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岁月如水，不断向前，串连起历史，也挟卷了属于其间每个人的离合悲欢。那是由时间与空间架设起的庞大构思，于是，浩瀚如历史长卷，微渺如百态人生，就在某一点上奇妙的重合着，人生与历史，也就这样相互印证、相互影响着，共同走向茫茫未知的旅程。
这便是读史的奇妙处，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可以见到那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喜乐哀愁；而从那一个个历史人物起承转合的命运轨迹里，又仿佛暗合着历史的走向趋势，两者，看似相辅相成，却又各自漠然对视。
在历史的面前，人是如此的渺小，即便是名头响亮如苏东坡、李清照，也只是这历史长河中翻起的小小浪花，然而也正是这两个名字，在北宋与南宋的历史中如双峰对峙，各自撑持起属于自己的半壁江山。
阅读他们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轨迹与他们所属的历史时期，竟有着如此紧密而奇妙的联系，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当你品味他们人生命运的时候，你等于同时在品味着或优雅闲适，或缠绵悱恻，或离乱纷扰，或悲苦无依的，两宋芳华。
[ 本帖最后由 月在花飞 于 2010-3-12 12:48 编辑 ]
夏花卷·东坡居士
生如夏花之绚烂。
夏花的绚烂，在于它的热烈奔放，一往无前。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始终不改那份明亮耀眼的色泽。即使有烈日曝晒，即使是暴雨侵袭，夏花却仍旧发自内心地蓬勃生长，不会因此而委顿萧索。从而也给了自己与他人无限希望的光芒。
这夏花般的绚烂，如同苏轼一生的写照，也在他所写下的词句中酣畅淋漓地表现着，同时，这也是北宋从仁宗到神宗时期给我们的感觉。
那是属于苏轼的历史时期，也同样属于另外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名字，比如包拯，比如范仲淹，另外，被后人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五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出自这个时期。
该怎么形容这个时期呢？经过了五代十国的纷飞战火，经过了赵匡胤、赵光义两代皇帝的文治武功，到了仁宗一朝，终于开始了休养生息。此时人心初定，百废待兴，朝廷上也显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说是百家争鸣，并不过分，北宋从建国以来，就奉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士大夫的地位渐渐凌驾于众人之上，且言论不禁，朝堂上的争论没一日消停，可是，却不是压抑的，你能看到那一张张显现出正直的脸，或肃穆或诙谐，或激烈或平淡，却都怀着一片火热的心。小人当然有，奸臣也当然有，却不是主流。彼时政敌之间的攻击也是很激烈的，可是，却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分野，以我们此时的心情，去遥望那时的口诛笔伐，便会发现，其实那时候互相掐架的，大多数是被我们定义为“好人”的人。
很有趣是不是？也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时期，一个如夏花般明亮绚丽的时期，才可以培养出苏轼这样爽朗不羁的个性吧。
出生于仁宗朝，宦海浮沉则贯穿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苏轼，文字中又怎会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读他的词，你很容易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劲力，与他本身性格中所固有的潇洒豁达、豪迈坦荡融会贯通，形成了苏轼词句的别样魅力。
那么，我们就来读读他的词句吧，读读那些记载着他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人生经历的，词句。
第一章：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１、眉州·在聪明与愚鲁之间
一轮明月，照耀了千古，在周而复始的阴晴圆缺之间，就看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那么，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１０３６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的明月，是否看到了四川眉州眉山的一个苏姓人家新诞下一名男婴？那冰轮素纨一般的明月，又是否知道，三十余年后，这名苏姓男子，在一场大醉之时，对着同一轮圆月，吟诵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流传千年的著名篇章？
明月有知，当应微笑，只因那如月般明亮清透的男子，天上有一颗星星，地上便有一个人，但，星星再多，却都成不了月亮，千古以来，月亮只有一个，就如同，千古以来，也只有一个苏轼。
或许会有人不服气，毕竟，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不说多如牛毛，也可说得是浩如烟海了，什么样的人没有？正直的、善良的、风流倜傥的、老成敦厚的，随便哪一种都可以找得出样板来。
只是，却少见苏轼这样气度开阔豁达，达而不改其志，贫而不移其气的文人。
