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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兵为主力的大食偏师全歼七万唐军----华夏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间的生死碰撞 一、最佳的战争时机 唐朝倒行逆施，竟与宿敌大食合谋，毁掉了自己在中亚最重要的盟友突骑施，之后又丧心病狂地将另一个重要盟友石国屠灭，这两件事令大唐在西域人心尽失。在石国被屠后，中亚诸国尽皆怨愤难平，又人人自危，纷纷求援于阿拉伯帝国，“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由《旧唐书》卷113中的这句记载来看，似乎是石国事件激化了大食与大唐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并直接引发了怛逻斯之战，其实这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此战爆发的本质原因，是唐朝试图趁大食内乱未平，迫其与自己尽快决战；若是大食不应，就趁机大幅改变西域格局。事实上，唐廷从747年大食内乱后就有了这种想法，这也正是唐廷在这几年中授意高仙芝屡次进行军事挑衅，安西唐军在西域咄咄逼人的原因所在。 阿拔斯王朝在750年才刚刚推翻了旧朝，于战火中建立，此时各个方面都未上轨道，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极不适宜对外做战；而刚刚历经的这场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也造成了严重的内耗，令大食的整体国力下降不少；更重要的是，此时内乱未平，主力军团都在西境做战，呼罗珊行省的兵力异常空虚；河中地区的大起义又是刚刚平息，统治本就摇撼不安……在这个时候与唐帝国在西域进行一场决战，对大食而言极为勉强，因此大食并没有趁西域诸国来投之机主动发起进攻，利用其哀兵之气，而是将会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唐朝。 虽然大食诸般退让，希望拖延时间，集中精力先行解决内乱，但唐廷高层也不傻，并不做宋襄公，一心要趁人之危。在唐帝国的步步紧逼之下，大食退无可退，只得勉强应战；而大食人素来狂傲，尽管时机不对，但自恃战斗力远胜唐军，认为以一介偏师便足能取胜；兼且唐朝近来倒行逆施，在西域搞得天怒人怨，众多原本并不真心归附的国家也纷纷主动来投，在此时击败唐军，便能趁势在西域建立起统治威信。经过多方面的考量，大食最终决意担任反唐盟主，出面为西域诸国撑腰，率众救援已危如累卵的怛逻斯城。 在如今的主流历史中，将怛逻斯之战的爆发全部归因于高仙芝个人的贪功好战，这完全是胡扯，是有意在割裂歪曲历史，而这样做的原因无非就是大唐在此战中惨败。如果唐军此次在怛逻斯取得大捷，主流史论中就必然会风头大转，将此事描述为唐廷中枢运筹有方，大破群丑……说白了，历史学家们竭力将此战曲解为边将妄为，就是为了丢卒保帅，将失败的羞辱大半推到高仙芝个人头上，从而为唐王朝讳饰失败。此外，还试图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此战只不过是西域一隅的少量唐军被击败，而并非唐帝国败于大食帝国，如果大唐以举国之力出手，那大食肯定不堪一击…… 事实上，此战并非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也不是边将擅作主张，而是唐与大食两个大帝国之间矛盾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大唐西域政策的主事者是李林甫，而李林甫的诸般决策也只有得到玄宗的全力支持，才敢也才能授意高仙芝这样的封疆大吏具体执行；从很多细节都能证实，此役并非安西唐军孤军作战，唐廷还抽调了其它地区的军队前来助阵，因此能够确知，安西唐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非边将自专。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747年大食内乱之前，唐帝国在西域的形势每况愈下，被彻底击败并逐出西域只是时间问题，唐廷高层也深知自己并非大食的对手，因此趁大食内乱未平，呼罗珊地区力量空前薄弱时孤注一掷，在西域发起全面进攻，试图乘隙夺取那一线生机。平心而论，这个决定不能算错，唐朝也确实把握住了最佳的战争时机，只可惜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占尽便宜的唐军最后仍然大败亏输，汉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在西域的碰撞最终以大唐彻底失败而收场。