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相重，霸者自雄——温瑞安论剑

浩渲

作者:东东宝

英雄相重，霸者自雄——温瑞安论剑


　　??武侠作家群中，如果说金庸具有雍容华贵的王者风范，古龙拥有至情至性的浪子情怀，那么温瑞安则是身具谈笑风云的霸者气度了。尽管一般的观点，三人在成就地位有所差别，尤其后者更与前两者有所距离，可是当温瑞安和前辈煮酒论剑时，那种“天下英雄唯金古与安尔”的气势，也就自从他笔下扑面而来了。温瑞安这种强者自强的霸气，与金庸的平淡谦冲恰成对比，也有别于古龙的纵酒任侠，却也是他性情使然，可以印证他的作品和笔下人物的一些特征。故此，特推荐下面两篇文章与诸位武侠读者，尤其一文中金对温的劝导，更可作为对现下网络武侠写手的一点启示，值得一读。


　　??——


　　??一、《王牌人物金庸》——温瑞安


　　??我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是在马来西亚念小学的时侯，家里的旧书架上，有几部薄薄的“红花十四侠”，纸质奇薄，字排得很细密，我一口气看完了，觉得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感受，畅快带看志气，而且很有一种实在感，彷佛书的世界虽然是虚构的世界，但在现实也有这样的侠情。隔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红花十四侠”即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盗版本。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跟几位朋友结为兄弟，互相砥砺，创“刚击道”，初中一的时候开始搞文社、编杂志（一直编到现在），不能说不曾受过金庸小说的江湖儿女义气相交的影响。当时，家也有几册零星不全的“射”、“神”，我当作宝书一般珍藏看，就算看其中一段，读其中一节，也被情节吸引，关心故事的人物。我看“江湖奇侠传”、“鹰爪王”、“青锋剑”、“奇门剑侠”、“白霜剑”、“虎爪青锋”等时都没有这种感觉。


　　??后来，我听家兄任平讲述有关“天龙八部”的故事，譬如段誉如何与乔峰闹酒，游坦之如何学得冰蚕神功，四大恶人如何恶法，在在都令我神往。于是千方百计，或租或购金庸小说来读。记得有一次租得“倚天屠龙记”，完全被前面的龙门镖局灭门悬案所吸引，无法释卷，后来读到张翠山、殷素素惨死，觉得作者实在太残忍了，我不忍卒读，有点怀恨起金庸来，怎么可以写他们死。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上后，自己也写武侠小说，甚至也曾把自己书的可爱人物如天象大师、赵师容、丁棠衣杀死，明白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太存善念，可能会影响小说对读者的震撼力。我蛮以为自己可以再读“倚天”而脸不改容，不料，才看到“神”故事里唯一留下来的小郭襄，才出现没几回就故事全过去了，登时心空荡荡，没了看落，彷佛“射”、“神”的江湖全烟消云散了，完全沉寂下来了，有一种晌午闻国乐在远处人家传来的感觉，彷佛自己的魂魄在悠远的岁月也跟看余音消逝。没想到三读“倚天”，那种心如槁灰的感觉，比第一次还要早发生了一大截。


　　??大学时候，到了台湾，有段期间，狂读金庸小说。当时，我完全不认识金庸这个人，只知道他在香港办了一份很有意义的刊物：“明报月刊”及创办“明报”，他是什么身分在我而言，全不重要，我屡向人推荐他纯粹因为他的小说写得好，要是写得不好就算天王老子我也不卖他的账。


　　??金庸笔下的世界太精采浩瀚了，而人物孤寂得像高峰上的雪，孤傲得像雪地上的梅，然而又情深得像一卷宋词，义烈得像一页史记。


　　??有些文化界的朋友以为金庸很推重我的作品，想必常加赞许，其实不然。他在我面前，倒是常批评我的作品，譬如他就指出，在我的武侠小说，常另辟段落写山川风景，便不够自然；文章写得像倪匡这样快，疏漏必多，未必是好事；兄弟背弃出卖的情节重复，不宜写得太多……许多善意的批评，我大都能接受，当然，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文风，凡是大艺术家都有他独一无二的风格，我不一定都改，他也向我说过：“你不一定都要接受。”但我会在下一部小说避免重犯。


