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江山毕竟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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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十三世纪初年，蒙古部落兴起于中国北陲，其后铁骑踏遍欧亚大陆，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开疆拓壤，东抵大海，西极中欧，历七十余载，吞夏灭金降宋，始臻于鼎盛，开夷狄一统华夏之先河，然享国不久，百年之后，顺帝北遁，凤阳朱元璋得享天下，观元之所以败亡，在农民军也．农民军之祸始，实由元自身所激发．六百载后，有海宁查氏，寄居香港，因其故事，著倚天屠龙记．虽云虚构，然均本自史实，后有无聊之人碧海潮生者，据此以做斯文．

一：

元朝末年农民军之起事是社会种种矛盾积累之恶果，历史之事实是韩刘红巾军之事，本文之目的在与讨论小说，故不拘于历史．据书中所记述，此次大起义，所用的是以明教为精神之旗帜和外衣．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譬如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清季之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一者便于蒙蔽当局，使其以合法之渠道传播，＂宋朝以降，官府
对魔教诛杀极严，武林中人也对之甚为歧视，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隐秘，虽然吃素，却对
外人假称奉佛拜菩萨，不敢泄漏自己身分。＂
二者宣扬神秘主义，在科学并不发达之古代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倚天书中，明教依靠宗教之外衣，积极从事反元之抗争，声势颇壮，虽武林各正派联合亦不足与之抗衡，数年间，便以正式之武装，与朝廷直接对抗于疆场，不可不谓宗教之功也，其余正派，囿于自身之信仰不同，虽有驱除靼子之心，譬如灭绝临终昌言平生理想之一便在于词，正教有志于此者自是不少，是以元朝廷对武林各派威逼利诱，无所不用，终不得正教各派之心．然正教诸派均有志于此，独明教有如此宏大之声势，盖宗教传播之功也．但是宗教之传播也有自身之局限，中国社会未尝有宗教社会之历史，人民也从未陷入群体性的狂热宗教之崇拜，宗教之影响远远不如儒学之深刻，是一宗教传播后之第２步当为吸收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对领导层加以改造，如清末太平天国既因此事处理不当，在大好形式之下，终至败亡，曾国藩云：士不崇奉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便是如此，纯用宗教而既不合国情，又易予人口实，招致天下读书人之反对，朱元璋之所以成功，正是在宗教之外吸取一批文士为羽翼，反观张无机，杨逍诸君，耽于江湖秩序之整理重建，并无多大心思于起义反抗斗争之事，始终未脱江湖草莽气息，终被朱元璋篡夺胜利果实，也是理所当然，倘若明教上层能吸取一批士子为僚属，悉心部署起义之战略，对臣子将士多家笼络优容，又怎会有朱元璋之篡夺呢．明教因宗教而兴盛，然张杨诸人进不得享国，退亦为新政府所压制，。＂朱元璋
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至此政教彻底剥离,于朱元璋而言,宗教仅仅是工具,一旦天下在手,便弃之如敝履,这也许是政治家所必有之权术,而明教上层,无论是张无忌还是众法王,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尤其是杨范殷韦等人,对于教义多怀有赤诚的信仰,"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数已尽，众教徒一
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
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
多！”明教自杨逍、韦一笑、说不得诸人之下，天鹰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厨工伕役，个个
神态庄严，丝毫不以身死教灭为惧".于政治家而言,有信仰既有所不忍,有不忍则必有所不为,然则政治本身之残酷决定这种人无法在政治场上生存发展,明教的一干豪杰,或才智不同,却都无法摆脱出身江湖的草莽气息,都无法背弃宗教的信仰,这也决定了他们无法与朱元璋争夺对于天下的主宰权.

除以宗教作为号召，再有便是民族仇恨，蒙古人依仗武力，荼毒华夏百余年，加之把汉人南人置于低等民族之地位，更是激发了天下人切齿之恨，宋朝养士三百余年，理学重道，人们更是尊崇气节，视之高于生命，是以无论正派魔教，在民族观念上并无多大区别，驱除靼子乃是人们共同之理想．

二；

前文已述宗教之与反抗犹如一柄双仞之剑，而明教上层对于大体战略的模糊更是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从一开始，明教上层就没有一整套的全国部署和战略．无战略则一切行为是盲动，晚于明教五百余年之清末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与自身无整体部署有关，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虽有夺取江山之野心，冉仅停留目标，并无具体之措施安排，与之相比，明教更显不足，明教自起事起，终极之目标尚未确定，其所有之行动，实则为无奈逼迫之下的自卫和反击，由此无可避免的是流寇主义．

