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后蜀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孙之言 · 发表于 2009-3-3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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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毕业论文，拿出来献丑。

   五代十国时期，若以朱温篡唐（公元907年）至赵匡义灭北汉（公元979年）计，长达七十余年；如按封建史家的断代标准，到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公元960年）止，则只有五十三年。这段历史时间虽短，中原地区政权却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先后更迭；而南方与河东地区也先后或同时并存着十个割据政权，即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丰富的物产、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则为乱世中的封建割据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在此之前便有新莽朝的公孙述，三国的蜀汉，以及十六国中的李成政权等。到唐朝末年各地藩镇互相攻讦，终于出现了王建所建的前蜀与孟知祥建立的后蜀先后在四川地区割据。而这一阶段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割据条件。相对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四川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这使得四川地区的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
一、五代时期的四川
   五代乃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除了各割据势力间的相互攻伐，更有北方的辽朝不断南侵。前后蜀偏安一隅，虽蜀中也偶有大乱，但总体说来社会局面比之中原以及南方诸国要相对安定不少。
（一）       前后蜀的兴替
   唐朝末年农民大起义，黄巢的起义军攻克两都。宦官田令孜本是蜀人，遂于公元八八一年挟唐僖宗，率后妃、宦官和部分朝臣等入蜀避乱，因而激起蜀中变乱。公元八八五年，僖宗自成都返回长安，此后，四川更加混乱。
王建，字光图，河南舞阳人，“先世故为饼师。建少年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 [1]（卷35），因排行第八，故“里人谓之‘贼王八’” [1]（卷35）唐朝末年应募投军，隶属于忠武军。忠武建军杨复光挑选骁勇，建立忠武八都，任王建等八人为都将，每都千人。黄巢攻克长安后，派朱全忠攻襄、邓两地，杨复光于是派遣鹿晏宏率忠武八都抵御。成功击败黄巢军后不久，鹿晏宏率军逐走兴元节度使，自称留后，任用王建等为其属州刺史。鹿晏宏猜忌残暴，王建等不堪忍受，率兵三千奔赴成都，投效朝廷，僖宗皇帝大喜，给予众人重赏，分三千人为五都。而宦官田令孜想要扩充实力，便收王建五人为养子，将所部并入神策军，号为“护驾五都”。田令孜在朝中失势，王建也遭到排斥，任利州刺史。此后王建趁蜀中动乱，集合力量，经过几年征战，兼据两川以及汉中、陇东一带，成就雄踞西南的一番霸业。
   王建得西川后，受唐朝廷封爵位西平郡王，公元九零三年晋封为蜀王。九零七年，朱温代唐，建立了后梁政权，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国号蜀，改元永平。官制基本承袭唐朝。以养子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唐道袭为内枢密使，郑骞为御史中丞，周庠为成都尹，另“授唐室旧臣王进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 [1]（卷35）王建夺取四川地区后，即“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谦恭俭素。”[2]（卷258），尤其重视翰林学士。王建虽然兵力强盛，却不穷兵黩武，而是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
   前蜀虽然在建国之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但是内部却有许多问题。这使得前蜀政治日益腐朽。王建在位时，蜀中局势尚能稳定，但他一死去情况便迅速的恶化了。前蜀后主王衍继位后，不思政事，专事游乐。后唐李严自蜀中归来后向庄宗报告道：“王衍騃童耳，宗弼等总其兵柄，但益家财，不恤民事；君臣上下，惟务穷奢；其旧勋故老，弃尔不任；蛮蜑之人，痛深疮痏。以臣料之，大兵一临，望风瓦解。”[3]（卷136）果不其然，后唐大军自洛阳出发，到进入成都，仅仅用了七十天便灭亡了前蜀。
   孟知祥，字保胤，刑州龙冈人，“温厚知书，勇于乐善”。 [1]（卷48）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将自己弟弟李克让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到了后唐庄宗时，孟知祥更是被任用为中门使，掌管机要。待后唐消灭前蜀后，宰相郭崇韬举荐其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入蜀适逢郭崇韬父子为谗言所害，蜀中又起乱事。孟一到成都便开始着手“慰抚吏民，犒赐将卒，去留帖然.。”[2]（卷274）开始在蜀中树立威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平乱后，孟“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2]（卷274）于是四川得以暂时安定。后唐庄宗死后，孟知祥始有割据之意。其后数年内在四川境内大肆攻伐，终于尽得两川之地。公元九三三年，后唐明宗诏授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任为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封蜀王。年底，明宗病逝，孟知祥便在九三四年初在成都称帝，改元明德，国号蜀，史称后蜀。没过半年他便病死，其子孟昶继位，是为后蜀后主。公元九六五年，北宋发兵伐蜀，孟昶投降，后蜀灭亡。