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的“ 金庸、古龙小说全集”已经非常的全了，我在补充一点，里面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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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如果这些已经有了，是我没有翻到，请麻烦斑竹删掉吧。

金庸本人讲演搞  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

　　（金庸演讲稿）
　　作 者: 卢美杏 记录·整理

　　◎开场白

　　一九九四年、我曾经来台北参加一个和杨照先生、詹宏志先生一起的谈话会(由“人间”、远流出版合办)，谈话内容相当丰富，是我到过几个城市中印象最深刻的。听众程度极高，而且问题十分深入，很有深度，和台北的朋友见面实在开心。

　　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个场面，好像各路英雄好汉来此参加武林大会一样。其实我本人不大喜欢开演讲会，过去我办《明报》时，若有意见就写社评，不过这有个缺点，就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没有赶的，讲得自以为对了，其实对不对也不知道。所以我不爱演讲，但爱对话。

　　《中国时报》浮世绘版开办“金庸茶馆”，早期本来想叫“金学研究”，但“金学研究”这四个字很不敢当，第一，我的小说不能当成学问，所以金学不成立，但叫“金庸茶馆”，读者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批评、骂、称赞都好，今天“金庸茶馆”开张，大家坐在这里，对我或我的小说有任何不满意的，都欢迎提出意见。

　　我的小说一向写人物，而历史又是我一向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将讲题定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大家来听演讲，想必是对我小说中的人物感兴趣。

　　以前有很多人问过我，我最喜欢哪些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其实中国历史最舒服的人就是乾隆皇帝，一生下来就是皇帝，也没皇位争夺问题，也没做过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一生舒舒服服当个太平皇帝，还为中国建立很大的版图，荣华富贵至死，也没什么家庭悲剧，这个人生是很圆满的。

　　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都知道史诗“伊里亚德”的故事：希腊人去打特洛伊城，就为了一个美人海伦，海伦现在成了西方社会中美人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女神，一个是希腊大神的妻子朱诺、一个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一个是爱神维纳斯，她们三个一向自认最美，便请特洛伊城的王子评定谁最美丽？这个评定、选举是经过贿赂的，当然是不公道，说来这种选举文化不但最差、也最落后。朱诺贿赂王子，要给他全世界最多的金子、财富；雅典娜要给他全世界最大的智慧，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则说，可以给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做为爱人。王子心想，他已经是个国王，财富不少，而当个聪明人能干什么？所以决定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希望得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得到了海伦。

　　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自己，你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想选最有财富或最聪明的人都不少，但选最美的人可能希望得到最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不一定要最美丽，最美丽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爱人。西方人的想法和中国人相当不同，如果你问我究竟想当那种人，我总希望自己是有很大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

　　世界上的哲学家归纳人生，最后总会发现人生其实很痛苦，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释迦牟尼讲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佛家还提到“怨憎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老是如影随形跟在旁边，分也分不了，这是一种痛苦；还有“爱别离”，和自己亲密的人分离也是痛苦；还有“求不得”，想得到的东西，最后总是得不到，想研究某种学问，老是弄不懂，想考那个大学考不进去；做生意想赚一笔钱赚不到；想发展很好却不成功，总之世界有很多事情求不得，因为求不得而有痛苦。

　　我们知道，佛家解决的方法是得智慧，得智慧后，这些痛苦的事情就能解决，因为看破了人生之痛苦无可避免。智慧与聪明不同，聪明可以解决小问题，智慧却能解决大问题，如果实在求不得，就不要求他，不求就没有痛苦。中国人讲“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如果不执著追求一件东西，人品自然会高尚，想争取，自然要委屈自己，到了什么都不追求的境界，人品也就清高、逍遥自在。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要有很大的智慧。过去也有人问我想当中国历史上的那两个人？我说我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后来成功后功成身退，也不贪、也没做什么大官，带著漂亮老婆逍遥自在，这种人很难得。

　　张良了不起，但有朋友认为范蠡更了不起，因为他带最漂亮的女人走了，不当官后，变成陶朱公做生意，发大财，听起来是很理想的人生。但这种想法其实是很自私的，一切的欲望都满足了，对别人却没什么帮助。范蠡除了帮越国把吴国灭掉这个大贡献外，便无其他，张良总还帮刘建立起汉朝──也许这两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都很有成就，但贡献有别。谈到武侠，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正名，改为侠义小说。虽然有武功有打斗，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

　　台湾流行崇拜关公，关公的武艺高强没有话说，但他真正受人崇拜，还在于他讲义气，所以民间社会称他关公，他的地位和帝王爷同高。义气在中国社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品德，外国人和亲朋好友讲LOVE，中国人讲情之外，还讲义，所以要有情有义，单单有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谈不成，没关系，彼此之间的“义”还是在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武侠小说不管任何情况，这个“义”是始终维持的，历史人物或武侠人物，“义”都是很重要的批评标准。外国人问我，“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外国人总认为，所谓“侠”只要效忠于某一教会、某一组织，这样道德便很完美，但中国人的“侠”，包括毫无目的的帮助人家，可能还会牺牲自己。

　　我写的武侠小说中，有的自认武功第一，但一心要找人比武、把人打死，这种人无所谓侠不侠的，也不过是想先得到名誉与地位。与人比武争天下第一不见得是坏事，但也不见得是好事。有人为了朋友，找人报仇，满足自己一种报仇的心理不坏，但却也不算好事。在我看来，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为民，这也就是“侠之大者”的风范。

　　◎“几千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问：您所创造的武侠人物中，谁是您自己的化身？

　　答：我的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化身。小说人物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我会去揣想如果我是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反应？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

　　问：您的武侠作品中，充满侠义，但结局多为退隐江湖，请问您对退隐江湖的具体看法？

　　答：退隐江湖可能只适用于古代社会，用在现代观点看可能很不合理，但武侠人物不退隐江湖也没有其他退路了。如果你武功很好，结合一批人推翻前朝自己做皇帝也许比较圆满。不过像明太祖朱元璋，把一些觉得元朝不好的人吸收结合，一起推翻前朝，然后自己做起皇帝来，可是他皇帝做不好，所以其他不满意的人就干脆任由他乱搞，也不参与了。参与下去没有了结，因为每一次起义，举著为人民谋福利，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旦自己成功建立王朝，又反过来压迫人民──做皇帝怎可如此？这些人看不顺眼，帮忙解决完事情后，只好走人，拜拜不干了。

　　问：您的小说中，男主角总是有一堆女主角爱他，像琼瑶小说都是一个女主角有一堆男生爱她，请问您的爱情观？另外，在您的小说中，女主角的个性都不如男主角发展得完整，您会不会觉得遗憾？有没有考虑以女侠来当做小说中的主角？

　　答：我是男人，所以对于女性心理没办法都了解，如果把女侠当主角，要自己去想她可能会怎样怎样，这个很不容易，写男的，自然会有那些反应，比较简单，要跟人家打架，也不用先梳头、化妆一下再出去。

　　问：如何写一部武侠小说？如何取材构思？您的小说结构绵密复杂，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却又前后呼应、安排巧妙，请问是否曾经过沙盘推演，精心排练？

　　答：我写小说都是一天写一段，有些一写二、三年，有时候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事后补救，反正读者看到时都被补齐了。

　　问：在您的小说中，举凡棋艺、武功、医学、佛学都有深刻的钻研，令人叹为观止。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造就如此深厚的功力？

　　答：写小说是你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就可以不写，不像教书，如果学生要问你，不懂是不行的，武侠小说完全由作者控制，你不懂的，书中人物也不懂嘛！写小说可以慢慢查，如果有查不到的，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问：能不能请问您封笔的原因？

　　答：现在写小说已经没有动机了。以前是为了报纸销路，现在报纸也不办了，写小说是相当辛苦、相当痛苦的，尤其连载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的，如果要到国外旅行，不是先写好几段留下来，就是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拚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将来我也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再写小说，写那种很大的娱乐性，自己写了也高兴的，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胡思乱想，几千几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让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为何您认为宋朝是中国的盛世？以一个过度重视文字而轻视武功的国家，是否足为太平盛世的基础？

　　答：宋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整个生产力兴盛，不论生产、技术、文化、艺术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俄国、美国尚未开发，英、法、德要和宋朝比还远得很，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缺点，应该全面检讨，它的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健全、人民安定，但国防不强，所以常受人侵略。

　　问：您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否为中国皇帝第一人？还有您对孔子的看法。

　　答：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另外我很欣赏汉文帝。他的风度很好，他在去世前，写了一个遗诏说他一生做了很多错事，真正对不起，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种风度很难得，如果发生灾害如地震、水灾时，他就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公布，说是因他做得不好，所以上天惩罚他，自己感到很抱歉，批评自己，以前皇帝是圣人，从没有做错事的时候，错的都是其他人。另外汉朝的汉光武帝也很好，对待人民都是泱泱大度。

　　孔子是万世师表，有教无类，每个中国人的生命中都留有孔子的教化，尤其他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能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而礼的范围很广，包括制度、文化、法律等等。

　　法国哲学家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自由与组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想发展个人主义，争取自由，但背后有个国家，如果过份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国家就会无力，所以自由和组织都应有所限度，不要逾越，也不能任由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漠视人民自由，如此国家会变得混乱。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个人自由的自我约制，国家的规范与制度建立，解决矛盾，才得以安定。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有凡事以“仁”出发的想法，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问：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否有借镜之处？如果您写“红顶商人”，您会如何诠释？

　　答：我很喜欢高阳先生的小说，历史小说有个基本范围，被历史事件所局限，限制较多、想像空间较少，像《鹿鼎记》比较像历史小说，但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创造出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请问对曹操和武则天两人的评价。

　　答：这两个人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是了不起的人，曹操曾经自豪说，如果没有我，东汉末期生灵涂炭，君王称霸，是我让人民生活好过一些的，这句话是真的。像当时群雄各据一方，做生意的人要越过各个山头的关卡，海关若收钱收个没完，人民哪受得了？一旦统一，一路可以畅行无阻，经济自然发达，对中国经济有其贡献，但他一旦占了某个城市，就下令屠城，实在太过残酷而没必要，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早就统一中国了。

　　问：请问对苏东坡先生的看法。

　　答：苏东坡什么都会，书法、画画、诗、词、文章、为人品格都是第一流的，本身才能又好，更令人羡慕的是，连父亲、弟弟都是一流的文学家，这种事机缘难求。

　　问：请问您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

　　答：历史上我很崇拜岳飞，他为了国家，抵抗外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最后又被冤枉害死；司马迁、司马光我也很崇拜。

　　问：黄蓉适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年代？她会不会参加联考？

　　答：黄蓉如果参加联考，我怀疑她会作弊，她很聪明，学物理、数学都很快，当然不需要作弊，但她的性格要求完美，如果有题目做不出来，她一定会想办法作弊，而且作弊老师也抓不到。

　　问：在您的小说女性人物中，最希望谁当老婆？

　　答：很多男人觉得，女性最好不要太能干，所以如果黄蓉当老婆，大家都怕，什么行动都没了，所以我最不喜欢黄蓉当老婆。

　　问：您如何看待韦小宝？为何前半部的韦小宝看来温情，后半部却是滥情又邪恶？

　　答：这是一个男人成长的必然。普遍来说，男人对爱情，是年纪越大越差劲，一方面他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和权力都更大，所以欺负女性的机会也会增加。

　　问：请问您如何创造出岳不群这号人物，是否与周遭生活有关？可否从心理层面分析。

　　答：我是一步步推想岳不群这样的人物，其个性、年纪、性格特徵、动机如何，以及他想达成的目的为何，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岳不群这种人的心理，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一般人武功没他高、用心没他深刻而已，我特别强调了他深谋远虑的部分，其实生活上用心机、用诡计的人，处处可见。

　　◎“教条不适用，就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

　　问：您自己可能是下一世代眼中的历史人物，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位子？历史人物与政治之间，究竟应持何种态度？

　　答：中国传统历史人物向与政治不可分，司马迁写《史记》中的列传，以人物为主角，居全世界第一位，没人早过《史记》，后来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也以个人为主体，但年代迟了许多。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除了政治人物，历史书中的其他人物都被安置在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像“儒林传”、“列女传”、“奸人传”虽以人为主，但都不如政治人物来得重要。至于我个人是否能成为历史人物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一、二百年后，还会有人喜欢读我的书，还能有一席地位。

