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幻百端笔生花——说金庸笔下的“武”

断指轩辕

大有作为的艺术天地——优势在于驰骋想象——武功打斗的学养化与艺术化——武文相通，悟道为高——武功打斗的性格化与趣味化——人物刻画与武功描写相得益彰——武功打斗的情境化与立体化——特定情境中武技、智慧、心态诸因素的综合较量武侠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必须写出侠士们在实现自己行侠仗义、救民济世的抱负时，如何施展和依靠了他们那些超常的奇异的技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武功”。作家越是施展才华，把侠士们这种武技描写得神奇独到，对读者可能越有吸引力。这正是武侠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独特之处。因此，武侠小说不能只有“侠”而没有“武”。“武”与“侠”像躯体与魂魄般相辅相成。侠义精神固然是作品感人肺腑的灵魂所在，武功打斗更应该是作者大有作为的艺术天地。
　　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也许由于自己不懂武术而故意藏拙。梁羽生不无偏颇地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古龙则从来不描述打斗招式，只写“小李飞刀，例不虚发”（《多情侠客无情剑》）之类虚的笔墨。这未免使他们浪费或丢掉了大块大块的用武之地。
　　金庸是一位认真对待武功描写的作家。他花了很大力气来写武功打斗，而且写得精彩纷呈，变化万千。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次比武较量，却没有一次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武功描写的成功，也是金庸小说所以迷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这位“金大侠”的武功，究竟有些什么高明之处？
　　金庸写武功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一点不会武功。他的武功其实是文功——文人的想象的武功，中读而不中练。如果有人想要从金庸小说中学习修练武功的方法，那肯定会自寻烦恼，大失所望。
　　武侠小说作家中，有人真会武功。像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据说就精通武术，三十年代曾在湖南创办过国术训练所。他写《江湖奇侠传》，拳脚刀剑部分就努力要写成武术教科书的样子。可小说一成为教科书，不免笨拙，味道就减少了许多。金庸正因为不会武术，就敢于参考前人经验和有关典籍，施展神奇的艺术想象来自行创制。他笔下的武功，非常多姿多彩，奇得令人咋舌。什么威猛无比的“降龙十八掌”啦；什么轻盈飘逸的“玉女素心剑”
　　啦；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居然能使手臂突然伸长，手指插进对方的头颅；他们的师傅黄药师以内功吹出的箫声，更能把高手的心性迷住；段誉、任我行甚至能把别人练的内气，吸取到自己身上。至于暗器、轻功，更是应有尽有，神乎其神，什么“满天散花”、“后发先至”啦，什么“发足疾行”、“游壁而上”啦。大理段家的那“六脉神剑”，无影无形而能手挥目送，随意伤人，简直就是现代的激光武器了。金庸曾经在《神雕侠侣》中写朱子柳、武三通观看小龙女以双剑分心合击之术与公孙止相斗，说朱等“看到奥妙凶险处，既感惊心动魄，又是心旷神怡”(1)。一般读者读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写，恐怕也是这种感觉。
　　金庸笔下的武功打斗，所以这样神异丰富，引人入胜，是因为作者把武功描写当做一种艺术创造，充分施展自己艺术想象的才能。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艺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家谛波岱（Albert Thi baudet）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的小说家只按他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予可能性以生命。”(2)武侠小说尤其如此。金庸小说正可以说成功地驰骋想象，运用各式各样丰富的生活可能性（甚至是幻想的生活可能性）去描写武功和创造人物。作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学养，朝三个方向作出努力，使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大为改观，达到新的境界。
　　第一，金庸寓文化于技击，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
　　金庸描绘的武功，脱离了单纯的“打打杀杀”而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和学理气息。作者为洪七公一套“降龙十八掌”起的名字“亢龙有悔”、“潜龙勿用”、“飞龙在天”、“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等，都是从《易经》的“卦爻辞”借过来的。《神雕侠侣》中的“美女拳法”，招式名称如嫦娥窃药、木兰弯弓、红线盗盒、绿珠坠楼、红玉击鼓、文姬归汉等等，均来自古代历史、传说或文学作品中的美女故事。至于“逍遥游掌”、“北溟神功”、“庖丁解牛掌”，其名出自《庄子》；“般若掌”的名字源于佛经。
　　这些名称起得惹人喜爱。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数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字汇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3)可以说，金庸把过去武侠小说里粗俗的武打描写高雅化、文人化了。在金庸这里，琴、棋、书、画、诗、文、歌、舞，乃至渔、樵、耕、读，都被熔化进了武功技击，于是武功描写的途径变得无限宽广，手法变得无限丰富，笔墨也变得耐人品味，成为读者的一种审美享受。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金庸的武功描写，得力于舞蹈、书法两项者非常多。这大概因为它们在各类艺术中不仅具有直观形态，而且具备内在力度，借用起来比较方便，更容易使武功描写取得艺术化的效果。
　　像黄蓉的武功，就同舞蹈有密切的关系。“兰花拂穴手”的名称就是一种舞姿；“落英掌”也使人联想到落花般飘舞的轻柔身段。洪七公教黄蓉学“逍遥游掌法”时，小说写道：“两人并肩，一个左起，一个右始，回旋往复，真似一只玉燕、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俨然是一套双人舞。段誉的轻功步法“凌波微步”，是从曹植《洛神赋》形容女神优美姿态的词句中借过来的，更像一种舞蹈；虽然把美女步法安到男性主人公身上似不合适，但作者原意可能就是要出段誉的洋相，把这位有呆气的人物弄得狼狈一点而已。《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岳灵珊那套“冲灵剑法”，也被作者像双人舞般一再描写过，令嵩山大会围观群雄都觉“舞得这生好看”。连兵器如李莫愁的尘拂，樊一翁的长胡，也都像是舞蹈中的道具。在金庸笔下，武功仿佛是与舞蹈相似的艺术表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说到书法，读者都会记得《倚天屠龙记》中通过张翠山眼睛看到的师父张三丰所练二十四个字的“倚天屠龙功”。那是人们流传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四方，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六句话蜕变出来的，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描述：
　　只见他写了一遍又一遍，那二十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笔划越来越长，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张翠山凝神观看，心下又惊又喜，师父所写的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分明是套极高明的武功，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龙（龍）”字和“锋”字笔划甚多，“刀”