苏轼的一生并不平坦，仕途中波澜起伏，几次大起大落，最高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低时，被贬谪到海南受苦捱穷。一个人能够在顺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并不难，但是在事业遭受打击、生活窘困，在三餐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然乐观向上，就很不容易了吧？这份人格魅力，显现于他的词句中，也发散在词句外，就像一片清明的月色，涤清荡浊，有着不必言说、与生俱来的吸引力。
阅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非凡的人，从小就会有非凡之举，那么我们且来看看，少年苏轼在家乡眉山都有些什么事迹。
苏轼在家中排行第五，但因前面的兄长已经夭亡，所以他实际上是苏家的长子。和许多人家的孩子一样，年幼时由父母教导，七岁时，苏轼开始读书。起先是师从于道士张易简，后来入乡校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
乡校时，一名士子从京师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本《庆历圣德诗》给乡校的先生看，小苏轼在旁边看着，见文字中有“十一人”等字样，不解，便向先生询问请教，乡校的先生想必正与京城来的士子谈话呢，不愿意被学生打扰，便道：“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一般的孩子若见先生不耐烦，估计也就蔫头搭脑地躲到一边去了，小苏轼可没有，他当即回复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那是天人是神仙吗？如果是，那我不敢多问，如果也是人，那有什么不敢问，有什么不能知道的？
当面顶撞了先生的小苏轼有没有受罚，历史上没写，我也不知道，料想一顿戒尺是免不了的。许多年以后，那位乡校先生若回想起自己还打过大文豪、文坛领袖苏轼呢，不知会不会沾沾自喜；而苏轼回想起少年时顶撞先生的这次行为，又会不会想到，他其实从小就是这样，图一时嘴上说得痛快，却或早或晚的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对于这一点，苏轼的父亲苏洵看得清楚，并在名字中，就给予了点醒和告戒。苏洵曾作有《名二子说》一文，说出了他给两个儿子起名的原由，也说出了他对两个儿子的希望。那文章是这样写的：
轮、辐、盖、轸，皆在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一驾车子的很多部件都是有用的，比如车轮，轮子上的车条，车盖，以及车后的横木都是有用，但也有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轼”。
“轼”是车厢前面做扶手的横木，虽然将车轼去掉，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不妨碍车子的正常行驶，但若缺少了轼，车辆的构架就不完整了，而且若缺少了轼，坐在颠簸车厢里的人就容易摔出去，这样看来，“轼”是一个看似不重要却又非常重要的部件。对于个性张扬，经常聪明外露的苏轼，父亲的希望是他能够锋芒内敛，懂得“外饰”，要知道这世上庸才太多太多了，“才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太过聪明张扬，人生的道路也就难走了，事实上，苏轼一生的命运坎坷，的确也与他的张扬个性有很大关系。
再说到为小儿子苏辙取名的意义，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天下的车辆驶过都会留下车辙，后面的车也会沿着前面的车辙行进，只是，辙对于车来说，是无功亦无过的物事。车子跑得飞快并没有车辙的功劳，车子翻了，也没有辙的过错，由此可见，辙——可身处祸福之中却又能安然立于不败之地，父亲给苏辙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他像辙一样，能够善处于祸福之间。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辙个性沉稳，英华内敛，一生，除了因为苏轼的缘故，以及大的政治格局变动而被贬谪外，他自己是没出过什么乱子。
用这样的两个字为儿子命名，才学、见识缺一不可，做为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性格摸得这么准，实在让人不得不佩服。
说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三字经里有“苏老泉，二十七，使发奋，读书籍”的句子，这里所说的苏老泉，就是苏洵，当时的人，有名有姓有字有号，他是姓苏名洵字明允，号老泉。这位二十七岁才“始发奋”的先生，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三父子在“唐宋八大家”里就占了三个席位，端的是十分了不起，以往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苏轼，其实三苏中的另外两位也颇有可观。
说回苏轼，他的这种个性或者说毛病，可能在很后来才被自己意识到，晚年时期，他写下了《洗儿戏作》一诗，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诗的意思很是浅显，并无太多解释的必要，但中国的文字，尤其是诗歌，总是会在浅近的句子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这篇诗作就是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多才多能，而他自己一生的遭遇坎坷，偏偏是因为“聪明”二字，因为比别人聪明，就难免会争强好胜，就会得罪人，就会为后来的种种埋下祸患，所以他情愿自己的孩子不要这么聪明了，还是“愚”一些、“鲁”一些，没准还能无灾无难，成就功名呢。
