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与磨刀石

死亡乌云

作为一代蜀汉名将，魏延可谓战功赫赫，勇冠三军。他跟随刘备入川后因表现突出而得到器重，屡次被委以重任，威镇汉川。诸葛亮南征北伐时期，魏延作为开路先锋，出生入死，忍辱负重，羌中败郭淮、入川取西蜀、七擒蛮孟获、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诱张邻、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等等，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志》评价他“魏延以勇略任”(《三国志》卷40)。然而，就是这样一员识见超人、战功赫赫、威名远扬的猛将，在千古贤相诸葛亮手下却屡遭猜疑，一直郁郁不得志，最终落得被疑谋反而冤杀的结局，葬送了一世英明。对此，古人则一直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后人则多因此诟病诸葛亮用人过于挑剔。其实两者皆非，仔细分析魏延一生的所作所为，其成败主要还是与其自身为人处事的性格弱点有着直接关系。
    一是不善于与主帅沟通、以开诚布公取得理解和支持，牢骚满腹，口出怨言，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缺乏组织纪律观念。据《三国志》中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40)。可见魏延与顶头上司诸葛丞相在军事战略上有分歧,但他不是主动与诸葛亮沟通，推心置腹地阐述自己战略方案的理由和优势，用道理说服领导，谋求谅解与和好，或是保留意见，服从大局，等待机会，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是无原则地滥发牢骚、背后嘲笑和不负责任地诋毁，难怪会招致诸葛亮对其动机和人品的猜疑。《三国演义》对此有极为形象地描绘：(当陈式发泄对诸葛亮用兵的不满时)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听其计，亦笑曰：“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进兵，今又教休进。何其号令不明!”(《三国演义》第100回)。更为严重的是，魏延有时甚至对孔明的领导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三国演义》第99回中当魏军士兵压境，需要一员大将去打最艰苦的伏击战时，“孔明唤众将商议曰：‘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战，汝等须以一当十，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言毕，以目视魏延。延低头不语。王平出曰：‘某愿当之。’孔明日：‘若有失，如何?’平日：‘愿当军令。’孔明叹曰：：王平肯舍身亲冒矢石，真忠臣也!”其时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只有智勇双全的魏延能有把握打赢这一硬仗，他目视魏延，大概是希望魏延能够挺身而出，担当重任，可魏延却低头不语，孔明赞王平真忠臣，实则是对魏延行径的不满。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魏延因个人成见而对诸葛亮的将令消极对待，缺少光明磊落、勇担重任的大将风度，只能因此激化和诸葛亮之间的矛盾，增加诸葛亮对他的不满和提防，是极为不智的表现。
    二是不善于处理与同僚之间的关系和维护内部团结，孤高自傲、争强好胜、妄自尊大，缺少团队精神。《三国志》中写道：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入，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忿，有如水火(《三国志》)卷40)。试问如此盛气凌人、小肚鸡肠之人谁愿与之共事? 《三国演义》中更突出了他这种做事不择手段、不能容人的狭隘心态：(当他和黄忠分别领兵偷袭敌寨时)“魏廷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探事人回报：“来日四更造饭，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邓闲寨边。军士得令，都饱餐一顿，马摘铃，人衔枚，卷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后，离寨前进。到半路，魏延马上寻思：“只去打邓贤寨，不显能处，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两处功劳，都是我的”(《三国演义》笫62回)。同僚间尚且如此，足见其根本没有集体荣誉感和精诚团结、互帮互助、共同建功立业的团队观念，打的只是自己的小算盘。尤其是到了需要同舟共济、共同承担责任的危机关头，更是推脱责任，袖手旁观。如《三国演义》第100回，当魏延和陈式二人因不听诸葛号令大败而回时，孔明曰：“是谁失陷了军来?”延曰：“陈式不听号令，潜入谷口，以此大败。”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来。”二人互相抱怨、互相指责，没有一点勇担责任的精神，往日的情谊无影无踪。有功相争、有过相推，哪里还有同僚之谊，怎能不让人对其人品产生质疑?又怎能获得大家的拥护和信任?所以尽管魏延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摩，在蜀国、在军中却很难找到志同道合之人。
