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十三世纪初年，蒙古部落兴起于中国北陲，其后铁骑踏遍欧亚大陆，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开疆拓壤，东抵大海，西极中欧，历七十余载，吞夏灭金降宋，始臻于鼎盛，开夷狄一统华夏之先河，然享国不久，百年之后，顺帝北遁，凤阳朱元璋得享天下，观元之所以败亡，在农民军也．农民军之祸始，实由元自身所激发．六百载后，有海宁查氏，寄居香港，因其故事，著倚天屠龙记．虽云虚构，然均本自史实，后有无聊之人碧海潮生者，据此以做斯文．
一：
元朝末年农民军之起事是社会种种矛盾积累之恶果，历史之事实是韩刘红巾军之事，本文之目的在与讨论小说，故不拘于历史．据书中所记述，此次大起义，所用的是以明教为精神之旗帜和外衣．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譬如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清季之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一者便于蒙蔽当局，使其以合法之渠道传播，＂宋朝以降，官府
对魔教诛杀极严，武林中人也对之甚为歧视，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隐秘，虽然吃素，却对
外人假称奉佛拜菩萨，不敢泄漏自己身分。＂
二者宣扬神秘主义，在科学并不发达之古代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倚天书中，明教依靠宗教之外衣，积极从事反元之抗争，声势颇壮，虽武林各正派联合亦不足与之抗衡，数年间，便以正式之武装，与朝廷直接对抗于疆场，不可不谓宗教之功也，其余正派，囿于自身之信仰不同，虽有驱除靼子之心，譬如灭绝临终昌言平生理想之一便在于词，正教有志于此者自是不少，是以元朝廷对武林各派威逼利诱，无所不用，终不得正教各派之心．然正教诸派均有志于此，独明教有如此宏大之声势，盖宗教传播之功也．但是宗教之传播也有自身之局限，中国社会未尝有宗教社会之历史，人民也从未陷入群体性的狂热宗教之崇拜，宗教之影响远远不如儒学之深刻，是一宗教传播后之第２步当为吸收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对领导层加以改造，如清末太平天国既因此事处理不当，在大好形式之下，终至败亡，曾国藩云：士不崇奉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便是如此，纯用宗教而既不合国情，又易予人口实，招致天下读书人之反对，朱元璋之所以成功，正是在宗教之外吸取一批文士为羽翼，反观张无机，杨逍诸君，耽于江湖秩序之整理重建，并无多大心思于起义反抗斗争之事，始终未脱江湖草莽气息，终被朱元璋篡夺胜利果实，也是理所当然，倘若明教上层能吸取一批士子为僚属，悉心部署起义之战略，对臣子将士多家笼络优容，又怎会有朱元璋之篡夺呢．明教因宗教而兴盛，然张杨诸人进不得享国，退亦为新政府所压制，。＂朱元璋
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至此政教彻底剥离,于朱元璋而言,宗教仅仅是工具,一旦天下在手,便弃之如敝履,这也许是政治家所必有之权术,而明教上层,无论是张无忌还是众法王,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尤其是杨范殷韦等人,对于教义多怀有赤诚的信仰,"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数已尽，众教徒一
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
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
多！”明教自杨逍、韦一笑、说不得诸人之下，天鹰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厨工伕役，个个
神态庄严，丝毫不以身死教灭为惧".于政治家而言,有信仰既有所不忍,有不忍则必有所不为,然则政治本身之残酷决定这种人无法在政治场上生存发展,明教的一干豪杰,或才智不同,却都无法摆脱出身江湖的草莽气息,都无法背弃宗教的信仰,这也决定了他们无法与朱元璋争夺对于天下的主宰权.
除以宗教作为号召，再有便是民族仇恨，蒙古人依仗武力，荼毒华夏百余年，加之把汉人南人置于低等民族之地位，更是激发了天下人切齿之恨，宋朝养士三百余年，理学重道，人们更是尊崇气节，视之高于生命，是以无论正派魔教，在民族观念上并无多大区别，驱除靼子乃是人们共同之理想．
二；
前文已述宗教之与反抗犹如一柄双仞之剑，而明教上层对于大体战略的模糊更是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从一开始，明教上层就没有一整套的全国部署和战略．无战略则一切行为是盲动，晚于明教五百余年之清末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与自身无整体部署有关，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虽有夺取江山之野心，冉仅停留目标，并无具体之措施安排，与之相比，明教更显不足，明教自起事起，终极之目标尚未确定，其所有之行动，实则为无奈逼迫之下的自卫和反击，由此无可避免的是流寇主义．
在张无忌入主光明顶之前，内耗不断，除彭和尚之外，未见其余高层参与起事，起事乃是与强大之政府相抗衡，关系所有教众之身家性命，倘若之前还可以以诸人不合，群龙无首为借口的话，那么在张无忌执掌教权之后依然不重视起义就令人难以索解了．在光明顶一役后，张无忌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明教，当之无愧的被推为教主，张上任后很快完成了内部整合，此时倘若专著于与政府之抗争，又怎会给朱元璋之流以壮大自身势力，培植亲信之机会呢？张无忌和其他明教的高层试图消解与正教诸派的分歧固然是必要的，然而仅仅满足于重建江湖和平之新秩序，而不求起义事业之更大发展，则真可谓竖子不足与谋也，明教群雄无大智谋,长远之眼光,仍拘泥于此，则不可不谓失策了．反观朱元璋，并无与六大门牌之仇怨，专著于前线之指挥，终至个人势力壮大，反噬明教上层，其智胜群雄多矣．
实则自张无忌始，明教上层便与下层分化脱离，上层渐为单纯之江湖门派，而下层军官们在教中虽然地位低微，然于大局势而言，两者差若云泥，明教已经彻彻底底的成为下层军官们招揽人才壮大势力的招牌，至于教义本身，则鲜有人问津，明教在政治中逐步的分化变质，实则是一个新政权建立必然之过程，张无忌等群雄倘若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军官的忠诚之上，未免天真的可笑，随着明教声势的不断壮大，其上层与下层之矛盾斗争必将逐步激烈．以至不可调和，下层军官手握重兵，自然有自立门户之资本．而明教群雄则将彻底失去对于军队的指挥权．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明教群雄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未能把握时机，完成内部由江湖门派向新政权的转变，以至下层势力壮大，养虎为患，终于不可收拾，张无忌的出走乃是必然之结果．
反之，倘若没有朱元璋之类的人物，明教依靠张无忌杨逍诸人领袖，不仅夺取江山重建社会无望，其命运很可能是被蒙古所剿灭．想太平天国起事之时何其雄武，八旗子弟望风而逃，数年便割据东南，隔江对峙，而蒙古骑兵英武过于八旗子弟，明教群雄之政治能力尚且不如天国诸王，焉得不败．
三；
金庸在该书后记中自承道：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
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实则不仅张无忌不具备如此之素质，明教其余诸人也不具备如此能力，江湖所强调的是情义，手足之情朋友之义，而江山则是个屠宰场，需要的是忍，朱元璋表现出了在忍上的杰出天分，果敢英决，决不留情，是以明教尽管声势喧天，终究无法逃脱失败的宿命，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农民起义的悲剧之所在，他们也许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但绝不可能是新秩序的缔造者．
张无忌退隐了，杨逍等人也必将离开，他们注定属于江湖，而那片锦绣江山却不会属于他们．江湖江山毕竟殊．远去的倚天屠龙英雄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的王朝． |
发表于 2007-2-24 17:01
发表于 2007-2-24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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