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精品长篇}金庸识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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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白金青及其他
　　　　
　　　　 “紫白金青”者，《倚天屠龙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以下所引金庸小说，除特别注明的，均引自三联版）中明教四大护法王紫衫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是也。明教是源出波斯的宗教，金庸笔下的明教总坛在边远的昆仑山中，紫衫龙王本人便是波斯人——这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异国色彩。于是，金庸先生颇将几分西方文化背景的信息灌注其中。
　　　　 首先是形象选择。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百禽之王为凤，百兽之王为虎。赋予鹰、狮以统治者的象征，是西方的传统。（见《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304、423页，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华土并不出产狮子，但到了宋代，已有人称狮为“百兽之王”（《中国文化象征辞典》第17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这当然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宋人如此，何况元末之人？至于蝠王之所以为“蝠”，也决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轻功绝妙，别忘了，他还曾有吸人血以缓解内伤的经历，而蝙蝠吸血、蝙蝠之不祥，正是西方民俗的反映。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蝠”就是“福”，如此可怕的人物哪能叫“蝠王”！（参考《中国文化象征辞典》第18页、《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22页）
　　　　 再看名次排列。龙王居首，虽说书中已有说明是鹰、狮、蝠三王的“心甘情愿”之举（见第1159页），总归还是不脱龙为灵长的中华民族心理。那么，在西方文化中同样象征王者之尊的鹰与狮是怎样分出先后的呢？据说，在欧洲纹章学中，狮子的“重要性仅次于鹰”（《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305页）。
　　　　 除上述“紫白金青”，金庸小说的域外文化信息零星可见。《碧血剑》第603页，为形势所迫与阿九同床共枕的袁承志“只怕把持不住”，将“一柄脱鞘的宝剑横放在两人之间”。这个细节的设置很可能来自“在床上，把剑放在男人与女人之间象征着贞洁”的西俗（见《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145页）的启发。《射雕英雄传》第658页写西毒欧阳锋的蛇杖：“……一根弯弯曲曲的黑色粗杖，似是钢铁所制，杖头铸着个裂口而笑的人头，人头口中露出尖利雪白的牙齿，模样甚是狰狞诡异，更奇的是杖上盘着两条银鳞闪闪的小蛇，不住的蜿蜒上下。”这不是改造过的西方神话里的双蛇杖吗？欧阳锋到底是从西域来的。
　　　　
　　　　 蟹汁化漆
　　　　
　　　　 《倚天屠龙记》第453页，张无忌问胡青牛，有一人“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难当，不能视物”，该如何治此怪疾。胡青牛的回答是：“试以螃蟹捣汁敷治，或能化解。”蟹汁何能化漆？心中一直疑惑。后读《博物志·药术》（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见有“蟹漆相合成水”之句，始知“胡言”不胡，必有所出。而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近又读根据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而成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也谈到了《淮南子·览冥》、《续博物志》卷九的类似记载（“蟹之败漆”、“漆得蟹而散”），并解释这种“听起来象无稽之谈”、“表面上看来可笑的传统做法”说：“事实上，甲壳纲动物的组织含有强有力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能抑制某些酶（包括能使漆变硬的那一种酶）的活动。”(第144—145页)看来颇有几分科学道理。于是疑惑顿解。
　　　　 金庸先生言之有据，笔下的胡青牛却说得很保留，“或能化解”，大概他本人也没试过吧！
　　　　
　　　　红楼笔法
　　　　
　　　　 1969年金庸在一次访谈中对林以亮（宋淇）说：“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模仿《红楼梦》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浒》的也有。我想你一定看到，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你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一定会说抄得不好。”（《金庸茶馆》第三册第18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金庸所指的，大概是《书剑恩仇录》第295、296页的几行文字，不过却似陈家洛反过来喂丫头吃东西。也许金庸已在修订时将它改过了。
　　　　 金庸小说中红楼笔法不时可见。兹举数例：
　　　　 《书剑恩仇录》第381页写乾隆嫖院，“后人有‘西江月’一首为证，词曰……”下面便是一首金庸拟作的“打油词”，极尽嘲弄之能事，令人忍俊不禁。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第三回“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不同的是，前者明赞实嘲，后者明嘲实赞。
　　　　 《笑傲江湖》从开卷到主人公令狐冲本人出场，历160余页11万余字，其间阅尽善恶、是非、真伪、生死的变幻冲突，真是蓄够了待发之势，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读来仿佛置身“红楼”，未见凤姐而已闻其声，又不禁会有黛玉对宝玉的猜度：“……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红楼梦》第三回）
　　　　 《天龙八部》中段誉这一人物形象，在对女性、感情的态度等方面与贾宝玉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读者在读此书时往往有进入了红楼世界的错觉。比如段誉当面夸阿朱和阿碧的话：
　　　　
　　　　我只觉老天爷的本事，当真令人大为钦佩。他既挖空心思，造了阿碧姊姊这样一位美人儿出来，江南的灵秀之气，该当是一举用得干干净净了。哪知又能另造一位阿朱姊姊。两个儿的相貌全然不同，却各有各的好看，叫我想赞美几句，却偏偏一句也说不出口。（第435页）
　　　　
　　　　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宝玉对袭人、麝月、晴雯等人说的话：
　　　　
　　　　 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 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
　　　　
　　　　 不仅如此，《天龙八部》在其他地方也不时流露出《红楼梦》的底色。第1801-1802页，到西夏求亲的各路人马将银川公主的贴身宫女当成了公主本人，大悟后都觉得“一个宫女已是这般人才，公主自然更加非同小可”。这番声势，与《红楼梦》第六回的一段相仿佛。刘姥姥跟着周瑞家的去见王熙凤，一路头晕目眩，一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玉貌的，便当是凤姐儿了”，差点儿就要叫“姑奶奶”，接着才知道“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如此衬笔，一脉相承。
　　　　《鹿鼎记》第1640页写韦小宝准备写字：
　　　　
　　　　 伯爵大人从不执笔写字，那亲随心中纳罕，脸上钦佩，当下抖擞精神，在一方王羲之当年所用的蟠龙紫石古砚中加上清水，取过一锭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烟香墨，安腕运指，屏息凝气，磨了一砚浓墨，再从笔筒中取出一枝赵孟兆页 定造的湖州银镶斑竹极品羊毫笔，铺开了一张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笺，点起了一炉卫夫人写字时所焚的龙脑温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挥毫。