后蜀比之前蜀在吏治方面有所改善，又采取了一些安定民生的措施，期间境内也少有战争，故能立国四十年。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零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城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即所谓的“黄袍加身”。逼迫后周恭帝禅位于他，定国号“宋”，史称北宋，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北宋乾德二年（公元九六四年）后蜀联合北汉发兵攻宋，赵匡胤则抓住这个机会发兵伐蜀。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廷派兵六万，分道伐蜀。一路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南下，攻打剑门。一路从归州（湖北秭归）沿长江西上，直逼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东）。宋军从出兵到后蜀后主孟昶投降，仅仅用了六十六天。
（二）前后蜀的地理环境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地区，长江上游，介于东经97°21′~108°31′和北纬26°03′~34°19′之间，四川与重庆、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和西藏自治区接壤。以龙门山——大凉山一线为界，四川大致可分为东部四川盆地及盆缘山地区，以及西部川西高山高原及川西南山区。四川地形复杂多样，包含四川盆地、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岭——大巴山山地等几大地貌单元，地跨中国地势第一及第二阶梯，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川省除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小部属黄河流域外，其余均属长江流域。长江也是流经四川的最大河流，上游称金沙江，是四川和西藏的界河，金沙江流至宜宾后称长江。长江在四川境内主要支流有雅砻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赤水河等。
   气候与水文四川气候具有冬暖、春早、夏长、年均温高的特点。1月均温5～10℃以上，攀枝花超过12℃；7月超过24℃，东部长江河谷高达28℃，极端最高温大于40℃，为中国夏季高温地区之一。年均温16～20℃，攀枝花为20℃。10℃以上活动积温5000～7000℃，攀枝花达7500℃。四川盆地的长江河谷和川西南的金沙江河谷，具有南亚热带气候属性。川西北地区海拔高，气温低，无霜期短，属温带和寒温带气候（见川西北高原）。四川深受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影响，除少数地区外，年降水量600～1000毫米，以多夜雨为特色。四川盆地是中国著名少日照地区，盆地西缘则是中国多雨区之一，最多地区年降水量超过2400毫米。但各地降水年内分配不均，故每年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和洪涝。
   总的说来，四川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便以“天府之国”驰名神州。八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成了唐朝财赋主要的来源地。四川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故而唐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州和成都作为一东一西两个大都会，其在当时的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到了五代，四川虽有战事，但是比之中原等地则要安定不少。因此，唐朝的遗臣和百姓避乱逃入四川的很多，所以前后蜀“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2]（卷266）
   前后蜀最盛时据有成都府、汉州、彭州、灌州、蜀州、绵州、眉州、嘉州、剑州、梓州、遂州、果州、阆州、普州、陵州、资州、荣州、简州、邛州、黎州、雅州、维州、茂州、文州、龙州、黔州、施州、夔州、安州、忠州、万州、兴州、利州、开州、通州、涪州、渝州、泸州、合川、昌州、巴州、蓬州、集州、壁州、渠州、潾州、戎州、兴元府、洋州、源州、金州、秦州、凤州、阶州、成州等五十余州地，人口众多。到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北宋灭亡后蜀时，仍得州46、县240，得人口534029户，仅次于南唐和吴越的人口。
二、前后蜀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
   自八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江淮与巴蜀地区成为唐朝重要的赋税来源。唐末以来各地割据、农民起义不断，南方社会也和中原地区一样，遭受了很大的破坏。然而南方各国的割据建立，都推行保境息民的政策，基本上停止了相互之间连年战事。所以，几十年间，南方社会经济总体来讲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前后蜀地区亦然。
（一）       农业的发展
1、农田水利的建设
   农业的发展，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战乱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如洛阳在秦宗权、孙儒在暴掠之后，“白骨蔽野，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 [2]（卷257）。王建与其他军阀争夺彭州时，“民皆窜山谷” [2]（卷259）。后王建听从属下建议，招抚百姓，并采取数项措施，一个月后，百姓尽返家园。王建称帝后，颁发有利于恢复农桑的诏书：“ 兼有军人百姓，先因公事关连，逃避诸州县镇不敢归还者，亦任却归本贯所在，不得勘问扰搅。……今年正月九日已前应在府及州县镇军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钱物，或保累填赔官中收没屋舍庄田，除已有指挥及有人经营收买外，余无人射买者，有本主及妻儿见在无处营生者，并宜给还却，据元额输纳本户税赋。”[1]（卷36）忠武八都将之一的晋晖在前蜀武泰军节度使任内也大力招抚流民。由于生产得到恢复，前蜀粮食产量增加，府库充溢。
