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仅维持十七年的短命王朝——浅析漠北强国薛延陀的覆灭 本文目录： 一、抢走最大的蛋糕 二、痼疾 三、从盟友到敌人 四、唐太宗的阴谋 五、图穷匕见 六、诺真水之战 七、战争总结 八、轻诺寡信的唐太宗 九、薛延陀的灭亡 十、薛延陀并非亡于大唐之手
一、抢走最大的蛋糕 在从东突厥汗国中分裂出去之后，薛延陀接连数次大破前来征剿的突厥军，自身也在胜利中不断壮大。如果说627年刚自立时还只是与东突厥分庭抗礼，等到629年时，薛延陀的上风之势已经日益显著，东突厥自身反倒左支右绌，被这个昔日的属部打击得日益凋敝。按历史上类似的情况来看，像薛延陀这种初兴的这种政权，如果在开始时不能以雷霆之势扑灭，那等到其站稳脚跟后，就会更加难以应对，最终通常都能喧宾夺主，将老的强者彻底击跨。由此不难推测，如果世上只有东突厥和薛延陀这两个国家，那结局多半会是东突厥亡国，薛延陀一统漠北。 然而在现实中，却有着唐朝这样一个观战的“渔翁”，就在东突厥最虚弱的时候，在其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随后又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东突厥的土地和部众，成功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某种意义上看，既然东突厥迟早都会被薛延陀剪灭，那唐朝等于是在和薛延陀争抢东突厥的部众，并藉此削弱、阻碍了薛延陀的扩张和变强。也正因如此，尽管薛延陀也吞并了大量东突厥的部众和草场，但其兴起却并不完整，即使在开国锐气还未消散，国力达到顶峰之时，也没能对唐帝国占据明显优势，始终不敢、也无力像内乱前的东突厥那样，频频南下大掠唐朝。 当然，尽管唐朝以身为“渔翁”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夺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抢在薛延陀前面吸纳了大量东突厥降部，自身的实力有所增强，但从薛延陀军能在“渭水之辱”后的第二年就大破十万东突厥主力，之后又两次击败突厥军来看，其战斗力显然还是凌驾于唐军之上地。在与唐朝联手灭亡东突厥后，薛延陀国力大张，拥兵二十万众，取代了东突厥汗国的地位，雄踞北亚，对唐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旧唐书》卷212记载：“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 由于唐军长途奔战的能力较弱，唐王朝此时并无远跋大漠，威胁到薛延陀的能力，这也是李世民尽管一直忌惮薛延陀，又醉心于建功立业，却十几年都不对漠北用兵的原因所在。而薛延陀此时国势强盛，兵精将勇，像这种漠北地域的强大游牧国家，就算没有彻底击灭对手的能力，按惯例也会不断侵扰边境，掠夺中原的财富和人丁。然而薛延陀却一反常态，即使在最强盛之时也并未南下侵唐，反倒还自建国伊始便在口头上向唐称藩，大可汗夷男更是始终对唐朝卑辞相对。 有不少人刻意歪解历史，将薛延陀的软弱表现归因于唐朝当时国力强盛，周边诸国尽皆畏服，其意淫之甚不免令方家发笑。626年时，东突厥大军一直打到长安城畔，唐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而在仅仅几个月后，薛延陀就将十万突厥主力打得全军覆没，其战斗力显然远在唐军之上。可在短短两年之后，势力进一步扩张的薛延陀却竟然向大唐称藩，此时的唐军又怎么可能具备令薛延陀“畏服”的实力呢？ 事实上，薛延陀之所以甘做唐朝的藩属，原因主要有两个。薛延陀自建国伊始，就与西突厥汗国交恶，而东突厥最大的残余势力车鼻可汗更是与其仇深似海，这两支漠北大敌在背后的掣肘，令夷男非但不敢挥师南下，还不得不与唐朝和睦相处，以免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当然，仅这一点还不足以令薛延陀束手缚脚，甘做大唐的藩国，更不可能令夷男的态度如此软弱。薛延陀之所以肯对唐朝如此谦恭，还是因为其自身存有无法克服的痼疾。 二、痼疾 薛延陀是由从东突厥汗国中叛出的数个部落结盟而建国，为了抵挡故国的讨伐，诸部临时共推薛延陀部落的族主夷男为国主。