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仰望古希腊的天空——谈乔峰

刘国重

金庸，仰望古希腊的天空——谈乔峰



        1994年，北大颁予金庸‘名誉教授’荣衔，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即席发言，指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巨大成功”。此论甚是，窃以为犹有未谛。金庸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响，并非仅限于“近代文学”，他受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绝不比受于雨果、大仲马、司各特的更弱。

       我认为：金庸小说，是西风东渐以来，华夏本土文明与西方外来文化相碰撞、而融合，产生的最美的收获。

        金庸小说，带有明显的史诗性格，这一点，已经有学者透辟地指出过，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神话传统太过薄弱，汉民族几乎不存在史诗，不足以支持金庸作品的史诗性格。在这方面，金庸小说，更多取鉴于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而非华夏本土文化——杨过为了使与小龙女相约的那一天不消亡而翻越群山追逐落日时的身影，倒是跟《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的身影部分相重叠。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写道：“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阿喀琉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

      金庸接触古希腊史诗为时甚早（“小时候”），集中阅读则在1944年以后，时年20岁。金庸晚年回忆那一阶段的阅读历程：“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

        《碧血剑》中有两位隐身的主角，其一即为袁崇焕。金庸对他的认知是：“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欧里辟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对于‘古希腊的悲剧英雄’身上那种浩莽苍郁的气息，金庸的推崇绝非泛泛。如果说金庸从来不曾把这种气息赋给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反而是极其可怪的。

       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悲剧中尽多英雄，而在古希腊罗马的真实历史上，同样英雄辈出。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中，金庸与池田大作用了相当多的时间、篇幅漫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年金庸读的是诺斯的英译本，自言曾‘苦苦研读’，当时自己‘已过三十岁’，也就是说应该在1954以后，我们知道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发表于1955年。金庸读《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写武侠小说，两件事几乎同步。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有无受到此书影响？不好断言，然而其间也确实存在有太多相似、巧合之处。

       例如金庸说“书中所记载的英雄，大都是坚毅不拔、意志力特别强韧之人”，这话，说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还是他自己的小说？

       金庸谈到：“伯利克里斯是我最佩服的古希腊人……他（在一次演说中）主要说雅典是一个自由人的社会，宝爱自己的生活方式；雅典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但雅典人决不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也不希望别人来干预雅典人的生活”，金庸笔下的任我行与此截然相反，眼中唯有自己的绝对自由，绝不容许教徒们点滴的自由存在，肆行自己的意志，干预每个人的生活，不仅要在版图上更要在思想上‘一统江湖’。

       任我行身为‘日月神教’的‘圣教主’，按理，他在古希腊神话中，对应的应该是太阳神阿波罗，其实不然，与任我行更相似的，是那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除了在天上为王而外，做什么事都有困难；除了宙斯而外，任何人都不自由”（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接着金庸又借伯利克里斯“时间是最好的忠告者”的题目自我发挥：“这真是真知灼见。对于过分急躁的‘欲速不达者’，与其固执己见，认为缓进派的主张一定错误，不如多想一想古希腊这位了大政治家的忠告”，这里，金庸含蓄地在为自己当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召集人’时的做法进行辩护。当日香江民意皆望能‘直选特首’，金庸提出的草案则坚执‘间接选举’——今日香港状貌，金庸是始作俑者之一。

       “伯里克里斯临死时的一句话我更加佩服。他重病将死时，大批亲友和下属……赞扬他的丰功伟绩和造福于国家人民的大贡献。他在昏迷中听到了，接口说：这些胜利和成就，别的将军与领袖们如果运气好，也是可以做到的，他自己真正伟大的成就，却没有人提到，他觉得奇怪，他说自己一生最卓越的了不起的功绩是——‘没有一个雅典人曾为了我的缘故，而不必要的为他亲人服丧。’”

       这一点，与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思想一致，共同为金庸所信仰。因此，《射雕英雄传》中乃有郭靖对一代天骄的诘问：“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晚年的金庸表示要写一部“与从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立场完全站在老百姓一边”，以老百姓的日子是否“好过”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的标准。他对张艺谋《英雄》一片的反感，当然也出于这种思维，秦始皇的‘天下’，就是任我行要‘一统’的‘江湖’，如果一统为举世最大的集中营和奴才养成所，这种‘一统’，我看不出价值何在。