在张无忌入主光明顶之前，内耗不断，除彭和尚之外，未见其余高层参与起事，起事乃是与强大之政府相抗衡，关系所有教众之身家性命，倘若之前还可以以诸人不合，群龙无首为借口的话，那么在张无忌执掌教权之后依然不重视起义就令人难以索解了．在光明顶一役后，张无忌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明教，当之无愧的被推为教主，张上任后很快完成了内部整合，此时倘若专著于与政府之抗争，又怎会给朱元璋之流以壮大自身势力，培植亲信之机会呢？张无忌和其他明教的高层试图消解与正教诸派的分歧固然是必要的，然而仅仅满足于重建江湖和平之新秩序，而不求起义事业之更大发展，则真可谓竖子不足与谋也，明教群雄无大智谋,长远之眼光,仍拘泥于此，则不可不谓失策了．反观朱元璋，并无与六大门牌之仇怨，专著于前线之指挥，终至个人势力壮大，反噬明教上层，其智胜群雄多矣．

实则自张无忌始，明教上层便与下层分化脱离，上层渐为单纯之江湖门派，而下层军官们在教中虽然地位低微，然于大局势而言，两者差若云泥，明教已经彻彻底底的成为下层军官们招揽人才壮大势力的招牌，至于教义本身，则鲜有人问津，明教在政治中逐步的分化变质，实则是一个新政权建立必然之过程，张无忌等群雄倘若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军官的忠诚之上，未免天真的可笑，随着明教声势的不断壮大，其上层与下层之矛盾斗争必将逐步激烈．以至不可调和，下层军官手握重兵，自然有自立门户之资本．而明教群雄则将彻底失去对于军队的指挥权．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明教群雄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未能把握时机，完成内部由江湖门派向新政权的转变，以至下层势力壮大，养虎为患，终于不可收拾，张无忌的出走乃是必然之结果．

反之，倘若没有朱元璋之类的人物，明教依靠张无忌杨逍诸人领袖，不仅夺取江山重建社会无望，其命运很可能是被蒙古所剿灭．想太平天国起事之时何其雄武，八旗子弟望风而逃，数年便割据东南，隔江对峙，而蒙古骑兵英武过于八旗子弟，明教群雄之政治能力尚且不如天国诸王，焉得不败．

三；

金庸在该书后记中自承道：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
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实则不仅张无忌不具备如此之素质，明教其余诸人也不具备如此能力，江湖所强调的是情义，手足之情朋友之义，而江山则是个屠宰场，需要的是忍，朱元璋表现出了在忍上的杰出天分，果敢英决，决不留情，是以明教尽管声势喧天，终究无法逃脱失败的宿命，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农民起义的悲剧之所在，他们也许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但绝不可能是新秩序的缔造者．

张无忌退隐了，杨逍等人也必将离开，他们注定属于江湖，而那片锦绣江山却不会属于他们．江湖江山毕竟殊．远去的倚天屠龙英雄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的王朝．

