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金庸小说中的宗教现象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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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金庸的小说大多是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其中所涉及的很多历史文化现象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反映。而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宗教自身在中国政治生态中所处的地位在金庸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宗教在中国古代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地位

　　国家作为最大规模的人类团体组织形式，其维系和发展是要靠某些独特因素得以实现的。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是国家形式的主流。在民族国家下，维系一个国家的最主要因素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基于其上的权力分配体系。

　　而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前，维系一个国家往往要通过一种更神秘，也更崇高的因素——神的力量——得以实现，这种因素就是宗教。今天的世界是世俗国家的天下，典型的宗教国家似乎只有伊朗和梵地冈寥寥几个而已。而在古代世界，世俗国家反而是一种异数。从欧洲到近东，到中东伊斯兰，还有非洲和南美的原始宗教，宗教权力都是聚合国家权力的主要元素，宗教在国家权力分配中也处于优势的核心地位。这也就是近代之前宗教国家盛行的原因。

　　而在古代中国，却出现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主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种领先地位也使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与近代民族主义不尽相同的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源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危机感，主要是某文化集团宣扬本族文化的优越以便与其他文化集团相抗衡，避免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而中国文化在近代之前的优势文化地位使汉民族从不担心被外来强势文化同化，面对其他文化集团的威胁（更多是军事上的），中原总是以“天朝上国”的地位做出回应的。

　　中国古代的这种民族主义与近代的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从而使古代的中国获得了较同期世界其他地区远为强烈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在中国就替代了世界其他地区宗教的作用，成为维系国家权力的核心因素。

　　而正是因为宗教无法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获得核心地位，再加上中国的较大宗教除道教外均系外来宗教，非产生于本土，无力与优势的传统文化相抗衡，以上综合影响的结果就是宗教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的弱势地位。而古代中国也就成为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仅有的宗教从未能执掌政权的世俗大国。



　　回教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回教在金庸小说中最集中的展示是在《书剑恩仇录》一书中。作为书中涉及的抗清两大力量，木卓伦的回部与陈家洛的红花会的表现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直到今天，伊斯兰教都拥有着远比其它宗教强大的多的凝聚力。这种广度和深度的凝聚力欧洲的基督教也曾经有过，但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工业革命兴起后，欧洲的基督教越来越向世俗文化方向发展，其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作用已经越来越淡。

　　伊斯兰的传统教义的生命力却明显更为强大，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宗教国家主要集中在伊斯兰世界。主张回复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教义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伊斯兰教义对教众的约束力和号召力是要比其他宗教来得强一些的。

　　回教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分支，《书剑恩仇录》中充分展示了其在教众里面的号召力。面对清军的进剿，木卓伦的回部所有成员，无一不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气概。

　　乐声一停，木卓伦朗声说道：“穆圣在可兰经上教导咱们，第二章第一百九十节说：”你们当为主道，抵抗进攻你们的人。‘第廿二章第三十九节说：“被攻击的人，已得抗战的许可，因为他们已受亏枉了。阿拉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咱们受人欺侮，安拉一定眷顾佑护。”众回人轰然欢呼。木卓伦叫道：“各位兄弟姊妹们，尽量高兴吧！” （《书剑恩仇录》第十四回）

　　面对清兵的挑战，木卓伦的那封只有“抗暴应战，神必佑我。”几个大字的回书，更是彰显出回民的集体英雄气概。

　　与之相对照的陈家洛的红花会群雄，却完全将反满复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汉人血统的皇帝身上，陈家洛更是将香香公主作为赌注以期获得乾隆的承诺。最终的结果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得不集体豹隐回疆。红花会与回部相比，其在反抗清廷的坚决性上是远不及后者的。红花会更多的是在进行某种政治赌博，做的是投机生意，想要的也仅仅是一个名分的改换。

　　从两者的对比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的处事原则上的差异。同样，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分支，回部在抗清斗争中的表现也完全秉承了穆斯林的一贯传统，体现了这种宗教的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



　　从金庸小说看外来宗教本土化

　　在古代中国，宗教对于王权、文化的这种相对弱势地位使得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本地立足就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求与宗教教义相切合的内容。外来宗教从来不能对传统文化构成可能替代其地位的威胁。也就是说，外来宗教始终是中国文化的补充而非主导。

　　佛教是中国最大的外来宗教，中国的佛教（仅指中原地区）的发展与印度本土佛教一直就是相对独立的。而佛教在中原的最终立足也是一些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派——如结合了兼容并包思想的天台宗、结合儒家礼仪的密宗和结合了道家“虚静”思想的禅宗——产生后才完成的。

　　而其它的一些外来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结合，使其最终也只是为部分人所信仰，未能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

　　金庸小说里面关于宗教教义本土化的有关情节不是很多。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其它侧面中找出宗教本土化的例子。其中比较典型的两个便是明教的领导权的本土化和少林武学体系的本土化。

　　明教在金庸小说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外来宗教。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明教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的组织形式有某种类似性。中土明教是波斯总教的一个下属机构（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在书中，张无忌的明教遇到了明教波斯总教前来中土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当时的妙风使曾说：“我教主接获讯息，得知中土支派教主失踪，群弟子自相残杀，本教大趋式微，是以命云风月三使前来整顿教务。合教上下，齐奉号令，不得有误。”属于很明显的外来宗教上层前来夺权。而面对此问题，谢逊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中土明教虽然出自波斯，但数百年来独立成派，自来不受波斯总教管辖。”这一观点明确表明了中土明教的态度：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土之后，与其原产地之间最多就只是教义上的学术交流，而领导权则由中土教众负责全权掌握。此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中土的外来宗教在压力下保持自身独立的例子。

