名落孙山，断了仕途。一直到秦桧死去、宋孝宗继位后，陆游才被皇帝赐进士位，步入政坛。这时，陆游已经年近四十了。
　　在政治上，陆游主张坚决抗战，要求“赋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他在川陕南郑军中襄理军务时，曾和幕僚们登高兴亭赏月，作了这首《秋波媚》，“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抒发抗击金军、收复失地的豪情：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但是，陆游的政治主张，与朝廷“主和派”格格不入，不久，他即被挤出朝廷庙宇。乾道八年（1172）底，范成大帅蜀，陆游也被派遣到成都做参仪官，两人“以文字交”，顿成好友，时有诗词往来，“主宾酬倡，人争传诵之”。但这种徒有虚衔、无所事事的闲职生活，与陆游杀敌报国的理想完全两样，对他无疑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折磨。激愤之余，陆游开始放荡形骸，将大把时光都打发在酒肆、歌楼、妓院里，有时甚至包下一座酒楼，与朋友们一起纵赌豪饮，通宵达旦，企图麻痹内心的苦闷和寂寞。
　　三年后，陆游遭谏官们上奏“燕饮颓放”的罪名，不仅得不到升迁，反而降了职。由于一直希望自己得到朝廷重用，以改变“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风气，陆游自然对这个罪名十分气愤： “我‘燕饮’，你们就没有夜夜笙歌了？我‘颓放’，难道你们就振作了？”受了处罚，陆游更加玩世不恭了：“得了吧，你们‘正派上进’，我陆游‘燕饮颓放’！‘颓放’乃我本色，我乃大宋一放翁！”，写诗给范成大，要他“贺我今年号放翁”。从此，他在诗文中开始自称放翁，后人也用“陆放翁”作为他的别名。
　　陆游晚年回到临安，编辑国史，收复故国的理想彻底破灭。他常常独自凭栏，抚今追昔，感慨年轻时的豪情壮志，感叹“中原机会嗟屡失”，抒发报国无门的悲愤，如这首《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由于缺少知己，陆游经常到沈园独自徘徊，将自己生活上、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心绪向九泉之下的唐婉倾诉。他见墙壁上的《钗头凤》墨迹已被风吹雨打去，怅然不已，又在壁上题诗留念，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名句。他甚至在84岁时，也就是临终前一年，也坚持让儿孙们携扶到沈园，再作诗悼念唐婉：“沈家园里花似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从识字开始，陆游和杜甫一样，都是作为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载入史册，他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爱国精神，感动过无数仁人志士，激励过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陆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词稍逊于诗，杨慎谓陆游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但在陆游所有的诗词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钗头凤 红酥手》，这首词深沉委婉，真实地表达了他“爱恋却难遂愿、后悔却又无奈”的复杂感情。只不过，曾经令我伤感的《钗头凤》故事，最近来看，却有了新的认识。
　　人说：“十对婆媳九不和”，婆媳都爱着同一个男人，本就潜意识里都视对方为“第三者”，加之为一些生活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频频地开展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被她们都爱着的那个男人，常常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左右不是人，只能仰天哀叹：“做个好儿子难，做个好老公更难，既做好儿子又做好老公，简直比登蜀道还难，难于上青天！”类似陆游个性的男人，在一番左右摇摆、痛苦挣扎后，最后不得已选择“亲情”牺牲“爱情”、顺从“老妈”委屈“老婆”；而在抛弃“老婆”后，也大都心怀愧疚、终生抑郁、终生悔恨。
　　陆游已经去世800年了，但类似“陆游和唐婉”那样的婚姻悲剧，还在源源不绝地上演。几天前，我看到一份社会调查，说：中国目前每8对离婚夫妇中，有4对是由婆媳矛盾造成的；50%的夫妻因婆媳关系无法调和，长期冷战、分居甚至离婚；其中30%的女性称，如能排除婆媳矛盾的干扰，自己与前夫可以复婚……
　　看来，婆媳这对天敌，倘若同居一屋而和平共处，这对婆媳和她们中间的那个男人，都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

[发帖际遇]: 长风万里请陈园园签名,被吴三桂发现,损失银两20.

