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李治至死稳掌实权，夫妻二人相互扶助共抗邪恶

不容青史俱成灰

　　
　　

　　一、欺世谎言

　　很多人认为，唐高宗李治性情懦弱，能力低下，平日不问朝政，被强悍的武则天牢牢控制在手掌心，只是充当一个政治牌位，最终还导致大唐江山易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其实只要粗略翻阅一下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而不仅仅是道听途说，就能轻易看出，上面所述皆属虚词，自始至终，唐帝国的权力都掌控在高宗手中，他也一直参与政务，直到死前还频频对国事做出决策，所谓的“大权旁落”、“仅拱手而已”云云，全部都是谎言。





　　二、夫妇同心

　　自即位伊始，李治的身体就不好，而且每况愈下，平日需要大量的时间静养，对于他而言，全面主持政务工作的负担太重；而他面临的，又是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阀门把持朝政，君权旁落的窘迫处境。仅凭李治自身的才具和精力，想要夺回权力，斗垮这些窃国权奸，实在太过困难，这个初登大宝的病怏怏的皇帝，需要一个帮手，这个人既要有魄力、有手腕、有能力，又要信得过，不至于在斗垮关陇贵族之后，取代他们的地位，仍然将自己当成傀儡。
　　最终，高宗选择了武则天，原因并非如一些人所说，是什么耳根软、惑于美色、任人唯亲，其实从本质上看，在高宗心中，武媚娘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女人，更是一个可靠的政治盟友；而他之所以对武氏如此关注，不顾重重阻力，将她一路拔擢为皇后，也并非一些人认为的，是基于对美色的迷恋和情感的考量，而是看重了这个女子卓越的政治才能。
　　简而言之，自始至终，武则天都是高宗手中的一杆枪，居于前台主事，李治则在幕后进行支持，夫妻二人结成攻守同盟，共同与众权臣斗争。事实上，除了立场之外，这两人的政治理念也基本一致，高宗提拔的魏元忠、狄仁杰、唐休璟等人，后来大多为武则天所重用；而武氏要除去的褚遂良、韩瑗、柳奭等人，也正是高宗的眼中之钉。





　　三、锄奸铲恶

　　用高屋建瓴的视角来看，关陇旧阀属于腐朽的一方，大贵族们把持朝政，排斥科举，重用自家子弟，断绝平民阶层上升之路，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百姓无节制地盘剥压榨，利用特权兼并土地，诸般行径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正代表了落后的政治模式和低下的生产力，因此高宗和武后对这些门阀进行打压，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地，算得上正义的一方。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乐，是唐朝三百年间仅次于开元盛世的好时候，而开元盛世也不过是在武氏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上顺承发展的结果。武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固然与其理政才能大有关联，但从本质上看，其实还是因为成功削弱了关陇旧阀，铲除了大量寄生在国家身上的蛀虫仓鼠，让政治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无论是从治国模式的先进性还是百姓的生活水准去看，高宗与武后对旧门阀的打压，都是利国利民的行为，本该被视为大快人心的壮举，然而日后的风评却远非如此。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武瞾独树一帜，以女子之身登上九五之位，给了推崇“男尊女卑”的儒教一记响亮的耳光，因而遭到了后世封建史家和大批近、现代评论者的丑化。人们致力于将她和高宗对立起来，说她架空高宗，把持朝政。其实以当时旧门阀势力的强大，武后和高宗精诚合作都取胜艰难，而武氏一介女流，背景肤浅，若是没有高宗鼎力支持，又怎么可能在一个男权社会掌稳权力，击败强大的对手？
　　更令人不齿的是，封建史家们既然要宣扬武则天架空高宗的论调，就必须将高宗说得昏庸愚蠢、好色无能，同时将其控制国政的事实尽量淡化，给人造成他后半生毫无作为的假象，这也正是如今唐高宗的风评十分不佳的原因所在。执掌实权的一代明君，竟然被丑化成了庸碌懦弱的傀儡皇帝，历史的不公实在令人扼腕。






　　四、体恤百姓

　　平心而论，唐高宗的能力、魄力虽然不如自己的妻子，却也绝非昏聩之主。他曾询问以敢言著称的监察御史魏元忠：“外以朕为何如主？”素来直言不畏的魏元忠道：“周成、康，汉文、景也。”由此不难看出，在时人心中，高宗是文帝、景帝这样的明君。
　　“时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频征伐四夷，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张文瓘谏曰：‘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上纳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高宗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高宗乃止。”
　　仅从上面这两则史料，我们便能看出，李治是一位能够克制自身享乐欲望，颇为体恤百姓的仁君，与他的父亲，那个不顾百姓死活，在连年对外战争，大量百姓不堪重负，甚至要卖儿卖女，卖田卖地的同时，仍然不听劝谏，坚持大建宫室，尽情奢靡享乐的唐太宗大有不同。在张文瓘劝谏之后，他立即便放弃了征伐新罗的打算，足见其并非那种为了自身的帝王功业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自私自利之徒，与为了追逐虚名而穷兵黩武，逼得百姓死走逃亡，被迫要自残手足以逃避苛重的徭役，最终还激起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李世民有着本质的不同。






