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第一伪君子加巨骗康有为

洪嘉宝

学人陆乃翔、陆登骙所著《康南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总结得很精到：

　　“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另有现代人考证他的十大劣迹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  
   

   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当作反改革的典型查办，许被罢官；   
；  

   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  

   第五件：制造“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为却要“围园杀后”救皇帝，因而制造伪诏；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告密，但戊戌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发生的，荣禄是在戊戌政变后才被调进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来访，此前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充当汉奸。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经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他上套；  

   第八件：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新版中叙述未详尽。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求见，康有为又以带血诏的钦差大臣自居，说孙中山是“著名的钦犯”，不便见面；  

   第十件：以假诏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后辅佐张勋复辟。另外他口口声声效忠清王朝，却支持袁世凯称帝。这样一个人实为前所未有的伪君子加巨骗                   至于为什么称其为巨骗，盖因其曾经以营救光绪的名义在南洋和美洲募捐所得钱财不亚于孙文。而孙文依靠募捐所得发动起义十余次，死后也没有留下什么钱财。康有为募得钱财后虽然也曾经试图组织一支外国雇佣军，但很快因为洋军官的离去而告吹，其后再无实际行动后来。后来清朝灭亡宗室和遗老纷纷出钱出力支持复辟，而依靠光绪募得巨款的康有为却没有拿出钱来，只是摇旗呐喊，在其死后留下了巨额财产，仅西湖一天园便占地三十多亩地，历时四年，耗银四五万两，

[ 本帖最后由 洪嘉宝 于 2010-4-21 16:00 编辑 ]

唐老鸭

除了第一段：学人陆乃翔、陆登骙所著《康南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总结得很精到：“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

其余一到十大概又是百度制造吧……即使不高兴一一去考证每一条的真伪，起码也注明一下此种说法出自何人何时在何处所说或者哪本书里可以找到相关记载。如果只是这样杂采坊间传说，根本不要多少功夫甚至可以罗列出1000条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的理由把康说成FLG的教主都行

[发帖际遇]: 唐老鸭跟踪成昆进入明教密道，结果：被秃驴发现打伤，损失医药费银两6。

洪嘉宝

十条出自《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

[发帖际遇]: 洪嘉宝于令狐冲口渴之时制止了其偷西瓜的行为，并送与令狐冲美酒一瓶，事后令狐冲赠送其银两8两。

唐老鸭

原帖由 洪嘉宝 于 2010-4-20 22:30 发表
十条出自《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

[发帖际遇]: 洪嘉宝于令狐冲口渴之时制止了其偷西瓜的行为，并送与令狐冲美酒一瓶，事后令狐冲赠送其银两8两。

唔……没看过……那么这十条是该书的原文呢？还是LZ整理后的观点呢？

我的意思，如果书里的原文就是这样，那么请允许在下先说一句纯属扯淡！如果有必要，后文或另开一帖一一驳斥。

当然如果只是LZ的个人观点，而非公开出版物，那当然也就不必多说什么，毕竟这里不是专业文史论坛，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但是觉得LZ似乎也有必要对自己是怎么从书里提炼出这些观点的做一点个人的解释，单单只是一个结论实在让人看的云里雾里。

[ 本帖最后由 唐老鸭 于 2010-4-20 22:45 编辑 ]

行俨

被名字吸引进来的,但看完后不知道是真是假,毕竟颇具颠覆性,之前对梁启超印象挺好的
PS:历史课本上的康有为颇样衰

孤竹

本人对晚清史研究有限，对康南海更是兴趣缺缺，不过曾经看过一部号称“基本符合历史真相”的《走向共和》，那里面的康有为绝不是什么高大全形象，反倒是李鸿章和袁世凯颇为可圈可点。

谭嗣同留下的那首绝命诗，多年来一直是“横刀向天笑”版本占主流，但是该剧却采用了“功罪后人论”版本，和楼主的描述差不多。光绪是被康有为所害才遭慈禧软禁，事发后康有为狼狈潜逃（电视剧里面演绎得入木三分），敢于担当责任的谭嗣同却选择留下，以死相谢光绪对他们的提携之恩。