长风万里

七、范仲淹（公元989－1052 年），希文，唐代宰相范履冰之后，苏州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全宋词》存词5首。
　　
　　范仲淹二岁时，父亲范墉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改嫁给山东的一位朱姓大户，他也改名为“朱说”。范仲淹成年后，从傲慢的朱家孩子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激愤之下，发誓“男儿当自强”，要自立门户，重振范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求学。
　　
　　虽然应天府是“公费读书”，但范仲淹生活费用还得自理，“依戚同文学”，过得十分艰难。他住在庙宇里，天天只能吃薄粥，深夜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醒自已，继续攻读。一个同学是应天府留守（官阶相当于今日之“市委书记”、“市长”）的儿子，看不下去，便好意送了些美食。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同学怪罪起来，他长揖致谢，道：“你的好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但我只怕自己一旦享受美餐，日后再也吃不得苦！”
　　
　　范仲淹在应天府读了五六年书，成绩优异，便有了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能改斋漫录》记载了一个“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故事：范仲淹到祠堂求签，咨询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暗中祈祷：“如果不能当宰相，希望能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恼火了，掷签于地，慨然长叹：“男子汉大丈夫，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还有什么活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中了进士，得到真宗赵恒的接见，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范仲淹政绩斐然，如安抚江淮的蝗灾、修建“范公堤”等，但由于喜欢给高层“挑刺”，仕途就像乘电梯般，上上下下，几起几落。章献太后刘娥当政时，他一会儿指责仁宗赵祯不该率领百官给太后祝寿，一会儿要求太后还政，被贬到苏州；待得赵祯亲政后，他本受到重用，但又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要求改革，结果得罪宰相吕夷简，再贬饶州。
　　
　　范仲淹是一个锐意进取、热烈执着的人，眼看自己年已五十而碌碌无为，未免有点灰心、有点牢骚。一天晚上，他看着《三国志》，突然觉得十分没劲：这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只得三分天地，“人世都无百岁”，还不如“刘伶一醉”！第二天，他叫来好友欧阳修。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手拉手到大街上唱《剔银灯》：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他到乡间散心，看到百花洲四周鲜花盛开，莺蝶飞舞，就自嘲起来：“我是到了桃花源吧？我也做做陶渊明！好笑的是，当年的理想竟是什么良相、良医！”又作了一首《定风波》，节缶高歌：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但这种颓废消极的状态还没有持续多久，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就发生了，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略大宋。两年不到，宋朝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元昊气势嚣张，扬言要灭了大宋。国难当头，范仲淹立刻忘了那个“桃花源”，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强烈要求上前线。大宋朝廷对这场战争措手不及，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赵祯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危难之际，赵祯匆匆召见了范仲淹，先给他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再荣封一个“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
　　
