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说金（资料难得）

haahharen

○ 我也看金庸——张五常
张五常（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北京作家王朔，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一文，痛骂「老金
」
，称其武侠小说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为成龙、琼瑶、四大天王）。文坛谩骂历来
无
足轻重，但查大侠竟然下笔回应，而且是两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脚踢，文坛一
下
子热闹起来了。

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
该
回应。他应该像自己所说的：「八风不动。」王朔的文章没有什么内容--「人之易其言也
，
无责耳矣。」（我翻为：胡说八道的话，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
大
教授」高一辈。但他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前辈既然出了手，作为后辈的就大可
凑
凑热闹，趁机表现一下自己在武侠小说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说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畅销，赚大钱--王先生说
是
资产阶级的腐朽。批评赚钱作品不容易自圆其说：收入多少与欢迎程度之间是有一个等号
的
。「俗」有数解，其中「通俗」这一解是好的。说金庸作品通俗，是对的。王先生所说的
「
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贬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个大受市场欢迎的「不是好东西」
，
绝不容易。

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
千
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
这
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几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语
录
》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
破
了。

我对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评，是他不懂武侠小说。他捧出一本《水浒》，但看来不知道还珠
楼
主那类作品，评武侠小说就不免少了一点基本功。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
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
去
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广州出了一个雷雨田，其漫画刻划时代，也因
为
够「抵死」而销得。

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
》
。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
锤
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
羽
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
说。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报章上连载《龙虎斗京华》，跟是《草莽龙蛇传》。一九五
四
年左右，当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剑下天山》的同时，一个叫金庸的在《新晚报》（？
）
连载《书剑恩仇录》。《七剑》与《书剑》各擅胜场，打个平手，而又因为面目全新，有
故
事，我们就不再看还珠楼主或黄飞鸿了。

想当年，金庸为了糊口下笔，争取读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伦多追读他的《射
雕
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
文
学了。」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
博
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
要
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
下
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类武侠小说，高人如钱钟书是写不出来的。你可能说钱大师不屑写武侠，
但
「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了。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
章
。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
不
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
新
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暂作为真地读
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
以
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
的
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
之
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击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
话
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
于
文言文。」

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 本帖最后由 haahharen 于 2007-5-14 21: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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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犯禁的大侠金庸

□史义军

（摘自《百年文学漫步》，史义军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ISBN 7501749027
　　《百年文学漫步》简介：本书是“百年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百年文学漫步》不是
一
本文学史，它只是沿着时间的河流，历史的主线向亲爱的读者讲述20世纪文学名人的心路
历
程和一部部名著后面鲜为人知的故事。何谓漫步？漫步者，没有限制，没有约束，随兴所
至
之谓也，让我们在20世纪的文学长廊中开始漫步吧。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 www.hly.com)推荐）

　　金庸，原名查良镛，江南名门之后，以一部《书剑恩仇录》在武侠小说界声名鹊起。
他
的一系列小说被编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快倚碧鸳”的对联（再加上《越女剑》）
。
在华人世界广为流传，几至有华人处就有金庸。他与梁羽生、古龙在新武侠小说界并称为
三
大家。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书剑恩仇录》到《雪山飞狐》，为第
一
阶段，已经给它的小说走下了“侠、值、义”并举的基调；《射雕》三部曲，《倚天屠龙

记》为第二阶段，塑造了几位真正的大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则
是
艺术上炉火纯青的第三阶段。读金庸的小说，大可以“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
大可以如读《红楼梦》一般，“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这是为什么呢？

　　一

　　金庸在小说中塑造的侠客，大都武艺超群、经历奇特，各有各的风采气度。然而，究
竟
哪一个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侠客呢？在作品中他已经给出了答案。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给侠下了一个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他自己则
是
这个定义的典型代表。郭靖自幼生长于大漠，心地善良，宽大仁厚。在他获得绝世的武功
之
后，他没有为自己争名逐利，而是誓死监守襄阳，终于为国捐躯，战死阵中。这一切都是
他
一心为国为民使然。

　　《射雕英雄传》写道：“……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们建大国，历代
莫
可能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西南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
上
我？’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有大汗一人威风凛凛，
天
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
死
之际，口里哺哺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成吉思汗作为震惊历史的不朽功业的创造者，想必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大英雄，然而，
在
郭靖这样的大侠看来，他只不过是历史的赌徒。丘处机曾称赞郭靖的言论并解释道：“正

是，靖儿，这些帝王元帅们以天下为赌注，输了的不但输去了江山，输去了自己的性命，
可
还害苦了天下百姓。”

　　按照这样的思路，金庸笔下还有一位可以与郭靖比肩的大英雄，他就是萧峰。萧峰不
仅
英勇无敌，豪迈超群，而且身为契丹子民，官居辽国南院大王，却在他的结义兄长、辽王
耶
律洪基兴兵南下侵来之际，义无反顾地捉了耶律洪基，逼他立下此后不再兴兵犯宋的誓言
。
从而以一己之死换得了辽宋两国十多年的平安。

　　书中写道：“耶律洪基回过头来，只见萧峰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当地。耶律洪基冷笑
一
声，朗声道，“萧大王，你今日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萧峰大声

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逼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
之
间？”拾起地下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耶律
洪
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于我大辽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
伐
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
关
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是又为了什么？”

　　耶律洪基永远也不会懂得他的这位结义兄弟的心事。因为他心里只想着建功立业，开
拓
疆土，而萧峰想到的则是天下苍生，从而不惜牺牲自己，为民，为宋国之民同时也是为辽
国
之民与兵请命，求得和平。耶律洪基只不过是一位赌徒，而他的结义兄弟才是一位真正的
大
侠。这种舍己为民，有所不为的行径，才是真正的英雄气概，真正的侠义行为。这种气概
才
是照耀千古的“侠”的精神，才是中华民族理想的人格与美好的品质。正是萧峰的为民请

命，才使他跳出单纯忠君的框子，上升到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郭靖为黎民免
遭
屠戮而死守襄阳时坚信的人道主义的发扬，也是对陈家洛当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
受
牵累，终无所悔”的信念的完成。

　　对“侠”的内涵与意义，金庸在其小说《神雕侠侣》的后记中作了如下的解说：郭靖
说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
一
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

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
相
信今后还是长期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
仰
所能代替的。

　　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金庸笔下的侠客具有了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这些侠客本身作
为
人来说，就已经是“大人”－－精神上崇高伟大的人，这才是侠之所以为大的原因。

　　二

　　武侠小说总是脱离不开“江湖”的，这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梁羽生的“江湖”历史意
味
太浓，接近于演义作品；而古龙的小说则常常没有时间、地点，处于不确定的时空之中。
金
庸的“江湖”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史诗的意味。

　　金庸的“江湖”大多有其明确的时代背景乃至于准确的时间。在他的处女作《书剑恩
仇
录》的开头写道：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儿
蹦蹦跳跳地走向教书先生的书房。《天龙八部》写道“……本书故事发生在北宋哲宗元祜
，
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而且，这些时代往往具有其特殊之处－－大都是一些朝代更

替、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

　　例如：《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鹿鼎记》等作品的年代在”清初”。《神
雕
侠侣》、《射雕英雄传》在宋末元初；《倚天屠龙记》在元末明初；《天龙八部》是在宋

辽、西夏、大理、西藏并峙时期。选择这样的时期，虽说社会动荡，但有利于表现古代英
雄
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能写出扶困扶危的“

侠”，况且能写出为国为民的“快之大者”。而且，这样的时代也需要英雄，呼唤英雄，
也
产生英雄，于是这样的时期便成了英林传奇及传奇英雄是好的活动时期。它不仅提供了武
侠
人物活动的最热闹的场景，也使简单的道德标尺和哲学裁定失去了意义。

　　这样的江湖，不仅给小说中的大侠们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及复杂的人生背景，也给
武
侠小说提供了巨大的场面、画卷、曲折的情节、丰富的故事，也同时给小说的结构的宏大
与
复杂提供了应有的基础。江湖在金庸的笔下，表现为特有的大场面、大气势、大胸怀、大
眼
界与大气度。 而且，金店书中的“江湖”，是与“江山”相对应的概念。他们总是力图以

自己在江湖中的力量来影响乃至改变江山的面貌。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正是其最明显的代表。其次，郭靖、袁承志、乃至无意改
变
江山的张无忌都参与了朝代的更替。金庸笔下的“江湖”其实是“江山”的一种补充。到
他
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江山与江湖则完全融为一体。韦小宝混迹皇宫与江湖之间
，
全然不知这二者有何不同，并且都能左右逢源，实在难以分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韦小宝
更
是以一个江湖无赖的身份，成为满清历史的创制者，足已见出金庸对江湖干政的偏好。唯
其
如此，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早已超出江湖的界限，成为宏大的历史主体。金庸对政治如
此
钟情，也许与他早年研读国际政治专业不无关系。

　　三

　　金庸的小说和所有新派武侠一样，都不再只是男人的世界，而且可以说金庸对武与情
同
等重视。金庸小说中的感情情节与故事，比之琼瑶也毫不逊色。而且其感情之奇，之曲折
，
之美真，之深邃，远非一般寻常的言情作家可比。元好问的那首“问世间，情为何物，直
教
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随着《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走遍了大江
南
北。

　　不过，金庸的小说中的爱情大多是悲剧故事。从陈家洛辜负霍青桐、喀丝丽姐妹俩开

始，金蛇郎君夏雪宜与温仪的悲剧，阿九公主与袁承志的悲剧，杨康与穆念慈的悲剧……

数不胜数。《连城诀》中狄云与师妹戚芳的阴差阳错又不禁让人怀疑爱情的坚贞与纯洁。
就
连喜结良缘的佳侣们也时不时让人产生疑感。在《射雕英雄传》中活泼伶俐的黄蓉，到了

《神雕快侣》中，却变成了一个心机诡橘的小妇人，似乎验证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
句
俗语。小龙女与杨过之间惊天动地的爱情却要经过十六年的分离煎熬。萧峰亲手打死自己
的
爱人痛苦一生，最后也因此了无生趣自杀殉国。段誉则死缠烂打追到了一个并不爱他却又
走
投无路的王语嫣。娶了七位夫人的韦小宝可谓欢天喜地，只是七女中没有一个爱的是他，
而
韦小宝自己也是一个无爱无情，只有情欲、占有欲的小混混而已。

　　金庸笔下的爱情世界尽是一片灰暗悲凉，书中的爱情似乎不是爱情而是情孽，金庸似
乎
在告诉人们，只有逃脱情欲才是幸福人生。其实不然，且看《笑做江湖》中岳灵珊之死，
她
所嫁非人，却痴心不改，被无情无义的林平之所杀，临死之前却依然如故地爱着他。书中
写
道：“忽然之间，岳灵珊轻轻唱起来。令狐冲胸口如受重击，听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听
到
她口中吐出了‘妹妹上山采茶去’的曲调，那是林平之教她的福建山歌……她这时又唱起

来，自是想着当日与林平之在华山两情相悦的甜蜜时光。她歌声越来越低，渐渐松开了抓
着
令狐冲的手，终于手掌一张，慢慢闭上了眼睛。歌声止歇，也停止了呼吸。”

　　这可谓痴到了极处，多半会让人有不值之感。然而，这才是至死不渝、海枯石烂永不
变
心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爱的心理。 正是这样一种如痴如疯的非理性心理，才使得恋爱中

的男女有别人无法体会的幸福与痛苦，也才有人生的高峰体验。在爱情这个非理性的世界

里，痴也罢愚也罢，怨也罢恨也罢，生也罢死也罢，真人也罢幻象也罢，都没有什么区别
。
惟一的区别就在于，是爱得真还是爱得假或爱得深还是爱得浅。

　　在这个独特的视角下，通过爱情的表象揭示出了更深层的人性内涵。陈家洛的辜负爱
情
是因为自私与怯懦；张无忌周围有众多的女性他却拿不定主意是因为软弱没有主见……主
人
公的性格通过爱情这面镜子被照得清清楚楚。

　　《神雕侠侣》中李莫愁之死，更是具有深意。“瞬息之间，火焰已经将她全身裹住。
突
然火中传来一阵凄厉的歌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唱
到
这里，声若游丝，悄然而绝……众人心想李莫愁造孽万端，今日丧命实属死有余辜，但她
并
非天生狠毒，只因误于情孽，以至走入歧途，愈陷愈深，终于不可自拔，思之也是恻然生

悯。”正如众人所想，她的作恶。并不一定是“本性如此”，而更可能是对自己的变态情
欲
的一种疯狂的“发泄”。这样的爱情心理描写，已经达到了对心理病症的指示与分析的程

度。

　　四

　　金庸的武侠小说，远远没有停留在侠的观念上。它的情节与人物，并都不是侠的观念
的
演绎，它的主题也就不是侠的行为与思想的精神归纳，金庸力图写出活生生的人，并借此
透
视历史。

　　小说《碧血剑》，既超越了袁承志的复仇故事，也超越了对明末清初历史的演义，而
是
从中透视出了“昨日的万里长城，今日的一缕英魂”与“嗟乎兴圣主，亦复苦生民”的历
史
真相。以人物的传奇故事来概括一种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异的文化品格。 在

《天龙八部》中，对人性的常态与变态以及对人类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的描写，对它们之
间
的互渗、矛盾、纷争、对抗与扭曲的描写，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其对人性及人类心理
的
深刻性与广泛性的描写，给其他的小说也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然而，反观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其在华人世界广泛受到欢迎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想到
，
在我们民族潜意识深处，始终埋藏着对无法无天的向往。武侠小说与侦探小说最为不同之
处
就在于，侠能以武犯禁，能目无法纪。这与我们民族始终难以树立法律意识在深层价值取
向
上似有一定联系。金庸小说在我们民族心理的探索方面，提供了某种参照。

　　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断扩展着恶的势力，甚至到后来，心肠越来越硬，使萧峰自绝，
刘
正风、曲洋惨遭灭门；但是丑恶决不会将善良吞噬得一干二净。萧峰是自己选择了自杀，
刘
曲二人留下了《笑做江湖曲》并有令狐冲延嗣。其他如丁典虽死，还有狄云继承遗志；胡
一
刀被害，还有儿子胡裴；陈近南被害，害他的人也没有好下场。善的精神屹立不倒，永远
不
倒，这才是金庸十数年间坚持的理想与美的精神。

haahharen

林保淳先生要出版他的金庸研究文集，嘱我写一篇序言，实在使我左右为难。写吧，不仅
自觉得「身份」不合，而且隔岸观人，虽知风景佳妙，总觉影影绰绰，无法描画；不写呢
，又觉得有些对不住他的一片诚意，忝在同好，于道义上总是说不过去。思来想去，犹豫
不决，不知不觉已过半年。