　　字和“下”字笔划少，但笔划多的不觉其繁，笔划少的不见其陋，其缩也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纵也险劲，如狡兔之脱，淋漓酣畅，雄浑刚健，俊逸处如风飘，如雪舞，厚重处如虎蹲，如象步。张翠山于目眩神驰之际，随即潜心记忆。这二十四个字共有两个“不”字，两个“天”字，但两字写来形同而意不同，气似而神不似，变化之妙，又是另具一功。(4)
　　后来，张翠山就用“倚天屠龙功”中的几笔，打得龙门镖局两个镖头坠下马背，更将都大锦劈得口吐鲜血，显示了极大的威力。当然，读者更不会忘记《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与霍都的那场恶斗。朱子柳先后使出楷书、草书、篆书几套路数，兵器就是一支笔。当他以楷书《房玄龄碑》的指法打斗时，霍都还能大体识得对方的笔意。到使出“草圣”张旭的《自言帖》，朱子柳就笔走龙蛇，如醉如颠，“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打得霍都被动不堪，全靠金轮法王在旁提示。最后朱子柳使出最古的大篆石鼓文，竟如戏弄一般在对方扇子上写出字来，弄得霍都心神大乱，被朱子柳点中了穴道。这场打斗借书法与武艺相通的道理，以文写武，武中寓文，写得相当精彩。
　　在舞蹈、书法以外其他艺术门类同武功的联系上，金庸也出奇制胜地写了不少。《连城诀》中提到“唐诗剑法”，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和“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这些诗句都是某种剑法的套数和招式。至于音乐武功，几部小说中也多处写到。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音乐神秘功能的许多记载，金庸又想象它与武学内功结合起来，构成独特的武功而发挥出强大的威力，像《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的玉箫，欧阳锋的古筝，莫不如此。《倚天屠龙记》中谢逊那种能使人心胆俱裂的长啸，则大概是对生命具有极大破坏力的超级噪音。
　　金庸的武功描写中，更有意义、更应该受到重视的，是借武功写出中国文化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其中来自《周易》和道家、佛家哲学者尤多。中国古代文化一向以掌握“道”的内在奥妙为最高境界。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庄子所说的“技进乎艺，艺进乎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都和这层最高境界有关。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写，便贯穿着这类内功为本、悟道为高、以轻制重、似慢实快的辩证思想。《书剑恩仇录》中袁士霄所创造的“百花错拳”和陈家洛所创造的“庖丁解牛掌”，《碧血剑》中金蛇郎君使用软剑，就开始体现出这种思想。《飞狐外传》中赵半山当众讲授太极门的“乱环诀”和“阴阳诀”，强调“临敌之际，务须以我之正冲敌之隅”；“以我之重，击敌之轻；以我之轻，避敌之重”；“以我小力，击敌无力处”；“我以环形之力，推得敌人进我无形圈内，那时欲其左则左，欲其右则右，然后以四两微力，拨动敌方千斤。”也都充满了武功较量乃至用兵对阵上的辩证法。到《神雕侠侣》所写绝代高手独孤求败的“剑冢”被杨过发现，金庸的这种辩证思想便得到深入有力的体现。号称“剑魔”独孤求败留下的数柄剑和刻在石上的武功自述文字，可以说代表着四个层次，也是武功的四种境界：最初是二十岁前用的那柄青光闪闪的长剑，它“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真是锋芒毕露。第二层是“三十岁前所用”那把很锋利的紫微软剑，锋芒有所收敛，估计颇有削铁如泥之类的效果（因“误伤义士不祥”，被主人“弃之深谷”）。第三个层次是重达七八十斤的玄铁剑，两边剑锋都是钝口，石刻的字为：“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最后竟是一柄已经朽烂的木剑，其文字说明为：“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第三种境界“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已经很了不起，但到了“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无剑胜有剑”，那真是出神入化，随心所欲，走向完全自由的境地，也就是中国哲学所梦想的最高境界，既是武功的境界，也是人生的境界。领悟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向张无忌传授“太极剑”时不问他“记住”了多少，反而问他“忘记”了多少，做到了然于心，懂得所谓“只传剑意，不传剑招”是什么意思。领悟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笑傲江湖》中风清扬传授“独孤九剑”时所强调的不死守招式、“无招胜有招”、一招可以破天下所有招式，其精神实质何在。金庸小说中武功描写所包含的这些深邃道理，不但对了解中国武功的内在精神有帮助，而且对领悟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哲理，也是有启发的。
　　还应该说，金庸对武功本身的描写也是充满了辩证法的。他从不绝对地肯定哪一种武功最强，而是相信万物相生相克之理。《侠客行》中的雪山剑法很厉害，但有人还是想出金乌刀法来破它，每招都能制服，真是一物降一物。金庸也不空讲某某人武功如何绝顶超群，如何打遍天下无敌手，他采取的是画出整个武林坐标系，在系统中确定每一个人武功水平的定位方法。《连城诀》里狄云从雪谷出来，不但练过丁典教的神照功，又练过西藏青教的血刀经，内外功夫都远远超出他师父辈的人物。作者就通过获救的言达平都“不信世间竟有这等武功高强之人”来有力地衬托此时狄云的超等武功。这是聪明的写法。《水浒传》高于《隋唐演义》之一，就在于从不妄排某某人是第几条好汉，因而避免了“三鞭换两锏”、“头猛会头杰”等牵强附会之处。
　　金庸深明此道。
　　第二，金庸笔下的习武打斗与人物刻画做到了紧密结合，因而使武功描写性格化、趣味化。
　　金庸小说的艺术重心始终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所写的武功，常常因地取材，因人订制，与人物的性格和独特经历密切相关。《碧血剑》中木桑道长喜欢下棋，于是棋子便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暗器。《天龙八部》中外貌凶恶的南海鳄神，金庸为他配备了两件武器：右手一把奇形长剪，剪口满是锯齿，俨然鳄鱼嘴巴，便于绞人兵器；左手一条锯齿软鞭，则是鳄鱼尾巴之形，用来疾卷狠打。而云中鹤的兵刃却是鹤爪形的铁爪子。《神雕侠侣》中的朱子柳，是大理国的故相，他的兵器竟是一枝笔。小说介绍：朱子柳“是天南第一书法名家，虽然学武，却未弃文，后来武学越练越精，竟自触类旁通，将一阳指与书法熔为一炉。这类功夫是他所独创，旁人武功再强，若是腹中没有文学根底，实难抵挡他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功夫。”还说：朱子柳“毛笔摇晃，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当真是银钩铁划，劲峭凌厉，而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5)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个朴实、方正、憨厚的人物，作者让他学“降龙十八掌”这种光明正大、难以取巧的武功，全凭习练者的苦学苦练，以勤补拙，“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日”才得成功；这种将人物与武功统一设计的艺术路数，终于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大侠”的形象。
　　写得更出色的，也许是武斗中的黄蓉。她与侯通海等打斗较量之所以生动有趣，也是作者紧扣黄蓉聪慧、机灵、刁钻性格的结果。小说第十回写侯通海因为装作少年男子的黄蓉穿着软猬甲，不敢再打她身上，只得狠抓她头顶：
　　黄蓉仗着身子灵便，东一躲，西一闪，侯通海哪里抓得到她头发？黄蓉见他手指不住抓向她头顶，一转念间已明白了他用意，矮身往玫瑰丛后一躲，反过手臂将蛾眉钢刺从脑后插入了头髻，探头出来叫道：“我在这里！”侯通海大喜，一把往她头顶抓去，叫道：“这可抓住了你这臭小..啊哟，啊哟！师哥，臭小子头上也生刺..刺猬！”手掌心被蛾眉钢刺对穿而过..