这首诗，是自嘲，亦可看做是自醒、自警。人通常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之后，才会逐步的自我反省，检点自己身上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苏轼也是如此，在他写下“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时候，也同样是在反躬自省，参禅一般将自己的人生剖析整理，得到了顿悟的结论。
少年时，总喜欢看那花的红，叶的绿，有了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到花为什么会凋谢，叶子为什么会干枯。繁华浮世里，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一步一步的去芜存清，从茫然地望着这个世界，直到在岁月中终于看清了自己，那是一个轮回，每个人都会这么走，千年前的苏轼如此，我们亦是如此。
（未完待续）
豪放如苏轼，婉约如李清照，辗转几多愁，莫不如是……
而苏轼也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啊~~唯有千年之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永传于世……
苏子被贬的时候依然不忘发明东坡肉。。也是我馋宗前辈。。拜一下。。。。
回陆兄：对苏轼了解越多，越会欣赏他，从欣赏他的作品，到欣赏这个人。
回小馋：馋宗前辈还是张那谁哈，又馋又有运气，怎一个牛字了得～
２、眉州·在绮丽与质朴之间
苏轼的父亲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所以格外知道用功读书的重要，也格外严格的督促儿子的功课。少年苏轼的聪明敏慧，再加上父亲的尽心教导，使得他的学识日见进益，十来岁的时候，苏洵命苏轼做《夏侯太初论》，苏轼写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人能将价值千金的玉璧摔碎，却不能在将沉的舟楫中不失声呼号；人能和猛虎搏斗，却不能在毒虫面前不惊惶失色，勇敢或不勇敢，是相对而言的。苏洵看了这两句，不觉拈须微笑，相当赞赏。
苏氏是眉山世家，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以及父亲苏洵在当地都是挺有名望的人，与之联姻的也多为当地的望族或官宦之家，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官宦之后。这位程夫人在学问方面，想必亦是不错的，苏轼十岁那年，父亲苏洵宦学四方，在家教导孩子读书的重任，就落在了程夫人身上。这一日，程夫人读东汉史至《范滂传》，不由得慨然太息，侍立在旁的苏轼，看到母亲手中书籍上写的是这样的文字。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那说的是后汉时期一位疾恶如仇的官员，他任清诏史按察诸郡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当时后汉政权旁落，把持在一群宦官手上，范滂这样的人必为此等人所嫉恨，终于在后汉建宁二年，有诏书传下抓捕范滂。负责传达诏书的督邮吴导来到范滂的家乡汝南征羌县，在驿馆里抱着诏书痛哭不止。范滂听说了这件事，说道：“这一定是来抓我的。”便自己到官衙去。县令郭揖看见他来，十分惊讶，说道：“天下这么大，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说着话，解下自己的官印，准备为了保护范滂而辞官逃亡。范滂道：“我若死了，这场祸事就会消停了，怎么能因为我而连累你呢，再说我还有老母在堂，我逃走了，我母亲怎么办。”便坚持留下，入狱后，很快将被处以死刑，范母带着孙子到刑场相送，范滂说道：“我今日就要追随父亲龙舒君命归黄泉，死得其所，只是希望母亲不要伤心难过。”坚强的范母当时说道：“你今日身死，与李膺、杜密这样的英雄一样留下好名声，亦复何恨！既要追求令名，又要长命百岁，怎么可能兼得？”范滂跪听母训，复对自己的幼子道：“我若教你为恶，但为恶终究是不对的，我若使你为善，可我并未为恶，却落到这样的结局。”当时在场的人听见此话，无不流泪，随后范滂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小苏轼看到这里，抬头问母亲道：“我若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觉得可以吗？”——某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
程夫人听见这话，对儿子微微笑道：“你能够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么？”——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轻生死，重义气，为了公理和正义可以献身以殉，这就是程夫人留在年幼苏轼心中的深刻印记，这两句对话，被记录在宋史以及许多笔记资料中，不知在苏轼的一生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苏轼的一生，坦荡亮烈，敢说真话，也敢于为了百姓违抗朝廷法令，不能不说，是母亲的言传身教在起作用。