　　　　
　　　　这里的铺陈不难与《红楼梦》第五回的一段文字联系起来：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夸张反讽的喜剧风格与象征暗示的奢华氛围，都借助长句的排比与典故的堆砌来表现，虽是一反一正，渊源却不言自明。
　　　　 林以亮对金庸小说中的红楼笔法怎么看？没有见到明确的文字资料。只知道他极其欣赏金庸小说，特别是《鹿鼎记》。至于其他的红学家，也不乏冯其庸、胡文彬这样的金庸小说热心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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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水浒》 写《书剑》
　　　　
　　　　《书剑恩仇录》的写作，受惠于《水浒》颇多。金庸自己也说：“我学《水浒》写《书剑恩仇录》，书中领袖陈家洛与清朝皇帝妥协，受到欺骗，结果十分悲惨，实际上主题是反对向封建官府投降、妥协，含有必须反抗到底的意义。”（《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3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从立意上说。有人认为红花会众英雄的群体形象的塑造借鉴了梁山好汉，则是从人物形象而言。其实，在情节细部，《书剑》也有“偷招”。
　　　　《书剑恩仇录》第784-785页，红花会群雄、少林寺众僧等被御林军围在宫内：
　　　　
　　　　 霍青桐见众人杀敌甚多，但不论冲向何处，敌兵必定跟着围上，抬头四望，果见鼓楼屋顶上站着十多人，内中四人手提红灯分站四方，群雄杀奔西方，西方那人高举红灯，杀奔东方，东方便有红灯举起。霍青桐对陈家洛道：“打灭那几盏红灯便好办了！”赵半山听了，从地下捡起一张弓，拾了几枝箭，弓弦响处，四灯熄灭。
　　　　群雄喝一声彩。清兵不见了灯号，登时乱将起来。
　　　　
　　　　这很容易在《水浒》中找到其血缘。《水浒》第四十八回，宋江率军攻打祝家庄失利，好不容易摆脱盘陀路往外走：
　　　　
　　　　 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花荣在马上看见，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等投西，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花荣道：“有何难哉！”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撺起来。
　　　　
　　　　模仿是太明显了。也许是金庸模仿得正在兴头上，他似乎忘了赵半山是一位使暗器的大师，举手投足都是暗器，何必那么麻烦的“从地下捡起一张弓，拾了几枝箭”作花荣呢？
　　　　
　　《白马啸西风》（附《雪山飞狐》后）第338页：
　　　　
　　　　 这强人虽死，手臂却是抱得极紧，李文秀猛力挣扎，始终摆脱不了。华辉叹道：“蠢丫头，学的时候倒头头是道，使将起来，便乱七八糟！”提脚在那姓宋的尾闾骨上踢了一脚。那死尸松开双臂，往后便倒。
　　　　
　　　　踢尾闾骨而使死尸松开双臂，金庸先生在这里特别写到的有无科学根据？笔者曾就此求教于著名中医朱良春先生。
　　　　 朱良春先生说，在中医经络学里，可以找到这一描写的依据。尾闾骨位于督脉末端，而督脉能统督一身之脉。死尸紧抱活人难以挣脱，是因为全身经脉紧缩之故。在这种情况下猛击尾闾骨的督脉末端，可使紧缩的经脉松弛，从而使手臂松开。
　　　　
　　　　明教·明朝
　　　　
　　　　 1992年，考古学者晁华山在确认了大量摩尼教洞窟后特地致函金庸，说《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许多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1日第八版）能得到专家的如此赞誉，金庸在这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自不待言。
　　　　 摩尼教亦即明教（杨宪益先生反对此说，认为明教与摩尼教无关，而是婆罗门教在中土唐代以后的名称，详见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译余偶拾》第317-337页，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倚天屠龙记》有言及明教与明朝国号的渊源之处，颇引人注目：
　　　　
　　　　 其后朱元璋虽起异心，迭施奸谋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第1562页）
　　　　
　　　　 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第1591页）
　　　　
　　　　 明朝国号承自明教，是吴晗的创见。金庸很可能参考过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载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第4次印刷《读史劄记》第235-270页）。在这篇长文中，吴晗说：
　　　　
　　　　 至“大明”之国号，则私见以为出于韩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第236、237页）
　　　　
　　　　 第以其部曲多红军，为笼络宋主旧部、徐陈降将，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弃“明王出世”之说。建大明为国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后来者无所藉口。（第262页）
　　　　
　　　　 然“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义，明暗对立，互为消长，而终克于明。弥勒则有三十次入世之说。使此说此教仍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如明太祖之于宋小明王。……洪武元年……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第267页）
　　　　
　　　　 《明教与大明帝国》是写《倚天屠龙记》的重要参考资料，还有蛛丝马迹可寻。《倚天屠龙记》第975页引了一篇南宋王居正的奏章，“臣闻事魔者”一句之前有所节略，张无忌读了一半时说：“那王居正虽然仇视本教，却也知本教教众节俭朴实，相亲相爱。”参之以《明教与大明帝国》（第248、249页）所引，不仅同样略去了那一部分文字，吴晗所论“明教互助合作之精神，淳朴节俭之生活，虽其抨击者亦赞叹言之”竟也与张无忌之语意完全吻合。这难道是巧合吗？
　　　　 《班门弄斧：给金庸小说挑点毛病》（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的作者虽然懂得不少，但肯定没读过《明教与大明帝国》。不然，他肯定不会否认明教是“元末起义的组织者”，否认明教里有和尚（主要指彭莹玉）。他只看到了作为少数人“家谱”的正史，没看到“自唐会昌禁黜后，明教遂成秘密结社，攀附佛道，以图幸存”（第242页）、“明教又与出自佛教之弥勒佛传说及白莲社合”（第237页）、“……则知《元史》所记，盖明初史官之饰辞，欲为明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盖彰彰明甚矣”（第261页）。
　　　　 《明教与大明帝国》写于1940年末，刊于《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后被编入《读史劄记》于1956年出版。此时及稍后数年，金庸尚在香港的“左派阵营”之内，见到此书或许即在其间。当然，以其嗜史之深，稍后觅得亦是常事。
　　　　
　　　　 莎乐美气息
　　　　
　　　　 译过《莎乐美》的田汉在评欧阳予倩剧作《潘金莲》时说：
　　　　
　　　　 所以予倩写武松杀嫂时，金莲敞开衫儿对武松说：“二郎，你瞧，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热的心……我早已把它给了你了，你拿去吧！”这分明有莎乐美气息。（转引自孙法理《〈莎乐美 道林·格雷的画像〉译序》，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然而，金庸小说中有一节的“莎乐美气息”，比之上引有过之而无不及。《碧血剑》第662、663页：
　　　　
　　　　 何红药再挖一阵，倏地在土坑中捧起一个骷髅头来，抱在怀里，又哭又亲，叫道：“夏郎，夏郎，我来瞧你啦！”一会又低低的唱歌，唱的是摆夷小曲，青青一句不懂。
　　　　 何红药闹了一阵，把骷髅凑到嘴边狂吻……
　　　　
　　　　 想起了莎乐美捧着约翰的头时说的话了吗？想起了莎乐美的吻了吗？我疑心何红药这一形象在创造时就参考了《莎乐美》，先天带有莎乐美的影子。
　　　　