　　这完全是黄蓉临敌时独特的打斗之法。一个黄蓉，在武斗中捉弄过多少对手，这为《射雕英雄传》平添了多少趣味！更不用说南海鳄神、桃谷六仙这些颇具插科打诨功效的人物在历次武功较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了。
　　金庸小说还写出：同一类武功，由不同性格、不同功底的人物来对付，其结果大不一样。《笑傲江湖》中的秃笔翁（梅庄四庄主之一），其书法武功原也很厉害，却偏偏遇到个令狐冲，不管识得不识得，只攻对方弱点，这就同《神雕侠侣》中朱子柳面对霍都的情况恰好相反。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秃笔翁——引者）大喝一声，笔法登变，不再如适才那么恣肆流动，而是劲贯中锋，笔致凝重，但锋芒角出，剑拔弩张，大有磊落波磔意态。令狐冲自不知他这路笔法是取意于蜀汉大将张飞所书的《八濛山铭》，但也看出此时笔路与先前已大不相同。他不理对方使的是什么招式，总之见他判官笔一动，便攻其虚隙。秃笔翁哇哇大叫，不论如何腾挪变化，总是只使得半招，无论如何使不全一招。秃笔翁笔法又变，大书“怀素自叙帖”中的草书，纵横飘忽，流转无方，心想：“怀素的草书本已十分难以辨认，我草中加草，谅你小子识不得我这自创的狂草。”他哪知令狐冲别说草书，便是端端正正的真楷也识不了多少，他只道令狐冲能抢先制住自己，由于揣摩到了自己的笔路，其实在令狐冲眼中所见，纯是兵刃的路子，乘瑕抵隙，只是攻击对方招数中的破绽而已。(6)
　　这种因人而异，视性格不同而变化多端的小说艺术，就保证金庸的武功描写能真正引人入胜。
　　在金庸笔下，甚至一些武功的创制和发现，也都与人物的性格和独特经历有关。以杨过为例，他那套“黯然销魂掌”所以能够独创出来，一方面固然是学过欧阳锋、古墓派、黄药师、丐帮等多方面的武功而集其大成，另一方面却是经历了与小龙女十六年分离，充分体验到那种难以忍受的刻骨铭心的痛苦的结果。在那段“生离”又几乎成为“死别”的时间里，他真是心如死灰，形同槁木，所以这套掌法的招式名称也古怪而又贴切，什么“徘徊空谷”啦，“拖泥带水”啦，“行尸走肉”啦，“面无人色”啦，等等；也正因为杨过那时已不计较生死，不计较胜败，所以这一套武功能够威力无穷。
　　再有，侠客岛二十四座洞壁上用蝌蚪文刻成的李白那首《侠客行》的诗，据说神秘地隐藏了一套绝世武功，多少学养很高的武林俊杰一连几年在洞里苦苦琢磨，都无法参透此中秘密。倒是石破天这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年轻后生，最后破解了这个秘密，发现了这套绝顶武功。金庸设计的这一情节，也完全符合主人公的性格和经历。因为石破天是个实心眼的人物，他不认得多少字，当然更不懂李白诗每一句的意思，不会去揣摩整首诗的含义，只能从形象的角度看这些蝌蚪文字的外在走势，而这样恰好对了路子，一举中的。
　　最笨的办法开启了最神秘的锁。金庸用寓意化的笔墨令人信服地显示了佛学所讲的平凡的真理。在金庸笔下，武功描写与性格刻画两者做到了相得益彰。
　　这是金庸又一个高明的地方。
　　第三，金庸紧紧扣住武技较量的具体特定环境，使武功描写情境化、立体化。
　　比武从来不是当事双方单纯地乾斗武功，而是特定环境中人们武技、智慧、心理、体力等素质的综合较量。作为创作经验十分丰富的小说家，金庸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光写当事人单纯斗武，而是十分投入于具体的特定情境，不仅写出双方的武功路数、招式及技能发挥的状况，并且写出比武者随时发生着变化的情绪、心态，写出包括周围观众在内的各种因素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使读者感到这确实是活人在比武。
　　《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独自一人力斗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三位高手，还能发射暗器刺伤他们。但当在旁的任盈盈刺到杨莲亭，迫使东方不败的这个男宠忍不住大叫一声，就一下子分散和干扰了东方不败的心神，结果使东方不败背上中了双剑。
　　嵩山大会上岳灵珊与恒山派掌门令狐冲比剑，双方你攻我拆，难解难分。
　　玩起早先二人合练的“冲灵剑法”时，尤其情意绵绵，成了二人合力演出的一场剑舞。这时，在旁观看的岳灵珊的丈夫林平之，突然“嘿”的冷笑了一声，立刻影响到双方情绪，迫使双方都动“真格的”，令狐冲一下子就将岳灵珊的长剑挑飞到了空中。挑走以后他又后悔不已，立刻走过去撞在空中落下的飞剑剑锋上，伤了肩，使他曾经心爱的小师妹不但保全了面子，而且终于得胜。这样写出来的武斗就千变万化，曲折入微，有很强的立体感，仿佛是真的一般。
　　特别在写左冷禅与岳灵珊比嵩山剑法时，心绪的变化对比武的影响显示得更为细致。左冷禅最初听岳灵珊说要打上一十三招，心想：“别说一十三招，要是我让你使上了三招，姓左的已然面目无光。”决定在一两招之内就弹去岳灵珊的剑，好让她当众出丑。但因为岳灵珊第一招使的是“万岳朝宗”，向对方表示敬意，左冷禅不好意思下手。而第二招以后却都是嵩山派已经失传的神奇剑招，左冷禅从未见过，他吃惊之余，暗暗称奇，潜心观察岳灵珊的剑式法度的变化，想把它学过来。这就出现了左冷禅“脸上神色忽忧忽喜，倒像是失魂落魄一般”的场面。双方一下子就斗过了十四招以上。虽然最后震断了岳灵珊的剑，却已经灭了左冷禅自己的威风。
　　即使并非双方打斗而只是单方表演，主人公的心绪也会对武技产生莫大影响。《笑傲江湖》就有现成例子：令狐冲在思过崖上面壁思过，无意中发现了百年前魔教长老大破五岳派武功的精妙绝招。此后，恰好岳不群夫妇带了弟子前来探望，测试徒弟修习武功的情况。不料一试之下，令狐冲反而明显退步。原来，他每一招才递出，眼前立即浮现破解这招的招数，于是自信心顿时消失，只觉得不必交锋定然一败涂地。金庸细致地写了这些，给予读者无比真切之感。
　　金庸不但注意把各次比武、打斗的特点写出来，而且还能把同一次争斗的内在层次立体化、情境化地予以展示。《射雕英雄传》里，桃花岛主黄药师比武招女婿，就写得非常出色。郭靖与欧阳克较量了三回，一回与一回不同，郭靖从形势对他不利，一步步转为有利，十分扣人心弦。比试之前，黄药师对傻乎乎的郭靖很讨厌，他已经答允了风流潇洒的欧阳克的求婚，只是女儿黄蓉本人不愿意。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洪七公，代郭靖向黄药师女儿求婚，形势稍稍对郭靖有利一点。及至郭靖使出武功拼命从欧阳锋“蛤蟆功”下救了黄蓉，黄药师觉得“这小子性格诚笃”，对郭靖的恶感又减少了一点。接着黄药师出了三道考题：第一道是让欧阳锋试郭靖的武功，让洪七公试欧阳克的武功，看谁先从松树上掉下来就算输，结果是郭靖险中取胜。第二道题是经受黄药师吹奏一首乐曲的考验。郭靖对音乐节拍完全不懂，却能以内功抗拒黄药师由很深的内功所奏出的《碧海潮生曲》的诱惑，于是黄药师对郭靖开始改变想法：“这小子年纪幼小，武功却练得如此之纯，难道他是装傻作呆，其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若真如此，我把女儿许了他，又有何妨？”
　　然而郭靖一点不机灵，不懂得黄药师的暗示，不懂得赢了第二道题之后立即向他下跪唤一声“岳父”，以致黄药师暗暗叹气：“傻小子终究是傻小子。”
　　第三道题是考欧阳克和郭靖读书过目不忘的本领，看谁能更多地背诵黄药师夫人手写的文字上有脱漏的《九阴真经》下卷。当时洪七公对黄药师出这道题非常生气，认为太不公平：“明知我徒儿傻气，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
　　黄蓉也暗中为他着急，只得在欧阳克背书时故意说话扰乱。谁知郭靖平时背熟了周伯通教的《九阴真经》上下卷，已经背了几百遍，这时终于流畅地背了下来，把黄药师惊奇得怀疑是夫人九泉之下显灵，选中了女婿郭靖。整场招女婿的比武考试，武文兼写，曲折生动，紧张时使人提心吊胆，有趣时又使人哑然失笑，妙趣横生。
　　尤其写得不同凡响者，我以为是《连城诀》中血刀老祖与南四奇“落（陆）、花、流（刘）、水”在藏边雪谷里那场恶战。生死攸关、酷烈无比的一组厮杀，金庸写来却举重若轻，层次井然。当事者五人都是武林中不同门派的领袖人物，血刀老祖却要孤身抵挡侠义道中四位高手，真是凶险之至。小说通过断腿受伤的狄云的眼睛，写血刀僧主动出击，首先与方入雪谷的刘乘风拼杀，双方势均力敌，边斗边跃上了地势险峻的悬崖峭壁。这时“南四奇”中第二位花铁杆又到，“抬头相望，但见血刀僧和刘乘风刀剑相交，两人动也不动，便如突然被冰雪冻僵了一般。知道两人斗到酣处，已迫得以内力相拼”，于是花铁杆决定趁“两人全神贯注”之际，从背后对血刀僧偷袭。小说写道：
　　花铁杆见两人头顶白气蒸腾，内力已发挥到了极致，他悄悄走到了血刀僧身后，举起钢枪，力贯双臂，枪尖上寒光闪动，势挟劲风，向他背心疾刺。
　　枪尖的寒光被山壁间镜子般的冰雪一映，发出一片闪光。血刀僧陡然醒觉，只觉一股凌厉之极的劲风正向自己后心扑来，这时他手中血刀正和刘乘风的长剑相交，要向前推进一寸都是艰难之极，更不用说变招回刀，向后挡架。他心念转动奇快：“左右是个死，宁可自己摔死，不能死在敌人手下。”
　　双膝一曲，斜身向外扑出，便向崖下跳落。