宇文黑獭

康南海确实不是好东西
但是说清末明初第一巨骗么
大概康南海还不如大炮公

[发帖际遇]: 宇文黑獭在华山山谷捡到被令狐冲打落的宝剑，送回给宁女侠，宁女侠感谢万分，送你银两18。

FFF

我反而覺得只是樓主的觀點而已

龙雀兵

　名人的身上总有一种神秘的光环，而神秘能引发普通人的崇拜，敬仰。崇拜是人的天性之一，原始人就会崇拜。人们往往会把这种崇拜，滥用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身上。
　　为什么名人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很难说的清。但是名人身上发生的种种趣闻轶事，无疑是这种吸引力的构成因素之一。
　　比如，杨振宁和李政道虽同获诺贝尔奖，两人后来却形同陌路，彻底决裂。没人真正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原本关系亲密的两人，断交的如此彻底。他们的美国导师曾经说，多么希望再能看到，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散步的情形。但是两人铁定了“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喜欢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都塑造成道德楷模，这种情形和两个人的科学泰斗形象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但这也许才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来面目。
　　有很多人诟病齐白石，说他在老年曾经那么热衷收年轻貌美的女弟子。曾经有一次在聚会上，齐白石拉住新凤霞的手，旁若无人的直勾勾的看着新。
　　看到这种情形，旁边有人打趣到：您这么看人家，不怕把人家吓跑啊。
　　这句话好像使齐白石很不高兴，他很不满的回应：我都这么大的岁数了，看看又有什么。
　　新凤霞连忙解围说：没事，看吧，我是演员，还怕人看？
　　这种老男人的爱，就像梁实秋说的“老房子着火，一旦烧起来，就会很厉害。”老男人表达起爱意来，就会比年轻人更直接，更热烈，更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幸亏是齐白石这么做，要是一般的老男人这么做，难免被骂“老流氓”“老不要脸”之类的。
　　康有为在对女人的吸引力方面，丝毫不逊于现代的杨振宁，李敖，陈独秀等。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讲学时，吸引了17岁的文艺女青年、当地华侨何旃理。何会四国文字，并了解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她被康有为的博学打动，彻底成了康的粉丝。并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嫁给了康有为。可见她对康有为迷恋到何种程度。而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有了两房太太。
　　60多岁的康有为在西湖泛舟时，偶然看到了18岁的美少女张光，便不顾一切的娶到手。不过在6个太太中，康有为最爱的还是何旃理。何在1914年去世，此后每逢清明，康有为都要亲自到何的墓前，不顾自己的一大把年纪，总要跪在墓前哭的涕泪横流。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但是他某些行为好像与圣人的标准相距甚远。
　　张建伟在《温故戊戌年》中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中国文人最擅长“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比如明代的名士屠隆先生，写了不少“禅书”，大谈参禅悟道，文笔也非常的好，什么“山高不碍白云飞，竹密不阻溪水流”，但是现实中的屠老先生，却喜欢成天往妓院跑，最后得性病死了。
　　引述一段文字，详细看一下康有为的真实生活。看看他在现实中是如何的奢靡和穷奢极欲。
　　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人推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家成员庞杂，除了六位夫人外，他还有十多个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就得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及杂役。据说康家还另外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看门人。
　　平日里，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在康家川流不息，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有为一概款待如宾，颇有战国时期孟尝君“养士”的古风。画家徐悲鸿、教育家蔡元培等，均是座上常客。
　　为招待这些成群的宾主，康家仆役每日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每月支付雇员工资共计500银圆。此外还要给妻妾和子女发放零用钱，每月也得几百银圆。
　　康家这样浩大的日常开支，再加上置办别墅颐养天年的耗费，单是靠康有为卖文售字、买卖地皮，总难以支撑。据史料记载，康有为作为宪政党的党魁，是长期接受宪政党供给的。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一百万美元，就曾以十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