　　问：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答：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著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毛泽东讲过”、“孙中山讲过”、“马克思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路，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问：请问您小说中的武侠人物是如何赚钱过生活的？

　　答：有些武侠人物当镖客赚钱，这是比较下等的，有些门派是地主，像武当派，可以自己过生活的，但有些派别比较穷，像华山派的令狐冲，如果师父不给钱，他连酒也买不起，大致上，这些侠客都是穷的居多。因为经济活动不是武侠小说的主要题材，所以常常略过不提。

　　问：是否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武侠小说中气质或个性相当的人？

　　答：我想找不到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都夸张化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可爱的女性或男性，那些都是不现实的。

　　问：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貌美如花，唯独程灵素，个性相当与众不同，请问创作她的动机是什么？

　　答：可爱的女性不一定漂亮，漂不漂亮是父母天生的，自己努力不来，但是漂亮的人不一定好，我的小说中，好的女性又漂亮，当然是得天独厚，但是这种事不常遇到。相貌太好也许是一种缺点，自恃美貌便不守规矩，做事过分，别人也纵容她，这样对她是不好的。程灵素相当可爱，她人聪明，用情又专一，很难得。人不可貌相，相貌和品性完全无关。

　　问：为何杨过不适合现实社会，而令狐冲却适合？

　　答：杨过是个完全不妥协的人，而令狐冲比较无所谓、随便一点，在社会中遇到问题不太计较，他比较逍遥自在，凡事不一定非如此做不可。

　　问：黄蓉这样的天之骄女，为何会爱上郭靖这样的傻小子呢？

　　答：爱情是有补偿作用的，常常你喜欢一个人，他和你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像黄蓉如此聪明伶俐，看到郭靖如此诚实，会感受到彼此性格的可贵。

　　问：请问您看不看改编过的电影、电视？您觉得谁演得最传神？

　　答：我的小说改编的很多，编剧先生们又喜欢改，我看了不太满意，我认为小说长，删没问题，但最好不要加，但电影、电视就偏偏喜欢加一点东西，像《射雕英雄传》中让黄药师养一只猫，中国传统养狗是可以理解的，养猫的情况就很少。

　　问：请问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中是否会参杂个人情感，喜欢的写好一点，不喜欢的写坏一点？

　　答：这是必然的。加上历史人物，是为了增加真实性，反正有历史人物陪衬，读者会觉得小说故事可靠性多一点，但也因此加了不少个人想像。

　　问：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不见容于现实，除了遁世，还有无其他方法，情人可以相守？

　　答：这两个人的个性和宋代的封建社会是很难调和的，如果不遁世，会搞得天翻地覆，江湖问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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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人讲演搞  金庸论中国历史大势

　　二000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
　　主持：王燕

　　查良镛（1924—），又名金庸，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

　　王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燕。自从我们《新青年》千年论坛开讲以来，在继承和传播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我们曾多次流连于岳麓书院和千年孔庙，体味著名的哲学家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新发现。我们也曾经在这里与优秀的经济学家，网络才俊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每一次论坛，都使我们激动和振奋不已，同时， 也使我们发现，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也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在岳麓书院，回望过去， 回望历史。我们将看到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所记录的沧桑巨变之后，一个民族的强大中兴。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历史这个话题，也请来了一位大家。他众人皆知 、家喻户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是享誉全球的金庸先生。请允许我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金庸先生的简历。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报人、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荣誉教授，现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从1955年到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推出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15部中长篇新武侠小说，共计36卷，蜚声中外。此外他还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以及《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金庸先生今天在这里，将以“中国历史大势”为题。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回望过去、探求未来，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金庸先生。查先生，我们今天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站在边上的一些学生都是从今天上午就开始等在这迎接您，为了抢占有利的位置，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四、 五个小时了。您是不是感受到了湖南观众的热情？

　　金庸：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我坐在这里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我知道岳麓书院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很重要的一个学术中心。我在1993年来参观过一次，当时抱着一种很敬仰，很恭敬的心。踏进这个大门，走了一圈。心里留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但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刚才这位湖大的谢书记告诉我，这个椅子跟当年朱熹所坐的一模一样，这个椅子一模一样，人就大大的不同了，学问就更加大大不同了。我坐在这里，有点坐不安定。我知道，岳麓书院出过很多很多名人，比如像曾国藩 、左宗棠、 魏源，都在这里做过学问，做过学生的。我讲到湖湘文化，湖南的学术传统，跟我们浙东文化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我们浙东学派很出名的话，大家认为浙东学派，最出名的是实用。研究学问是要来用的，不是就专门做学问而已。而你们湖南做学问呢？岳麓书院好像也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浙江和贵省，倒有点共同之处。我们出的人才大大不及了，但就是在学问的学风上，有共同之处。既然我来了，我本来说跟一些朋友座谈，谈谈轻松活泼的，讲讲大家兴趣会好一点。我看到各位坐在大太阳底下，心里很不安。如果坐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地方，如果讲些轻松活泼的话，又对不起朱熹他们这些老前辈了。所以，既然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应该讲点学术性的话。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讲中国历史的问题，讲中国历史大势，我的主题主要讲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主要的特点。

　　我目前正在研究中国通史，也准备写一本书，关于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我在欧洲常常感觉，以前罗马帝国跟我们西汉差不多，处于同一个时期。疆域差不多大，国家武装力量很强，经济力量很发达。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垮台就没有了？而中国汉朝封王之后，后来唐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疆域这样大，欧洲就没有了，其中一定有个原因。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将来我写中国历史，可能还是以这个为主题。以中国历史的历史性是什么道理。我想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我们哲学思想是融合的，不像西方国家，哲学思想是向外征服扩散的。我们是融合的，而且我们是讲和谐的。我们自己内部要互相调合，这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为什么要这样来。我想我们内部主要的要求。整个政治的思想都要互相不斗争，当然我们内部有斗争的时候，互相内部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中国国家比较衰落、比较动乱、比较不好的时候。都讲和谐，内部很团结，国家发展了，国势兴盛了，而且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素是很开放的。对外边民族不排斥，也能接受外边文化。我们小时候念历史的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都说，我们中国历史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但现在， 尤其解放之后，很多考古学发现，北大一位考古学家苏炳锡教授，他在这方面是权威，做了很多系统的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地方的发源。不是就在黄河流域发展的。云南有一种叫元谋人，都是很早的跟猿猴差不多的人。所以每个地方都在发展，我们浙江在钱塘江边有个地方叫“河姆渡”，不久之前发现一个地方，把中国的历史提早了两千年。本来我们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河姆渡的文化发现之后，人家说有七千年历史。在河姆渡我们发现，稻谷差不多成为化石那样还在那里，以前外国研究说中国的稻是从越南传过来的，在河姆渡发现后，稻本身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是自己培植出来的，不是越南传过来的。河姆渡文化里面家俱、 用具、居住的地方跟现在已经有点接近了。所以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推早了两千年。所以现在考古上的结论，我们中国文化是四面八方都有的，慢慢向中原集中，同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有这个情况。

　　当时我们汉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其它我们都说蛮夷戎狄。西面我们称它为戎，东面称为夷，南面称为南蛮，北方称为北狄。我们湖南 、湖北和在广东这一地带，当时称它为蛮子。这此蛮子慢慢向中央靠拢，他们也接受我们了。哪一种是蛮人，哪一种罗马人，他们都分得很严格，是野蛮人就一直排斥，动不动就把你杀掉，或者拿来做奴隶。我们中国人习惯用文化来分，不是从军事力量，也不是从经济发展来分的。你只要接受我们中原的文化，就当你中国人一样。如果你汉人去接受蛮夷戎狄的文化，孔夫子也这样讲，你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你是中国人。接受夷狄的文化，就当你是夷狄人。齐桓公之后就这样子分了。这不是按人种 、血统来分，而是按文化来分。所谓中国历史大势，最最重要一点还不是融合开放，最重要一点是人民的生活要过得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提高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第一要没有大的动乱，没有大的战争。生产力要提高，而秦国所以能够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商鞅变法之后一个生产力要提高，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有组织 ，有秩序，国家一切要上轨道。军队、政治都要有组织力，组织得很好，秦国当时做到了。生产力提高了。政治、军事都组织得很好，所以他能够平定六国。其它的国家，好像我们楚国，虽然屈原很悲哀，提了很多好的谏见，但是他的军事没组织好，政治也组织得不好、不安，生产力也没秦国提高得这样快。所以跟秦国斗争的时候，楚国就失败了。不过当时全国统一对于广大人民而言，是适合当时全国潮流的。对于提高整个全国的经济生活是有好处的。但是秦国的政治，统一之后它就不大顾忌人民生活，很多政策、法律都非常苛刻，使得人们民不聊生，人民要赋很辛苦的劳役，所以他的统治不长久，人民对政府不拥护。整个社会不安定，国家不安定。所以统治不长久，后来秦末的时候就天下大乱，到楚汉相争，刘邦统一全国了。汉朝立国不久，北方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匈奴人就对我们中国威胁很大。汉高祖带兵去跟他打战，打败了， 也打他不过。匈奴人骑了马，跑马射箭 ，武艺很强。中国人打他不过。所以汉朝对他很委屈，向他求和。后来汉高祖一死，匈奴王很无礼的写信给汉高祖的皇后：你丈夫死了，就不如嫁给我吧。这封信是很污辱的。但是汉朝还是忍耐了一下。现在跟他打仗打不过，皇后就回他一封信，很客气很委屈的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牙齿也掉了，头发也掉了，不能做你太太了。国力不济的时候，有时候国力不济的时候，忍耐一下是很重要的。后来到唐朝的时候也一样，唐朝很强大的时候，李世民的时候，我们北方敌人匈奴已经被我们打垮了，他逃到欧洲去了。现在欧洲的学者有两种说法：匈牙利是我们匈奴人遗下来建立的国家。也有一种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另外一种人，无论如何 ，如果有关系也是被我们中国人赶出去的。唐朝把突厥人赶出去，突厥人到土耳其建立国家。

　　回想一下，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汉朝就大大强盛了，为什么汉朝会强呢？因为他们经过春秋战国，夏商秋这许多朝代，把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跟我们汉人融在一起了。我们也不把他当外国人，完全跟我们放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民族强大了。我们对于外交上的英明策略，内部组织的好和稳定。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跟罗马帝国一样大。它是一个以罗马为中心，向外边扩充的。我们是向四面八方自己结合起来。主要我们汉人可以开放融合，所以很多很多少数民族就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中国人。中国人越多就越强大，经济力量越发展，就把外国人打出去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是最强大的时候。到后来， 汉代末年，有几大少数民族入侵，曹操也带兵跟他打过。后来到了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五胡乱华，大家读过历史知道，匈奴人、 鲜卑人、 羯狄羌、鲜卑人是在东北的。有人这样讲，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就是鲜卑族的“鲜卑利亚”。有人认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就是从鲜卑人来的。因为鲜卑人当时在西伯利亚这一带，中国的北方，鲜卑人很厉害的。把我们中国的北方完全占了。我们汉人就退到长江以南，变成东晋人。鲜卑人差不多在北方统一了，成为魏国。当时北魏有个叫魏文帝的皇帝，他很仰慕中国的文化，他自己要整个北魏完全中国化所以， 魏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皇帝。他自己穿的衣服，住的房子 ，用的文字，这些字都要采取中国的。后来， 魏国又分为东魏、西魏。西魏变成北周、北齐。在西魏之后、北周之后，才变成隋朝，隋文帝在控制了北周政治之后，他自己另外建立了一个朝代。在隋代灭亡之后，唐朝又兴起了，到隋唐时候，中国又非常非常强大。为什么这样强大呢？现在的考察，隋唐的强大完全因为继续把匈奴、鲜卑、羯狄羌这些少数民族全部合在一起。北周根本是鲜卑人的国家，一个朝代。但是隋唐继承之后，李世民的血统，我们说李世民是唐太宗，我们汉人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其实他血统中间，从祖母到母亲都是有鲜卑人的血统。所以唐朝有很多作风，都鲜卑化。到后来 ，一直到宋元明清，元朝是排斥我们汉人的。在中国建立政权，把汉人放在第四等，所以阶级分明，民族排斥。所以元朝在时间上不到100年就没有了。后来到了清朝，满清它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对民族不排挤了，汉人满人大家共享政权。他也接受了我们汉人的文化，所以满清后来就很强盛。我讨论中国历史大势，大致上主要一个是要开放，外来民族如果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当他们是自己人，我们这个民族自然会强大，不去歧视人家文化，也不去歧视人家。唐朝就吸取了佛教，到了近代西洋的思想，西洋的科学技术我们也接受。岳麓书院出过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叫魏源。当时极力引进西方的思想，再在全国传播。整个唐朝一共有23个宰相是外国人。我们现在想象起来，我在西方国家跟他们讲学时跟他们谈到，你一个国家请外国人做首相行不行？在英国肯定不行，在法国也肯定不行。中国在唐朝时候，很久以前，一千多年以前，单单一个朝代我们已经有23个外国人在做宰相。我们中国人心胸很广大的，你只要本质好，对我们国家有用，你外国人也可以。