       他书中最伟岸的英雄萧峰宁愿杀灭自身，也不乐见汉与契丹两族残杀，不必要的为亲人服丧。

       金庸自言：多数武侠小说的主角在书中都有漫长惊险的学武过程，而萧峰一开始武功就好，是为了‘求变’，为了写出新意。不过，一旦把萧峰放在希腊背景上考索，就不见新奇了。金庸笔下的萧峰神威凛凛宛若天神，是半人半神的英雄，而古希腊史诗和悲剧的英雄都是人神结合的产物，例如《伊里亚特》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就是海神忒提斯和凡人珀琉斯的儿子。乔三槐夫妇对养子敬若天人，书中道是出于对少林方丈玄慈的敬畏，换一种角度，亦不妨理解为凡人对神祗的礼敬。萧峰少年杀人，可以说是契丹血液中野性的勃发，也可理解为出于初入人寰的不适应

       吾国戏曲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局，却也并非没有‘悲剧’；吾国戏曲小说中，也并不缺乏‘英雄’，但是真正的‘悲剧英雄’，我可以武断地声言：历史人物中，存在。文学作品中，没有！……直到萧峰出现。

       在古希腊神话以及悲剧中，不可抗的支配者永远都是命运。英雄们抗争，总无力改变命定的结局；虽无力改变，这份抗争，也就更显出悲壮。因此古希腊悲剧被称为‘命运悲剧’，例如前面引述的赫克托战败，不是力不如人，而出于众神的决定。

         萧峰是悲剧英雄。萧峰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他身上流着契丹人的血，却被收养于汉人，这个开头，就预言着最后的自戕结局——康敏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一矛盾早晚会以其他各种形式爆发。

      ‘悲剧英雄’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几乎阙如，历史上倒是有的，明末的袁崇焕是一个，清末的谭嗣同也算一个。谭嗣同那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百年之后听来，仍觉惊心动魄、撕肝裂肺。

       真正的‘命运悲剧’则是：就算贼已就戮，照样无力回天。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写道：“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他笔下的英雄萧峰，是否正是这样？

       像大仲马一样，金庸也是先作编剧，再写小说。小说也就不免带有明显的戏剧性。到了乔峰那里，尤为明显。乔峰出场的几幕场景，杏子林中、聚贤庄内、少室山上、雁门关前，无不具有浓重的剧场气氛。
      萧峰自戕之后，书中的描写，更堪寻思：



     丐帮中群丐一齐拥上来，团团拜伏。吴长风捶胸叫道：“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
　　中原群豪一个个围拢，许多人低声论议：“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甚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
　　“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
　　“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
　　“甚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甚么事要畏惧？”



      这段描写，读来总觉似曾相识。古希腊悲剧，往往不是由英雄收梢，而是由歌队煞尾，又往往将歌队一分为二，所谓的‘甲半队’、‘乙半队’，还有‘歌队长’。《天龙》这段描写，乱糟糟的声音，可分为甲乙两种，共同完成对英雄萧峰的咏叹，而丐帮长老吴长风发挥的，俨然‘歌队长’职能。

      书中随后写道：“辽军渐去渐远，蹄声隐隐，又化作了山后的闷雷”，渲染的，仍然是一种剧场气氛。按戏剧规则，至此，这出《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的大戏，也该落幕了。

      《天龙八部》一书，兼有印度佛教思想和古希腊文明的影响，这一点（不限于萧峰形象的塑造），陈世骧先生早在40年前，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

       金庸自称阅读〈荷马史诗〉也是在“小时候”，而他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趣，贯彻一生。1997年5月，金庸步出雅典卫城，深有感触：‘希腊是西方文化发源的地方，到希腊就是接近西方文化的源泉，有另外一种文化上的感觉，在希腊罗马的感觉都是一样，我希望将来读书读些古希腊文、拉丁文，直接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源流’。