其实这样的结果并非意外，而是两国军事实力的正常表现，唐史大家薛宗正先生在《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逻斯之战》一文中亦曾提到：“问题在于唐与大食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对比仍然是唐劣敌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国的强力冲击，反映了时至公元8世纪， 我国的应变、应战能力已难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了。” 二、以民兵为主力的大食军 1、占尽便宜 在怛逻斯会战爆发之前，唐军已经占到了不少便宜。据《旧唐书》卷132记载：“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而在《新唐书》卷153中亦载：“仙芝讨大食，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显见是唐军先下手为强，抢先发起进攻，与藩国军一起围攻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当时是中亚的一个大的贸易市场），主动选择了与大食决战的时间和地点，掌控了整场战役的主动权；而大食急急招聚众藩属前往救援，之前缺乏准备，属于被迫仓促应战。此外，唐军先行抵达战场，以逸待劳，围城打援；大食军则远道而来，在体能上也颇为吃亏。 更为有利的是，在之前的几年中，黑衣大食一路向东，与白衣大食激战，这种你死我活性质的战争必然会充分发挥双方的每一分力量，呼罗珊都督府麾下的精兵做为黑衣大食的主干部队，定然早已不在行省之中。尽管白衣大食在750年便已失国，但其毕竟统治多年，根深蒂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激烈的抵抗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从753年黑衣大食在西部国土（今埃及一带）上平灭白衣大食残余势力的记载能够看出，直到753年时，白衣大食的残余力量仍然颇具规模，活跃于伊比利亚半岛。当751年夏天爆发怛逻斯战役时，白衣大食的残余势力肯定比753年时还要强大得多，对于阿拔斯王朝来说，铲除这样一支强大的前朝余党无疑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根本无暇在西域这种无关痛痒的边地上与唐相争，因此黑衣大食的主力精锐751年时正尽集于大食西部苦战是毋庸置疑地。 2、仅有几千人的大食正规军 如今网上谣传，为解怛逻斯之围，呼罗珊总督府最终出动了四万大食军，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笔者怀疑是某些痞子把“二万”这个唐军数目翻倍得出来的），也并不符合情理。虽然阿拔斯王朝在怛逻斯战役前的总兵力并无确载，但从其它史料中却能够略窥端倪。750年时，阿拔斯与其得力盟友什叶派势力反目，于是在河中地区（以布哈拉为中心）爆发了以沙里克-本-谢赫-马里为首的反对阿拔斯政权的什叶派大起义，据《布哈拉史》记载，当时黑衣大食出动了驻扎于河中地区的一万兵马，前去镇压起义。结果大食军接连战败，最终被三万起义军团团包围，前锋主将战死，副将齐雅德突围而出，靠着找米国借兵才平定了叛乱。通过阿拉伯史料中的这些记述能够看出，大食在750年留驻于河中的正规军充其量也仅有一万人，再减去大起义时被杀伤的数量，751年能够动用的正规部队也就只有几千人。也正是因为750年河中起义后，大食在西域变得空前虚弱，唐朝才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在西域大举反攻。 762年，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又发动了一次什叶派大起义，哈里发al-Mansur对其进行了镇压，这个事件留下了一些记载，阿拉伯史学家Kennedy曾经据此分析过黑衣大食的兵力分布。史料中提到的兵力只有七万五千，起义爆发时，在库费哈里发身边仅有千余兵卒，主力则分驻各处，其中三万人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其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四万人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还有四千人则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做战。Kennedy进一步分析道，除了这些兵力外，阿拔斯王朝应该还有两千人驻守在摩苏尔，负责防御哈瓦利吉派的军队；此外可能还有大约两万五千精兵驻守在西境，与拜占庭帝国对峙。