像这样的多部族国家，势必缺乏单一种族内部的那种向心力；而一个临时仓促组建的国家，也定然缺乏历史的积淀，且因缺乏传承惯性而导致部属的忠诚度不足；尤其是薛延陀奉行与东突厥一样的部落联盟制度，比起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国家，这样的统治模式严重缺乏凝聚力，容易引发内乱；更致命的是，薛延陀在建国时急速吞并了大量部族，部民成分异常复杂，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而急速扩张的幅员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并且加剧了内部冲突。 综上可知，新兴的薛延陀汗国虽然武力强大，但却根基不牢，内部存有重大的隐患。对于首任可汗夷男而言，带着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又无法借重法统的力量稳固统治，其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稳固，因此非但不敢对唐用兵，反倒还迫切需要大唐这个“外援”来帮助自己立稳脚跟，这也正是夷男率领新兴的薛延陀汗国向唐称藩的主要原因，否则纯军事实力更强的薛延陀是不会向战斗力不如自己的唐朝俯首称臣地。 当薛延陀与东突厥激战之时，大敌当前，内部的纷争尚未抬头；但在东突厥灭亡后，国中各部族间的矛盾便愈演愈烈。而在薛延陀的诸多隐患中，回纥部族的强大是最为致命的一环。自建国伊始，回纥部就是薛延陀汗国的军事主力，据《旧唐书》卷206记载：“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这也是薛延陀立国后给东突厥汗国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更是导致东突厥亡国的主因之一，而这样一支强大且不受控制的力量存在于国内，自然令薛延陀族的统治族地位摇撼不安。 换言之，薛延陀虽然军事实力强大，但夷男自己却并不强大。建国之后，回纥部族日益壮大，逐渐反客为主，夷男的汗位越来越不稳固，结唐自固的需求也日趋强烈，这也正是夷男对唐朝甘词厚礼，带着薛延陀汗国向唐称藩，且始终不愿与大唐解除宗藩关系的原因所在。 三、从盟友到敌人 在东突厥灭亡后，唐与薛延陀一度相安无事。夷男需要借助唐朝的支持来把持权力，遂在表面上承认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唐朝虽然感觉到强烈的威胁，却无力击破武力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只好与其保持表面的友好；然而双方始终心存敌意，彼此戒备，貌合神离。639年三月，李世民动了远征高昌之念，薛延陀对西域早有兴趣，便主动请缨助战，试图趁机在西域分上一杯羹。在《《旧唐书》卷210中，将此事记为“是时薛延陀可汗表请为军向导，以击高昌”，令很多人产生一种夷男主动讨好献媚唐朝的错觉，其实在这种自高自大的口头文章背后，不过是切实利益的推动罢了。 薛延陀拥兵二十万众，雄踞漠北，本就令唐朝心存忌惮，此次又表露出对西域的勃勃野心，更是令唐朝君臣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唐廷既担心薛延陀借着西进坐大，又不愿有人与自己瓜分西域，便拒绝了夷男的提议。由于唐朝对薛延陀这个名义上的藩属并无制裁之力，缺乏威慑，因此太宗担心在自己与西突厥咄陆可汗决战时，薛延陀不听号令擅自插足西域，收渔人之利。为了保证自己在对西域用兵时不受干扰，唐廷于639年六月扶持以阿史那思摩为首的东突厥降部自河南返回漠南，让其牵制薛延陀。唐朝的这一举动敌意太过明显，双方苦苦维系的温情面纱自此便被打破。据《旧唐书》卷212记载：“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其实夷男憎恶的绝不仅是阿史那思摩，在感觉到大唐的不怀好意后，他对这个背后的操纵者也肯定不会有好感，两国的关系自此转恶。 当年东突厥亡国，主要就是因为薛延陀的叛离和其之后对东突厥母国的反攻，因此东突厥的统治阶层——阿史那氏蓝突厥贵族们均对薛延陀恨之入骨，阿史那思摩麾下的东突厥降部回到草原后，有了坐大的空间，肯定会对薛延陀构成潜在的威胁；加上东突厥降部回到漠南后，势必将与薛延陀争抢草场等生存资源，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薛延陀对唐朝此举十分不满。为了缓解这种抵触情绪，唐廷与其约定，东突厥降部“为小”，薛延陀“为大”，又勒令阿史那思摩向薛延陀上贡牛马，做为安抚和补偿。然而阿史那思摩仗恃有唐朝撑腰，非但不贡牛马，反倒派遣牧民偷窃薛延陀的牲畜，其嚣张的态度激化了矛盾。薛延陀本就对突厥降部回返草原愤愤不平，而这种不当行为便给其提供了发动攻击的口实。 