在二十一岁之前，少年苏轼的生活平和而简单，每日和弟弟苏辙一起读书，一起游乐，度过了属于他们的青葱岁月，在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和弟弟一起考中了进士，并于次年，由父亲带领，与弟弟一同前往京城赴试礼部。
三人到达京城后，宿于兴国寺浴室院温书待考，此时不免要说一下当时流行的文学风气，那时距离大宋开国尚不足百年，距离五代的彻底消亡时间就更短了，五代繁复华丽的文风在当时还很受推崇，不但是填词作诗，在行文上大多做堆叠辞藻，看起来很炫目，实则不免内容空洞，苏轼参加的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欧阳修，正希望一洗此种风气，因此在这次考试上，出了个平实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家兄弟在父亲的引导下，恰恰是文风淳厚质朴的，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这个二十二岁少年的文章，既写得好，又很对主考官的脾胃。那篇考试卷上的文字是这样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党之过乎仁；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文章这么长，就不一一翻译了，此文的大意是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对待奖赏和刑罚都是抱持忠厚宽容态度的。在文中例举了上古的尧帝当政时，皋陶是掌刑官，有一次，要处死一个人，皋陶对犯人三次判为死刑，尧帝却一连三次地宽宥。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之坚，而赞美帝尧用刑之宽。据说当时的另一位阅卷官梅尧臣读了苏轼这篇应考文字，觉得很是喜欢，就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见了这篇文章也是十分喜爱，“以为异人，欲冠多士”，只是在落笔的时候，有了一点疑问，这样好的文字，不知是什么人所做？
当时科考阅卷，和我们现在高考阅卷也差不多，名字都是被封起来的，而且文字还会有专人誊写过，使人看不出笔迹。并且负责阅卷的考官们都会被集中在宫里，不能和外界私自交流，就是为了防止考官们给人情分。但恰恰是这个原因，让欧阳修犯了难，这一科，他的弟子曾巩也在其列，曾巩是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的人物，文章当然是好的，而当时的欧阳修可并不知道天下还有个文章写的更好的苏轼，所以疑心这文章是曾巩所写。虽然文章好当然可以给名次，可是老师亲点了弟子的文，难道不会有人怀疑么？最终，欧阳老师为了自己和弟子的声名着想，给苏轼点了第二名，后来又经过了《春秋》对义，以及殿试等一系列考试，苏轼成绩为进士乙科，再后来见到了几位主考官，大家才知道了原委。
如今想来，倒也不为苏轼应该得第一，反而得了第二的事情感到委屈，首先，苏轼的才华并不是一场考试的名次能判定的，再说，这场小小的误会来源于欧阳先生的自律精神，是很值得推崇的，后来欧阳修和梅尧臣的书信往来中还说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又曾对他的儿子说：“三十年后，将不会再有人提起我。”做为一位文坛领袖，他的谦和，以及他对后辈的推许都十分值得敬佩，所以他这点小误会，也就成了文坛的一段佳话。
这场考试的另一段佳话，还是发生在欧阳修和苏轼之间，那就是前文所说的皋陶掌刑，尧帝宽免的故事，欧阳修不知出处，便问苏轼，不料苏轼回答他说，那个典故是他杜撰的。
呵呵，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反正欧阳修是没有追究，但想想，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杜撰论据，年轻的苏轼真是胆大的可以啊。
按理说考中了功名，顺理成章的就该是走入仕途。但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年的四月八日，程夫人病故，可怜这位母亲临死也没等到两个儿子的喜报。母丧是头等大事，于是考中的功名也得暂时放弃，一行人立刻赶回四川眉山。三年的守孝期满，苏轼和父亲弟弟再次接到来自朝廷的诏命，于是三人再次出川，这一次几乎是全家搬迁，走水路取道三峡而入荆州，再从此地走陆路前往开封，这三位被后世景仰的文人三父子一路也没闲着，走一路写一路，共同写了一百多首诗，命名为《南行集》。其中苏轼在荆州所写的一篇《咏荆门》怀古我很喜欢，诗曰：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度，吴樯开蜀船。江侵平野断，风掩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
读这首诗，便会想起他在后来写的“大江东去”，虽然词和五言古风给人的感觉如此不同，但那种宏阔的意向，幽深的情愫，已经从文字里显现出来了。
回到京城后，便赶上朝廷的制科试。古时的科举制度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如前文所所的礼部试，是定期的，而制科是有皇帝特旨召试的，那几乎是个高级朝臣预备役，所以也特别地难，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考的，得有朝中重臣的推荐，这次推荐人苏轼的人就是欧阳修。
如果说礼部的考试是高考的话，制科试只能比考研难上许多倍，考研还有许多人能考得上，制科试却是绝大多数人考不上的。这个考试还有一样奇怪之处，就是不设第一、二等，最高级别就是三等，也就是说，考到三等就是第一名了，苏轼考中的就是这个三等。在宋朝几百年的历史中，能得到这个名次的，只有两个人，“惟吴育与轼而已。”吴育比苏轼早了几十年，却没有苏轼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若以考试而论，苏轼真是宋朝第一人。