　　花铁杆这一枪决意致血刀僧于死地，一招中平枪“四夷宾服”，劲力威猛已极，哪想到血刀僧竟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坠崖。只听得波的一声轻响，枪尖刺入了刘乘风胸口，从前胸透入，后背穿出。他固收势不及，刘乘风也浑没料到有此一着。
　　血刀僧从半空中摔下，地面飞快地迎向眼前，他大喝一声，举刀直斩下去，正好斩在一块大石头上。当的一声响，血刀微微一弹，却不断折。他借着这一砍之势，身子向上急提，左手挥掌击向地面，蓬的一声响，冰雪迸散，跟着在雪地中滚了十几转，一砍一掌十八翻，终于消解了下坠之力，哈哈大笑声中，已稳稳的站在地下。(7)
　　“转动奇快”写其智，“向崖下跳落”写其勇，“一砍一掌十八翻”写其技与识，一个智勇双全、功夫高超的血刀僧便活现在读者眼前！
　　接着是第二回合：陆天抒与血刀僧在厚达十余丈的积雪底部拼杀。从上面看去，但见“白雪隐隐起伏波动”。
　　过了好一会，一处白雪慢慢隆起，有人探头上来，这人头顶上都是白雪，一时分不清是俗家还是和尚。这人渐升渐高，看得出头上长满了白发。那是陆天抒！
　　..
　　陆天抒的头探在雪面，大声喘气，努力挣扎，似想要从雪中爬起。..
　　便在此时，却见陆天抒的头倏地又没入了雪中，似乎双脚被人拉住向下力扯一般。他没入之后，再也不探头上来，但血刀僧却也是影踪不见。水岱和花铁杆对望一眼，心下均甚忧急，见陆天抒适才没入雪中，势既急速，又似身不由主，十九是遭了敌人暗算。突然间波的一声响，又有一颗头颅从深雪中钻了上来，这一次却是头顶光秃秃的血刀僧。他哈哈一笑，头颅便没入雪里。水岱骂道：“贼秃！”提剑正要跃下厮拼，忽然间雪中一颗头颅急速飞上。
　　那只是一颗头颅，和身子是分开了的，白发萧萧，正是陆天抒的首级。
　　这头颅向空中飞上数十丈，然后啪的一声，落了下来，没入雪中，无影无踪。
　　(8)
　　原来血刀僧落入雪底便利用自己在藏区冰天雪地生活过的经验，在厚雪层中挖洞制造氧库，每逢呼吸困难，便探头到洞中吸几口气。陆天抒不懂这个窍门，憋得慌时串到雪上吸气，下体便遭血刀僧连砍三刀。一代英豪，终于葬身雪谷！
　　此后的两个回合，便是水岱道血刀僧所挖陷阱暗算而被斩去双腿，只得求人了断；花铁杆则在经历沮丧、惊吓和血刀僧的心理战后完全丧失斗志，曲膝投降。所谓侠义道的“南四奇”，竟被血刀门一个老僧杀了个“落花流水”！真是惊心动魄，而又变幻莫测。一切难以逆料的结果偏在特定环境中发生，而且成为此一情境中必有之事。可谓浑然天成，精彩之极！
　　金庸的武学大世界虽都出于艺术想象，却能意到笔到，幻而成真，使人大开眼界。它们奇谲诡异却似有根有据，变幻百端而又尽情尽理。文化学养之丰厚扎实，艺术创造之超拔有力，生活情理之周到细密，文字笔墨之得心应手，四者融会综合，高度统一，因而在武侠小说领域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典范。
　　注释
　　(1)《神雕侠侣》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第16 版第1306 页。
　　(2)转引自盛澄华《试论纪德》一文，原载《时与潮文艺》4 卷5 期—6期，1945 年2 月15 日。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293 页。
　　(3)翁灵文：《金庸畅叙生平和著作》，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叁]，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 年10 月初版。
　　(4)《倚天屠龙记》第4 章，香港明河社1991 年4 月第12 版第128—129页。
　　(5)《神雕侠侣》第12 回，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第16 版第492 页。
　　(6)《笑傲江湖》第19 章，香港明河社1992 年9 月第11 版第811—812页。
　　(7)(8)均见《连城诀》第7 章，香港明河社1991 年10 月第9 版第225页，第233 页。

断指轩辕

　“义”：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叙事艺术——肝胆相照，一诺千金——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赋予“义”新的内涵——郭靖、乔峰：
　　“大侠”的典范与“义”的新提升——金庸状写侠魂的成功经验“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
　　《史记·游侠列传》的作者司马迁，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这样自陈其著述动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主要为了表彰这个“义”字（有时与“仁”相联系而为“仁义”，有时与“信”
　　相联系而为“信义”）。
　　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
　　这些笔墨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精神，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胡一刀和苗人凤（外号金面佛）惺惺相惜的义气。他们二人都是当世号称无敌手的武林杰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后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边武功高强的侍卫。只因百年前有关李自成生死的秘密不能过早泄露而造成误会，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杀，导致苗、胡两家的子孙冤冤相报。到胡一刀和苗人凤这一代，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世代的仇杀也都有怀疑、厌倦之心，但由于存心不良者从中破坏，和解的愿望不能实现，两人仍不免以兵刃决雌雄。比武头几天虽然不分胜负，双方却已推心置腹，相互钦敬。白天连日较量，夜间在一起喝酒，共同讨论武功：
　　“金面佛将苗家剑的精要，一招一式讲给胡一刀听。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倾囊以授。两人越谈越投机，真说得上是相见恨晚。”(2)甚至还相互向对方交托后事。比武到第四天，胡夫人已经看出苗人凤的破绽，告诉了丈夫。第五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劝丈夫诱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剑白鹤舒翅”，以便乘机取胜。胡一刀却摇摇头，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将孩子在凳上一摔，让孩子大哭，示意丈夫为孩子着想去取胜苗人凤，胡一刀缓缓点了点头。但到该出手时，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伤害金面佛。后来，胡一刀干脆提议两人交换刀剑：“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剑法，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损了威名。”结果还是打成平手。可以说，胡、苗二人几天内成就的莫逆之交，抵过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谊。
　　故事终于急转直下，成为无法挽救的悲剧，是因为坏蛋暗中捣鬼，偷偷在夜间将两人刀剑都涂上了毒药，以致最后一天胡一刀左臂虽然只被轻轻划了一道小口子，却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横刀殉夫，将孩子交给了苗人凤，而忙乱中孩子又被他人带走。从此，苗人凤总是郁郁不欢。每到过年，他就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灵位，称他们为“义兄”、“义嫂”，祭祀一番，喝上十几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他甚至对女儿苗若兰说：“孩儿，我爱你胜于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许我用你去掉换胡伯伯的孩子，我宁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却活着。”金庸施展看家本领，把豪杰之间这种相知、相敬、相惜的义气写得酣畅淋漓，真可说达到了义薄云天的地步！