由此可知，在762年时，阿拔斯王朝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是十万上下，而大食疆域辽阔，地跨三洲，于印度、北非、西班牙等地均有驻军，国中各个枢要地区也都需要派驻重兵，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对峙又要分走数万大军，因此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决不可能派出四万正规军前往远东。更何况751年正是剿灭白衣大食这个前朝势力的关键时刻，内战正如火如荼，黑衣大食又怎会将近半的兵力派往遥远的西域呢？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知，此时黑衣大食在远东地区的正规军大部分已被西调，呼罗珊行省内兵力空虚，留驻的正规军数量既少，又都是些二流部队，这也正是大唐敢在此时与大食翻脸，大举进攻怛逻斯城的主要原因。由于路途遥远，埃及附近的大食主力根本来不及调往西域；阿拔斯王朝也绝不会舍帅保卒，冒着让白衣大食死灰复燃的风险，在此时去和唐帝国全力争夺远东，因此当大唐在西域发起大规模攻势时，大食帝国完全无力应援，只能倚靠呼罗珊行省自身的力量（即上面提到的不足一万的正规部队）应对。 3、可笑的“二十万”藩属军 当然，大食人也并非仅以不满万人就去迎击十万唐军。大食每次出战，必以常备正规军为核心，再征发大量平日并不隶属军中者辅助做战，如此已成惯例，因此此次大食军的主体，当为临时征召拼凑起来的民兵武装，具体说就是由奴隶、平民之流组建的宗教战士（其数目已不可考，按循例来看，有两三万亦属正常）。而除了大食自身的力量之外，在此时的西域和中亚地区，有着大量的藩属国正尊奉呼罗珊总督府的号令，因此大食一方的兵力还要再加上从征的属国军。 如今网上盛传此战的阿拉伯军团总兵力多达二十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属国联军十五万，大食军四万，共十九万。由于“二十万”这个数字一看就是胡扯，笔者便探寻了一下源头，发现原来是出自柏杨所著的《中国人史纲》，但书中却完全没有提到其史料来源。平心而论，柏杨先生多有特立持正之语，也确实揭破了不少历史学界盛传的谎言，算是一位有勇气、敢直言的史家，但此人也素有治史不严谨的风范，评断历史常常流于主观，因此这个缺乏实证的说法是不足取信地，然而如今这个荒诞的数字却被大量网文当做信史引用，误导了不少人。其实传播“二十万”这个数字的这些人并非真就如此天真轻信，其治史的态度也并非素来就如此不严谨，更不是就看不到这些昭然若揭的破绽，只不过为了维护唐朝“战无不胜”的形象，便需要夸大对方的兵力，从而为己方的失败寻找理由，因此才装傻充愣，佯作不觉。 其实大食在751年时能够聚集起多少属国军，从当时河中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可以略见端倪。由于大食国力强横，诸国畏惧，在747年内乱之前又曾在西域频频重挫大唐，因此在中亚地区一度有大量藩属国依附，除了乌浒水域的诸国外，还有波斯降部，以及康、安、米、史、曹、何、火寻、黑姓突骑施等中亚诸粟特国家。不过由于大食强推伊斯兰教，引发了诸国的强烈不满，因此这些降附的力量并不稳定，750年时还爆发了大起义，三万属国军将驻守于此的一万大食军团团包围，齐雅德狼狈地落荒而逃。由此事便能看出，大食在河中地区的驻军较少，而且众多表面降顺的属国也摇摆不定，关键时候根本靠不住，否则区区三万临时拼凑起来的叛军又怎敢起事？又怎能让齐雅德如此狼狈？事实上，就连此次平乱的主要助力米国，大食也无法信任，艾布-穆斯林在平定起义后就杀了米国国王，结果导致米国王族反水投唐，其后不久便爆发了怛逻斯战役。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大食在751年时能够征发的属国军十分有限。起事的河中诸国虽然又已臣服，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已被打残，大食也决不敢再聚拢起这么多的潜在叛逆源，更无法确定这些心怀叵测的新降者会不会当场倒戈，而唯一的助力米国此时又已反目，因此大食虽然也征发了一些新降的属国军助战，但数量绝不会多，其斗志何等低落也可想而知，因此并无大用。真正能给大食提供助力的，也就是因屠虐石国而对大唐恨之入骨的昭武诸胡，这些人其实完全是被唐帝国的愚蠢行为硬逼到敌方阵营地。 4、结论 综上可知，此次大食出动的正规军当在万人之下，而且多半是一支二流部队。其它两支兵力在既存的史料中并无确数，笔者细析各方资料，并无太多依据地主观认为，临时征召的民兵约两三万，此外还有两三万藩属军，总兵力计七万上下。 三、关于唐军兵力的争议 1、折兵七万，两个文明的一致记载 关于参与怛逻斯大决战的唐军数量，如今也存在不少争议，其实事实还是比较清楚地，唐军总数在十万上下早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学术界争的只是其中汉兵的比例多少而已。