疾风也很喜欢苏轼的豪放气派，但更喜欢他弟弟。
细读之下，惊叹楼主真博学
知道这些，对我们写词应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期待更新
[s:40]
每每说起苏轼，我想起的是两个词：豪放（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与旷达（天涯何处无芳草）
但我更加期待苏轼的感情篇，不知花少如何写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思念之情，如何写那位“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的贤淑，如何写苏轼那位“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煺唇红”般花容月貌的知己。
花少以诗词写史事可说是非有胆量者而不为，其实个人觉得花少倒是在以史实谱写诗词……
回陆兄：情感篇是一定会写的，哈哈，陆兄引用的三句都很经典。
回疾风之舞：疾风先生有空的时候也聊聊他兄弟呗，期待哈。
回夏海：谢谢夸奖。
[ 本帖最后由 月在花飞 于 2010-2-28 20:11 编辑 ]
３、凤翔·顶撞上司的结果
嘉佑六年（公元１０６１年），岁在辛丑，得到制科头名的苏轼开始了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
这官职，是凤翔府知府的从官，也就是知府的下一级，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尤其对于一个并没有任何仕途资历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等于是一毕业就直接做了政府公务员，还是个不错的职务，要知道，有多少人考取了功名，却没有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又有多少人，毕业后连个工作还找不到呢。
况且他还有个“大理评事”的职衔，可以直接向朝廷汇报事务，这么想想，前途顿时光明了起来，时年二十五岁的苏轼，拿着朝廷颁发的高级文凭，又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便怀揣着满腔豪情壮志，带着对对新工作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准备上路赴任去了。
初到凤翔的日子，过得还挺不错，苏轼的工作能力一直很强，属于可以做实事的官吏，这从他后来的政绩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担任一个判官的职务更是不在话下，工作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这也使得他有足够空闲的时间外出，半是游玩，半是走访民情，端得是工作休闲两不耽误。他曾作《凤翔八观》诗一组，讲述他去孔庙看石鼓、去寺院看吴道子的画这些经历，他自己在序言中也说：凤翔在秦、蜀之交，地理位置不错，士大夫们之所以常来看这八观，就是因为路途近便，走一走就到了，而有些人不能遍历八观，所以写诗将这八观的妙处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
苏轼先生为官一任，还给凤翔做了一下兼职导游。
在游历赏玩中，他也看到了凤翔施政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他发现自元昊叛乱之后，百姓的苛捐杂税、徭役负担甚重，这自然导致了百姓的穷困。而且，凤翔府每年都要将南山伐下的的木材运输出去，木材顺水而下，自渭水入黄河，水流逐渐湍急，又有三门峡砥柱之险，这项差事也成了特别棘手的事情。苏轼访其利害，便重新修订了衙规，准许衙吏们自选水手，根据黄河水势，自行选择日期运输木筏。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灾害减少一半以上。
他也看到当时关中的干旱，那是嘉佑七年的春天，正是禾苗初长，需要雨露滋润的时候。可是这一年冬天不下雪，春天没下雨，田野里麦禾委顿枯黄，再不下雨这一年就要颗粒无收了。关中百姓以务农为生，一切吃穿用度完全要靠田地里的收成，身为官吏，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求雨。于是他写了一篇祈雨文，说：“……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农民就要靠田地生活，如果总不下雨，百姓就要活不下去了，这是地方官所应关心担忧的事情，也不是神仙们可以坐视不理的事情。天子和百姓敬畏膜拜你们，不就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吗？希望你们做神仙的，不要辜负天子和百姓的希望啊！
这篇祈雨文，写得还真是很有气势，呵呵。
苏轼一生好交朋友，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不以门第为限，这在他年轻时候便是如此了。初到凤翔的这一年，与他的直接上司太守宋公关系就很融洽，对于这个祈雨、修订衙规等几件事办得挺漂亮的年轻人，太守宋公也自是赞赏。这位宋公，比苏轼上任也就早几个月，是个认真做实事的好官，很受苏轼的尊敬。在宋公到任后，主持修建了“凤鸣驿”，这座驿站简单朴实，并不是为了接待上官的讨好之作，却恰恰了为了方便往来于凤翔的官吏住宿，整个工程只用了五十五天就完成了，进度相当快，也反映出了太守宋公的能力与魄力，这件事让初到凤翔的苏轼很有感触，便应邀写下《凤鸣驿记》，在其中写道：“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则天下之所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看苏轼这一时期的诗文，便如看这篇《凤鸣驿记》，其中充溢着意气风发，有着所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有的生机和冲劲儿，一心想在仕途中有所发展，也踌躇满志着，为自己描画出一片理想的蓝天。这样的情形维持到了宋公离任。