龙雀兵

人性是复杂的，咱们中国人有“圣人”情节，喜欢一厢情愿的把某些英雄人物圣人化。但是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文天祥爱玩美女，寇准日常生活非常奢侈，还有霍去病装了几十车的食物，宁愿剩下坏掉，也不分给饿肚子的士兵等等。但是这些英雄身上瑕疵已经不为很多人所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不好的方面，尽量不提，结果讳来讳去，把真相都“讳”掉了。
　　从康有为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裂的一面——他们嘴里冠冕堂皇的说一套，但是在现实中做的却是另外一套。
　　清朝入关，一开始并没打算改变中原汉族的发式衣服，但是有山东进士孙之獬，厚颜无耻的向皇太极建议：陛下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依旧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
　　皇太极一听有道理，然后马上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如果不是这个姓孙的汉族进士，也许清朝老百姓的衣冠服饰，会和明朝一样。所以能使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不一定都是英雄豪杰，也有跳梁小丑。
　　明朝遗老钱谦益，这个鼎鼎大名的东林党领袖之一，还做过明朝礼部侍郎，忽然有一天摸着自己的头发直说“头痒”，然后叫剃头匠，出来时已经是脑门发光，后面拖着个辫子了——完全改变成了满人的发式。
　　文人龌龊起来，也颇有可观之处。
　　有人说郑板桥是同性恋，因为郑板桥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句子：“（余）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
　　什么意思呢？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余桃口齿”。
　　　“余桃口齿”典出《韩非子•说难》：卫国国王卫灵公特爱一位叫弥子瑕的美男子，一天夜里，弥子瑕听说母亲病了，便偷驾卫灵公的车子，去看望他的母亲。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王的车子，是要被砍掉双腿的。
　　 但卫灵公知道弥子瑕偷驾他的车子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称赞他是个孝子，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还有一次，弥子瑕与卫灵公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极为香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留给国王，卫灵公竟然不顾君臣礼统，甘吃余桃，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所以“余桃口齿”就代指gay.
　　郑板桥的这段自述大概的意思是说：我是个gay,但是我又老又丑，所以这些陪我玩的小男生们，不过是贪图我的钱罢了。
　　中国搞同性恋是很有“传统”的，从“余桃口齿”到“断袖之癖”，这种事“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光是同性恋，中国的文学作品里还有“兽交”的记载。
　　比如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这样的故事：
　　宁夏有一个何姓布商，年少英俊，很有钱但是又不吝啬。并且不喜欢“嫖妓宿娼”，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爱好：养猪。
　　并且把猪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关上门和猪呆在一起，不知做什么。
　　他的仆人很好奇，于是有一天，便忍不住在屋外偷看。这一看，就全明白了。这位何先生的糗事就这么传的满城风雨。
　　这位何某人羞愤的投井而死。
　　
　　有人说这破坏了郑板桥的形象，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形象”也许是“圣人化”的产物，那已不再是历史上真实的郑板桥了。
　　其实，不光中国有这种现象，西方也有。人们总是对一些贡献卓著的名人，“选择性遗忘”他们的荒谬、愚蠢或者残酷的一面。
　　比如牛顿。
　　牛顿的后半生都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他的手稿中，预测世界的末日是2060年。他留下的炼金术的资料超过160万字。

[发帖际遇]: 龙雀兵帮丘处机寻找杨家后人，找到杨康，丘处机打赏银两6。

唐老鸭

先转引一篇文字，针对第一条：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或有借鉴 却无抄袭

康有为自《新学伪经考》（1891）与《孔子改制考》（1898）问世，在奠定其学界领袖地位的同时，也卷入了与另一位经学大师廖平的学术纠纷中。百年来，斥责康有为剽窃廖平学术成果的批评层出不穷，使得这一百年前的学术公案仍然有进一步整理清楚晰的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辟康有为“剽窃廖平说”，力求还此学术公案予历史真面目。

