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友人之邀，为某版块撰写“扬州诗话”系列杂文，就便稍加修改后发到这儿，让铁血的朋友们多知道一点扬州的故事。反正也不是出版物，不会有人责怪我一稿两用吧？
扬州诗话系列之古木兰院
在扬州的东西向中轴路——文昌中路与淮海路交叉口西首，马路中央有一株古银杏，银杏树下绿岛内有一座大约三、四米高的唐代石塔，这就是古木兰院的遗址了（附录㈠）。木兰院这个名称对于普通扬州人也许还有点陌生，而说到石塔寺，老扬州人便没有不知道的了。木兰院始建于南朝刘宋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初名显庆禅院，后曾改名慧照寺（亦作惠昭寺）、高公寺、安国寺，唐乾元中改名木兰院。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得古佛舍利子，建石塔存之，因改名石塔寺。塔有五层六面，为石制仿砖木结构楼阁式，每层均有飞檐瓦顶，除一、三、五层南北两面有门相通外，其余各面均镶嵌有浮雕佛像，共二十四尊。石塔虽不甚高大，但雕琢得玲珑剔透，造型古朴，形态优美。尤其是唐代遗物，历经劫难，保存至今，世所罕有，其文物价值极高。这座古塔与其同伴古银杏树被置于城市最繁华的马路中央，实在不是一种妥当的安排。文昌中路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城市改造所逐步形成的，当时文物保护意识很差，以至形成如今的尴尬局面。尚不知扬城的管理者今后将如何加强对这两件文化遗产的保护。
言归正传，古木兰院之所以大名鼎鼎，除了这座曾经存放过舍利子的石塔以外，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势利和尚的传说。说的是唐朝的王播，在发达以前因父死家贫无所依，曾一度寄食木兰院，也就是吃白食了。每听到寺内吃饭钟响，王播便到斋堂就食。日久，寺僧厌恶他，便先吃饭，待饭吃完了再敲钟。王播没吃到饭，饿着肚子在墙上题下“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两句诗，离开了木兰院。后来王播考中进士，做了大官。木兰院的和尚一则畏惧，二则想巴结王播，便做了个碧纱笼把王播的壁上题诗保护起来。三十年后王播任淮南节度使，镇扬州。一日，旧地重游，见碧纱笼下旧题，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乃续曰：“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关于这个故事，历来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议。首先是这首题壁诗是否真是在三十年前写了一半，到三十年后再将其续完的。
根据记载，王播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淮南节度使任内作《题木兰院二首》，这首诗是第二首（附录㈡）。如果真是为续完三十年前的半首而作的诗，应该单独命题才是，似乎不该把它和另一首诗放在一起，而且是放在第二首的位置。所以一般认为：“饭后钟”是有的，“碧纱笼”也是有的，但一首诗三十年前后分两次写则未必。至于碧纱笼下的旧诗，当是王播当年在寺中的旧作，不一定就是这两句。而“续诗”的说法只是后人附会而已（附录㈢）。当然，按照故事中“续诗”的说法，明显更具有戏剧性，所以人们还是乐意传播这个故事。清代盛观潮《碧纱笼赋》有“诗留两句，字划分明；纱护几重，尘埃扫涤”的句子，便是支持“续诗”之说的。
王播落魄时很遭和尚讨厌，而到他发迹时，他的墨迹也就成了“墨宝”，是寺里的荣耀；是和尚们夸口的资本；是提高寺院知名度，广招四方香客的摇钱树。做个“碧纱笼”加以保护，这倒是说明木兰院的和尚很有点现代人的经营头脑呢！（附录㈣）
第二个争议，是对木兰院和尚对待王播态度的评议。由于这个故事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典型，木兰院的和尚——势利眼，成了一句歇后语。和尚之作为反角令人可憎，而王播作为成功人士得到人们同情、赞赏乃至羡慕似乎是普遍的共识了。但也有不这样认为的。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任扬州知府，有《石塔寺》诗曰：“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三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只遗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他完全站在和尚一边，无情耻笑了王播：“……灯盏虽然也是火，却不是取暖用的；钟声虽然是吃饭的信号，可不是为你敲的。……寺院的斋饭给你这样的人吃了，不但无益于世反而留下了祸害……。”
因为苏轼篤信佛教，且恶王播官声有玷，立论难免有些偏颇。就事论事，木兰院和尚对待王播的态度前倨后恭，固然是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但也是人情之常，非独僧人而然。俗话说“和尚本是穷人做，做了和尚厌穷人”。和尚作为一种职业，自身不从事物质生产，吃百家饭，讨十方财，巴结讨好有钱有势的人乃是其生存之道，情有可原，未可厚非。