四、唐太宗的阴谋 关于薛延陀与唐朝在641年爆发的这场战事，几家唐史中的记述均不够连贯，很多地方模糊不清，且彼此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若单看一家之言，对这块历史的理解势必陷于偏颇。笔者结合《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三篇史料整合分析，方得略窥其貌。 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641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司马光记述的“二十万”，大概是据《新唐书》中“乃使大度设勒兵二十万”而来，这与《旧唐书》卷71中所载的“会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设帅骑八万南侵李思摩部落”不符。笔者认为，“二十万”这个数字是有所夸大地，只是号称，不足取信。在《旧唐书》卷212中，曾记载薛延陀有“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由此可知薛延陀在最强盛时也只有二十万军队，又怎么可能全部南下，国内一个兵都不留呢？何况此次的对手不过是实力有限的东突厥降部，也根本无须出动举国之力。笔者详查薛延陀的军政结构，发现此时夷男已将国中兵力分由两个儿子执掌，南北分治，大度设麾下充其量也就是十万人，他也根本无法调动驻守汗国北部的另一半军队，因此“二十万”之说必属虚词，以八万主力出击，剩下两万上下留守，倒还比较符合常情。当然，这八万人指的是进攻阿史那思摩部时的兵力，而非与唐军交手时的兵力。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大度设将三万骑逼长城，欲击突厥”，由此可知追至长城，与唐军做战的薛延陀军只有三万人。 按夷男的想法，由于唐太宗正封禅泰山，唐朝的边备定然松弛，自己便可趁机重创阿史那思摩部，而无须考虑唐朝的干扰。然而夷男没有想到，太宗和阿史那思摩竟然藉此事设下阴谋，就等着他落入彀中。也正是因为阿史那思摩早有准备，才能抢在薛延陀军偷袭前率部逃入长城，避开了这一致命打击。而从长城上守塞的唐军能不经请旨便放突厥降部通过边防，进入国境亦不难看出，阿史那思摩与唐廷中枢早有默契。 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唐太宗在得到阿史那思摩的求救后，立即抽调数路大军往援，并授意诸将：“吾已敕思摩烧剃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掎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而在《新唐书》卷233中亦载：“帝敕诸将曰：‘延陀度漠，马已疲。夫用兵者，见利疾进，不利亟去。今虏不急击思摩，又不速还，势必败，卿等勿与战，须其归，可击也。’既而延陀使者来，求与突厥平。”显而易见，太宗此次的宏观战略就是故意示弱，待对方疲钝后攻其不备，在长城附近重创薛延陀。 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见，请与突厥和亲。甲辰，李世勣败薛延陀于诺真水。”这则记载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薛延陀向唐遣使，请求与突厥降部和亲，这件事发生于薛延陀军战败之前。而上段《新唐书》中将薛延陀遣使紧跟着记述于李世民部署战略之后，也辅证了这一点。薛延陀在击走突厥降部之后，立即便向唐遣使，愿与突厥和好，并主动提出与之和亲，释放出了明显的和解之意。显而易见，夷男此次只是想趁唐朝无暇顾及阿史那思摩之机，以之前突厥降部偷窃自己羊马为借口重创之，并乘势将其驱离漠南草场，等到木已成舟之后，再向唐朝遣使谢罪，并且主动与突厥降部和解，甚至缔结和亲，用表面谦恭的外交手段迫使大唐承认既成事实。说白了，薛延陀并非不愿与突厥降部和平共处，但这种和平必须建立于突厥降部并不插足漠南的基础之上。 综上可知，薛延陀此次南下，并无入寇唐朝之意，这点从“须其归，可击也”这句话亦能得到证实。其实夷男根本就不愿与唐朝撕破脸皮，毕竟他还需要靠结交唐朝来维持统治，但薛延陀的国家利益却又无法容忍突厥降部占据漠南，因此他便煞费苦心地选择了一个时机，试图在大唐的容忍范围内打个擦边球。然而他却低估了李世民对自己的敌意，更料不到唐朝会处心积虑地布局算计自己，因此根本就没想到此次会与唐军交手，结果准备不足，终致大败。 显而易见，与很多人印象中不同，这场战争的性质并不是大唐反击薛延陀的入侵，而是唐朝杀气暗蕴，对薛延陀军发起攻击，主动撕毁了两国间的和平。