　　康定元年(1040)秋天，五十二岁、满头白发的范仲淹，紧急挂帅，风尘仆仆地赶往西部战场。秋天的边塞，与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京都宛如两个世界：万物凋零，到处都可见断壁残垣、尸骸废墟、难民流离。范仲淹登高放眼一望，但见斜阳下，寒霜满地，孤城默然矗立，长烟寥寥，连大雁也不想停留，呜咽着向南飞。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深夜失眠，挑灯填了几首《渔家傲》，寄给在京城的欧阳修，开头都是“塞下秋来”，现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下面这一首：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五代宋初，盛行的都是柔婉绮丽的“花间词派”，范仲淹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气势悲壮苍凉，意境雄健刚烈，可谓是“大宋第一首边塞词”，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为苏辛豪放词导夫先路。欧阳修非常欣赏，赞叹之余，又戏谑道：“希文，你动不动就是‘塞下秋来’，真个穷苦的边塞主儿！”欧阳修到底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文人，无法体会“孤城闭”、“归无计”、“征夫泪”的苦难、凄凉和悲痛，以为取胜真的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竟然羡慕朋友上战场“真乃大元帅之事也”，还急切地祝贺他，“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
　　
　　在戍守边塞的三年期间，范仲淹思念千里之外的家人，还作了另外两首流传千古的好词：
　　
　　一首是《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上阙描绘深秋景色，绚丽多彩，宛如中世纪的油画：碧空、白云、黄叶、寒烟、斜阳、芳草。下阙笔锋一转，“黯乡魂，追旅思”，抒写思乡之情、羁旅之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乡思旅愁写得奇丽深切。全词低徊婉转，而又不失沉雄清刚之气，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范希文《苏幕遮》一调，前段多人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
　　
　　另一首是《御街行》：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全词情中有景，景中透情，奔放雄壮，深沉激越，“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洋溢缕缕愁情，可谓情极之语，宛如缠绵入骨的相思小词，许昂霄说范仲淹是“铁石心肠人亦作消魂语”， 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
　　
　　在范仲淹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宋朝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宋夏边塞上受尽战乱的百姓，都渴望尽快停止战争、重建家园。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粱之间。到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范仲淹在边塞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后来，范仲淹去世之时，边塞百姓自发给他立祠供奉，羌人派出数百首领，象哭父亲一样的祭奠他。南宋朱熹在《名臣录》中说，西夏人敬畏范仲淹，相互告诫道, “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前任范雍）可欺”，书中还记录了一条流传在边塞的民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
　　
　　但这句民谣，到了一千年后的今天，却莫明其妙地成了某些偏激文人责骂范仲淹的藉口。台湾著名作家、大师、学者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搏出位”姿态，硬将这句民谣栽倒在范仲淹头上，诬其为“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的“特有的对内宣传技巧”，还振振有词地声称“范仲淹是军事门外汉”。
　　
　　《中国人史纲》原文如下，短短几行，就将范仲淹写成了一个昏庸无能的虚假小人，真真了不得：
　　 “中央政府任命两位知名的文职大臣韩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军事，并命范仲淹担任延州州长。范仲淹对军事是门外汉，但他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对内宣传技巧。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帝国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
　　My god! 见过诽谤名誉的，没见过这样诽谤别人、但还俨然正史的，柏杨大师，I 真服了YOU！
　　
　　嘻，当浮一大白！
　　
　　关于范仲淹的军事才能，我这里简单说明一下。范仲淹一到延州，便立刻全面检阅军务，改编军队，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加强防御工事，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明赏罚。他看到了宋朝军队的弱势，主张以守为主，认为“选兵练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西夏）不数年间，可期平定”，事实证明，这个方案是完全正确可行的。他提拔和培育了一批有勇有谋的将领，如狄青、杨文广、种世衡、郭京、周美、雷宗简、姚嗣宗、马怀德、张信等人，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军队，直到北宋末年，这支西北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在边塞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自负的柏杨大师，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门外汉，而且还是一个历史的胡说八道者！