　　半年后，林兄从台北来到北京公干，带来了他的文稿复印本，这回可是「在劫难逃」
。既是如此，那就只好「认命」，也就是说：写。

一

　　虽然早就知道林保淳博士的大名，知道他在台湾是最早将武侠小说引进大学课堂的人
之一、并在淡江大学中文系创建了专门的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对现代武侠小说的研究有
莫大的功德；真正得见其面，还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金庸小说
与廿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先生的一篇论文〈通俗小说的类型整合──试
论金庸的武侠与历史〉，从通俗小说的类型分析入手，将金庸小说创作的特色、成就和「
练门」一一点出，充分显示出他的阔大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力。更有趣的是，他还
「话里有话」，多次插话且「挑起争端」，在金庸小说研讨会上，为大家对台湾武侠小说
的成就「视而不见」而打抱不平！

　　林先生的会上插言虽然多少有些让我瞠目结舌，但他和我都不是那种意气用事之辈，
所以会下的交流却是非常的愉快而且充实。他在金庸会上说古龙、卧龙生、司马翎和台湾
武侠小说发展的研究现状及其忧虑，看似有些「文不对题」，真正的意思却是，希望大家
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要将金庸这个「武林第一人」当成了「武林唯一人」
──多年以前，他就发表过〈救救台湾的武侠小说──解构金庸与走出金庸体系的迷思〉
这样一篇文章1，提出了金庸热潮及金学研究的「排挤效应」这一观点。

　　所谓金庸研究的「排挤效应」，简单地说，就是指金庸小说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只见树
木而不见森林，只知道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而纵不知有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宫白羽、王
度庐、朱贞木，横不知有梁羽生、古龙、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前不知唐宋传奇、
话本及明清侠义、公案，后不知温瑞安、黄鹰、李凉及黄易；左不知台湾现代武侠小说自
成体系和传统，右不知大陆的新武侠小说创作正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金庸小说研究正走
入了一个就金庸论金庸，将「第一」当成「唯一」的迷途。爱金庸而至蔑视其它、乃至完
全忽视其它，这就是所谓金庸小说的「排挤效应」。

　　就整个的武侠小说研究言，金庸研究的这种「排挤效应」。对其他武侠小说家的创作
研究显然是不公平的，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及武侠小说创作的发展显然也是大大不利。就金
庸研究而论，忽视了其武侠小说创作的传统和背景，无法将其与别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
则如何能说明金庸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价值，又如何将金庸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做真正准确
的定位？所以无论怎样，林先生提出的「排挤效应」观点，应该引起所有武侠研究者的注
意和重视。

　　林先生的观点，是从整个武侠小说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的。

二

　　我与林先生的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中国时报
》社、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这次研讨会上，林
博士发表的〈金庸小说版本学〉论文，不仅对金庸小说的「刊本」、「盗本」、「修订本
」等几种不同的版本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比较、研究，还对金庸小说创作历程及其小说
版本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作了认真而又明晰的分析和说明。这不仅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更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林博士的这篇论文堪称本次会议最重要的
收获之一。

　　在台北期间，我有幸到林先生府上拜访，还有幸拜访了他一手创办的淡江大学中文系
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这不仅是海内外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专门的通俗
武侠小说研究室。在他那令我羡慕的「说剑斋」里，谈武论文，大快人心。我也了解到，
他的扎实而又漫长的「磨剑」过程：由古典文学─古典小说─通俗小说─武侠小说史─现
代武侠小说─金庸小说等个案研究，是正宗的「先练气、后练剑」，「先练功、后说剑」
，「内力」深厚，当然会无往而不利，也就决不会轻易地走火入魔。

　　如果说他的说剑斋令我羡慕，那么他的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则令我感动，并心生敬意
。那数千部现代武侠小说作品，果真组成了一片大为壮观的武侠小说的「森林」！这片森
林并非「原始」，而是出于林保淳先生的人工培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来
自坊间书肆、巷陌人家，或盘或买、或求或乞，不知需要多少时间、精力、心思！更令人
惊叹的是，他还正在创建淡江大学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的武侠网站──一个规模惊人、包
罗万象、资料丰富、时空无限的武侠世界！非有大志愿者，决难成此壮举。而所有这一切
，还都只是林先生在「业余」时间内完成；想到他的身体残障，又想到他的精神誓愿和艰
辛善行，能不热泪盈眶！

　　写到这里，我想我不能不公开一个小小的秘密：林保淳先生不仅仅是现代武侠小说名
家温瑞安先生的同班同学，也不仅仅是温瑞安先生所组织的诗社的骨干成员之一，而且还
是温瑞安先生的成名作《四大名捕会京师》一书中天下四大名捕的大师兄无情形象的原型
。无情最勤奋、无情最聪明、无情最多情，这正是对林保淳先生的最佳写照。只不过，现
实生活中的这位「名捕大师兄」，四处搜捕的不是罪犯，而是天下武侠小说、「说剑」之
书。

　　正因为他有心、有情，聪明又勤奋，「搜捕」天下武侠书籍，汇集天下武林信息，才
终于成为一位当代「武林」的「百晓生」2。

三

　　我与林先生的第三次见面，就是开头说的，一九九九年八月这一次，林先生来北京。
同道相见，其乐可知。遇到这位武林百晓生，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说起他的通俗武侠小
说研究室，说起他们的有了进一步扩展的武侠网络，说起他对台湾和香港两地新生代武侠
小说作家的新「发现」，说起「百晓生兵器谱」的现在和未来，笑谈的时间真的是转瞬即
逝。

　　然后，当然就该言归正传了。

　　在这里，「正传」当然是指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

　　认真拜读过他的一部分金庸小说研究文章，才知他的「解构金庸」的真意。

　　一方面，他固然是不断地坚持「破金学之障」，即主张破除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中
的「排挤效应」，主张武侠小说研究一定要开放视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另一方面，
他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解金庸之谜」，在金庸小说研究上下了不少的真功夫，做到了既见
森林、又见树木。实际上，他和我们大家一样，从来都认为金庸小说是当代武侠小说世界
中最大的一棵「树」，或者说，是最高的一座山峰。证据是，他所写下的一系列金学研究
论文，如上面提到的〈通俗小说的类型整合──试论金庸小说与历史〉、〈金庸小说版本
学〉等。

　　进一步言，他的「破金学之障」和「解金庸之谜」非但并行不悖，恰恰应该「阴阳调
和」──要想「破障」、必须「解谜」；要想「解谜」、必先「破障」；合二而一，方是
正道。

　　当下的金学研究中，除了「排挤效应」这一「障」，还有「泡沫效应」这一「障」。
所谓「泡沫效应」，是指赞美之辞堆成的巨大泡沫，实际上无法建构成真正的学术天地。
用林先生的话说，是「总体而论，这些研究尽管可以说是『不乏创见』，但是『批判性』
或『专业性』相对不足，若干文字颇有几分『书迷俱乐部』的『歌德』味道。」这一批评
，可谓点到了目前金学研究的一个大「练门」。此「障」不除，金「谜」难解。

　　林先生本人的有关文章，则是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类型研究也好、版本研
究也好、更不用说金学研究相关论着目录的收集和研究分析，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真功夫
或硬功夫。相信他的这些论文，都将是金庸研究者的必备参考文献。

四

　　写到这里，我倒要插上一段，就是所谓的「金学」，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探讨和论证
阶段。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或谁也不能规定，「真正的金学」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就需要大狗叫，小狗也叫；不仅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谈、从不同的角度去谈，且更应该
要在不同的层次上去建构。可以是书迷俱乐部式的欣赏，可以是较深一层的评说（review
），可以是再进一步的评论（critic），当然还可以是再进一步的学术、理论研究（stud
y）。用大陆人习惯的说法，就是不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金学研究最终当然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规范。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为「学术」，更不
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为「金学」──「金学」之成为「学」，自必有其独特的术语、观念
、方法体系或逻辑方程。而这种自立为「学」的术语、观念、方法等等，又多半是要从大
量的不同层次的欣赏、评说、批评、评论、研究之中「提炼」而来。

　　至少，我本人对于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进入「学术的殿堂」，目前是喜忧参半
。「喜」的一方面是不用多说了，「忧」的一方面，是怕森严的「学术殿堂」或许会使金
庸小说的艺术生命及其「金学」的生机窒息：不是任何人都能解「金庸小说之谜」的──
正如金庸小说《侠客行》中侠客岛上的「侠客行武学之谜」曾难住了当时天下所有的武功
高手，反倒是石破天这样一位武功「低手」一针见血、豁然贯通。其原因，恰恰是天下高
手的「所之障」──这大约要算是「金学第三障」了吧──那么学术殿堂中的高手有没有
「所之障」呢？

　　但愿我这是杞人之忧。

　　不过，我看了不少这类大掉书袋、乱拿鸡毛当令箭的论文，总是有些放心不下。人类
的知识和智能的发展，当然需要理论、逻辑和学术规范作为桥梁，但有时，这些东西却会
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正如古人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时
候，就需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需要石破天的那种「直接看见（剑）」的方式──不过
，这又不够「学术」，奈何？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五

　　再回到「正题」，说林保淳先生的金学研究文章。

　　林先生的这些文章，是「各种各样」的文章。有些是高头讲章，〈金庸的武侠与历史
〉之类，很「学术」的，不免要大掉书袋。有些则是零金碎玉，如〈师生恋与礼教规范〉
、〈便做钓鱼人，也在风波里──《笑傲》的江湖路〉等等，好处是单刀直入，且清新可
喜。例如对不戒和尚、桃谷六仙等人的形象分析，就令人耳目一新，且开怀大乐。还有一
类，介乎二者之间，如〈「降龙十八掌」与金庸的武学设计〉、〈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
争──《笑傲》的少林与武当〉等文，分量适中，「内外」兼顾，属于「中量级」评论和
研究文章。

　　「各种各样」的文章，适合各种各样的人读，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
喜欢的东西，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同时，各种各样的文章，不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
同的方法「读解金庸」，同时也标示出林先生在金学研究中的探讨学术的不同向度。

　　连起来，当然就是他探讨金庸小说的一段重要的历程。

　　最后，我要说的是，林保淳先生虽然学识渊博、遍览典籍，但他的学术文章有一个极
大的好处，就是从不故作艰深，更非晦涩难懂；没有堆砌术语，更不会滥造新词。所有的
文章，无论是轻量级、中量级还是重量级的，无不就事论道，且情辞恳切，晓畅明白；与
时下的某些大摆「学术架子」或「学术样子」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而实际上，这样的
写法，丝毫也不减其文章的沉甸甸的学术分量。

　　不信，就请您自己去看。


注释

1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三十一卷第二期，页十八至二十。

2百晓生是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人物，通晓武林百事，所做《武林兵器谱》被公
认为权威之作。林保淳先生有志于建构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并自称是他的「百晓生兵器
谱」，由此以「武林百晓生」而知名。例如台北《佛乘世界》杂志第十八期载有专文：〈
舞剑论诗说英雄──专访武林「百晓生」林保淳〉，可见「百晓生」之号已众所周知。



林保淳先生身体状况与“无情”相似，是一位残疾人，小葱按，：-P

haahharen

用小说诠释中国特色  二十年后看金庸

祝华新

    当“文革”扫荡了传统的是非观的时候，偏居一隅的金庸
沉静地提起笔，给海内外华人讲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故事，
告诉人们什么是道义。

    十五部看似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对于普及儒家的刚正、
道家的飘逸和佛门的慈悲，以及接续千古“美文”传统，贡献
巨大。

    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其实，金庸本人
何尝不是在用小说诠释“中国特色”。

　　过来人都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与
邓丽君的歌曲、电视剧《霍元甲》和《英语九百句》等一道，
最先涌进大陆的文化产品。不少当时看似新奇的玩意儿不过是
昙花一现，而“金学热”却长盛不衰。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
教授抱怨说，如今的大学生撰写学术论文时一不留神就用上了
金庸的武功术语。不过，连陈教授本人也曾经苦读武侠，一部
《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是小说类型研究的专著，也是侠气峥嵘
兼文采斐然的性情文字。

    表现中国人的美好感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短篇《越女
剑》，这15部脍炙人口的金庸小说颠倒众生二十余年，今天平
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到底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什么难以
磨灭的印迹呢？4月初，借人民日报教科文部和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邀请金庸（查良镛）先生来上海出席一个座谈会的机会，
笔者有缘走近大师的精神世界。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早就给女儿买过一套金庸小说，
书皮差不多都给翻烂了。这次，他又买了一套北京三联书店版
的新书，请金庸签名。徐永光说，我愿意女儿多读金庸，至少
可以增加她的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中小学语文课非要把一篇
篇文章拆碎了、揉烂了，讲得味同嚼蜡，还不如通过金庸去领
会文学的意境和情致之美。

    金庸下榻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时，一个在电脑公司打工的
小伙子刚出电梯，猛然发现这位候梯的佛相庄严的老先生好面
熟，惊呼一声：“金大侠！”情急之中，小伙子把自己的老板
晾在大厅里，转身返回电梯，为的是能与金大侠聊上几句。小
伙子说，他最欣赏的是金庸作品中“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迈
气概和担当精神。

    金庸在上海专门接受了一次《小主人报》记者的集体采访。
对于这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们来说，金庸小说是他们为
人处事的“百科全书”———从曲洋和刘正风身上明白什么叫
友谊，从谢逊对张无忌的呵护体会深沉的父爱，而杨过与小龙
女的故事则使他们对圣洁的爱情有了一种朦胧的理解和期待。


    由此，我们可以说，金庸最使我们感动兴叹的，是在那些
光怪陆离的武功和匪夷所思的人物境遇背后喷薄而出的中国独
特的情感方式和人格力量。即使他把故事编派到圣彼得堡和北
极，讲述的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你我他都能心领神
会、心驰神往的人生趣味。在多年的政治运动把基本的价值观、
审美观和正常的人际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背景下，金庸告诉我
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什么叫道义，什么是
人生境界的极致。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无形中充当了普及中国传
统人文精神的“识字课本”。许多人可能没有读过先秦诸子和
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但从金庸的笔下深深地感悟到中华民族
的厚重和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也是一部爱国主义
和民族文化的不朽教科书。

    坚守至大至钢的孔孟之道

    笔者问金庸先生：“儒释道的思想在您的小说中都有痕迹，
从后期作品看，《天龙八部》似有皈依佛教之意，《鹿鼎记》
中的扬州小混混韦小宝又有挖苦明清之交顾炎武等人儒家正统
的嫌疑，您是否最终超越了儒家思想？”对此，金庸断然否认。
他解释说，《天龙八部》因为是以大理段氏为背景，所以近佛；
韦小宝也非正面人物，而是比照鲁迅笔下的阿Q写出中国民族性
的缺点，绝无用他来批判顾炎武等人之意。金庸一板一眼地说：
“我推崇的是至大至刚的孔孟之道，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节。” 与台湾柏杨和四川魏明伦着
意挖掘历史中离经叛道的因素迥然不同，金庸所诠释的是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最为纯正的那一脉人文精神。比如他赞赏康熙，
却绝对不能接受雍正，因为阴鸷冷酷的雍正就是近代的秦始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曾经被告知，秦始皇残忍地剪灭六国、
“焚书坑儒”，即使不算“革命的暴力”，至少与统一大业相
比也只是小事一桩，何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
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多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历史观的怪
胎，因为我们身临其境而不能自察。就像今年播映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提起雍正把国库存银从700万银两增加到5000万银
两就感激涕零，全然不顾雍正麾下的“血滴子”会随时提走你
的项上人头，甚至帮助专制暴君来埋怨天下直言敢谏的读书人
是“妄谈国是”、“科甲朋党”。把传统的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颠覆”到这种程度，岂不要令横死于雍正“文字狱”下的查
氏先人齿冷？在这一背景下来读金庸，就颇有些正本清源的味
道了。且不说《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等人本有讽喻“文革
”极左政治的初衷，金庸近来还一再表示晚年想写一部中国通
史，通篇要体现一种“人民的历史观”。

