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解密玄武门兵变真实起因

林风

解密玄武门兵变真实起因
——兼析李世民人格的阴暗一面
徐星明
有关隋末唐初这段历史，无论是《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隋唐演义》、《瓦岗演义》、《说唐》等史书或旧小说，还是当代的一些历史研究文献，以及近年出版的《贞观长歌》、《贞观之歌》等新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电视连续剧，无不把李世民刻画成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人物。纵观中国历朝皇帝，李世民以其英明神武，善用人才，纳谏如流，会打仗也善治国，为大唐一统天下立下无人可与比拟的汗马功劳，开创了广受人们赞誉的贞观之治，为其后的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对历史所作的贡献无可非议，堪称一代雄主，历史上可与他一比高下的封建帝王委实不多。史学家与小说家、电视编剧、导演众口一词，极力夸赞他的功德和才能，也自有他们的道理所在。

但是，历史毕竟是成功者的历史，中国所有的所谓正史，由于受当时统治者直接或间接干预，无不存在它的局限性，即夸大对统治者优点、政绩的宣扬，有意无意地掩饰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或尽量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一笔带过，对失败者则不顾事实真象，极尽所能，大加挞伐，将他们的劣点无限渲染，扩大。当政者统治时间越久，他们的政绩、优点就越多。至于小说，电视剧，也大体以历史书籍为依据，通过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事件描写，环境渲染，往往使香者更香，臭者更臭，离历史真实也就越来越远。在描述李世民的众多学术研究和文学著作中，这一点就越发突出，虽然在《资治通鉴》等史书中，作者作为史家本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精神，也隐隐约约，以极其简略的笔法，透露过他的另一面，然而很不充分。为了进一步探讨历史真像，我们不妨从史书中极其可贵的字缝间隙里，认真加以分析，鉴别，来“曝光”一下李世民的另一面，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托尔斯泰说过，任何一位伟人，无不存在其渺小的一面。人无完人，即使伟大如毛泽东，也有他的不足、甚而非常错误的一面。李世民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他的生性，他的一生经历，除了具备常人所不及的许多优点外，也自有他野心勃勃，无情无义，自私凶残，甚而极端愚昧的一面。

客观地评价，李世民从极力主张父亲李渊并州（今太原）起兵，一路兵进长安，以及后来独当一面，力平薛仁果，李轨，宋金刚，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功勋卓著。假如抛开封建王朝“立嫡以长”的旧习，把他定为大唐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当之无愧。事实上，李渊起头也一直深深地痛爱这个儿子。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六月，李渊刚刚在长安称帝，就有心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于事前当面向他表达过自己这一意愿。如果李世民当时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封赏，以他的过人能为与遇事深谋远虑的一贯办事作风，他一定能把手中既得权力把握得很牢固，使旁人没有窥伺机会，从而也就不会发生唐廷皇室后来那震惊世人的玄武门兵变血腥事件。令人遗憾的是，李渊当时这片好心遭到了李世民委婉谢绝。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分析一下，李世民放着现成的、令他后来一直梦寐以求、志在必得的太子高位不要，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还太年轻，思想比较单纯，或者说当时思想境界还比较高，不忍心打破“立嫡以长”的老规矩，心甘情愿地成全他的大哥李建成呢？回答也是否定的。据史书记载，因这件事，李世民曾问过其属下众官的主意，是房玄龄极力劝阻了他：“今天下纷乱，逐鹿中原尚须时日，正建功树德之机也。公若此刻愈序而进太子位，名为储君，则率军出征之机尽失，犹如虎之入牢笼，兵权尽皆旁落矣！待后天下大定，公无功无德，势单力薄，何以安保其位？”正是这短短几句话，就把李世民当时的心态描述得暴露无遗。原来，李世民当时不愿当太子，并不是他具有伯夷叔齐一类人物的谦让品德，而是担心因此失去“率军出征之机”，为免今后手中既没有继承皇位的资历，也没有与他的哥哥争夺皇位的本钱，才苦心孤诣，隐忍不发，甘愿暂时“退居二线”。事实上，李建成自从当上太子以后，每次想统兵出征，多被群臣以“太子乃国之储君，不宜轻出”为由而谏阻，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也使他丧失了很多为国立功，延揽人才、扩充自己实力的机会，从而也使他的公众形象明显与李世民相形见绌，也因此充分证明了李世民与房玄龄的远见卓识与过人心机。由此，我们也可从中得出结论——李世民谋夺皇位的野心，至少也是那时候就萌发了，甚至初步制定了一整套长期、完整的谋夺储位基本方略，而他那种隐忍不发的深谋远虑，也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