[发帖际遇]: dt冒充青木堂主向反清份子征收活动经费，结果：骗得银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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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之战与蜀亡之争
　　　　
　　　　 对中国大陆当局试制原子弹，金庸的《明报》持强烈反对态度。陈毅针对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算，撤走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金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的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他的言论受到香港左翼报纸的猛烈抨击，《明报》便与《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展开了一系列笔战。此为金庸与左翼阵营“决裂”之始。
　　　　 强国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金庸的这一思想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治国理念。金庸在谈到“小学生时代就津津有味的读了”的《三国演义》时回忆起一件事：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我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303、304页）
　　　　
　　　　 罗贯中塑造的刘备的仁德形象历来赢得了无数的支持者与同情者，童年的金庸也不例外。可以想象，在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中，“得人心者得天下”之类的话金庸必定申诉了不少。然而，历史是复杂的，政治是多变的，大原则囊括不了奇谲的世事。所以，我们看到，“仁德”的蜀汉在三国中居然最先灭亡，而中国在困难时期的核爆却真的对后来的腾飞有着相当积极的战略意义。
　　　　 从长远来看，金庸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或许出于他的书生意气，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非常时代的非常时期，国家需要用巨大的代价去换取一种更急需的政治能源，以提升一种具有潜在利益的国际氛围。当然，这是权变，是一时之宜，中国大陆最终还是走上了发展民生的改革开放之路--也就是说，在实践着金庸的治国理念。于是，1981年夏，金庸应邀到了北京，与邓小平长谈。在别人的眼里，这是他对“左翼”的“回归”。
　　　　 据说，金庸最近表示，有意写一部“与从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立场完全站在老百姓一边”，以老百姓的日子是否“好过”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的准绳。（《人民日报（华东版）》1999年4月7日）这部通史写出来到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清晰可见的是，金庸一生都是个民本主义者。
　　　　
　　　　说出的书本
　　　　
　　　　 金克木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难忘的影子》（载《孔乙己外传：小说集附评》第154－38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青年A”对友人说起与外国人谈话的顾虑：
　　　　
　　　　 说话倒也有点怕。不是没有说的，是怕我说出的是书本英文。若我同背书似的讲出阿狄生的两百多年前的英文，只怕她笑掉了大牙，好像我们听人满嘴之乎者也酸溜溜的一样。（第359页）
　　　　
　　　　 无独有偶，金庸笔下就展示了相仿的一幕。《倚天屠龙记》第1177页出现了一位满口“尔等”、“吾人”的波斯明教智慧宝树王，后来他竟还口吐圣人之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金庸解释：“那智慧王所说的中国话是从书本上学来，‘尔等’‘彼人’云云，大为不伦不类。”（第1178页）有如此笑料，精灵古怪的赵敏岂肯放过？当然是“模仿他的声调用语”，鬼扯一通。
　　　　 以上都是“小说家言”，郭沫若却遇上了实实在在的一幕。1945年6月底，他在苏联见到了汉学家阿列克赛也夫院士。这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诗品》、《聊斋》的“阿院士”“能讲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每每是纯粹的文言”，诸如“袁同礼、顾颉刚、马衡诸君无恙乎”之类。（《洪波曲》第359、378、379页，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这当然也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中国话了。
　　　　 郭沫若大概没读过金庸小说，而从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中可知，他晚年倒读了不少。当读到《倚天屠龙记》这里时，他有没有会心一笑？
　　　　
　　　　作为耶稣的洪七公仞，裘千仞身临绝境：
　　　　裘千仞脸色惨白，眼见凶多吉少，忽然间情急智生，叫道：“你们凭甚么杀我？”那书生道：“你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裘千仞仰天打个哈哈，说道：“若论动武，你们恃众欺寡，我独个儿不是对手。可是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那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
　　　　一灯大师长叹一声，首先退后，盘膝低头而坐。各人给裘千仞这句话挤兑住了，分别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过失。渔樵耕读四人当年在大理国为大臣时都曾杀过人，虽说是秉公行事，但终不免有所差错。周伯通与瑛姑对望一眼，想起生平恨事，各自内心有愧。郭靖西征之时战阵中杀人不少，本就在自恨自咎。黄蓉想起近年来累得父亲担忧，大是不孝，至于欺骗作弄别人之事，更是屈指难数。
　　　　
　　　　裘千仞乘机欲逃，洪七公适时出现：
　　　　
　　　　 裘千仞骂道：“臭叫化，你也来多事。论剑之期还没到啊。”洪七公道：“我是来锄奸，谁跟你论剑？”裘千仞道：“好，大英雄大侠士，我是奸徒，你是从来没做过坏事的大大好人。”洪七公道：“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番话大义凛然，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
　　　　
　　　　这让我想起了《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中的一段记载：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一灯大师等人与将妇人扭送到耶稣处的人们，一开始之所以充满着“惩恶”的热情是出于处在道德制高点的自我感觉。然而，当他们面对受审者的质问或旁观者的点拨时，终于问心有愧。没有人是绝对的纯洁者。
　　　　在《射雕》中，洪七公的出现一改局面。在他凛然大义的光辉下，裘千仞哑口无言，扪心自问，顿萌死意。似乎惟独洪七公才有担任终极审判者这一角色的权力。
　　　　与洪七公的制裁相反，耶稣选择的是宽恕。但这样的制裁与宽恕唯有洪七公、耶稣可以为之。负罪者制裁他人，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恶性发展；宽恕他人，则是对自身罪恶的自我欺骗与放纵。而最高正义化身的洪七公是完美者，作为宗教人物的耶稣更是完美者——连他的母亲都是处女生子，所以，他们有制裁与宽恕他人的特权。处理方式相反，精神却相通。从这一意义上说，洪七公扮演了类似耶稣的角色。
　　　　在西方传统思想里，上帝、神、耶稣是终极审判的最后裁定者。因而卢梭《忏悔录》开卷即以敢于在末日审判时将其书呈给上帝为誓。更明显之例，是《基督山伯爵》中基督山伯爵干脆就把自己看作了上帝的化身，行惩恶扬善之事。他兼有宽恕与制裁，俨若耶稣重生。
　　　　然而，除了宗教与迷信，终究没有神。只要是人，说出洪七公那样意气风发的话已很难，真正丝毫不差更属无望。中国传统里也有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天”，至高至善。结果呢？只要看看千百年来多少人借“替天行道”之名干的事就知道了。这时候，在想想多年前一位报人对金庸说的话，便格外意味深长：
　　　　
　　　　方瑜说到洪七公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人，对洪七公的话我非常震惊，原因是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杀的人绝对百分之百该杀。有这样大的信心，如果是一个政治人物，一定会造成政治悲剧。……像查先生塑造洪七公这样人物的时候，您怎么样给他这么大的自信认为自己不会杀错人呢？
　　　　
　　　　金庸对这番话“完全同意”，并加以发挥，然后来了个“不过”，最后说：“像洪七公，我只描写世界上有这种人，他肯定自己的道德不错，至于怎样去评价，那完全看各人。”（以上见《金庸茶馆》第五册第32—33页）
　　　　 可是，小说里却没反映出应有的反思和批判，洋溢的都是由衷的认同和景仰。所以，说真的，这么说我还是不满足。
　　　　
　　　　喜心翻倒
　　　　
　　　　 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记陈衍语：
　　　　
　　　　 鹤亭天资敏慧，而早年便专心并力作名士，未能向学用功。前日为《胡展堂诗集》求序，作书与余，力称胡诗之佳,有云：“公读其诗，当喜心翻倒也。”夫“喜心翻倒”出杜诗“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乃喜极悲来之意，鹤亭误认为“喜极拜倒”，岂老夫膝如此易屈邪？
　　　　
　　　　下有钱钟书按语：
　　　　
　　　　《小仓山房尺牍·答相国、与书巢》二札皆有此语，是随园已误用矣。
　　　　
　　　　 其实，误用又岂止始于百多年前？钱钟书后来遍览宋人别集，当然不会不知道陈与义《得席大光书因以诗迓之》的最后两句：“喜心翻倒相迎地，不怕荒林十里陂。”也许这是最早的误用吧。
　　　　 误用久了，便“积非成是”。《书剑恩仇录》第68页说周仲英“老夫妇晚年得子，自是喜心翻倒”，《鹿鼎记》第551页写康熙乍闻父皇尚在人世，“虽仍不免将信将疑，却已然喜心翻倒”，实乃“源源有自”。只是有前贤垫底，倒不忍苛责于金庸先生了。词性的转移，也正体现了语言的发展与演变规律吧。不问出处，单看字面，“喜心翻倒”这四个字也太易让人会错意了！汉语之妙，可见一斑。
　　　　 还有一点，“喜心翻倒”这个词在港台作家的笔下用得较多。非独古龙、亦舒、倪匡、卧龙生、上官鼎、诸葛青云如此，淹博如高阳亦如此。当然，用的都是后起之义。
　　　　
　　　　“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
　　　　
　　　　《鹿鼎记》里的少年康熙有点“逐臭之癖”，主要是从韦小宝那里，还有建宁公主那里，学了些“他妈的”、“老子”之类的粗话，与韦小宝独处时常常说得不亦乐乎。后来居然还下了一道空前绝后的“密旨”给韦小宝，用语大是粗鄙（事见第1768-1770页）。对此金庸有妙解：
　　　　
　　　　 康熙勤奋好学，每日躬亲政务之余，由翰林学士侍讲、侍读经书诗文，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突然说几句“他奶奶的”、“屁滚尿流”，倒也颇有调剂之乐。（第931页）
　　　　
　　　　 其实韦小宝粗鄙无文，康熙反而欢喜，他身边文学侍从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整日价诗云子曰听得多了，和韦小宝说些市井俗语，颇感畅快。（第1118页）
　　　　
　　　　 以帝王之尊而喜操粗鄙之言，不仅其解合乎情理，其事竟也于史有征。大华烈士（简又文）《西北东南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荫昌轶事”条：
　　　　
　　　　 清季满人荫昌（午楼）留学德国，与德废皇威廉极友善，常与长谈。一日有大宴会，威廉竟置诸贵宾于脑后而独造一室，扃门与荫畅谈不倦。其所以然者，闻系因荫极善操德国之市井秽语，威廉亦好作此等语，但格于地位之尊严，不能自由与臣下交谈，因而与荫成莫逆交云。（第66页）
　　　　
　　　　 看到这里，便想起钱钟书先生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谈艺录〉序》）
　　　　