    所谓“人民的历史观”，与孔孟的“仁政”和民本主义思
想一脉相通，但也不乏现代性。金庸举例说：历来人们总是看
不起外族欺侮、四面忧患的宋朝，但他以为宋朝老百姓的生活
安定富足，最堪称道，尤其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和“嬉
嬉钓叟莲娃”的南宋。再如，人们往往赞美打败匈奴的汉武帝，
但他推行盐铁专卖、与民争利，似不足为训；金庸更喜欢那位
减免税收、与民生息而且肯下“罪己诏”的汉文帝。

    金庸本人言行一致，在一些关键时刻以人民福祉为准绳，
呵护正义，拥护祖国统一，颇有侠义之风。

    把传统文化推向贩夫走卒

    本来，年事已高的金庸到浙江大学履新，事务丛集，脱不
开身。但当他得知此次座谈会的议题是“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
工程”，当即回电表示“义不容辞”、“竭诚支持”。他在座
谈中强调，诵读古诗文不是要学习很多知识，而是要推行一种
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培养少年君子，
即使他们的文章写得差一点也没关系。

    所谓“诗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熏陶，是一种启
迪众生、学在民间的文化普及。金庸说，他的一位英国教授朋
友来华旅行，在成都早起散步，跟园丁打招呼说：“小鸟叫得
真好听。”正在修剪花枝的园丁顺口答道：“是啊，‘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他乘船过三峡，又听一名粗豪的船夫
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教授感慨不已：在英国，只有文化
人才背得出古诗；而在中国，贩夫走卒都能出口成诵，这样的
文化根基自然了不起！金庸还意味深长地提起历史上唯识宗的
命运。唯识宗可能是印度佛学中的精华所在，但过于繁琐罗唆，
所以尽管有高僧玄奘、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在中国却
始终推广不开。鸠摩罗什断言“秦人好简”，中国人喜欢简单
明了，确是实情。禅宗简易，直指人心，雅俗共赏，所以望风
披靡。

    近现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势衰微，传统文化遭遇毁灭性
的打击。幸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殚精竭虑，终使弦歌不
辍、薪火相传。遥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偏居香港一隅的
金庸沉静地提起了笔，以一种贩夫走卒的贴己语言和引人入胜
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故事，使儒家的刚正、道
家的飘逸和佛门的慈悲穿过声讨“孔老二”的喧嚣，传递给海
内外的华人，并很有希望传递到21世纪。他作为近50年间最好
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对于在“帮八股”下拯救我们的千古“美
文”传统也贡献巨大。

    金庸摊开中国青基会编选的《中华古诗文读本》，风趣地
说：“常有外国人问我什么叫做‘中国特色’？我想把这几本
书拿出来，随便背上一篇，就能说明问题。”金庸更沉痛地提
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也可以看作日耳曼民族
和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性格与中国国情“水土不服”的缘故。所
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是要使外国学术与我们的民族性
相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下一代的脑
子里。


《人民论坛 》(199905) 第86期

haahharen

武侠，看热闹与看门道

冯瑛冰

　　武侠小说畅销华人世界，为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喜闻乐
见，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千千万万“武侠迷”，对这一文学品种究竟了
解多少？读懂多少？

　　爱一行，要钻一行，才不盲目，才能成内行。做事如此，读书也如此。武侠，
作为书林中独特的一枝，尤须下点功夫了解，用点心思体会。不然，仅属于消遣，
仅得之皮毛，享受不到个中三昧。

　　任何一样东西，一件事物，能够持续流行而不衰，自有其独特的理由、独特的
价值。演变千年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

　　一位著名科学家称其为“成年人的童话”。的确，武侠世界是幻想而成，对历
尽艰险的壮烈人生的幻想，对锄强扶弱的英雄形象的幻想，对人类能力超凡入圣的
幻想，与卖火柴小女孩对温暖幸福的幻想异曲同工。在童话般的纯粹与美好中，读
者受到净化，同时反思世俗生活的种种不足与不满，激发行侠仗义的豪情，不无社
会意义。

　　另有人从文学的角度着眼，对其雅俗共赏的境界赞赏有加。有一个颇流行的说
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作家的个人创作真正家喻户晓，一是曹雪芹的《红
楼梦》，一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位青年学者阐释道，雅俗共赏是中国文学发展的
方向。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极深的意义。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
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有了重新构建，而且作品体现了
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

　　更多的人偏爱其娱乐性，认为好看、刺激。那故事的千折百回，那人物的千姿
百态，那恩仇的千奇百怪，那功夫的千锤百炼，确确实实让人手不释卷，废寝忘食
。

　　武侠小说让多层次、多方面的众生找到了自己的所好，本就是其价值所在。

　　一本书写完，怎么看是读者的事。不过，了解写书人的初衷，对阅读如同辨识
路标。金庸先生曾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
生的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
刀光剑影，不仅表示生死相搏，还蕴含着人情的冷暖、道德的高下、社会的兴衰、
历史的沧桑。

　　这也正是本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崛起的新派武侠较之二十至四十年代兴旺的旧
派武侠进步的主要标志：不再仅仅描述侠客义行，而是偏重展现人性的冲突，揭示
人生的哲理。

　　金庸的作品中，除了江湖恩怨、家族情仇、正邪消长的小是小非，特别浓墨重
彩地强化了国家、民族间矛盾冲突的大是大非。常常是，恩人好友，却身在敌国；
红粉知己，却生于异族……水火交攻，刻骨铭心。以此为主线，引发出一幕幕善与
恶、真与假、大义与小节、道德与情感、“智者不为”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
等对立冲突，并且每每让各色人物在生死立判的瞬间作出抉择，既富戏剧性，又具
震撼力。其中，还充满了辩证法，如一些隐逸高人行事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练功
以内为主、内外兼修，兵刃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等，无不写得深入浅出，
合情合理。即便是写打斗招式，也充满知识和智慧，符合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别
开生面，别具美感。

　　因此说，真心偏爱武侠小说，读故事感其精神，赏招法悟其道理，才算看出了
门道，入了正宗。舍此，虽非旁门左道，也只不过热闹热闹而已。

《人民日报》〔１９９８０１１６№Ｊ〕

haahharen

漫话金庸

·萧为·


                        一  走近金庸
      
    刚刚去台北开了一个“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而又“国际”，
是堂而皇之的，但是加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后缀上，可能会有人觉得滑稽。
但凡事都是这么着开始的。比如“红学”，近年来勉强为人接受了，当年却是
绝对的笑谈。因为清朝末年所有小说的地位都低，不是自称“严肃”就能受到
青睐的。现而今写过几篇小说的，都被尊为“作家”，有名有利，研究而又
“学术”“国际”，是理所当然的，谁让曹雪芹穷得丁当乱响，又没有报刊电
视紧着捧场呢？可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下的一番言语，也就从这位
金庸谈起。
    “雪夜闭门读禁书”，曾被古人视为几大乐趣之一。“雪”而且“夜”，
当然得客观环境之利，“闭门”则是主观心理上的安全措施，而“禁书”最能
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为什么要从“禁书”聊起？盖因金庸的书50年代至70年代，
在台湾一直悬为“禁书”。原因一是他出身于《大公报》“左派报刊”，二是
成名作《射雕英雄传》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射大雕”，不是为毛泽东张目吗？于是大禁特禁。会上不少台湾人士回忆起金
庸小说伴随他们度过了海外求学中多少个思乡之夜时，还不免泪水涟涟。至今
它还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INTERNET网上至少有十几个有关金庸的网站。这
是一篇留美学生网上下载的文章：

        《第一次看金庸》                          ·楚歌·

        那是在北京─西安─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当时我们一行肩负着不小的
    使命：参加将在新疆马兰附近戈壁上进行的核爆实验。我注意到从旅行一
    开始，对面卧铺上的王老师就捧着几本书没日没夜的看。我有点好奇，说
    想借来翻翻。不料旁边贾老师急了，说他已经排上了，不许我插队。我看
    到书有好几本，便对贾老师道：
        “这么多本，随便给一本翻翻不行？”
        “那都是一套的。”
        “那我先看你们不看的那一本总行吧？”我心想贾老师今天怎么这么
    小器。
        “这是最后一集。你可以先翻翻。”王老师递过一本来，对我说道。
        “但是我看完了这一本，”王老师挥了挥他正在看的那本书，“就要
    接着看那一本。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先看。”
        “那当然。书是您的嘛。”我接过书时没忘了瞟一眼贾老师，朝他笑
    笑。
        “从结尾看起多没劲！”贾老师也冲我笑笑。
        拿起那本书，只见书名是《倚天屠龙记》，作者金庸。随手翻内页，
    见每一章故事的开头还有一页画，上面是些不太古的人，作些舞剑挥拳状，
    其中不少和尚道士的样子。我忍不住问王老师这是不是武侠小说。在得到
    肯定的答复后，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心想这些人的品味也太低了点。
        “你们怎么对这种书也有兴趣？无非是些打打杀杀，加上胡编乱造的
    武功。我最不爱看的就是这一类小说！”说着，随手将我拿着的那本放回
    了王老师的铺上。
          王、贾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一阵沉默后，王说：
        “金庸的不一样。他写的书情节引人入胜，还以历史故事，或野史，
    构成书的主线。书中人物的性格都刻划得很好，文笔也精炼。你看了就知
    道了。”
        “不看可别后悔哟。赶紧排队吧。”贾也接嘴道。
        “你们看吧。我对武侠小说实在提不起兴趣。还是睡觉吧。”
        本来想和他们辩一下武侠小说有多无聊，那些真正值得看的是人物传
    记、历史纪实一类的书，如我这回带着的《隆美尔战时文件》。要看文学
    作品，也要挑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等人的书看，或《飘》之类的。武
    侠？最多写些江湖上卖膏药的风风雨雨，那也能打出好看的书？！但我终
    于忍住了，没继续发表意见。想着刚毕业工作，最好别显得太冲。
        午夜时分。大夥都睡着了。我因为白天睡了一大觉，一点困意也没有，
    便一个人在两车厢之间的过道上借着灯光读《隆美尔战时文件》。耳中老
    是火车咣当咣当的声响，觉得静不下心来。便回去又拿了本《倚天屠龙记
    》的第一集，随意地翻了起来，想调剂调剂。
        没料到这一调剂，就是两晚上一白天连续没合眼。除了吃喝拉撒以外，
    整个埋在那几本书里了。我一口气看完了《倚天屠龙记》，做了一番眼保
    健操，笑着问王老师道：
        “还有金庸写的武侠吗？”

    文章颇得跌宕之致，把反对的功夫做足了，临末一转。话又说回来，“雅
俗共赏”不过是一句近乎梦想的套话。在图书商绞尽脑汁，想把稍微识几个字
的人从电视机和计算机前拉回来的时候，金庸的武侠小说却从容拥有如此广泛
的读者，如此持久的影响，不能不视为20世纪的阅读奇迹。海外“金迷”们甚
至在英特网上正经八百地登载了一篇“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倡议书”，列举
了“金先生的小说博大精深，涉及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地理、艺术、数
学、医农、技术各方面”，“用通俗的形式写出了严肃而深刻的主题。他的小
说成功地探讨了人性的各个方面，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他的
小说把佛家、儒家、道家思想的精华熔于一炉，时时体现出对生活于苦难之中
的芸芸众生的大悲悯，大超度；他的小说悲天悯人，劝人为善，劝人爱国爱民，
和平相处，劝人胸襟开阔，发愤图强，劝人行侠仗义，抑恶扬善”，“金先生
的语言优美而自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现代小说
的精萃，介乎文白之间而又能雅俗共赏”等理由。不说别的，单只这点，就值
得研究而又“学术”“国际”了。
    华罗庚曾以“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看来他老人家也有此好。成人也需
要“童话”，不仅因为紧张工作之余，读点轻松东西可以纾解压力，松弛神经，
而且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还能予人多方面的启迪。金庸小说以其对“上国
方物”（古时称中国本土自然人文景观习俗）和历史文化的描述，在台港澳及
海外读者中盛行不衰，无疑为中国人迈向21世纪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基础。
    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位作家朋友眼高过顶，不大注意别家创作。专意
发挥自己特色，这当然也是优点。偶尔聊天，我说起金庸小说，引起他的注意。
一个月后再见，他红肿着眼睛，埋怨我害苦了他：“拿起来就放不下，困极了
睡一阵，刚醒又看上了。误事儿呀，事耽误老了！”接下来意犹未尽，问：“
只有这十五部？他真的不写了？”
    以武侠小说剖析人生，以豪杰人物阐发历史，淋漓尽致，荡气回肠。您要
是还没有忘记认字儿，又嫌电视机里的声啊音的闹得慌，不妨沏一壶酽茶，点
一盏亮灯，拉紧窗帘，搁下电话，在周末的雨声淅沥中读一回金庸。如佐以贝
多芬第五交响乐，滋味尤佳。
    这次会议上结识了金庸，温文儒雅，丝毫没有武林豪杰之雄霸，名人大腕
儿的傲慢。如果换上对襟袄褂，活脱江南乡场上一位教书先生。