有关李世民一心谋夺皇位的野心，我们在史书上还可以觅出很多踪迹。房玄龄投奔李世民时，李渊还没称帝。房一来，就特别注重为之网罗人才，深得李世民赏识，李世民得意之余，常对左右说：“本公身边之有玄龄，犹光武帝殿前之有邓禹也！”也就是说，李世民从那时候起，就自命皇帝了。武德四年上半年，李世民率军一举剿灭窦建德与王世充，进入东都（即洛阳）之后，遍览全城风景名胜，目睹这座新都城尤其是显仁宫皇宫御苑的雄奇俊伟，翠园西苑的旖旎风光，内心竟隐隐然生发出无限眷恋之情，停留很长一段时间舍不得回长安，后来在封德彝等人力劝下，才不得不下令班师。李世民当时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东都呢？史书上没有明言，甚至没有直书其事，仅仅在后来描述李建成一班亲信力劝李建成要对李世民多加防范，才借这些人之口，指明李世民当年曾有过这种逗留，目的是拥兵自重，有心在中原另立王朝。有关李世民这方面的举动，《资治通鉴》也有过明确披露：武德九年正月，“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由此，我们也足可看出，李世民早就把眼光盯上了洛阳这块“形胜之地”，只是因为前后时间、处境不同，打算也有所不同。他当年的逗留洛阳，是指望能在洛阳割据一方，划地为王，为自己营造今后争夺天下的根基，而后来的派温大雅坐镇洛阳，让张亮押送大量金银到洛阳，遍赏中原各地州官守将，目的是广结人心，巩固河南、山东等地根基，以便万一在京师无法立足时，有一个稳靠的中原大后方作为退路，使他能永立不败之地。后来这一次，李渊也很清醒地看穿了李世民用意所在，曾下定决心要借这件事刹刹李世民阴谋夺嫡的野心，下旨把张亮逮捕下狱，令刑部严加审讯，但因张亮抵死不招，无果而终。

因为心中有一个夺嫡的长远规划，李世民当年虽然因条件还很不成熟，一时无法在洛阳另立王朝，但从洛阳返回长安后，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一贯来的夺嫡方针这一长期规划，趁李渊对他的恩宠还很浓厚时，打着“为国广纳人才”的幌子，上表要求建立“文学馆”，把天下精英都吸纳到自己门下，并很快达到预期目的，使本已人才济济的天策府更加锦上添花，名重一时，其中尤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学士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薄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府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藏苏勖等十八学士盛称于世。李世民对这一人才工程无疑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使文学馆高效运转，他让十八学士每日分三班轮值，待遇非常优厚，他本人也常常亲临文学馆，与各位学士“商讨文章典籍”。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文学馆声望，吸引更多超群出众的人才来投奔，李世民还仿效当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求贤办法，命库值阎立本分别为十八学士图像，绪亮作赞，辟出专室悬挂，号称“十八学士馆”。此举一出，朝野轰动，各地贤人能士无不以有朝一日能成为天策府文学馆学士为荣，争相来投，俨然成了长安城的又一个小朝廷。

李世民这么肆无忌惮，或明或暗在私下搞小动作，为谋夺储位把准备工作做得那么长远，那么充分，明眼人自然一眼可以看穿。作为主要对手，他的同胞大哥、太子李建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针对自己这位亲弟弟的所作所为，他在那些年又做了些什么？

作为最后的失败者，史书和各种文学作品对李建成的评价都很差，例如与李元吉一起淫乱后宫，企图用毒酒毒害李世民，为了达到最终战胜李世民的目的，还私下在府上组建了一支二千八百人的“长林军”；趁李渊带领李世民、李元吉赴仁智宫避暑的机会，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密约庆州刺史杨文干起兵，与李元吉里应外合，以期谋杀李世民；打猎时故意把一匹劣马送给李世民，试图借此谋害他的性命；为了拉拢李世民手下勇将尉迟恭，不惜用一大车金银厚礼送上门去……总之，李建成这个人很坏。李世民最后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害他的哥哥和弟弟，完全是出于自卫，不得已而为之。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这里头是否有史官迫于当政者的权势，有篡改或夸大事实的嫌疑在内？笔者认为是有的，因为史书也曾忍耐不住借当朝国舅、即李家兄弟的亲舅舅窦轨之口，小小地透露了一点讯息，即“太子生性仁厚，秦王工于心计！”够了，有这么一句，已足以说明问题！并且，史书还记载李世民登基后，曾借闲谈为名，绕着弯子到史官朱子奢处索阅当朝史事记载，阅后，因为不满意朱子奢把《武德纪事》、《今上起居》中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描述得“过于简略”，“建议”朱子奢重新修撰，把一些“该写”的东西写到位（李世民此举，也为中国以后历朝皇帝直接干预史官修史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偏偏朱子奢一副死脑筋，拒不从命，李世民只得堂而皇之，以升迁为名，夺下他手中那支笔，让他别就高位，另委心腹褚遂良、许敬宗主持，按他的旨意添枝加叶重修史事（褚遂良此前都是名不见经传，后来却一跃而为李世民临终抚孤重臣，许敬宗虽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但起先地位并不是很高，后来也一路平步青云，在高宗朝获得中书令高位，进而成为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宠臣，大概也同他能顺从李世民之意改修史事有关吧）。由此可见，褚、许等人重新“创作”出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就可想而知了，从而也给我们为探讨这段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想像空间。