　　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书剑恩仇录》里的周仲英，因为英雄文泰来在自己庄上被人抓走，恼怒之下，当场失手打死了小儿子；宫廷侍卫白振，因为红花会没有杀他，后来在对方人物被官军包围时，反而当场自杀，以表示对得起朋友；更不用说红花会十四侠同生共死营救文泰来那番动人场面。《倚天屠龙记》里，张翠山、殷素素因为觉得有负于三师兄俞岱岩，夫妇双双自尽，壮烈之极；张无忌为了救义父谢逊，更是吃尽苦头，几乎牺牲生命。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酣墨饱，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一直到最后的《鹿鼎记》，韦小宝虽然有小流氓气，做了一些不像话的事，但作者还是让他坚守一条界线，就是讲究义气。他周旋于天地会与康熙之间，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会群豪，也不遵天地会之命去刺杀康熙。有一次，康熙扣住韦小宝，准备炮轰他的子爵府，消灭天地会一大批骨干。韦小宝着急异常，为了走出去通风报信，只好对平时称兄道弟的多隆从背后给了一刀，心里却很难过地说道：“多大哥，你是鞑子，我天地会靠杀鞑子吃饭，不杀你不行。今日伤你性命，实在对不住之至。好在你总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脑袋，你也不过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亏。何况我杀了你，你是因公殉职。但如皇上砍你的头，你势必要抄家，老婆儿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换得家里抚恤赠荫。”(3)为此，韦小宝还流了泪。
　　总算多隆命好，心脏天生偏在一边，这一刀没有捅到要害处，金庸也就保全了韦小宝的义气。金庸认为：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4)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剑》里，袁承志、温青青两人出手救助焦公礼全家和金龙帮，就是因为焦公礼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正义性：
　　第一，焦公礼所杀的闵子叶，身为总镖头拿了人家的钱却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和强盗串通起来准备杀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儿，这是个该杀的人物；第二，焦公礼与太白三英闹翻，是因为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和关外的多尔衮清兵相勾结。正因为具有正义性，所以当焦公礼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免除手下人员无谓伤亡而准备让全家出走，自己则悲壮自杀以求了断时，才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有关的那些笔墨才会显得那么真挚感人。单纯的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确实有它的负面作用，有时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雕侠侣》中那个急切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即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碧血剑》中那个闵子华，为了给兄长报仇，曾经纠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礼门前问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败之后，也就羞惭地认输退走。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更广泛的表现。如果说前述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存在于意气相投的江湖豪杰之间，那么，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说得明白：“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5)这里，侠的定义便与“义”完全重叠为一，成为人们常说的“侠肝义胆”或“侠士精神”。《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在佛山镇上为钟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凤天南较量，一心要诛杀这“南天一霸”。《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救仪琳，也全无个人打算。他不管采花大盗田伯光武功多么高强，凭着一腔热血，就舍命与田死缠，使仪琳免遭毒手。甚至连武功半点不会的段誉，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农帮滥杀无量派，并给黑骏马主人主动报信。
　　当木婉清嘲笑他几乎为这类闲事丢了性命时，段誉朗声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义所当为，有何后悔可言？”在金庸小说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连《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所诵经文也包含了一点侠义思想：“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看似宗教的轻生思想，却引向“为善除恶”的目标，成为视死如归的同义语。
　　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6)
　　事实上，也只有为民族、为民众、为国家的大“义”，才能牢固地团结教派内大多数群众。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写于1975 年1 月）中曾经表示：“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重义轻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种原则就真诚地实践，做了错事也都敢于承担责任，绝不文过饰非。他们坚守一条界线：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但决不做鹰犬和奴才，这就同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金庸通过小说形象，把这样的人生称颂为有价值的。而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致把他们分成两类：以令狐冲、胡斐为代表的一类，以郭靖、乔峰为代表的又一类。这后一类，金庸称之为“大侠”。《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曾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在1980 年5 月写的《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冲作了对比之后说：“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尽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后一类，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类。
　　金庸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7)可见，金庸确实在自觉地承担武侠小说的这种使命。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像郭靖，资质质朴，甚至有点笨拙，但他刻苦，沉稳，富有责任感，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去做，决不畏难退缩，自知愚钝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终于达到超群的地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郭靖都坚持抗元，死守襄阳城，一守几十年，明知蒙古兵力强盛，自己迟早总会失败，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尽力多守，绝不放弃。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郭靖之所以能坚守襄阳数十年，就因为他有一种自觉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射雕英雄传》末尾，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思汗曾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
