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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奔突的公牛 与突骑施联手是唐朝所做的最正确的决策之一，因之而大大延缓了自己被逐出西域的时间。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局面颇为被动，由于唐军大规模骑战的能力远不及阿拉伯战士，若不与突骑施联手，相互依存，结盟拒敌，根本就无法应付大食的攻势。在阿拉伯人迅猛东侵的这段时日中，全仰仗突骑施将士顶在第一线浴血而战，这才有效地遏制了阿拉伯人的河外扩张计划。 723年，大食军猛攻拔汗那，与唐朝这个宗主国之前那种无力相助，只能呆呆坐视的颓废表现不同，苏禄立即率兵驰援，击破阿拉伯军，拔汗那安然无恙。724年，大食再攻拔汗那，结果又被突骑施大破，主帅艾尔-吉拉比仅以身免，史称“渴水日之战”（《阿富汗史》P276）。727年，趁着河中诸国尽反之机，苏禄率军攻取了重镇布哈拉，将阿拉伯人一直逐至阿姆河以南地区，大食在中亚一度仅剩下撒马尔罕山这孤零零的一个据点，情势可谓狼狈万分。730年，阿拉伯人易帅，朱奈德统军去解撒马尔罕之围，结果又被突骑施大破，一万二千战士最终仅余千人…… 在反抗阿拉伯人扩张的斗争中，苏禄声名大震，成为中亚各族人民一致尊崇的英雄，更被万分头痛的阿拉伯人称为“阿布-穆扎衣”，意为“奔突的公牛”，可见对其忌惮甚深。突骑施汗国在苏禄手中发展至顶峰，最盛时拥兵二十万众，在中亚举足轻重，数次击退强悍的大食军队，成为唐朝西疆的钢铁屏障。 如今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双方存在册封关系，那此时的突骑施就只不过是唐朝的一条忠犬，需要仰大唐的鼻息而苟存，于是便将这些突骑施取得的胜利的光环全都戴到了唐朝头上；还有一些人认为，大食既然连臣服于唐朝的突骑施都打不过，自然就更远非唐朝的对手，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地。事实上，突骑施的纯军事实力还在唐朝之上，之所以对唐称藩，除了番邦不重虚名的缘故之外，也是因为身处四战之地，同时承受着唐、吐蕃、大食、后东突厥四家势力的威胁，必须联合一方以求自固。其实从本质上看，突骑施和唐朝不过是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除了唐朝之外，苏禄与突厥人和吐蕃人也分别进行了和亲，还将三国贵女并为可敦（即王后），明目张胆地同时脚踩几只船，其行为明显违背了正常的宗藩关系，但唐廷却对此装聋作哑，假作不知，显见对突骑施压根儿就没有控制之力，甚至连最基本的威慑都谈不上，所谓的隶属称臣，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表面文章罢了。 而突骑施尽管在这数年中屡败大食，却不表示其军事实力在其之上。事实上，无论是国力、疆域，还是军队的战斗力，大食都要比突骑施强出甚多，只是因为远征军在经历了屈底波之乱后元气大伤，而继任的远东统帅又庸碌无能，再加上突骑施军确实也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不像唐军般与阿拉伯战士的水平差得那么远，又得到了大量西域国家的助力，这才能让这支远在客地、孤军而战的大食偏师一再吃瘪。 八、自毁长城 唐朝在中亚原本奉行联合、利用回鹘、突骑施等西域诸国，共同抵御大食的正确国策，成效甚佳，然而自天宝中期开始，唐帝国日益骄横，苛待藩属，动辄对西域属国发动惩治战争，与诸国的关系逐渐由共利结盟演变为威逼型态下的暴力压制，在西域迅速失却人心，遭到敌视。而与突骑施汗国的反目，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726年，唐与突骑施的冲突开始表面化。安西都护杜暹惹恼了苏禄，苏禄发兵攻掠四镇，各地人畜储积皆为其所掠，安西都护府仅能自免。不过双方均知大敌当前，不宜内讧，因此很快便又表面和好。然而到了733年，唐廷突然昏了头，居然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决策，竟决定与宿敌大食联手，合力打击突骑施。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在733当年，“大食王遣摩思览达干等七人来朝，并授果毅，各赐娟二十匹，放还蕃。”由于在西域势不两立，唐廷对大食使者一向冷淡，但此时却对其封官赐赏，颇加厚待，态度与之前迥然不同，这也正是唐廷改变态度，准备联合大食，共同对突骑施下手的前期表现。 