先说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淫乱后宫的“二妃事件”。这件事的真实程度如何，我们已无法查考。但是，我们可以想像的是，李建成兄弟和张、尹二妃干下这种见不得的事，一旦泄漏出去，那可不是一般罪行，李建成的储君之位不保是肯定的，那张、尹二妃的可悲下场就更难想像，恐怕不仅是自己颈上这颗人头保不住，还势必带累各自的娘家人遭罪。这种生死攸关的道理，他们当然不可能不懂，既然明知风险这么大，他们再怎么胆大妄为，总也该遮着点掩着点，偷偷摸摸地干吧，为什么偏偏要在阁楼上狂呼乱叫，让偶然从楼下路过的李世民也能一下听出来？假如他们不是在同一时间脑神经同时失常的话，这样的疯狂之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不过，作为后来者，我们姑且尊重前人的说法，把它认定为真事。那么，我们不妨认真探讨一下另一个问题，即李世民对待这件事的真实心态——李世民当时在门外经过，发现了这件事，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腰带挂在门上？那时候，双方的储位之争不是已逐渐公开化了吗？以后来玄武门兵变时，李世民可以把手段用得那么残暴、绝情的程度来看，他当时没有采取更直接的手段当场来个拿贼拿脏，捉奸捉双，一举扳倒李建成，真的是因为顾全大局才出此下策，以至最后反惹得自己一身脏，说不清道不明吗？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比较可靠的推测应该是：李世民当场发现李建成兄弟这件大逆不道的丑事，第一反应不必说是心头大喜，很想当场破门而入，当面责怪那兄弟俩忤逆不孝，犯下这种人所不齿的乱伦大罪，并很快把事情上奏李渊，从此使他二人一跤跌入深渊，永无翻身之日。那么，李世民当时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唯一的可能是因为他回头一想，如果自己一个人孤身闯进去，难免被对方反咬一口，到时候百口莫辩，反而使自己变得被动。尽快召集宫廷侍卫来个现场捉奸？固然是好办法，可惜这种事情太过敏感，一旦传出去，皇家的脸面就丢尽了，还会成为千古笑谈。李世民深知李渊是个很爱面子的人，恐怕他在盛怒之下，不但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要遭到重谴，难免还殃及池鱼，气恼李世民处事失当，不懂得用一种更能顾全皇室脸面、较为隐蔽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从此心生嫌隙，寻借口疏远他，也不是不可能。李渊的儿子多达二十几个，如果对三位嫡子极端失望了，未必就不会促使他下定决心，在那许多庶子中另选贤能者为太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真要是落下那么个结局，实在不是聪明人该做的事！于是，他选择了挂玉带示警的办法，意在让那兄弟俩明白：你们所做的丑事我已清清楚楚，从此以后，你们最好是老老实实在我面前夹起尾巴做人，免得到时候惹翻了我，没你们的好看！

再说毒酒的事，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李建成如果心肠真有那么毒辣，有心要害死李世民，他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在酒里把毒药下足？退一万步说，即使毒药没有下足，李世民当时孤身一人进了李建成地盘，而且已经喝下毒酒“吐血数升”（这“吐血数升”一语也很值得质疑，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血，“吐血数升”过后还能安然无事地活下来？），李建成为什么就不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当场补他一刀，反而眼睁睁地看着李神通把他扶回秦王府去，让他今后再有反扑机会？因此，笔者认为，这件事要么纯属子虚乌有，是李世民登基后授意褚遂良“创作”出来的，要么是李世民当场使诈，自己咬破舌尖吐的血，意在让李神通这位从（堂）兄当场做个见证，为他“伸张正义”，李建成是如何不择手段歹毒地谋害他，从而使李渊震怒，把天平倒向他这边。事实上，李建成如果心肠真的狠毒到如此地步，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东宫一班主要僚属如太子洗马魏征、太子中允王珪、舍人徐师谟、太子舅父窦轨、东宫庶子裴矩、郑善果、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乃至李元吉等人，因李世民夺嫡野心太过明显，气势太过咄咄逼人，都曾经先后进言，劝李建成趁早动手，先发制人，置李世民于死地，以绝后患。可是，李建成却一直没有采纳众人建议。那么，是李建成生性刚愎自用，轻易不会采纳部下的意见吗？不对，历史上真实的李建成虽然存在不少缺点，但同样也是一个具备很能打仗，善于采纳属下意见等很多优点的人物。例如武德五年，刘黑闼一军死灰复燃，声势日见浩大，占领了中原大片土地。李渊因李世民夺嫡野心日见露骨，担心他“尾大不掉”，不放心再让他领兵出征。李建成听从东宫府众官建议，主动请缨出征，并很快得到李渊批准。在与刘黑闼双方对垒时，魏征提出“坚壁不出，与之对峙，俟其粮尽而击之”，并进一步分析，“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以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 李建成无不“悉依其言”，按照剿抚兼施的办法，严禁虐杀归降将士，把原来俘虏的刘黑闼部众全部释放，切实安抚百姓，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后来，刘黑闼兵败逃窜。李建成本想率军穷追，又是魏征劝阻了他，建议他号令各地（包括窦建得当时所辖领地）官员广为揖拿，免得劳师劳力。最终，果然按魏征事先设想，刘黑闼兄弟于武德六年正月逃到饶州时，被他的部将、饶州刺史诸葛德威生擒活捉，押送到唐军营中。因此，李建成在对待李世民的问题上之所以不肯采纳群言，不肯贸然下手，应该是与他的为人厚道和对骨肉亲情的看重有关，从来就没有打算要先发制人，置李世民于死地。