　　??我曾情怀激动的写一封好长的信给金庸，之后我们来往了几封信，我知道他极忙，处理的事务很多，去信时常说明请他不必回信，我宁可他多写几篇文章，万一有意外之喜，可以多诞生一部武侠小说。其中有一封信，是他赴美前夕写的，我特别感动，他针对我文章对朋友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意见，用很温和的语气说出来，可是，他的用心良苦，除非是极爱我、关心我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劝谕我这些：


　　??“……你办‘神州社’，那是很难长期支持的一种友情理想，你必定极爱朋友，满腔热诚的待人，从你最近的文章中，得知有些兄弟姊妹离开了你。瑞安，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的人厌倦了，转变了，心情不同了，那是必然的事。已经有过几年，几个月，几天的相聚，还有甚么不知足的？‘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样深’，朋友之道亦当如是观。不要认为他们是‘背叛’，那是太重的字眼。人生聚散匆匆，不必过分执者，千万不要把你的朋友当作敌人，那么你心不会难过，朋友也不会难过。夫妻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要白头偕老也是极难，何况数十人的结社？如果有人离开，最好是设法当他是‘神州社’的支部，如此不断扩充，亦美事也。我明晨赴美，约十日后回港……”


　　??其实在那时候，我也正设法导引着我的心灵，往更豁达包容的方向走，金庸的相劝，我是完全能接受的。事实上，我仍喜爱我的朋友，纵使他们离开，令我伤感，仍无损于我对这些朋友的肯定。不料，日后却发生了些几乎“置人于死地”的事。后来在香港金庸家谈话，金庸问起，我提出被人诬陷的事，他也一震，哀叹道：“那太过分了！”


　　??我心中始终待金庸亦师亦友。我曾在很多孤独寂寞、辉煌灿烂的日子，跟朋友谈起他的人、他的小说、他的机构，都充满了敬意和诚意。有时候心跟这位大我近三十岁的长者很亲近（金庸在卅多岁动笔写的第一部小说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温瑞安”这个人），就像我父亲一样，在苦难的岁月中我会在心低诉，就像书的作者跟自己早就相知一般，但有时候又却不怎么服他，觉得他太多的约制与距离，忍不住要跟他冲撞、顶撞一下。在同一封信，他还劝我在作品需要注意的是“节制”：


　　??“文学上，节制是很重要的，要将奔腾的感情约束在含蓄的文句之中。你的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往往放而不能收，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四大名捕’很好，‘今之侠者’中前几篇也很好。‘神州’与‘血河车’似乎写得太仓卒、太快，自己特有的风格反而少了……”


　　??这是一针见血的指陈出我早期的弊病，有时也会写信来谈他读我小说的感受：“…‘寂寞高手’已读过，唐门谋杀手沉舟一节写得变幻百出，颇有可观。柳随风的心情是写得好的。不过易容等情节一般小说中用得滥了，太多出现恐不很适宜。”


　　??我在香港初期，曾写了一篇<结局>（即“杀人者唐斩”），用了许多现代文学的技巧与手法尝试。他很快便读完了，有一次，邀我和娥真去“听涛馆”吃饭，约我们在东亚酒楼门前等，他驾车来载我们。当天，倪匡夫妇也在场，吃饭的时候，查太太还特别为我和娥买点了道法国生蚝，十分美味。金庸手拿着我的小说，笑道：“‘结局’写得很精彩、很好，明报要用，不过有些错漏，不妨拿回去再改一下，要是不改，明报也会用。”这方面他是十分民主的。后来我居然把这份小说原稿漏在椅子上，侍者追了出来，交给金庸，金庸还替我给了小账，笑看跟我道：“这么好的作品，别丢了哦！”我双手接过这份稿，心情十分沉重，我不知道古人传递衣钵的情形是怎样，但我要记住这份感情。没有道谢，也没多说什么，我和娥真与他坐在车后座，车行很快，外面是夏，山的弯道有浓荫绿树，我要记住这天。


　　??后来这篇稿一直没有交回给金庸，因为我有意要改动，可惜往后一段时间，我的局面很有些变化，只有功夫写，没有时间改。一向不喜欢改动文章的倪匡劝我：“不必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金庸就是不该给你太多意见。”但对于意见是否采纳方面，我一向有自己的判断和原则，我是我自己，金庸也好、倪匡也好、余光中也好我很喜欢他们，但我决不会成为他们。我是温瑞安。