　　
　　由于宋夏战争，宋朝的军费开支急剧膨胀，国内矛盾加剧，小型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年(1043)末，赵祯急于稳定政局，待战争一结束，就立刻将范仲淹调回朝廷，升他为参知政事，支持他搞改革。范仲淹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但这些改革措施，触及了保守官僚势力的利益，这些人强烈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制造阴谋诡计，阻扰“庆历新政”进行下去。庆历五年(1045年)初，在反对派的大肆攻击下，参加“庆历新政”的富弼、欧阳修、膝宗谅等人，纷纷被贬职；范仲淹不得已急流勇退，自请罢相，出守邓州。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收到好友膝宗谅派人送来的一幅岳阳楼图，说自己被贬到岳州后，已将岳阳楼重新修葺，想把历代著名的诗词歌赋篆刻在楼上，希望他也写一篇文章以做纪念。于是，为鼓励困境中的好友、也为鼓励“壮志未酬、屡遭挫折”的自己，范仲淹挥毫，一气呵成，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几句名言，由此广为传颂，成为了范仲淹思想的象征。
　　
　　范仲淹可以含笑九泉了，尽管他只做了一年多的“宰相”，但后人敬仰他，还是把他载入了中国“良相”的史册。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宋史》：“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作为一种人格典范，范仲淹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可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无数后来者从他那里受到了感染和鼓舞，苏轼还提到过一件自己“与范仲淹相识十五年”的趣事。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的《渔家傲》、《苏幕遮》已经风靡全国，也传到了四川。当时，苏轼还是一个束着羊角小辫的男孩，蹦蹦跳跳之际，听到乡村老师的谈论，又从旁边窥视一二，就能背诵这些词。一天，京城来了几个书生，和老师们聚在一道，嘀咕什么《庆历圣德诗》，小苏轼便也凑过去，问这问那。乡村先生大不耐烦，呵斥道：“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少来罗嗦！”小苏轼很不服气，大声嚷道：“难道他是天上的神仙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敢问了；但如果他只是一个与我一样的凡人，我来问一问，有何不可！”老师们听得十分惊奇，就将有关范仲淹的故事，全部告诉了他，还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此四人者，皆人杰也！”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入京赶考，中了进士，想去拜访“偶像”，却得知范仲淹已经去世，心里十分失落、遗憾。不久，范家举行祭祀，苏轼也去吊唁。他抚摸着范仲淹的墓碑，读着碑文，泣不成声，叹息道：“我与先生，相识已有十五年矣，而终不能亲见您一面，岂非命耶？”

[发帖际遇]: 长风万里挺身而出，阻止萧峰打“段正淳”，阻止失败，阿朱遇难，花银两13帮助萧峰安葬阿朱.

长风万里

八、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主持编修《新唐书》，又自撰《新五代史》，有《归田录》、《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传世。
　　
　　欧阳修是个苦孩子，四岁不到，父亲欧阳观去世，母亲郑氏只能带着他，依靠他叔父艰难度日。小欧阳修“敏悟过人”，过目成诵，但家贫无法上学，且买不起纸笔。郑氏就用芦荻为笔，沙地当纸，一笔一划地教儿子，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欧阳修长大后，没有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到京城参加科考， 23岁就进士及第，声誉鹊起。
　　
　　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的欧阳修，热情、张扬而率直，不拘小节，经常在公开场合与歌妓们调情取笑。因此，他早期的词，都是沿袭“花间词”与南唐的传统，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幽会闺怨等等情感，甚至公开讴歌男女情爱。清代学者冯煦说，欧阳修与晏殊二人同受冯延巳的影响，共“开江西一派”，欧阳修“而深致则过之”。《艺概•词曲概》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这一类欧词，大部分是精品，情意缠绵，风流深婉，最著名的是《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金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本词描写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写景状物，疏俊委曲，辞意深婉，尤对少妇心理刻划写意传神，清人毛先舒评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用叠字之工，致使全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由此而生“深”之意境。李清照酷爱“庭院深深深几许”此语，遂用作庭院深深数阕。