（一）公案的缘起

1890年，康有为晤廖平于广州广雅书局，此前康有为曾阅读过廖平的著作《今古学考》，十分赞赏，引为知己，在这次会晤中，廖平的新作《知圣篇》赠予康有为阅读。数日后，康有为阅完此书，对该书的观点不能很认同，所以写了万言信驳斥廖平“好名鹜外，轻变前说”，并劝廖平应“急当焚毁”。廖平到康有为住处安徽会馆回访康有为，事后廖平称这次回访“两心相协，谈论移晷”，以此看来，这次廖平的回访，使得康有为基本上接受了廖平书中的观点。

廖平的另一本著作《辟刘篇》，康有为可能也有机会读到，即使康有为没有看过，通过与廖平的会谈，也应当能了解其主旨。《辟刘篇》与《知圣篇》是姐妹篇，二者相互交融，《辟刘篇》是打击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是东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而《知圣篇》是推崇今文经学，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传。

所谓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更是中国跨两千年的一桩公案。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从此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列，在中国历史上两者互有兴衰。

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在会晤廖平之前，仍然尊崇古文经，犹其是非常推崇《周礼》，对于今文经，康有为一度还进行过攻击，康有为自编年谱写其23岁时（1880年）:“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当时康有为攻击东汉经学家何休的公羊学，但是后来自焚其稿，也说明康有为逐步接受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

对廖平的会晤，对康有为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此问题稍留后议。但是康有为此为完全抛弃古文经学，并且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其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的协助下，就完成了三十万言的《新学伪经考》，并在六年后，又出版《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从表面上看，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的不少观点有相似之处，而廖平的著作在出版时间上，却要晚于康有为的二书，《辟刘篇》出版于1897年，而《知圣篇》则到了1904年才出版。所以当时知道康、廖交往内幕的人，认为康有为的著作，实为剽窃廖平的成果，或者说，康有为新学的来源是廖平的学说。
（在一袭谈话后接受别人观点，并抢先把别人观点著书发表，按现代网络流行术语叫做抢注，而抄袭、侵权显然谈不上，因为公开出版物的出版时间先后才是判定侵权与否的唯一证据）

康有为不仅在书中只字不提廖平的名字，对于剽窃说的指责，也很少有正面的反击，这的确让人倍感狐疑，反倒授人“做贼心虚”的口实。或者康有为是觉得没有进行辩护的必要，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总之，康有为出于何种心态，这是不好说明白的，而我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研究康有为的心理，而是关注公案本身的事实。

（二）康廖异同:外表相似，内核不同

梁启超在提到康有为学术与廖平的差异时，写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目击证人梁启超的目击证词某种程度上更能说明问题，可见这只是一个从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到红楼梦的问题，而绝不是郭敬明问题）

这是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分歧所在。廖平是纯粹的学问家、经学家，自称一生为学“六变”，即学术思想经历六次重大的改变，在近代史上，以长于标新立异而著称，廖平在1888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辟刘篇》和《知圣篇》，但是却没有急于将自己成果出版成册，此中原因，主要是廖平缺乏政治抱负，同时也缺乏学术勇气。1897年，廖平的《辟刘篇》出版，而仅一年后，即1898年，廖平一改《辟刘篇》与《知圣篇》中的观点，不仅不打击古文经学和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论，反而提出“大统”、“小统”之学，认为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是为小统；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是为大统。不仅推翻前论，而且将古文经学的位置凌驾于今文经学之上。梁启超将廖平思想的改变认为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因为1898年正是康有为变法失败之时，所以不排除廖平此时经学思想的变更，与急转直下的政治因素有关，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廖平的经学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经世致用”的思想。