只不过一些人不愿承认唐军在优势兵力下仍然惨败这一事实，始终试图利用对史料进行断章取义来缩减唐军的参战人数。而他们之所以有上下其手，混淆视听的空间，又是因为史官们出于维护自家的考量，也均讳言此战，在史书中有意含混记载，专门误导读史者低估唐军的参战人数。 在《通典》卷185中，评述了玄宗时期对外战争中的几场惨败：“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 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 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其中明确指出高仙芝麾下的唐军共计七万之众，而且全军覆没。 《通典》的作者是唐朝的宰相杜佑，凭仗其身份，能够轻易接触到此战的真实数据和内情，因此所述远比几百年后据前朝残留资料而撰写的新、旧《唐书》更为可信。而且杜佑的侄儿杜环曾被阿拉伯军队俘虏，并因之游历中东、非洲十余年，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所著的《经行记》考据严谨，素被史学家视为信史，因此“七万”这个数字的可信度颇高。其实撰史者就算歪曲自家兵力，在记载一场全军覆没的惨败时，也只会尽量往少说，断然没有专门夸大己方数量之事。 做为战役的另一方，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家们也对TALAS战役做了记载。著名史家穆塔海尔-麦格迪西（al-Mutahhar al-Maqdisī）在《肇始与历史》（al-Bad’ wa al-Tārīkh）第六卷中记载：“他（艾布-穆斯林）派齐亚德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打到怛逻斯和伊特莱赫。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赛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固城防，艾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赛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 而十二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r）在《历史大全》（al-Kamil fial-Tanrkh）第五卷中也做出了相似的记载：“这一年，拔汗那的伊赫希德与沙什国王反目为仇，伊赫希德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沙什国王包围。沙什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艾布-穆斯林那里，他派齐亚德-本-萨利赫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怛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伊历）133年12月。” 两则不同时期的阿拉伯史料均记载此役歼灭唐军共七万人，与《通典》中所述完全吻合。对于古典时代两个远隔文明的史料记载而言，基本不存在相互抄袭的可能，因此交战双方的史料达成一致，依史学界惯例，已基本可以确认其真实性。 2、唐史中的不同记载 产生争议的肇始是《旧唐书》卷109中的一则记载：“（高仙芝）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新唐书》的编撰者也沿用了这个数字），这则记载令原本清楚的事实产生了混乱。 其实“二万”这个数字一看就不可能。据《全唐文》卷284中录入的《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记载，为了进攻突骑施，唐玄宗曾下令在安西胡人和汉人中招募了一万士兵，在河西、朔方则各招募两万，由此可知，对于唐帝国而言，在西域征召六万以上的兵马并非难事。唐廷趁大食虚弱，全力发动了这场决战，要与世界霸主大食进行战略性的西域争夺，对这场战事准备数年，高度重视，肯定会集结优势兵力，尽量增加自己的胜算；且唐军主动开战，也有充足的准备调度时间，又怎会坐视两万人在前面打生打死，其他兵马在后方看热闹呢？事实上，此次唐廷从军事要塞石堡城调来了大批精锐唐军，在侧翼策应做战，对此战的重视程度已不言自明。 唐朝在对外用兵时，即使是面对弹丸小国，也常以优势兵力大举而攻。如640年进攻弹丸小国高昌时，“交河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将军上柱国□□□□□萨孤吴仁领右军十五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县开国公牛进达领兵十五万”（《姜行本纪功碑》）。