　　
　　再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是一首抒写离情别愁的词作：候馆、溪桥、残梅、细柳、芳草、暖风，情人即将骑马离去，倍增烦恼愁思，“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缠绵清丽，真挚动人。“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被俞平伯说称之为“似乎可画，却又画不到”。
　　
　　但欧阳修写的那些艳情小词，以及张扬耿直、不拘小节的个性，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许多麻烦。政敌们两次攻击他的生活作风（这可真是古今中外通用的政治手段啊），冠以“帷簿不修”的罪名，硬说“词为心声”，将欧阳修的两首俚俗艳词，作为直接证据。第一次诬为“盗甥”案，即说他与外甥女有不正当的关系；第二次搞的是“私媳”案，即说他与儿媳“拔灰”。
　　
　　这种“乱伦”案件，哪怕是出现在“性解放”的美国，也是不亚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样炸弹级的“性丑闻”，何况是在强调“伦理道德”的千年之前？两次案件都是弄的全国轰动，小道消息满天飞，皇帝、谏官穷加追究，热闹非凡。虽然最后查清都是谣言，但欧阳修也被弄得窝火不已、狼狈郁闷、心灰意懒。以后，他虽然还“倔头倔脑”地写艳情词，但也不自觉地转向书写一些友情、怀古、人生际遇之类的词。
　　
　　如这首《浪淘沙》，据说就是与好友梅尧臣重游洛阳而作，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此词笔致疏放，婉丽隽永，以惜春惜花的方式表现与友人的惜别情怀，黄蓼园《蓼园词选》说它“大有理趣”，俞陛云赞为“因惜花而怀友，前欢寂寂，后会悠悠，至情语以一气挥写，可谓深情如水，行气如虹矣。”
　　
　　再如这首《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嘉祐元年（1056），好友刘敞（字原甫）出守扬州，欧阳修想起自己也曾任扬州太守，便作此词送给他。“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沉又流畅，深情又豪放，“几度春风”四字，给人轩昂清秀之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既鼓励朋友及时行乐，又嘲笑自己是个不中用的“衰翁”。这大概是宋词中第一首“赠友词”，突破了五代宋初以来的红香翠软、言情题材。
　　
　　冯煦说欧词足足影响了两大词人，“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即说苏轼继承了这类《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欧词的旷达从容风骨，而秦观则得其《踏莎行 候馆梅残》深情委婉的韵致。
　　
　　多年后，苏轼路过扬州平山堂，为悼念九泉之下的欧阳修，也写了一首《西江月 平山堂》，词中透出的豁达乐观情怀，确实是欧阳修一脉相传：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还作了一首《圣无忧》，感叹人生际遇：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看似潇洒，实则正话反说；“世路风波险”，世事消磨，人情冷暖，心中酸楚难尽，只得付于美酒中，沉醉忘情。
　　
　　《宋史》说欧阳修的个性：“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这样的耿直张扬个性，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做不到圆滑老练，却因热情活跃、敢言敢为，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发生过联系。我这里举两个名人：一是关系疏远的“包拯”，一是感情亲密的范仲淹。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安徽合肥人，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以至“无故人亲党”，但嫉恶如仇、正直敢言，官场上甚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皇帝赵祯，极力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镜言正论”，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没多久，他却又亲自“弹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赵祯任命张方平为三司使，被包拯弹劾掉。赵祯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认为不合适。赵祯见自己的两次任命人选都被包拯弹劾掉，不仅不恼，反而乐了，哈哈一笑：“得，原来啊，就你包拯这家伙，最合适！”，立刻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谦虚婉辞”，丝毫不推托，满口答应。
　　
　　欧阳修对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为十分愤怒，马上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素少学问”，直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怀疑包拯品行不良，强烈呼吁赵祯不要重用包拯。
