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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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现代性初探

要说武侠小说占据小说类图书销售市场的头把交椅，也许还需要一时一地辨证地看，但是武侠小说作为最受欢迎并且影响最大的通俗小说，是勿庸置疑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在坊间广泛流传的文学载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难登大学的大雅之堂，为文学史所忽视。直到近一二十年来才为文学史家们注意，并逐渐引起了关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的争论。“现有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一直是以‘新、旧文学’的截然对立作为前提的，而且是将‘旧文学'(包括被称为‘旧小说’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旧戏曲’）排斥在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现代文学史’也就是‘新文学史’”【注1】钱理群认为，新文学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史叙述（即“新文学史”）体系，进而成为唯一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体系，其中是没有“旧文学”的地位的。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旧文学（体式）”——无论是通俗小说、诗词，还是传统戏剧的创作潮流尽管有起有伏，却从未停息过，事实上成为与“新文学”——新小说，新诗，话剧创造相并行的另一条线索，但却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注2】在钱理群看来，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创作于20世纪下半叶的武侠小说（即所谓的“新武侠小说”）理应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这些小说并不是“新文学”，而是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刘再复同样认为金庸小说属于“旧文学”，并且强调正是其“旧文学”传统使其具有文学史上的特别意义。而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具有真正的“现代精神”。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在于富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注3】他又指出，金庸小说吸收了多处艺术题材和多方面的长处，对西方文学和中国新文学进行了改造。严家炎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肯定了金庸小说之“新”。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尴尬位置是有深厚的历史原因的，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广泛的争辨。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金庸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尤其是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的民族观，借以初探金庸小说之现代性。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第四章二十世纪武侠小说中引用金庸自己的话说，“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确实，在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的作品为代表的“旧武侠小说”，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嫉仇嗜杀的倾向，多许多杀伐气，而少许多书卷气。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读物，比起一般的严肃文学作品，带有更明显的文化资本的意味。作家靠写作谋生，因而武侠小说无法逃避它作为市场商品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有才华的武侠小说家总是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化倾向及一次性消费命运，希望在小说中增加点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提高作品的“档次”，具体做法是增加小说的文化味道……让读者在欣赏惊心动魄的行侠故事的同时，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商品味与书卷气之间的矛盾及调适，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的一种重要张力。没有前者，武侠小说无法存活——金庸也是在其小说受到普遍欢迎因而收入丰厚后，才可能认真修改旧作；没有后者，武侠小说难以发展——作者及读者文化教养的迅速提高（相对于清代侠义小说），与武侠小说日渐增加的书卷气大有关系。”【注4】在小说中加入“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金庸喜欢把小说的大背景放在朝代更替，异族入侵的大历史环境中，从《天龙八部》的北宋、西夏、辽的对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抗元大业，到《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的反清复明，金庸热衷于在一个又一个的乱世中驰骋。武林既然是“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处在乱世中武林何尝不是乱世中的乱世，金庸一方面用路见不平的绿林侠义，另一方面用民族国家观念，用家国大事的大是大非来约束“侠”的行为。在他的小说中，民族国家想象为乱世立法。那么金庸小说中的民族观念究竟是怎样的？关于这一点，严家炎认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奸邪……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注5】《鹿鼎记》第五十回康熙有一段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异族的统治未见得比汉族的自治无道，汉族的自治也未见得比异族的统治有道。《倚天屠龙记》第五回这样写道：

张翠山默然半晌，说道：“蒙古人暴虐残恶，行如禽兽，凡有志之士，无不切齿痛恨，日夜盼望逐出鞑子，还我河山。”谢逊道：“从前汉人自己做皇帝，难道便讲是非了？岳飞是大忠臣，为甚么宋高宗杀了他？秦桧是大奸臣，为甚么身居高位，享尽了荣华富贵？”