大唐与突骑施的彻底反目发生于734年，由于撰写新、旧唐书的史官们讳言了这一幕，因此如今只能通过《全唐文》中收录的宰相张九龄起草的许多文书来间接地略窥其貌。据《册府元龟》卷975记载，在734年六月，唐将刘涣以阙俟斤“图陷庭州”为由，妄然兴兵将其攻杀，并夺其羊马。而据《全唐文》卷286中收录的《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记载，就在当年，苏禄遣使者阙-伊难如带着银瓶、香子、赤縻等厚礼，“越唐界，踰葱岭，往结吐蕃，为边军所获”。苏禄与吐蕃和唐都曾和亲，之前也一直与吐蕃交往密切，这点唐廷早已知之，却一直佯作不知，但却独独于这一年发难，显然态度与往年已然大不相同。 截获、囚禁盟国使者是性质严重的外交事故；而贸然出兵攻灭无罪的突骑施部落，就更是极其过分的举动。本来阿史那氏的扶立问题就令双方相互猜忌，貌合神离，苏禄对唐廷欲将自己废黜早就深怀不满，再让这两件事一激，不禁大怒，被彻底逼反。尽管唐廷之后又改了主意，又转而怀柔，惩处责任人，释放被囚使团，但苏禄却不肯罢休（除了恼怒之外，怕是亦有恃功自傲，恃强自大的因素），结果双方最终翻了脸，据《全唐文》卷286中收录的《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中记载：“（大唐）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 苏禄的报复很快便降临，据《全唐文》卷286中《勅瀚海军使盖嘉运书》记载：“自夏以来，围遭疏勒”。等到了第二年（735年）春，突骑施又大举攻击北庭及安西拨换城，据《全唐文》卷285中《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记载，守将朱仁惠中箭身亡，看起来战况似乎比较激烈。眼见安西危急，唐廷赶忙下令河西的牛仙客和安西的王斛斯“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全唐文》卷287中《勅诸国王叶护城使等书》），请大食出兵相救。就在当年夏季，使者带回了“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的回信，信中答允“四月出兵”（《全唐文》卷285中《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苏禄万没料到唐廷竟然疯狂到与强敌大食勾结来夹击自己的地步，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在四月阿拉伯人出兵后，对大唐的态度马上由不依不饶转为和缓，还急遣使者哥德都耽等人去唐朝和谈（《全唐文》卷286中《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试图稳住唐朝，避免遭到夹击。与此同时，苏禄亲率主力精骑渡过阿姆河，在吐火罗境内的喀里斯坦与呼罗珊将军阿沙德决战，结果大败而回。苏禄败归之后，又想拿大唐这个“软柿子”出气，并先灭较弱的唐朝，以解除腹背受敌之困，遂于当年秋天进攻庭州，据《全唐文》卷286中《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记载：“冬始围解”。736年，突骑施又继续进扰大唐，却并无大的进展。由于主力部队已经遭到阿拉伯人的重创，宏观局势上又被唐与大食联手打压，此时突骑施的实力已然大不如前，很难给唐朝造成沉重的打击了。 在唐和大食的前后压迫之下，突骑施国力日衰，而国势的不利又令原本威望极高的苏禄渐渐无力驭众，于738年被部下莫贺达干袭杀。在《资治通鉴》卷214中，司马光将“诸部离心”的原因全都归结于什么苏禄“晚年病风，一手挛缩”，以及不给下属分散财物，显然是读史不明，不知道唐与大食联手打压突骑施一事，结果将次要原因当成了主因。 在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便陷入黑、黄两姓的内战之中，全面走向衰亡。二姓之别乃是该汗国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之前被苏禄强行压住，在莫贺达干和都摩支当年合谋杀死苏禄后，便各助一姓相争，而唐朝此时又愚蠢地在两姓之争中瞎搅和，举措频频失当。起初唐朝支持的是黄姓，于739年八月与莫贺达干联兵击破黑姓突骑施于碎叶，擒其首领吐火仙，黄姓一度占据了上风。但由于唐廷在740年三月硬捧出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令其强行君临于突骑施诸部之上，结果激发了莫贺达干的怒火。