                           二  奇迹金庸

    照说萧条的年景，卖什么都难。最近走了一趟香港台湾，发现与去年年初
显然不同。一个老板说，现在唯一能和别人比的，就只是价格便宜了。作为最
普通消费者，我没有象鲁迅所说的“煤油大王赊本的烦恼”，也无须代他们代
打什么抱不平，只不过呼吸到所谓“东亚金融危机”的一点点气息。但是见识
了金庸小说在台湾的热销，就对所谓“危机”也者发生了惶惑：究竟卖不出去
的原因是什么？货，还是购买力？
    这么说，没有和财政金融专家较劲的意思。《中华读书报》上北京大学的
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
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金庸小说
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金庸热：一种
奇异的阅读现象》11月11日）一项统计资料表明，他的小说修订单行本出版次
数最多的当数《天龙八部》2124版，其次为《鹿鼎记》2120版，最少则的是附
在《侠客行》中的《越女传》31版，平均每部小说再版1000次以上。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名人”靠媒体效应在中国出版市场攫取了多少财富的
话，您得承认倪萍什么的拿了上百万稿费，不过是个小数。以中国市场之大，
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偶尔出现数百万印数的小说不算稀罕，难得的是当前娱乐方
式和媒体都已多元化的时代，他的小说还如此热销，甚至每一论影视改编，都
会引起新的阅读高潮，就不能不视作奇迹了。随着英特网的流行，您还会发现
这种传统的阅读兴趣在网上也迅速反映出来：全世界有关金庸的中英文专题网
站，竟然已经产生了数十个之多。
    这次去台湾开“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我不过是票友。一同去的严家炎
和陈墨都是名满海内外的评论家。开幕式上金庸的老朋友沈君山教授致词，说
金庸最佩服的人物其实是范蠡：范蠡拥绝代佳人西施而功成身退，归隐江湖；
范蠡“亿则屡中”（此语出于《论语·先进》，是说行情预测的准确度达到了
“几乎”亿分之亿的意思吧），聚财无算；范蠡还曾为“帝王师”，教导勾践
如何“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不但恢复了故土，并且还问鼎中原。
他可惜金庸只实现了前两个理想，对“世无勾践、刘邦”着实感慨了一番。
    说来范蠡的传说几尽完美，尽管这些说法出于号为“无韵之离骚”的《史
记》，但恐怕只能供古今“知识分子”作春梦时当范本用。但遥想半个世纪前，
24岁的金庸以一介书生，怀揣五百港纸离土离乡，到满口“鸟语”的陌生所在
给《大公报》当打工仔，居然创下数以十亿计的家业，而且－－用倪匡的话来
说－－是纯粹以笔耕，也就是时下文人自嘲的“爬格子”，或者“码字儿玩”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不算他盘出《明报》后的利息，光是版税和影视改编的费
用，就够每年再当一回百千万富翁的，且不说国内外的大学学院轮番抢着给他
颁发名誉学位。
    也是严先生文章透露说：“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
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
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
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
、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
着一套金庸小说。
    用时下流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而论，也算做到了一个高峰。
常见到作家或评论家提到金庸就作出一副鄙夷的神色，我想，他们背地里或许
也捧着金庸玩命地读，想学上几招“乾坤大挪移”或“九阴（阳）真经”。如
果确实不读，那他不是智商欠缺，就是自恋情结深不可解了。
    前面已经声明过，我于“金学”不过是票友。原先抱着“盛名之下，其实
难符”的先入之见，所以也存心抗拒过，85年在香港呆了三个月，楞是视若不
见，没有摸过任何一本。89年到了新西兰讲学，时间宽松，人地两生，实在难
以排遣，照例到图书馆找辙。馆长伦兄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倒也不强加于人，
只客观说明借出率最高的是哪些，这样诱我读上了金庸。孤悬太平洋的一个小
岛上，却日夜与中华武林的豪杰或败类为伍，那情景足够荒诞。碰巧的是，这
次会上居然见到了当年邀请我去奥克兰大学讲学的明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他是企鹅版英文《红楼梦》的后40回翻译者，现在则翻译了《鹿
鼎记》。又会到介绍我去奥克兰的柳存仁教授，和在奥盘桓数日的刘绍铭教授。
“人生何处不相逢”，信矣！
    网上有人发表感想，以为“金庸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我想
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能和他比一比。)他的小说几乎影响世界上每一个中
国人，甚至是影响世界上每一个能够读中文的人。”这次往来两岸三地，发现
到处都在播映《神雕侠侣》，而每地还都不止一个频道。除却商业运作的因素
外，倒是生出一个感慨：毕竟都是中国人，都喜欢看中国故事。谁说金庸小说
不是维系全球华人的一条文化纽带呢？
    当下的体制和政治格局，已经再不会出现“口含天宪”，“一言九鼎”的
帝王，当然更不会有姜尚、张良、诸葛孔明这样的“帝王师”了。说到金庸与
范蠡的比较论，我在会上倒是补充了一点：金庸先生有段时间白天写社论，晚
上作小说，从教化功能上说，未尝不是白天写社论给政治家当老师，晚上写大
侠为百姓竖楷模，“帝王师”的功能也无非如此。我们阅读过去，我们崇尚经
典，我们追究神奇。只是在58年以后，人们已经走过了渴望奇迹的年代。但是
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出版业，金庸都是一个奇迹。我想所谓“奇迹”，不过是努
力、机会和其他等等平常的因素，在该以加法计算的时候，却变成了乘法甚至
乘方。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倒需要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思索一下。

                           三  臧否金庸

    写下这个题目，觉得“文”了一点儿，只因不愿意再滥用“批评”二字。
好在此语诸葛亮《出师表》中用过，选入了中学课本，谅也不算生僻。
    金庸好学。据介绍，他“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获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日本创价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仑比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学府授
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等荣衔。英国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各有各有两家学院选
他为荣誉院士，英国及法国政府分别授予勋章，奖励其对文学及新闻事业之贡
献。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于一九九八年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予巴金、
冰心及金庸三人。”这份履历在当今华人作家中无出其右。网上还见得着海外
学人连袂推出的“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倡议书”。但是和所有作家一样，金
庸也得面对批评。这次“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金庸自始至终坐在第
一排听取会议发言，当然也听取了对他的臧否。
    批评有两类，一类是对他作品描述的指正，一类是对“金庸热”的不以为
然。后一类议论责任不在作者，所以尽管有人当面责难，金庸都只付之一笑，
并不回应。倒是对第一类批评认真纪录，有问必答。
    譬如《射雕英雄传》写黄蓉负伤，郭靖背着她躲到黑沼时，遇见“神算子”
瑛姑正在布算“天元之术”，金庸旁白解释说：“‘天地人物’四字即西方代
数中的xyzw四个未知数”。第一场发言中就有人指出这种说法晚于金元时期，
而且黄蓉夸口“天元‘四元之术’何足道哉！算到十九元，方才有些不容易罢
了”也是望文生义，错误理解了“四元术”的涵义。金庸当即表示以后要改。
另外一个发言者对《天龙八部》里段誉破解“逍遥派”祖师无崖子的“珍珑”
棋局一事，也提出了质疑。金庸表示先填死自己一块，再活全局的观念得于古
谱，但具体描写上可能有误，也待日后修订。由于金庸小说涉及杂学甚多，出
现这类技术性失误在所难免，方家也不是抱着挑剔的态度来指责，所以诘难答
疑，一来一往，倒颇有趣，也被报章用作现成的消遣话头。
    台湾学者林保淳是淡江大学中文系武侠小说研究室负责人，据他统计，从
1979年至今，有关金庸小说讨论的文章专著共计300余篇（部），但是“总体而
论，这些研究尽管乐意说是‘不乏创见’，但是‘批判性’或‘专业性’相对
不足，若干文字颇有几分‘书迷俱乐部’的‘歌德’味道。”“各类文章中，
批判金庸者十不一见。偶有几篇零星提及，但也褒贬相去太远，未必得其情实。
事实上，金庸作品可以指瑕处正复不少，而且有关金庸本身也该不是没有争议
的（当然，有几篇恶意的诬蔑不论），却少见论者提出。”这或许预示着以后
将出现一批认真的批评文字，而不止于贬斥通俗，挑剔偶误。
    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想来不以“雅”、“纯”和“严肃”自居，即使
今人惊为天人遗珠，一度“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经典之
作，当时也是识字老太太把观的读物。“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化，小说上升为
经典，顺带着把小说家也提挈到了“作家”殿堂，欧化语言，欧化思想，欧化
情感的欧化形象一时间成为了小说及其批评主流派的钟爱之物，反过来指责专
意用流畅的白话，描述中国思想，中国情感和中国人物的小说家为鄙俚恶俗。
张恨水的社会言情，金庸的武林恩怨尽管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但也被认为不
能登大雅之堂。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私下特好金庸，也经常聚谈体会，但
却从来不发诸文字。观念的障碍造成阅读上的两重人格，又表现为学术上的双
重标准，实在是当今批评界的悲哀。我想，这应当也是对金庸的臧否未能入格
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说金庸曾云：“我毕竟是个小人物”，“武侠小说将来的前途不大”。
有“正统”评论家据此幸灾乐祸，说什么“当一些学者大讲武侠小说如何如何
伟大，如何如何将要成为‘经典著作’时，金庸却兜头来了一瓢冷水，这都是
很出吹捧者意料之外的。究竟是金庸说得对还是那些吹捧者说得对？恐怕是不
言而喻的。”这招“打着金庸反金庸”的逻辑，是丝毫不明白“诠释学”的呓
论。如果都依照作者的自我估价来写文学史，那不是荒唐透顶的一本书吗？
    如果金庸确实这样认为，我倒是有一些不同意见。武侠小说的发生、发展
和延续数十年的火爆，自有其时代和阅读需求两方面的合理性。司马迁《史记·
游侠列传》在引述韩非“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之后，曾感慨系之地说：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总结他之谓“侠”，特点有四∶
一，修令誉。“修行砥名，声施於天下，莫不称贤”；二，重然诺。“取予然
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若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三，抗强暴，悯贫弱。“朋党宗强，比
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醜之”；四，行高洁。“虽时
捍当世之文罔，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既已寸
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就特别强调了人格独立和私德砥砺的
重要意义。有人曾以“侠”为“文化离轨者”，窃以为未必确当。即使是在现
代社会里，“侠”也没有失去意义。以司马迁的慨叹而论，“侠文化”应当与
“儒文化”互补，才能趋於理想境界。以司马迁的慨叹而论，“侠文化”应当
与“儒文化”互补，才能使社会臻於理想。“侠”的小说也理应得到延续和发
展。至于走不走金庸创作的路子，能否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是另一回事。即
使金庸，也没有宣告武侠小说终结的权利。
    臧否金庸，正是为超越金庸所必须的一个环节。这也需要新的眼光，新的
视野。

haahharen

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　　　　　　　  
  
李陀
  
　　我认为金庸的写作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批评和历史视野中来讨论，把对金  
庸的研究只放在“武侠小说”这样一个文学框架内，不仅束缚研究者的手脚，  
而且会不自觉地贬低金庸写作的意义。陈世骧先生在给金庸的一封信函中有这  
样的说法：“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  
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  
这可以说是“金学”研究中最精彩的意见。说金庸的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  
起相比”，这是一种文学史家的眼光，如此评价金庸显然早已甩开“武侠小说”  
这个死框子。可惜能以这样的眼力看待金庸的人并不多。  
　　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讨论金庸的写作和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  
亦即通过把金庸的写作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历史关联起来，看金庸的写作  
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看现代汉语（这里主要是指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在金  
庸写作中所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前不久我写了一篇讨论汪曾祺写作的文章（题  
为《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其中有这样的意见：“不是仅仅把他当做一  
个出世的小说家，也不仅仅是把他当做大散文家和文体家，而是把他当做在现  
代汉语形成和发展历史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他的写作使现代汉语出现  
新气象，我想更能道出汪曾祺的意义。”我以为对金庸亦应做如是观。  
中国古典小说亦不乏“离奇荒诞”  
　　对金庸小说的种种批评之中，有一个批评是说它“离奇荒诞”。这在最近  
刚出版的《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一书中有非常清  
楚、激烈的表述，例如指责“奔雷掌”、“灵蛇功”、“降龙十八掌”等武功  
全是“附会释道哲理而凭空捏造的，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此类玄虚神秘的东西”，  
并说：“现代武侠小说故事的文化背景早已消失，它是现代作者为适应通俗文  
学读者而虚构的中国古代武侠世界。这种虚构具有离奇荒诞的特点，是关于神  
秘玄妙世界的想像，是崇拜超自然力量的表现，代表著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  
等等。如若严肃地对这类批评提出反批评，自然有许多问题要展开讨论，这些  
问题又都往往是当代理论关注的中心。例如，在科技理性于二十世纪获得空前  
的霸权地位，其理性不仅用于征服自然，而且支配并控制著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情况下，人的想像，特别人的超自然的幻想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幻想与“先  
民时代或幼稚心理状态下的蒙昧幻想”有什么不同？是否在新的历史情景下获  
得了新的意义？这类问题的讨论对分析金庸写作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  
少的。  
　　不过，面对这样的批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回顾一下汉语文学  
史，特别是汉语叙事文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无论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元  
明戏曲，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山海经》、《太平  
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准文学的笔记写作，符合写实原则的颇少，而  
“离奇荒诞”者居多；即使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红楼梦》、  
《水浒传》其实也不乏“离奇荒诞”内容，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那些“离奇  
荒诞”的成份，《水浒传》不成其为《水浒传》、《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  
楼梦》。但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崛起，这类以“离奇荒诞”，以幻想虚  
构一个非现实世界的叙事写作被逐渐边缘化，至五十年代后在中国大陆即完全  
中断。那么，这个中断的原因何在？当然，我们不难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给出  
种种解释，例如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能允许这类写作的存在；以“左联”为正  
宗的革命文学自来就排斥一切非现实主义的写作（“革命浪漫主义”除外）；  
以现代性为规范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必然会拒绝、摒弃一切非科学主义的意  
识形态等等。这些解释或许都有道理，可是它们对一个伟大而悠长的写作传统  
的中断只从外部（亦即某种写作所必须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做了说明。至于  
这种写作与语言之间的特定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写作与构成这种写作  
的内部条件的某种特定类型的汉语之间的历史关系，正是以上那些解释的盲区。  
“金氏白话”在汉语发展中的地位  
　　金庸的写作的重大意义，只有放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证明。  
因为金庸不只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开创者，而且是一个久已中断的伟大  
写作传统的继承者。金庸何以有这样成就？原因何在？我以为这主要是，金庸  
的写作没有顺从现代汉语发展的正统和主流，而是主要从“五四”之后被正统  
所贬斥和排挤的“旧式白话”吸取营养，对“旧式白话”进行种种改造，形成  
了当今“普通话”和“国语”之外的一种另类白话文。不用说，这是一件规模  
浩大的工程。这样一个语言建设的工程当然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独自完成，金  
庸也有一大批先行者，他们在他之前已经开始了这项工程，其中平江不肖生（  
《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兵书峡》）、张恨水（《  
金粉世家》）、秦瘦鸥（《秋海棠》）、程小青（《霍桑探案》）都是很有贡  
献的人物。或许诸人中还珠楼主对金庸的语言形式影响最大，但这要另文做细  
致的讨论。但金庸无疑是这一股语言潮流中最光彩照人的弄潮儿。他是集大成  
者，也是开创者，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  
之为“金氏白话文”。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语言使金庸能够在现代汉语的语言  
环境中，寻找到了一条道路和中国古老的写作传统沟通，并使这种写作在现代  
汉语的叙事文学中复活。  
　　“五四”以来的正统文学的写作，无论不同流派或不同主义怎样相互对立  
或排斥，但都用欧化的新式白话写作，并以这样的写作一步步促使新式白话文  
的成熟。我们可以设想，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写作有可能沿著这条路一直走  
下去。金庸的写作却向现代汉语言这样一个发展道路提出了挑战。如果做深入  
的讨论，这种挑战所隐念的意义当然是多方面。但我只想在这里就金庸的挑战  
提出一个问题：自新文学出现以后，写实主义盛行而历史悠长的发源于“志怪”  
“传奇”的非写实写作传统的衰微，是否和欧化的新式白话有关？是否正是这  
种语言从内部规定了现代写作必然会依附于西方的现实主义规范？或者更深一  
步，是否现代汉语的欧化，使现代汉语的叙事与西方的“摹拟再现”(represe  
ntation)这一控制著西方所有叙事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深度模式有了必然的联系？  
　　任何一种历史发展总要出乎设计者的意料。在白话文倡导者的理想里，文  
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该是一个被新的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精纯的国语”  
的新天地。但是在运动初起时被视为心腹之患的汉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言，  
果然捣起了大乱。那就是旧式白话的兴起和普及。白话文运动固然有《新青年》  
、《创造月刊》、《现代评论》做支持，而旧式白话也有《良友》画报、《红  
玫瑰》、《礼拜六》以为阵地。新式白话的写作出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等  
一大批作家，旧式白话则以“蝴蝶鸳鸯”为标记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作家群体。  
这令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相当尴尬；“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  
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藉各自的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  
更尴尬的是，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量来衡量，旧式白话在这场竞赛中明显地占  
了上风。尽管如此，新式白话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始终不能容纳旧式白话，  
始终不肯承认旧式白话文也是“五四”之后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也不肯承认  
在一个发展阶段上，例如在三、四十年代，旧式白话的写作曾是现代汉语发展  
中主体部分，当然更不能承认旧式白话写作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了新式白话  
不可能预见的新的可能性。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由于普通话在国家力量  
推动下获得普及，由于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文艺获得绝对统治地位，旧式白话  
写作就根本从中国大陆绝迹，旧式白话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可能的推动也随  
之完全根绝。不仅如此，无论在文学史写作中，还是在各种语言学或美学的讨  
论中，旧式白话写作除了被做为“封建文化”的“垃圾”来批评之外，差不多  
根本不能登堂入室，更无人分析、讨论这种写作已经提供的历史经验，它有无  
可能使现代汉语面向另一个天地。  
　　我们正是在金庸的写作中看到这片新天地。在这天地中，金庸以他独特的  
语言面向了、倡导了另一种写作。说这种语言源自“五四”之后的旧式白话，  
这当然不错，但金庸的白话不仅与还珠楼主或张恨水的白话有很大的区别，其  
中明显又吸收了欧化的新式白话的种种语法和修辞。可我们又不能由此把金庸  
的写作划入以国语或普通话为规范的现代小说，和这类小说写作相较，金庸的  
语言似乎与文言有更亲近的血缘关系。因此，金庸无疑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  
新的白话语言，即我前边所说的“金氏白话”。讨论金庸的写作的意义，分析  
金庸写作的特色，评价金庸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我想都不能回避对这种新的白  
话语言做细致的研究，因为正是在这种语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突破  
欧化汉语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欧化汉语和西方“摹拟再现”这一深度  
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追求新的更为自由解放的写作的可能性。  
  
