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三十一年战争（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不容青史俱成灰

本篇目录：
1、大唐国策的改变
2、古国百济的灭亡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4、义军蜂起
5、新罗人的救援
6、大唐的狗屎运
7、义军授首

1、大唐国策的改变
    李世民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此前新罗在被高句丽和新罗夹击时，曾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但李世民却仅仅是搞些下诏、遣使之类的表面文章，毫无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太宗起初未尝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自己再出兵将其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想法，因此始终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然而一征高句丽铩羽而归的惨痛教训却又令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顽强的对手，于是之后便空前重视对新罗的扶持。这一方面是为了借助新罗的力量来夹击高句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半岛南部开辟一个南攻高句丽的前进基地、一个稳定的补给后方，好为海军日后自南线夹击高句丽创造条件。对新罗的扶持其实并不符合李世民的初衷，不仅不能趁机将其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令唐帝国在灭高句丽后，不好立时翻脸对新罗下手。
    李世民伐辽时，曾令藩属国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这两家的回应却迥然不同。由于利益一致，新罗人积极响应，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说明其出动五万之众，倾国北上配合。不过新罗军在攻陷水口城后，却未能再取得其它战果，原因在《三国史记》卷5中可略见端倪（“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由此也能看出百济此次坚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对立面，与高句丽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其实大唐虽然号称是总领诸藩的宗主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对麾下藩属并无号令的能力，这些藩国平日朝贡称臣，不过是放低姿态捞点实际好处，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大唐一个面子，利益一致时也能积极响应，但一遇到大是大非，利益攸关，便会马上撕破面皮，立场鲜明地跳起来作对，大唐通常也对其无可奈何。
    虽然新罗此次仅下高句丽一城，但不过是受百济影响，但其与百济相互牵制，令百济无法与高句丽合作共击唐军，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地。对于唐帝国而言，如果百济覆灭，就能将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夹击高句丽。而更重要的是，在占据百济之地后，唐军将在半岛上取得一个能够直接控制的基地，行军和补给的负担必将大大减轻。因此唐廷在一征失败之后，便决意在攻取高句丽之前，先行将百济铲除，为自己二伐高句丽做好铺垫。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曾言：“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明确地从战略层面说出了大唐灭亡百济的真正目的。



