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的故事
包拯(999-1062)北宋著名政治家。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历任端州知州、监察御使、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陜西、河北路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瀛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开封府知府及三司使,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而卒,追赠礼部尚书。包拯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南宋和金已经有以他为主人翁的故事、小说和戏曲。元杂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他是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1062年包拯病逝,享年64岁,有《包拯集》、《包孝肃公奏商议》传世。「包公」剧集系列自93年重新推出以来,拍摄了近500多集,掀起了包青天旋风,引发城中热潮。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 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传说里管地狱的神。)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包拯得过天章阁待制、尤图阁学士的官衔)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秉中坚...... 包公劇集塑造了的包拯的艺术形象。现在让我们轻轻揭开历史帷幕,看一看真实人物的面貌。
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 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这些带有神奇的情节, 是人民创造的,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 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 的神通。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7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其中特别是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 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很明显,仁宗皇帝有意要顿挫台谏官的锋芒。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 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 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 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 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样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6次弹劾张尧佐,是包公一生许多重大经历中的一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那刚正不阿、大奸必摧、敢当风险的气魄、决心和毅力。人们称他为“包青天”赋给他许多神奇的幻想色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官场生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 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 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宋朝小介
公元 960 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河北边关告急,北汉和辽进犯,后周宰相未经辨识,就派大将赵匡胤率兵前去应战.但第三天却在众将的踀踊下,在陈桥的地方把事先准备好的皇帝才可以穿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拥他为帝,史称"陈桥兵变".于是辽兵和北汉兵也不见了.回到京城后.赵匡胤用古代的禅让的方式,取后周之位而成为宋王朝的开国君主,为宋太祖。
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在取得政权后,又在一次酒会上劝告他的将领们放弃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从此宋王朝成为一个极度中央极权的政权.经十九年的南征北讨,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二百二十五年改朝换代的战争时代. 但没有长城的保护,宋王朝面对的是一个群强竭起的天下,北方契丹族的辽,西北党项族的夏和后来东北女真族的金,蒙古族的元的军队都可以长驱直入,对他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被灭亡。
北宋开国后,通过收兵权、削相权及制钱谷等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科举制度获得极大发展。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熙宁时,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终于酿成“靖康之难”。南宋时期,当权者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压制军民抗金斗争,甚至不惜惨杀爱国将领。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偏安王朝虽最终覆灭,却产生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
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
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