说到李建成的厚道，我们可以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证明。第一件事是，李建成征伐刘黑闼的时候，李渊为了确保这场战争的胜利，把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等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心腹爱将调拨给他指挥。李建成如果心怀歹意，尽可趁这一大好机会，或设计让他们一个个战死在阵上，或捏造罪名，把他们分别“正法”于帐下，让李世民一下吃个大哑巴亏没处申诉。假如换了李元吉担任这次统军主帅，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的。但是，李建成没有，而是让他们在战后完璧归赵，回到秦王府。第二件事是，武德七年六月，李世民探知李元吉府上私蓄甲士，私藏大量兵器衣甲，暗中使人奏告朝廷。李渊闻奏，当即以“巡视”为名，率李建成、李世民到齐王府查问真情。李元吉得讯后，依从手下谋臣荣九思等人建议，在府上埋伏武士，准备当场诛杀李世民，就机逼父亲“禅位”，立李建成为帝。但是，当李元吉临动手前暗中找机会告知李建成，希望征得他的同意时，却因“建成性颇仁厚，邃止之”，果断地予以拒绝，以至使这次伏击行动流产。试问，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已经很深，很公开化，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机会，都因为“性颇仁厚，邃拒之”，我们能说李建成的“性颇仁厚”有假吗？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就越发耐人寻味，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建成组建“长林军”和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试图谋杀李世民的事，都是发生在李建成阻止李元吉于府上伏杀李世民的武德七年六月，作者甚至中间毫无任何间断，一口气就连续交待了这几件事。读史读到这儿，未免就让人有了太多疑问，感觉宋朝那位司马光老头儿实在幽默、搞笑——你刚刚还说李建成“性颇仁厚”，怎么一下又连续罗列了他两件“性颇不仁厚”的弥天大罪来？在东宫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这是一个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作为国之储君，未来皇上，朝廷对你的人身安全已经提供了必要保证，该给你安排的侍卫人员已经给你安排了，你再私下成立一支军队，不是图谋造反又是什么？并且，你紧接着又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起兵去仁智宫，试图谋杀陪李渊一起避暑的李世民，就越发证实了你谋反的罪行是千真万确，不容辩驳的！这样明显自相矛盾的历史记载，果真是司马光笔法过于粗疏，以至发生的笔误吗？笔者认为不可能。《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司马光写史态度严谨，能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缘故。那么，这样稀奇的记载又该作何解释呢？笔者追根溯源，认为事情恐怕还得从李世民更换史官，“建议”新史官“完美”这段历史的原因查起。试想想，当时的褚遂良、许敬宗为了尽快满足李世民的心愿，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胆虚构，或把一些实有的事掐头去尾，达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标准，然后“充实”进去。但是，褚遂良出于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在下笔时留下这么个明显缺陷，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推测空间也很难说。至于后来者司马光，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琢磨，明白了前辈史官的这种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来。