[发帖际遇]: dt在海边沙滩上捡到一支圣火令，当废铜卖了，获得银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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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湘西
　　　　
　　　　 1928年，沈从文写有《阿丽思中国游记》；1941年，17岁的查良镛因撰文讽刺训导主任而被开除出浙江省立联合高中，那篇惹祸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其实可以正名为《阿丽丝联高游记》。这两篇篇幅差距极大的作品都是借阿丽丝的见闻来作的讽刺笔墨。1929年，沈从文写有《说故事的故事》；1966年，金庸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刊于香港《海光文艺》第四期。这两篇文章仅从题目上即可看出传承。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自不待言。金庸年轻时也有在湘西生活了两年的经历，自然也会受到当地质朴的风情、浪漫的山水、瑰奇的文化乃至骠悍任侠的民风的熏染。《连城快》中对“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的描绘，多多少少是对自己那两年湘西生活的回应。两个敏感的心灵都对当地民歌情有独钟，并分别形诸文字，可见《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3页、《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及《连城诀》第141、142页，后者更是“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兴致之高，可见一斑。《连城诀》里狄云所唱的山歌，不知是从这三大册一千余首里选出的呢，还是金庸的代拟之作？抑或兼而有之？
　　　　
　　　　蝶梦记
　　　　
　　　　金庸以“林欢”为笔名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香港长城画报社1956年版）第85 页：
　　　　
　　　　在我故乡杭州一带，有一种黑色的身上有花纹的大蝴蝶。这种蝴蝶飞翔的时候一定成双作对，没有一刻分离。在我们故乡，就叫这种蝴蝶作“梁山伯、祝英台”。 这种蝴蝶雌雄之间的感情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小孩子如果捉住了一只，另外一只一定在他手边绕来绕去，无论怎样也赶它不走。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家里人看着这对在花间双双飞舞的美丽的蝴蝶，给我讲了梁祝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
　　　　
　　　　幼小的心灵对人间情感的最初领悟，是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美丽的蝴蝶，是金庸心中哀伤与不幸的精灵。
　　　　他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就有这样的意象，并紧随于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之间。第602、603页，陈家洛给香香公主等人讲梁祝的故事；第717页，陈家洛看到“满山红花，蝴蝶飞舞”，想到了喀丝丽。这部小说的结尾是极其浪漫、哀艳的：陈家洛等人想给香香公主移葬，一打开坟，顿时幽香袭人，坟中仅见一滩碧血和陈家洛送她的那块温玉。不久，“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在坟上蹁跹飞舞，久久不去”。陈家洛写了一首铭文（金庸借用了一下清人原作），最后两句是：“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通篇沉浸着感伤诗意的《白马啸西风》里，哈萨克小伙子苏普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汉人小姑娘给他讲过的“蝴蝶的故事”（梁祝），其实昔日的小姑娘此刻就在眼前，却已咫尺天涯。
　　　　《倚天屠龙记》第二册里那个美丽的蝴蝶谷，更是有情人的伤心地。阿离在此爱上了梦想中的蛮横小子张无忌，纪晓芙在此因坚持“不悔”而惨遭师傅毒手，就连蝴蝶谷的主人胡青牛和他的妻子，也痴嗔交加、聚少离多，最后同时遇害。
　　　　《连城诀》第290、291页有些内容是金庸“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的投影：
　　　　
　　　　 一对黄黑相间的大蝴蝶飞到了山洞里，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但两只蝴蝶始终不分开。戚芳叫了起来：“梁山伯，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湘西一带的人管这种彩色大蝴蝶叫“梁山伯，祝英台”。这种蝴蝶定是雌雄一对，双宿双飞。
　　　　狄云正在打草鞋，这对蝴蝶飞到他身边，他举起半只草鞋，拍的一下，就将一只蝴蝶打死了。戚芳“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怒道：“你……你干甚么？”狄云见她突然发怒,不由得手足无措,嗫嚅道：“你喜欢……蝴蝶，我……我打来给你。”
　　　　死蝴蝶掉在地下，一动也不动了，那只没死的却绕着死碟，不住的盘旋飞动。
　　　　戚芳道：“你瞧，这么作孽！人家好好一对夫妻，你活生生把它们拆散了。”狄云看到她黯然的神色，听到她难过的语音，心中才觉歉然，道：“唉，这可是我的不对啦。”
　　　　后来，戚芳照着那只死蝶，剪了个绣花纸样，绣在她自己的鞋上。到过年的时候，又绣了一只荷包给他，也是这么一对蝴蝶，黄色和黑色的翅膀，翅上靠近身体处有些红色、绿色的细线。这只荷包他一直带在身边，但在荆州被捉进狱中之后，就给狱卒拿去了。
　　　　
　　　　不知是湘西也有称蝴蝶为“梁山伯，祝英台”的风俗呢，还是金庸将家乡的习惯放到湘西去写了？戚芳以死蝶为纸样绣鞋，狄云蝴蝶荷包的失落，都是他们个体与共体命运的预示。
　　　　同书第364页还有这么几句：
　　　　
　　　　 忽然，一对彩色蝴蝶飞了起来，正是她当年剪的纸蝶，夹在诗集中的。两只纸蝶在房中蹁跹起舞，跟着从窗中飞了出去。戚芳心中一酸，想起了当日在石洞中与狄云欢乐相聚的情景。那时候的世界可有多么好，天地间没半点伤心的事。
　　　　
　　　　第378页写戚芳之死：
　　　　
　　　　 戚芳眼神散乱，声音含混，轻轻的道：“那山洞里，两只大蝴蝶飞了进去，梁山伯，祝英台，师哥，你瞧，你瞧！一只是你，一只是我。咱们俩……这样飞来飞去，永远也不分离，你说好不好？”声音渐低，呼吸慢慢微弱了下去。
　　　　
　　　　哀伤与不幸的主题，至此完全导出。
　　　　 金庸先生的后期小说理性批判色彩渐浓，虽然人生的苦难与不圆满更见纵深，但已不再重复“蝴蝶”意象。到了最后一部《鹿鼎记》，连“侠梦”都没有了，焉论“蝶梦”！
　　　　
　　　　象鸟
　　　　
　　　　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里提及“象鸟”：
　　　　
　　　　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Aepyornistitan），身高十英尺余，体重一千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公元一六六O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几面还大些。但这种鸟类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也写到这种鸟：
　　　　
　　　　其地（指“马达伽思迦儿岛”——引者注）有巨鸟，每年一定季候中可以见之。……鸟形与鹫同，然其躯绝大，据说其翼广三十步，其羽长逾十二步。此鸟力大，能以爪博象高飞，然后掷象于地，飞下食之。岛人名此鸟曰罗克（Rock），别无他名。
　　　　
　　　　次页注云：
　　　　
　　　　1848年、1851年、1854年，法国商人曾在马达伽思迦儿岛发现大卵，一卵容量逾十公斤，世人遂不复疑此种罗克鸟之存在。GeoffroySt. Hilaire名之曰Spyornis,并云驼鸟高二公尺，所产之卵小于此鸟六倍，则此鸟之大可知。
　　　　
　　　　都在马达加斯加岛，一个被叫做Aepyornistitan，一个被叫做Spyornis，显然是同一种鸟。只不过马可波罗说得神奇一些，而金庸说得科学一些，信而有征。但是，金庸必定参考过马可波罗的这段文字（包括上引后人的注），因为他读过《马可波罗行纪》的冯承钧译本并曾在著作中多处引用（见《射雕英雄传》第1476—1481页《成吉思汗家族》注释及所列参考书目），也采用了象鸟蛋六倍大于鸵鸟蛋这一形象说法。《世界之最》第一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世界上古代最大的鸟”，所述与上引诸书大体相近。
　　　　“博象高飞”，实际上似不可能，但有此传说应该不假。“象鸟”的得名却未必与之有关联，而应是以最大的陆地动物来喻最大的鸟类（相反的情形有“蜂鸟”，是以蜂喻小）。《英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有aepyornis词条，译为“隆鸟”，释义：“一种不会飞的巨鸟，产于马达加斯加岛，现已绝种。”未知“象鸟”、“隆鸟”，那一种译名更好？
　　　　
　　　　黄药师形象探源
　　　　
　　　　 黄药师这一艺术形象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民间传说中的诸葛亮、刘伯温式的聪明绝顶、无所不知、多才多艺的智者；一是蔑视礼教、不拘小节、至情至性、狂放旷达的魏晋人物。诸葛亮、刘伯温之所被“神化”、“妖化”，乃至又在黄药师形象中复活，主要是有意无意地迎合广大故事欣赏者对智慧不自觉的向往心理；而魏晋风度的成分则是作者有意识的自主选择，毕竟，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不愿接近甚至排斥、敌视这种离经叛道、不可理喻的表达方式。
　　　　 黄药师首相亮相的《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1959年间，正是金庸在香港左翼阵营的最后两年。也就是从1959年开始，他全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明报》。金庸为什么离开存身十年的左翼阵营？他有过夫子自道：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力气研究，属于有点成绩的人，开小组讨论会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因此决定辞职，转到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导。（《名人心路》第57、58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90年版）
　　　　
　　　　 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坚持下去。（《金庸传奇》第4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沉闷与压抑，越到后来也就越难忍耐。《射雕》的写作，适逢其时地给金庸打开了一扇窗子。主人公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羽翼渐丰，他终于要摆脱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小心谨慎的日子了。
　　　　 现在还可以想像，金庸写黄药师时的淋漓畅快。
　　　　
　　　　聚贤庄中的酒杯
　　　　
　　　　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金庸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的人物。杨过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顾民族大义，投到蒙古南征军中效力，还图谋刺杀“侠之大者”郭靖，已很难以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则以令狐冲、刘正风、岳不群等人为代表，更猛烈地冲击了一般意义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间，还有在正邪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张无忌，遭受命运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无路的萧峰等形象。那么，金庸为什么会对“正邪”这一主题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为什么会一再重现这个主题？
　　　　将这几部小说创作的时间段内金庸的经历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处在一种彼此呼应的状态之中。金庸因不满于左翼阵营内部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神雕》就开始连载于《明报》创刊之日；《倚天》开始写作不久，《明报》经历1962年逃亡潮报道事件，与左翼阵营显示了差异；《天龙八部》写作期间，《明报》又经历了1964年因核爆问题与左翼报纸的笔战，完全走到了旧日阵营的对立面；《笑傲江湖》写于“文革”之初，《明报》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文革”的立场。这个过程，正是金庸生命中一段极其重要的心路历程。他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切入点，与时代背景融合在一起，坚持独立思考，将所思所感自然流露在小说创作之中。他在描写个人心理时，无所归依的边缘感、孤臣孽子的悲怆感、天地一人的孤独感，都是相当逼真、深刻的，因为这都是作者亲身的感受。他在写这些人物、这些情感的同时，也寄托了欲说还休的潜在期望：有解释，有呼唤，有自勉……尚在左翼阵营的梁羽生作为一位深知内情者也感受到了，因此在1966年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载《金庸茶馆》第五册第202-232页)中不仅敏锐地觉察到了金庸小说向“正邪不分”方向的转变，还特地谈到《天龙八部》里萧峰在聚贤庄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展开生死搏杀一节，并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不了解金庸的经历，谁能从这杯酒里看出这么丰富的内涵？