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莫贺达干怒道：“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742年四月，唐朝遣兵护送阿史那昕赴任，在行至碎叶以西的俱兰城时，被莫贺达干出兵诛杀，西突厥阿史那氏汗统至此断绝，唐廷长期坚持的这一过时政策终于彻底破产。 莫贺达干此举不仅断了唐朝的念想，更等于是当着周边诸国诸部的面，狠狠地给了大唐这个宗主国一个耳光，唐廷怒不可遏，此事发生后立即由支持黄姓转为支持黑姓。744年五月，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击杀莫贺达干，将之前的俘虏吐火仙又立为十姓可汗。虽然史无明载，但黄姓突骑施既无退路，自然只能托庇于大食。黄姓本是突骑施中较强的一支，该支势力由之前的联唐抗蕃变为倒戈投蕃，自然令唐朝压力倍增。而唐廷的表现反复无常，先是支持黄姓，后又支持黑姓，令两家尽皆离心，最终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黑姓也不会真正效忠。本来突骑施就已经被折腾得迅速衰败，不堪大用了，唐朝又连这不多的力量也围不住，在西域的局势自然变得非常不利。 九、唐朝的两个致命过失 宏观来看，在大食兵临西域的这几十年中，唐朝先后犯下了两个大错误。诸藩国起初联唐抗拒大食，并不是因为史官们意淫的什么“仰慕天朝”，而是因为大食在征服这些国家之后，还要焚毁佛寺、祆祠等宗教圣地，建立清真寺，强迫居民皈依伊斯兰教，触及了中亚百姓的容忍底线。大唐如果施政妥善，原可充分利用这种情绪，联合西域诸国抵挡大食兵威。然而唐朝在西域的大部分时间却都表现得懦弱无能，畏畏缩缩，态度摇摆闪烁，非但不敢积极聚拢各藩属主动出击，当投于自己旗下的藩属国遭到大食攻打时，竟连援救都不敢，坐视众藩国被大食逐一剪灭或迫降，这自然令诸国深感寒心。 在大食东扩的这十数年中，中亚诸藩属曾经频繁上表，恳求唐朝提供军事援助。如在《册府元龟》卷966中便记载，719年二月时，力拒大食军的康国曾上表乞援：“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械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帅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乞伏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大食。”727年时，吐火罗王亦上表请求援助：“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全唐文》卷999）。然而对于中亚诸国的这些请求，大唐却不予任何回应，关起门装聋作哑。诸国之所以投靠大唐，奉唐主为“天可汗”，就是希望以唐为中心联盟抗拒外敌，保护自身，可唐朝这个“带头大哥”却胆小如鼠，毫无担当，连唇亡齿寒这种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这种光让小弟在前线拼命，自己躲在后方颤抖的老大又怎能得到众人的拥戴？因此西域诸国先后背唐而去实在半点不足为奇。 令众藩属寒心也就罢了，如果能在危局下与突骑施精诚合作，那尽管大唐的国力和军队战斗力均不及大食，也能在西域招架一二，但大唐竟然昏聩到与敌勾结，自断膀臂的程度，突骑施本是唐朝抵挡大食军最重要的伙伴，在毁了这个盟友之后，便再也难以抵拒大食的东进。从头至尾，唐朝都无法与突骑施精诚合作，最终还反目互杀，结果为渊驱鱼，将黄姓突骑施这个旧日盟友赶入了大食的阵营。究其根源，都在于大唐始终顽固且不合时宜地扶植阿史那氏，此时的阿史那家族既无实力，亦不得人心，又如何扶得起来？可笑唐廷在大敌当前之际还要自乱阵脚，联盟一个扶不上墙头的“阿斗”，坚持打压本可以借重的异姓突厥，其决策之愚蠢实在令人诧异。 十、大食的内乱 大唐此次自毁长城，与宿敌大食联手重创了自己在西域最得力的盟友，不啻于为大食东进主动扫清障碍，将自己毫无遮拦地暴露于这—强大国际力量的炮口之下，表现可谓愚不可及，而这种行为更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大食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而软弱的唐朝却对诸属国毫无切实援助，令诸国早就不满，但大食强行推行伊斯兰教实在是太过不得人心，因此众藩国弃唐投大食本不该如此之快，可等到苏禄的悲剧一发生，终于令大部分属国从失望变为绝望，对大唐彻底失去了信心，很快便尽数倒向大食。 