648年进攻小小的龟兹时，据《旧唐书》卷210记载：“……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以伐龟兹。”十余万番军加上“五将军”统率的汉军，总兵力当在二十万上下，同样非常倚重优势兵力。 从唐朝对外军事行动时大量用兵的这种习惯不难看出，751年仅出动两万唐军是并不符合常情地。在天宝八年进攻仅有几百吐蕃人戍守的石堡城时，唐廷都出动了六万多军队，此次与大食决战，只出动两万人未免太不可信。就以同一时期而言，连进攻剑南地区这种战略价值远逊的地方，面对南诏这种比大食弱小许多的对手，唐廷一次都会出动十几万兵马（“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馀万”----《新唐书》卷219），西域是唐帝国此时最为重视的要地，之前为了夺取西域也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此次又是与大食这种一流强国展开大决战，又怎么可能不负责任地只出动两万人呢？ 显而易见，“两万”之数并不符合逻辑和常情，如今一些史家竭力要误导人们相信，此战是高仙芝独立擅专的行为，其实就是担心暴露这个逻辑漏洞。怛逻斯会战的结果决定了西域之地的归属，意义重大，可对于如此关键，且影响深远的一场战役，两《唐书》中记述得却极其简略，显然是在有意避讳此事，如此扬功掩败，不能秉正直书的治史态度，所载内容何等失实不难想象。事实上，唐史中类似的夸大敌军数量，删削己方兵力，从而为失败遮羞的事例比比皆是，此处的歪曲不过是常态罢了。 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曾记载道：“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说明司马光也认为“二万”这个数字不可信，但他也并未采纳《段秀实别传》中的“六万”之数，而是取了《唐历》中的“三万”为准，因此在《资治通鉴》卷216中便记载为“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其实别将段秀实是怛逻斯之战中高仙芝的左膀右臂，他传中所述显然比《唐历》要更为可信，司马光未采此数，恐怕还是出于华夏面子的感情考量。至于《通典》中记述的最贴近事实的“七万”之数，司马君实就更不会采信了。 3、选择性失明----史官们歪曲历史的秘密武器 一些人认为，《旧唐书》中的“领兵二万”，与“七万”之数相差甚远，其原因是《旧唐书》的撰写者删削了数目，笔者对此不以为然。虽然两《唐书》的撰写者缺乏秉正直言的品操，但却很少利用瞪眼胡诌这种缺乏技术含量的手段来曲解历史，通常都是靠选择事实、语言倾向、偷换概念等伎俩，用所谓的“事实”来误导后人。因此既然其言之凿凿地说出“二万”之数，多半就有所实指。而据《旧唐书》卷42记载，在733年时，安西都护府“戍兵二万四千人”，之后有记载的扩军有两次，再考虑到大食对西域压力的增加，在751年安西唐军的数量肯定已比两万四千为多，出动两万人前往怛逻斯，留下万人上下戍守安西四镇，亦是合乎情理之事。 当然，虽然“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这句话并非谎言，却不表示这个数字就是唐军参与此役的兵力总数，那些断言此次唐军仅仅出兵两万的人，不过是些连唐代兵制中除了额内兵外，还有城傍兵等额外兵员都不清楚的史盲罢了。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安西都护府仅仅只有两万来人的战力，又怎么可能与吐蕃、大食这样的强大帝国争抢西域多年？又怎么可能击败拥兵二十万众的突骑施呢？ 事实上，史官们提到的这两万兵马，仅仅只是额内兵，即“军有常额”，却并没有算上那些临时征召的募兵。这些志愿兵包括健儿、彍骑、团结、义征，其中有汉人也有羁縻区内的游牧战士，他们在役为兵，放役为民，临战集结，战罢解散，数量通常比正规编制内的募兵还要多。据《资治通鉴》卷215下考异记载，在天宝年间，“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可见其规模之盛大。 在编外兵中，最出名的即城傍兵，即所谓的“旁侧诸军士”，属“团结”中的一种。这些兵卒不占正规兵额，但出战时却往往大量征行，有些战役甚至全由编制外的军队执行。仅就西域而言，安西唐军在出征时，额内兵很少占到半数以上，大部分军队都是从辖下的州县临时征募。如开元三年时，张孝嵩率领万余人救援拔汗那，这万余人就全是“蕃兵”，且都不是额内兵。747年高仙芝率部进攻吐蕃控制下的小勃律时，唐军中还阵亡了一位国王。 城傍兵并非只是汉兵，少数民族的部落战士也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城傍蕃胡们自备鞍马，被称做“城傍少年”，常常和汉军混编作战，因此安西唐军每次出征时都是“蕃、汉兵”齐出。