[发帖际遇]: dt无意中获得赵敏的木制倚天剑，卖给摆地摊的，获利银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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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961—1963年间，金庸先生完成了“射雕”三部曲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的创作。1977年3月，金庸为此书的单行本写了篇“后记”，最后两节是这样的：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通篇平实的叙述和议论，却以这么一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结了尾，读来倍觉怅怅。
　　　　“那时侯”“不明白”而“现在”却明白了，是因为金庸先生写这几句话的五个月前，他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辞世。1997年，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一系列对话中有这样的回忆：“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54页）
　　　　“因为那时侯我还不明白”，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至于金庸先生因痛失爱儿而走向信仰佛教之路，那就更值得研究者注意了。
　　　　
　　　　“皮格马利翁现象”
　　　　
　　　　 《天龙八部》第1457页，李秋水跟虚竹讲自己和逍遥子的往事：
　　　　
　　　　 那一天，他在山中找到一块巨大的美玉，便照着我的模样雕刻一座人像，雕成之后，他整日价只是望着玉像出神，从此便不大理睬我了。我跟他说话，他往往答非所问，甚至是听而不闻，整个人的心思都贯注在玉像身上。你师父的手艺巧极，那玉像也雕刻得真美，可是玉像终究是死的，何况玉像依照我的模样雕成，而我明明就在他身边，他为什么不理我，只是痴痴瞧着玉像，目光中流露出爱恋不胜的神色？那为什么？那为什么？
　　　　
　　　　 按：西方性心理学中有“雕像恋”，或名“皮格马利翁现象”（Pygmalionism）。相传古希腊有一个雕塑家皮格马利翁，有一次雕好了一个女像之后，竟爱上了这座女像，“皮格马利翁现象”即由此得名。见霭理士《性心理学》第84页（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天龙八部》里还有另一层意思：逍遥子是将玉像当成了李秋水的孪生妹妹来暗恋的。这样描写便不再过于惊世骇俗，但作为一种病态的心理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据说在他爱的目光的注视下，雕像最后得到了生命。金庸当然不能依葫芦画瓢也这么来。但他借鉴了这一西方心理学的著名典故应是毫无疑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更类似的母题。
　　　　
　　　　九阴
　　　　
　　　　台湾学者叶洪生撰文力斥《射雕英雄传》中《九阴真经》之非，重点指向“九阴”之名。他据“《易经》六十四卦爻变之理，阳数为奇（单），阴数为偶（双）；阳爻以‘九’为老（至阳），阴爻以六为老（至阴）”，认定“九阴”“乃子虚乌有”，认定佛道皆无“‘九阴’怪谈”，并说：“盖此为道家形而上学所定，关乎阴阳消长之机，即令是太上老君也动它不得！”他甚至推心置腹，揣度作者本意：“料想‘九’数最大，而‘阴’主幽玄晦暗，遂合成‘九阴’一词。……孰知在中国传统玄学中，‘阴’数永远成偶成双。其见不及此，令人奇诧！”（《论剑》第271页，叶洪生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叶洪生把话说得太满了！要知道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只要有例外存在，什么道理都没用。何况这例外还不止一个。先抄书：
　　　　
　　　　 龚先生6月30日在秀州书局说：“沈曾植《海日楼札丛、题跋》中提到《帝君九阴经》，记起叶洪生批驳金庸的《九阴真经》，但我遍查《道藏提要》（任继愈主编）、《道教大辞典》、《道教文化辞典》等书，有‘九阳’、‘九天’、‘九幽’、‘九宫’……惟独没有‘九阴’。大概沈曾植也弄错了。”（《笑我贩书》第353页，范笑我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关于《九阴真经》，刘云舟7月10日在秀州书局说：“道教类书《云笈七签》第三十一卷，张君房引《帝君九阴经》：‘欲变化分形，隐沦八方。当常斋修帝君九阴之精思也。……此为帝君太一九阴混合变化万形也。’九阴之说，古已有之，现存疑仅见于此。”（《笑我贩书》第356页）
　　　　
　　　　据现有文献看来，“九阴”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炯（火旁改水）野之山。”虽说从中还看不出与后来道家“九阴”的联系，但总归有了这么一个词儿。三国葛玄（葛仙翁）《道德经序》云：“祸灭九阴，福生十方。”这大概是较早的道家“九阴”之说。再后，唐柳宗元《天对》有“爰北其首，九阴极冥”之句，明湛若水《交南赋》有“烛九阴于赤水兮，觌冯夷之幽宫”之句。即便是已经引用的《云笈七签》，也还有“落迹九阴，保举上清”、“大哉灵化之丹，与帝一九阴齐其光辉”的遗珠。所以，那位读者所引的，远不是孤证。
　　　　然而，较诸其他，“九阴”毕竟还是太偏了。叶洪生错批，情有可原。只是他一心要提高台湾武侠小说家的文学地位，未免意气用事。一次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仅仅因为与会的台湾学者少于大陆，他就颇有不平之意。移于交游，是性情中人；用于学术，难免出现纰漏。至于这样的话：“乃知作者胡诌，原无宿构；其后将错就错，遂只好避而不谈；然即使原著有误，今本何不改正？莫非欺弄读者不学无知乎？”（《论剑》第271页）说真的，说到这里，就有点自取其辱了。
　　　　不过，我还是疑心他不小心说对了一句话：在最初的版本里，金庸用“九阴”这个词恐怕真是“胡诌”的。中国文字组合性极强，恰好给他撞上了。叶洪生读过《射雕英雄传》的早期版本，他说旧三十四回讲过《九阴真经》的来历：“相传是达摩祖师东来，与中土武士较技，互有胜负；面壁九年，这才参透了武学精奥，写下这部书来。”（《论剑》第270页）我们读到的今版，《九阴真经》的作者已被改成了北宋刊印《万寿道藏》的黄裳。为什么这么改？我的理解是，后来金庸不仅发现他“胡诌”的“九阴”果真有此一说，更知道了这是道家之说。他修订作品，真是非常认真的，对读者也足够负责。
　　　　
　　　　盗版之功
　　　　
　　　　 据金庸说，在中国大陆，《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发行之前，印行的金庸小说大多是盗版。然而三联版删去的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却在“盗版”中完整的保留下来。
　　　　《鹿鼎记》第一回回末长注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时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开始写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因此在构思新作之初，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文字狱。（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
　　　　
　　　　三联版这一节，从“开始”到“因此”均被删去。
　　　　“礼失求诸野。”真相隐求诸盗版。
　　　　
　　　　宿命
　　　　
　　　　 金庸这样回忆童年的一桩小事：
　　　　
　　　　 宜官（金庸小名宜孙，宜官是当地人对他的称呼——引者）蓦地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他也不是特别喜爱这些瓷鹅，只是觉得八只鹅中突然有一只断了头，一向圆满喜乐的生活忽然遇上了缺陷，这缺陷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力突然打击过来，摧毁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事。他应付不来这样的打击……他忽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收获》2000年第1期第132页）
　　　　
　　　　 觉得小题大做吗？那你距离“赤子之心”已经太遥远了。要知道，在儿童祥和、简单、纯净的心灵里，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生命体验！
　　　　 同样的体验在少年金庸读《荷马史诗》时再次降临：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碧血剑》第711、712页）
　　　　
　　　　凄怆之情使他久久难忘。
　　　　 有如此一段“心灵史”，又怎会不反映在抒尽人世悲欢的小说里？最能体现者，首推《天龙八部》。陈世骧先生说得好：“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又说：“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天龙八部》第1975页）而《天龙八部》中最能体现这种意识的，则是轰轰烈烈地与命运抗争、最后却发现永远不能左右命运而自尽的萧峰。对此，很多学者已有过精彩的论述。
　　　　 金庸无法忘情于宿命的震撼，最能打动他的历史人物往往流溢着宿命的光彩，不然他怎么会给袁崇焕写评传？他说：
　　　　
　　　　 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
　　　　
　　　　（袁崇焕）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袁崇焕的命运与赫克托相通了：
　　　　
　　　　 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以上引文见《碧血剑》第711、712页）
　　　　
　　　　 也许于艺术而言，宿命是有魅力的。不然，动人的诗句里哪来那么多的“无端”：无端更渡桑乾水、锦瑟无端五十弦、少小无端爱令名……
　　　　
　　　　教士贩私
　　　　
　　　　 韦小宝自罗刹（俄罗斯）俘虏中找出一位大胡子教士，命他以“罗刹蚯蚓字”记录自己口述的一封给罗刹国苏菲亚公主的信函。大胡子又是润色又是窜改，末尾还加了点“私货”：“企盼两国和好，俾罗刹被俘军民重归故国，实出殿下无量恩德。”金庸言道：“最后这句话却是出于他的私心，料想两国倘若和议不成，自己和其余的罗刹降人势必客死异乡，永远不得归国。”韦小宝只是粗晓罗刹口语，哪能看出其中奥妙！（《鹿鼎记》第1872—1873页）
　　　　 教士在早期华洋交往的正式场合从事翻译，记述时，利用一方（通常只能是中方）不通外文而擅自加入有利于己的内容，金庸对这一细节的设置，有其历史渊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北京条约》，内有“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文，是双方商定的结果吗？不是。是充当译员的法国教士私自增加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金庸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则史事。那么，这位法国教士是那位俄国教士的原型了。
　　　　