嘉佑八年正月，苏轼换了一位上司，那个黑黑瘦瘦的老者名叫陈希亮，字公弼，他的祖先是京兆人。唐广明中避难迁居于眉州青神之东山，是苏轼妻子的同乡，和苏轼的父亲苏洵也认识。这位新到任的陈太守和前任上司宋公脾气秉性相差实在太多，治下严厉而不苟言笑，一众官吏就算是在谈笑着，看见他来，也都不说话了。
这种脾气的人本来就不是苏轼喜欢的类型，而且陈太守到任后，似乎处处在对他刁难。比如说，苏轼是擢制科出身的，官吏同僚有人戏称他为“苏贤良”，这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听过就算了，苏轼自己也没觉得怎么样，可是陈太守却黑了脸怒道：“一个府衙签判而已，有什么可贤良的！”还把那个称呼“苏贤良”的官吏捉来打了板子；再有，凤翔府判官的苏轼，总要写一些年节祝祷公文，这位陈太守每次都要涂黑圈改，不让苏轼跑个七八次不算罢休；另外，苏轼送文件给他，大多数时间是要等上很久，才能见得到这位上官的金面，苦坐无聊之时，苏轼写过《客位假寐》一诗，流传至今，诗曰：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他在诗中说，因为是拜见太守，所以也不能擅自离开，只能像个枯木头一样呆坐着。别说太守忘记有我这么一位访客，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我自己了。
于是一来二去的，苏轼和陈太守的关系就弄得很僵，这一年中元节，府衙中照例要聚会饮宴，陈太守冷眼看过去，发现苏轼没有来，就在过后罚了他八斤铜。彼时铜亦折算为钱，为了这么点事，苏轼被罚款罚得相当郁闷，对陈太守的怨气也就更重了。
不久之后，终于给他找到个“报仇”的机会，陈太守在后园建造了一座“凌虚台”，准备让文笔不错的苏轼写个“凌虚台记”，苏轼接此任务，毫不含糊，提笔就写，落于纸面的，是一篇让人啼笑皆非的文字：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而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尤其是“轼复于公曰”这一段尤最是趣，他说的是：“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昔日这里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所覆盖，狐狸和毒蛇出没其间。在那时，哪里会知道有如今的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建造了这座高台的地方，是否仍旧也会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经和太守陈公一起登台远望，看到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旧迹，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废墟，而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所在之地。它们都曾是那么的兴盛、宏伟、瑰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凌虚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那些宫殿的繁华丽影，却连断壁残垣也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地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当如何？一座高台尚且不足恃以长久，人世间的得失兴替就更说不准了，一切的一切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想要以一座凌虚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若世上真有足以持仗的东西，也就不会在乎台子的存亡了。
这篇《凌虚台记》与其说是一篇记录凌虚台建成的记叙文，倒不如说是针对太守陈希亮的出气文。苏轼这脾气还真是从小到大就没变过，小时候顶撞老师，长大了写文讽刺顶头上司，还写得凌厉狠辣，不留情面。这口怨气当然是出得痛快，可就是没考虑到后果呀。
在很多人的臆测里，陈太守看了这篇文，一定会大发雷霆，然后苏轼就要倒霉了，可事实恰好相反，太守陈希亮看了此文，竟然笑了，他说：“苏轼的父亲苏洵，我像自己儿子一样看待，对苏轼呢，我就像看待自己的孙子。之所以对他严厉，对他不假辞色，是因为他年少成名，成功得太过顺利了。容易让他自满召损，这样的人需要磨练，否则对他今后的道路是很不利的。”这位老人没有改动文章里的任何一个字，就命人将这篇《凌虚台记》刻于石上，立在凌虚台边。如今回看那段历史，觉得这位陈太守是很了解苏轼的，在他严厉的、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其实是一颗热情而柔软的心，苏轼一生中遇到过许多朋友，能够真正了解他，知道他的缺点，肯这样提点和修正他人生道路的却并不多。