　　
　　一时间，“外议哗然”。包拯也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上朝。
　　
　　虽然赵祯不改成命，但包拯显然不想与“昔日推荐人”发生正面冲突，躲了欧阳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走马上任。后来的事实表明，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其政严明”，“人品之高，出处之正”，“足以师表后世”，连司马光都称他“刚而不复”，不愧被后世称为“包青天”。
　　
　　包拯传世的诗篇只有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翰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比起 “诗词文史通才”的欧阳修来说，不仅是“素少学问”，简直就是“毫无学问”了！――这，大概也是两人谈不到一块去的缘由吧？两人年纪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而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刚刚进入仕途、年仅二十出头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疏言，结果也被贬了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兴致昂然，积极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到庆历五年，范、韩、富等受到排挤陷害，相继被贬，欧阳修又站出来，“慨言上书”，坚持要为范仲淹、为“庆历新政”讨个“说法”。这次又触怒了权贵，受到重罚，甚至被扔进监狱，最后被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到滁州后，工作之余，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喝酒，饮少辄醉，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名号，并给亭子起名叫“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了《岳阳楼记》以自勉，欧阳修在滁州也写了《醉翁亭记》，与朋友遥相呼应。但两篇文章风格迥异，《岳阳楼记》通篇写“忧”，“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醉翁亭记》纯是写“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乐无穷也”。这足见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范仲淹壮怀激烈，而欧阳修则豁达洒脱，“伤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了嫌隙；而范纯仁擅自删削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寥落了、嘎然而止。
　　
　　自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改革文风，以提拔贤材为己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后奖掖、提拔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几首《采桑子》，大都即事即目，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不假雕琢，却处处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真切动人。尤其第二首词，笔调疏淡轻快，写残春之景，却无伤春之感，呈现清丽幽雅静谧的境界。
　　
　　安闲自适的晚年生活，足令人艳羡，但白发苍苍的欧阳修又闲不住了，开始自修《新五代史》。他竭力考据钻研，对文字反复推敲，不惮一再修改，往往是“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欧阳夫人心疼他，就苦口婆心地劝道：“老公，你这是何苦来着！你已经名满天下了，难道还怕当年的先生来责骂不成？”欧阳修揉了揉眼睛，呵呵一笑，道：“不怕先生骂，可怕后生笑！”

长风万里

九、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浙江钱塘人。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周邦彦历任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与同时代在“新旧党争”中受尽磨难的大多数文人不一样的是，虽有宦海浮沉，他的际遇还算顺利。熙宁六年（1074），28岁的周邦彦进献《汴都赋》一举成名，跃升为太学正；哲宗元符元年（1098），周邦彦上《重进〈汴都赋〉表》而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徽宗政和六年入拜秘书监，提举大晟府，上宠下捧，过得十分舒适优裕。
　　周邦彦词作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清丽雅致，词风浑厚典雅、缜密细腻。先看这首《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
　　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五月渔郎相忆否？