[发帖际遇]: dt去长白山捉火蟾，送给韦一笑，得感谢费银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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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与“乾坤大挪移”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王国维译作“汗德《纯理批评》”。王氏自述读“汗德”经历：早年“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几读几辍，又读叔本华以旁通、至“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以上引文据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718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生活书店1937年初版本。）
　　　　 “乾坤大挪移”是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一种神奇武功。书中写张无忌以一身“当世无人能及”的内力将此功轻轻易易地连练六层，开始练第七层：
　　　　
　　　　 那第七层心法的奥妙之处，又比第六层深了数倍，一时之间实是难以尽解。好在他精通医道脉理，遇到难明之处，以之和医理一加印证，往往便即豁然贯通。练到一大半之处，猛地里气血翻涌，心跳加快。他定了定神，再从头做起，仍是如此。自练第一层神功以未，从未遇上过这等情形。
　　　　 他跳过了这一句，再练下去时，又觉顺利，但数句一过，重遇阻难，自此而下，阻难叠出，直到篇末，共有一十九句未能照练。（第758页）
　　　　
　　　　 对此，作者解释说：“原来当年创制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那位高人，内力虽强，却也……只能练到第六层而止。他所写的第七层心法，自己已无法修练，只不过是凭着聪明智慧，纵其想象，力求变化而已。张无忌所练不通的那一十九句，正是那位高人单凭空想而想错了的，似是而非，已然误入歧途。”（第759页）
　　　　 金庸先生这么写，不知是不是受了那位海宁老乡读康德的启发？
　　　　
　　　　 一个人需要多少地？
　　　　
　　　　《射雕英雄传》第1449页：
　　　　
　　　　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成吉思汗双眉竖起，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但见他凛然不惧的望着自己，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喝道：“你说甚么？”
　　　　郭靖……当下昂然说道：“大汗，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这段精彩对白的“文眼”，据台湾唐文标先生说是“转用”了托尔斯泰的故事（《金庸茶馆》第五册第200页）。他所说的故事见于托尔斯泰《二十三篇故事》中《一个人需要多少地？》，大意是：在俄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一种风俗，土地不按面积出售，而是按“天”。买土地的人在太阳一出地平线时就出发，按一个基本圈圈走，走一段插一根标竿，在当天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回到出发地，迟误了没收货款，土地一亩也到不了手。有一个贪婪的人，想得到更多更多的土地，只顾拼命往前走，没能及时赶回去，最后不但货款被没收，连自己也累死了。“宽三尺，长七尺，这就是他需要的。”（故事梗概转引自《赵俪生自传》第14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其实，这段绝妙文字的语意还可上溯。钱钟书先生曾有引述：“古罗马诗人咏亚历山大大帝云：‘少年时雄图大略，睥睨全球，犹觉狭小，死后方知躬眇躯微，所据仅片席地尔，’……”（《管锥篇》第1214页，中华书局1986年第二版）其间端倪，十分明显。金庸很早就研读古希腊罗马史，，并注意和关心“最出名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85页），如此的咏评或许是了然于胸的。成吉思汗在历史上、军事上的地位与影响，与亚历山大大帝颇有几分相似，所以金庸在写成吉思汗时，很巧妙地移花接木，抓住生前希冀和开拓疆土之广与死后所占土地之小的“文眼”，洋洋洒洒地虚构出了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对白，极富哲理地表达了历史的思索。
　　　　当然，立场不同，所得亦迥。古罗马诗人所咏，颇有几分个人之于历史大是渺渺的悲壮沉雄之思，到了金庸笔下，更被赋予了一份历史给黩武者“功业”的无情嘲弄。毕竟，如书名所示，真正被作者肯定的“射雕英雄”是平民郭靖，不是大汗铁木真。
　　　　　　
　　　　 鸠摩罗什之事
　　　　
　　　　 《天龙八部》第三十六回写童姥在强逼少林和尚虚竹破了杀戒荤戒之后，又从西夏皇宫中掳来公主与其共眠，诱他破了淫戒。这后一段，其实是鸠摩罗什故事的翻版，绝不可以庸俗笔墨视之。
　　　　 《高僧传·译经中·晋长安鸠摩罗什》载：
　　　　
　　　　 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龄尚少， 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距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可固辞。”乃饮以淳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页）
　　　　
　　　　 对照来看，两个故事中人物的身份、使用的方法、事情的结果都有惊人的相似。金庸先生虽至七十年代后期始熟读佛典，但稍具传统文化修养者，对如此著名的佛门掌故焉能不知？当然是手到拈来了。
　　　　
　　　　保守主义
　　　　
　　　　 还在“家长制”运作得得心应手之时，金庸即已深谋远虑，开始准备在《明报》内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70年代末开始，《明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改革，几度反复进退，无数争斗浮沉，终于在90年代初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作为这一进程的直接推动者，金庸始终面临两难：制度化是他坚决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他的指导思想是：“改革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金庸与报业》第31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
　　　　 可见，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能就此认定金庸必定受了邓小平的启发，但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或是一种“认同”。就此而言，金庸对内地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进人士看来，点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之中,也弥漫了“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的，则在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未来香港政制上的歧见。在这场饱受炮轰的争论中，“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认识与处世方式来考察，这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缘由，更可注意的，则是体现了与《明报》制度化实践一致的指导思想而已。香港政制从“九七”前向“九七”后的过渡，当然也是一种改革，少改一点，变化不要太大，在金庸心中显然要比一下子或很快进入民主状态要稳妥得多。这正是金庸一贯的立场：积小改成大改，以不影响稳定为上。写到这里，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怪金庸自称今人最敬邓小平（本来是吴清源的，他自己改了，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1年4月14日夜《对话》），惺惺相惜嘛。
　　　　 金庸一生谨慎。所以，在他的生命里，既不会有致命的惨败，也不会有快速的跃进。《明报》发展成报业王国，得益于40年的苦苦经营。别人若有他这样的资产，难免会有冒进的冲动，而金庸没有。这也是“保守”。金庸说自己：“我比较保守、稳重，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保守。我办《明报》时，除了买明报大厦需要向银行借钱外，其他的全没借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没好好利用报馆的资产……”所以，于品海接手后一系列大胆的新动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说起，金庸只好说：“现在新的管理阶层做生意好广、好大，和我的经营方法不同，是进取了。”（《淘金文摘》第一辑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还是董桥说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观点，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读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气势。”（《没有童谣的年代》第1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春江花月夜》