若干年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和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成了很好的朋友，陈希亮去世后，苏轼应陈慥之邀，为其写作传记，那是他为与他同时代的人所写传记中最长的一篇，他在这篇传记中说“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公是我父亲的前辈，当年我在凤翔为官，与陈公共事了两年，当时我年少气盛，不懂事，总是和陈公有矛盾，争执得面红耳赤，如今想来，已觉后悔。
这份迟到了二十年的道歉，终于为这场公案画下一个句点，那记载于东坡文集中的《凌虚台记》，则不免成了后人回望这段历史时的一段感慨。也许要感谢陈希亮，他提前给苏轼上了一课人生哲学，在后来的岁月飘零中，苏轼遇到的大悲大喜，也都比这初闯仕途时遭遇到的挫折要大得多，但有了这人生的第一课，他也不会再是写《凌虚台记》时，那个对境遇充满怨怼的苏子瞻。
（第一章完）
沙发，my honor
苏轼生平原来如此
很崇拜他的豪放风格，学不来
第一章就如此波澜壮阔，期待第二章
元宵快乐
马上就要死老婆然后去杭州救灾了
呵呵，要说起苏轼的官场作风，就一句话“出淤泥而不染”……
花少写这个，得看多少书啊。。。像我写的话，都是只凭想象力。。。
第二章：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１、京城·希望与失望之间（上）
江湖水清浅，庙堂风浪高。京城，是个机会与危险同时存在，也同时会被人高机率遇到的地方。想想看，如果韦小宝不是跟着茅十八进了京城，一辈子就是个扬州青楼里厮混的小痞子，永远成不了“一等鹿鼎公”。小说中的故事让人向往，现实世界里可没那么多韦小宝，也没有韦小宝那么多的好运气。
京城，庙堂，给了多少人实现理想的希望，又让多少人铩羽而归？只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准确谋算各方博弈，只因那太富于变数和变化，天上宫阙，今夕何年，谁又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呢？
朝堂上的复杂多变，京城中无处不在的风起云涌，能成为最金碧辉煌的诱惑，也能成为最残酷冷血的陷阱。这一点，自古皆然，在北宋那个让人意气风发的朝堂上亦是如此。
苏轼真正回到京城为官，是宋神宗熙宁二年。虽然他在英宗治平二年就结束了在凤翔的任期回到京城，却因为妻子王弗、父亲苏洵的先后去世，必须与弟弟苏辙扶灵柩回到四川老家，并为父亲守制三年。
眉山的岁月宁静祥和，如无波古井，让人安逸，给人宁静。在此期间，朝局却已有了变化，此时的苏轼也并不知道，从他回到京城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与北宋王朝的历史，悄然而神秘地连接了起来，苏轼这个名字，注定会在北宋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承载辉煌，也担负使命。
而北宋历史上最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幕，就在苏轼从眉州老家回到京城之前，悄然铺展开来。
势必要追述一下前尘，历史总是要前前后后的看，才看得清楚明白。那就从嘉佑五年开始说起吧，这是苏轼考制科试的前一年，朝廷任命了一个政绩出色的地方官为“三司度支判官”。
对于宋朝的吏部官员来说，这次人事变动没什么希奇，和之前之后的任何一次任免并无不同。只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这位被提升为三司度支判官，名叫王安石的官员，将在北宋乃至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当时正在准备考试、刻苦读书的苏轼，也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和他八秆子打不着的官员，将会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牵扯，却不是从苏轼本人开始，尽管苏轼也是嘴上不饶人的，但他的父亲苏洵骂起人来，却比苏轼更狠。别看这老爷子给儿子起名为“轼”，还写文章阐述了“轼”的锋芒内敛，可他老人家自己呢，还不是照样写文章骂他认为可骂之人？
王安石就是他认为的可骂之人。
方勺《泊宅编》中说，某次欧阳修设宴，众人皆离开时，苏洵留了下来，问欧阳修道：“方才座中那个囚首丧面者是谁？”欧阳修诧异道：“那是王介甫啊，文才很好的，你不认识他么？”苏洵说道：“以我看来，这个人以后必将祸乱天下，就算是英明的君主也会被他蛊惑的。欧阳先生何必与这样的人交往。”与苏洵同时期，且交情不错的张方平也有类似记载。
此后不久，王安石母亲去世，满朝文武都去吊唁，只有苏洵没去，还在当天写了那篇著名的《辨奸论》，将王安石骂了个七荤八素，这篇文章相当著名，不妨共赏：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疏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従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他在其中说：事情的发展必有轨迹可寻，天下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最冷静的人，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微小变化。比如，月亮周围起了晕，那就是要刮风了，空气中过于湿润，那就是要下雨，这个道理人人也都知道。然而人事的变化推演，情势的因果关系，却是难以推演、变化莫测的，比天地阴阳的变化更难推测。就算是贤德的人，也未必知道得全面，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爱憎好恶的情感扰乱了其中，而利害关系扰乱其外啊。