2、古国百济的灭亡
    李世民含恨而终后，唐帝国暂停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以缓解国内艰危的民生，让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说明高宗李治还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体恤民情、审时度势的帝王。当然，李治没有立即就对辽东用兵，除了民生的压力之外，也是因为一时无从下手，然而半岛三国彼此不和，内讧不绝，很快便为唐帝国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机。
    由于新罗在李世民征辽时鼎力助其作战，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唐帝国撤军后便遭到了两国变本加厉的报复。655年，百济和高句丽再次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夺其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廷遂决意趁机介入朝鲜半岛。经过周密准备，高宗以名将苏定方为帅，于660年出动水、陆大军十余万攻伐百济（在《三国史记》中记为十三万，《资治通鉴》中记为十万，《三国遗事》中记为十二万三千），新罗则出动精兵五万配合，三路大军共伐百济。
    由于百济的兵力远不及唐、罗联军，加上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唐廷释出的烟幕所迷惑，误以为唐军此次只是要借道进攻高句丽的西南腹地，因此并未坚决抵抗，错过了拒敌于海岸线前的最佳御敌时机，唐军在安然登陆后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直捣其国都的闪电战，猝不及防的百济军一败如水，屯驻各地的百济兵将亦不及赴援，联军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古国百济为唐所灭。
    百济此次亡国，与其一直首鼠两端、心存侥幸不无关系。大唐的国力和人口远胜高句丽，但百济却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候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为看出了唐帝国的野心，知道唇亡齿寒，高句丽一旦亡国，唐军趁势而下，整个半岛就将全部沦陷。然而尽管扶余义慈聪明地看穿了局势，却又不愿正撼唐军锋锐，妄想着靠外交斡旋等手段与唐朝维系住表面的藩属关系，让唐帝国始终把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拿高句丽当挡箭牌。正因如此，扶余义慈才会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罗的后腿，一面还对唐朝称臣纳贡，后来被大唐的外交烟雾所欺骗，没有坚决抵抗唐军的登陆，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这种侥幸心理在作祟。
    在统治中心被摧毁后，百济军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失去了斗志，纷纷向唐军投降，百济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国在其地设县驻军，正式开始施行统治。然而这种“斩首行动”虽然迅速地击垮了对手，却未能彻底摧垮其地方武装势力，因此唐帝国在百济的统治浮于表面，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果唐帝国能够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凭借十几万兵马之威，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然而唐军军纪素来败坏，在百济故地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终于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随着开国之后日甚一日的土地兼并，唐初的均田制逐渐崩解，府兵们大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战争中打家劫舍而来，因此唐军士卒都是抱着“打赢了捞一票”的心态来到百济地，而唐军素来军风不正，连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张胆地鼓励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来鼓舞士气（如攻白岩城时），下面的将领自然更是大加纵容，再加上征服者自发的骄纵和大国欺负小国惯例的鼓舞，十几万大唐兵将便放心大胆地在百济故地上恣意烧杀奸淫，掳掠财物。据《旧唐书》卷109记载：“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
    做为侵略者，大唐本就无法让刚刚亡国的百济遗民们归心，大部分人都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状态，可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定方等将领非但不肯约束部下，收拢人心，反倒纵容麾下军卒四处劫掠，于是本就军纪败坏的唐军士卒在上官的默许下，变得分外残狠贪暴，四处抢劫破坏，等到十几万唐军回国时，百济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济人眼中，唐军就是无恶不做的异族侵略军，而苏定方就是领头的杀人魔王、邪恶化身。其实百济惨状的出现，并非缘自苏定方个人的道德问题，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议屠戮数千家前来归附的无辜百姓时，众将皆赞同或沉默，唯有苏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虽然他最终未能阻止那场暴行，但当唐军杀尽这数千家无辜的百姓后，众将“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可见苏定方尚算是唐军将领中持身较正者，尚有一丝良心未泯。不过四年前的那个苏定方此时已然蜕变，也已经开始默许甚至支持麾下军卒荼毒百姓，此时残虐百姓早已成为军中常例，没有哪位将领敢于阻止士兵们的兽行，苏定方也不敢挡大家的财路，否则引发兵变都有可能。
    由苏定方的蜕变能够看出，大唐府兵的军风军纪下堕极快，在短短几年中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军纪的迅速败坏源于唐廷一贯奉行功利作风，只要打了胜仗，那道德沦丧、抛却良知、由军变贼、烧杀抢掠、淫辱妇人都无所谓。对于士兵们在境外（甚至是羁縻州和新夺占的领土上）向已经降顺的百姓施加的暴行，从最高位的皇帝开始，就睁一眼闭一眼，大加包庇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军中将领自然更是乐得放任，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兵卒们恶习已成，谁都无力再约束手下，于是唐军便为所欲为了两百多年，着实羡煞旁人。