佛门向来是只进不出，只有俗家人斋僧，决无僧人斋俗人的（佛经虽有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之说，却无分斋饭以救饥民之典，盖因舍肉身难效，而分斋饭易为耳，一笑）。香客进得寺庙，僧人见有油水，方趋前奉茶相待，其实即为讨香火钱的信号。如若奉斋，则必有缘簿相候矣。按照佛门的规矩，若非施主，即便是和尚的亲爹妈上门，也不能吃寺内一口饭的（附录㈤）。何物王播，既无入空门向佛之念，却厕身释子之中厚颜蹭饭，宜其被逐也！何况和尚们并未恶言相向，只是玩弄了一个小小手段，让他知耻而退，已经是顾全了斯文体面，王播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再说王播在寺中蹭饭非止一日，和尚虽然为德不卒，也算有一饭之惠。君子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王播心无感恩之念，而讪讪于饭后钟之辱，品格亦等而下之矣。
我们再来看看王播其人。
王播（公元759－830年）字明敭（yang，音扬），太原人，其父王恕为扬州仓曹参军时，合家迁居扬州。王播生于官宦之家，又在市井繁华，人文荟萃的扬州长大，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文才学识小有名气。青年时代的王播因父早逝，家境贫寒而备尝世事艰辛（“饭后钟”事即其时也），乃发愤苦读，以求上进。
贞元十年（794年），三十五岁的王播终于时来运转，一年之内，先中进士，再举贤良，又得实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之职。此时的王播，大器晚成，厚积薄发，到也胸怀济世利民之志，励行古今圣贤之道，勤于吏事，精明强悍，很快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官声甚振，很快擢升至侍御史之职。然而当时的唐王朝已盛极而衰，虽然表面一片繁荣，称为“代德中兴”之世，其实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土地兼并加剧，贫富严重分化，官场黑暗，纲纪崩坏，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王播为官公正廉介，不知奉迎之道，正为官场所忌，终于在贞元末年得罪权臣京兆尹李实，被贬为三原（今陕西富平）县令。
王播经此贬谪，并未气馁，仍旧秉公行事，躬勤职守，政绩斐然，名声卓著。在顺、宪两朝，王播以能臣著称于朝野。历任驾部员外郎、工部郎中、虢州刺史、御史中丞，直至京兆尹，乃侪身朝廷要员。旋又升为刑部侍郎，兼领盐铁转运使。特别是在讨伐吴元济的战事中，王播负筹办军饷之责，尽心尽力，惮精竭虑。一方面大量搜刮国库民财，一方面整肃军需供应各环节，扫除积弊，提高效率，使延续三四载的对吴战争“兵得无乏”，“粮不缺继”，最终获得胜利。王播因功擢升礼部尚书，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此时的王播，尚称廉正。他作为掌控国家财政的重臣，敛财之术突显其能，虽然为朝廷事，而酷吏之相已现矣。
元和十三年（818年），王播为宰相皇甫镈所嫉，从礼部尚书谪贬出京，放任边远的剑南川西节度使。这一年王播59岁，年近花甲的他似乎已不能再忍受宦海沉浮，却又不愿舍弃权力与地位，乃彻底放弃了洁身自爱的原则，专以曲意逢迎、阿附权贵为能事。
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晏驾，穆宗继立，皇甫镈失势。王播得讯后，立刻大肆行贿结交宦官、朝臣，贿银难计其数。果然钱能通神，很快王播被诏回京师，任刑部尚书，重兼盐铁转运使的肥缺。不久又兼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相位。此时的王播，已不复当年勤政爱民的形象，而以钻营阿奉为务。时河北三镇（卢龙，成德、魏博）相继复叛，而身为宰相的王播竟“不措一言”。一些较为正直的朝臣和士子，原以王播为贤能的，均纷纷远避，不耻与之为伍。
长庆二年（822年），王播调任淮南节度使（治所扬州）。当时正值淮南遭受特大旱灾，老百姓穷困潦倒，而王播却贪酷无度，巧施盘剥伎俩，敛聚民脂民膏，扬州民众，深受其害，一时民声鼎沸，怨声载道。王播是为一代能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只会抓老鼠的猫吧！）用之贤良，则济世也多；用之贪酷，则祸民也倍矣。
至敬宗朝，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王播广求珍异以赂。为图复相，王播又在正常盐铁税之外，巧夺苛敛，以“羡余”之名，每月向敬宗进奉，年愈百万余缗。可惜敬宗寿命不长，做皇帝不到三年就死于宦官之手，王播敛聚来的金银和一番苦心统统打了水漂。
文宗继位后，王播自淮南入朝，“献玉带十有三”，“进大小银盌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文宗大悦，即行擢升王播为检校司徒、左仆射，再任宰相，并加封太原郡公。太和四年(830年)，王播病死，年72岁。
纵观王播一生，在朝为官三十七年，乃中晚唐一代能臣。其前二十年政声甚显，史评亦佳；而后十余年则贪酷无行，奸邪为伍，世称“蜕臣”。究根溯源，其自身贪恋权势，品行低下固不待言。而观历朝历代官场，刚正不阿之士，难合潮流，宦途自是多舛；阿谀奉迎之辈，顺时应势，飞黄腾达可期。劣胜优汰，乃千年难易之潜规则是也！由此观之，王播之蜕变，不亦中国封建社会吏治之悲哀乎？
清代扬州籍进士程梦星有《木兰院》诗，概叹其事，录于此：
今之石塔唐木兰，穷愁王播尝盘桓。
无聊寄食僧易厌，鸣钟故使过朝餐。
后来作相领盐铁，再过此地笑复叹。
为德不卒何足较，人情未免伤饥寒。
八驺得意亦杰士，声名何不防贪残。
阇黎轻薄盖具眼，东坡严断宁容宽。
汉朝君相食不足，戛羹轹鬴书史官。
盛德大业乃佳话，不然恩怨无足观。
龛香寂寂钟磬冷，佛眼平等惟闲看。
后来游者莫题句，碧纱黄土嫌多端。
[ 本帖最后由 昊天 于 2010-1-29 19:41 编辑 ]
咳咳~鹅大难道对俺们扬州的印象只有韦小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