　　五、察纳雅言

　　世人多认为，中国历史上最能虚心纳谏，并勇于改过的皇帝，当属唐太宗李世民无疑，其“君舟民水”、“以史为镜”的事迹盛传于世，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肯接纳谏言，不过是在搞政治做秀而已，虽然每每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姿态，内心却根本不愿接受，就算表面上纳了谏，可在博得美名之后，却仍然照做不误，将谏言当成耳旁风。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是帝王们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可自吹自擂后没几日，他便下诏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宫。贞观五年，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随即又再思大建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苦苦相劝，，认为“百姓雕弊，帑芷空虚”，不宜大兴土木，李世民奖励夸赞了戴胄一番，其虚心纳谏、胸襟宽博之名天下皆闻，之后便令窦琎主持修建洛阳宫，而且极尽奢靡（“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劳民伤财之至。仅凭这两件事，我们便能看到李世民在纳谏方面的表里不一。正如魏征所说，太宗“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而这只不过是虚伪好名的唐太宗造假骗世的具现之一而已。
　　如今魏征和李世民君臣相得的事迹脍炙人口，可很多人却不知道，早在贞观十年时，魏征便已发现他“渐恶直言”，而李世民也早就对魏征频频进谏深感厌恶，几次想要杀了他，只是为了邀买虚名，才隐忍不发。魏征死后不到半年，没了利用价值，李世民便下令将其墓碑推倒，亲手砸毁了这面让自己“明得失”的镜子。
　　与名不符实的唐太宗相比，倒是性情温和，少行矫饰的高宗李治，能够真正做到察纳雅言，任用贤才，不失为一代明主。
　　乾封二年，“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矣，是以各各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 ”
　　永徽二年，“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墙盗左藏物，上以引驾职在纠绳，乃自为盗，命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顾侍臣曰：‘此真谏议也！’”由这两则记载不难看出，李治对谏言的渴望以及呼吁鼓励的态度。他曾经对郝处俊说：“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这种察纳雅言的谦虚态度实乃恰当的治国之道，而李治也确实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和他那个嘴上一套实际一套的父亲可以说是大不相同。
　　“时陇右虚耗，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上闻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谓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视远俗。若果为不可，何不面陈，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巡守虽帝王常事，然高丽新平，馀寇尚多，西边经略，亦未息兵。陇右户口凋弊，銮舆所至，供亿百端，诚为未易。外间实有窃议，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上善其言，为之罢西巡。未几，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张释之有言：‘设有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处之？’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见释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高宗能够做到虚心纳谏，罢除西巡，停止游幸，以减民负，对犯颜直谏，惹得他非常不快的狄仁杰，以及顶撞他的来公敏均能做到拔擢重用，显然并非那种沉迷于谄媚之言，一味放纵自己性情，追求享乐的昏聩君王，大唐百姓能够遇到这样一位明主，以及治国能力过人的武后，实是一桩幸事。







　　六、执掌大权

　　世人多谓高宗李治是武则天手中的政治傀儡，然而翻阅历史，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虽然在即位之初，高宗确实曾经大权旁落，然而控制皇帝的却不是武则天，而是关陇旧阀集团。在铲除了长孙无忌、褚遂良及其党羽之后，高宗便逐渐掌控了实权，国家大事基本决于其手，直到死前，他对国家仍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武后只是在旁辅助而已。
　　下面，笔者罗列一些实证。

　　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上曰：“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谢曰：“臣备位枢轴，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无兵邪！”许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遽令引出。诏特免官。——由一怒罢免左相许圉师不难看出，此时高宗对朝政的掌控程度很高。

　　“时故侍中刘洎之子诣阙上言，洎贞观末为褚遂良所谮枉死，称冤请雪，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左右之。高宗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彦玮独进曰：‘刘洎大臣，举措须合轨度，人主暂有不豫，岂得即拟负国？先朝所责，未是不惬。且国君无过举，若雪洎之罪，岂可谓先帝用刑不当乎？’然其言，遂寝其事。”——当年李世民无故杀害重臣刘洎，令很多大臣深感不平，连武则天都很同情，但高宗出于孝道，不愿为其平反，刘洎便只能含冤不雪，由此便能清楚看出，谁才是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

　　“麟德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高宗不许。”仪凤三年，“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这两则是高宗处断军国政务的明证。

　　（675年）高宗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显而易见，在675年时，高宗仍然大权独揽。

　　永隆元年，“太子贤犯事被废，太子洗马刘讷言尝撰《俳谐集》以献贤，贤败，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流讷言于振州。”

　　（679年）十一月，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总三十馀万以讨突厥，并受行检节度。——此时距高宗去世仅仅四年，但军国大事显然仍然操控李治掌握之中，李治为了国事还要费心安抚出征将帅。
　　就在同年，“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杰奏其奸，请付法回，上特原之，仁杰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诫！’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杜易简……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这两则记载均辅证了高宗在679年仍然掌理政务，对官员拥有处分权，可以凭藉自己的观感、喜恶对官员进行贬黜，一个被软禁的政治傀儡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地。

　　就在679当年，“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命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上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馀无所问，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喜，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问之。”——由高宗对定州刺史专断行为的首肯，以及常以“密敕”询问封疆大吏均不难看出，高宗对朝政的控制程度。
　　同年，“李义琛，永淳初，为雍州长史。时关辅大饥，高宗令贫人散于商、邓逐食。义琛恐黎人流转，因此不还，固争之。由是忤旨，出为梁州都督”——可看出此时高宗对地方实权官吏拥有任免权。

　　680年，“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

　　682年（即高宗逝世前一年），“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显而易见，直到死前一年时，高宗对执掌实权的军方高级将领仍然拥有处断之权。

　　683年（高宗逝世当年），“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义琰闻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直到去世前夕，高宗都没有失去对下属的处分权。

天天狂奔

眼睛里进了沙子，好难受，对同桌说，好难受啊，帮我吹下！妹子看了我一眼，红着脸说 下不为例啊，说着拉开了我的裤拉链.

好运猪

写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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