（纸醉按：上文录自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八月号有关五月份在科罗拉多大学举  
行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导。）

haahharen

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严家炎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
地回答：

　　“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册一
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
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
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
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
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
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
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
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
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
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
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
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
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
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
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
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
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
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
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
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
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
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
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
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
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
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
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
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
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
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
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
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
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
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
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
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
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
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
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
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
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
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
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
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
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
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
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
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
“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
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
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
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
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
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
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
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
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
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
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
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
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
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
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
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
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
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
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
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
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
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
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
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
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中华读书报》1998.11.11.

haahharen

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

——就《金庸小说论稿》与作者严家炎对话


宫苏艺

　　金庸小说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留下了许许多多个“谜”。

　　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的专著《金庸小说论稿》。这本书是第一部
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

　　《金庸小说论稿》出版后，记者采访了严家炎先生。

　　记者：您1995年春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
课程。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考虑。

　　严家炎：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平心而言，并非为了
赶时髦或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
感。具体来说，我开这课，一是为了感谢青年朋友们的殷殷期待，二
是为了回答文化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

　　我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
督促之下。“既然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读，做老师的完全不了解似乎
说不过去。”怀着这种心情，于是我试读了《射雕英雄传》，一读之
后，竟然就放不下来。后来竟至渐渐觉得不为青年朋友做点事就欠了
感情的债，就会有重压之感，觉得不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既有愧
于文学史研究者的责任，也辜负了他们的期待。

　　至于文化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那是发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
此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鉴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学（包括香港
基本法起草工作）、新闻事业、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
他名誉教授称号，我也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
革命》的贺辞。不料，此举遭到了一位杂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讽和谴责，
他在《拒绝金庸》一文中，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
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
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正因为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
决心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让大家来共同讨论和鉴别，顾不得这一做
法是否妥当或超前了。

　　记者：此后您还在北大讲过金庸小说吗？

　　严家炎：我去年上半年还讲了一个学期。听的人很多。我后来不
得不做了一点限制，就是规定的作业量特别大，要完成三次作业，把
很多人吓退了。跟年轻人一起讨论金庸小说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您称“金庸热”是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具体指什么？

　　严家炎：“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
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一
是持续时间长。文学作品的“热”，通常能保持两三年就算不错。而
金庸则不同。据我所知，仅1998年，就有三个金庸小说研讨会在美国、
祖国内地和台湾分别举行。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
的一个缩影。二是覆盖地域广。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
流传。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
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
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都爱读。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
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
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

　　记者：您怎样评价金庸的小说？

　　严家炎：我对金庸小说评价相当高。金庸既喜欢传统小说《水浒
传》、《红楼梦》，过去的武侠小说他也喜欢；另一方面他年轻时又
喜欢西方文学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金庸年轻时是写新文学作品的。
他20多岁时写的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中
获得过二等奖。他后来把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为电影剧本《绝
代佳人》，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金庸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文学
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去改造武侠小说。中国过去的武侠小说毕
竟是产生在封闭的农业社会，有很多旧的意识，有很多缺陷。早在
40年代，张恨水就呼吁有“先进思想”的新文学家，不要抛弃中国的
“普通民众”，不要抛弃本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和传统的白话语言。
张恨水讲话不到10年，金庸、梁羽生等就在香港出现了。这不是一种
巧合。金庸小说用了传统的形式和白话语言，思想内容上是新的，有
很多现代的精神。比如，他在小说中不提倡报仇，滥杀无辜；对汉族
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有新的观念；对个人迷信是反对的，等等。他对不
正常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形态，进行了许多批判，有独立的批判精
神。他的小说大体上是站在全民族的或者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来
思考问题、观察问题，这就是现代精神的基本点和出发点。

　　记者：随着金庸小说的出现，您认为应当怎样评价武侠小说。

　　严家炎：武侠小说其实只是小说的一个品种，而不是一种固定的
思想倾向。虽然一般武侠小说都肯定行侠仗义，急人所难，但就具体
作品而言，内容比较复杂，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复仇，
可以说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但就多数而言，武侠小说最影响人的
是正义感。它给人灌输一腔热血，让人憎恨残暴的压迫者，同情无辜
受虐的百姓，而不是教人等待侠客拯救。

　　50年代开始在香港出现的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
之所以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归结为是作者以精英文化改造了武
侠小说的结果。这种改造带来了武侠小说的新生命，适应并积极促进
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平衡。社会呼唤新武侠！
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侠！

　　记者：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您怎样看待金庸小说的历史
地位。

　　严家炎：我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中曾说：如果说
“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
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
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然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
篇章。

光明日报1999.2.26.

haahharen

金庸和克莉斯蒂

                        梁晓声

　　将金庸先生和阿嘉莎·克莉斯蒂联起来想一想，是会
发现一些颇有意思的文学现象的。而且，其现象超出文学
本身的话题，与我们人类的休闲方式关系密切。

　　不消说，读书是人类传统的休闲方式。

　　于是便有了伟大的休闲小说作家。

　　我觉得，金庸先生乃是当代接近于伟大的一位休闲小
说家，而克莉斯蒂则确乎是伟大的了。金庸先生的小说，
将中国武侠故事演绎得别开生面，荡气回肠，几乎全部被
改编成了电影或连续电视剧。半个世纪以来，受到着最广
大的华人的喜欢，引起西方汉学家的高度重视。

　　一位小说家，以他的小说作品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
之休闲阅读服务，服务效应获得普遍的公认，难道还不接
近于伟大么？

　　至于克莉斯蒂，其服务效应就更加令世人瞩目了。这
非凡的女性，一生写了近百本书，除了80本侦探推理小说
外，还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和十几部剧本。在全球她的侦探
小说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出版，在西方，她的侦探小说重印
达198次，总印量仅次于《圣经》。

　　真的，在我看来，这位名副其实的侦探小说女王，其
成就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一百年内，在世界短跑史上，会有人超过女“飞人”
乔依娜么？

　　一百年内，在世界文学史上，会有人的成就举目公认
地超过克莉斯蒂么？

　　这么一想，不禁的心生肃然。

　　当柯南·道尔逝世以后，英国举国悲哀。《泰晤士报
文学副刊》曾这样评论———“英国再也不可能产生第二
个柯南·道尔了。”

　　似乎偏偏要证明这一评论是错误的，克莉斯蒂的成就
和影响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柯南·道尔。比利时籍的私家侦
探“波洛”的知名度，也和福尔摩斯的知名度一样高。

　　像金庸先生的中国武侠小说也深受许多中国读书人士
推崇一样，克利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同样征服了许多欧洲
知识分子。甚至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英国前首相威尔逊，
英国皇太后玛丽，都曾公开承认欣赏她的小说。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

　　某夜白宫的总统睡房里灯光彻夜长明。第二天早上员
工们看出卡特总统双眼微肿，关心地说：“国家公务重要，
总统先生的身体也很重要。”

　　但卡特总统却诚实地回答：“谢谢。我其实几乎一整
夜都在读克莉斯蒂的小说。”

　　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
过来呢？

　　要知道，中国文学中，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
要知道，英国的历史中，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
也不少啊！

　　又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从小都爱读
武侠小说，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几乎从小都爱读侦
探推理小说呢？———起码从前是这样的。

　　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于休闲的同时，亦获得另外
别的什么心得呢？

　　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
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
呢？

　　显然，武侠小说的“文学气质”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
扬民间正义的。

　　显然，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气质”是一种法制前提
之下形成的“气质”。是协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恶，破
坏刑事阴谋的。是称颂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
的影视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
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
显得经验不足罢了。

　　在旧时代，人心向往武侠，向往清官。有道是“武侠
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武侠代
表了人们的向往，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茶馆里，大侠一剑挥去，威而恶者人头落地，听书的
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好！”

　　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
闲，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莉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
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克莉斯蒂曾公开表示———她创作侦探推理小说，并
非出于什么高贵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娱乐读者，给阅读的
人带来满足的喜悦。

　　这肯定也是金庸先生创作他那些武侠小说的出发点吧？－

　　人类对休闲的需要，永远强过于接受某些高贵教育的
自觉。而这是符合人性的。

　　娱乐读者，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这样的小说，
这样一种为人类的休闲服务的精神，细细想来，其实本身
就是应受到尊敬和感激的啊！

　　目前，贵州人民出版社已经全部买下了克莉斯蒂的毕
生心血之作———80种侦探推理小说，且已翻译出版。它
们的出版，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休闲又提供了可喜的内容。

　　愿克莉斯蒂在中国也渐渐地家喻户晓……  

《生活时报》1998年12月16日

haahharen

《诸子百家看金庸》

                    金庸

                    书茵

    金庸中等身材，略微肥胖，笑起来，双眼连成一线。方方正正
的「国」字脸上，带看庄重和含蓄的表情。

    他沉默寡言，不善辞令，说广东话像说外文，喜怒不形於色，
喜欢以信代言。除了张彻、项庄、汪济、倪匡四大知交可以畅所欲
言外，一般人皆感到他有一股摄人的气势，不易亲近。

    有人笑说金庸既不风流潇洒，亦非神采非凡。有时连领带亦打
歪，大有「不修边幅」之嫌。更有人说他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奇妙
组合。不应「从文」，而应「从政」。

    但不管怎样，金庸的武侠小说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内容悬
疑诡秘，扑朔迷离，令人穷追猛打，秉灯夜读。书中人物，简直成
了读者身边的至亲好友。你可以不知道谁是官守议员非官守议员，
但不会不知韦小宝、郭靖、东邪西毒、周伯通……

    金庸笔下人物，侠士风流，侠女多情。但金庸本人外表朴实，
既非柔情似水，也没有阿伦狄龙的形，潘安的貌。挪威剧作家易卜
生「社会栋梁」式人物，有点像他，不过，最重要的，他是金庸香
港人所崇拜的作家和事业家偶像。

    金庸是浙江海宁县人（祖籍唐山），原名查良镛，一九二五年
出生。金庸是他的笔名，从「镛」字中拆出。

    金庸另有少为人知的笔名是林欢、姚嘉衣、姚馥兰，大都是当
年在「长城画报」执笔及写剧本所用。

    四十年代，他乃一血气方刚年轻人。如继续读国立大学外文系
至毕业，或「投笔从戎」，那今天一切也许都会改观。但「宁为一
书生，胜作百夫长」－－他选择了一条「提笔从文」的道路。

    金庸既有气魄，亦具才华。在三千多人的考试中，他脱颖而出，
考取了「大公报」任记者。随後，来到香港，仍任职「大公报」，
不过当时收入菲薄，日子难过。於是，兼职「长城」电影公司当编
导，写下不少剧本，境况稍顺。金庸曾与罗孚、梁羽生一起，编「
新晚报」副刊，写「三剑楼随笔」，才情不分高下。不久，吴公仪、
陈克夫澳门新花园比武，轰动一时，所出「号外」瞬间卖光。罗孚
灵机一触，鼓励他们写武侠小说。罗写的不大受欢迎，结果一部收
科。梁羽生的大为受落，於是一部一部写下去。金庸的呢－－至此
成为文坛奇才。从「香港商报」连载的「书剑恩仇录」、「雪山飞
狐」起，至「明报」的「射鹏英雄传」、「神鹏侠侣」、「鹿鼎记」
等，三部短篇，十一部长篇，一时石破天惊，人手一册，大有「前
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的气势。

    「明报」创立，更是金庸一大成功，也令金庸社会地位大大提
高。

    金庸写稿很慢，字字推敲，至「鹿鼎记」，他宣布「封笔」。
十四部大都头的武侠小说，已足以令他在文坛和香港文学史上稳占
一个席位。金庸自称最喜欢「射鹏英雄传」和「神鹏侠侣」。有人
问他，「雪山飞狐」胡斐的那一刀究竟有没有砍下去？他微笑：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金庸的最大特点，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泱泱大度，极有君
子之风。林山木由金庸一手栽培，离「明报」自创「信报」成功。
金庸并不介怀。酒会相遇，必定客客气气，握手言欢。宽容乎？深
沉乎？总之，不是人人可以做到。

    金庸最喜欢的人，是胡菊人。

    胡菊人离「明报月刊」到「中报」，几乎成为文化圈地震式的
新闻。不久，胡菊人离开「中报」，创办「百姓」半月刊，颇为成
功。一切前尘旧事，亦不想重提。但金庸对他仍念念不忘。

    去年圣诞节前，金庸在尖东某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知道
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慕容公子邀他挚谈，诚意拳拳，
乃笔者亲眼所见。