   孟知祥刚一稳定两川，即择廉吏，除去横赋，安集流散。后蜀沿前蜀旧制，设有营田使之职，后蜀广政九年（公元九四六年）“是岁，析导江县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务于梁山县。自六年至于今年（后蜀广政九年），岁大有” [1]（卷49）。石处温在獎州（今湖南新晃西）刺史任内，“招纳亡命，远近多归之。由是广事耕垦，常积谷数千万石，前后累献军粮二十余万石。”[4]（P172）孟昶在位时，“斗米三钱” [1]（卷49），粮价如此之低，也反映了蜀中粮食产量之大。
   水利是农业之本，五代各朝各国都有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之举。前蜀邛州节度使张琳在眉州修通济堰，灌溉田地一万五千顷。后蜀山南节度使武漳，“以褒中用武之地，营田为急务，乃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人受其利。”[4]（P172）昭武军都监兼嘉州刺史李奉虔在任内，“属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虔置堰，开湍濑二十余处，泄其蓄水，筑堤以护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5]（卷5）各处水利设施的兴建，加上四川地区原本就有的水利工程，使得水旱灾害大为减少。
2、茶业的发展
   四川自古便是产茶大区。唐代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详细记载了唐代四川地区的茶叶产地分布情况：“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6]由于陆羽没有条件接触官藏图籍及档案，因此存在遗漏。另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四川各州中土贡有茶叶的还有：夔州、兴元府、雅州。而《唐国史补》记载通州也产茶叶。
   到了前后蜀时期，四川的产茶区无疑是比前代有所扩大。除了唐时便开始产茶的兴元、彭、绵、蜀、邛、雅、泸、眉、汉、利、夔、通等十二个州府继续产茶外，又增加了成都府、涪州、简州、渝州、巴州、茂州等六个州府。公元九零三年（唐天复三年）唐昭宗从凤翔回长安，唐廷财力困竭，王建“贡茶布等十万”以解其急。王建这一行动，不过是象征性的支援而已，这些茶布于蜀中不啻九牛一毛。后蜀亡国，大臣毋守素“国亡入宋，授工部侍郎，籍其成都庄产茶园以献。宋太祖诏赐钱三百万缗以充其直”， [1]（卷53）可见他的茶园规模一定十分可观。《太平寰宇记》记载涪州宾化县时说：“此县民并是夷獠，露顶跣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无蚕桑，以茶、腊供输。”可见茶叶在当地已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向政府交纳的赋税之一了。据毛文锡《茶谱》记载，五代十国时的茶类有饼茶、紧压茶、散茶三大类。“彭州有蒲村、塴口……其茶饼小”。产紧压茶的“临邛数邑茶，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而“蜀州晋原、洞口、横沅、青城，其横沅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以造……皆散茶之上也”。[12] 临邛、临溪等县生产的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其味甘苦，主要销往吐藩和西北党项族地区，很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正因为产茶州县的州县以及旧有茶产区茶叶产量不断增加，后蜀还专门设有茶酒库使，实行榷茶制度。并同吐蕃进行茶马贸易，用茶同吐蕃交换战马。茶叶的生产与贸易成为前后蜀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二）       手工业的发展
1、盐业的恢复
   四川食盐生产以井盐为主。井盐的生产历史悠久，历来著名。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唐代东川的梓州有盐井四十四眼，绵州有盐井二眼，遂州有盐井二十五眼，普州有盐井三十一眼，荣州有盐井二十六眼，陵州有盐井五眼，泸州有盐井九眼。其中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9]（P20）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 [9]（P20）,也是最大的盐井之一。该井“以牛皮囊盛水，引出之役作甚苦，以刑徒充役。”[9]（P20）7除了前面所列盐井之外，邛州还有盐井二眼，简州有盐井七眼，资州有盐井三十七眼，戎州、隽州各有盐井一眼。
   五代时由于战乱的影响盐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许多盐池、盐井被迫废弃，食盐产地明显减少。《太平寰宇记》记载隋唐五代时，陵州仁寿有盐井八眼，井研有盐井二十一眼，始建则有盐井7眼，而这些盐井先后都遭废弃。梓州“郪县……县有盐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见煎，余废。”“涪城县……大历十三年又自绵州却隶梓州。管盐井五十五所，一十眼煎，四十五眼塞。”“飞鸟县……管盐井七；三井见煎，四井废。”“东关县……管盐井四；三井有盐煎，一井废。”[11]
即便如此，前后蜀治下四川的食盐生产规模依然不小。后蜀广政二十三年（公元九六零年），陵井发生了井口崩塌事件，抢修时，“炼匠缒入者皆死。”抢修后生产得以恢复，到北宋初年该井昼夜可“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盐四十斤，日获三千斤。”[9]（P207）前蜀设置井监管理各处盐井生产。井监由井监使主管其事，或者以刺史监督，如在前蜀武成三年（公元九一零年），“檄淯井土刺史罗元楚申饬监务” [1]（卷36）。后蜀沿用前蜀旧制，仍然设置井监管理食盐的生产和征收盐课事宜，并且以榷盐使统辖若干井监。如孟知祥初入蜀时，据有西川与东川的董璋争盐利，在汉州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其后孟知祥又上表后唐明宗“累请割云安等十三盐监隶西川，以盐直赡宁江屯兵。辛卯，许之。”于是置榷盐使管理，称“云安榷盐使”。榷盐使的职掌与唐时相同，直属三司。前后蜀实行的榷盐制度，所得盐利都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