　　??第一次跟金庸见面，说来十分传奇，在我心中也极为重要。那一次返马，我先回家（大马）探亲，再赴香港。黄昏星及廖雁平两位兄弟与我同往，我也特别设法让这两位一向比较“刻苦耐劳”的老朋友来香港轻松一下。岂料这一次不但不轻松，还十分“紧张”，在短短数天的行程中，跟蒋芸、吴水利、叶凤娟在“清秀杂志社”相处甚欢，蒋芸还载我们二度赴中文大学，旋在北大酒楼与“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吴颐舌辩，又拜访新系机构的朋友，还有好一些想见但未见的朋友，全一并见上了，有些人对台湾存有一些误解，我们都一一予以澄清，几天来忙看赴约吃饭，并强迫“精神不太对路”的黄昏星多吃补剂（结果他一吃就泻，回台湾才知他有肝病，忙与一干朋友筹钱逼他住院），最后终于见上了我最想见的人——金庸。


　　??金庸在电话知道我来了，很高兴，约我们在香港大会堂门口见面。那天，我和黄昏星、廖雁平穿著相当中国风貌的服饰，在天星码头候他。我们的心都十分忐忑，仿佛书破纸而出的一个人物，要和我见面，就跟苗人凤、胡一刀、风清扬、黄药师、张三丰就要“活”在跟前一般，谁会不紧张的？何况我对金庸一直有一种孺慕之情，多年来在他小说浸淫，彷佛见看了面就要执弟子之礼。他亲切、熟悉、温和、敦厚，但从容淡定俨然一派宗师之风，而且脑筋十分快速，精明而锋利，在言谈间偶尔流露，但大部分时候都很平实，有一种人，完全没有摆什么姿态，但自有气派，这种武学境界就叫做：“以无招破有招”，已臻化境，在监剑中可列为“大巧不工”。


　　??金庸带我们上了他的游艇，我们就在游艇谈了起来。我笑问金庸：“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做‘金庸号’龙。”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当时，我却没有多想，我跟前只有他这个人。


　　??我们在船舱谈了许多话，艇上的服务人员还替我们冲了咖啡，金庸一面抽烟，一面谈。阳光穿过塑胶透明窗，照了进来，一切都窗明几净的，然而外面四周都是碧蓝的天，碧蓝的海。我们在海上。金庸小说常有在海上发生事故的情节，譬如“北丐”洪七公与“西毒”欧阳锋在海上作殊死战、令狐冲在船上初遇蓝凤凰、殷素素和“金毛狮王”谢逊在勾心闹角，而我与金庸初逢，亦在海上。我们的艇在海上，很舒适安详。武林毕竟是笔下的世界，江湖远在天之外、海之外。


　　??金庸问我：“你小说的人物跟现实的人有没有关系？”我答：“有。”金庸笑了：“是那些人？我说：“有的是我喜欢的人，有的我不喜欢，改头换面，写在书中，有时冲动起来，一刀杀了。”他问：“权力帮（“神州奇侠”的第一大帮会）也有象征？”我点头：“有一点啦。”他眯眯笑道：“萧秋水是你？”我也笑了。金庸又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兴趣？”我这个人苦于“周身有瘾”，动的静的拣来也有十七、八件，只好选二、三样说了，其中一项是“电影”。他温和地说：“我以前也导演过几部片。”我知道其中一部是长城的“王老虎抢亲”，他谦虚的说：“拍得不好。”谜看眼睛看我，说：“你的样子可以去拍电影。”我倒没想到有这一句，哦了一声接不下去。


　　??这时已近下午，金庸邀我们到甲板上坐坐，晒晒太阳，他的太太和女儿却下去游泳，这时凉风送爽，海水很平静，连山也像画出来一样，静得像一棵没有风吹的树顶，树干都泡在海清凉。我跟他坐在一起，孺慕之情又升起来了，忽然很崇拜跟前这个人，觉得很亲近，但却不很了解他，也不想去了解他。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可能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礼教太深刻之故，平常的机智、冷静、巧辩、敏锐，一旦到了自己所尊重或崇拜的人面前，便不允许自己发挥或不敢挥洒，这本来并不是件坏事，奈何香港这尖刻竞争的社会却不允许有太多的谦恭自抑，这使到我曾有一段时期吃尽暗亏，到八三年开始，我痛定思痛，作出了“因人而异”、“因事而定”的修正：“人对我好，我对人更好；人对我坏我反击”的方式，反而回复我平素一股豪杰意态，至少落得个痛快。在金庸面前，当然不会有这种感觉，只觉得他悠闲从容、温和可亲，雁平不禁问他：“查先生，你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金庸听了觉得好玩，笑说：“有啊。”雁平说：“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金庸和蔼地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那天风和日丽，风平浪静，一如查先生的气定神闲。