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质疑：你这种推测未必就没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马光何来这种顾虑？他有必要为前人做错的事遮遮掩掩吗？笔者说，司马光存在这种顾虑其实并不奇怪。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视对史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就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参照前人经验得失作为决策依据，以便减少失误。因此，历史首先是写给有政策决定权的人们阅读参考的。宋在唐之后，但它的政权却不是直接从唐朝夺取，与李唐皇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宋朝皇帝为了倡导皇权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力颂扬与自己并无恩怨的前朝皇帝，对李世民这位唐朝的创业之主肯定是大加赞赏。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司马光不敢轻言犯忌，就未必没有可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姑且依了该书所载顺序，探讨一下它们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先说“长林军”的事，具体分析下去，我们难免又有了疑问——李建成为什么要组建这支长林军？难道他刚刚制止了李元吉的凶杀计划，又马上组建这支军队专门来对付李世民吗？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李建成的大脑神经也太成问题了——毫不费力就能达到目的的事不去做，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要冒着被父皇责罚的风险，绕那么个大弯子，去组建一支非法军队来以硬抗硬，打一场没有任何必胜把握的仗！因此，这件事如果是事实的话，答案只能有一个，即李建成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么一个不用自己劳心劳力，就可除掉李世民这一心腹大患的好机会，回府后肯定受到手下一班谋臣的激烈批评。大家七嘴八舌，难免不厌其烦地对李世民手中所拥有的实力重新来一番全面评估。这么一评，无疑就评出了问题，其中最令东宫众官担忧的是，李世民过去在长期征战中，曾培训出一支一千二百人的玄衣队，分别由秦叔宝、尉迟恭、翟长孙、程知节等四员骁将统领，战斗力相当惊人，在历次激烈的征战中屡克强敌，使各路敌军闻风丧胆。李世民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等强敌决战前夕，每次亲自去偷看敌营地形虚实时，都是率领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打完那些大仗，我们在史书上再也没有看到这支军队出现，倒是这支军队的几位统兵大将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秦王府，连李渊下圣旨另外封他们官职也一直没法调得开。但是，有的史书却提到李世民在这一时期暗中使人在太原招募到八百死士来府。既然李世民这时候还暗中招兵买马来保证他的夺权斗争稳操胜券，那么一支他一直掌握着的王牌军，怎么可能会仅剩将不存兵呢？这一点，恐怕也是当时的史官事后奉旨“疏漏”的吧？但史官可以事后“疏漏”，作为当时的东宫府众官，却很可能一直把它盯得很紧。你李世民身边拥有这么一支“铁军”尚嫌不够，还要在暗中招募死士，其目的何在，恐怕连傻子也看得很明白吧（后来兵变时，李世民既有足够的兵力埋伏在玄武门，还可及时分出一部分军队去查抄东宫和齐王府，靠的恐怕也是这两股力量吧？）？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建成身为一国储君，既不忍心用武力伤害自己的同胞骨肉，他为人再厚道，面对人家的政治野心，面临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外在威胁，在部下的一再提醒下，也不可能安然无动于衷，任人宰割吧？试想想，在当时李世民的夺嫡野心日见毕露那样一种大环境下，李建成恐怕把忠于他的所有僚属，连同李渊皇殿中所有取中立的文武官员全部加到一块，也没法和李世民比拟吧？为了防备李世民对他下手，李建成组建这么支军队加强自卫，应该说不算过分吧？而作为一国储君，皇位的继承人，因顾念骨肉亲情，宁可舍易求难，放弃直接的残暴手段不用，却又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防止自己的亲弟弟使用残暴手段来暗算他，李建成的仁厚本性无疑已近乎于迂腐！他这太子怎么看也当得够可怜了！

同样的道理，李渊在这期间携子外出避暑，李建成突然一改初衷，既火速组建长林军，又派人勾结外臣，大张旗鼓去仁智宫追杀李世民，这种事于情于理说得通吗？如果历史上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稀奇事，又该作何解释呢？依笔者所见，如果真有其事，也应该是李建成手下一班人实在看不惯主子如此仁厚懦弱，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且有李元吉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横竖一个现成便宜也不肯去捡，担心他迟早要遭李世民毒手，到时候不但他本人的下场落得很惨，还难免把祸殃蔓延到部属身上。与其如此，还不如先斩后奏，以他的名义，背着他号令部众，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只要事情顺利成功，还怕你太子爷加罪责罚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下属吗？这一点，从事情败露后，李渊大怒之下，再次亲口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改封李建成为蜀王，但临时又改变主意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李渊一定是很快又证实了这一大逆不道之举是李建成少数部下背着他干的，李建成确实是冤枉的，如果把他部下所犯的罪过加到他头上的话，实在太冤枉了他，因此只把他的部下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连同李世民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天策府兵曹杜淹，一起流放三千里以外了事。杜淹为什么也会一起被流放？史书上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正是史书上的“留白”，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史官记载史事时不得已的苦衷来，也使后来者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李渊之所以各打五十大板，应该自有他的道理所在。至少，杜淹与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甚至是他的言行严重失当，使双方手下部属的矛盾迅速激化，才直接导致了这次事变的爆发。

以上，我们也大致了解了李建成一贯来的为人准则，那么，同一年的冬季，他真的会徒起歹意，使用一种并无多少把握、大庭广众之下用赠送劣马的拙劣方式试图来置李世民于死地吗？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在这儿多加罗嗦了，还是让读者朋友自己去探讨吧。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迁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但被尉迟恭当面谢绝。结果，惹得李元吉很生气，“使壮士夜刺敬德”。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了，并且也牵扯上了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只是派人送了尉迟恭金银和书信，拉拢不成后，李元吉恼羞成怒，“使壮士夜刺敬德”，却跟李建成没有关系。李建成最后为什么不再参与这件事了呢？当然跟他一贯的“生性仁厚”是很一致的。他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本钱去拉拢尉迟恭，恐怕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准确地得知了李世民已正式做出了武装夺权的决策消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是，以他仁厚的本性，既然人各有志，拉拢失败，也就不可能考虑进一步的严厉措施去报复人家。李元吉无疑也是深深看透了他大哥这一致命弱点，不得不赤膊上阵，派自己的手下先把这颗眼中钉拔除再说。