笔者判断，唐廷早知薛延陀对自己扶持突厥降部返回漠南心怀不满，认为其迟早要对阿史那思摩下手，因此专门设计了这个阴谋，诱使薛延陀军轻敌冒进，远至客场，再遽然全力对其发动打击，削弱其有生力量，为突厥降部之后在草原上立足，从而制衡打压薛延陀奠定好基础。 五、图穷匕见 此次唐朝不宣而战，以还在接受朝贡的宗主国之身份，突然对自己的藩属国发起军事攻击，果然打了薛延陀一个措手不及。据《新唐书》卷233记载：“大度设次长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设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适会勣兵至，行壒属天，遽率众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远，勣选敢死士与突骑径腊河，趣白道，及大度设，尾之不置。大度设顾不脱，度诺真水，阵以待。”在《旧唐书》卷211中的记载与之相似：“思摩遣使请救，诏英国公李勣、蒲州刺史薛万彻率步骑数万赴之。逾白道川至青山，与大度设相及。追之累月，至诺真水，大度设知不脱，乃互十里而陈兵。”需要注意的是，《旧唐书》中记载的“追之累月”，是明显的错误，很多读史不细的人都受到了迷惑。要是真有一个月的时间，薛延陀军早就跑回漠北老巢了，这支疲兵也根本不可能保持一个月的奔逃状态，早就被追散了，又如何能再回身做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196中纠正了这个错误，改记为“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 由上面的记载能够清楚看到，当大度设率军追至长城时，全军上下并无与唐军交手的准备，此时仍然认为唐朝的边备因封禅而空虚，因此态度肆无忌惮，只是因为不愿与唐朝翻脸，才未越过长城追击。可眼见着阿史那思摩率部遁入长城，未能实现将其重创的目标，这次大老远白跑一趟，自然恼火万分，因此大度设便遣人在长城脚下大骂，却发现唐军突然铺天盖地而来……数量足以“行壒属天”的唐军恰于此时出现，显然并非巧合，而是早已在此等待多时，就等着大度设落入圈套。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会李世勣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显见唐军数量众多。而从大度设由咄咄逼人突转畏惧也不难看出，他之前未曾料到边防上的唐军竟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对战场态势的严峻和唐军对自己的杀机均严重估计不足。 大度设见唐军势大，便知落入圈套，于是赶忙率军疾退。但唐军好不容易诱其上钩，一心要大量歼灭薛延陀的有生力量，又岂能让其轻易离开？李勣以精骑自后紧紧追杀，由于有熟悉草原的突厥向导带路，之前又准备充分，在一整日的追逃后，于青山追及，大度设被迫于逆境中，在青山附近的诺真水与追兵决战。 六、诺真水之战 关于发生在诺真水的这场战事，几家史料所记不一，需要比照分析，方能看清历史的原貌。 最扯的一条记载出自《旧唐书》卷71：“命勣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及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斩其名王一人，俘获首领，虏五万余计”，这便是“三千唐军大破二十万薛延陀军”这个笑话的由来。相信这个说法的人也不想想，要是双方的实力差距真地如此之大，以李世民四处用兵的性子，又对薛延陀“恐为后患”，一直忌惮，他还会容忍薛延陀汗国一直占据漠北么？ 在《新唐书》卷116中，记为“诏勣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将轻骑六千，击度设青山”，又给加了三千人。而在《资治通鉴》卷196中则记为“世勣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似乎仅突厥骑兵就有六千，唐军的数目并不确定。到了《旧唐书》卷211中，又换了一个说法：“思摩遣使请救，诏英国公李勣、蒲州刺史薛万彻率步骑数万赴之”，唐军数目又变成了“数万”。其实上述的这些数字都只是唐军的一部分，史官们有意只提及某一支唐军，再利用文字游戏误导读史者认为这就是全部兵力。事实上，这种以偏概全的高明手法正是史家惯用来缩减己方兵力的法宝，其记载也常常导致后人无所适从。 在《新唐书》卷233中，对此役唐军出动的兵力记载得相对全面一些：“思摩走朔州，言状，且请师。