昔日羊叔子见到王衍，就说：“将来贻害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屠戮殆尽。”以今天看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但是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容貌好，能说会道，确实有可以欺世盗名的本钱，但若他不忌妒，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或者仅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王衍，又有本事把天下搞乱么？再说卢杞，他奸诈阴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唐德宗昏聩，他又能如何？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也可能未必有那样的结果。
然后他开始说到了重点——现在有个人，口里说着孔子、老子的名言警句，身体力行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好名誉、出风头、不得志的士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盂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大不相同，那是王衍、卢杞合成为了一个人，所造成的后患，也将是比这两个人更大的。
脸脏了要揩洗，衣服脏了要换洗，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有个人却完全不是这样，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家里死了人，却整天谈论圣贤之书，这难道是人的真情实感么？凡事不近人情的人，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譬如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那这个人成为天下大患则是必然的，他所带来的祸患就不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了。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没有欺世盗名的行为，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假使这个人总是满口牢骚，发着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以后会为祸国家到什么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人受到重用，那么，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灾祸，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但那也就太可悲了。
全篇文章，苏洵没指名没道姓，但从他的描述里“囚首丧面”一句，谁都能想到他说的是谁。不但是因为老苏曾以这个词汇来形容王先生，更因为王安石的不修边幅的确是出了名的。
王安石年轻时苦学不倦，彻夜读书，到了天亮，又要去衙署办公，经常是眼睛红红的，头发蓬乱，脸上带着睡眠不足的样子，当时做他上司的是后来成为宰相的韩琦，见他这番形貌，便当他是不学好，流连声色风月场所，忍不住也要规劝他“年轻人多读点书”这样的话。
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王安石做了京官，甚至变本加厉，邋遢到了一定程度，就像苏洵在文章中说的，脸面脏了要洗，衣服脏了要换，王安石却恰好相反。有一次他面见神宗皇帝，一只跳蚤就从他衣领里慢慢溜达出来，并在他胡须里爬进爬出，皇帝看了他半天，他也觉得奇怪了，下朝后就问同僚王禹玉，皇帝今天的眼神怎么如此奇怪，王禹玉笑着告诉他，王安石大窘，赶忙命仆从搜寻虱子，王禹玉道：“不忙不忙，我有一偈。”随后吟道：“屡游相须，曾经御览。”众人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洵虽然口口声声说着“囚首丧面”，但这并是重点，若是单纯的不修边幅，邋遢成性，绝不至于让苏洵厌恶到极点。要知道王安石再邋遢也邋遢不过古人，《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扪虱，就是捉虱子，你想想，一边捉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着，那得脏成什么样，邋遢成什么样啊？就这么一个形象还成了风雅、成了样板了。可见古人对于不卫生这回事，还没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是来源于什么呢？
（本节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月在花飞 于 2010-3-12 12:54 编辑 ]
啊啊啊啊啊，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等到更新了，搬个凳子来慢慢看……
回宁夜：呵呵～再下一章才是去杭州。
回陆兄：于是这位出淤泥而不染的官员……后来却非常的倒霉……
回老鹅：鹅表自谦啊，乃的文也该更新了哈。
王安石主张变法，苏洵主张人治，在《上皇帝书》中就指出“法不足以制天下”，其实苏洵与王安石有些主张还是很相似的，奈何二人出身经历，为人处世作风不同而不容，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