　　我研究罗马史，很多很多时间去看罗马的法律，叫《罗马法》。讲罗马公民的权力怎么样，那么罗马人也是分阶级的。哪些人可以当罗马公民，哪些人不能当公民？要是你家有财产（就）可以当兵打仗，罗马人当兵打仗很奇怪。这些步兵， 骑兵所有的盔甲、刀枪、 盾牌完全要自己出钱买的，国家不给的。穷人家盾牌买不起刀剑，买不起他就不能当兵，你有钱买盾牌、买刀枪，能够当兵参加军队，你可以当公民。所以他的公民规定的很严格。这样一个个分散了，国家不可能真正强大，我们中国人来者不拒，愿意做中国人，欢迎得很。所以我们因为开放，所以在唐朝就很强大，到后来满清它也比较开放，也强大 。 到后来，因为它内部组织得不好，内部腐败了，后来我们国家很排斥外边力量，外边思想的时候，我们国家内部比较乱，文革时候内部斗争很乱。等到邓小平来提倡改革开放，我们自己内部安定了 ， 稳定了，那么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好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中国走了中国历史的正道。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本书很有思想内容。它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西方国家已经走到尽头了，他这个哲学这个方式行不通了，将来全世界人类的出路怎么样，就是要东方哲学，以及中国的哲学。中国是讲究调和的，讲究大家合作。大家要开放的互相融合的，用这种方式，将来人类才会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将来全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的，就是要全世界人都能够接受我们中国的哲学。要开放的，任何人不要歧视。将来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美国人、中国人大家都一样，互相融合，互相合作的。这个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前途。我想中国哲学家的前途就是这样子，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就证明这条路是最好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互相合作，提高生产，全世界人民生活改善，战争避免了，大家融合，这个可以说是人类的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历史的教训。请各位指教。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的精彩讲学，生动而且幽默。我想从我们今天热烈的现场气氛当中，可以感知出金庸先生非同凡响的号召力。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男女、不论老少我们都是金庸先生的读者，他的作品展开了一副副波澜壮阔的画卷，塑造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美妙的爱情事。那么 ，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通俗的语言纵观中国历史大势，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王燕：欢迎回到现场，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他是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同事。他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廖可斌先生。廖教授， 金庸先生，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都看过他的书。但是您今天来这和我们现场的观众都不一样，您在生活当中和金庸先生一起工作过 ， 学习过。我想问一下您，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的印象？

　　廖院长：记得， 那是1996年。那是金庸先生捐赠了1400多万港币，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建了一座云松宿舍，在那个捐赠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

　　王燕：在我的印象当中，金庸先生虽然是1972年就已经封笔了，但他的小说在大陆非常热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83年到84年、85年这个期间。当时我就是金庸先生的读者。我记得当时新华书店的书，都没有新书卖，只有旧书，因为翻阅率太高了。如果有新书放在那，都会被别人翻烂。而且图书馆里，金庸先生的书只有书目，见不到书，因为书永远都在别人的手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金庸迷？

　　廖院长：我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算是比较后进的。我也记得很清楚，最早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是1987年。因为我那时刚到浙江大学，就是原来的杭州大学去读博士。那时候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是不务正业。但是当时有一位朋友借给我金庸先生的作品，我和我的一位同屋，这位同屋现在是岳阳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两个读博士，交换读金庸先生的小说，从晚上十二点 、一点、二点、 三点、 四点、 五点，就这样读下来。那个情景也记忆犹新。

　　王 燕：我想问一下您，您在作品中认识的金庸先生，和您后来接触了金庸先生以后，在工作中认识的金庸，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廖院长：我得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致的地方。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他的神奇。所以我没想过金庸先生像有些朋友问的，金庸先生您会不会武功呀？您是不是武功高手啊？我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见到金庸先生以后，一方面，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我和金庸先生相处以后，我更能理解他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 ，一些人物。金庸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的东西。

　　王 燕：比如呢？

　　廖院长：比方说，因为在场的很多朋友过去都没见过金庸先生，但是今天见到了，金庸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 他非常的谦虚；第二是感觉他非常的睿智；第三呢是非常的宽宏。那么这样，你反复去看他作品中的人物发现那些人物，首先是非常谦虚。无论是杨过、郭靖啊，令狐冲这些人物，实际上都非常谦虚，然后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包括里面那些女性。个个都是玲珑剔透的，另外也非常宽宏。昨天有几个朋友都讲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他都是原谅别人严格要求自己。

　　王 燕：其实我想您刚才有一句话我是听到心里去了。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中，描写了非常多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人叫梅超风的，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这个人着墨不多，而且梅超风行事诡秘，杀人多多，是一个大恶之人。但是梅超风跟他的二师兄陈玄风的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坏人的爱情故事，它还非常感人。他们为了怕被黄药师发现，他们逃离了黄药师，只好自练《九阴真经》。而且陈玄风在他生前一直是不把《九阴真经》给梅超风看的，因为怕梅超风这个小师妹练坏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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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院长：我想你的意思我懂了。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还写了很多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确实写得回肠荡气，令人非常感动。

　　王 燕：而且金庸的书里也写了许多侠义之士。比如你说的郭靖还有杨过等等，我不知道在你接触以后，你觉得咱们金庸先生也是大侠吗？

　　廖院长：表面上看他不是大侠，他不会武功。但是实际上他是侠之大者，侠在精神 ，侠在道义。

　　王燕：咱们现场也有不少的忠实金庸迷。而且金庸先生作品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说，不管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美利坚，到处都能见到读他书的人。那么我想金庸先生在全球的华人圈都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给现场观众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各位英雄您可以在这，跟金庸大侠在这过过招。

　　观众1：金庸先生你好！我是岳麓书院的研究人员，刚刚您在演讲当中反复说了那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您在小说当中，我记得曾经有七次提到外族入侵的问题。但同时我最近看了您其它的文章，您又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您在小说中的说法，跟您在学术中的说法是否存在矛盾性？请您回答，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二部分。我们中华民族有时候会受外族入侵，他们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保卫自己，一定要抵抗。但如果它接受我们的文化，愿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就是说你来跟我们为敌，想征服我们，想奴役我们，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抗到底。等到你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友好的对待，大家平等对待，我们也不当你为外人看待。

　　王燕：好， 谢谢！我们看看第二位！

　　观众2：金庸先生您好！我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一位研究人员。我想向你提个问。您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听您谈您的小说，而您今天选择了历史作为您讲学的主题，这是为什么？请您谈谈， 谢谢！

　　金庸：我写小说其实当是一种副业。我主要是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我想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我本身从小对历史就有兴趣，所以现在正在做学问研究，我就选择历史（作为演讲主题）。其实现在还谈不上学问，不过对历史有兴趣自己现在努力在学习。主业是历史，副业才是武侠小说。

　　王燕：金庸先生，这是一位留名叫中国人的网友写的，他说您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静”的文化，而西方则是“动”的文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武侠小说好像更符合“动”的文化特征。从这一点上来看，您的小说是否与中国的文化特征有点相背离？

　　金庸：其实我不认为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调和 ， 融合，不太喜欢斗争，就这个意思。但武侠小说还是讲斗争，但我觉得这不矛盾，你不要主动去打人家，所以我们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不大去侵略人家。我们到了这为止了。但人家来打的时候你不能束手待毙，总之要抵抗的。西方固然很“动”，但我们中国也不“静”。在需要“动”的时候，还是会“动”的。

　　王燕：英雄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好， 我们再把机会交给现场观众。

　　观众3：金庸先生， 您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您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商业上办《明报》都有很高的成就。我想问一下，您自己认为您是一种传统型的人，还是一种现代型的人？

　　金庸：湖湘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做学问和办事是两者合一的。王阳明在这里讲话，他讲知行合一的。一方面要求知，一方面要行为。朱熹，人家认为他是唯心的，其实朱熹也作了自己针对性的要自己修养之后，要内圣外王，中国的传统学者，自己修养好之后要施展出去，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帮助人家。孔子也讲“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王阳明都是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说传统的中国学者不是只做学问，不管事（情）的，不过现代人跟以前人不同。以前的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做官 ， 靠科举。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做了官，他才有权力有能力去为人家服务。但是现代人，不一定每一个都去作政府干部。从事工商业，做科学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国家服务。刚才这位先生讲是不是违反传统，我说这倒也是继承中国传统。研究学问，一方面还是要提高为社会服务。岳麓书院是儒家的一个中心。儒家和佛家、道家不同。佛家道家讲“出世”的，儒家讲“入世”的。研究学问之后，他要把自己的所得要贡献给社会，贡献给朝廷。以前要做官之后为人民服务，但现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广了。工商业、科学技术都可以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办报，我想并不矛盾，也不违反传统。

　　王燕：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现场观众的提问尽量简明扼要。

　　观众4：金庸先生 ，我是湖南师大的学生。我们都十分喜欢你的小说，当我一遍又一遍读您的《雪山飞狐》的时候，我总对那个结局感到有点遗憾，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能不能现在就给《雪山飞狐》续个尾，那么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谢谢！

　　金庸：很多朋友，一些读者他自己写了一段寄给我看，问这样写可不可以？我也不说可以或不可以，很多人对这一刀砍不砍很挂念，我自己也不写。这位朋友如果有兴趣，自己可以续写一段，我好像提供这样一个供大家娱乐的节目，各位在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就想想看，这一刀是砍还是不砍？如果不砍怎么样砍怎么样？自己可以想一个故事下去，我也觉得很好玩。顺便提一提，我到湖南来过几次，关系不密切，我的小说里面，各位有没有想到：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王燕：是谁？

　　金庸：有人说，我写的女主角最好的人，是在岳阳旁边的洞庭湖边的程灵素。这位小姐相貌并不很好看，但是一个很聪明的，内在非常美的，个性非常好的，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的一位小姐。

　　王燕：最好的湖南的男主角是谁？

　　金庸：男主角可能很忠厚、很老实、很贴心、很朴素，受点委屈也可以原谅人家，对人家忠厚体贴，叫狄云，《连城诀》中的，是湘西的。《连城诀》的狄云，一个是湘北的，岳阳湖南的，一个是湘西的，沅陵岳阳这一带的人，一个很好的男人，但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王燕：但是我发现你写的男女主人公武功都不太高强，还有点美中不足，这个女主角不是非常漂亮。其实我相信湘女多情一直很出名的。

　　金庸：我今天还跟我夫人、廖先生讨论，对于宋玉讲到楚国有一位小姐非常漂亮，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矮，不高不矮刚刚好。饰朱者太赤，饰粉者太白，脸上的化妆也恰到好处，也不白也不太红，如果现在讲的话，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当时身材怎么样，大家都不管她了，总之她是楚国的。我们讨论到底是湖北的还是湖南的，后来请了廖先生去问他的老师，一位很有名的研究赋的专家。我向他请教，宋玉讲的这位美女到底是哪里人，是湖南人还是湖北人。他说宋玉大概是湖北人，这位小姐可能也是湖北人，总之我们跟湖南很接近了。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想听了你这话，湖南湖北的女子都会很高兴的，但是更高兴的是湖南湖北的男子。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您提问的时候简单一点，也请金庸先生在回答的时候注意一下时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来提问。