　　　　
　　　　《书剑恩仇录》第375页写乾隆皇帝夜游西湖，听人演奏《春江花月夜》一曲。据《中国音乐辞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春江花月夜”有二：一是陈后主作词的“吴声歌曲”，人隋而后，不传于世，所以乾隆听的不可能是这一首；一是民乐合奏曲，1935年前后根据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而成。又据《中国传统名曲欣赏》（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2页，《夕阳箫鼓》改编为《春江花月夜》则是1932年。两说在时间上不完全吻合，但可以肯定的是，题为《春江花月夜》的这首乐曲，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
　　　　　 《中国传统名曲欣赏》称《夕阳箫鼓》的最早乐曲谱出自清代琵琶名手鞠士林（约1736－1820）的手抄谱。鞠士林的生活年代正在乾嘉年间，所以在小说里写乾隆听到此曲，当在情理之内，只是曲名按早了而已。
　　　　
　　　　日心说
　　　　
　　　　 温瑞安评《笑傲江湖》时说：“……旧版‘魔教’乃是‘朝阳神教’，新版作‘日月神教’，从教徒阿谀奉迎的口号，到东方不败、任我行、向问天等人的形象，还有黑木崖、‘葵花宝典’、‘吸星大法’，都有所象喻，有所讽嘲……”（《金庸茶馆》第六册第80页）
　　　　 口号是直抒胸臆的，不必多谈；任我行、向问天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关系分明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影子；东方不败、黑木崖我一时还不能完全参透。朝阳神教、葵花宝典、吸星大法所昭示的，却是二十世纪的新“日心说”。
　　　　 日月神教的“前身”朝阳神教被作者在修订时改掉，可能是出于时过境迁，不必过于直露之故。葵花习性向阳，此葵花宝典题目之来由也；太阳系的行星以太阳为中心转动，此吸星大法名目之来由也。偏偏还有一个“神教”名叫“朝阳”！或明或隐，或直或曲，处处指向“太阳”。沐浴过“东方红，太阳升”时代的阳光的读者，读到这里哪能没有一丝会心的熟悉？如果不淡化些，影射太明显了啊。
　　　　
　　　　峨默及其诗作
　　　　
　　　　《倚天屠龙记》第1151、1152页谢逊讲述的波斯诗人峨默的故事，材料的来源之一是20年代郭沫若所译《鲁拜集》的“小引”。现将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有关内容抄录如下：
　　　　
　　　　 诗人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纳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让牟（Nizam al Mulk）的记录， 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Imam Mowaffak）在纳霞堡教书。那就是他们的老师。尼让牟的父亲遣尼让牟来就学，尼让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奔沙伯（Ben Sabbah）， 一个就是莪默·伽亚谟。尼让牟是图司（Tus）的人， 奔沙伯是阿里（Ali）的人，莪默是纳霞堡的本地人。他们读的是“可兰经”，研究的是古代传说。有一天他们三人相聚，霍山（Hasan,即奔沙伯）向尼让牟和莪默说道：“世间一般的信仰，都说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当时的信仰，凡读“可兰经”及古代传说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如我国以前读五经三传之类），但是我们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互相帮助？”尼让牟和莪默答道：“随便怎样都好。”霍山便说：“那末我们大家应该发誓：无论幸福落与谁人，都应得均分，不能专享。”尼让牟和莪默都同意了。后来尼让牟做了官，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Alp Arslan）的宰相。
　　　　 尼让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访他。尼让牟请于教王，给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丢了。 后来竟成了专好杀人的一种宗派—— 依时美良派（Ismailians）的首领。他在一O九O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ut），十字军时有名的“山中老人”就是霍山。尼让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诗人阿塔尔叙尼让牟将死时说道：“啊，大神哟！我在风的手中去了。”——这正和莪默诗“来如流水，逝如风”句（见第二十八首）相类。
　　　　 莪默去访问尼让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他说道：“你能给我最大的赐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到一个清净的地点安居，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纳霞堡的财库中每年赠他一千二百密（Mithkal）的年金。
　　　　
　　　　将这三节文字与小说对照来看，传承相当明显。语言风格、遣词造句的近似不说，译名的异同可见一斑：相同的如野芒、霍山、山中老人；相近的如莪默与峨默、尼让牟与尼若牟、依时美良派与依斯美良派。这几个译名都挺古雅，后来通行的就大不相同了：野芒——伊玛目（伊斯兰教社会首脑的称号）、霍山——哈桑、莪默——欧玛尔、尼让牟——尼札姆、依时美良派——伊斯玛仪派。这五个名号在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有专门词条，分别见于第9册第40页、第3册第613页、第6册第346页、第6册第254页、第9册第50页，有兴趣看看“传奇”背后的历史者不妨一翻。
　　　　金庸当然也不是只参考了上引三节文字，想必还有较深入地阅读与研究。小说中写到的英王爱德华遇刺一事就不见于郭氏“小引”；附于《射雕英雄传》之后的《成吉思汗家族》注13专讲“山中老人”的极端作为（见《射雕英雄传》第1479、1480页），主要依据大概是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中“山老”、“山老训练哈昔新之法”、“山老之灭”三章（第66-69页）。
　　　　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还引了一句据说是尼若牟死前吟过的峨默的诗：“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在所见到的峨默诗作里，并没有哪一首与之完全对应。郭译《鲁拜集》第28首的最后一句“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该诗前一句显然脱胎于此。不过，第29首更接近小说的引文：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
　　　　
　　　　应该说，金庸是借鉴了郭沫若的译文、利用第28首末句与第29首部分譬喻、意象的重叠，有意识的对第29首进行了调整与取舍，才改写成了小说中的“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
　　　　 不忠实于原作吗？不要紧。文学翻译在异域文化交流之初，遗漏、曲解、割裂是常事；太过精确，反而有刻意做假之嫌。置之《倚天屠龙记》的时代背景，这才真实。
　　　　
　　　　吐故纳新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此后又多次提及。1968年10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引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的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随后，全国开始了以“吐故纳新”为方针的整党运动。（《毛泽东大辞典》第1233、844、123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就在《红旗》社论发表和转载期间举行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半年后“九大”召开，林彪、江青的亲信大量进入中共中央。
　　　　 《明报》、《明报月刊》以报道、分析中共形势而著称，金庸自然对此倍加关注，时评政论之外，竟也落墨于不期而然之间。
　　　　 1970年初，金庸在一篇考据文字中提到“长生术”，不失时机地轻轻一点：“毛泽东最近屡次指（提？——引者）到‘吐故纳新’四字……”（《侠客行》第733页）
　　　　 1969年10月23日开始写起的《鹿鼎记》中，神龙教教徒为糊弄教主而伪造的天书中就有一句“吐故纳新”。接下来的场面就更具历史内涵了：教主在夫人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黑龙使等老一辈教众。“黑龙使叹了口气，颤巍巍的站起身来，说道：‘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第729、744页）
　　　　 金庸曾说：“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如果影射的内容拆射了人性呢？“吐故纳新”就是这样人性地记录了历史，稍一深究，历史的厚重便迎面扑来。