　　??后来日薄西山，把海水染成橙色，总是觉得蓝澄澄的海水始终染不完，海底下还有很多厚重的蓝意，像暮色一般逼人，顿感觉到时间如斯迅速消逝，心很是怅然。金庸在“下令”回航之前，我道出了对他的感觉，是“有容乃大”四个字，他告诉我这句话下面本来还有四个字，是“无欲则刚”，而“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明报的宗旨。我想，“有容”是一种开放的度量，“无欲”是一程自抑的心态，有容甚不易为，因要有识见胸襟，不是什么都容忍的意思，至于“无欲”，更不易达到这一境界，至少，在生存的基本欲求不匮缺的情形下，才比较可能坚持“无欲”的原则，不然很容易为世所弃，或成烈士，不过，年轻人纵不能“无欲”，至少也可以收束一些过分的野心，那也是好的。回航之后，司机驾车来接我们一道去怡东村吃饭。酒楼的侍者、部长对这位文化界巨人查先生自然十分熟悉，他就叫了一壶绍兴，温热看喝。他曾问起神州诗社在台湾有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我很直接的回答：没有。当时的确没有，万未料到……世事常意外，变幻是永恒。


　　??吃完晚餐之后，他付了账，起身要走，忽然，桌上的餐巾掉下地来，我见了，侍应生见了，都想去拾，金庸却敏捷地俯下身去，自桌子底下拾起了餐巾，摆回桌上。金庸当然不瘦，而且是略为发福，以他的身分和给的小费，掉了餐巾仍不惜亲自弯下身去拾起来，态度温和，我顿想起“天龙八部”用来形容身在高位但和气可亲的段正淳的一句话：“大富大贵而不骄。”常有朋友问起金庸是怎么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常引用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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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金庸邀我们到他家去。他的住家座落在云景道，属半山区，风景优表，环境幽静，进门后有三个特别印象，殊为难忘：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二、他的辫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作什么举动，把金庸着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


　　??前面提到倪匡，去到金庸家，谈了个多小时，他提起倪匡，问我见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去电约倪匡来。这件事情，部分曾纪录在我写倪匡的王牌稿。那晚外面下看淅沥的雨，金庸家却非常热闹，有我们的歌声、论声和骂架声。后来金庸请司机送倪匡和我们回去，第二天，约我们到明报社去，他见到我们后，请来了在明报机构管理出版社事务的许国先生（即是名政论家哈公），当场跟我谈妥出版我十五部作品的事，条件是我把十五部书的版权授予“明窗社”，宣传发行，以及由明报、明晚发表连载，稿费另发，版税则以一成计算，出版时先付一半，一年内付清。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士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日后倒是成了好朋友。


　　??谈到明报，恐怕大马和台湾的读者不甚了解这份报纸的分量和这家机构的特性。明报的销路在香港相当好，但不是最好的，可是它却是香港第一大文化报刊，金庸是明报的社长。报纸的宗旨相当中立、客观，尤其在文革时期，金庸的社论立论公正，观点独到，分析正确，作风持正，使得一这份报纸销路与声望与日俱增。金庸原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省人，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由于他中英文底子修养俱高，在数千人中轻易夺取了大公报记者的职位，一九四八年转职香港大公报任电讯翻译，数年后，因为香港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此人在两年前被中共羁禁）约稿，他开始写武侠小说：才华洋溢，风行一时，令多少读者如疯如醉。


　　??1959年他脱离左派报纸，自创明报，当时受左派文人撰文“围剿”，他单笔应战，力抗群雄，很有胆包豪气。但明报的事业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从老板到职员，都“勒紧裤带”，“握义气”式的奋斗，据说开始印报的只有一张半纸，曾有过七、八个月没有“出粮”的纪录。当时香港时局甚乱，骚动不时发生，出去采访常会遇到意外，金庸总关照员工：新闻采访不到不要紧，小心保重为要。有一段时间遇到经济危机，还是金庸的太太变卖首饰，才应付过去，日后明报终于站稳住脚步，还赚了大钱，比照过去，世事变幻无常，金庸心也难免会有所感慨。