　　少林寺在金庸小说中是一个佛教本地化的又一个代表，这点主要是体现在少林的武学体系上。少林派是天下武学的正宗，而少林武功又源于天竺高僧达摩老祖。而后代的少林派的武功却被整个武林认同为中原武学的正宗，而达摩老祖的西域胡人的身份似乎已经被少林的后代高僧所避讳，而当这一问题被提出时，竟不可思议地成为少林的一个隐痛。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龙八部》一书中，聚贤庄之战，乔峰以“太祖长拳”对攻玄寂的少林武功时，有这样一幕。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天龙八部》第十九回）

　　面对乔峰的质问，众人竟对少林武功源于天竺达摩老祖而无言以对。源起于天竺的少林武功，此时已完全被认同为中土武功了。少林寺既是一个宗教团体，又是一个武术团体，武学作为少林寺的一种特殊教义，从它的本土化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出外来宗教在中原文化下生存发展的某些独特方式。



　　张无忌的象征意义：宗教在政治生态中的劣势地位

　　宗教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弱势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其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以宗教为号召的不在少数，但最终得天命登大宝的却均是得到士族支持的世俗力量代表。

　　破坏旧秩序总比建立新秩序来的容易，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起到的是前者的作用，而随后的新王朝的建立则属于后者。宗教在历代农民起义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不在少数，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黄巾军、宋朝的方腊、元末的摩尼教（即《倚天屠龙记》一书中的明教的原型）、清朝中期的白莲教和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等等。在破坏旧秩序的过程中，宗教是能够给予下层人民以寄托和某种憧憬，从而成为农民起义的精神指导。而在对新秩序的建构中，理想色彩浓厚宗教就无力传统的孔教为核心的相对现实主义的传统文化相抗衡，担任起重建重任。是以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在宗教旗号下成功建国的例子。

　　金庸小说中的宗教力量参与权力角逐的最典型代表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明教。少林只是一个挂在宗教旗帜下的武术学会，在宗教本身上与普通的寺院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明教则是一个系统的教会组织，有明确的信仰，教规和组织结构，在日常行为中也以其共同信仰此为最高行为准则。明教的性质很像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名义下的历代农民起义力量。

　　《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总体上是由光明顶总坛和各地义军两种基本力量组成的。前者在明教中基本作为宗教力量的代表，或许总坛成员并不一定是宗教教义的最忠实的信仰者，但从整个明教中看，这些人基本上还是作为一种信仰的代表而存在的，其对于明教反元事业的精神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意义的。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张无忌。作为至高无上的教主，在明教统一过程中张无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后来的抗元斗争时期，这个教主就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符号了，在抗元斗争的过程中，张无忌除了在万安寺救了六大门派，在少林寺解了一次围之外，就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甚至在总坛，这个宗教意义上的圣地，张无忌也更多的是作为明教团结的象征而不是实际工作的主持者而存在。在张无忌两次的失踪中——去灵蛇岛接谢逊；濠州逃婚后跟赵敏谈情说爱——明教总坛的日常运作也是井井有条。

　　最后，张无忌是在自身并没有明教信仰这一基本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入主明教的。在武当山上，杨逍曾给他系统介绍过明教的历史。而在此之前，张无忌对明教的了解并不比普通世人多多少，张无忌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主明教，更证实了他实质上的符号作用。

　　明教的另一个力量实体就是各地义军。这种势力以朱元璋、徐达、常遇春为代表。其中以朱元璋最为典型。他们投身明教更多的是利用明教的宗教号召力，而于其自身，则是地道的世俗力量的代表。明教的信仰对于这些义军人士来说是不具备多少约束力的，其行事原则都是遵循世俗的规范，在本质上，朱元璋与陈友谅或其他反元势力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书中关于明教各地义军的篇幅不是很多，在很多电视剧中添加了朱元璋夺权的情节，仅从政治角度上看，这些添加情节是合理的。仅讨论书中情节，无论是前期张无忌遇见朱元璋一帮人吃牛肉——违反教规的行为；还是后来朱元璋欺骗张无忌，淹死韩林儿，所遵循的无一不是千百年来世俗政治的利益原则，而不为宗教信仰所约束。

　　在全书的结尾，作为宗教精神象征的张无忌终于被代表世俗力量的朱元璋所设计，心灰意懒，携赵敏归隐江湖。明教也由朱元璋的夺权工具变成被清理的对象。

　　从张无忌在政治上的失败（此处暂且不论张无忌自身没有政治野心的因素）中不难解读出古代中国宗教所处弱势地位的现实。明教这种权力的变更，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历代宗教名义下的农民起义最终败于世俗力量的一个缩影。



　　小结

　　金庸小说中涉及的宗教派别还有很多，如王重阳的全真教、张三丰的道教以及纯属艺术虚构的日月神教等等，但这些门派的宗教意味并不是很浓，更多的只是挂了一个名号而已。在此不再进行讨论。

　　从回教、佛教和明教在金庸小说中的演绎中，我们能够对其中的宗教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管窥，而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宗教所处的弱势地位这一客观事实的。

等待

楼主说的三个宗教相比下,佛教比其他两教还好一些呢,不过我是回族我支持自己的宗教

飛少爺

现在都有好多教派了，我最喜欢佛教。。

风神无名

宗教信仰，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