同样是异族的统治可以有蒙古人的暴虐残恶，也可以有康乾盛世；同样是汉族自己来治理国家，可以有贞观之治，也可以有宋高宗的任用奸佞。正邪之分，有道无道岂可等同夷夏之辨？这样在旧武侠小说中理所当然的驱逐鞑虏复我中华，在金庸的小说中就如同张翠山面对谢逊，受到诘问。当谢逊问道：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但金人、蒙古人所残杀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请问张五侠，这些老百姓又作了甚么恶，以致受此无穷灾难？张翠山默然，倒是殷素素突然接口道：老百姓无拳无勇，自然受人宰割。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也事属寻常。殷素素的一句话点醒了一点，金庸的武侠和其他武侠小说具有的一个不会改变的本质属性，即武侠世界始终是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纵使张翠山的三师哥余岱岩一生积善无数，却因为一把屠龙刀遭受筋骨尽断的惨祸。江湖规矩是一对一刀剑上见真功夫，刀剑无眼，又怎生去理会什么夷夏之辨，用谢逊的话说，就是“我武功高，他们武功低，强者胜而弱者败，便是分别”。什么汉人夷人，功夫是硬道理，殷素素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民族观。
  异族女子的命运正是集合了金庸武侠世界的“汉族本位主义”和“男性本位主义”
这样的一种“夷夏一体观”，毋宁说是“无视夷夏观”。 在殷素素看来，人生在世，无非是两种结局，要么是成为刀俎，要么是沦为鱼肉，夷夏之辨抵不上武功高低。但是中原名门正派之中有的是持着“汉族本位观”的人。例如《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中的一干天地会群英，《倚天屠龙记》中的疾恶如仇与魔教和鞑子势如水火的峨嵋掌门灭绝师太，《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神雕侠侣》中的郭襄……甚至如梅超风，她虽然收认贼作父的杨康为徒，但是师父桃花岛主东邪既然是持“汉族本位观”，她虽然心恨手辣，对授业恩师却极为尊重，万不会做出“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来。《碧血剑》中的阿九，身为明朝的公主，国仇家恨加在一起更是对满族异族恨之入骨。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几乎所有的正派（是正派而不是正面）的女性人物，包括邪中有正，正邪双重的人物，都是抱着“汉族本位观”。所谓“汉族本位观”，除了汉族以外的异族就是鞑子，就是为天道所不容，只会为害中原百姓。《天龙八部》中的康敏自以为姿色绝世，怨恨乔峰对她不为所动，因爱生恨，当她获悉乔峰的身世以后实施报复，一手策划了“杏子林之变”，把乔峰从丐帮帮主的宝座上赶下来，正是利用了“汉族本位观”这种集体无意识，民族国家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了她阴谋诡计的棋子，成为包藏祸心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回郭靖和杨过有这样一段话：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 ，将来成就定然远胜於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这“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八个字不仅是郭靖黄蓉记得，杨过小龙女记得，郭襄张君宝记得，名门正派，称的上和称不上一个“侠”字的都牢牢地记着，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在金庸武侠世界中，“汉族本位观”成为了一个先决的话语环境，没有“汉族本位观”这个前提，也无从引出“夷夏一体观”。有谁会怀疑郭靖是一个“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呢？又有谁会怀疑“汉族本位观”呢？《倚天屠龙记》第五回中张翠山对谢逊说：咱们辛辛苦苦的学武，便是要为人伸冤吐气，锄强扶弱。谢前辈英雄无敌，以此绝世武功行侠天下，苍生皆被福荫。这一番话张翠山自觉合情入理，叫人无从辩解，因为他“自幼便受师父教诲，在学武之前，便已知行侠仗义是须当终身奉行不替的大事，所以学武，正便是为了行侠，行侠是本，而学武是末。在他心中，从未想到过‘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义？’的念头，只觉这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所以当谢逊反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一怔。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行侠仗义”和“为国为民”为江湖立法，“汉族本位观”确实是处在“本位”。儒家的传统思想本就难免有封闭狭隘之嫌，这种封闭狭隘如前文所说，在金庸的小说中已经受到了诘问。金庸小说中这种对传统民族观的突破似乎是对“旧武侠小说”的革新，然而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相比较“汉族本位观”的“本位”，作为其反面的“夷夏一体观”却是处在一种尴尬的，甚至不明不白的位置。金庸笔下的主要女性角色，如小昭，双儿，同为丫鬟，性格柔顺，对张无忌和韦小宝忠心耿耿，舍命相报，如果张无忌和韦小宝像乔峰那样发现自己不是汉人，试问这两个女子会舍他们而去吗？如阿朱，对乔峰倾心相许，乔峰是汉人是契丹人又有何分别？如小龙女从小生长在古墓，所谓民族大义实在很少考虑，《神雕侠侣》第二十七回写到杨过和金轮法王一场恶斗，小龙女与意中人相偎相倚，偏有金轮法王这麽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旁瞪视，实在讨厌。她这时没想到法王正与杨过拚斗，只知这和尚是个大恶人，又不愿他在这时来打扰自己甜蜜的时光，当下伸手入怀，取出一枚玉蜂金针，缓缓往法王的左眼中刺去。试问这一刺是因为民族大义而要取金轮法王的性命吗？金轮法王确实作恶多端，但倘若他没有妨碍小龙女和杨过的久别重逢，小龙女又岂会多事发那一枚玉蜂金针？对金庸笔下的这些个女子而言，“汉族本位观”既是一种确实影响了她们的群体无意识，又是一种抽象的远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力量的道德约束，更无法和对恋人至死不渝的爱情相比较。阿朱何苦为乔峰而死？乔峰是一个契丹人！但在阿朱的爱情面前， 汉族本位观”虚弱的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者。