4、义军蜂起
    唐帝国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百济士民的极端愤恨，奋身起义者不计其数，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将很多本已归降的百济将士逼反，这些人同情正被唐军荼毒的同胞，降而复叛，一时间百济大地火头四起。尽管这些人普遍缺乏铠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简陋的木棒作战（“兵尽前役，故以棓战”），但却异常英勇，不畏牺牲，一时间令唐军大感头疼。而看到军队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闻风相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与残忍的唐朝侵略军殊死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就此在百济故土上拉开帷幕。
    第一个举起反唐复国大旗的义军首领，就是后来被大唐视作梁柱的的百济将军黑齿常之。在百济国王投降后，黑齿常之和同僚们原本均已归降依附，但当看到唐军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较仁慈者也会将其劫掠一空之后，黑齿常之等人愤而复叛，于任存山揭竿起义，“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起义，大唐与新罗立即联起手来，对各支义军进行了冷酷的镇压。苏定方出动大军进攻任存山，虽然黑齿常之临时招聚的三万散兵游勇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而唐、罗联军拥兵近二十万，且武器精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由于满怀仇恨的义军士兵为了保卫家园，均殊死而战，所以唐军仍然大败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卷109）
    在攻打黑齿常之失败后，苏定方并未再次进攻，而是于660年九月率唐军主力归国献俘，百济战场上的唐军锐减至一万七千人，新罗军之后也相继撤兵。此后百济的乱局迅速恶化，各地义军纷纷转守为攻，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提到，黑齿常之在击退苏定方的进攻后，紧接着便又取得攻占“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收复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济故土上的统治一时间风雨飘摇。而在苏定方撤军一个月之后，另一支百济义军的首领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拥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之号召百济人民起来抗争复国，于是百济大地上的起义浪潮更加汹涌，唐军只能龟缩在几个大的据点中负隅顽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便曾提到：“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可见情势已然岌岌可危。
    苏定方此次在彻底平定起义前就急急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十余万大军长期远在辽东，靡费巨大，国内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苏定方急于见好就收，回去献俘请功。在当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国先后于洛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间两次得胜还朝，这是罕见的荣耀，苏定方急着回去也不难理解。一些人则认为，苏定方急于归国，与唐廷高层的争权夺利有关。而且苏定方与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不和，专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好看他的笑话。
    笔者认为，苏定方急于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为唐廷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灭百济也不过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此时百济政权已然坍塌，虽然义军蜂起，但对唐帝国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而言，已经构不成大的影响。唐帝国在661年春便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660年秋令苏定方撤兵回国，休养整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层眼中，百济起义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只要平灭了高句丽，那数十万大军顺势南下，镇压掉百济的起义不过是弹指间事。虽然唐廷低估了百济起义的力量，百济的局势也比其先前预想的要乱得多，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征高句丽真能一鼓而下，那唐军在百济就算再凶暴残忍，凌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国也能轻易压服，在北亚的统治照样能够稳固如山。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从来都微不足道。
   


5、新罗人的救援
    黑齿常之乘胜猛攻驻百济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局势十分危急，全靠新罗出动大军救援，泗沘之围方解，城中唐军也从新罗援军手中得到了急需的军粮。在新罗力助之下，唐军得以与百济义军形成短暂的对峙。661年二月，百济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唐军统帅刘仁愿慌忙向新罗求援，并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再一次勉强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将刘仁轨统援兵赶到百济，“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
    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刘仁轨此次带来的唐军数量有限。因此当泗沘城解围后，“新罗粮尽，引还”，刘仁轨便再也不敢出战，只能“休养士卒”，而且还要与刘仁愿屯兵一处，担心被义军各个击破，可见唐军自身在百济义军面前处于明显下风，自保尚且勉强。由此也不难看出，先前唐、罗联军在府城的胜利主要靠的是新罗兵马。
    尽管刘仁轨已和刘仁愿合兵一处，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罗军援救，因此高宗赶忙“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然而这次唐军没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罗，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罗军“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高宗深知在百济苦苦支撑的两支唐军远非百济义军的对手，听说新罗援兵已经靠不上，顿觉大事不妙，十分担忧刘仁轨和刘仁愿军被全歼，因此一度准备彻底放弃百济，撤兵回国（“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而此时百济唐军斗志全无，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将士咸欲西归”，可见其处境之被动。
    刘仁轨深知百济之地对唐帝国意义重大，一旦丢失这个半岛南部的战略支点，唐帝国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将不复存在，渤海湾的运输和海贸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刘仁轨准确地看到了百济义军内部不和的致命隐患，于是便上书竭力劝阻：“（百济义军）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在他的坚持之下，高宗最终同意百济唐军暂不撤离，视情况再定行止。这次刘仁轨看得很准，运气也相当不错，很快就迎来了转机。复国军中很快便开始内讧，“福信寻杀道琛”，这令义军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从上至下矛盾重重，将领各存异心，实力锐减，再无力对弱小的唐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双方一时间陷入僵持态势。
    到了661年七月，形势又变，唐军突然打破沉寂，开始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笔者起初不明白为何唐军能够突然打破均势，不过在看到另一则记载后就豁然开朗：“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资治通鉴》卷200）。显而易见，此时第五拨新罗援军已然赶到，与唐军兵合一处，这才有了进攻的能力，于是刘仁轨便统率新罗军攻破了真岘城。