　　观众5：我是中南工大的一名老师，很荣幸今天能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您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我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的小事情向您求教，您的小说中经常以乾隆作为你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在《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中，您花了很多笔墨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我还注意到，您把满清的这位皇帝写成汉人的儿子，我想请问您：这样写是否经过考证，根据史实来写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您的创作当中，您觉得历史和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是中南大学的，你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大。因为乾隆到底是不是汉人，这是历史上的三大疑案，一个就是乾隆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一个是顺治皇帝到底有没有出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顺治皇帝的母亲，清朝称为大玉儿，有没有下嫁多尔衮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考证的糊里糊涂，不太清楚。北方的历史名家专门考证，到底乾隆皇帝是不是海宁人家的子孙，因为这个传说在清朝传得很普遍，全中国都知道。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传说，也不讲它真，也不讲它假，写小说跟碰到历史一个重要的，恐怕就是（小说）可以虚构，但是对真的历史知识是不能改动的。乾隆是汉人或者不是汉人，因为历史上也有争执，可以讲他是汉人，讲他不是汉人也可以，所以到底怎么样也不清楚。但是讲乾隆把清朝推翻，变成一个汉人的朝代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位先生，问到乾隆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历史上的疑案，到现在都不可以肯定的，民间有很多传说，到现在还是有的。各位如果到海宁去看潮的话，陈家的房子现在还在那里。所谓陈家洛，是我故意创造出来假的人。

　　王燕：好的，谢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在您的小说当中，佛家和道家都曾多次出现，而且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形象，而您对儒家的称道和赞颂却比较少，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佛家和道家，您是否认为在指导个人行为和社会整体行为上，佛道二家胜过儒家呢？

　　金庸：中国传统儒、道、佛，实际上最最重要的是儒家，岳麓书院是儒家一个重要中心，我也不能作违心之论，实际上我写的很多正面人物可以说是儒家，但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好象郭靖。所谓“知之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他知道守襄阳是守不住的，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不到的，儒家的教训说就是“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只怕牺牲性命也要做的，这是儒家的精神；如果道家、佛家，这个事情跟我无关，道家就是看破了，襄阳守得住守不住没关系的，最后还是一样的，佛家（认为）你不要对世事这样投入，襄阳守住守不住也是空的，不必去努力了。儒家（认为）这个事情明明做不到的，理所当然（认为）应该去做的就做了，所以郭靖跟黄蓉的精神是完全儒家的作风，不过我没有特别讲出来而已。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们现场的时间还大约剩下15分钟，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6：我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金庸先生您在刚才的回答提问中，多次表达了您对湖南的深厚感情，在您的小说中也不止一次以湖南的许多有特色的地方作为地理背景，请问您作为江浙才子，是如何评价湖湘文化的？谢谢！

　　金庸：江浙才子不敢当，我作为浙江人，我刚才讲过，我们浙江的浙东学派和湖湘学派有共同之处，大家做学问之外还是要献身社会，为社会服务的，这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湖南人做事很踏实，我对湖湘文化，我觉得从曾国藩压迫的农民起义，并不能肯定，但他做事情的作风，坚毅不拔、继续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觉得湖南文化中有了这一点，外省人毁谤湖南人，不好听，讲湖南骡子，好象骡子这样很倔性的，你拉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都不屈服，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很佩服的，所以小说里写到，湖南人提到几个正面的形象。谢谢！

　　观众7：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遗留下的，而且比较宝贵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再比如豪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算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化内核。谢谢！

　　金庸：你差不多自己回答自己问题了。中国文化中间，豪侠是一种很珍贵的文化传统，好象西方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呢，武侠这个“侠”字，你跟西方朋友解释，他们不太了解。因为他们道德中间没有这种“侠”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的，我看到很不公平的，我就要挺身而出，就帮他忙做这个事情，要打抱不平、拔刀相助。这个“侠”的精神，西方社会是不大了解的，这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当然还有其它很好的传统。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要合作、要团结，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统。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所以我想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塑造了很多的主角，比如说狄云，比如说杨过，比如说令狐冲，他们都是受尽委屈。很多时候个人利益是排在国家和群体之后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8：金大侠先生，我是湖南省文联的研究员。现在我只提一个问题：我们在从事理论工作的时候，文学界总是把“庸俗”和“通俗”这个问题经常提出来，我希望先生回答，您怎样看庸俗和通俗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金庸：通俗和庸俗怎么分别，据我了解，我看“俗”就是大众化的，不能高高低低，大家都可以接受就很俗了，这种俗之间也有一种比较高雅的俗。所谓“庸俗”，我想通俗没有好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通俗就是大家不讲全部大家都能接受的。所谓“下里巴人”，它也不一定是讲不好，智商低、智商高大家都可以接受，就很俗了，范围很广的。庸俗我想有一种贬义，大家可以接受之外，这种艺术创作本身可能使得人的精神向下的。

　　王燕：好，谢谢！这是一位观众朋友他问您：封笔之作《鹿鼎记》当中，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和您前面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他既不传统又不现代，大概是属于后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韦小宝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人物，请问您是如何评价韦小宝的？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您最满意的人物是哪一个？

　　金庸：韦小宝的问题，我还忘了提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把中国人不好的典型，愚蠢、愚笨，搞精神胜利，对于世界不了解、很尖酸刻薄、很否定的人物。但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中间，个性中间、性格中间有着很多不好的在内，特别他提出了要否定这种人。这篇文章就说，沈从文写的文章里面，那些人物都是善良的、温情的，使人觉得乐观的、和蔼的，他写的都是湖南人，其他省份中间这种可爱的人也是比较多的。要了解中国人，应该看鲁迅先生鞭策的这种中国人不好的个性之外，还要看沈从文先生所讲的中国人个性比较好的一面。我写韦小宝，当时没想到这一点，但我主要还是想写中国一个封建时代官场里比较不好的一批人，他受贿赂、去做坏事，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所以韦小宝基本上是否定的，不过他也不是全面否定。中国人的性格中间还是讲义气的，有一种共同愿望这种性格。中国人性格很普遍的，大家都有。这一方面是可以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不能说，借助了沈从文先生的好处，韦小宝不是全面肯定，十分之九是肯定的，也有十分之一的（坏）处在那里。

　　观众9：金大侠您好！今天能见到你感到非常的荣幸，我知道您（59）年就创办《明报》，在香港影响很大，大家都称您是报业大王。现在我们的传媒、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竞争非常的激烈，我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套降龙十八掌，媒介怎么竞争？以及当初您办《明报》的宗旨是什么？对我们湖南的电视传媒，还有报纸怎样评价？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湖南的传媒，我对湖南的传媒只知道湖南卫视、广播电台，电视我知道你们拍了《还珠格格》、《雍正皇朝》这些很好的戏。我昨天见了广播局魏局长，我说你们广播事业做得非常成功，全国各省大概湖南最好了。他谦虚不承认。我认为传播媒介中间，湖南电视大概已经做的最好了。报纸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大部分时间，有时候在国外，有时候在香港，晚报比较轻松活泼，所以读者比较多，这也是适合全世界潮流的，总是分两路。一路比较严肃，一路比较轻松活泼的，轻松的报纸销路比较大，严肃的报纸也是有这个需要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有个新闻系，他们问我办报纸应该怎么办，在中国内地办报纸，我们的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对湖南媒体的评价很高，最后还有二分钟的时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可能是我的心声，也是现场观众朋友的心声，就是您还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们都期待，会不会？

　　金庸：我想武侠小说不会写了，如果有可能，我想写一本另外的小说倒是有可能。

　　王燕：谢谢！我在金庸先生《鹿鼎记》的后记当中，看到金庸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将是我最后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后面打了一个括号，注明了一句“生命中永远都有特殊的意外”。我想不仅是我还有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期待着会出现这个意外。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渊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他的话，他的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内涵，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他表示感谢！世界的发展需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金庸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他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中心将是在中国，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只要是在中国就好。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信和期待。我讲这个话，英国牛津大学演讲，因为英国很多经济学家在牛津大学教经济学。他们跟我说，你们中国超过11亿人，你们人口全世界最（多），现在已经发展到12亿，差不多13亿了。当时他就说，将来到2050年或2060年时，中国全国生产总值就全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我说那不大可能吧。你们经济发展很快，每年8%到9%的增长，美国每年只增长1%到2%，同时他们人口只有2亿多，你们有11亿、12亿，平均增长值，美国当然比中国多，你们人多。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超过了全世界第一，人口这样大、市场这样大、经济力量这样强，全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一点也不稀奇。非常感谢金庸先生，他在听到我的结束语之后，对我说的这一句话特别的有感慨。我想从这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先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和我们一样所有的拳拳赤子之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在千年论坛再相会！再次感谢金庸先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论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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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曲》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竣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淡，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nlesM.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同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木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件真城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和威廉·福克纳（WillianlFaulkner），这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影晌。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筒短有力，描写激烈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合意义却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电影里的女主角（莎列妲·梦桃所饰的黄亚娜）是一个有钱小姐，在小说里却是一个妓女；电影里教堂那一场戏庄严肃穆，马里奥·兰沙虔敬地唱着《圣母颂》，但在小说里，马里奥，兰沙沙所饰的这个男主角丹蒙却在教堂里强奸这个妓女，而黄亚娜后来也不加拒绝。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店也不是。

　　在小说里，黄亚娜是一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妓女，男主角丹蒙和她同居（决不是结婚），把她偷偷带到美国。丹蒙在舞台上和电影界都成为大明星。电影的制片人温斯敦很憎恨黄亚娜，他怕观众们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会大大影响丹蒙的票房价值，于是去报告移民局，要把她驱逐出境。黄亚娜和丹蒙是真城相爱的，她不愿这场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名声、种族偏见所毁掉，于是在一个酒会里用斗牛的剑把温斯敦剌死，丹蒙和她逃到了危地马拉。

　　结局是很悲惨的，丹蒙越来越潦倒，天天在下等妓院里厮混，黄亚娜终于离开了他，又去当妓女，在追逐中，黄亚娜被警察打死。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控诉恶劣的社会怎祥摧毁一个歌唱的天才，怎样杀死一个善良的少女，怎祥破坏一桩纯洁的爱情，但好莱坞杷这个有力的故事改交为一个女人祸水的公式。

　　小说中有一段活（小说是用第一人你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祥说：“我不喜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份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位姆斯与艾荣·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遍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大纲之外，他不合读书，他甚至不合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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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初春有所思

　　高空的遐思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 由于共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与“双查方案”，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大选举团”、“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才同意了的

　　（在“六四”之后终于叠同删除）。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够。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所接受。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总应该明白了吧。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决不致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二辑写几首诗。《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印了一辑。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

　　参覃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近天地宽。

　　当念万家糸苦乐，敢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当飞机高飞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时，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经过。又想起报馆里的一些同事，电脑排字部与机器房的工友，写过信给我的报纸与小说的读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头的报贩，他们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将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忧患，又要为1997而忧心。为什么一断有人要掀起风波，更增他们的苦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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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人讲演搞  “大国者下流”

　　
　　国家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承认大国与小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在法理上承认大国权利的一个例子。近几个月来，这问题又讨论得热烈起来，我们最近见到一篇份量很重的长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民族主义的偏向。文中说，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我国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后，我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我想，这种胸怀和想法，那才真是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老子》中有几句话，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我国这位古代的哲学家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言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亢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赎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领导小国，小国不过要大国不来侵犯它，只要大家谦下，就会各得所欲。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老子的哲学向来受到极大的注意，据任继愈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关于老子的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英、德、法各种文字发表的共一百多种，日本的还不在内。苏联哲学家们对老子的哲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国近代学者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大家的结论还不一致。侯外庐和吕振羽认为老子是唯心论者，但目前的趋势，认为他是唯物论者的人较多。至于他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有任何怀疑的。

　　《老子》全书不过几千字，它的字数大概只相当于几篇《三剑楼随笔》，然而其中所包含深刻的思想，却令后人钻研不尽。他认为国家要谦下，个人也要谦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尽了力而不自以为了不起，做成了而不自以为有功劳。正由于不居功，他的功绩也就不会失去。）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意思也有点相若。他说，一个人如同一个分数，分子是他的实际价值，分母是他自以为的价值她越是自以为自己大，他的真正价值越小；他如咱以为无穷大，他的真正价值就等于零。

　　历史上自以为无穷大的人并不少，尤以帝王为多。公元四零一年时，我国历史上却发生了一件难得的趣事：南燕的君主慕容德与群臣一起饮酒，酒酣，问群臣道：“我可和古代什么样的帝王相比，”青州刺史鞠仲道：“陛下是中兴圣主，可比得上中兴夏的少康和中兴汉的光武。”慕容德命左右赏一千匹绢给他。鞠仲听说赏赐这么多，吓了一跳，连忙辞谢。慕容德道：“你会开我玩笑，难道我不会开你的玩笑吗？你的话不实在，所以我也骗骗你，你以为真的赏你吗？”韩范道：“天子无戏言，今天的话，君臣两个都错了。”慕容德大喜，赏了韩范五十匹绢。