    三是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形象，说话不注意分寸、做事不讲究策略，患得患失、诿过饰非、刚愎自用，难以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身为大将，理应卑先垂范、以身作则，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处处展示自己的高风亮节，给部属树立良好的形象。而魏延却恰恰相反，他“自功高，常有布平之心，口出怨言”(董允语)，对老同志缺乏应有的尊重之礼，对年轻人缺少应有的宽容之心。如《三国演义》第62回中魏延对老将黄忠说的话就颇为刺耳：“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吾闻泠苞、邓贤乃蜀中名将，血气方刚。恐老将军近他不得，岂不误了主公大事?”黄忠作为五虎将之一，论资格、年龄、功劳、水平都远在魏延之上，可魏延言语之中对他却非常不屑，难怪老将军大怒曰：“汝说吾老，敢与我比试武艺么?”诸葛亮临终安排退兵，本委以魏延断后的重任，但魏延却公然以诸葛丞相的继承人自居，想独揽兵权，并公开抨击杨仪的领军地位，说什么“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特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三国志》卷40)，并强令费绎与己联名下达军令。对杨仪一个年轻人说出如此霸道跋扈、毫无爱护之心的话，真是有失厚道和风范，既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又在别人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如何能得到大家的拥护。难怪后来当魏延和杨仪互相告对方谋反，后主征求大臣意见时，连一向敬重魏延，后来又为魏延伸冤平反的蒋琬、董允等人当时都“咸保仪疑延”(《三国志》卷40)，可叹一位如此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在蜀国群臣中的威信尚不如一个小小的长史。
    四是不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恣意妄为，私心太重，终致众叛亲离、留下千古遗恨。诸葛亮死后，蜀国上下本应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而魏延却因对诸葛临死安排杨仪统军不满，公然违抗遗命，导致丞相尸骨未寒，蜀国内部先起内讧。特别是当发现杨仪、姜维等人已瞒着自己撤军时，更是利令智昏地带领自己的人马抢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三国志》卷40)。这一自相残杀、倒行逆施的行为导致手下士兵多有不服者，结果“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直落得“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三国志》卷40)，被杨仪派人杀害。正是他在蜀军退兵时对杨仪的攻击，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当时蜀国上下，正经受着失去丞相的哀痛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感。在这种敏感时刻，为个人目的驱使部下对蜀汉自己的军队发动进攻，无论什么理由，都必然遭到蜀国军心民心的唾弃。设若当时魏延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因一时激愤把事做绝，就不会落得以谋反罪被人斩杀的悲惨结局。而且以他的才干和实力，将来必定成为蜀汉的靠山，继续诸葛亮的北伐事业，就连按自己径出子午谷的策略完成兴复汉室的伟业，纵横天下、名垂青史，也是完全有可能做得到的。
    应该说，在当时诸葛亮治下的蜀国用人制度和创业环境都是十分宽松的，史书评价诸葛用人：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三国志}卷35)。蜀国以弱小之国北伐实力强大的魏国，人才十分匮乏，因而诸葛亮非常重视爱惜、提携、培养人才，对魏延也很是器重。如《三国志》中说：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40)。但魏延的所作所为令诸葛亮对其人品产生了疑虑，担心自己身后无人能够约束，况魏延与同僚间的不和谐关系、众人对魏延为人的不满更使他深知魏延不得人心，怎会轻易将大权交与这样一位责任心不强、恃才傲物、率性任为、口无遮拦、不能容人的人。所以，魏延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是他自私狭隘、随性妄为的性格，正是他亲手扼杀了自己超群的才干和能力。不能只要求环境适合自己，自己也要主动适应环境。否则，魏延似的悲剧还会在今天一遍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