于是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与奚、霫、契丹乘其东，朔州道行军总管李勣众六万、骑三千，营朔州，灵州道行军总管李大亮众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庆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众万七千出云中，凉州道行军总管李袭誉经略之。”营州都督府的唐军，以及契丹、奚等部族军的数量史无确载，但据李世民征辽时从征的兵力数据来看，当在三万左右，而其它几支兵力合计有十二万五千人，因此此次唐军出兵总数当在十五万以上。 据《旧唐书》卷212记载：“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大纵，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甲仗辎重不可胜计。大度设跳身而遁，万彻将数百骑追之，弗及。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夷男因乞与突厥和，并遣使谢罪。”在《新唐书》卷233中，记载与之大体相同：“及战，突厥兵迮，延陀腾逐，勣救之，延陀纵射，马辄死。勣乃以步士百人为队，捣其罅，虏溃，部将薛万彻率劲骑先收执马者，故延陀不能去，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五千。大度设亡去，万彻追弗及。残卒奔漠北，会雪甚，众皲踣死者十八。”而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突厥先与之战，不胜，还走。大度设乘胜追之，遇唐兵。薛延陀万矢俱发，唐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马，执长槊直前冲之。薛延陀众溃”。 由上面的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略窥此战的大体情势。突厥附唐部落追在最前，兼任向导之职，于是率先遇到返身而战的薛延陀军，被其击败。唐军随即追至，战马多被薛延陀军射死，但唐军步卒执长槊结阵前冲，薛延陀军无法应对，最终被击溃。其实唐军步兵并非就没有弱点，只是此次薛延陀军并没想到会与唐军交战，因此只做了与突厥降部发生骑战的准备，缺乏应对唐军槊阵的武器装备，最终无力招架。 薛延陀军之前取胜，多靠步战，据《新唐书》卷233记载：“率五人为伍，一执马，四前斗”。唐军发现了这种战法的弱点，薛万彻以精骑在一旁隐伏，等薛延陀兵卒下马，去前面做战时，突袭后面的看马者，得战马一万五千匹。薛延陀军来去如风，战事不利时便乘马远去，因而伤亡素小。然而唐军此次攻其薄弱，得其马匹，导致薛延陀兵卒在战事不利时无法逃走，被“斩首数千级”（《旧唐书》的记载记载更为清楚——“斩首三千余级”）。据《新唐书》卷233记载：“率一兵得四马，击思摩”，由此可知，此次薛延陀南征军的标准配置是一人四马。一万五千匹马，对应的骑者就是三千多人，这也恰与“三千余”的伤亡数字相契合。 然而在《资治通鉴》卷196中，却记载：“唐兵纵击，斩首三千馀级，捕虏五万馀人”，令很多人都误以为在此战中俘虏了五万多薛延陀士兵。这些人也不想想，此战薛延陀军总共只有三万人，又到哪儿去找另两万兵卒来给唐军俘虏呢？不过尽管司马君实是在有意偷换概念，但这“五万”之数却未必是凭空捏造而来。笔者认为，这五万人很可能是随军来到漠南草原的薛延陀牧民，试图在军队驱逐附唐的突厥部落后，留下来占据漠南草场。在《旧唐书》中曾提到“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其实指的也是这些牧民。薛延陀军善于长途奔袭，这三万精骑又是一人四马，除了失马的三千余人外，其余战士当非唐军所能追及。之前这三万薛延陀军之所以一整天都未能甩开唐军的追击，就是因为要护着这些牧人，等到在诺真水战败，被迫将他们放弃之后，薛延陀军马上就把唐军追兵甩开了（“大度设脱身走，万彻追之不及”），游牧民族在速度和远跋方面的优势尽显无遗。 不过逃走的这两万七千薛延陀士兵却未能安然返回漠北。由于是在战败后仓促逃离，粮秣补给尽失，等回到漠北后又倒霉地遭遇了大雪，导致“众皲踣死者十八”，最终只有几千人得以生还。 七、战争总结 李世民得位不正，迫切需要借开疆扩土之功来证明自己，因此在军队建设方面分外热心，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再加上国家稳定后国力的自然增长，唐军的战斗力逐年提高，如果说630年时比起薛延陀军还有很大的差距，那到了641年时，唐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而薛延陀军的战斗力却在这些年中有所下降，此消彼长之下，最精锐的唐军此时已与薛延陀这样的游牧民族有了一战之能。 