　　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在郭靖看来，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所以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站出来说：“《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写得比郭靖形象更浑厚、更丰满、更有力度的，是乔峰。他身上体现出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更为感人。乔峰处在一个宋辽严重对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纵然身怀卓绝的武功并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为契丹人后裔的问题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终于辞去丐帮帮主的职务，而且一步步将他身不由主地卷进了民族矛盾的漩涡。尽管他在辞去帮主时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伤汉人的一条性命”，并且劝阻了帮内的分裂，表现出顾全大局、深明大义，却仍然无济于事。他越是企图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谜，越想挣脱民族矛盾的蛛网，便越是被这张巨大的蛛网捆缚得紧。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来越深。起初，读者担心乔峰陷入了有人布置的一个巨大的阴谋，不然，何至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他要找谁谁就忽然被杀，而杀人的罪责全要乔峰来承担。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才知道这一切仇杀和报复有着久远而且复杂的民族背景和历史渊源：那个杀了乔峰要找的许多人的神秘黑衣武士，就是乔峰的亲生父亲萧远山；而他所以要这样杀人，是因为要报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卫士被汉族武林人物无辜惨杀的仇。小说作者从逆境中塑造乔峰形象，写出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感情，令读者真正感到信服。乔峰在慕容博之流挑动的宋、辽民族残杀中，不但失去了丐帮和武林中的许多朋友，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还亲眼目睹了宋、辽双方的无辜人民都经受了遭掳掠、被杀戮的惨重苦难。这些血泪经历使乔峰终于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方的平民百姓着想，放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想法。即使回到辽国以后，他也抵制和反对辽国皇帝侵宋的战争，迫使辽国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则在雁门关前悲壮自尽。乔峰的自杀，是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挑动民族相斗、使百姓遭殃的不义的战争的有力控诉，也使他得到丐帮许多好汉和宋、辽广大百姓的尊敬。丐帮吴长老当场就捾胸大哭，说：“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乔峰是郭靖之外另一个“侠之大者”的代表。在乔峰身上，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深沉思考。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又说了两段话：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地激荡了我们的心。
　　可见，金庸是站在人民、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他强调郭靖、乔峰是大侠，因为他们努力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金庸看来，为多数人谋福利，这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意义所在。也因为这样，金庸在《鹿鼎记》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熙，因为康熙的政令比较符合人民的利益。《天龙八部》中，大理国皇帝段正明让位时，对新登基的人说：“做皇帝嘛，你只须牢记两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这些都体现了金庸的根本思想。
　　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单调之感。他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冽而又细腻，既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胡、苗决斗前夜，自信“一生过得无愧天地”的胡一刀，意识到自己与“天下第一高手”苗人凤交手的严重性、危险性，内心无比激动。尤其当夫人表示如果丈夫死了她一定自杀时，这位一向粗鲁豪爽的猛汉，竟也忍不住呜咽着对婴儿说：“孩子，你生下三天，便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将来有谁疼你？你饿了冷了，谁来管你？你受人欺侮，谁来帮你？”待他夫人答应“好好将孩子带大”之后，他比较安心，可又很动感情地对妻子说：“妹子..死是很容易的，你活着可就难了。我死了之后，无知无觉，你却要日日夜夜的伤心难过。唉，我心中真是舍不得你。”小说泼墨般地写了义士慷慨赴死前的儿女情长，却没有带来英雄气短，反而将豪迈悲壮的气氛点染得更为动人。鲁迅诗《答客诮》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金庸状写侠魂方面的这番成功经验，同样值得我们许多小说家记取。
　　注释
　　(1)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2)《雪山飞狐》，香港明河社1992 年4 月第11 版101—102 页。
　　(3)《鹿鼎记》，香港明河社1992 年7 月第12 版第5 册1803 页。
　　鹩梗骸段ば”φ庑〖一铮　吩亍睹鞅ㄔ驴??981 年10 月号，收入《绝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7 月第1 版，237—238页。
　　(5)《金庸谈武侠小说》，林翠芬记录整理，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95年1 月号。
　　(6)《倚天屠龙记》，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第13 版1121 页。
　　(7)《金庸小说的男子》，吴霭仪著，香港明窗出版社1994 年1 月第2版。金庸为此书写的小序题为《男主角的两种类型》。

断指轩辕

　小说内容的第三号支柱——金庸式的纯情故事——真爱：不自私，为对方好——形形色色的痴情种——《射雕》：最富青春气息之作——精致不俗的《白马啸西风》——情花的象征意味——李莫愁：可怕又可恨的情痴——
　　皮格马利翁效应——潜文本的形式意义