    金庸没有倪匡的疏狂，不会喝醉了倒地哭喊打滚。也没有胡菊
人的名士派头，写作之馀，调音律，弄弦索。亦不像张君默的书呆
子气，一心一意追求人生的至善至美，写累了，就跑去荷锄种菜。
但可以说，金庸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是生活的强者。他每晚仍
回「明报」上班，平时喜欢看书、打沙蟹、下围棋、钻研佛经，有
看普通人的兴趣。但望看他那深邃的目光，肃然的神情，你又会觉
得他其实与众不同。将来，「金学」是否成为一大学派，金庸可会
真的「从政」，那又有谁能知道呢？

haahharen

小说家的金庸与德育家的查良镛

庄慎之

　　君子动口不动手，封了笔不再动手的小说家金庸最近开了金口，
号召青少年们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
　　金庸是我最喜欢与最佩服的小说家之一，作为学者报人的查良
镛我也深为敬服，但小说家换了电影《顽主》里“德育副教授”的
面孔，委实有点那个。
　　香港廉政公署鉴于世风日下而力邀查良镛出山教育青少年。查
先生号召青少年为人应诚实，淡薄名利，并说：“贪污是无耻的行
为，只要你贪污，即是不尊重你那份工作，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查先生用心良苦自可理解，他说这些话也完全正确。但是，查先生
拿郭靖、令狐冲与韦小宝为青少年树立好与坏的榜样未免大为失策。
　　窃以为，《鹿鼎记》是金庸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而韦小宝则
是其笔下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金庸的老朋友兼“金学家”倪
匡更是对《鹿鼎记》推崇备至，而且力辩韦小宝绝非反面人物（见
倪匡著《我看金庸小说》）。我也相信，金庸当初写韦小宝时也绝
不希望将他塑造成一个奸诈、凶险、贪婪、狡狯的市井无赖的典型。
相反，金庸不断强化韦小宝的机灵、乖巧、临危不惧，还有那无往
不胜的“运气”。更重要的是，韦小宝从未真正对一个好人（如陈
近南、康熙）作奸使坏，他的欺骗诡计全是对着诸如吴应熊、郑克
爽之类的反面人物去的。所以，金庸———应是查良镛———把韦
小宝作为今日青少年的反面教材，似乎对当年自己笔下的这个鲜活
的人物有点不大珍惜。
　　退一万步而言，即使韦小宝真是金庸笔下的反面人物，恐怕查
先生也没办法消解韦小宝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查先生只能怨作为小
说家的金庸把韦小宝塑造得太真实了，太贴近读者了。所谓“形象
大于思维”，这是作为德育家的查良镛无法改变的。尽管查先生希
望人人都如郭靖那么老实正直，但诚如他自己说的：“现实哪有如
此正直、率直、老实的人？这种人在香港怎么生存下去？”倪匡更
是直截了当地评判郭靖是金庸笔下的一个“伪人”。试想，这样一
个近乎完美却遥不可及的人，又如何让人由衷地以之为楷模？而不
靠伤天害理只凭八面玲珑而一路顺风更兼享超级齐人之福的韦小宝
又怎能不令人心动？查先生这样用其笔下人物来劝勉后辈，未免太
过苍白无力了吧。
　　奉劝德育家的查先生还是不要和小说家的金庸较劲吧。其实，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早已洋溢着高扬的正义感、责任感，早已渗透着
对功名利禄的鄙夷轻视，早已充盈着对亲情爱情的向往与执着，
金庸笔下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是远比查良镛的几句苍白的说教更具
感染力与说服力吗？

（原载《羊城晚报)

haahharen

　用小说诠释中国文化———走近金庸

　　卢新宁

　　5年前在踢破门槛的拥挤中，曾目睹刚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授予名誉教授的“
金大侠”的神采。那温文儒雅的君子风范以及与爱妻的脉脉深情，仿佛是他小说
中的场景，让人感念至深。
　　不久前，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咖啡厅终于有了走近金庸的机缘。一个半小时的
采访中，75岁的金大侠从容淡定的言辞微笑，与我心仪已久的“武林宗师”甚为
吻合……

　　我写武侠小说真正宗旨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使读者觉得人生在世，固
当如是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副浑然天成的对联，包括了十四部颠倒众生的武侠小说，每个看似平常的
字都蕴藏着一段让亿万“金迷”刻心铭骨荡气回肠的侠义故事。
　　为什么金庸能有如此魅力？因为金庸小说充满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呈现
了其中最雍容最美好的部分：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那
些侠骨柔情的英雄气概，重信然诺的君子风度，快意恩仇的人生境界，照亮了我
们平庸琐碎的生活。许多人可能没有读过更多的中国文化经典，但从他的笔下获
得了中国传统美德的熏染。一位知名学者认为，金庸的小说确实起到了一种普及
中国文化的作用。
　　金庸先生却于此谦谦，微笑着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他说，我写武侠小
说并没有想宣传什么主题思想，偶尔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的刻画和讽刺，
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
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生敬仰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欣赏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向金庸讨教不能不说“侠”字。对此，金庸先生十分认真地说：“思想家中，
我最推崇孟子，推崇至大至刚的大丈夫气概。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侠气，就是性
情中人。”
　　金庸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自己小说里的人生观有过发人深省的总结，他说：
“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
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
小说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那些在侠客列传、唐宋传奇、明清小说中，多少有
些怪异、神秘的侠客，到了金庸的笔下大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堂堂正正的大
英雄。“虽万千人吾往矣！”笑傲江湖多年的金大侠至今依然坚持自己在14部小
说中对于“侠之大者”的理解。
　　金庸推崇诗教，强调对青少年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并非是要学习许多知
识，而是要熏染温文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君子之风。从这个意义上，他
高度评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倡导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西方文
化席卷全球的世纪之交，金庸坚信中国文化依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他曾引述英
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之言强调“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
他说，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
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历史是个奇妙的筐，里面自有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凝重

　　金庸要写一部中国通史。
　　熟读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他的14部小说都是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写，
所谓“以江湖映写江山”。金庸的许多历史观念已在小说中发挥甚多，如今终要
写成学术性文字，而且是一种“与以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历史观”。对
此，金庸先生解释道：我的立场是完全站在老百姓一边的。比如人们往往赞美打
败匈奴的汉武帝，但他推行盐铁专卖、与民争利，似乎不足为训；相比之下，我
更喜欢那位减免税收、与民生息而且肯下“罪己诏”的汉文帝。
　　西方历史学家已经渐渐重视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文化史等，不再像从
前那样，以政治史为唯一的历史，近年来更兴起不少“民众史”的著作。退隐江
湖多年的金大侠此番出山，潜心写这样一部“由下而上的历史”，不由又给无数
“金迷”一种期待———听金大侠纵横捭阖引弓含笑说历史，当是何等快事！金
庸说过：“历史是个奇妙的筐，会沉淀下一些东西，也会收藏一些人物变迁，里
面自有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凝重。”但愿我们能够早日从金大侠带给我们的这
个“奇妙的筐”中重温千年历史，一览风云沧桑。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９０５０４№Ｋ〕

haahharen

语到极致是平常

孔庆东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
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
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
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
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
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
“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
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
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
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
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
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
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
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
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
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
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
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
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毕竟要胜于“无句
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
“一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
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
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
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
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
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
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
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
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
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
的人物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
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
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
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
概》所云：“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
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
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
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
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
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
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
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
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
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
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实际
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
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
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
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
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
“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正像《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剑术登
峰造极之时，便不再依赖任何宝剑，飞花摘叶，皆可伤敌。在武侠小
说中，无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艺术创作中，无技巧的技巧，
则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释道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印证了这个
充满辩证法的哲理：语到极致是平常。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骚客不但达不到这个平常，而且理解
不了这个平常，还自以为语言奇丽，用词怪异，才是读书人的风采。
有感于此，笑引一则民间字谜结束此文：“道士腰间两个蛋，和尚肚
下一根筋。平平常常两个字，难坏多少读书人！”（谜底下个世纪公
布）

中华读书报1999.5.26.

haahharen

“评点金庸”话短长

袁良骏

　　据《中华读书报》消息，为《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作家
金庸和评点本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已经闹翻，如非出版社方面“考
虑到金庸先生的形象和广大读者的感情”，就要和金大侠对簿公堂了。

　　何以至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金庸先生的说法和出版社
完全两样。金大侠认为“所谓对金庸作品的评点集，其实是一种聪明
的盗版方式”。还说：“随便找几个人，说这段好，这段不好，就是
小学生也会写的。”出版社方面则声明：《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绝非盗版书，因为他们在1996年12月和金庸作品版权代理者——香港
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该书的正式出版合同，并在北京市版权
局登了记。至于参与评点者，“都是搞小说研究的有名学者，如冯其
庸、严家炎、陈墨等。”而且，“评点人名单的确定也是经金庸认可
的”，甚至“部分评点文字也已经过金庸审阅，并依其意见修改过。”
到底真相如何？局外人一头雾水，简直无从判断。我们既尊敬金庸先
生，也和文化艺术出版社无冤无仇；因此，我们无需偏袒任何一方，
更不愿不怀好意地“坐山观虎斗”，我们衷心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我们想说的，是一些与这场官司无关的“题外话”，即金庸武侠小说
有无必要出版“评点本”？

　　这似乎有点“痴人说梦”，人家“评点本”已经出来了，怎么没
有必要？然而，在我看来，金庸武侠小说（乃至一切武侠小说）着实
并无必要出“评点本”。原因很简单，武侠小说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
的消遣品，一种云山雾罩、天马行空、主观随意的通俗读物，只要略
识几个大字而且头脑清楚，就不难看懂，更不难领略作家行文之妙和
想象之丰，何需评点？就此而言，金庸先生说这种评点“小学生也会
写”，实在一点也不夸张。实际上，我们从一些小朋友对金庸武侠小
说赞不绝口、神采飞扬的谈论中，早就接触了这种“评点”。一加录
音，整理成文字，它们就是很生动的“评点本”——《小学生金庸武
侠小说评点本》。当然，他们阅历不丰富，知识欠渊博，他们的评点，
多属直观式，即兴式，绝不会像专家学者评点起来那么头头是道，锦
上添花，因为他们幼稚，没学问，难免肤浅和就事论事。然而，俗话
说得好：童言无忌。这些小朋友的评点坦诚、直率、真挚，绝不会像
专家学者那样容易拉起架子，摆起面孔，故作高深，不着边际。中国
古代，很有几位了不起的文艺理论家，像著《文心雕龙》的刘勰和著
《文赋》的陆机，就是大家公认的代表。然而，非常不幸，唐宋以后，
这样的文艺理论家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数不尽的诗话、词话、诗话
家、词话家，没有人再对文艺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理论探讨。诗话、词
话自然也有它的价值，其中确有很多真知灼见。有的（如严羽《沧浪
诗话》等）甚至也表现了一些自成体系的理论性思考。然而，金石考
察毕竟零零碎碎，不成体统。尤其糟糕的是它们开了“评点派”的头
儿，拿到一部作品，就来评点一番，赞美之处，圈圈点点；非议之处，
詈骂有声。从总体上说，这应该是中国文艺理论的不幸。它使中国的
文艺批评长期停滞在文艺欣赏的水平上而裹足不前。评点派的高峰是
金圣叹和脂砚斋，就是他们，又何能望刘勰、陆机之项背？直到清末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才别开生面，具有了浓郁的文艺理论色
彩。

　　话说回来，如果说金圣叹评点六部“才子书”、脂砚斋评点《石
头记》毕竟将经典作家作品通俗化了，功不可没，那末，我们今天逮
住人人会看、人人会评的畅销书金庸武侠小说大加评点，难道真的有
此必要吗？又怎能怪金庸老先生说这种评点本是一种“聪明的盗版方
式”呢？

　　当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辑和顾问冯其庸先生1996年12月赴
港与金庸先生签订“评点本”合同时，鄙人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
院客座，从报纸上看到了大张旗鼓的有关消息以及冯其庸先生的谈话
（均见该月《明报》）。我当时即对搞这个评点本大不以为然，对冯
其庸先生的谈话尤为不解。他说（大意）金庸小说已经成为经典著作，
需要注释，需要评点。作为一位“红学”专家，轻易地给金庸武侠小
说送上“经典”桂冠，是否刻意为之而别有所图？再说，“经典”是
否需要一点历史的考验？是否需要作家百年之后由子孙去评定？当面
奉送“经典”桂冠是否略嫌肉麻？为了充分表示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珍
爱，冯先生说他曾三下新疆，去实地考证《书剑恩仇录》细节描写的
真实性。这就更犯了小学生都明白的常识性错误。所谓考证，面对的
是史实。《书剑恩仇录》是一本纯系杜撰的武侠小说，虽说捕风捉影
地扯到了一点“史料”（如乾隆乃陈阁老之子，用“掉包计”进了宫
并当了皇上之类），那都只是出于创作的需要，并不对历史负责。怎
么考证？考证什么？即使小说主人公陈家洛到过新疆、小说中的武侠
集团“红花会”根据地在新疆、某某人曾在新疆大战狼群……难道这
些子虚乌有的艺术虚构都需要我们的“红学”专家去一一考证吗？退
一万步说，即使你真的考证出了点什么“史实”，然而它究竟能说明
什么问题？莫非艺术虚构一下子就变成了历史真实吗？这岂不又从根
本上否定了金庸的艺术想象？冯其庸先生那年在香港的上述谈吐，使
我油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杂文——《名人和名言》（收入《且
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鲁迅在文中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
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名人并非“无所不通，无所
不晓”，谈到他的“专门”，可能说出不少名言；离开他的“专门”，
则难免“悖谬”，就不是名言了。冯先生的“专门”在“红学”而不
在史学，更不在考证。因此，当他离开“红学”大谈武侠和考证时，
就难免“悖谬”了。

　　我怀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很可
能是听信了冯先生上述并非名言的“悖谬”的结果。因此，这场有关
“评点金庸”的官司，冯先生恐怕也难逃干系。是耶？非耶？我们只
能拭目以待。

中华读书报1999.5.26.

haahharen

金庸旋风席卷海内外

□以建

　　一九九八年，“退隐江湖”的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驿马星动，
年头至年尾，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东西南北间，事缘于这一年“江湖上”
金庸旋风再起，各路“英雄好汉”力邀金庸出访，大侠难却盛情，唯
有出山。

　　先是三月，云南大理苍山洱海边举行了一个“金庸学术研讨会”，
汇集国内的“金学”研究者，更有昔日大理国武林高人“一阳指”段
王爷的众多后人，盛邀金庸出席“论剑”。一时“洛阳纸贵”，数日
之间，新华书店里的上千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抢购一空。时逢大理白
族三月街民族节，欲亲睹金庸大侠风度为快者，几近人山人海。金庸
履迹之处，更留下无数令人回味无穷的佳话。

　　五月，美国洛基山脉下世外桃园般的科罗拉多大学，举行了“金
庸小说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金庸坐镇。与会
者包括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英国、瑞典、日本、加拿大的
学者文人，还有来自美国各名牌大学的诸多教授和博士生，华洋荟萃
一堂，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共同解读金庸小说这巨大的“文学之谜”。