唐朝的倒行逆施令色雅尔的河外扩张计划很快便重新打开了局面，越来越多的属国弃唐而去，唐帝国在西域的局面江河日下。大食充分利用了唐朝的愚蠢，趁机对突骑施剩余的势力大加拉拢，突骑施残余的主要力量自此开始全力反唐，西域局势迅速恶化。不过唐朝的运气素来不错，原本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似乎离在西域彻底崩溃已经为期不远，可就在此时，大变突发，唐朝又一次起死回生。 在苏禄死后，大食的优势日益明显，在西域步步紧逼，占尽上风，唐帝国在西域的前景本已极度黯淡，连残余的统治都难以维系。就在此时，幸运女神再一次眷顾了大唐，747年五月，大食的态度突然由倨傲转为恭谨，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五月，大食国王遣使来献豹六”，释放出了明显的善意。如今有一些阿Q依据这条记载大肆发挥，竭力吹嘘唐朝当时强盛异常，连强悍的大食都俯首献媚……试图歪曲事实，误导不明真相的人，这种态度是要不得地。 此次大食的态度急遽转变，真正的原因是以并-波悉林为首的黑衣党人此时已在大食最东部的省区——呼罗珊行省发起暴动，伍麦叶王朝（即白衣大食）焦头烂额，政权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暴动的黑衣叛军，还是平叛的白衣大食军，都希望尽量减少与其它势力的争端，因此伍麦叶王朝才主动向唐朝递出橄榄枝。事实上，无论是内乱爆发前的白衣大食，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黑衣大食，对大唐都是持居高临下的俯视态度，将其视为自己战刀下待宰的羔羊，根本就不可能抱持什么崇仰、敬畏之类的情绪。 波悉林统率的黑衣叛军于748年攻占了呼罗珊全境，之后便继续率军向西推进，于749年攻克了库法城，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建立。750年，波悉林统军长驱西进至埃及， 生擒伍麦叶王朝末代哈里发，白衣大食灭亡。在此期间，大食一度停止了向西的扩张，中亚的远征军主力也均西撤回去打内战，因此大食在这段时间中无暇再对西域一带投靠自己的众藩国进行支持，这便给唐朝在西域乘隙反扑提供了机会。 十一、李林甫的雄心 唐朝在西域的大反击主要由宰相李林甫主持。迫于大食的强大，加之唐朝在七世纪下半叶几乎被吐蕃打残，因此唐帝国在与大食争夺西域的这百余年中，基本上全取守势。然而李林甫其人锐意进取，在拜相主政后，自兼安西大都护，雄心勃勃地策划发动一场全面反攻，试图藉此扭转唐帝国在西域的被动局面。不过李林甫并不莽撞，他深知大食的实力远在大唐之上，因此一直在等待时机，试图自劣势中挽回局面。744年夫蒙灵察进击突骑施的行动，虽然史书上并未明言，但应该也非擅专之举，多半就是出自李林甫的安排；而高仙芝这个“战神”的破格擢拔和塑造，也与他关系甚大。从种种迹象来看，李林甫在西域推行的政策得到了唐玄宗的鼎力支持，甚至大唐在西域进行反攻本就是李隆基自己的战略意图，只是交由李林甫来具体执行罢了。 在开元、天宝年间，经过唐玄宗改革兵制，大唐西北边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唐帝国逐渐摆脱了之前六七十年中接连惨败、丧师失地的被动局面，开始与吐蕃互有胜负。总体来看，大唐在河陇地区稍占上风，不过也有诸如“青海中有岛， 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这样的大败；在西域地区，唐朝在开元年间和天宝初期一直居于下风。虽然736年之前唐、蕃双方的冲突并不激烈，但吐蕃从736年开始加大了对西域的攻势，首先攻取了小勃律，并与之联姻，还控制了西域的二十余个小国。737年，吐蕃又攻占了大勃律，俘其王。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馀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新唐书》卷238中亦载：“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显然吐蕃此时在西域正占尽上风。 然而到了747年之后，吐蕃在西域的战略优势遭到了大唐的挑战，上风之势就此终结。唐朝之所以突然在西域转守为攻，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大食国中的内乱彻底爆发，无暇再顾及遥远的西域，呼罗珊地区的兵力空前虚弱，唐廷自然将其视做千载难逢的反攻良机；而没有大食的压力，也令唐帝国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应对吐蕃。