　　鞠仲乱拍马屁，哪知慕容德颇有自知之明，而且十分幽默，不接受他这顶高帽。慕容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他们向来住在我国的北方（据近人考据，西伯利亚的意思就是“鲜卑之地”，“西伯”是“鲜卑”的音转）。后来鲜卑人虽然人据中原。建立了繁盛的元魏，但在慕容德那时，所受的文化陶冶还很浅，他竟然有此识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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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和庄严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
　　（A.Mnaushkin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先生等人。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加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这一点我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的第二个缺点是关于蒙太奇的，他认为中国电影对剪接不够注意。《勇士的奇遇》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镜头，有些镜头只有五十厘米长，但中国电影的镜头一般拖得很长。我们对他说，在艺术上，镜头的短促的确容易造成蒙大奇的效果，但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农民，他们极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电影手法的过分花俏和复杂会使他们感到困难。他想了一下，认为在社会意义上，这点确是也应当考虑到的。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大家交换了意见，还谈到将来合作的计划，有人向石慧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夏梦，不说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等意思的Charmant，声音就像在叫“夏梦”，凡位法国先生在谈话中大赞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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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一局棋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他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兔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凤。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漱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漱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在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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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各国象棋

　　
　　全国象棋最后决赛的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心情都十分紧张，为的是杨官磷能不能得全国象棋冠军，局势很是微妙。最后终于在收音机中收到了杨官磷在第二局中力克李义庭，何顺安又一战而胜王嘉良的消息，大家纷纷谈论，感到很大的兴趣。

　　有人就谈到了象棋起源的问题。

　　这问题以往有许多说法，有印度、中国、阿拉伯、波斯诸说，但据近人考据，证明最旱的象棋是印度人发明的，有一个传说，说发明者是锡兰的一位王后，这传说虽然没有充分根据，但象棋源于印度，不论中国、西欧或苏联的学者们，在文献和古物的研究上都已得到了确证。

　　据我国古代传说，象棋是舜发明的。舜的弟弟象很坏，好几次想害死舜（《孟子》中曾有记载）。后来舜把他幽禁起来，又怕他寂寞，就制了象棋给他做文娱活动。象棋的“象”字，就代表舜的弟弟。这传说已证明不可信，但据常任侠先生根据王国维氏的一些考据而推断，从这个传说中可以推想到象棋传人我国的路线，他认为象并不是舜的亲弟弟，而是我国以南产象地区（如缅甸等地）的领袖。象与舜曾结成兄弟同盟而战胜其他民族，但后来两人又发生冲突。很可能．象棋是从印度经过泰、缅等地而传人中国。近年来华南象棋名手辈出，人才之盛似居全国第一，这虽与象棋先到华南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千余年前，华南人就比中原人士先学会象棋，现在想来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据晏殊所写的《类要》中说，象棋是在三国魏黄初年问（曹丕与诸葛亮的时代）流入中国的。

　　现代的象棋型式，到宋代方才制定。宋代的理学家程颢有一首咏象棋的诗说；”大都博弃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戏法，偏神兼备汉官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揪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他诗中还没提到炮，炮这兵种，是最后加入的，当然是要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器之后，才反映在象棋上。

　　印度原来的象棋由四个人下，好像打麻将一般，每人要先掷骰子，凭点数来下棋。被将死的一家退出战局，残存的棋子都归战胜者俘虏，俘虏降一级使用。四家淘汰为两家后，两家再决胜负。宋司马光曾创七国棋，七个人可以合纵连横，战胜者兼并俘虏，增加自己实力。现在日本的“将棋”俘虏了对方的棋子也可供自己使用，这些规矩都源自印度象棋。在军事上，利用敌人的俘虏，那么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是比较人道主义些吧。

　　流行在欧美的国际象棋与印度象棋相同的一点，是都有六十四个方格，棋子放在格子中间。中国人却想到了一个聪明办法，棋子不放在格子之中而放在线路交叉的地方，这样棋盘只增加一条线而位置却从六十四增为九十，我想这或许是从围棋得到的灵感，因为围棋子是放在线路交叉处，而象棋盘又刚巧是围棋盘格数的四分之一。

　　印度象棋传到欧洲后，名称上作了一些改变，如士变为后、象变为主教（俄国不变）、车变为炮台（或船），皇后本来威力极小，但欧洲把她改为纵横斜飞无敌，远胜于车。或者，这与欧洲人“女人第一”的观念有关也说不定。

　　朝鲜棋是从中国象棋中变化出来的。据说在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狄安将军被俘，后来就学会了这种棋，在被俘期间天天与看守他的人下棋消遣。

　　此外有马来棋、缅甸棋、逞罗棋、现代印度棋（共有三种），虽然大致相同，但也有相异之处。

　　法国人布阿叶写了一篇谈象棋的文章，他说，欧美一般人虽然以为国际象棋具有世界性，其实它盛行的地带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中国会下象棋的人，或许比全世界下国际象棋的人还要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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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杂谈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我。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坩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祺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倌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祺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者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千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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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对联

　　
　　百剑堂主在《吟诗作对之类》一文中提到了杭州的两副对联，因为我是杭州人，他问我在杭州的无数对联之中，对哪几联印象最深。我首先想到的，是月下老人祠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联的上联原出《续西厢》，金圣叹批《续西厢》从头骂到底，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我想这一联人人看了都会高兴，文辞亦佳（月下老人祠有签词九十九条，全部引自经书诗文，雅俗与此间黄大仙签词不可同日而语）。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那一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这联我是在小时候记得的，以后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紧张一番而缴卷出场时，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

　　百剑堂主所提到岳坟前“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那一联，出自一个姓徐的女子手笔（陆放翁有“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联，亦颇见风骨）。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里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们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铁”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旧时家中有一小轩，是祖父与客人奕棋处，轩里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当时不懂当中妙处，现在想来，这里面实在颇有哲理。

　　百剑堂主曾撰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侮痴。”我见了很喜欢，他用宣纸给我写好，请荷里活道某店裱起，挂在斗室之中，不觉雅气骤增。

　　我写《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回目全不考究，信手挥写，不去调叶平厌，所以称不上对联，只是一个题目而已。梁羽生兄甚称赏我“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两句（上句写徐天宏与周绮婚事，下旬写李沅芷仗剑追赶余鱼同），但比之百剑堂主的每回皆工，那是颇为不及了。

　　前几天《大公园》中登载文怀沙先生一篇《韩愈与贾岛》的文章，认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中，“敲”字确比“推”字好，因为这有“鸟鸣山更幽”的意境。“鸟鸣山更幽”本来是宋王籍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来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旧诗律诗中必有对偶，所以好对不胜枚举。古人因对成妙对而发达做官的事，笔记小说中也记载得很多。如宋时宰相词人晏元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数年不能得到好对，一天晚上与一个小官王琪一起散步，谈起这事，王应声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大为赏识，从此王琪做官就一帆风顺了。

　　我从前在江南故乡时很爱听说书，在听说《三笑》时就曾听到许多妙对。唱弹词的人说文徵明在追求爱人时，那位小姐出对道：“因荷（何）而得藕（偶）？”文徵明对道：“有杏（幸）不须梅（媒）！”于是好事得谐。又据说金圣叹被杀头时他儿子吟道：“莲（连）子心中苦。”金老先生对曰：“梨（离）儿腹内酸！”两对一喜一悲，虽都未必真有其事，但对偶双关，确不容易。

　　对对子既要工，又要快，不比其他文章可以慢慢琢磨。有一本笔记中记载一个故事：陆文量在浙江做官，有一天与管教育事务的陈震一起饮酒，见陈是个光头佬，就出对嘲他：“陈教授数茎头发，无计（髻）可施。”陈震立即对道：“陆大人满脸髭髯，何须如此。”以成语对成语，很有本事，陆大为叹赏，笑道：“两猿截木山中，这猴子也会对锯（句）。”陈震笑道：“我也要不客气了，幸勿见怪。”于是对道：“匹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题）？”两人抚掌大笑竟日。

　　据说从前有个人名叫李廷彦，曾献百韵诗给一位大官，中间有一对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那位大官看了很同情他，道：“想不到你家里竟接连遭到不幸。”李廷彦忙道：“实无此事，那是为了对仗工整才这样写的。”作对至此，可说形式主义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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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抚今追昔话当年

　　年轻时读些什么书？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

　　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

　　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

　　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１５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

　　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１５岁出第一本畅销书我出的第一本书是《献给投考初中者》，它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１５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怎样当编辑的？

　　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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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杭州盖别墅 （白岩松访谈金庸实录）

　　别墅的传闻
　　最终得到说法

　　几年前，浙江同乡金庸先生在杭州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出资修建一处别墅，很快，细心的杭州人得知消息纷纷猜想，莫非多年行走江湖的金庸大侠要选择叶落归根？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下午，金庸先生从浙江大学年轻的潘云鹤校长手中接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教授聘书，对于刚刚四校合并而成的新浙大来说，这条消息的轰动，帮助学校向前迈步开了一个好头。

　　今年４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的金庸先生，已经以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招待了来自美国的访问团。

　　访问团中有些旧相知，过去面对的是大侠金庸，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学者金庸。这种变化让双方都感觉新鲜。

　　自打进了浙江大学的校门，金庸先生就一直以谦虚的面容见人，但到给学生开讲座时，谦虚就靠不住了，虽然没有公开说明，而采用暗中发票的方式，可蜂拥而至的学子还是在讲座前一小时就坐满了报告厅，甚至有人出下策制假票，只为一睹新院长的风采。

　　金庸先生喜爱的令狐冲是自己写的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其实在很多人心中，《笑傲江湖》的主人公已经时常模糊，是虚构的令狐冲还是真实的金庸，怕是很多人搞不清，也因此，人们习惯在金庸后面加上两个字“大侠”。

　　盖别墅的目的

　　和结果不一样

　　白岩松：在盖这个别墅的时候很多杭州人心里都知道，噢，金庸先生可能是回杭州来定居，可是后来为什么把它捐了？

　　金庸：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白岩松：１９９７年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您的时候，您就说过特别希望将来能够回到浙江，这种念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金庸：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白岩松：很多的读者可能在看小说的时候都觉得慢慢把您也变成一个大侠，说金庸是金大侠，他们可能觉得大侠是不会老的，但是大侠今年其实已经是七十有五了，您在接受浙江大学的聘任时候是否考虑了自己的年龄？

　　金庸：我这个教授是年纪大了，退休之后做学术工作，做研究工作。浙大的研究所，他们有很深厚的传统，而且这里教授的力量很强，他们要我到这里来担任这样一个工作，同时我想，除了在大学做研究之外，还要回到故乡来。

　　白岩松：就是在这您接受聘请为浙江大学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前面没有荣誉这两个字，这个是您有意去掉的还是……？

　　金庸：这个是大学的制度，全世界都一样，荣誉的话不是正式的，现在这个教授是正式的。浙大是终身制度的，一直到我死，总是浙大的教授，不管任何情况下，他们会发薪水给我。也就是说我永远是浙大教授。

　　白岩松：可能很多人文学院其他系的教授或者老师，也特别希望查先生到这来之后，会有一种建设。

　　金庸：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思想上希望扩充教授的研究范围，引导同事、学生，把这个学习研究范围扩大点，不要固定在很小范围内。

　　白岩松：对于您个人来说，成为一个校园里的学问家是不是一直也是一个梦想？

　　金庸：是呀，我年轻的时候就希望将来能够到一个好的大学去研究学问。

　　我一生对追求知识、研究学问有很大兴趣，但后来因为生活的逼迫和环境的影响，年轻时候的梦想总是做不到，心里觉得很愉快。

　　自己有主见

　　薪水有其他用途

　　白岩松：我听说您要把您自己的薪水放到您原本已经在浙江大学设立的基金里。

　　金庸：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白岩松：进了校园的学生当然会毕业，那您人文学院的院长当然也会到任，您特别希望在到任的时候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会让自己觉得特别问心无愧和满意？

　　金庸：我希望要感染他们，做个好人、正正派派的人，不要做坏人，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社会对人类要做一种贡献。终生要求学问、求知识，离开学校之后，无论做什么工作，读书的兴趣不要放弃，永远追求知识，如果自己的目标达到，我就觉得很满足很满意了。