当然，此次薛延陀军之所以会被唐军大破，主要还是因为大唐不宣而战，布局算计了对方。薛延陀此次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东突厥降唐部落，在兵临长城时，仍不准备与大唐翻脸，也没有打算废弃表面上的宗藩关系，压根就没想到大唐这个宗主国会突然出动重兵攻击自己。薛延陀人直到在长城脚下发现自己已陷入优势唐军的包围之后才明白，唐朝已经决意对自己动手，军心立时惶恐不安，而且补给断绝，因此不敢恋战，护着随行的部民向北仓促退却。一方是有心算无心，全力发动；另一方则猝不及防，兵力和资源储备都严重不足，士兵在心理上也没有与唐帝国交手的准备，自然落入绝对的下风。一支军队的士气不可能总是高涨，“再而衰，三而竭”，在之前对突厥降部打击的过程中，薛延陀士卒的锐气已经用去大半，成为疲惫之军，再遭到埋伏好的唐军突然攻击，又岂能不败？ 此战大唐出动了五路大军，总兵力超过十五万，这还不算助战的六千突厥军。薛延陀出兵八万攻击突厥降部，但追至长城，后来又参与了诺真水战役的仅有三万人，还要护着五万以上的牧民撤退，可以说，唐军以众凌寡，占据了绝对的兵力优势。此次战役肇始于长城脚下，最终则爆发于离长城“累日”之处，以当时的交通能力，也就是三四十里地，因此唐军属于主场做战，而且以逸待劳，这也是其取胜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使唐军占尽便宜，在战场上却仍然无法给对方造成大量杀伤，仅仅歼灭三千余人。 在笔者看来，大唐此次劳师动众，煞费苦心布设阴谋，又落下背信突袭之名，才达成如此有限的胜果，表现实在算不上如何出众，更不值得大加夸耀。从中亦能看出，唐军在野战奔袭方面和薛延陀军还有差距，如果三万薛延陀战士无须保护数万牧民，那唐军恐怕根本追不上对方。不过遥远的路途成了最为有力的武器，薛延陀军跨越广远大漠，衣食缺乏，又倒霉地遭遇天灾，最终有两万多人殁于黄沙之下。 八、轻诺寡信的唐太宗 这一次大唐主动撕毁宗藩关系，向薛延陀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攻击，并导致其伤亡惨重，态度可谓咄咄逼人。可尽管如此，夷男在战后却仍然不愿与唐朝闹僵，反倒还于642年八月遣使献礼，并请和亲。一些人将此事解读为薛延陀实力弱小，倾全力南下攻唐却几乎全军覆没，因此心胆俱寒，只好卑躬屈膝地乞求唐朝原谅，这种看法是不客观地。薛延陀一味卑屈，并非是因为国力和军事实力孱弱，只不过是夷男的个人私心作祟罢了。随着回纥部的不断强大，主客之势互易，夷男的汗位日渐不稳，此时薛延陀国内暗流涌动，内乱已现端倪。此次夷男对东突厥降部用兵，其实也是想借助一场对外胜利稳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却中了大唐之计，遭逢重挫，在国内的政治威信反倒大降，地位更加不稳。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效法之前的故伎，忍气吞声地结好大唐，靠唐朝名义上的支持来稳定自身的权力。 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太宗问群臣：“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虽然薛延陀内存隐患，无力南下，但唐朝此时也并无远涉草原击破薛延陀之能，彼此交恶只会两败俱伤，因此房玄龄力主答允和亲，太宗亦以为然。加之此前有一些铁勒部族欲改投薛延陀，便将一心投靠唐朝的契毖何力擒到夷男帐前。李世民为了救回契毖何力，从而藉由他来控制铁勒诸部，便更有允婚之意。于是“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资治通鉴》卷196）。 643年六月，夷男“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这其实就是为了和亲而下聘。但此时李世民却又有了反悔之意，于是刚被放回来的契毖何力献计，要求夷男到灵州亲迎公主，认为“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结果夷男毅然前往灵州相迎，让李世民尴尬万分。为了敲定婚事，夷男十一月时又三次进献牛马羊驼，“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蓄”（《资治通鉴》卷197），可在分三批接收完“聘礼”之后，竟然立时就翻脸不认人。之前李世民已经装模作样地派出了送亲使团，旋即便以沿途有牛羊死去为由悔婚，追回已经上路的公主，并将其另嫁于他人。