张无忌与波斯明教流传中土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五章《举火燎天何煌煌》中写道：杨逍案头有一本《明教流传中土记》，“张无忌翻开书来，但见小楷恭录，事事旁征博引。书中载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于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土。其时波斯人拂多诞持明教‘三宗经’来朝，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至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徒，明教势力大衰。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摧残。明教为图生存，行事不免诡秘，终于摩尼教这个‘摩’字，被人改为‘魔’字，世人遂称之为魔教。”
      这段考证的确不假，中国历史上的明教确实源自波斯的摩尼教。明教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传入中国，明朝以后逐渐衰亡。这个可能只有历史学者才能注意到的宗教，却由于武侠大师金庸的《倚天屠龙记》而名声大噪。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明教占了相当的篇幅，全书涉及明教的不仅有江湖的恩恩怨怨(如各大门派围攻明教)，还有朝廷的利诱瓦解(如赵敏郡主的拉拢)，以及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如小昭与张无忌的感情)，甚至还认为明朝之所以称为“明”，也与明教有莫大的关系。那么，真实的明教到底什么样呢？
      公元3世纪创立，教徒全部吃素
      摩尼教产生于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摩尼教创立后，即在波斯境内广为传播，并迅速进入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一带。据说，摩尼本人在游历中亚时曾到过中国西北地区，但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则是在唐武则天时期（公元7世纪末）。
      由于摩尼教宣扬光明，在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类似于佛教，明教教徒也要食素，因为他们认为素食中包含的光明较多，吃素可以净化自身的灵魂。因而，除非是叛教者，一般都严格遵守素食的戒律。《倚天屠龙记》第十四章中提及，张无忌见到所谓明教徒的朱元璋、徐达一伙在吃牛肉，为之一凛。张无忌的吃惊正反映了明教的教义之严。
      势力曾仅次于佛教，频繁参与农民起义
      明教在唐代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武则天时期，该教处于合法地位；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朝廷认为该教妄称佛教，欺骗百姓，故不准中土民众信奉，只许在西域人中自行流传。在此期间，明教成为了回鹘国的国教。安史之乱中，唐朝屡次向回鹘借兵求援，明教借回鹘的势力，重新风行于中土，在各地广建寺院(称大云光明寺)。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明教在中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仅次于佛教，居著名的三夷教(明教、景教、祆教)之首。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下令禁止明教在华传播，并没收明教的寺院财产，明教教众遂转入秘密活动。在组织上，中土明教也逐渐与西域的摩尼教团总部脱离联系。
      唐朝灭亡后，明教继续在民间秘密流传。一些信奉明教的知识分子，修建了许多明教寺院并隐居其中。如建于元代的福建泉州市晋江县华表山麓草庵，就是中国仅存的明教寺院。
      宋代农民运动中，特别是在江浙和福建一带，反抗官府的农民所参加的诸多秘密会社中，不少都吸收或渗透了明教的成分，如北宋末年，方腊利用明教组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东南半壁河山。
      而在《倚天屠龙记》故事所发生的元代，明教仍然以种种形式存在，并相当兴盛。《倚天屠龙记》中所写的明教来源、传入中土以及后来在中国的传播、被禁的情况，与史实基本相符。
      波斯总教、中亚教团相继灭亡，中土明教硕果仅存
      其实，在摩尼教的诞生地波斯，它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命运还不如在中国的明教。就在摩尼创立摩尼教后不久，波斯的萨珊王朝认为摩尼教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于是在公元276年左右，波斯国王巴赫拉姆一世处死了摩尼，宣布摩尼教为异教，对摩尼教信徒实行全面迫害。许多教徒不堪其苦，就向东逃亡，一部分教徒加入了在中亚的摩尼教团。
      摩尼教团的创始人是摩尼的弟子阿莫大师，在中亚地区颇有影响，后来传入中国的明教，实际上就是从中亚的摩尼教团传来。由于早在公元6世纪，摩尼教团就在撒特·奥尔米兹的领导下宣布脱离设在巴比伦的摩尼教总教会，自己组成中亚教团，总部定于撒马尔罕。因此中土的明教与波斯总教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倚天屠龙记》中明教隶属于波斯总教的说法纯属虚构。
      在中亚摩尼教团独立后不久，波斯的摩尼教就迅速走向了灭亡。当时统治波斯的萨珊王朝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了连年的战争，但并没有征服后者，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实力，结果萨珊王朝在公元651年被阿拉伯帝国所灭。
      阿拉伯帝国占领波斯全境后，全面推行伊斯兰教，给摩尼教带来了灭顶之灾。中亚的摩尼教团也在穆斯林和蒙古势力的夹击下走向灭亡。这样，到元朝末年，在中国秘密存在的明教反而成了唯一兴盛的摩尼教。《倚天屠龙记》中波斯总教兴师动众地到中土寻找圣女，并最后把张无忌的女友小昭接回去当教主的故事，自然没有历史根据。
      不过，小昭常唱的小曲“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倒是正宗的舶来品。该曲出自波斯著名哲学家兼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诗集《鲁拜集》，只是金庸先生多加了两个“兮”字，便生出无限的意蕴。联想到小昭的离别，更是令人不胜嘘唏。金庸也自称：在《倚天屠龙记》的几位女性角色中，比较喜欢小昭。而小说的结局却是把小昭发配到了早已灭亡的波斯，更是令人感慨不已。
      明教弟子朱元璋创立明朝，登基之后取缔明教
      波斯总教既已灭绝，中土的明教也未能独秀多久。元朝末年可以说是明教最后的风光时期了。一方面，明教的教义被其他秘密宗教如白莲教吸纳并发展；另一方面，明教自身在下层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中不断传播。
      因为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明教教名也有了多种别称，除浙江称摩尼教、福建称明教外，淮南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实际上就曾加入过明教。《倚天屠龙记》结尾写到：由于朱元璋靠明教起家，因而国号中不得不带一个“明”字。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均从明教而来。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更有趣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实际上导致了明教的全面衰落。朱元璋在登上九五至尊之后，由于深知秘密教派的厉害，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后，白莲教以各种支派的形式变换名目继续得到发展，明教却逐渐衰落了。到明清之际，明教在中国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