而康有为的学术内核，是着眼于时局政治，其深度与广度，是廖平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套方法。首先是知识结构的不同，康有为除传统经学研究外，“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这点是廖平所无法比拟的。康有为在1885年写成《人类公理》一书，是以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证明法写的，1888年写成《实理公法全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阐述实理。由是可见，康有为的知识视野是相当广的，其核心是将资本主义的人权、平等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混和体，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将自由平等学说戴上儒学的外衣。成书于1886年与1887年间的《康子内外篇》鼓吹西方政治学说:“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盛行于亚洲必矣。”又对未来做了一番颇有信心的预测:“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最顽固的保守派学者叶德辉曾批评康有为:“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其貌似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这里是从反面论证两书在本质上的区别）在晚清保守派眼里，华夷之辨是非常的重要，西方国家在他们眼中，也只是“夷”，叶德辉倒是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学术的内核部分，是混和着西方思想学说，仅从这点看，叶德辉倒比指责康有剽窃廖平的人看法要高明一些。

其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并非纯粹学术著作，而是其政治抱负的体现，远非廖平似的纯学术的创见。两书一破一立。梁启超对《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巨大影响，作了一番评论:“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晚清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清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对于儒学传统熏陶下的士大夫阶层与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中国的失败仅是在器械的原因，而在礼教纲常的道德领域，仍然抱着趾高气昂的优越感，几千年前的古训，在他们看来，才是至高的真理。虽然晚清许多进步思想家已经陆续将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然而这对保守派的影响几乎是隔靴搔痒，功效甚微。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采取釜底抽薪，将清代学术界最为正统的古文经学的经典斥为伪经，这在以儒学经典立国的清代，无异于一场巨震。《新学伪经考》只是序幕，更大的巨震在《孔子改制考》中爆发，这本书中的孔子，已经不是真实历史中的孔子，而是康有为心目中的孔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写道:“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段既是写孔子，其是无异于写康有为自己的心迹，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布衣改制”的理想与决心。所以康有为的著作，是与时代共浮沉的心声，与廖平相比，具有其不可相比的雄伟气魄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所以，如果从纯粹的学术眼光视之，康有为这两本书破绽百出，多处属于全然臆测，缺乏史料依据，然而却不应当否定其转折一时风气的伟大价值，

所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廖平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虽然在一些观点上，康有为与廖平有着相似的看法，但是这只是表象上的，在内核层面，却是大相径庭。康有为与廖平的相似之处，也不见得就是剽窃廖平的成果，学术上的殊途同归，也并非罕见，这将在后文辨析。

（三）廖平:“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

钱穆是力主康有为剽窃廖平的著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钱穆写道:“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又说:“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在此，钱穆似乎将“剽窃”与“受启发”二者混为一谈。（这里其实就是如何界定借鉴和盗版的问题了，而此案按此前种种人和物的证据，显然不属于后者）作为该学术公案的当事人之一，廖平对康有为是否有“剽窃”之嫌，应该比其他人都要心里有数，而钱穆称廖平“力揭之”，但我们却从廖平的“力揭”中，看不出他认为康有为是剽窃者，相反却有英雄相惜相重的感觉，以下以钱穆所寻的证据作一分析。（又一当事人的直接证词，这笔外界流言议论说服力要充分的多）

1、对外界流言康有为之学剽窃自廖平，廖平如是说:

“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之谤。……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

以上是廖平致康有为书信一部分，虽然对于康有为绝口不提廖平之名，他颇有微词，但仍指出外界流言康有为是抄袭剽窃者是“向秀之谤”，是“谗间”，并说明两者存在差别，其本人是“详于内”，而康有为是“详于外”，并认为康有为之学“自有之可也”。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廖平本人也非认为康有为是剽窃其作品。

如果说这封信是因为写给康有为本人，廖平可能用词谨慎的话，那么从下面廖平致信友人江叔海的一段话，可以看得更加明白:

“足下谓吾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

廖平明确指出，康有为的“崇今摈古”之说，即《新学伪经考》，乃是康有为所“发明”，并非其原著作中所有。廖平这句话，是说予第三者听的，故而可以表明其真实想法，况且廖平为学，最喜标新立异，是颇为自负之人，由此可以认定，廖平作为此桩学术公案的当事人，其立场是很明确的。 （证据确凿！潜在原告对潜在被告的话，对第三者的话内容意思相同，从而证实了这位原告其实根本没要要告康有为的企图，纯属坊间臆测以讹传讹）