三个儿子明争暗斗的事情越来越多越公开化，李渊可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李渊既想要李唐王朝子子孙孙顺利继承下去，又思李氏宗族子孙发达，确保皇室宗族势力强盛，因此一心想着如何一碗水端平，使几个儿子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李渊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一良好心愿实在是自欺欺人，很难指望实现了。武德九年正月，也就是李元吉谋刺尉迟恭的事情败露之后，这种形势就越发明显了。李渊计穷之下，只得推心置腹地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朕当年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今建成年长，且为嗣日久，朕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李世民呢，当时的野心已是志在必得，要把整个国家的皇位继承权完整地夺取过来，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因此当场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极力推辞。但是，回到府上与众部属一议，大家都认为去洛阳暂时自成一国，以李世民手中所拥有的雄厚实力，人才资源，今后与李建成再争天下，自然是稳操胜券，岂不是比留在长安相互阴谋算计更靠得住？因此极力赞成他成行。李世民这才下定决心去洛阳。

单从大局稳定考虑，从天下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李渊作为一国之主，轻率地做出这种承诺，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大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味道。试想想，这样做，无疑是使一个完整的国家从此一分为二。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李建成和李世民本来已面临水火不容的地步，再让他们各人分治一国，彼此能够相安无事吗？二人各自手下的文臣武将能不各为其主，千方百计挑起战争吗？唐初时期，因为大乱初定，全国的总人口仅有一千二百万（也有说仅有八百万的），全国百姓还能够经受得住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吗？因此，消息传到东宫，府上的人都极力表示反对，建议李建成一定要发动朝中亲信大臣出面力阻。结果，李渊在众官反复分析这件事势将引发的种种不良后果后，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这主意太“馊”，只得不了了之。为了控制恶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大唐皇位能够顺利地传承下去，也为了保全所有子孙的身家性命，李渊心里明白，惟有让李建成这位“生性仁厚”的长子继承皇位，才有可能互不冲突地实现这一目标。不过，要让李建成顺利接班，首先就必须削弱李世民手中实力，削弱到他无力争夺储位才行。于是，李渊采纳了裴寂、封德彝等重臣的建议，以封赏为名，把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干将分散到各地任职。这样，也无疑向李世民敲响了警钟，眼睁睁地看着旧部十去六七，却又无可奈何。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候，房玄龄又及时提醒他说：“所遣诸人皆不足惜，惟杜如晦具王佐之才，殿下若守藩端拱，无所用之，任之自去亦未尝不可！若思经营四方，一统天下，则非此人莫属矣！”李世民闻言大惊，以手加额道：“玄龄不言，几失良才矣！”随即入朝，极力奏请李渊，才撤消了杜如晦陕州总管府长史的职务，仍旧担任秦王府的属官，以后每当有了大事难以决断，总不忘找房玄龄、杜如晦商议。所以，我们说，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兵变，绝不是所谓的迫于无奈，即使最后面临这种处境，也是他长期来蓄谋夺储、处处表露得咄咄逼人的做法所致。当然，如果没有李元吉从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玄武门兵变或许不至于如此之速。所以，我们说，玄武门兵变的发生，离不开李元吉一份“功劳”在内。

对于李元吉这个人，历史上没人替他说过一句好话，看来他为人的坏是不容置疑的。李元吉自幼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走马游猎，坏事做尽，真实本事还真没多少。大业十三年，李渊举兵进取关中时，让李元吉留守并州（即太原），过了几年淫乐无度的太平日子，一遇宋金刚率大军来攻，一仗被打得落花流水，仓惶逃往长安，把山西大片土地全部丢失，几年后在沧州遇上刘黑闼大军，也是一路望风披靡……但是，就是这位无德无才的家伙，夺取储君之位的野心，却一点不比李世民逊色，长期以来称得上是垂涎欲滴，甚至丧心病狂。但是，李元吉根基最浅，既没有李建成的长子优势，也没有李世民的显赫战功，雄厚实力，胸中才学也比二位兄长差着很多。不过，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懂得自己劣势所在，为了最终达到夺嫡目的，李元吉能采取的谋略当然只有“曲线救国”了。为长久计，李元吉一则采取“扶危济困”的手段，百般依附势力较为弱小的李建成一方，时时不忘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寻找李世民的野心证据，处处鼓动李建成防备李世民，甚至不时设计要除掉他；二则暗中养精蓄锐，大肆招募死士入府，以便一旦协助李建成除掉了李世民，再找机会除掉李建成。例如李渊父子入齐王府查问兵器库一事，如果李建成首肯，恐怕就轮不到李世民后来的玄武门兵变了。

行文至此，问题又来了：李元吉既然志在夺嫡，那一次为什么不来个快刀斩乱麻，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块除掉呢？其实，这件事看似难以理解，但开动脑筋认真分析分析，答案就不难得出——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朝中拥有的那两股强大的势力，如果贸然同时向二人发难，二人的众多部属借口为主人报仇起而造反，一定引发天下大乱。李元吉自问至少眼下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同时与两大势力为敌，乱军一起，他这条小命还保不保得住实在很难说，风险成本太大，他怎么能轻易下得了这种决心呢？因此，他必须征得李建成同意，借李建成的旗号除掉李世民。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一旦李建成因这件事的成功，顺利登上了帝位，一定会遭到李世民旧部的报复反抗，那时候，李元吉还可以维护正义的面孔出现，借机打出为李世民报仇的旗号，把李世民旧部那些不旧明真相者拉到自己门下，从而达到最终夺取帝位的目的。令李元吉懊恼不已的是，李建成心性过于善良，一味顾念手足亲情，任凭李元吉耍尽千般手腕，或旁敲侧击，或直言不讳，都无法奏效。李元吉无奈之下，不得不跳到前台，公然派出刺客，谋刺尉迟恭等李世民的铁杆心腹；派人到李渊面前上奏，把李世民手下的谋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人一个个驱逐出秦王府，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矛盾的尖锐化，表面化。