　　??这位查先生眼光奇准，在六十年代初期，他为了扩充明报，购下座落在北角的南康大厦，现在恐怕已十数倍于当年的时值。他当然还有别的物业，不止在香港，在美国、新加坡也有，而且也承认手上有一些股票。艺术家多是性情中人，经商是需要冷静的判断力及手腕的，对文人而言，是不易调整的负荷，古龙搞电影，据倪匡说他“退票退到头大”，李翰祥、胡金铨、李行等搞“国联”，也吃亏在能抽出好电影却做不好生意上，金庸却似是个例外。


　　??金庸除了能赚钱，也能容人（还能用人）。我曾经向外面的朋友介绍“明报”是香港文化界的“少林寺”，也许言重了，但大致不会太离谱。当然，整个“江湖”，也有别门别派，系出武当，或系出昆仑，甚至杂家僻派都有，不过“明报”的分量，依然非同等闲，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报过去的和现在的部分阵容：明报旗下有好几份刊物及附属机构，譬如明报晚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武侠与历史，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创办的新明日报，还有明窗、明河、明远三个不同名字的出版社。明报晚报以前因刊有金庸武侠小说，销售量也不低，但有人形容这是金庸认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报纸，最近金庸请动了原本主持“今夜报”的名报人王世瑜入掌晚报事务，作出了许多有力的革新，当年创“浪花周刊”的刘一波，新一代影评人石琪，影视版的李小珍，显然要力图振作一番。


　　??明报日报自然“高手如云”，首先三位老板：查良镛、沈宝新、潘粤生都非同等闲，其中潘粤生就是“余过”，他写的“四人夜话”一向为读者所熟悉。明报副刊自然网罗了不少名家好手：包括张彻、黄沾、哈公、倪匡、林燕妮、亦舒、严沁、王亭之、石瑛、项庄（即董千里）、张君默、何紫等，在的小说也在那儿厚颜作个点缀。至于明报日报的编辑阵容，也不简单，采访主任龙国云（即写食经的陈非）、副刊编辑现代诗人蔡炎培、投园版的李翠丽、把影视版搞得别开生面的孔昭，全都网罗其中，且不管他们做得是否开心如意，但都为这份报纸携手共进，增添光采。


　　??“武侠与历史”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因为武侠与历史往往脱离不了关系，而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拥有一定的读者，倪匡、董千里有一段时期曾主编过这本刊物，也曾发表过一些重要的作品如金庸的“鸳鸯刀”等，可惜终于无法维持。明河、明窗、明远三家出版社，主要负责人是前面提到的许国（又名许八公），他原是邵逸夫手下红人，在台湾拍过一部布袋戏的电影。三家出版社除了出版脍炙人囗的金庸作品集之外，还有卫斯理的科幻小说、克丽斯蒂的侦探小说，以及各种各类的诗、散文、小说、评论，譬如农妇的杂文、张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诗、林太乙的小说等。我的十五部小说，香港和海外版亦由明窗社印行。


　　??明报周刊可能是明报系统中除了日报之外最赚钱的一份刊物。以“明周”每期出纸之厚，只有卖一本、赔一本的份，但“明周”仍然大赚，为什么呢？因为“明周”的广告客户委实太多，单只广告费，已赚够了。“明周”一直是在香港历史最久，销量最好，走较为客观、稳重路线的周刊，八二年起香港“八卦周刊”满街是的风潮，完全不能威胁这份周刊的站立。这份周刊的总编辑是雷炜坡，被人称为“遥控编辑”，反应快、能用人，而且有一定的声誉。“明周”历来也出来不少人才，譬如李文庸（即慕容公子）、董梦妮，离开明周之后，创“香港周刊”在先，又办“城市周刊”在后，也有声有色。在编辑采访人选方面，擅写散文的锺玲玲是其中一位，农妇（即孙淡宁）也有专栏文章，连被大马“文道”月刊主编人商晚筠认为是“行吟的才女”，力邀她再执笔，台湾美国研究所所长朱炎形容她的小说为“表现出艺术的深度、生的律动，和美的震颤、的方娥真，也是在这份周刊中服务。