　　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此词为周邦彦久居汴京，思乡情甚而作。上阙写荷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抚写物态，曲尽其妙”，“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赞美说：“真能得荷花之神理者。”下阙词笔由实转虚，“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从眼前的荷花联想到故乡江南，引出深切乡愁。本词既生动地表现出荷花的风采，又抒发了自己的乡愁，散发着从容淡定、清新雅致的风韵。
　　周邦彦精通音律，崇尚三国时期的音乐界前辈周瑜，依据“曲有误，周郎顾”典故，给自己的府邸题名为“顾曲堂”，还在词中自称“周郎”，足见对自己音乐才能、雅致风度的自信。他创制不少新词调，扩展了音乐领域，提高了填词技巧。如他创造的《六丑》词牌，“千回百折，千锤百炼”，音律和言辞极为考究。宋徽宗赵佶曾询问《六丑》的命名缘故，周解释道：“这首词一共犯了六种宫调，是音乐中极美、极难唱的调子，上古的颛顼高阳氏有六个儿子，品行高尚而相貌奇丑，故用来比拟词牌。”遗憾的是，这些精致的乐谱已经完全失传。
　　在宋词史上，周邦彦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开南宋姜夔、张炎、吴文英“醇雅词派”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周邦彦发展了柳永、张先、秦观的婉约慢词，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在写景抒情中融入述事，形成曲折反复、开阖细密、抑扬沉郁之势。历代词家对他评价颇高，“北宋婉约作家，周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集其大成”（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词典．前言》）。众多词学专家公认的“宋词四大家”，为“苏东坡、周邦彦、辛弃疾、姜夔”，他的位置仅次于苏轼。更有甚者，将他名列榜首，称为“词家之冠”。
　　可惜，在大多数宋词爱好者眼里，他的名次还进不了前10名。
　　然而，还有一桩更令九泉之下的周邦彦郁闷、气恼的事：许多“宋词盲”、“历史盲”知道他，不是因为他的词，而是因为他与李师师、宋徽宗赵佶的“三角恋”故事！
　　最近，我翻了翻《宋人轶事汇编》，这段艳情轶事，大略是这样的：
　　周邦彦居于京城时，与名妓李师师相好。风流皇帝赵佶听到李师师的艳名后，也来凑热闹，置六宫佳丽于不顾，“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往来师师家”。一次，周邦彦正和师师亲昵，突然听说皇帝大驾光临，惊惶之下，急忙钻到床下。赵佶满脸笑容地走进来，从袖子里取出一个橙子，亲手剥了，道：“师师，这可是刚从江南进贡来的，来，尝一口！”喂进师师口中，对“新宠”极尽温柔之能事。周邦彦躲在床下，大气都不敢出，却还要忍受心上人与皇帝戏谑调情、颠龙倒凤，心中痛苦可想而知。第二天，他将这段见闻，填了一首《少年游》，送给师师一表心迹：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首词浅显直白，“丽极而清，清极而婉”，含蓄地表现出旖旎风流与温婉细腻的恋情，屡屡受到称颂，清沈谦说：“言马，言他人，而缠绵偎依之情自见。”
　　几天后，赵佶再度光临，听到师师演唱这首词，明白作者当天也一定在屋里，顿时打翻醋坛，问是何人所作。师师不敢隐瞒，只得道：“周邦彦词。”赵佶甩一下衣袖，大怒而去，立刻召见宰相蔡京，责问道：“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听说不交课税，京尹为何不予处理？”蔡京一时不明所以，媚笑道：“陛下，且容臣退朝，马上召来京尹，问个究竟。”京尹到了，满腹狐疑，道：“整个开封城中，就惟独周邦彦的课额交得最多。这事，莫非搞错了吧？”蔡京板起脸，大骂道：“混帐东西！上意如此，只得迁就交差，还罗嗦什么！”京尹不敢再多言，回去胡乱寻个罪名，将周邦彦开除，不日押出国门。
　　赵佶为拔去了眼中钉而窃喜。过了一两日，赵佶又驾临师师家，却被告知：师师为周邦彦送行去了。赵佶醋意又作，闷声静坐一整天，直等到初更时分，才见师师姗姗来迟，且“愁眉泪睫，憔悴可掬”。赵佶大怒，狠狠一跺脚，道：“你去哪里了！”
　　师师跪下，掩面而泣，道：“臣妾万死！臣妾得知周邦彦犯了罪，押出国门，特去致酒送别。实不知皇上今日要来，有失远迎。”
　　赵佶冷笑道：“不知今日，他又作得甚词！”
　　师师泣然奏曰：“有一首《兰陵王》词，即今柳阴直者是也。”
　　赵佶哼了一声，道：“唱一遍看！”
　　师师道：“容臣妾奉一杯酒，歌此词为皇上祝寿！”于是，抹去泪痕，轻舒云板，慢展歌喉，娓娓唱来：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
　　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
　　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首词章法回环曲折，题为咏柳，写的却是离别情怀，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体，“绮丽中带悲壮”。经师师深情一唱，赵佶顿觉抑扬悦耳、酣畅淋漓。道君皇帝到底也是精通音律的大艺术家，转怒为喜，有找到知己之感：“这周邦彦，也是一难得的大才子啊！”立即赦免周邦彦，“复召为大晟乐正”。两位情敌化干戈为玉帛，一起交流音乐艺术，“同嫖一妓”，称得上是“君臣同乐、一体均沾”了！
　　这段“三角恋”故事，首载于宋朝张端义的《贵耳集》，有声有色的，十分生动。后人在小说戏曲之中，更加添油加醋，把宋江也扯了进来，说宋江当年想招安，走的就是李师师这扇“后门”，并在酒后写了那首著名的《念奴娇 天南地北》。故事越传越玄乎，南宋无名氏还写了《李师师外传》，李师师成了联系宋徽宗、周邦彦、宋江的桥梁人物，妓院呈现丰富多彩的皇家、文人、江湖侠客文化，上演一副副风趣幽默的闹剧。