[发帖际遇]: dt去辽东拜祭胡一刀，碰到胡斐，传授刀法，增加声望6。

dt

　政治情怀
　　　　
　　　　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当然，这种不能忘情是表现为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非独为官。金庸虽然出生、成长在“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46页），但其内在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有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他“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 （《金庸小说论稿》第166页引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严家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自有其政治理想，所以他才会在1950年赴京求职。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直接参与政治的破灭。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者，是《明报》极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之内的，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页），注明《鹿鼎记》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鹿鼎记》第42页，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的立场而生命受到威胁，这时候他引以为榜样的，竟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22页）
　　　　晚年的金庸，终于有机会为政治状况的好转做一点实事。他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热情之高，以至别人以为他有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可惜多少庸碌的传记作者，还在卖力地喊他“金大侠”！
　　　　
　　　　网络修订版小引
　　　　
　　　　这两天老想起后主阿斗。诸葛亮贤则贤矣，阿斗终归还是扶不起。我当然哪一点都没法和诸葛亮比，《金庸识小录》却是十足的阿斗：扶之不起，弃之不忍，再怎么“修订”也没用。
　　　　不过，既然有一些朋友喜欢，更有朋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总要有所表示。“修订”既是改造自身，也是酬谢美意。只是为了行文方便，不能将受到教益之处逐条注明来源，这是我颇感忐忑的。
　　　　关东响马兄抄示的那则材料，因为无力补充新的史料和参与丝毫意见，我就不敢掠美了。日后如有新见新知，再来向响马兄打劫不迟。
　　　　这次修订，删去了一篇凑数的《刘喜奎与陈圆圆》。其他的凑数之作，就请朋友们海涵吧。
　　　　
　　　　
　　　　网络版后记
　　　　
　　　　金庸小说是自小就读的。小学四年级时竟有老师拿《书剑恩仇录》来讲作文。那时金庸小说紧俏得紧，老师就发奋苦抄，本子上密密麻麻。现在想想，真是狂热得不可思议。记得他讲的是写文章要有起伏，就从《书剑》开头念起，边念边讲。去年为了金庸小说要进中学课本，还有一堆朽木痛心疾首，谁能想到我的老师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那么先锋的意识和成功的实践了呢？可惜他只讲了一次，大约万把字，便说：“好，我们下次再讲吧。”从此再无下文。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他中断的地方是：陆菲青对两个寻仇者说：“你们是一个人上呢，还是两个人一起上？”等知道答案，已是中学时代了。
　　　　
　　　　大概是1996年开始，我常常在杂览的书里看到能够和金庸小说联系起来的材料，就随手记下。这些材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乍一照面，每每惊艳；努力搜求，十之八九会落空。何况那时我已经开始了《金庸年谱初编》的撰写，不可能为此牵扯太多。后来，就利用这些材料写了一组札记，内容无非是对金庸小说的溯源、索隐、发微与指谬，有时也兼及金庸的思想与个性。有一部分发表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中华建筑报·城市周刊·文艺副刊》《金庸研究》上，都以《金庸识小录》为题。其中《吐故纳新》《核爆之战与蜀亡之争》两篇，一再被按下不发，到了书话，才算真正面世。
　　　　
　　　　我写的时候，给自己提了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写成常见的评点式、感慨式、抒情式的文字。我想主要让材料来说话，而不是只顾自己发表一些普通的、看过就忘的“见解”。我还要求自己尽量写得短些，精些。限于能力，我还做的不够好，也不是每一篇都达到了朋友的期望。有些朋友看了这些小文，觉得“质量参差”，我也很惭愧。有时候，材料出来了，也就表明了一个现象、一种思路或者一份态度，说话倒似多余了。文章是一篇篇发的，如果这些朋友一口气连起来看，也许能起到自欺欺人的效果，不会再觉得过于单薄。
　　　　
　　　　其实，名之以“识小录”决不是我的谦虚（我似乎连谦虚都不配）。《东塾读书记》卷九云：“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我所病者，大抵亦然。知道了这一点，给自己的定位就不致偏差太多。人们都熟悉一句话：小中见大。在我的“识小录”里，“大”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是“小”，也就是小中见小。我个人是喜欢金庸作品，但写这些文字时，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所以，小中见小的结果就是：我说金庸某处好，未必能证明金庸大的方面就好；我说金庸某处不好，也未必能证明金庸大的方面就不好。我只能肯定，所识之小。再推论：这些札记，意义仅此而已。

[发帖际遇]: dt无意中获得赵敏的木制倚天剑，卖给摆地摊的，获利银两5.

zs3401

金庸群侠传 顶！！！

[发帖际遇]: zs3401在福州找到唐诗三百首一本，当成辟邪剑谱送给左冷蝉，得到打赏银两21

迷金

金庸小说包含着太多的民族文化.不管是衣食住行乐医星相.....各方面都有.

[发帖际遇]: 迷金在老顽童处骗取《养蜂秘法》，翻印成《如何饲养文化型蜜蜂》出版后获利银两4.

张旭

金庸老大是相当有财的。。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