　　??有次倪匡跟我说：“其实查先生对你真是不错！”我静了半晌，一字一句的说：“我觉得查先生一直在训练我。”不过有时候倪匡对金庸也“忍无可忍”，最近一段时候金庸醉心于围棋，倪匡呱呱叫的说：“足拿了段级呢？（按：围棋跟练空手道、跆拳道、合气道的等级近似，初学者分级，精深者上段）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的棋艺也不怎么！”倪匡支持自创的出版社，搞得声势“空前”，在一向被人诟病的台湾出版界打下一记重磅的掌印，既为文化界增添一份坚固的堡垒，也使他的“远景”成为不可抹煞的存在。沉登恩是在台第一位把金庸作品集正式印行，隆定推出的人，也是金庸的好朋友。沈登恩人很年轻，个子并不高大，故台北文化界朋友称他为“小巨人”。那时港台正盛传远景周转不灵，有些出版人便开始打金庸作品版权的主意。我拿这件事请问于金庸，也想知道他的看法，他一听就截然地道：“我跟沈先生是好朋友，除了出版我的书外还有一份情感，我不想在这时候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我放下电话后，刚好娥真在，我跟她说：“好个金庸。”娥真展颜一笑：“便是金庸。”


　　??金庸也不是常常板起脸孔，作严肃状的（除非他有意挫挫对方，给他一些心理压力），有次我在倪匡家裹小坐，便致电给金庸，金庸写完社论后便赶来倪家，抽着烟跟倪家的倪震、倪穗闲聊，十分的温和，孩子都很喜欢他。金庸的样子诚如倪匡所言，有点像弥勒佛，挺和气的，严肃起来不怒而威，他并不是有意把架子，不过我每次看见，抑制不住的脸上也绷紧起来，心很想跟他冲撞，但如果有人在外面说他些胡猜乱度的谬论，便禁不住要挺身而出，争辩到底，有次有位老朋友冷眼旁观，说：“你倒有他的心啊！”我登时拉长了脸，道：“就算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时后，我也这样说。”


　　??某次我跟杜南发赴金庸和倪匡的晚饭。杜南发是新加坡报刊的重要编辑人之一，非常能干，在我落难时期，他是仗义援手的新相知。那次我们一齐吃过饭后，倪大嫂载南发、娥真和我回北角，金庸和他太太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那时候，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洋灰地太滑，查先生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一刹那间，我想他很多部小说的恋爱情怀，看到这一幕，心很高兴，在车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我的笑会不会太过莽忽？但我是不理的。这样写出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冒犯？但我也是不管的。因为凭我写过将近四年诗集三百多首诗的经验，这一刻是美的，这一刻是真的，这么好玩的事，就算被人怨责也要写出来。


　　??金庸已经停笔不写武侠小说多年了，可能真的写不出来了，也可能不想交出一些不能超越前面水准的作品，以他今天的声望地位，实在是非常明智的，但作为他的痴心读者而言，肯定是件遗憾的事。金庸虽然不写武侠小说了，但还是常执笔撰写明报社论。明报的社论无疑是香港报界最被重视的社论之一，金庸的眼光一向都看得准、看得远，主要来自他根据事实的真相历史的脉络理性而逻辑地分析演绎。最近有很多人认为明报的社论不像以前敢大胆执言，勇于维护真理，不过，相信这只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当事情可能并不那么悲观剧烈的时候，而香港需要的是安定与法治，在论言方面似乎也无需太过危言耸听。明报不再是当日的艰苦奋斗时期，现在似乎洋溢着一股守成的气氛，其实，明报系统有很多部门，似乎都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办得更好一些的。


　　??金庸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报刊连载，拍成电影电视剧，都不在话下，其中也有被改编成“武侠话剧”，由卢景文先生执导，名叫“乔峰”金庸有一篇短文，题名“深挚热烈的演出”，一开始便是这么写：


　　??“最近在一次友人的聚会中，大家玩一个游戏，各人述说“今年最开心的一分钟是什么时候”，必须诚实坦白，不准说谎。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十月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在大会堂剧院，演完了话剧‘乔峰’，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观众热烈豉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象飘在云雾一样。’


　　??金庸说得不错，一个作家，能够受到这么多人这么热烈的爱戴，还有什么遗憾？我在大马、在新加坡，看到很多不是十分关心文学创作的朋友，都知道金庸。我在香港、澳门的地铁、渡轮上、巴士车、电车中，留意到很多年轻朋友，手都有一部金庸小说，在细细的看。我在台湾，看到不管金庸这名字是不是放在封面上，仍是有人在找他的作品来看。甚至在日本、韩国，也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想来其它的地方也一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应该觉得满足自豪，这些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同胞，也为他满足自豪。我跟金庸之间有很多因缘，也有很多错过，我也一样为他感到满足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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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顿失所寄》——温瑞安