        他在十岁出头的中学时期便在同学中自称‘独裁者’，这三个字似乎并不荣誉，而晚年金庸给当年的中学老师写信对此事仍是津津乐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联系到他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化甚早，我怀疑他少年时心目中的‘独裁者’并非墨索里尼、希特勒一流人物，而是指古罗马的“独裁官”。

      金庸深爱于古希腊、罗马的，恐怕是那种雄浑壮阔的气魄、精神的自由开放，同样原因，他对本国历史，最认同春秋战国和汉唐时期。当年的古希腊有雅典学园，中国一样有稷下学宫，处士横议，百家并起，可惜，那样的时光，永不再有了。

      除了萧峰，《笑傲江湖》中任大小姐出场一节，也有希腊神话的印记。见于吴霭仪《金庸笔下的女子》，此不具录。

      其实，早在金庸的第一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中，其希腊印记已是清晰可见：“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数万人马箭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便似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来。军官们忘了喝止，望着两人的背影渐渐远去……但觉心中柔和宁静，不想厮杀……人人神色和平，收刀入鞘，在等大帅下令收兵”

      这哪里是中国勇士的英姿，吾国军人，面对红颜祸水，不仅不会放下武器，只能更加激发起战斗豪情，看鲁迅、知堂兄弟的文字可知：‘三。一八’时，北洋军警的棍棒如自动聚焦，多往女学生身上招呼，下手只有更狠辣。至于‘六军不发可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传奇故事更是尽人皆知。

      金庸说过：“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金庸并且举例来说明：“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这是他和红学家林以亮的对谈，假设对面坐的不是红学家，而是古希腊学家，金庸可能也会坦率承认：前一情节，明显抄袭自《荷马史诗》，当海伦出现在特洛伊的城头时，其魅力竟使正在搏命的将士们不约而同地放下武器，盯住海伦，打愣、发呆。

      谈到了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宙斯与丽达的女儿海伦，这张帖子也当煞尾了。



     “你风信子的柔发，古典的面孔，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昨日希腊的光荣

      和往昔罗马的盛况。”







                         ——爱伦坡《给海伦》

   

        那招引爱伦坡‘回乡’的绝世风姿，也在招引金庸，回到古希腊罗马，那是美国诗人的精神故乡，对于金庸，是异乡？是故乡？

        也许，自由所在的地方，即为故乡。



                                      2007、4、25

[发帖际遇]: 刘国重挺身而出，阻止萧峰打“段正淳”，阻止失败，阿朱遇难，花银两34帮助萧峰安葬阿朱.

柳无色

沙发~~
支持刘先生的好文章

[发帖际遇]: 柳无色遭遇四大恶人,狼狈逃窜,丢失银两27.

wazyd

　刘先生又出新做～～～
支持

[发帖际遇]: wazyd替小昭千里送信给张无忌,途中被赵敏拦截，损失银两22.

龙魁

原帖由 刘国重 于 2008-7-18 22: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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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希腊神话以及悲剧中，不可抗的支配者永远都是命运。英雄们抗争，总无力改变命定的结局；虽无力改变，这份抗争，也就更显出悲壮。因此古希腊悲剧被称为‘命运悲剧’，例如前面引述的赫克托战败，不是力不如人，而出于众神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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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丁山征西》算不算？这书至少是清末时已经有了。樊梨花最终是可以运道法神通劫法场的，但是她师傅一句这是天命，(还有之前薛仁贵看到自己父子之事)就是出于上天（众神、命运）的决定，英雄薛丁山（因该算是英雄吧？）就得死去，甚至书中此时已经认定这是错误的，杀其是罪（所以才有后来的薛刚反唐的“正义性”、大义）
        只不过中国小说里，很少有怜悯这种情感存在（除了写殉情一类的），这点刘先生说的对；民间话本里把一切都归因于因果报应了，这世的什么，下世再来抱憾或偿还了。所以，“无力回天”的感觉很少流露。而正统文学里，写这些的很少，史经类的不用说，子集里的又有多少是会去写这个的 。就算太史公以惊人之举写了霸王，——可太史公在这里面不语怪力乱神……
        或者《三国演义》诸葛亮的五丈原点七星灯？……不过诸葛亮无视能否战胜魏国的客观条件，孜孜不倦地出兵的抗争态度……但似乎又是我们后来的读者分析出来的。这个算不算？
        


PS：我一开始把司各特看成了司汤达……没办法，在国内的中小学生读物上，和大仲马、雨果并列在一起的是司汤达，不去看文学的搞不好会知道前三位（有书有电影），不会知道司各特的。所以我看了第二遍才知道说的不是红与黑而是艾凡赫。

[发帖际遇]: 龙魁参与红花会陈家洛的计划：成功绑架乾隆，得到奖励银两41.