武德九年五月末，突厥颉利可汗派大将郁射设率领八万大军攻入代州，意在长驱南下进犯长安。李渊得报，因考虑到李建成、李世民两派势力纷争日趋激烈，既然不便派李建成这位太子出征，也不想再让李世民统军，免得再一次让他坐大，因此一直举棋不定。裴寂、封德彝等人揣摩李渊的意思，提议由李元吉挂帅，燕国公罗艺、天纪将军张瑾为副帅，率军出征。李渊本来担心李元吉没有统军才能，不敢轻易答应，但考虑到罗艺、张瑾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就欣然准奏，同时严戒李元吉凡事要多听从罗、张二人的主意，不得轻易自做主张。李元吉获得这样的好机会，心里那股高兴劲就没法形容了，趁机提出要求，尽调秦王府骁将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侯君集等随军出征，计划在战争中寻找机会，把他们一起除掉，从而剪尽李世民羽翼。李渊正愁没法奈何得了李世民的夺嫡野心，如果一下把李世民手下这班虎狼之辈全部调出，打完仗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各地任职，李世民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撑，他的野心再怎么大，能力再怎么强，孤家寡人一个，怕也无所作为了，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李元吉和李渊各自打的这种如意算盘，如果顺利得以实现，无疑是对李世民是极为沉重的当头一棒。类似这样的举措如果是用来对付那种一般的庸碌之辈，不必说也一样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李世民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工于心计的“有心人”，效果就正好是适得其反了——这消息一经传出，李世民马上把问题的严重性看得很明白自不待言，他手下一班亲信因此而群情激愤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以李世民的精明机警，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气愤，但接着被部下的愤怒情绪一鼓，马上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李渊与李元吉的这一举措，无异于义务地替他做足了部下的宣传鼓动工作，无形中把他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一致对外的看法意外地集中了，把他们的士气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他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实现他蓄谋已久的武装夺权行动，可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于是，李世民毅然决策，派人通知宫廷禁军总管常何和他手下的两名副将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为内应，义无反顾地发动玄武门兵变。常何勇冠三军，历来是李世民心腹。李世民深谋远虑，数年前就推荐他充任禁军总管，为了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所用，当时还赐给他金刀一柄，黄金三十绽，让他永远记住这份情义。敬君弘和吕世衡也全是李世民的旧部亲信，所以派二人充当常何的副手。

林风

玄武门兵变，人们历来持肯定态度。这种心情不难理解，因为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其实也谈不上开创，李渊在位时，对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完善科举制以及法律的形成等方面已卓有成效，李世民在这些方面仅仅是较好地继承并稍有改进而已），为以后的大唐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但是，如果换一种情况，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成了一个糊涂的昏君呢？人们是否会对这场兵变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笔者个人以为是完全有可能的。就事论事，李世民在兵变中可以说是暴露了自己极其凶残的一面。如果说，李世民当时毫不犹豫地射杀自己的亲哥哥，又单马独骑穷追弟弟李元吉，必欲亲手除之而后快，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随后令人杀尽李建成和李元吉十个儿子，就充分显示了他骨子里的穷凶极恶。试想想，李世民登基那年才二十七岁。李建成比他大了十三岁，古时候结婚生子早，他的五个儿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或已经成人，或基本已到成人年龄，我们无法推断。但是，作为李世民同母所生的弟弟李元吉，中间还隔着个李玄霸，年纪顶多也就二十三、四岁。那么，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会有多大年纪呢？恐怕全是低幼儿童吧？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跟着父辈一起遭此横祸！如果怕他们长大后为父报仇，你李世民就不能动用你的权力机构，在生活上给以宽待，在行动上加以限制，在教育上加以奴化，恩威并举，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一班循规蹈矩的顺民？好歹留下他们几条幼小的生命吧！即使是李建成那五个已经成人或基本成人的儿子，也未尝不可以按笔者以上所说的管束方式，放他们一条生路？当然，假如这一历史事件果真是按笔者所说的结果，李世民也就不成其为李世民，因为与这相类似的暴行，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还发生过一次，从而显示了他在对待内部竞争对手不留任何可能后患的凶残本性——李渊去世下葬时，李世民也曾毫不手软地下旨，后宫中凡受过李渊封号的所有妃嫔全部为他陪葬。如果要考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下决心又一次大规模地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目的大约不外是：堵口舌之源，免得她们日后在各自儿子面前搬弄是非，与他的后代来争夺皇位吧？