　　白岩松：很多了解您的人都感触查先生的人生经历多变，您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多变？

　　金庸：我在哲学上相信佛家的哲学，整个人生本身没有固定的，常常在变动，我自己。我觉得一方面我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兴趣固定之后就不变了，自己的兴趣常常在变迁，有时喜欢这种，有时喜欢那种东西。

　　生活快乐

　　追求随遇而安

　　白岩松：一个小说当起始的时候很可能会有很多的设计，包括结尾的一些想法可能都会提前有，那对于您来说人生是否也经过非常仔细的设计？

　　金庸：没有经过设计的，可以说随遇而安，快快乐乐的，大家问我小说里哪一个人物我最喜欢，我说喜欢令狐冲，他不太追求权力、权威，遇到什么环境就解决什么问题，总是保持心情愉快。我觉得我对自己比较满意，有些困难问题大致可以解决，我想不为自己名利，不为自己权力着想，希望为这个大学好、学生好、为教授好，同事大家和和气气一起工作，我想大概没太大的困难。

　　白岩松：现在世界也有很多的学者开始搞“红学”之外的金学研究，我看美国《世界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里头有这样一句话说：中国文学家里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写进中国人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有一个是金庸先生写这么多部小说，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金庸：我不敢当，这个评价太高了，当代的评论家，我的读者，因为看我这个小说比较紧张刺激，他们看得很有兴趣，所以把文学讨论也加分了，实际我不值得这样高的评价。

　　白岩松：您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写您的小说一直写到１９７２年，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一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金庸：我自己也在慢慢不断求进步，希望小说内容跟这个主题包含的思想提高一点，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就打斗而言，传达一种比较关于人性的刻画，个性的感情的表示，涉及到后来接触到民族问题、人生问题，比较思想性的，我觉得作品应该不单单是娱乐性

　　的。

　　白岩松：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肯定会投入特别大的情感，在您的作品里那么多鲜活的人物，那么多非常优秀的大侠，您在写作过程中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呢，还是当成一个榜样，或是当成一个理想？

　　金庸：写作的时候自己带进去了，就好像当年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男的女的甚至坏人有时也带进去了，想象他坏人在这个情况下会做什么坏事，他的心理状态怎样，尽量投入。所以我写悲剧的时候自己很难过，会流眼泪，自己很受感动。

　　写作的时候

　　有时很难受

　　白岩松：我听说您前些年的时候，在看到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阿朱死了那个情节的时候，您会掉眼泪，现在还会吗？

　　金庸：现在还会的，想起来都觉得难过的。

　　白岩松：在您的小说里头特别欣赏的主人公，除了令狐冲之外还有谁呢？

　　金庸：段誉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物，特别敬重的，萧峰是我很敬重的一个人。

　　白岩松：有很多金庸迷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金庸这么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一直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物，可是为什么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当中的这个主角韦小宝，却变成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这样一个人？

　　金庸：韦小宝我是写了开头不久，后来想法有了点改变，我把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劣根性的典型，我受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的影响大，他写了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很不好的个性，精神胜利。我自己觉得精神胜利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种缺点，其实中国人缺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了、贪污腐化了、损人利己了这种事情，谈起来因为（当时）中国生活困难，生存竞争很激烈，所以有很多很多坏人，做很多很多坏事，慢慢变成一种传统了。尤其在中国的下层社会，或在很高层的官场里，这种情况很多，所以我在《鹿鼎记》中比较集中地描写了。

　　白岩松：在池田大作先生和您的对话当中，池田先生也发出了一个惊讶，说看您外表非常温文尔雅的，怎么会写出那样天马行空特别侠气的作品来。

　　金庸：这个是补偿啊，就像我不会喝酒，所以小说里写很多很多人酒量好得不得了。有这种理想有种补偿作用啊，我自己不会武功，也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不平事情，那么在幻想的创作中发泄，拿来做补充，好像发泄、补救。

　　白岩松：您自己也说过就是讲故事的本领和这个想象力的东西对您来说是一种天赋。

　　金庸：我跟人家这样讲过，我擅于讲故事这个是天赋，好像不是学得来的，也不是天才，总之个性就是接近这一种。我自己想学跳舞、学弹钢琴都一直学不好，艺术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一种可以做，另外一种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就不行了。

　　白岩松：大家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会从作品中读出很多中国特别浓厚和扎实的古典基础，那您是在打好自己这个古典方面修养之后才开始动笔写作品呢，还是在写作品的同时一边写一边加强这种修养？

　　金庸：我本人很喜欢学东西的，我本来不会作诗，不会作词，这些都是在写武侠小说之后自己学的。我的书法写得不好，现在我出去人家都要我拿出白纸、拿出笔让我写字，没办法我只好在家里练字。所以尽管我的字是没根底的，但是金体嘛，是我自己自创的，诗词书法这些都是自己写了武侠小说再练的。

　　停笔之后

　　有时候还想写

　　白岩松：您在１９７２年决定不写后，这么多年就再没产生过再写一部武侠小说的念头吗？

　　金庸：有时候想过再写一点好玩的，但是我写武侠小说当时是为报纸服务的，后来报纸业务就很多了，范围很广了，我这个兴趣就集中在写政治评论了，评论国家大事，评论世界大事，好像再写小说脑筋转得有点困难了。

　　白岩松：您在《明报》来做这个主持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您自己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新闻人？

　　金庸：事实就是神圣的，评论完全是自由的，您喜欢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但是您不可以歪曲事实。这很重要。所以我倒很欣赏这两句话，就是事实是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

　　白岩松：您的预测非常准，比如说预测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可能会被逮捕，邓小平应该可能再出山，包括预测到了中国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大约在１９８２年开始进行谈判。

　　金庸：我看毛泽东去世，江青要倒霉，这个预测全中国人都想到的，不过是我有个机会写出来而已，而且一方面也是一个愿望，我想当时大多数人都这样想。大家都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大局，我写文章、写社评，已经非常支持邓小平的主张意见，觉得我们中国的希望应该照他这个方式来做，不应该照文革政策来做，到后来一直希望他复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在内，也不能说预测很准。 可以说，我的想象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白岩松：很多人在评价您的时候会加上四个字：为民请命。您怎么看待这四个字？

　　金庸：为民请命倒也不敢当，我总觉得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讲话不大有什么畏惧，不为自己利益打算，应该讲的就讲了。

　　生活中是个好人

　　也是个好父亲

　　白岩松：在您的作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比如说爱情观或是人生观，可是真正生活当中金庸大侠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和丈夫？

　　金庸：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白岩松：您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金庸：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

　　白岩松：在您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我的人生大致上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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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谈笑为年轻人解答恋爱难题

　　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查良镛，但一定知道金庸。 金庸除了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更是一位学者。 创造过如黄蓉、杨过等冰雪聪明的小说人物的金庸，与记者谈年轻人，谈青春：
　　“我站在家长和老师的立场，就会对我的学生说，冒险的事让别人去，你要踏踏实实地努力学习就好了。”

　　“一个人的成功，跟聪明没有太大的关系。”

　　“心境年轻最重要。

　　我的心境还是年轻的——我还是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愿意去学习，也不怕请教人家。我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比跟老教授在一起更高。和年轻人在一起，可以感受年轻人的活力。”

　　“我的学生的烦恼主要是升学和恋爱问题。女学生比较会去考虑感情问题。我会开解女学生要用多角度思考问题。她们总想死一个方向：‘为什么男友不喜欢我了？’我告诉她们要了解男人心理。”

　　金庸日前与作家兼美食家蔡澜一起来新演讲。记者特别要求安排两人对谈，互相访问对方。素来给人玩世不恭印象的蔡澜，一本正经地拒绝了记者的请求。

　　“查先生的层次太高了，我很尊敬他，和他一起接受访问，我不敢冒犯。”

　　记者唯有变通，一个题目两边问。《青春》版记者自然关心青春课题。于是请教两位学识和人生经验丰富的前辈年轻有多好，青春是怎么一回事

　　金庸说，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比和老教授在一起高呢。创造出像黄蓉、杨过那样冰雪聪明的经典人物，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和聪明没有太大的关系。

　　还有，不说也许你不知道，金庸在大学授课，有不少女大学生向他请教恋爱问题。查先生便和她们分析男人心理……

　　记： 您怎么看现在的年轻人？

　　金： 这个问题太泛了，问得再细一点吧。

　　记： 我们就从个人观察来说吧，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印象？

　　金： 新加坡的年轻人比较朴素、稳重。香港的比较虚浮，认为发财很容易。我在大学教书，接触到一些浮躁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可以大学不毕业，开设internet公司，就能变成世界亿万富翁。我对他们的劝告是：做人要踏实，稳重，把学问做好。只要肯做就会成功。

　　现在年轻人创业的风气 越来越盛，大家渐渐接受要创业成功，就得冒险创新。我国政府也鼓励国民要有“革命者”的想法和做法。

　　站在国家进步的立场，政府必须鼓励国人勇于冒险，但是我站在家长和老师的立场，就会对我的学生说，冒险的事让别人去，你要踏踏实实地努力学习就好了。

　　年轻人比较心急，没耐性，都想快点成名，快点成功。您小说里的一些年轻主角，也是有了一番奇遇之后，便在短时间内武功突飞猛进，胜过修练几十年的江湖前辈。要突然之间大进，那也得有很好的基础呀。要打好基础，就得经过长期的努力。例如，你现在是记者，也许要等三五年才有升迁的机会。报社突然需要这样的人才，而你经过长期的努力打好了基础，就能把握到这个机会，突飞猛进了。

　　我接触到许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都希望早点有机会让自己表现表现。这个机会，是我可不要。例如，有人给我机会上台表演唱歌。我现在上去，底下的人不会觉得我唱得好。我倒不如努力地做好准备，几年后才上台表现。

　　成功与聪明没有太大关系

　　记： 您年轻时是怎么样的？

　　金： 我年轻时谈不上有什么理想。只是对文学感兴趣，便很自然地多看书。在报社当记者，翻译国际电讯，就努力每天温习读好英文，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访问外国人时，也能应付得很好。平时就要努力进修，练好本事，有一天人家突然发现了你有本事，其实这个本事你早就有了。新加坡和香港都是fair society（机会平等的社会），真正的人才不会被埋没的。不是真正的人才，有机会表现，反而会受打击。要有实力才能把握表现的机会。 一个人的成功，跟聪明没有太大的关系。

　　谈恋爱：变心不要变得太快

　　记： 您接触大学的年轻人，发现他们有哪些烦恼？

　　金： 我的学生的烦恼主要是升学问题和恋爱问题。升学问题是家境贫困，无法应付学费。我就劝学生要体谅父母的难处，工作一两年，赚足了学费再继续升学。为恋爱问题烦恼的多是十八二十岁的女学生。她们为男友变心或自己变心而烦恼。

　　记： 您给予什么样的忠告？

　　金： 我告诉她们，男友现在变心，你已经很lucky了。结婚后变心，就更麻烦了。自己变心呢，我就劝她变心不要变得太快。不要只看外表吸引，要去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气后再决定。

　　男学生没有恋爱问题吗？

　　男学生认为变心就算了，不会多加理会。女学生比较会去考虑感情问题。我会开解女学生要用多角度思考问题。她们总想死一个方向：“为什么男友不喜欢我了？”我告诉她们要了解男人心理。

　　记： 男人心理是怎么样的？

　　金： 男人喜欢新奇，会觉得新认识的女生有新鲜感。我告诉女学生，男友觉得新认识的女生新鲜，并不代表对方比你更好。既然这个男生不重视你们之间的感情，他变心也不可惜。

　　谈青春：容易过去没办法

　　记：您怎么为“年轻”下定义？

　　金： 心境年轻最重要。我的年纪大了，体力没有从前好，想打球但容易累，想游泳但体力不够不能游太久，蛮有挫折感的。但是我曾经有很好的体力，也就不在意了。我的心境还是年轻的——我还是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愿意去学习，也不怕请教人家。我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比跟老教授在一起更高。和年轻人在一起，可以感受年轻人的活力。

　　记： 那么“青春”又是怎么一回事？

　　金： 有首儿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青春是很容易过去的，这没办法。

　　有人说青春是很physical的东西。 青春也是心灵的东西，a mixture of both（physical及spiritual）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记：刚才有年轻读者向您请教一句终身受用的金玉良言，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特别选赠这句话？