唐史学家李锦绣在《“城傍”与大唐帝国》一文中便曾指出：“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 城傍兵不仅善战，战斗力多凌驾于编内唐军之上，数量也常为额内兵的数倍，因此常常成为唐军中的主力，承担前锋等要职。据《命吕休璟北伐敕》记载：“北庭副都护郭虔瓘……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健儿二十五万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领当军及当界警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领蕃汉兵马六万骑…… ”根据这则记载，唐帝国原本计划动员58万人，减去突厥的25万藩属军，唐军自身当有33万人，而天宝年间北庭和朔方的额内兵总数仅有84700人，再抛掉各镇留守的额内兵，显然额外兵超过25万，是额内兵的三倍上下。 就在高仙芝西征的同时，剑南战区节度使鲜于仲通也发兵攻打南诏，这支唐军的数量史有明载，达八万人，但剑南战区的额内兵数量却仅有三万，多出来的这五万人就是没有正规编制的城傍兵，剑南的额内编制和安西差不多，因此安西战区出动编内数量一倍左右的城傍兵可谓合情合理。安西的编内唐军在两万四千以上，此次出动两万，再征发五万临时征召的募兵，加起来便是七万之数。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看明白这些史官的秘密手段：《旧唐书》的撰写者玩弄文字游戏，有意断章取义，只说及唐军的一部分，却对大量编外部队只字不提，巧妙地偷换概念，误导后世的读史者，令其大大低估了唐军的出兵数量。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而在《通典》卷148中亦载：“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可见当时夸功掩败之风盛行，而这种造假的习惯也同样泛滥到了史官身上。由于史家们这以偏概全的手法运用得如行云流水，不着半点痕迹，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倒也确实成功蛊惑了不少人。 4、“三万余”藩属军 唐帝国此次大举进攻怛逻斯城，就是要迫使大食正面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全力以赴，安西都护府兵马几乎倾巢而出，又大量征募志愿兵，还尽量征发西域的属国军助战。不过失道寡助，由于之前对苏禄不得人心的剿灭，以及唐军跌破底线地在石国大肆杀戮平民，令大唐在西域早已众叛亲离，人人喊打，大多数西域国家均已抛弃唐朝投向大食，此时在西域诸国中，肯效命的藩属就只剩下拔汗那和葛逻禄这区区两个了，其中葛逻禄还属于新附部落，与唐朝渊源不深，因此在藩属国的辅助作用方面，唐朝在西域落于绝对的下风。 如今网上盛传，说唐朝有一万藩属军助战，笔者遍寻不到这个数字的来源，后来才偶然得知，居然是靠减法算出来地。一些人首先取信了《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三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出自《唐历》），然后再减去《旧唐书》中的“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于是便得出一万藩属军的可笑结论。坦白说，笔者还从未见过如此荒谬的计算方法，也没有见过这么荒诞的结论居然能被诸人采信这种荒唐事。《唐历》中的三万，和《旧唐书》中的两万，只不过是同一个概念在两个史料中的不同记载罢了，唐军素来都是蕃、汉混编出动，高仙芝带领深入胡地的两万安西军，又不是全为汉人，又怎能拿来当成汉军的数量去减，并得出蕃人为一万的结论？更何况很多蕃人都是自羁縻区，甚至是大唐本土中征发，就算蕃人数量真为一万，也不能说藩属国的兵力就是一万。 由于史料撰写者刻意的疏忽，如今并没有藩属军数量的直接记载，不过既然唐军的总兵力为“10万余”，那减去七万之数，便能轻易得出藩属军为“三万余”的结论。 5、天威健儿赴碎叶 近年来在吐鲁番出土了一些残篇断简（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吐鲁番文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之前未曾现于人世的史实，也大大丰富并改变了历史界对八世纪中叶西域军事、政治形势的认知。通过这些新出土的史料，历史学界已经意识到，虽然直接参与怛逻斯战役的唐军是“10万余”人，但除此之外，唐军还有其它的策应部队，原本用于制衡吐蕃的石堡城守军也被调来，在侧翼间接参与、辅助了这一战。 