　　十一月，又一批学术界高手聚集东海上的台湾宝岛，召开热闹无
比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自然不能没有金庸出席。一年之间，
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学术界，不约而同地为同一个作家举行了三个大型
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如此殊荣，在当代作家中，唯有金庸独享。

　　不仅是学术殿堂一片金庸热，市井平民间也卷起金庸旋风。年初，
香港电视台推出“杰出华人系列”电视专辑，率先播出金庸专辑，连
续三个星期天晚上黄金时间播映，几近万人空巷。看罢金庸笔下的小
说，再看金庸本人传奇的故事，从书籍出版、影视制作、电脑新游戏，
直到传媒跟踪报道、新式菜谱“射雕英雄宴”的出现，热闹非凡，从
年头至年尾，海内外华人的视觉中跳动的全是金庸世界中的英雄豪杰。
时兴的国际互联网中也刮起金庸旋风，年轻的网上发烧友无不趋之若
鹜。台湾远流出版社去年创建的网站——“金庸茶馆”，据负责报道
的“店小二”声称，该站台曾创下一天超过２０００则留言记录。

　　更出人意料的是，金庸旋风竟然蔓延到美食界。十一月四日，港
台名厨汇聚台北，联手掌勺，摆出无数英雄竞垂涎的“华山论剑之射
雕英雄宴”。开宴之日，群情激动，将金庸热推向高潮。这席英雄宴
仿造《射雕英雄传》书中黄蓉为诱请洪七公教郭靖降龙十八掌而做出
的菜肴，菜名如诗如画，不似人间食物，如“矫若游龙掷金针”、
“玉笛谁家听落梅”、“荷香飘溢叫化鸡”、“二十四桥明月夜”、
“岁寒三友聚一堂”等。尝过大宴，人们问金庸何以会想出如此佳肴
美名，金庸笑说，“我只想把它写得好听又特别一点，没想到会这么
难做出来。”

　　金庸签名签得手都要起茧了。且不提在大理，热情的读者排长队
等候签名，甚至苦苦守候在金庸下榻的宾馆门前久久不愿离去。在异
国他乡的美国，竟有不辞劳苦连夜驱车数百公里的“金迷”，为的就
是求取金庸的亲笔签名。更不用说在台湾，金庸即使是在小面馆里吃
碗清炖牛肉面，桌旁也站着要求签名的食客。大侠自有大侠的胸襟和
风度，即使再忙再累，金庸总是出手毫不吝啬，“金迷”更是满载而
归。

　　除了出手应付络绎不绝的签名外，金庸还要出口回答来自不同阶
层、不同年龄“金迷”的讨教或“找碴儿”。面对来自四面八方、千
奇百怪的问题，金庸的口术恰如其描写的武术一样，才华横溢，妙趣
横生，令众“金迷”无不为之倾倒。

　　在台湾金庸不仅接受了电视的采访和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还加
入互联网同网友聊天。有读者询问金庸笔下忙于行侠仗义的大侠靠什
么维持生计金庸笑着说：武当七侠生活清苦，令狐冲常没钱买酒，至
于郭靖，因为帮助守城，应该会领到粮饷，其他人像老顽童周伯通脑
袋本就不太清楚，多半会去跟有钱人“借”，只是大概不会经过人家
同意，也不会还钱吧。

　　台湾一位电视台主持人问金庸，有那么多读者把金庸小说当成生
命中很重要的书籍，金庸先生会不会有压力呢？金庸先生幽默地回答：
不会，因为他写时还没有那么多读者。

　　有人问金庸最崇拜什么历史人物，金庸答，范蠡和张良。因为范
蠡有美女西施相伴，又很会投资经营。那么金庸最认同中国哪个朝代？
金庸表示最认同唐朝。他说“唐朝不但文治武功鼎盛，而且是中国历
史上最雍容大度的朝代，在当时就有位宰相是外族人，这种只问能力，
没有民族成见的泱泱大国自信，不要说是中国其他朝代，就连外国也
不曾见。”

　　有金庸迷问金庸，为何能描写出如此令人神魂颠倒的男女主角，
金庸答：不是那些人物会令人神魂颠倒，是读者自己神魂颠倒。金庸
封笔十八年，但其小说却不受时空限制，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每
代读者都为之神魂颠倒，电视台主持人问金庸当初封笔的时候，有没
有想过十八年后的今天，甚至１８０年后的人会如何看金庸小说？金
庸先生愉快地答道：如果１８０年后还有人看我的小说，我做鬼都很
高兴。

　　金庸先生固然期望１８０年后有人阅读他的小说，但他更希望有
人继承武侠小说创作的衣钵，将武侠小说创作发扬光大。对此，金庸
先生似乎有些无奈。在台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金庸先生感叹道：
现在已不太有人写武侠小说了，台湾方面如果再没人写，恐怕将来就
更没有武侠小说可读了。他表示，至今没有人拜他为师，他也没打算
收徒弟，只希望有人继续写下去。

　　虽然自己不写，但金庸还是为武侠小说创作发展方向指点迷津。
他说：“对于往后武侠小说的发展，我认为仍以具侠气、正义、见义
勇为等为主要呈现的精神，也可将现代的枪炮、拳击等元素加进去。”

　　对于读者的期望，金庸希望年轻朋友在透过电视、漫画、甚至电
脑游戏来认识他的作品之后，更期待他们长大时，多认点字，也来看
看他的书。事实上，不少海外华人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继续学习汉语，
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刻意购买金庸小说送给自己的子女，既
能吸引生活在海外人文环境的年轻华裔一代的阅读兴趣，培养他们阅
读中文书籍的习惯；又能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自己的民族
意识和自尊。因为金庸小说既是汉语语言和文学的典范之一，又融汇
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或许正是金庸小说的魅力之所在，也
是金庸旋风连续不断的真正根源。

　　（摘自《家》杂志１９９９创刊号）

haahharen

论金庸小说

刘再复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五四”
时期短暂的自由氛围转眼便烟消云散，文学自觉或不自觉转变成党派的工具，
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改变立场成为党派中人。特别是新文学中的左翼作家，不仅
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成解释生活的信条，当成观察生活的唯一角
度，而且更将作家组织化，致使作家的思想、生活、写作都置于一个非个人的
机构的统制之下。就像本土传统的写作易于屈就都市商业的压力一样，新文学
传统的写作在“五四”退潮之后便屈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文学成了意识形态、
政治权力的婢女，这是一个事实。从二十年代后期，经过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
四十年代延安文学到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前后六十馀年时间里，文学就像
得了不治的绝症一样，在意识形态的统制之下奄奄一息，了无生机。
　　金庸的写作与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六十年代，文
学的写作万马齐喑，大陆作家纷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金庸在香港一隅保
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这是极其可贵的。他像他笔下虚构出来的武侠英雄一样，
凭著一身胆识、一身武艺，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
人。假如我们追问金庸何以写得出如此脍炙人口的作品，那答案自然在除了文
学的本领外，还在于他对文学的这种信念。伟大的创作无不根源于自由的精神。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金庸生活于人身自由度较大的香港，政治生态环境不至
于如当时大陆那般恶劣，写作自由本来就存在。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事实。应
当注意到，社会体制赋予的写作自由并不等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在一个充分商
业化的社会，束缚精神的压力，较少来自政治，但更多来自商业利益、大众趣
味，来自心灵的自我束缚。不错，金著武侠初刊报纸时就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但他正当写作的盛年便决定封笔，放弃了巨大的后续商业利益，又费时十年，
全面修订已刊作品，这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仅此一例，足见金庸对文学的信念。
六十年代初，因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引发难民潮；六十年代中期，因红卫兵运动
引发左翼学潮、工潮。查先生其时主持《明报》，持论均逆潮而上，他成了众
矢之的，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处之泰然。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信
念，既见于他的做事，也见于他的写作，而这正是自由精神的体现。作品所写，
不必尽是作者的经历，然必与作者的品质精神息息相关。我们在金庸作品中体
会到的独立不拘气息、任情自由的精神，正是金著武侠成就的因由本身最好的
注脚。
　　金庸写作的自由精神，不仅使他的小说能够以自觉自创的文体把本属于俗
文学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准，而且使他的小说在审
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
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使“涕泪飘零”
（刘绍铭语）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另一审美氛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缺少想像力的弱点。而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维度时，
又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
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
梦想。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是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武侠小说的成型
是在清代，到了民国年间有了大的发展，被称为旧派武侠。旧派武侠在叙事描
写、塑造人物上都有可观的成绩，但它们的最大不足在欠缺表现人性。金庸对
武侠小说的最大发展是将非现实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结合起来，于无处可寻
的江湖看出社会，于无处可见的英雄大侠读出丰富无比的人性，于神奇怪异的
功夫显出文化特徵。在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娱乐趣味，又有深入严肃的思
考；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又蕴含丰富的社
会现实内容。金庸将武侠小说带入了全新的境界，被公认为新派武侠最杰出的
作家。武侠小说大概会为锺情于它的作家一直写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断言后无
来者的话，那么说金庸武侠的成就属于前无古人之列，应当不是什么夸张其辞。

（本文原长七千字，经删节）

haahharen

金庸笔下的的儒、墨、佛、道四种侠

儒侠
陈家洛作为金庸塑造的第一个侠客形象，种种迹象表明金庸曾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大
侠士、大英雄。
显赫的家世、尊隆的地位、文武全才的本领、琴棋皆通的才艺、潇洒儒雅的外表……金庸
把所能给的外部的条件全都给了陈家洛，但他偏偏“不争气”，未能成为一个大英雄。

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主人公，却没有多少能反映其英雄的性格与能力的典型的情节
，而其在霍青桐面前表现出来的懦弱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其说陈家洛是个江湖侠士，不如说他是一个书生。我们在他身更多的看到的是书卷气。
书生从政，最大的问题就是幼稚，好幻想，于是轻信乾隆，于是书生意气，大闹皇宫，结
果便是爱侣远逝，结果便是损兵折将，兄弟惨死。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他把香香公主送给乾隆。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不能否认他
在送香香公主走的时候肯定是肝肠寸断，但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他的可
悲与可怜。他在送香香公主走时，是否会有自我牺牲的殉道者的崇高感和悲壮感？也许金
庸在写他时想把他写成一个为了国家民族和所谓的事业献出自己一切的英难，但相反的是
，如果在此以前，陈家洛因缺少让我们真正心仪敬佩的地方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反清领袖的
话，那么现在他的人生就有一个败笔。无论他的事业是如何的崇高，但把一个纯洁美丽的
姑娘作为一件交易品这本身就是不那么光彩的事。霸王别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情深意重的
英难的项羽，杨过断肠崖一跃让我们心中永远留存着痴心不改的神雕侠。萧峰为了一个不
熟识阿朱而不顾自己的生命，不管什么道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行为更让我们觉得他是个
英雄。就算香香公主香魂不逝，乾隆也因此反清，重建了汉家王朝，但这会成为一个永久
的耻辱刻在我们的心中。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香香公主终未掉于污淖中。陈家洛那没有尊重他人人权，也抛弃自
己尊严的行为标志着他异化成了政治的附属，和理想的工具。
陈家洛只是金庸初涉武侠时，根据自己最基本的最直观的理想塑造的侠客形象，金庸像绝
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受传统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但由于思考上的不成熟，这个侠
士形象塑造得不成功，不仅成了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也成了金庸的笔下的牺牲品。

金庸接着塑造袁承志这一形象，但也因《碧血剑》是金庸的早期作品，小说手法的运用还
未熟练，所以袁承志的人物形象还不是很鲜明：说其敦厚，又时有滑稽的表现；说其机智
，又未见其韦小宝的狡猾、令狐冲的洒脱、杨过的机灵……我们无法归纳出袁承志的性格
特征（另外一个人物夏雪宜的性格到鲜明得很），但其也体现出金庸对侠的初步认识，为
国为民，扶危济困。一些儒家的思家的基本特征在袁身上已具备。可能金庸在写《碧血剑
》的时候还未明确地建立自己的侠文化体系，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写的——金庸的
最基本的最根深蒂固的当是儒家思想。《射雕英雄传》的问世标志着金庸小说艺术已臻成
熟，郭靖侠之大者的形象也同时植根于读者的心中。憨厚、诚朴、先国后家（连报仇都是
如此，不要说其他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儒家思想在郭靖思想的鲜明的体现。最后出
现的陈近南则把儒家思想所有的基本特征全概括进去了，包括缺点。陈近南不仅爱国，而
且忠君；郭靖却只爱国，不忠君。（在《神雕侠侣》中有一段郭靖斥责南宋朝廷的慷慨陈
词。）

三个人的结局，也体现了金庸的对儒家思想的不同思考。袁承志最后赴海外，体现了儒家
“兼济”与“独善”、“大济苍生”与“击壤自欢”相辅相承的观念，这也是普通人都能
认同思想，也是最常见的想法。而郭靖则表现了儒家对生死观的思考。《论语》在论及如
何使社会安定、民众乐业时，没有请任何神来帮忙，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力的范围内
，甚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事而随天命。郭靖死守襄阳，是完美的儒家理想人
格的必然选择。陈近南最后死于陈克爽之手，表现了金庸对儒侠的一种否定，尤其是对儒
家思想中忠君一部分的彻底的否定。陈近南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才，但是在《鹿鼎记》中我
们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他一生忙碌奔波，但事业无所成就，最后却死在自己为
之卖命的主子手里，这不能不说是对儒侠的一种讽刺。

陈家洛是儒侠的徇道者。
袁承志是儒侠的序曲。
郭靖是儒侠的赞歌。
陈近南是儒侠的挽歌。

墨侠

其实，真正意义的侠客的第一人当是墨子，世称侠客为墨侠，是因为世上大多数真正意义
上的侠客遵循的原则当是墨家的准则。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兼爱，便是人人平
等，人人自由，别人没有平等自由，他去帮别人争取，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这不正是为
大家所推崇的大侠风范么？非攻的理想是建立在一定实力——有一定的武力集团的基础上
，故墨家常有一定的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墨子便是第一代巨子。墨子行十日十夜赶快
到楚国，劝阻楚王不要攻打宋国，最终能成功是因为他的弟zi禽滑厘率领三百死士在宋国
的城南等着楚国的入侵。这在金庸的小说中少有谈及，故不说作细论。在此，着重谈谈兼
爱思想在金庸小说中的体现。
兼爱也就是对待别人要象对待自己一样，爱护别人要象爱护自己一样，彼此之间相亲相爱
，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世上的现实总有人不相爱，而且还要以武力侵犯别人
的平等自由，因此仍然要用武力去阻止，以暴止暴。金庸笔下典型的****是胡斐 。《飞狐
外传》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胡斐追杀凤南天而展开的，而事情的起由只是为了跟胡斐素
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这表现出胡斐的兼爱思想。另外一方面，在追杀的过程中，胡斐不
为他所倾心的袁紫衣的软语哀肯所动，不为周铁鹪用各种方法给尽的面子所动，不为凤南
天赠金送银，跪地求饶、流泪忏悔所动，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侠义原则，这正合墨家“必
去喜，去怒、去爱，去恶，而用仁义”（《墨子 贵义》）的思想。他也有墨家赴汤蹈火，
死不旋踵的勇气：商家堡敢钻狗洞（呵呵），勇救群雄；为救马春花，几闯福安康府，几
乎丧命。
另杨过在等待小龙女的十六年中亦有墨侠的风范。为救那个王将军（名字忘了），连赶三
日三夜，跟墨子连赶十日十夜（是不是真的，渔夫也知道，是从书上看来的）到楚国的精
神是一样的。