[ 本帖最后由 龙魁 于 2008-7-21 14:24 编辑 ]

刘国重

乔峰，与金庸的恩师



    “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段誉心底暗暗喝了声采：‘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

     段誉初见乔峰，深为倾倒，甚或有几分自惭形秽。如此强烈的感受，金庸本人可曾有过？

     “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簃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惜我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而家境富裕、养尊处优，完全学不到他那种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气。”（见《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金庸与段誉，都“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或是大理”，同样“家境富裕、养尊处优”。

      王芝簃与乔峰，皆为“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

      金庸对王先生“刚毅正直、勇敢仁厚”“侠气”的印象，移用到乔峰身上，是否合适？

      1994年，金庸在北大演讲《我的中国历史观》也曾忆念起王先生：“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是这样做的，恐怕大多数小说家也是如此。王芝簃先生不等同于乔峰，但应该是金庸塑造乔峰这一人物形象所用‘模特儿’之一。
      金庸是把恩师“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当他连载《天龙八部》于《明报》时，化“暗”为“明”，将王先生最卓异的品质让渡到自己笔下最具光彩的英雄身上身上，此事何等自然，又何其美好！

      王芝簃先生也未必如《天龙》乔峰般神勇完满，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也。

                                                                                    2008、3、15

[发帖际遇]: 刘国重挺身而出，阻止萧峰打“段正淳”，阻止失败，阿朱遇难，花银两11帮助萧峰安葬阿朱.

无影客

LS的分析的。。。很详细。。。

玄焰BFLAME

又看到刘先生的新贴了
关于“但是真正的‘悲剧英雄’，我可以武断地声言：历史人物中，存在。文学作品中，没有！……直到萧峰出现。”这一段，我意见和龙魁兄一样，诸葛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若刘先生认为孔明不算英雄，那就另当别论了

[发帖际遇]: 玄焰BFLAME挺身而出，阻止萧峰打“段正淳”，阻止失败，阿朱遇难，花银两22帮助萧峰安葬阿朱.

孤竹

说萧峰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悲剧英雄，如果是夸张的笔法，问题不大。否则的话，一定会引起众多的非议。
刘先生能做到通读所有古今文学著作吗？

[发帖际遇]: 孤竹误入皇宫尚膳监，卷入桂公公的赌局，买大赔大，买小赔小，狂输银两1000.

梦蝶人诸葛不亮

版主怎么不给lz+分啊
能够看到那么有深度的文章，真是福分啊

刘国重

问候几位朋友，谢谢。

这种质疑。我能理解，而且也预先想到了，所以加了‘武断’二字。

但我仍坚持我的‘武断’，像悲剧英雄的，有，形似，神不似。缺乏那种震撼人（其实是‘我’）心的力量。

孤竹

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也有很多出色的文学家。可能是观念习俗和文化风气的差异，中国没有像希腊神话那样的文学作品，也没有萧峰这样刻画深入而出色的悲剧英雄形象。希腊文学家可以热情歌颂他们的英雄，而中国文学家往往用曲笔来隐晦的赞扬；我们能读懂希腊文学的慷慨激昂，却往往不能品味出埋藏在看似枯燥的史书中的那份感动。
一部《史记》，能看懂它故事内容的大有人在，但要透过文字的表层意思，体会到作者司马迁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厚感情，这样的人实在不多。孔子笔削《春秋》，那里面的“微言大义”，我们又能懂得多少呢？

[发帖际遇]: 孤竹冒充青木堂主向反清份子征收活动经费，结果：非法融资被收监，交纳保释银两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