2、纺织业与制瓷业
   四川地区自古就盛产丝织品，蜀汉时在成都设有管理织锦的官员，故成都又有锦官城之称。唐代城内有三市，“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每年新春三月有蚕市，“货易毕集，阛阓填委。”市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华轩采舫。共赏百花潭上，至诸王、功臣已下，皆各置林亭，异果、名花”[8](P202)，场面极为繁盛。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鬻龙骨》载：“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蜀人称其繁盛。”在蚕市上，有大量的桑苗出售，以至于王建认为“桑栽甚多，傥税之，必获厚利”。[13]（P55）前蜀后主王衍结彩楼山，用“缯綵数万段”，“又作锦障，从宫内直伸至街市”；每年秋天，“成都四十里尽铺锦绣；游上清宫，随驾宫人皆衣画云霞道服。”。[8]（P189）这固然是穷奢极欲，腐朽至极的表现，但它也反映了当时四川丝绸纺织业的发达水平。虽然五代时没有留下关于蜀中纺织业详细的文献记载，但在《宋会要辑稿》中统计，大约在北宋后期元丰年间，今天四川地区的租税和买科敷等国家收入的各类丝织品，一年可达一百万匹以上，丝棉葺线达三百六十多万两。虽然这已是北宋后期的数据，但是由此也可以推断，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地区每年丝织品生产的数量一定也是十分巨大的。
   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制瓷业虽然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知名的窑址，但也有一定的发展。具体有如下窑址。
   青羊宫窑：在今四川成都市青羊宫。最早烧制生产于南朝，但到五代时期便告结束。该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广元窑：在今四川广元县。始烧于唐代，停烧于南宋末年。烧瓷品种较多，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酱釉、绿釉、黄釉瓷。华阳窑：也称“琉璃厂窑”。在今四川成都华阳胜利乡一村，故名。始于唐代。烧瓷品种有青釉、黄釉、褐釉、黑釉、白釉、绿釉，遗物以黄釉绿彩较多。宋代为其繁荣时期。直到今天成都仍有琉璃厂这一地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3、印刷业的发展
   晚唐五代是雕版印刷逐步兴起的时期。雕版印刷的发明比活字排版印刷要早很多，是古代主要的印刷方式。目前存世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石室内发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用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约十六尺，高一尺，正文由六个印刷散页粘缀而成。首扉页雕印有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构图复杂，但中心突出，错落有致。这件物品应是雕版印刷成熟时期的佳作。
   蜀地的印刷事业也在这一时期兴起。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冯宿《请禁印时宪书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5]（P106）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日本僧人宗睿留学中国，回国时带走的书中便有西川印子《唐韵》、《玉篇》各一部。而所谓西川印子，就是四川印本的古称。唐末成都刻印的书很多，当时印书铺可考的，有四川过家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都攀赏家印历书、龙池坊卞家印《陀罗尼经》等。目前国内仅存的是1953年在成都唐墓中发现的一张成都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可推知是产生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莲床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唯一的最古唐刻，现藏于四川博物馆。四川、淮南、江南一带是唐时主要的刻书地区。
   到了晚唐五代，四川地区的刻书印刷事业逐渐繁荣起来。这是由于这里较为安定、富足，且森林繁茂，盛产纸张，出产有名的“益州麻纸”。而前蜀后主王衍竟也会造纸，且种类繁多“所造‘霞光笺’，深红色，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又衍有‘百韵笺’，幅长可写百韵，‘学士笺’短于‘百韵’；‘薛涛笺’短，纔书四韵”。 [1]（卷115）五代时最早的刻书记录便在蜀中。前蜀的任知玄自己出资雇请良工，在朱温代唐后的第二年，即公元九零八年，开版雕刻杜光庭所作《道德经广圣义》，前后历时四年，出雕版四百六十余块，藏在龙兴观内。前蜀后主王衍咸康元年（公元九二五年）“咸康元年六月，诏增闰十二月，历纸印造施行。初颁历无闰月，及是唐历置闰，遂续补焉。”[1]（卷37）古代的历法通常都是有司天台在前一年冬至后推算出新历，报礼部核准，然后再印制颁行。来年有无闰月，则是早已算好的。而五代政治社会混乱，以至于前蜀出现历书已经印发半年之后，才发现后唐历书置闰，于是下诏重新印造新历施行的事情。而私人刻书者，数后蜀宰相毋昭裔影响最为深远。“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刻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1]（卷52）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刻印文学选集和丛书，而蜀本的《九经》则成为后世公认的精品。《北梦琐言》也记载“唐前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跸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陈咏）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卷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7]（卷7）这可以说是五代时期自刻文集最早的一人了。