　　金： 年轻人不大会想到这句话。待人处世贵在真诚。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对人不要虚假，不要欺骗。 年纪大了，人情世故懂得多了，会觉得令人不高兴的真话很难说出口。 那就不讲算了，不欺骗就算了。不讲不做也不是不真诚。

　　给知道金庸，但不知道查良镛的读者：

　　现年76岁的金庸，原名查良镛，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海。笔名“金庸”，由“镛”字拆开而得。读者以“金庸”直称，但是金庸身边的朋友都以“查先生”称呼，语气中有着对学者文人的尊敬。

　　金庸是当代国际知名的武侠小说家，作品如《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天龙八部》等还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及电影，广受欢迎。与此同时，金庸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也得到世界著名大学的肯定，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学府授予博士学位及名誉教授职。他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香港明河集团主席。

　　年轻读者也许以为金庸是以小说创作上的成就而获颁学位。事实上，金庸对移民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及教育背景素有研究。在学术研究上亦涉及法律、历史、佛学等领域，曾发表不少有关论文。他还是香港最具公信力报章《明报》的创办人。据早年追读金庸撰写的社论的读者，金庸的社论和他在报章连载的武侠小说一样，令人每日期待。

　　记者手记

　　为了访问查先生，记者向身边的同辈朋友做了“民意调查”。大家感兴趣的，早就有人问过了，甚至有“金学”研究丛书著书讨论。

　　问年轻读者心目中的金庸是什么样，十个有十个的说法（因为大家对金庸小说各有体会）。记者想，也许大家也想知道把少年英雄写得贴近几代年轻人的心的金庸，对现代年轻人有什么看法。

　　这次的访问安排得紧促，要年尊的查先生像红艺人那样赶通告，也真难为了他。考虑到查先生的健康，记者倒觉得查先生大可拒绝受访。但是，查先生还是准时应约。

　　访问当天是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查先生结束了在华侨中学的研讨会，回到酒店便马上接受本报的专访。记者将名片递上，查先生仔细地翻看了前后，问：“你的英文姓氏怎么是这么念？”接着又问：“在哪儿念书？修读什么？大学毕业就当记者了吗？”查先生说话，语调是平淡从容的，脸上有着温和的微笑，笑起来眯着的眼睛也扬着笑意，令人感到亲切。谈到年轻时，他说：“就和你一样，我是当记者的。”

　　用今天的流行用语，查先生是文坛的superstar；在学术研究及时事评论所得到的肯定，就像武侠世界的前辈高人。但是，在年轻记者（查先生完成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记者都还没出世哩）的面前，查先生一点也没有长者的姿势，记者问得“不加修饰”，他也答得随和直接。令人乐于亲近的前辈高人是不会表现得高深莫测，“拒人千里”。

　　查先生说话很轻，用词也淡，仿佛谈笑风生，激情澎湃都留给小说创作了。记者很留心地听，眼睛却比耳朵更专注，希望能记下他话语所遗漏的神情姿态。

　　查先生说话时候的表情也是温温和和的，长者独有的自信也只流露了一次。记者说，很多人感叹现在的小朋友越来越聪明了，查先生只说了四个字：“小时了了。”一语毕，抿着嘴笑，也无须多加解释，却能让听者领悟这句话背后，是半生累积的成就与智慧。

　　查先生没有为访问设下时限，记者访问时也忘了注意时间。这是一般访问少有的，每一个访问都会在安排时定下时限，而记者通常也会遵守这个时限（除非特殊情况）。这是访者对受访者的一种尊重。直到查先生眼中的倦意由淡转浓，记者也知道“last question”。

　　从这个忘了计时的访问中，记者隐隐地好像明白了，查先生深受身边人的敬爱，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感动人，学问博大精深。

　　(赵琬仪／文，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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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人讲演搞  听金庸先生谈文学、历史和人生

　　听金庸先生谈文学、历史和人生
　　——杨澜访金庸

　　主持:杨澜

　　嘉宾：金庸（作家、报业家）

　　引入语：他以金庸的笔名让你我在武侠世界中如痴如醉，又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和评论家，查良镛先生谈文学、历史和时事。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这一次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是著名作家和报评家查良镛先生。如果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的话，让我告诉你他的笔名—金庸。

　　啊，原来是他！把他称作武侠小说大师，恐怕是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不过，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吧。）

　　Y（杨澜）：查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您的这十五部武侠小说，迄今为止，作为正版来说发行了多少册呢？

　　Z（金庸）：正版也没有一个统计。香港盗版很多，台湾也很多，大陆更多。

　　Y：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年轻人，恐怕年轻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小说作品。所以有人说，连上正版，带上盗版，恐怕您书的发行量可能跟《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了。

　　Z：不能这么说，因为《毛选》是当时大家都要买的。

　　Y：人手一本。

　　Z：我的书要看你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人多，不喜欢的人也不少。

　　Y：不过，起码从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我发现很多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人，让他们读古典文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您的作品他们都还看，成为我们交谈起来的一种共通的语言。有人对您在文学界里的评位，说您是仅次于鲁迅、老舍、巴金的一位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我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的？

　　Z：多谢他们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不敢当。因为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

　　Y：在您领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成就奖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段话，你说：香港的文学作品的确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但是不因为它有商业性就不是一种艺术。而且，您还谈到有些评论家认为越是通俗、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越是上不了档次? 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您对通俗作品的看法？

　　Z：这是世界上文学评论家的普遍风气，我是不赞同的。毛主席说过：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越是大众化的，作用越强。但是现在评论家认为越是为工农兵服务，越是不好的作品，这个想法我个人不同意。

　　Y：其实在文艺界这个现象蛮多的。像电影界，一些独立制片人以完全很晦涩的艺术语言来表现的故事，好像也被人标榜到一个很高的档次。而相反，一般娱乐片反而被人说成…

　　Z：电影得奖的，或评论家喜欢的，群众不一定喜欢，或群众根本看不懂。你要得奖，就必须是评论家喜欢的这种，文学界也有这种情况。在香港就不是，香港是很商业性的社会，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要群众接受，才能够生存。如果群众不喜欢的话，你在这儿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Y：我觉得，您一直比较注重所谓“通俗”和“庸俗”之间，应该是有界线的。

　　Z：那当然。

　　Y：您认为这个界线应该在哪里？

　　Z：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欣赏的意义。

　　Y：实际上，您自己个人谈到：您更喜欢古典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当代的文学作品，是不是这样呢？

　　Z：外国大学邀我去演讲讨论中国小说的时候，我说中国五四以后的小说实际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用外国的文化来中国化，来写中国的生活、中国人的小说，我就不是很赞成，最好用真正的中国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作品。

　　Y：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关于这种通俗作品后来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像《西游记》、《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当初作者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通俗的作品，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Z：像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西。像宋词，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歌女来唱的，跟现在流行歌曲差不多。到后来文人雅士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唐诗，以前也是拿来唱的，元曲更是舞台上表现的，到后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也是，像明代的小说也是给别人拿来讲故事的，讲了故事之后，才把这些内容用白话写成小说供人消遣，慢慢发展成很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而民间又有另外一种文学形式。

　　Y：作为经典性的《诗经》，其实是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些东西了。

　　Z：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跟西洋有所不同。

　　Y：那您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去创立一个通俗文学的新领域，或是抱着什么样的文学使命来进行创作？还是当时觉得，要生存下去就要多写一些东西。

　　Z：我在报纸上写，报纸是很群众性的工具，有一点群众接受，你才有意义。如果你都在写古文，写得深奥的不得了，只有二、三个批评家喜欢的话，他把你捧得很高，群众却看不懂，他们不会喜欢的。

　　Y：也没有生命力了。您写的这十五部小说的确部部脍炙人口。我看见您办公室门口贴着一个对联，正是其中十四部的第一个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那十五部作品我都看了，虽然后来有些作品会混在一起，但是其中有一部不会混，就是您的处女作，在五五年创作的《书剑恩仇录》。其中有一个陈家洛的形象，也让我联想到《水浒》里的宋江，好像他们的性格都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像《水浒》连续剧在大陆播出的时候，许多人对宋江成天要招安感到很咬牙切齿的。在您的小说中，其实也写到陈家洛是有这种矛盾心理的旧世英雄人物。

　　Z：对，陈家洛的出身比宋江高，所以他的书生气，或者说贵族气比宋江还要厉害。宋江是一个县令，相当平民化的，而陈家洛比较高一点，所以他的封建思想更加厉害一点。我们写古代的史事，不要用现代马列主义或唯物主义去看古人，应该考虑他的历史背景，想到他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就要想到他是哪种人。宋江是北宋、南宋之间那个时候的人，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怎么样，如果把他写成现代，在阶级斗争思想下，我觉得不太合适。

　　Y：所以毛泽东也批判他。不过，我们倒没想用那么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武装他，我们只是看了觉得窝囊、不解气，总觉得他怎么这样不爽快。

　　Y：看您的小说，我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很特立独行，有自己的见解。

　　Z：其实《笑傲江湖》的基本思想已经很现代化了，写是写的古代，其实是把现代思想化妆成为古代了。

　　Y：我看您在《书剑恩仇录》以后的作品，其实反映社会进步的观点，比过去的武侠小说都有更进一步的思想。比如在《鹿鼎记》里也写到，康熙皇帝说：“你们为什么成天要光复明朝？其实在我的统治下，老百姓不是都过得很好吗！而且，我能够励精图治，难道你们想让老百姓过不好的生活？”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您的一种社会理想呢？

　　Z：是啊！想象在当时封建王朝的时候，最好的皇帝他的想法也不能脱离这样子，他不能要民主、要自由，他不能这样讲。他能够爱民，让老百姓过得好，他就认为“人无完人”了。当时好的理想就是：好的皇帝可以让老百姓生活过得下去，中国长期以来封建时代政治理想就是这样子。

　　Y：在您作品中，反映民族冲突的也蛮多。像《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一开始叫乔峰，他的形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大宋人，后来发现自己是契丹人，而且发现双方都在向另外一方施加残暴的杀戮，他觉得非常痛苦，最后为了维持短暂和平，只有以自杀来了结。那么从他的身上也反映出您对民族平等的一个观念，您是不是觉得21世纪的人类……

　　Z：不光是人类，现在中国也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任何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当时契丹掠夺汉人的财产、子女，汉人也相反掠取、杀戮，他们都有。而从现在观念来看，都应该和平共存、和平相处。

　　Y：于是，这引起最近有一个文字的案子。就是有一位作家，其实也是根据一个不实的报道，说您想为秦桧翻案这件事。其实再多说也是挺无聊的，但是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Z：其实作为刘先生写了这篇文章，其实他是不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况。这所谓“秦桧和谈”，中国历史早已不成为问题了。宋朝一千多年以来，秦桧是大汉奸，没有人反对的。我是杭州人，更加知道，秦桧就跪在我们杭州人面前。他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完全是受到台湾宣传的蒙骗。我到台湾去跟他们政界、文化界的人讨论问题，就跟他们说：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大家和平共处。现在台湾出路怎么样，只有北京、台北双方领导大家谈判，最后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统一，对所有全中国都有好处，是大家都希望的事。台湾有一批人要求台湾独立，称为“台独份子”，他们就很反对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他们认为和平谈判就是台湾向北京投降。他们因为不能够反对和平谈判、和平统一，就放一点空气出来，哪一个主张和平、主张统一的就是秦桧，就是大汉奸，就应该对付他、反对他。他们不敢公开说我们反对和平谈判、反对和平统一，就另外转移目标：我们反对秦桧、反对和谈人、反对和谈主义、反对卖国。而不讲内部就谈不上卖国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卖国不卖国。研究历史第一个问题，就是考据事实的真假，你讨论秦桧，先问他秦桧卖国不卖国？这个问题现在不存在，不用讨论了，现在要讨论的是了解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或在当时什么政治环境之下讲这个话的。我的主张是两个政权应该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不应该互相打仗；台湾不应搞独立，应该和中国大陆统一，变成一个国家。而台湾就认为这种意见是“秦桧论”，卖国论，应该反对。

　　Y：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场争执。

　　Z：我主张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他们又认为是秦桧思想了！

　　Y：那查先生，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好人和坏人不是泾渭分明的单纯的好人和单纯的坏人。即使在《天龙八部》里的十大恶人，也有他们让人同情的一面。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时候还是会想，为什么您的最后一部封笔的作品《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好像完全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是个小流氓，又会撒谎，有会偷懒，但最后您给了他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财宝，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逍遥自在的日子。您为什么那么优待他呢？