　　严家炎：金庸作品这么吸引人，从内容上说，似乎可归结为三管齐下，错综交融：一是写“义”，把侠义精神写得很感人；二是写“武”，即武功打斗写得动人；三是写“情”，将男女爱情同样写得很迷人。“义”，“武”，“情”，构成了金庸小说内容的三大支柱。在谈过了前面两个题目之后，我们现在不妨来共同探讨第三个题目——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金庸不但是写武侠的圣手，也是写爱情的高手。他的小说里交织着许多迷人的纯情故事。像《飞狐外传》中胡斐和袁紫衣，《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黄蓉，《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天龙八部》中乔峰和阿朱，《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的爱情都写得细腻而深沉。应该说这些爱情描写里都有“英雄美人”的罗曼谛克的成分，都渗透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纯洁崇高的爱情本身，依然有一种感染人、吸引人的力量，使读者的感情净化。《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爱情，是在林平之和岳灵珊另一对年轻人的衬托、对比中来描写的。林平之富家子弟出身，长得风流潇洒。他家庭的悲惨遭遇也令人同情。所以岳灵珊在林平之到来以后，感情很快从令狐冲身上转移到了林平之身上。但林平之既有纨绔子弟的虚浮习气，又有某些江湖人物的自私刁钻。他和岳灵珊的结合，并非真出于爱。为父母报仇那天，他只顾自己戏弄余沧海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他心胸狭隘，嫉妒成性。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已经按《辟邪剑谱》练功而“自宫”，却还瞒着岳灵珊和她结婚。最后，他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动手刺杀了岳灵珊，而岳灵珊却在临死前还要求令狐冲好好对待林平之。这场婚姻，对岳灵珊来说完全是个悲剧。对照之下，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就令人羡慕。令狐冲为人，最可贵的是一个“真”字。他真诚，真挚。
　　爱小师妹岳灵珊，是真心实意地爱，全心全意地爱，不存什么私心。小师妹抛弃他去同林平之好，他简直丧魂失魄，感情一直转不过来。直到小师妹死后很久，他到华山当年岳灵珊住的房间，还睹物伤情，忍不住扑簌簌地流泪。
　　他和任盈盈的爱情，是在志同道合、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对权力地位都看得很淡，互相都要为对方好，十分体贴对方，不惜牺牲自己。
　　令狐冲就任恒山派掌门时，盈盈也来祝贺，嵩山派的乐厚抓住这个机会就对令狐冲说：“恒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令狐冲回答说：“做不得便做不得，那又有什么打紧！”盈盈这时心想：“你为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反过来，盈盈也非常理解和体贴令狐冲。当盈盈看出令狐冲为眼瞎受伤的林平之和岳灵珊夫妇担心时，不但不吃醋，反而主动提议保护他们以防青城派弟子前来袭击。令狐冲心下好生感激，想道：“她为了我，什么都肯做。她明知我牵记小师妹，便和我同去保护。这等红颜知己，令狐冲不知是前生几世修来？”
　　金庸在小说中非常看重爱情上的不自私，认为真正的爱就应该为对方好，必要时可以自我牺牲。《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为了救心上人胡斐的命，亲自用嘴巴去吸胡斐手背上的毒，她是个医生，明知自己这样做会中毒而死，却还是毫不退缩地去做，结果果然牺牲了。《笑傲江湖》里被人称为“桐柏双奇”的周孤桐和吴柏英这对夫妇，在危急关头有一人必须被杀死。
　　这时两人都争先恐后地争着去死，任盈盈感动了，就一个都不杀，对他们说：
　　“很好，你二人夫妻情重，我好生相敬，两个都不杀。快将断手处伤口包了起来。”（香港明河社版1576 页）这种纯情式的爱，我觉得在金庸笔下写得很感人，很成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的看法怎样？
　　叶若诗：金庸小说写了不少痴情种，他们因爱恋而“直教生死相许”。
　　《鹿鼎记》中的“百胜刀王”胡逸之与《书剑恩仇录》中的于万亭便是其中两个例子。
　　“百胜刀王”胡逸之刀法卓绝，兼之长得风流英俊，当年是武林中第一美男子，因而有个外号叫作“美刀王”。但他某日在四川成都，无意中见了陈圆圆一眼后，便从此神魂颠倒，不能自拔，甚至为她退出江湖，隐居昆明城郊。就像他自己所说：“当年陈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时，我在王府里做园丁，给她种花拔草。她去了三圣庵，我便跟着去做火夫。我别无他求，只盼早上晚间偷偷见到她一眼，便已心满意足..”他在陈圆圆身边一待就是二十三年，因怕泄露身份，平时绝少与她谈话，“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说过三十九句话。她倒向我说过五十五句”。胡逸之为陈圆圆抛弃了他在武林中所建立的名声地位，以他武功之高，声望之隆，竟自愿操此杂役。我们固然可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是迷恋美色的一种表现，但我们还是不能忽略他在种种举止中所流露出来的“痴”——他连二十三年来两人说过几句话，都数得清清楚楚。同时，胡逸之在与韦小宝攀谈之时，发表了他对爱情的看法，而我以为他的这种思想是超越时代的，不论在什么时候都绝对适用：
　　“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倘她想嫁给郑公子，你就该千方百计地助她完成心愿。”这种想法除了说出爱的真谛外，也反映了胡逸之对爱情的真挚与至诚。从他的这一席话中，我们便至少可断定他对陈圆圆的感情绝非一般的下贱情欲，而是包含了真爱的至情。因而，他的痴，也就更令人信服，更令人感动，也更令人同情。
　　于万亭与胡逸之的情况虽有相似之处，却也略有不同。于万亭与陈家洛之母徐潮生原为一对青梅竹马之爱侣，两人并且私定终身。后来于万亭因家贫不得不出外谋生并学习少林派武功，后又因思念徐氏而返回故乡。可是回乡之后却惊闻徐氏已被父母许配给当地豪族陈门。三年后徐氏生了一个儿子，于万亭去探望她时，徐氏惊慌地告诉他说其所生之子已被当时的四皇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换去，而将一个女孩儿送了回来。其后雍正数次欲暗杀徐氏夫妇，于万亭都在旁施以援手，暗中救了他二人。由于难以放心，他于是干脆化装为佣，在陈府操作贱役，劈柴挑水，共达五年。直到确知已无后患，方始离去。其后，于万亭又在徐氏的恳求下，把陈家洛带到大漠中去拜袁士霄为师；还夜闯皇宫去对乾隆揭示其真实身世并晓以大义。他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徐潮生才甘冒奇险的。而他对徐潮生的深情，亦可从他终身未娶、及在徐氏逝世后不久就跟着郁郁而终这两件事上看得出来。
　　胡逸之与于万亭对所爱之人的感情都是既深沉又绵长。他们可以为了满足所爱之人的需求而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屈身为仆，出生入死。他们感情之高尚纯洁，所做事情之伟大，在情痴中也是无可比拟的！
　　金庸小说中的各个痴情种的下场都不尽相同，有的令人凄然泪下，例如《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她自从在洞庭湖畔的花圃中与胡斐结识后，一缕情线便紧紧地系到了他身上。她虽长相丑陋，但心思缜密，凡事都能计算准确，料事如神，尤以下毒的本事最为高明。她曾无数次地救过胡斐的性命，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情，因为胡斐的心早已牢牢地依附在一个叫做袁紫衣的姑娘身上了。胡斐并没有觉察到她的情意，甚至因怜她孤身飘泊，而提出与她结拜为兄妹。但是程灵素依然忍住了心中的酸楚，陪伴在胡斐身边，一次次地帮他策划御敌，一次次地陪他共赴生死。她一早便知道了胡斐对袁紫衣的情意，但她从未想过要去伤害袁紫衣。最后，她亲自以口将胡斐伤口中的毒血吸了出来，以她自己的命换胡斐的命。她把胡斐的性命看得比自身还重要，宁可自己死了也要将胡斐救回来；而胡斐却要到她死后才想起她的诸般好处，发觉她的言谈举止中所包含的柔情蜜意，后悔在她生前没有待她更好一些。正因为如此，程灵素的一番痴情才更令人倍觉心中酸苦，更催人泪下，更让人为她扼腕叹息不已。
　　在金庸心目中，确实认为真爱就该为对方着想，不惜牺牲自己。
　　尚晓岚：金庸在北大演讲时，说自己最心仪的爱情是：青梅竹马或一见钟情，然后白头到老。然而他笔下能得到这种命运的人物并不多。杨过、张无忌、段誉、虚竹、令狐冲、袁承志、石破天最后都与心上人结合，但这种健康圆满的爱情最突出的代表仍然是郭靖和黄蓉。《射雕英雄传》是作者最富青春气息的作品，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也充溢着青春的热情和温柔、甜蜜与欢畅，同生共死的誓言和来日大难的忧惧，有迷惘、伤痛、误解却从没有刻骨铭心的伤害，更没有贪婪和欲望的污染。郭靖与黄蓉的爱情，就像每个人梦中的初恋，让少年人向往，让中年人伤痛，让老年人回忆。这种质朴、健康又极为明亮的色调在金庸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是不复现的。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夫妇的性格与爱情也是少见的一类，可以概括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胡夫人身为女子，豪爽磊落却绝不逊于丈夫。她的托孤、赴死是那样斩截痛快，令人扼腕复又赞叹。作者没有刻意去写胡氏夫妇的卿卿我我或者胡夫人的温柔，却表现了一种为他人所不及的伟大爱情：夫妇二人因爱与理解而溶为一体，同生共死。而且，胡氏夫妇都是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苗人凤），光明坦荡、极富侠气的人。