751年五月，唐代著名诗人，高仙芝的僚属岑参曾赋诗一首，名为《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高开府即安西四镇），其中有一句“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其中的“天威”二字之前一度被认为是喻指大唐君主之威。然而在吐鲁番文书出土后，其中一片上面刻载了“唐天宝十载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为补充缺人事”文书，里面出现了“天威健儿赴碎叶，准 [敕”这样的记载，此后史学界便对“天威”二字有了新的解读。据《新唐书》卷44记载：“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由此可知天威军就是以前的石堡城，而戍守于此的“天威健儿”，就是当年攻下这个军事要塞后戍守于此的唐军精锐。而据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可知，碎叶城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位置就在石国旁边。 显而易见，唐廷曾于751年五月将驻扎于“天威军”的“健儿”调往碎叶做战。而在“天寶十載交河郡（西州）客使文書”的第四片上，也有诸如“押突骑施生官果毅栾贵一人，乘帖马八匹”、“使押天威健儿官别将宋武达一人”这样的记载。而且在这组西州的来往客使文书中，还存在着大量安西四镇军官和唐廷中枢官员的名字（如从“九月廿九日从西到，至十月一日发向东”的内侍大夫骆玄表并判官、内侍王下判官、押军资甲仗官、内诗大夫王献朝等四人，就显然是此战结束之后自西域归来），这些人在交河郡的出现，有力地证实了石堡城与安西四镇的驻军往来频繁，而中央也时常遣使居中协调。 在“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刻载出土后，历史学届中对此事有了一个新的见解，认为唐廷在751年五月从石堡城抽调大军前往碎叶，是因为高仙芝之前刚刚污蔑突骑施谋反（应该是指唐朝着力打压的黄姓那一支），并对其大举进攻，还俘虏了移拔可汗，但唐军撤离后黄姓突骑施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在碎叶一带，并因为同仇敌忾而与石国等反唐势力结盟。唐廷担心当自己与大食和西域诸国决战时，盘踞于碎叶一带的突骑施势力自后夹击自己，因此才调石堡城守军前往策应，牵制突骑施，间接支援怛逻斯战局……如果这种猜测属实，那说明尽管之前高仙芝靠偷袭俘获了移拔可汗，但该支突骑施的力量却并未遭到重创，此时仍能对唐军构成较大的威胁。 由大量皇帝亲近的内廷人员出现在西州，以及石堡城大军前往碎叶等记载均能看出，此时唐廷中枢对于万里之外的西域非常关注，而怛逻斯之战也决非高仙芝的擅自行动，而是大唐帝国整体发力，调动举国的军事资源，以地方军镇为主力，由朝廷派出中央高级官员，协调各军区部队进行的协同作战。或许当高仙芝攻打石国时，纵容麾下士兵大肆劫掠烧杀是擅专之举，但唐廷决意趁大食内乱，在西域势力剧减之时夺取其旧有地盘，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却是从上到下的一致决策。因此高仙芝进攻石国、偷袭突骑施，以及之后与大食的决战，均得到了唐中央的鼎力支持，绝非仅有安西唐军在孤军而战。唐史学家张日铭在著作《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中（P73）也曾提到：“在征募其他都护府士卒，或迫使安西北庭合作，以便加强某些重要战役的问题上，玄宗皇帝似乎并未退缩。” 综上可知，如果严格来看，在怛逻斯战役中，唐帝国一方的参战人数并非仅仅只有“10万余”，还应该再加上前往碎叶的“天威健儿”。尽管这批来自石堡城的精兵数目不详，但唐军在总兵力上大占优势却毋庸置疑，这一点也得到了史学巨匠范文澜和白寿夷的认同。 四、怛逻斯惨败 出于尽量淡化的考量，对于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会战，诸家唐史中却均无发生的确切时间。不过几则阿拉伯史料都记载此役发生于回历133年祖·尔·贾月，即公历751年7月，由于这个时间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载的完全吻合，因此可信度很高，基本能够确定此战爆发于天宝十载八月。 在各家唐史中，都讳言了此战的详细过程，只是粗略叙述了几句战败后的情景。《旧唐书》卷132中记载道：“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 《新唐书》卷166中则载：“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实夜闻副将李嗣业声，识之，因责曰：‘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嗣业惭，乃与秀实收散卒，复成军”。