“汉族本位观”和“夷夏一体观”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在金庸武侠世界中最尖锐和集中的表现，就是乔峰。但是在更多时候，这种矛盾是被淡化的，是不显著的。在“汉族本位观”的背景下，是阿朱一个弱女子的妥协解决了这一矛盾。《书剑恩仇录》第十九回写陈家洛和香香公主最后一次游长城，香香公主听到陈家洛要把自己交给她不爱的乾隆。金庸这样写道：她站起身来，柔声道：“你等我一下。”慢慢走到远处一块大石上，向西伏下，虔诚祷告，祈求真神阿拉指点她应当怎样做，淡淡的日光照射在她白衣之上，一个美丽无伦的背影中流露着无限的凄苦，无限的温柔。她慢慢转过身来，说道：“你要我做甚么，我总是依你。”香香公主不是因为陈家洛嘴里的什么民族大义，也不是真神阿拉的指引，而是她对陈家洛纯洁无暇的爱情给了她答应的勇气。

在这里，矛盾最后的解决同样是女性人物的妥协。在金庸的笔下，当汉人男子和异族女子的爱情面临夷夏之辨的障碍，女性人物的妥协是她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身为元朝绍敏郡主，父亲是统领天下兵马的汝南王，自己要收复中原武林人士为己用，却爱上了处处和朝廷作对的明教教主张无忌。赵敏是另一个郭靖，他们同样处在乱世之中，同样要维持一个任用奸佞，昏庸腐败的朝廷，只不过郭靖要保的是南宋的汉人江山，赵敏要保的是蒙古人的大元朝。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舍弃的是成吉思汗的养育之恩和华筝的爱情，而在《倚天屠龙记》中，赵敏舍弃的是生她养她的父亲和流着同一种血液的同胞，面临抉择，民族认同感让位于对张无忌的爱情。《倚天屠龙记》第三十儿回写道：

赵敏转了个身，说道：“你瞧我这模样是蒙古的郡主呢，还是寻常汉家女子？”张无忌心中怦然一动，先前只觉她衣饰华贵，没想到蒙汉之分，此时经她提醒，才想到她全然是汉人姑娘的打扮。只见她双颊晕红，眼中水汪汪的脉脉含情，他突然之间，明白了她的用意，说道：“你……你……”

赵敏低声道：“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

为什么在金庸的小说世界里面，做出妥协的总是这些个女子呢？即使是像赵敏这样聪明机智，攻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奇女子也不能例外？《白马啸西风》里面记录了一段高昌国王的话：虽然你们是雄鹰在天上飞，我们是野鸡藏在草丛之中；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我们是老鼠，在洞穴中滴滴地叫。但是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呢？为什么郭靖背弃了大汗的养育之恩，不做华筝的金刀驸马，要苦苦守那南宋的江山，张无忌就不能背弃太师父张三丰，和赵敏去守那蒙古人的朝廷？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汉人和男子占据了强势群体的位置，民族矛盾在个人那里，通过女子的妥协得到了解决。一如陈平原所说，有才华的武侠小说家希望在小说中增加点耐人寻味的东西，增加小说的文化味道，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金庸正是其中最大的典型，。这点耐人寻味的东西使得“新武侠小说”和“旧武侠小说”有着不同的面貌，这也使得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相比，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武侠世界始终是“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没有高深的武功无论如何“为国为民”，也不可能成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成为对“侠”的最高定义，是建立在“汉族本位观”的话语前提下的。有这样一个前提，这样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存在，郭靖就理所当然地背弃了大汗的养育之恩，不做华筝的金刀驸马，去苦苦守那南宋的江山，张无忌却万万不能和赵敏去守那蒙古人的朝廷。江湖既然是“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虽然偶尔可以有几个像黄蓉，小龙女这样的武功高强的女侠，天下武功第一却永远不会落到一个女子头上，金庸的武侠小说必然是一个“男性本位”的世界。香香公主和赵敏这些个异族女子的命运正是集合了金庸武侠世界的“汉族本位主义”和“男性本位主义”。金庸小说中女子的民族观念，至多，只是淹没在这两者的声音之下。  
注释：

1 见《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2 同1

3 见 《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侠》严家炎 《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

4 见 《千古文人侠客梦• 二十世纪武侠小说》陈平原

5 见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严家炎

龙飞虎

“汉族本位观”也好，“夷夏一体观”也好，在爱情或者其他的崇高感情面前都是脆弱的，所以才有“无国界”这３个字！什么观，什么防，什么统，都是我们内心的鸿沟！！！

ghost_2008

哇，密密麻麻的都是字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