李世民的凶残一面之所以被忽略，主要在于他是中国历朝皇帝中最爱护功臣的一个。其实，单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他对待功臣就格外宽容，或者说他的心肠就比其他皇帝善良。因为，在李世民的一生中，也有过无故杀害功臣的记录——李世民曾因听信民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谣传，无故将一立过多次战功的武连县公、左武卫将军李君羡杀害，原因是其官衔、爵号、籍贯和职务连占四个“武”字，与“武王”二字嫌疑最大。以至李君羡临到死时，还不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另外，玄武门兵变前夜，李世民因为需要房玄龄与杜如晦这两位历来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谋臣作最后决策，令长孙无忌上门相请。二人因以前被赶出秦王府时，李渊曾严旨他们不得擅回，害怕因此惹来杀身之祸，不敢轻往。李世民听说后，以为二人变了心，盛怒之下，顾不得二人一贯来对他的忠诚和屡献奇谋，下令尉迟恭再次带刀前往，要么把人请回来，要么把他俩的人头提回来。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无疑是：两人的才能太超群出众了，如果他们不肯再死心塌地为我效力了，就只能让他们马上去见阎王爷，免得他们今后投靠了别人，对付起来困难。这样的事例，在后来对待李世勣（特注：李世勣本名徐世勣，投唐时，得李渊极度赏识而赐姓李，后李世民去世，因避其名讳去掉名中的“世”字，改称“李勣”。去世多年后，因孙子李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失败，被剥夺李姓，又做回徐勣）的时候，也几乎如出一辙。李世勣一生出生入死，为大唐王朝的创建与巩固忠心耿耿，功绩累累，在李唐一朝中，很难有超越他的人。但是，李世民临死前，因担心他的才能过于杰出，担心儿子李治继承皇位后难于驾驭，也一度动过杀机，无缘无故把他的官职连降好几级，以观察他的反应，来决定是杀掉他，还是为儿子留下这位稀世能臣。亏得李世勣心态良好，或者说是早已看透了李世民的为人，无故被贬，也没有丝毫怨言，欣然赴任，这才免去了杀身之祸。

比起别的皇帝来，李世民在女色方面似乎比较节制，尤其是李渊死后，把宫中几千宫女全部发还民间，让那么多宫中怨女重见天日，可说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他在这方面其实也有很不检点的时候。齐王府的杨妃天姿国色，貌若天仙，因为与长孙王妃沾亲，以往常到秦王府做客，见了李世民也不避忌。李世民见过杨妃几面，暗暗惊羡她美色难得，可惜碍着她那弟媳妇的身份，不方便下手。李元吉被杀后，李世民机会来了，就不惜装模作样，一次次到旧齐王府吊祭，显得他和这位弟弟感情很深似的，同时花言巧语，把当日杀害李元吉的行为说成是“奉旨行事”，声称即使如此，他当时还是不忍心下手，后来是被尉迟恭“误杀”云云，以至终于骗得杨妃芳心相许，携得美人归，从而也在世人面前撕破了他不重女色的伪装。

笔者一口气列举了李世民这许多不是，如果要再说他极端愚昧的一面，自古至今那李世民的众多崇拜者恐怕要愤怒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大骂了：李世民那么个英明神武的皇帝，哪方面显示出了他的愚昧？你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一个古人过不去`！但是，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您，李世民至少在晚年做过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并且为这件蠢事搭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事最初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七年），李世民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上。御医给他精心治疗了半年，病情大有好转，开始隔两天可以上一次朝了。如果照这样治下去，以御医的高明医术，最后治愈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他这时候却鬼迷心窍，幻想长生不老，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丹药，服用了一段时间并不见效，也始终无怨无悔，死心认定是国内方士“仙术”差劲，派人四出，到各个国家去寻访高人。贞观二十二年，大将王玄策在战斗中俘获了一位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印度和尚。那罗迩娑婆自称一生专门习练长生不老之术，至今已有二百多岁高龄，并吹嘘说只要吃了他炼制的丹药，一定可以长生不老，甚至还能成仙，大白天飞升到月宫里去。王玄策投李世民所好，赶忙把那罗迩娑婆献给他。李世民听了印度和尚一通不着边际的神吹，果然如获至宝，令人把和尚当做神明一样供养起来，同时号令天下，不借任何人力财力物力，按照和尚开列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药物，四下采集，经过长达一年时间才配制炼成，成后迫不及待服用，结果当场中毒，七孔流血，没两天就“驾崩”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被 “长生药”毒死的皇帝，死时年仅五十二岁。他的这一愚昧之举，无疑使后世众多真诚崇拜他的人惋叹不已，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笑话。

孤傲飞鹰

原来如此

分割天下

没有什么意义
哪个厉害的皇帝没有那种心肠，没有那种手段
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李世民也根本别想有那些成绩
此正是王者无情，我们后人也只能从结果来评价了
如果因吃“长生”药而死的话，确实是令人唏嘘

[发帖际遇]: 分割天下去客栈吃饭，碰到郭靖，郭靖请你吃饭，并赠送银两7.

风神无名

貌似流传说李世民因为追求长生不老而服食药物致死的说法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