《新唐书》卷151中则载：“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仙芝曰：‘吾方收合馀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 虽然各家史料中均未提及交战时的具体场景，但从“免己陷众”四字能够看出，当情势不利时，副帅李嗣业丢下士卒率先逃窜，而从“惮敌而奔”、“军士相失”等记载也能依稀看出，唐军中存在明显的畏敌、不敢战等现象，这大概是因为大食的宗教战士悍不畏死，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又占据明显上风所致。至于战败后的情景，记述得则相对较为清楚，结合几则史料不难看出，首先是唐军被击败，仅剩数千溃兵，高仙芝将其聚拢，“复成军”，但此时大势已去，只好继续溃退。逃至白石时，恰逢拔汗那残部也退至此处，败兵填阻道路，李嗣业生怕被追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友军士兵“数十百”，表现勇不可挡，硬生生在自家士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拔汗那士兵被迫让开道路，让唐军先逃，李嗣业这才得以与高仙芝等少量唐军逃得性命。 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而在《通典》卷185中亦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 由此可知大唐镇国的安西精兵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前赴怛逻斯的尽皆覆没，而数万参战的城傍健儿也基本无幸。不过唐帝国一方的损失却不止于此，据常理揣测，既然连抢道先逃的李嗣业等唐军主将都没能带回去多少士卒，那前来助战的拔汗那属国军就更走脱不了几人，因此唐朝一方的“10万余”参战兵马多半全部折损（ 其中葛逻禄部属倒戈投敌）。其实此战的结果如此之惨并不奇怪，阿拉伯战马的远跋之能天下居冠，在大食骑兵的追击下，溃兵们想逃出生天无疑非常困难，这也是被俘唐军多达数万的原因所在。 怛逻斯会战是唐帝国与大食间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会战，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域之地的最终归属。在此之前，两国之间始终并未发生过直接的大规模冲突，只是彼此争夺属国，或操纵麾下属国争斗而已。在这场两大帝国争夺西域的决战之前，大唐占到了不少的先机。首先唐军是主动挑起战事，迫使大食应战，因此会战的准备比较充分，且决战的战场也是由自己选定，占得了地利；而大食却是仓促成军，被动应战，失去了战役的主动权，准备也严重不足。况且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在怛逻斯城下直接做战的唐军超过了十万，还有调到碎叶的大批天威健儿在侧翼策应；而大食一方则兵力远逊。更重要的是，此次大唐出动的是帝国中最精锐的安西军，而大食军却是由二流部队和临时征召的民兵组建而成，战斗力与真正的大食精兵相差甚远。况且在十万直接参战的唐军中，藩属军仅有三万，并非主体，大食军中战斗力较差的藩属军的比例也要高于唐军。 尽管在各方面都占尽便宜，但大唐最终却仍然大败亏输，举国精锐竟然不敌对方在内乱中仓促拼凑的一支偏师，而且最终还全军覆没，输得惨不忍睹，这种鲜明的落差构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令一些史官，甚至是后世的很多读史之人都无法接受。这些人尤其不能相信，战斗力一向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唐军，在真正的军事强国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为了遮羞掩辱，史官们竭力淡化这场导致唐帝国被基本逐出西域，百年苦战却最终前功尽弃的大战，以致于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事，在诸家唐史中却笔墨极少，而且记载模糊，语焉不详，如今已然少有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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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7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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