6、大唐的狗屎运
    在义军的打击之下，刘仁轨和刘仁愿原本已经无力支撑，但先是义军内乱衰弱，随即唐军又得新罗重兵襄助，总算是在661年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发起了一场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这也是驻扎百济的唐军得到的第二次补充。
    然而百济义军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当660年起义时，鬼室福信曾以正身处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旗号，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以确保其不致成为鬼室福信的傀儡，从而保障日本在半岛的利益，又于九月援助了百济复国军不少物资。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丰，只好表面上奉其为主，由于扶余丰具有王位的正统性，在百济民间的号召力很强，他回国之后，越来越多的百济遗民开始起来反抗大唐侵略军，复国军日趋壮大，再加上日本的军事支持，重新对唐、罗联军占据了明显上风。
    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帝国的主力正忙于二征高句丽，如果此时百济义军倾力进攻，百济的唐、罗联军多半抵挡不住，百济也能成功复国。但义军内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丰、日本三方势力各自怀揣私心，都担心冲在前面损耗实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丰彼此戒备，均担心被对方乘隙吞并，因此尽管坐拥强大实力，却毫无举措，始终按兵不动，最终坐视复国良机丧失。百济义军的拙劣表现是刘仁轨得以继续在百济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顾虑看起来好似杞人忧天，这实是百济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国第二次铩羽辽东，百济唐军的局势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动大军援助百济，连上先前的五千人，日军在百济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人，与百济复国军合兵一处后，力量大大超过了唐、罗联军，刘仁轨虽然还未败绩，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不过纵观历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后，对手都会发生内乱，让唐军得以趁机翻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还不等扶余丰发动大举进攻，复国军内部就再次发生了剧变，扶余丰感觉鬼室福信权力过大，有将自己架空为傀儡之迹象，便毅然壮士断腕，自毁长城，于663年六月将其杀死。由于六月恰是日军大举增援之时，因此笔者揣测，扶余丰很可能早就对鬼室福信动了杀机，只不过因为直属力量不强，才一直不敢妄动。最终他与日军达成了默契，于是一待日本派来大军，扶余丰便马上下手铲除权臣，并借助日军之力弹压局面，维系统治，而日本则趁机加大了对百济的渗透。
   


7、义军授首
    由于鬼室福信在义军中威望极高，是复国军中的灵魂人物，又是无罪被戮，无法服众，因此义军将士多对扶余丰深感不满，离心者甚多，复国军最终四分五裂。原处下风的唐、罗联军没有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乘隙对百济义军发动了总攻，义军士卒兵无斗志，一败涂地，连勇将黑齿常之都心灰意冷，无奈地再次投降唐军。之后唐军又与日军决战于白江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海战，由于日本船只远比唐舰小，于是大败亏输，被迫放弃了插足朝鲜半岛的野心，撤军回国。
    百济高层的内讧铸就了大唐的胜捷，663年十一月，百济重新为唐军所控。此次大唐与新罗联手，与百济遗民在半岛上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十一个月的拉锯战，最终总算将百济重新纳入了掌中，基本杀光了敢于起义，不服异族统治的硬骨头。经过三年多的战乱，百济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战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很多人曝尸荒野，为鹰狗所噬。
    百济的复国运动规模宏大，一度令唐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颇有将大唐逐出百济，顺利复国的气象。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廷不顾百济义军越滚越大，仍然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轻敌率意，更是给义军复夺百济提供了契机，怎奈复国军内部不和，统治高层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丽失败后的虚弱之机在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又自相残杀，走向衰败，最终竟被并不强大的百济唐军和新罗军所灭，百济人民那拳拳的复国梦想也因统治高层的愚蠢和争权夺利的私心而破灭，最终成为了可怜亡国奴，先是被大唐欺压，后来新罗将唐朝势力逐出百济后，这些遗民便又在新罗人的压迫下继续他们凄惨的生活。
    百济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这场侵略战争最终能够取胜，对唐帝国而言举足轻重，尽管大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保住半岛南部的这个重要战略支点，但收获却远比付出要大，不仅让唐朝在之后能够彻底控制渤海湾的航运，保障帝国经海路进行的南北运输，还形成了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战略优势，为之后第三次征辽打好了基础。
    由于百济意义重大，唐帝国在这里设县驻军，还于663年设立了熊津都督府，并扶植了一个百济傀儡政权施行统治，准备将这块土地彻底地纳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罗击败，被迫从百济撤出，失去了这块价值巨大，耗费了无数国力、民力才抢来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