三、前后蜀经济发展对四川社会文化的影响
   前后蜀时期四川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尤其是对宋代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
（一）       经济上的影响
   北宋灭亡后蜀之后，将四川地区划为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四路，称为川陕四路，简称“四川”，四川之名由此而来。在这四路之中成都府路自然条件最为优越。是四川地区最为富足的地区。“蜀地险隘，多跷少衍，侧耕危穫，田事孔艰。唯成都、彭、汉，平原沃壤，桑麻满野。昔人谓大旱不旱者，较之他郡，差易为功。”[19]（P33）北宋时期四川地区便是北宋政府重要的财赋来源地。到了南宋之后，这里成为南宋政府西线与金、蒙古相抗衡的重要的前线基地。
宋代四川的商品经济，在前后蜀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都九月九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21]（P93）“同州以二月二日与八日为市，四方村民毕集，应蚕桑所用，以至车檐、椽木、果树、器用、杂物皆至，其值千缗治万缗者。”[21]（P94）可见宋时四川市场之兴盛。四川的手工业和农业所出产的商品，在宋朝全国占有很广阔的市场。宋人吕大防在《锦官楼记》中这样说：“蜀局中国之西南……土地之毛，善利丝枲，为之缯布，以给上国。负于陆，则经清泥、大散羊肠九折之坂；航于川，则冒瞿塘、滟滪沈舟不测之渊。日输月积，以衣被于天下。此之谓‘致养’。织文锦绣，穷工极巧。其写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掇。连薨比室，运箴弄杼，然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此之谓‘致役’”[21]（P86）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四川的丝织品通过剑阁、长江两条道路行销全国的盛况。
   商业的繁荣必定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但是四川铜产地仅梓州一地，且产量不大，故前后蜀时四川便开始大量使用铸造的铁钱。到了北宋统一后，基于四川地区的现实，宋朝朝廷将四川地区划为铁钱使用区。“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20]（P265）在四川十铁钱才抵一铜钱，这就更是增加了商业资本运动的困难。于是“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以色纸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数，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21]（P98）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后来北宋朝廷设置交子务，将发行交子的权利收归国家，交子也正式取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
（二）       文化上的影响
   前后蜀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的影响对于宋代来说尤为明显。五代时中原的衣冠缙绅、文人骚客大量入蜀避祸，于是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四川的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四川刻书业的发达，使得成都成为五代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蜀刻的优良传统在宋代得到了直接的继承，并且被发扬光大。成都、杭州和金陵都是宋代有名的刻书中心。宋人叶梦得就说过：“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4]而四川刻工的技艺更是闻名天下，王国维在《宋抚州本〈周易〉跋》一文中，也考证当时蜀人刻工闻名于天下，有“邹郁”等流寓江右者。[14]天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北宋朝廷在四川雕印《大藏经》，历时13年，雕印经版13万块，5048卷，书写、校对、雕版、印刷、流传等所动员和聚集的人力数以千计。这在我国雕印技术史上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工程。
   后蜀宰相毋昭裔兴学，刻印九经，并镌刻蜀石经，对四川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北宋时四川地区文化鼎盛，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包括张商英、苏舜钦、文同、范祖禹、苏洵、苏轼、苏辙等在内的大批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这与后蜀政权重视文化是分不开的。后蜀人赵崇祚收辑晚唐五代18家词人共500首词，编辑成《花间集》，因其作者大多是蜀人（曾入蜀为官或入蜀游玩），词风相近，故文学上称其为“花间词派”，作者亦被称为“花间词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它对宋词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花间集》被北宋大多数填词家奉为正宗，成为宋词的先导。