　　我也正为这个“三角恋”故事拍手喝彩时，却遭来王国维老先生的一声棒喝：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周邦彦是冤枉的！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考订甚详，指出：首先，周邦彦在徽宗继位时，已近六十岁，难以置信他竟会和二十出头的道君皇帝去争风吃醋；其次，宋徽宗朝，并无“大晟乐正”和“大晟乐府待制”之职；最后，周邦彦在“大晟府”只干了两年不到，就因不肯拍赵佶马屁，“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岁，赠宣奉大夫”。
　　然而，要说“周邦彦是绝对冤枉”，恐亦不尽然！“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透过这个“三角恋”故事，我们起码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宋人眼里，周邦彦绝不是一感情专一、坐怀不乱的君子。《宋史》说他“疏隽少俭，不为州里推重”，“少俭”就是时常流连秦楼楚馆，与形形色色的妓女频繁交往，《东都事略》也说他“性落魄不羁”，可见其为人。
　　《碧鸡漫志》记载，周邦彦年轻时，曾与苏州的营妓岳楚云相恋。数年后，周邦彦得到京城高职，特地来苏州寻找楚云，却听说她已经从良嫁人，不禁十分惆怅。几天后，他在苏州太守举办的筵席上，意外地见到了楚云的妹妹，感伤之下，作《点绛唇》寄给楚云：
　　“辽鹤西归，故乡多少伤心事。
　　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
　　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
　　《挥麈余话》载，周邦彦在溧水任职时，又传出一桩风流韵事。周邦彦在同僚的筵席上，见某主簿有个聪慧美丽的姬妾，竟动了心，时时与她把酒言欢，相处甚洽。周邦彦赋了一首《风流子》词，寄托相思之意：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
　　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
　　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
　　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
　　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
　　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
　　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此词上阙写景，下阙抒情，运用“西厢”、“偷香”等典故，末尾喊出“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的心声，活生生的一首密约求欢的艳词。后人对周邦彦的言行和此词都颇有微词，说：“此词虽极情致缠绵，然律以名教，恐亦有伤风雅已！”
　　《浩然斋雅谈》卷载，赵佶本来非常欣赏周邦彦的才华，见大臣们纷纷上报“祥瑞沓至”，以为是太平盛世之征兆，希望周邦彦能做几首词，“将使播之乐府”。不料，周邦彦却犯了书生意气，强硬拒绝：“某老矣，颇悔少年时期的轻佻之作。”赵佶自然不满。此时，一个与周邦彦素不相和的同事，打听得他并没有“颇悔少作”，还在某王爷筵席上为歌妓赠词，忙给蔡京打了小报告；蔡京又上奏赵佶。赵佶一光火，立刻把周邦彦贬出京城。
　　王国维老先生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对周邦彦不肯作祥瑞之词拍赵佶马屁的行为，高度称赞他的气节。而我一向热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固然也敬仰他的高尚举止，却不免怀疑他的动机：“周邦彦这样做，莫不是因为李师师之事在吃醋罢？”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评价周邦彦时，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这确乎是周词的写照。我们这些宋词爱好者，读到周词，明显感觉不到像晏词、欧词、苏词、辛词那样的语浅情切、真实自然，令人怦然感慨。而且，由于他过分地追求格律和格式，刻意雕琢文字与韵律，某些周词就如一个小心翼翼营造出来的微型象雕，美虽美矣，谐则谐矣，可惜不见真情，不见境界。因此，《弇州山人词评》的评语，深得我心：“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
　　然而，《词洁》认为周词咀嚼日久，回味无穷，说：“美成词乍近之觉疏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之久，则舌本生津。”而早年对周邦彦评价不高的王国维，到了晚年，竟也对周词无比推崇，曰：“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
　　杜甫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是最高的了，但我不太喜欢杜甫。有人说，如你历经沧桑，年过五十，自然能体会杜甫诗歌的精妙所在。因此，我如喜欢周邦彦的词，大约也要到五十岁之后了。

[发帖际遇]: 长风万里帮周威信押镖，结果：偷得鸳鸯刀，转手卖得银两20。

傲面苍生

一直忘不了柳永的：
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

一度是我高中时代低落情绪时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