薛延陀至长安路远万里，双方在订约、送牛羊之前，都很清楚沿途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死亡，因此原本是默认了路途上的折耗地，李世民却拿此大做文章，借口牵强拙劣，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可以说是瞪着眼睛耍无赖，最终白要了对方数十万头牛羊的彩礼。 唐太宗身为泱泱大国的帝王，却轻诺寡信，连哄带骗，举止大损国格，其无耻的行径连唐朝的大臣们都看不过眼，纷纷站出来劝谏。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昏，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197）谏议大夫褚遂良更是言辞激烈地上疏劝谏：“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构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但李世民对这些谏言皆置若罔闻。 俗话说：“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虽然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但唐廷却能够不拘泥于道德仁义，该狠辣时狠辣，该无耻时无耻，落井下石，背弃承诺等举动均是家常便饭，根本不拿宗主国的信誉当回事儿，三百年中倒也确实因之谋取了不少好处。那些顾及虚名的儒臣们虽然较有品操，却不明白无耻才是谋利之良方，太宗若非素来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又怎能成功地杀兄囚父，荣登大宝？ 李世民藉欺骗手段获取了短期利益，可却坏了唐朝的名声。背信的后果就是导致整个国家的信誉剧降，自此深为周边各国诸部所不齿，这种隐形的损失在短期内并不会爆发恶果，但后续的恶劣影响却经久不散，给李治等后续者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隐患。信誉的建立通常需要几十年以上的时间，可破坏却往往只在一瞬间而已。一个失去信誉的王朝，之后对外再做任何许诺，份量都定然大不如前；想要修补受损的形象，就更是难上加难。李世民所做的这件事是如此短视、得不偿失，就连一贯维护他的司马光也大大不以为然，在著《资治通鉴》时大加指斥：“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昏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笔者认为，李世民并非中途突然反悔，契毖何力的份量也达不到让他承担背信弃义之名的程度，所谓的新兴公主许婚事件，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唐太宗是一个醉心于帝王功业的君主，为了留下开疆扩土之名，他早就瞄上了薛延陀，但唐朝并没有深入漠北灭亡对方的能力，因此便策划了这场阴谋，试图藉此来削弱夷男的统治威信，好令薛延陀陷入内乱，这样自己就可以趁虚而入。此时李世民的心思，与630年时已大不相同。当时唐军孱弱，尽管趁着东突厥内讧，忠于颉利可汗的主力部队被叛出的薛延陀消灭大半而成功地浑水摸鱼，与薛延陀和其他叛离的东突厥部落合作灭亡了东突厥，却并无击败薛延陀的实力，无法一统漠北。趁着夷男地位不稳，需要结唐自固之机，双方一度相安无事。但随着十年时间的流逝，唐朝的国力有所上升，军队的战斗力也提高不少，又与薛延陀在争夺漠北和西域上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李世民便动了将其灭亡的念头，遂有在长城下设套伏击薛延陀一事。 虽然之后夷男竟不顾廉耻地主动示好，但李世民却绝不会再如630年时那样真心与薛延陀和平共处，尽管表面上不计前嫌，还答允和亲，其实是设下陷阱，向夷男索要数量巨大的牛羊做为聘礼，其目的一是要削弱薛延陀的国力，二是有意耍弄夷男，要令其颜面扫地，从而动摇他在国中的地位。可笑夷男在已经遭受过唐朝一次打击后，竟然仍未意识到唐太宗已经将自己视为眼中之钉，反倒认为“碛北之地，必当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国之计”（《旧唐书》卷212），毫无警觉戒备之心，政治嗅觉极为迟钝。就在唐朝磨刀霍霍之际，夷男大敛各部，搜刮牛羊，在部民的怨气中将其送往长安，完全落入了唐朝设下的圈套。
| 
发表于 2013-3-10 17:40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