   前后蜀时四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这也影响到了当时四川的社会风俗。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奢侈游乐之风的盛行。前蜀宰相、著名诗人、词人韦庄在其词《河传》中这样描绘当时成都春游的场景：“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地驰骤轻尘，惜良辰。” 后蜀后主孟昶于广政十二年游浣花溪（公元九四九年）“八月，帝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晓百姓饶富，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罗绮，名花异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1]（卷49）成都城内也是“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共赏百花潭上。”[1]（卷49）不仅皇宫贵族、公卿大夫、富商巨贾喜爱游宴，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同样热衷出游。到了宋代的成都，一年四季，游玩活动更是不断，并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游览项目，特别以每年四月十九日游浣花溪的活动最为热闹。“成都之人，于他游或不能皆出，至浣花日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事穷日之游。”[22]（P26）这一民俗活动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成都周边的风景名胜，旅游休闲之处多不胜数，广受成都人民的喜爱，周末节假日大批市民蜂拥各处游玩休闲。可以看出成都人现在崇尚文化、注重饮食、爱好游乐的生活方式深受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的历史影响。
结束语
   五代十国作为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发展，不仅单单是战乱和破坏，也有发展。除中原王朝更替频繁外，南方各割据政权大都能维持较长的时间，这是南方诸国建立后大都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所致。这一时期中原社会动荡，而南方地区则相对安定。于是自唐中叶以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在这一时期更为明显，大量的百姓和衣冠缙绅逃避战乱，迁移到南方。加之南方各政权施行的政策，这使得南方的经济不仅比中原地区繁荣，也使得南方的文化逐渐兴盛并超过了中原。这一时期先后割据于四川地区的前后蜀政权便是极好的例证。
   前后蜀时期的四川没有经历中原那样大的动乱，虽然前后蜀政权的统治者依然腐朽，但是他们推行保境息民的政策，使得四川的经济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宋的四川能够成为北宋政府一大赋税来源地，也正是因为如此。此时四川的文化也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兴盛，并保存了许多唐代的文化传统。出现了韦庄、贯休、花蕊夫人等诗人，也出现了所谓“花间词派”等，北宋时更有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学士。
   前后蜀时期的四川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然而因为相关材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了解却很少，我仅希望通过此文的撰写加深自己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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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3].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
[4].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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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陶懋炳.五代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0].吴慧.五代盐政述略[J].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1989
[11].吉成名.五代十国食盐产地研究[J].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3期.2004
[12].吕维新.五代十国时期茶史考略[J].茶叶机械杂志2000年第1期.2000
[13].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局限性[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1卷第3辑.2006
[14].温雪芳.五代十国时期书籍刊刻及其影响[J].图书与情报2006第6期.2006
[15].刘俊熙.我国书籍雕版刻印的萌芽阶段——唐、五代时期[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第8卷第4期.2001
[16].李致忠.五代版印实录与文献记录[J].文献季刊2007年第1期.2007
[17].蔡晓初.五代十国刻书述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J].第14卷总第47期.1993
[18].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9].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20].宋史研究论文集[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1].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王瑛.论前后蜀文化的发展及影响[J].中华文化论坛.2007.1