　　还有一类爱情，爱得缠绵悱恻，结果却是曲终人散。在这种命运里的人颇多，而且多半是三角恋。比如胡斐和程灵素、袁紫衣；南兰和苗人凤、田归农；天山童姥、李秋水与逍遥子；霍青桐、香香公主与陈家洛；成昆、阳夫人、阳顶天；以及丁典与凌霜华，狄云和戚芳，杨铁心和包惜弱，众多仰慕杨过的女子：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看来女子比男子要多。
　　这一类人物中，我以为写得最优美、最伤感的是一篇不太起眼儿的小说的主人公：《白马啸西风》中的李文秀。小说不长，笔调却全是抒情性的，“天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大漠黄沙的背景使作品显得心绪苍茫，草原上天铃鸟的歌声增添了作品的悠长婉转，孤单的李文秀在感情上始终不能摆脱少年时的伙伴，她的“纪爷爷”原来是一位悄悄爱她的年轻人。作品要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有样东西，是很好的，可我偏偏不想要；我想要的，已经永远不属于我了。这样流水般抒情的笔法，忧伤的调子，余音袅袅的结尾，都显得精致而不俗。
　　如果说，郭靖和黄蓉是金庸所写的最完满的爱情，那么，金庸最理想的一对爱人可能是乔峰与阿朱。他们身上的男性美与女性美体现得最充分，而且配合得天衣无缝。
　　乔峰是比郭靖更标准、更理想化的男人。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深厚宽广的胸怀乔峰同样具有。比之郭靖的木讷愚钝，乔峰却机智敏锐过人。更难得，他身上有一种豪气干云，万夫莫当，令人心折的英雄气概。乔峰体现的是男性的理想（也许更多的是女性心目中的男性美）。
　　阿朱的娇俏可喜不逊于黄蓉，但比之黄蓉，她更多一份女性的温柔与关怀，一种深厚无私、舍己为人的爱。她没有黄蓉的小性儿，她对乔峰含了崇拜和依恋的爱，更为宽广深沉。这样的献身忘我、甜蜜伤痛的爱恋，也许是人间最好的了。
　　乔峰的阳刚与阿朱的柔美配合得妙到毫颠。这样的爱情是极度理想化的，也许，只有在小说里，只有在金庸的小说里，才会存在。
　　李冬秀：我觉得，绝情谷里的情花，金庸是把它作为爱情的象征来写的。
　　这种花雪白芬芳，娇艳美丽。可花枝上有密密的毒刺，人一旦被刺，从此以后再不能动情，否则毒发而亡，死状惨不堪言。情花的果实大多不好看，偶有好看的味道却又苦又涩；有的极难看的果子入口却极好吃，可又不是丑怪的就一定好吃，只有尝过以后才知道。这些描述里面都有所寓意。事实上，情也是这样，微妙复杂，难以尽言。金庸借想象出的情花描绘了“情”的万千形态——“情之为物，有时极美，有时却又极丑”。
　　金庸书中的至情，很少掺杂门第权势的因素，主要是真诚喜欢对方，敬重人品才华。情到深处，可以置名分、得失、生死于不顾，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射雕英雄传》的女主人公黄蓉，身为武林大师东邪黄药师之独生爱女，又兼容貌出众，机敏过人，却偏偏爱上了淳厚拙讷的郭靖。郭靖日后成为人人敬仰的一代大侠，可与黄蓉相遇时，正是初入武林，功夫低微，加之拙口笨舌，反应迟钝，令黄药师极为不喜。
　　可黄蓉对之一往情深，就是看中了郭靖的正直人品和对己深情。在黄蓉看来，“我做小叫化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这里作者把“情”的基础建立在超越外表的真心相爱上，道出了事情的真谛。唯其排除了功名利禄的重重束缚，“情”来得更为纯正，也更为深沉、坚实，这才会带来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那种境界。
　　叶若诗：遗憾的是，人世间美满的爱情故事很少，更多的是令人神伤的感情纠葛；为破碎的爱情而黯然销魂的伤心人，要比终成眷属的神仙爱侣多得多。金庸也把这一现实情况写进了他的小说，让读者看见那些因得不到爱情而如痴如狂的伤心人的样子。《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也是一个痴情种。
　　不过她的痴情表现是极端疯狂和残忍的。她因爱侣陆展元后来舍弃她而与何沅君结为夫妇，便将满腔怨恨发泄在他人身上，连毫不相干的何老拳师一家二十余口全都被她杀死，下手之狠辣，让久历江湖风浪的武三通都为之心悸不已。这种情痴太可怕也太可恨了。读到这一段，我们不禁要为陆展元感到庆幸，没有娶这样的恶婆娘为妻。但转念一想，又忍不住要怀疑陆展元是否正因为看出了李莫愁性格中的狠毒，才毅然离她而去，另娶他人？否则，如果他没有与李莫愁共结秦晋之好的念头，又何必收下她所赠的订情信物（绣花锦帕）？而他在收下锦帕后，又为何要舍她而另娶何氏？书中并未明言，我们也只好让这件事成为一个永恒的谜了。
　　尚晓岚：顺便提一句，金庸小说中亦多有学习西方的地方。比如，《连城诀》中的“砌墙”来自爱伦·坡；而《天龙八部》中，逍遥子雕刻玉像，对着玉像发呆，不再理睬李秋水这一情节，来自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古代一位国王，国中美女如云，生活幸福。他是一位雕刻能手，一日雕出一座精美绝伦的美女石像，从此任何人都不入眼，终日痴恋自己刻的石像。天神感其意诚，遂使石像变活，二人结为夫妇。金庸将这个典故化用得全无痕迹，倍添情趣。
　　陈建洪：金庸小说确实写了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生死爱情，不过我感兴趣的却是穿越文本表象而揭示潜文本的形式意义，通过阅读，寻找其爱情描写的结构共性及其历史心理依据。
　　试举几个实例作为入手。金庸的好多小说的情爱描写在结构上是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感情纠结。这种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故事结构原型，或许更多地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等。《鹿鼎记》中韦小宝先后与七个女子相遇并心生爱慕，最后七个女子都嫁与他并能融洽地相处，其中除韦小宝与双儿是共同出生入死建立感情之外，其他则主要是因为美貌漂亮的性吸引。段正淳与六位女人交好且大多生有女儿，段正淳能与每个女人很好相处，但不能与她们同处，这里或许揭示了一些情爱的嫉妒与占有心理。段誉、杨过两人与围绕着他们的女子的关系有一些相似，小说着重渲染男主人公与其中一个女子的爱情，其他则作了次要性处理。这些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形式很多，但似乎在金庸的小说中没有一女多男式的爱情描写。如上所说，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已然废除，但我们的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的本能认同。
　　涉及到这一点，我想特别指出《鹿鼎记》中韦小宝与阿珂、苏荃的关系。
　　韦小宝对阿珂久追不得，对苏荃也只是偶尔想到而已。阿珂、苏荃则原来并没有对韦小宝有什么特殊感情，阿珂还可说对韦小宝比较反感。但为什么后来苏荃与阿珂突然嫁给韦小宝？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在丽春院中韦小宝的“胡天胡帝”使她们有了孩子。这点是我们民族的婚姻爱情的支撑点。“孩子”
　　在中国的婚姻中有着重要意义。孩子的存在一方面确证了母亲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延续父权的象征。我这里只是指出金庸小说中对民族婚姻爱情心理的无意识承传。
　　严家炎：陈建洪同学思考得比较深入。但我想也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背景是中国古代，而在古代上层社会中，男子三妻四妾是并不稀奇的。如果有人说金庸只是写了古代的历史真实，并不意味着心理认同，那我们又该怎样回答呢？
　　本书作者附记 我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中，曾安排学生做作业，并组织课堂讨论，其中一次的题目就是“金庸笔下的‘情’”，发言者颇为踊跃。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部予以发表，只能选录小部分发言或作业，经编排组辑而成现在的样子，并对有些作业在文字上稍作润色。不周之处，敬祈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