儒侠与墨侠的区别

佛家与道家都是出世的哲学，墨家是入世的哲学，与前者的区别很明显，在此不多作论述
。墨家与儒家都是入世的哲学，渔夫饶舌一番，根据自己一念之想，对此作一番比较。

先秦儒墨并称“显学”，皆积极入世。儒****“高贵者”和读书人中不得志者。其有一定
的政治性，儒生往往入公门，游说君王将相，以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典型的就是孔老
夫子率领三千弟zi奔走诸候之间，到处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他老人家运气不甚好，
在人人想争霸的春秋时代，他的仁礼没人感兴趣。最后只好回到鲁国著《春秋》，发发牢
骚。墨家相对来说要平民化一点，在民间的市场可能要大一点。他们克制私欲，不贪图生
活享受，无条件地舍己助人，视死如归，赴汤蹈火。
在金庸笔下，遵循着侠义之士不从属朝廷的原则，儒侠在江湖行走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们大都以天下为己任，或建帮立会以推翻朝廷，解民倒悬，企图建立自己理想的政权
，如陈家洛，袁承志，陈近南等人；或拔剑而起，抵御外来侵略，守家卫国，如郭靖。儒
侠常给我们一种投身伟大事业的崇高感和为这事业牺牲的壮烈感。而墨侠更多的是路见不
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他们没多少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行走江湖，爱管闲事，不爱其躯，
不畏艰险，不论亲疏，仗义行侠，拯救贫弱。墨侠的出身常常是平民，甚至是孤苦无依者
，从小缺少爱，长大后便为世人多搏取一点爱。他们往往独来独往，孤身一人走天涯。**
**人物便是胡斐。他刚刚出身便父母双亡，由受过他父母恩惠的平阿四抚养长大，也没有
师父，一身武侠全靠照一本家传的刀谱练成。还有在等待小龙女的十六年中的杨过。杨过
也从小父母又亡，虽有郭靖的疼爱，但黄蓉的猜忌，郭芙武氏兄弟的欺侮，使得郭靖的爱
聊胜于无；在全真教更是吃尽苦头，总算在小龙女处得到了些冷冰冰的爱。在小龙女失踪
后，他“腰悬木剑，身披敝袍，一人一雕”，“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所以墨侠是民间
的英雄。
佛侠

佛教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皆空皆虚幻，越少世俗的名利等的羁绊，便越接近佛性，成佛的希
望便越大。但生为俗人，贪嗔痴等俗念总难免除，所以大多数人成佛的希望很小。金庸的
笔下有几人却少有俗念，因而福缘深厚，其奇缘巧遇，令人羡慕不已。
最典型的当数石破天，无名无姓、无知无识、无欲无求，却艳福不浅，奇遇迭至，练成前
有古人后却无来者的侠客岛上的武功。正因为无欲无求、无知无识，他才少了世俗的影响
，才能用他人不能用的方法练内功，却不走火入魔；才能不受那些图解文字的误导练成侠
客岛上的武功。（有时知识文化也是一种牵累，这正是金庸的一大发现！）当然更重要的
是他还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舍身饲虎”的精神，甘愿代石中坚去侠客岛，才
有如许其缘。
其次就是虚竹，从小都在少林寺长大，被佛祖醺染得有些痴呆，却好事接连送上门，你不
要也不行。被迫破戒就想自杀；成绝世武功后放着至高无上的灵鹫宫主人的位置不要，就
甘愿回到少林寺受罚，做一个小和尚；当萧峰强敌环伺的时候，他想到跟萧峰结拜过（其
实连面都没见过），就跑出去跟人家喝酒，帮人家打架。
再有便是段誉，放在好好的王子不做，没有武功也敢一个人到江湖上乱闯，还好瞧热闹，
好管闲事，却好运连连、艳福多多（虽差点转头成空）。
另外还有两人，虽然巧遇不多，但也练成绝世武功。一个就少林寺的扫地僧，想来一天到
晚在藏经阁，不会有什么巧遇。还有一个是周伯通，没听说他有什么好运气，最多就是王
重阳把《九阴真经》给了他，他熬不住不自觉地学了。最终却得了一个“中顽童”的称号
，居“五绝”之首。
比较这些人，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人除了那个扫地僧，如果不练武功的活，都会被我们
看成是“弱智”。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弱智”，所以他们就没有我们一般人有的欲念：名
利欲贪嗔痴（真情的情爱之欲除外），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包括
那个扫地僧，样子看起来像个精通世事、堪破世相的样子。但渔夫猜想他和虚竹差不多，
从小就在那儿扫地，没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一天到晚就在那个藏经阁里的看那些经书，
因为没有外来的影响，所以便笃信佛祖，虔诚地照着经书上的去做，没有诱惑，当然也就
没有欲念。这样的赤子之心，也就使他们练武时少了常人会有的“武学障”和“知见障”
（关于这两者，渔夫在《金庸古龙之比较二》中有论述。），所以他们都成学成绝世武功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庸的佛学思想主张人应去贪嗔痴，少些名利欲望（有情爱欲望是可以
的），这样才能成正果。呵呵，大家好好修行！


佛侠与道侠的区别
渔夫所理解的佛教是以一种虚无的态度看待世态万相的消极避世的哲学。在佛教的眼中看
来，这世界万物都是一个虚象，所以惠能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
处惹尘埃”一偈，盖过神秀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得传弘忍衣钵，成为六祖。而虚无的最高镜界则为无。《神雕侠侣》中最后评定“五绝”
时，黄药师说他视名为淡泊，一灯大师视名虚幻，而周伯通心中空荡荡，不存名之一念，
更他们一筹，心悦诚服推他为首。周伯通一片赤子之心，无世俗名位权利之心，甚至连大
小辈份的概念都没有，一味天真烂漫，所以他本人虽属道教，但更接近于佛教“赤条条来
去无牵挂”之禅意。也正因为这样，他心中也无半点国家侠义的概念，称他作佛侠原有些
勉强，看在他守过襄阳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他一个侠字。
金庸在写佛侠时，取了佛家的精华，视名利权位包括世俗之人都看重其实对人生并不重要
的东西为虚幻，而摒弃了一些不近情理的内容，如情爱等等，给了段誉虚竹石破天等一个
美满的结局。另外还保留了佛祖大慈大悲，也降妖除魔的思想，付与这些人慈悲心肠。所
以，渔夫判定此人是否佛侠，标准是是否慈悲为怀，是否视世俗名利为虚无甚至没有世俗
名利之心。
道家与佛家虽同样的消极避世，但少了许多清规戒律。道家更要世俗化一点，只是强调清
静无为，强调顺其自然，循天道而动。金庸取这一思想，强调人性的自由，少一些世俗道
德观念，正邪之分。杨过和令狐冲就是典型的道侠，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多少清规戒律，
没有明确的正邪之分，只要合得来就可以是朋友。所以杨过能让那些邪派人物去为一个小
姑娘祝寿，能跟有些邪气的黄药师结成忘年交，却对对他一向爱护有加的郭靖只有尊敬，
没有亲近；而那些连郭靖都请不动的有些邪气的人物却甘愿受他驱使。令狐冲更是如此，
连淫贼田伯光都能成为他的好朋友，其他人就不用说。道侠不会以天下为己任，但既为侠
，道有不平，顺手也会铲一下的。另外，道家也强调回归自然，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体现
了这一点。所以道侠最终的结果便是隐居山林，过逍遥日子去了。庄子《逍遥游》就主张
人要顺着自然活得逍遥一些（呵呵，曲解曲解！），神仙做不成（那些牛鼻子总想炼丹成
仙），带着漂亮的夫人躲起来，独自偷欢，跟神仙也差不多了。（哈哈！）
当然，佛侠与道侠也不是完全不同，截然分开的。中国佛道合流，甚至儒释道三家的交融
也从来没断过，所以佛侠身上有道侠的影子，道侠身上有佛侠的影子是免不了的。只是佛
侠重在有一颗赤子之心，道侠重在逍遥自在而已。

haahharen

　　　  人类的任何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戏剧，电影，文学，舞蹈，还是各种匪
夷所思的隐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
　　写爱情小说的人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也很有艺术头脑。在艺术和商业的天平上，他们
难得地做到了平衡。即使写武侠小说的大男人们，也不会忘了在江湖风雨中安插一个温柔
可人的女子形象，甚至不只一个这样的角色。仿佛那些身负着绝世武艺或者背负着血海深
仇的男人，再大的冤屈，再大的抱负，也会在女子的温柔中颠覆。
　　我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虽然对于十八般武艺并无精通，知之甚少，但是我知
道，他一定不会忘记安排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我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喜欢看这样
的故事。别人要是要和我讨论书里的什么绝世武功，我统统是不知道的，除了那些很著名
的，改变了局面发展的了不起的武功，譬如乾坤大挪移，譬如《葵花宝典》。我不以为这
是我对金庸先生创作的一种糟蹋，因为他写这样的爱情故事，就必然希望有人读懂。
　　一直就想写一写金庸笔下的男男女女，完全以一个普通女子的角度出发，无关江湖的
刀光剑影，无关很多人评论过的金庸先生心目中的最爱。
　　他在很多个公开场合中发表过他对于自己笔下人物的看法。他自己最喜欢的女孩是小
昭和阿朱，最喜欢的男主人公是令狐冲和乔峰。
　　这就是文学创作的好处了。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令狐冲，自己的乔峰，无
须符合别人形容的模样。对于电视荧幕或者电影银幕上不合心意的人物形象，还可以无所
顾忌地大肆批评一番，反正心目中那个伟岸的形象，没有谁可以代替。
　　所以，我一定要写一写自己心目中的那些可爱的人。杨逍，范遥，令狐冲……任盈盈
，小昭，水笙，温青青……，不一而足。
　　
　　不悔之爱
　　纪晓芙虽然失身于杨逍，却毅然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不悔”，在那样一个封建世俗
的年代里，有这样的勇气，是如此的难得。
　　马来西亚女歌手梁静茹以一首《勇气》成名于中文乐坛。我非常喜爱这首歌的歌词。
她这样娓娓唱到：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
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
心。
　　我想，之所以《勇气》能够风靡中文乐坛，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都怀揣着关于
爱情最崇高最纯粹的理想，纵然在纷繁的花花世界里，我们不见得寻觅得到这样的爱情。
如果有这样的幸运，自然需要勇气，去相信我们可以在一起。
　　金庸笔下有不少充满勇气和毅力的女性形象，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地献身，献身于她们
心爱的男人，献身于他们信仰的爱情。纪晓芙是这样的一个伟大形象，她的女儿杨不悔也
继承了母亲的勇敢，诸如此类的还有阿朱、阿紫和阿碧。
　　我尤其喜欢阿紫这个人物的塑造。她虽然古灵精怪，诡计多端，却从姐姐被误杀的那
个晚上开始就倾心于乔峰，尽管乔峰从来只把她当作阿朱临终的托付而已。阿紫如此奉献
她的全身心，呵护和在乎他，不求什么回报。和她同样勇敢的是游坦之，他甘愿把自己的
眼睛交给阿紫，使她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和自己心爱的姐夫，他的牺牲比任何人都艰巨和伟
大。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以牺牲为爱情的极限。我们从来记得的，只是以无限的热情和勇
气创造爱的奇迹的人，而不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成全别人的爱情的人，即使他们
是最伟大的。看得出，金庸先生也并不赞成这样的牺牲方式。对于游坦之和阿紫，我们更
多的只能是同情，而不是赞颂。
　　无论我们对他们的爱情有怎样的评价，他们却从来不见得后悔自己的牺牲。他们常常
这样想：“我只要在他（她）身边看一眼，听句话，或者见到他（她）关心自己，甚至为
自己掉眼泪，都是值得的，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都无妨。”
　　还是梁静茹的歌曲，最能描绘爱情世界里的单纯和勇敢：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
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
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的人。
　　在爱情的领域里，谈什么条件，是件虚伪的事。计较不得谁付出比较多，谁付出比较
少。为爱的付出而不悔，才是爱情至高无上的境界。
　　
　　等待之爱
　　除了不悔的爱情，还有一种方式叫做“等待”。在他的心目中，早已经有一个无法超
越和替代的形象，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因为他其实也在无止尽的等待，直到他的眼光
从纷扰的尘世中略过，终于落到我的头上。
　　任盈盈和水笙，都是这样等待爱情降落的人。
　　令狐冲一直喜爱的是小师妹，糊里糊涂的上了岳不群很多次当，还想着要重回华山派
的门户，放着好端端的恒山派的掌门不做，放着痴心的任盈盈不爱。任盈盈是如何聪明的
一个女子，她以自己的爱情打动了令狐冲封闭的心，虽然行事的手段和态度不尽得天下所
谓名门正派的赏识，却照样生活得心安理得，最后也终于得到了爱情的青睐。
　　水笙就不一样了。她和狄云本来就相识于那么特殊的时刻和场合，她又一直以“小贼
秃”来称呼狄云，所有的误会和巧合都一起发生了。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相处
多日后，她也发觉了狄云善良温和的本质，还高高兴兴地为他缝制御寒的羽衣，却料不到
被他狠心拒绝。狄云心中思念的是师妹，却没有水笙的位置。直到师妹去世，他希望找一
个安静的，远离尘世的地方，抚养空心菜长大，水笙却仿佛预料得到他的想法，早已经在
他们避难的雪山上等待着他。
　　“你终于回来了。我知道你终究会回来的！”水笙笑吟吟地迎向他。
　　爱情终于开花结果，虽然其中遭遇了诸多坎坷和误会，以及尘世的纷扰，却终于得到
最完美的结局。不是善良的人的回报，还能够用什么来解释？
　　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你知道，你心爱的人，心目中并没有你的位置，或者说，
他永远只把你当成谁的替身。常常有流行歌曲以“替身“为主题，说的就是爱情中无法分
割和代替的那个人，也许是他的初恋，也许是以死亡占据他脑海的永远的回忆，无论如何
，我们却不应该贪图取代这些人的位置，死亡和爱情同样是霸道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
是等待，在辛苦的等待中，让他终于领悟到我们的爱情和付出。我们不要求他们的怜悯和
同情，而是希望得到同等的付出和回报。如果他给予的不是爱情，只是可怜的同情，那么
我们应该有资本骄傲地拒绝。
　　
　　我大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目光，写我心目中的形象。之所以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鼓
起万分的勇气，把它们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无非是为了成全我这个小小的金庸迷寻找知音
的渴望。
　　谢谢捧场。

扇子上有个段字

LZ啊LZ   我实在无语了  貌似华山没有三分的版规  建议一楼50字岂不是更爽

haahharen

全是好文啊！！都是大牛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