　　??一九八五年，古龙逝世的那个深夜里，记者问我的感觉，我说：


　　??“顿失所寄。”


　　??也许是我语意含糊，或许编采人员认为此句无关宏旨，所以，在次日香港“明报”世界新闻头版刊出金庸、倪匡和我对古龙粹然去世的看法时，访谈内容完整无缺，但并没有记录这一句话。


　　??但这是实话。


　　??由衷的话。


　　??我认为这世上没有人比我对古龙“爱”得更深。我在念初中二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一个小山城：美罗阜，有幸且偶然在那小阜里唯一一家“半正规”的“联友”书局里，买到一册一个骑着白马走过一片绿柳红袍侠客为封面的：“多情剑客无情剑”之下半册。从此，我就迷上了古龙。不错，当时现代文学予我极大的吸引力，但不似古龙作品来得更致命。现代文学那种自怜、自负、自卑、自大而有自命不凡、自掘疮疤、自以为是、自寻烦恼的特色。但，古龙作品里都有，但却写得平易近人，深入人心，而且更没有故弄玄虚、固步自封。在这之前，在这之后，我读过无数、无算的武侠小说，但能使我不致待（呆）在纯文学里执迷不悟、饮鸠自尽，而又保持以文学的精粹跟广大读者群众同心相契的本色，古龙对我，确有育功。


　　??我十六岁时在香港发表第一篇武侠小说：“追杀”，笔意格局，完全是因袭古龙的。我可以说自己十分钟情于金庸的小说，但古龙绝对才是我武侠小说创作的“启蒙老师”——当然他从来没在实际上传授我什幺，但在他的小说里，有的是发掘不完的宝藏。


　　??一九七七年，在台北，“联合报”的痖弦给了我一通电话，要我跟古龙出席一个武侠小说的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跟古龙会面。当时，我说了几句客气话，古龙马上就说：“太谦虚就是虚伪了。”直至我在台北发生了“冤狱事件”之后，我听“万盛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古龙特别向他要了全套我的书，而且看完。一九八七年，我回到台北，听到古龙的至交们提起，古龙在生时说：“温瑞安只要对武侠小说写得再集中一些，运气也再好上一些，那武侠小说以后就看他的了。”


　　??古龙是浪子，浪子比较自由浪漫，也比较易受人误解和鄙夷。他不像金庸。金庸是人称“大侠”，而且也是巩固的屹立于现实人间的“大豪”，举足轻重。坦白说，在个性上，我甚爱古龙，因为他甚可爱。甚至可以说，连同在作品上，古龙也甚可恨，我常恨他的小说“落雨收柴”、“雷大雨小”或“千篇一律”。总之，古龙的可爱和可恨，乃因他就是性情中人，就连他的故事和文学，也一样大情大性，一点也不虚伪。爱他是因为他能超越别人，恨他是因为他难以超越，而他自己也一样超越不过他自己所建立出来的规范，这点对真正懂得欣赏和发掘古龙的长处和缺点的我而言，无疑也是可恨的。


　　??他敢爱敢恨，求“死”得死。他再次因肝硬化而送医院急救时，医生力劝他戒酒，他的笑声响彻整座医院。他爱朋友，常召朋友来喝酒尽欢，朋友醉倒在他家里，正好可以使他免去筵散的凄凉。他怕寂寞，他重感情。常对着一栋空白的墙说话。这些都跟我性情一样。我办“绿州文社”、“天狼星书社”到“神州社”、“朋友工作室”、“自成一派合作社”，都是一种笑拥寂寞，紧握刀锋的悲歌手势而已。


　　??没有人可以象我那幺“爱”（或曰“恨”也无妨，反而古龙这种人绝不会介意。）古龙，因为迄今仍很少人、太少人，几乎没有人像我一般在他生前死后对现在武侠花了那幺多心血和心机。如果有人办古龙特辑（另一位是政论家哈公）而没有请我写专文（就算没有稿费可拿）纪念他，我都一定会“同他有仇”，因为我是古龙专家、古龙忠实读者、古龙精神的接班人（至少在武侠小说上），所以，他死了，我一度：


　　??“顿失所寄”。

愚人码头

都是宗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