　　Z：我当时写韦小宝这个人物时候，受过鲁迅先生的启发。他写的阿Q是当时中国人的典型，一方面写他的精神胜利，一方面描写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盲目，浑浑厄厄、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受到欺压，最后杀了头，好像很可怜。阿Q是早一个时代的人，现在的人当然与阿Q不同了，现在解放建国之后，阿Q精神更少了。你现在到中国农村去也看不到阿Q了，你和他们谈世界大事、谈克林顿，他们都知道，讲英国也知道，和阿Q这种人不同了。

　　Y：有报纸、有电视、有广播吗！

　　Z：我写的韦小宝就是在海外见过的人多了。我想，阿Q是以前典型的中国人，现在典型的中国人不是阿Q。

　　Y：是韦小宝了吗？（笑）

　　Z：对，是韦小宝了，不是说中国大陆，而是海外的、香港的。有一批中国人，因为华侨众多，为求生存，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道德品性和个性。有一部分典型中国人，像韦小宝这样子，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讲谎话、贪污、腐败，什么事都干。这种事情在康熙的时候很普遍，现在可能也没有被完全消除掉。

　　Y：这恐怕是整个人类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人生活过得很好，您在最后让他又有美满的家庭，又有…

　　Z：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像韦小宝这样完全不遵守法制、法律的人，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什么事情都干，在不合理的社会，这种人能很好，不止一个太太，有七个太太。有人问为什么写七个太太？我说那时候七个不够，还要多。

　　Y：妻妾成群啊！

　　Z：那时候做大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太太，历史上是这样子，不是讲现在，而是讲康熙的时候。

　　Y：所以跟你过去的武侠小说所不同的，是用一个反英雄的角色，也是表达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反面来写的。

　　Z：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负、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Y：查先生，我们都在读您的作品，觉得您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那么对于您来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又是谁呢？我知道您从小就读很多书，您觉得谁对您的…无论是从个性方面、思想方面，还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呢？

　　Z：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司各特，他们写的小说。

　　Y：浪漫主义？

　　Z：也有冒险的，斗争性强的小说。

　　Y：像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也蛮像武侠小说。实际上，人们说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大的发明就是电影，它把人们从一个现实生活中带到一个很浪漫、很脱离现实的幻境中。而我觉得您的小说有时候也达到同样的作用，好像把我们从一个很平凡、很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升到很神奇的世界。

　　Z：一般浪漫主义作品的想像都是不太现实的，写实主义的作品都是很真实的，不真实人家就批评你是不是假的、靠不住的。

　　Y：那您72年封笔的时候就想写到韦小宝就够了，再写也不会有新意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Z：武侠小说已经够了，其它的小说还可以再写一些。

　　Y：最近您还想在退休之后写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小说，关于汉唐这个时期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动笔了呢？

　　Z：还没有动笔。现在在研究汉唐时期的生活习惯，这个比较难一点。研究下去，研究方向错开了，本来是研究社会生活，但是一研究社会生活，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上去，后来想像到跟外国大帝国做比较了，研究的方向就比较宽大了。

　　Y：最后，我们除了读小说以外，可能还有一本历史书，还有一部政治书，很多研究出来的作品。真的希望能早日看到。

　　Z：当时汉朝都不能坐在椅子上，是坐在地下的。我们都要考虑用一种语言，当然不能用他们的话讲，《史记》上的话大致是汉朝的话。吃饭怎么吃法，穿衣服怎么穿法，做什么车，骑马怎么样，屋子结构怎么样，床怎么样，都要研究一下。

　　Y：我一直有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想要问问您，就是武侠小说里那么多的武功，您是凭空想出来的？

　　Z：武功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武功都有书记载的，好像武当派、少林派的少林拳什么的。你到书店一看，许多派系的武功书都有的，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Y：恐怕《东方不败》就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Z：大多数又是神奇，又是做不到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有记载的武功都是平铺直叙很现实的，它教你怎么出手、怎么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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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台北会美人萧蔷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最近与著名台湾影视明星萧蔷在台北进行了一番引入注目的交谈。
　　金庸此次台湾之行的目的是参加他的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一场会议他都一定要亲自参加，多方聆听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为专心与会，金康特别交持主办者，除事先敲定的一二个活动之外，其他任何走访或是活动一概不做安排。

　　但是，从金庸到达台湾的那一刻起，四面八方的采访邀约就蜂拥而至，结果全部被一一挡回。但只有一个例外，当金庸听到让他与萧蔷对谈构想后，金庸几乎是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这一活动安排。金庸曾经私下和萧蔷聊过天，他觉得萧蔷对他的武侠小说还是颇有心得的，所以乐于一谈。

　　而萧蔷为这次会谈，早就提着一大摞金庸小说拼命“练功”了。萧蔷从十五岁就读金庸的小说，她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帮主”这一称谓，最早是由金庸的好友倪匡开始如此称呼金庸的，而只有自认金学深厚的人才敢如此称呼。而萧蔷一上来就“帮主长”、“帮主短”，可见她早已自比为金学帮派的成员，而金庸对萧蔷也确实另眼相看。

　　谈话一开始，萧蔷便立刻发挥背剧本的功力，“哗啦哗啦”背了一长串金庸小说中的句子，使得金庸赞叹不已。萧美人立即乘机请擅长写美女风姿的金庸以一句话来形容她。金庸说话本来就慢条斯理，美人一逼，他更加踌躇迟疑，一直到谈话结束也还没想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萧美人。谈到“女人的话是否可信”这一话题时，金庸仍坚持当年在《倚天屠龙记》中借殷素素之口道出的看法“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而且“愈美丽的女人就越会骗人。”于是萧蔷立即问道：“帮主，那你觉得我的话有多不可信呢?”还是希望金大侠评价一下她的美丽。

　　虽然金庸明知“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但见到萧蔷后却讲“美人骗我，我都会相信，所以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会相信，都会相信。”

　　金庸是如何看待爱情的呢? 他说：“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觉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两三天也可抵二十年。”也许，金庸是很能接受段正淳式的爱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是一句金迷人人皆知的曲词，在交谈中,萧蔷用广东话唱起了它的下半阙“欢乐趣，离别苫，就中更有痴儿女……”使忙碌了一天的金庸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决定如果将来写爱情小说，就将萧蔷当作女主角写进去，而且会写得“空前绝后的美”。萧蔷听后激动得直喊：“帮主封笔二十七年为我重出江湖。”

　　萧蔷的美丽动人，金庸的风趣令整个谈话充满生机。

　　以下是由台湾一家媒体刊登的他俩对谈的部分内客。(萧蔷简称萧，金庸简称金，记者简称记。)

　　萧：我是金庸小说的业余读者，虽然没有像学者那样去分析讨论，不过我觉得金庸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它们对女人的描写，非常细腻。

　　金：谢谢，不过我到美国开会时，却有人觉得我不懂女人。

　　萧：怎么会? 我觉得像《天龙八部》当中，萧峰偷听段正淳和马夫人说话，描写马夫人的声音“腻中带涩，软洋洋的，说不尽的婉转缠绵，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我都把它背下来，如果我说话有她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金：美女在你面前说话，令人“视为之夺，魂为之销”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这样在隔壁听到就这么厉害，可见马夫人是真的美极了。

　　萧：除了声音，还有在外貌方面的形容，像郭靖第一次看到黄蓉穿女装的描写：“肌肤胜雪，绝色容光，不可逼视。”您觉得美人都是漂亮到令人不可直视吗?

　　金：这是因为郭靖一直住在沙漠，蒙古小姐大概不太美，不像江南的美女，所以月光之下第一次看见黄蓉就惊呆了，他是因所见不多，才有这种感觉。

　　萧：您书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容，赵敏是着墨最多的一个，像“艳丽不可方物”，我一直在想，只有夕阳才会给我艳丽不可方物的感觉，您这么写赵敏，真令我羡慕。

　　金：赵敏是我比较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的个性比较复杂，不像有的女孩个性很简单，像双儿就是。

　　记：您笔下这么多美女，个性很多样化，您是从何处取材?是来自身边的朋友吗?

　　金：我没有这么多美丽的朋友，有的话运气就太好了。其实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萧：书中还有很多小细节，像赵敏在酒店见张无忌，在小杯子上留下胭脂令张无忌痴痴难忘。我也试过很多次在喝东西时留下口红印，却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从此就愤而喝完就把它擦掉。您是如何注意到这些细节的?

　　金：是想像的，如果对这个女生没感觉，她做什么都还是没感觉呀!有感觉，什么细节都会注意到了。

　　记：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死时对张无忌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倪匡评说金庸留下了一个迷团，您为什么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信?您被美人骗过吗?

　　金：她是教训儿子，因为她死前想到男女之间的问题，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她已经没时间教儿子了，就用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让儿子记住。

　　萧：那您觉得我有多不可信?

　　记：您写的爱情故事都在古代，比较含蓄，现在社会步调快，您书中的爱情还存在吗?

　　金：其实中国古代的爱情发展步调很快，因为男女见面很难，一见面马上就要表示、要行动，一错过，下次可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现在反而可以常见面，步调反而慢了。

　　萧：您小说中好像没有真正的花花公子?

　　金：段正淳这种人你可以接受吗?

　　萧：段正淳在说爱你时，是全心全意的；但之前和之后就不知道了，所以每个女友都愿意为他而死呀!

　　金：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觉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两、三天也可抵二十年。

　　萧：您喜欢惊心动魄还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呢?

　　金：有惊心动魄也很好。

　　记：您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字作品被改编成的影像?

　　金：文字改编成的影像很难。因为看小说，自己的脑中会有创造的过程，化作一角色，和他发生化学作用；但是，化成影像，惊心动魂的感受就没了。

　　记：所以您觉得不论谁来演，影像永远都赶不上文字?

　　金：很难，其实演员的问题不大，但整个故事情节都改掉就很不好。我很喜欢的作品，就像我的儿子女儿，今天我有事出门，把他托人照顾，结果却被打了，你说痛不痛心?作品被加东加西、东改西改，感觉就像儿子被打。

　　萧：我觉得不只是痛心，我看到这些影片觉得好像它们只是一幕幕动作而已，对我没有任何意义。看到这些影片，才更觉得帮主您作品的伟大。所谓“武戏文唱”，武侠小说很重要的是动作，您把它写得好、招式也好，而这是很难拍出来的吧!

　　金：写小说时，会把感情放进去，这很难拍出来。我现在看到天龙八部阿朱死的那段还会哭呢! 别人自己创造一个故事，我当然更不高兴。

　　记：现在很多人讨论您小说中的历史背景，您为何给武侠小说设定历史背景?

　　金：写小说是希望读者喜欢看，历史背景只是锦上添花。只要故事好看，背景关系不很大。学者喜欢考据这些，其实小说是人物的性格重要，背景有无错误是次要的。

　　萧：您书中有几段爱情故事很“悲”，像杨逍和纪晓芙、杨康和穆念慈，我都很喜欢。

　　金：很多人问我最喜欢哪一个女主角，其实我说了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那就是天龙八部的阿碧。因为她可爱而痴情，慕容复神智失常了，她还是服侍她，虽然对她写得不多，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人。另外像小昭的温雅文秀也不错。我也喜欢郭襄，但像双儿那样笨笨蛋蛋的就不行。

　　记：您写了很多很“悲”的爱情故事，这些悲观的爱情故事往往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您对爱情是抱悲观态度的吗?

　　金：我对人性不是很乐观而是有一点悲观，像杨过、小龙女那样的天长地久，我觉得不大可能。那种爱情一般人不太可能发生，短期的爱情常常会发生，天长地久的就不容易了。

　　(摘自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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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答问录

　　严家炎
　　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

　　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40年代写过小说吗？

　　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40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

　　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

　　《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即《虎符》）来改编的，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5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摘自《文艺报》)

wenvern

金庸皈依佛教

　　金庸／池田大作对谈录
　　皈依佛教与生死问题

　　池田：适才我们谈过雅戈布列夫先生与佛教的话题。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起于什么事呢？金庸：我之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一九七六年十月，我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这样。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著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秘奥，详详细细的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死亡问题》。其中有汤恩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这篇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覆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

　　那次（见三月号）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著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份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

　　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分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wenvern

就是以上这点，以演讲和对谈为主。大家随便翻翻

傲面苍生

老金的讲话里面,很俗的说:藏着大智慧.

阿秀

第一次知道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