2、廖平对康有为的评价

《经话甲篇》卷一:“生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

把康有为称为“儒门之达摩”，这个评价，的确是高得惊人，大有认定其在学术史上不朽地位之意。

《经话甲篇》卷二:“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

廖平用“倚马成书，真绝伦也”一句，实乃发自内心之赞叹。

民国二年廖平《与康长素书》:“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逼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

廖平以“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来形容康有为所构筑的学术大厦，“得未曾有”这四个字也要关注，正是承认康有为学术中有独创性，才算是“得未曾有”。钱穆对此廖平此书函的解释是:“盖时过境迁，季平已不守旧解，而犹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则亦一时之遁词。”钱穆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我觉得“巍然大国，逼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这一句，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是廖平承认康有为在学术水平上超越自己，使得自己不得不另辟蹊径；二是廖平以此婉转地回答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指责，因为正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廖平的学说马上随之转变，被梁启超斥为“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廖平此处暗示自己学术思想的变更，并非政治因素使然。


转载这篇文字，倒不是一定要证明康有为在抄袭案上到底如何如何，而是欣赏这篇文字对于一个问题考证上的严谨态度：从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轻易没有迷信一个并无实证的流言，而是分别找到了当事人的四篇文字一一阅读，自己发现了其中貌合神离或者脱胎换骨的地方。随后，又分别引用了两位当事人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直接看法，为证明看法的真实性，又找到了当事人与第三者的言论，以证明其一致性。同时，还有事件直接参与人（梁启超）在此问题上的证词。不仅如此，作者还对在此案中将谣言推波助澜的钱穆的观点用事实予以了驳斥，更关键的关键是找出两人作品在公开出版时间上的先后，以此证明，即使两书一模一样，说道底也是康作先出版，而此前的口头交谈内容并不能作为抄袭的依据，更何况两书从主旨立意到具体内容有着那么许多不同。

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直认为除非有确凿的出土文物为依据，否则还是应以现存主流史料为准，对于野史观点可以借鉴，并对照正史，如发现明显逻辑矛盾时再进行多方证据会诊，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推理结论，否则，只能当成孤证一笑了之。毕竟活着的人谁也无法见证当时的真相，除了相信故老相传的官方文献（即使你能证明他有篡改，那对于某些无法指正的具体篡改地方又如何一口咬定是假的呢？）以外，凭什么就认为野史传言才是历史真实呢？

PS：此前已回帖，关于康氏纳妾，因为有确凿的当时记录，这一点还是可信的。但是有些结论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仔细推究却极其无稽，比如：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
都察院似乎还是一个人间的办事场所而并不是在天堂地狱，而都察院里所有公务员都是大活人不是死人，所以，任何人只要找个都察院的公职人员随便问一声：“康某的折子来你们那么？”真相不就一清二白了？这种谎言除了自砸招牌根本没有半点实际功效，而且还极其容易被拆穿。当然，如果只是康有为私底下对朋友吹吹牛，图个面子显摆显摆，那就更只不过是一件不足为道的小笑料，跟上纲上线的【假传圣意】的大罪名压根挨不上边。

有兴趣的可以将此10条逐一分析推理，不能说完全没有真相，但是里面透出的更多是荒谬，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解了。

[发帖际遇]: 唐老鸭拾得伊哭的“青魔手”，大喜过望，没想到中了毒，治疗花了银两21两。

任天翔

康有为就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嘴把式

[发帖际遇]: 任天翔闯入绝情谷，从裘千尺手中夺取“绝情丹”，转手卖于杨过，得到银两17。

宋缺

抹黑一个人真的很容易，谣言，莫须有。无论怎样的圣人、神、上帝，要抹黑都很容易。
但本人的确不喜欢康有为，只因太讨厌满清，对于袁世凯更无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