[发帖际遇]: 孙之言借钱给游坦之整容，手术成功，多还你银两10.

龙魁 · 发表于 2009-3-7 14:10

LZ是专业的哇

毕竟川道难入，蜀道难上，所以乱世中蜀地比较偏远，有发展的大环境。
拜读文章之后，问两个小问题

（我个人认为，不表述完全，容易有一些读者理解上的”误读“，有好多东西你就是看了书也会在转述时表述错误作者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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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子的定位
一般来说，我们常以世界上“某某东西，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沾沾自喜

，而且仿佛沾了这个这个第一，就表示“老子曾经有钱过”一样。
【    插句题外话，比如蹴鞠，小时候的教科书就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
      所以在我那时的幼小的心灵里，想象中，古代人踢蹴鞠，就是大小面积可能不一样的现代足球场地里，古代人穿着汉朝的衣服呀，或是唐朝的衣服呀，或是宋朝的衣服呀，分成两队人来激烈对抗！！
      囧的是，后来又读了些书，发现中国蹴鞠的最高追求，是“球不沾地”！！就是用肩，用头，当然也用脚，保证得分前，球不坠地

我怎么越看，越看越像踢毽子啊……哪有足球那样在地上滚啊滚的囧
又后来，发现某小国的影响力很小的“国球”，一种叫藤球的玩意儿，倒是要求不许用手，球不沾地。——o—— 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起源于15世纪东南亚马六甲的藤球（15世纪，明朝的时候，那个时侯中国还有蹴鞠，而且还出海，至少中国海盗+商人，总不会刻意阻止“文化”，或者说“玩乐”的互通有无吧？），更像是起源于我们的蹴鞠吧？

想想也是，一个是风靡全球的宠儿，一个是默默无名的小群体游戏，你要认干儿子，你要哪一个

……反正在生物进化上，你不能说，鱼龙和现代海豚、植鳄和现代鳄鱼长得那么像，所以前者是后者它祖宗一样。或者更简单的，咱们都知道，鲸鱼不是鱼。
蹴鞠就谈到这里，反正大家都约定俗成，国际足联都认了宗，天真的狂热者与带有非不良目的的XX（比如商业啦政治啦）联合起来，也是河蟹的双赢

      】

      呃，第一个问题的题外话就说了这么多|||||
      现在转回第一个问题上（这问题的后半截我还没说呢[s:02] ）
      交子是指纸做的，

不过它确实具有完全货币属性吗？
尤其是宋代交子慢慢演化为“钱引”——相应的，还有“茶引”“盐引”的，更像是油票粮票——油票粮票是货币吗？——当然不是。而钱引只不过是“兑换钱的凭据”。那钱引的前身交子是货币吗？
即是说，我个人有些困惑处就在这里：交子是“纸币”不假，可它是货币（法定货币）吗？

我们能见到，世坊间的书，即使是XP的视窗打开与关上，也可以详详细细地配以数百字的辅助说明，可是文史类的通俗读物，近义词毕竟不是同义词，有时不停地换来换去交替使用着，“误读”就出现了……
（声明，我不是说LZ[s:02] ，只是LZ恰好专业对口，查起资料方便，问问题我也得找个明白人不是

，我说的，是好多东东，原先说的不清，后来的再交叉使用，更是会理解千种百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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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花间派”——这个是小细节问题。
“花间派”成名于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一书。赵本人此书态度绝对端正，自己编的书，精挑细选，更没有借机把自己作品塞到里面——不过里面的作者、词曲，包括诗词描写的内容也好，作者写词时的时间段也好，入选者的选取也好，……只能说，是编辑者是后蜀人吧[s:10] ，花间派这一风格是晚唐五代之间的，嗯，“集体力量”或者“时代风格”，这个词怎么样？不是前后蜀的文化影响下出现的。

也可能我理解出的东西，和LZ在说的，是两个方向的，或是我钻牛角尖了。

最后，对LZ贡献出个人原创这一行为，拍巴掌来顶~~欢迎LZ多多发稿

[发帖际遇]: 龙魁去长白山捉火蟾，掉入泥沼中，损失银两22.

——————发现我写了好几个错别字，编辑修正一下[s:02] ——————

[ 本帖最后由龙魁于 2009-3-10 00:5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