高仙芝于747年被提拔为安西主将，其实正是李林甫准备在西域大干一场的外在表征。由于大食暂时退出了在这风口浪尖处的争夺，此时在西域便只剩下唐和吐蕃两家争利。唐廷派遣帝国中最出色的将领高仙芝掌军，统率唐军中最精锐的安西军大举出击，首先迫降了小勃律，继而又于749年六月强攻石堡城，六万多精锐唐军以战死数万（受伤数目不确）的惨重代价拔之，将不足六百的吐蕃守军歼灭。749年十一月，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上书，要求唐朝攻取朅师，打通乌浒水域这条要道，高仙芝遂于750年二月将已经依附于吐蕃的朅师国灭掉，又于当年十二月屠灭了石国。 自747年起用高仙芝为西域主将后，唐帝国在西域一度咄咄逼人，虽然始终未与吐蕃进行过大规模的直接战争，却一改先前被吐蕃频频欺压的被动，在几次藩属国的争夺中均占据了上风，在西域一时风头颇健。如今一些史家将这段时间中唐帝国在西域的反攻，以及获得的这些有限的成绩大加渲染，营造出一种此时的唐军无坚不摧，在西域纵横无敌，大食闻风逃窜，吐蕃退避三舍的假象。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帮助下，如今这种歪论甚嚣尘上，骗得不少人真以为当时的大唐强悍无匹，军队犀利神勇，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事实上，上面这些看法不过是阿Q们的可笑意淫罢了。这些人只字不提此时的阿拉伯帝国正陷入内乱，并因此才主动退出西域争夺，就是试图藉此来误导他人，从而实现吹捧唐朝的目的。其实只要稍通唐史的人都明白，正是因为强大的大食帝国陷入内乱，一时无力干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行动，才造就了高仙芝的无敌之名。 其实不要说是力压大食，就连所谓的“全面压倒吐蕃”，也有些言过其实。大唐虽然在这三年中先后击破了小勃律和朅师，还夺取了石堡城，连赢三仗，看似占据了上风，但却并未获得过什么大的实际收益，有些军事行动甚至是得不偿失。比如以数万精兵换取石堡城和六百吐蕃守军，表面看似取胜，实则显然是吃了大亏，以这种悬殊的伤亡比拿下一个城池，根本就是一个大败仗，只是被硬吹成胜捷而已。741年时，吐蕃人用了一个漂亮的奇袭，损失甚微就令石堡城易手，大唐后面却要用千百倍的伤亡才能夺回，双方之高下不言而喻。 高仙芝以奇兵闪击攻陷小勃律都城，这一战如今被吹捧地神乎其神，其实此战的战略价值并不大。而且无论是攻取朅师还是小勃律，都只是唐帝国对西域小国的军事胜利，唐军始终并未与吐蕃这个真正的对手交过锋，因此只能说明此时的大唐已经敢于向吐蕃挑衅，却尚看不出双方谁更强大，据此就断定唐军此时的战斗力高于蕃军显然是十分武断地。事实上，从占领小勃律后唐军慌忙截断铁索，靠天堑阻挡来援的吐蕃军便能看出，此时的唐军对蕃军仍然颇为忌惮，并不敢与其正面交锋。否则若是唐军的战斗力真地远胜蕃军，那肯定会对其迎头痛击，攫取军功，又怎会避而不战呢？唐军打了“孩子”，却不敢与“大人”交手，其真正实力难免令人生疑。 不过唐军此时确实在西域占了上风，从大唐高层坚持得不偿失地攻取石堡城不难看出，唐廷此时在西域的扩张之心非常坚决，甚至已经急切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大唐君臣之所以急红了眼，是因为他们深知大唐并非大食的对手，如果不能趁大食暂时退出争夺而大幅改变西域的局势，那等到对方缓过手来，再度东进，自己在西域将再无容身之处。为了保住唐帝国在西域的利益，唐廷只有不顾伤亡地孤注一掷，如今一些人将唐玄宗下令强攻石堡城的原因归结为好大喜功、虚荣作祟，却不明白其中更为深刻的道理，委实浅薄得很。 虽然李林甫对战机的把握积极而又准确，但在笔者眼中，这样的反攻其实很难取得决定性的成效，因此长远来看并无太多实际意义。唐朝如果真能令中亚诸国尽皆归心，那集结起来的实力倒确实颇为可观，能与大食相抗一二。然而唐帝国的军事实力远比大食弱小，西域的大部分属国又怎会死心塌地地投靠一个弱者呢？更何况唐朝之前的诸般行径早已令诸国齿冷，其武力压迫的行事方式也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反感，此时再如何努力，也已经无法重新聚拢人心了。 想要成为诸国领袖，要么拥有绝对优势的实力，要么就要深得人心，唐朝此时两方面都不具备，又岂能臣服诸国？尽管西域属国大多都不喜欢大食，大食每次一内乱就与唐朝眉来眼去，但大唐要得到其忠诚和效死却无异于痴人说梦。就算唐帝国能趁大食无暇顾及西域之时，用武力迫使几个小国投于麾下，也根本无法从整体上扭转颓势，只要大食的内乱一结束，再图西域时，大唐之前取得的这些小小成就马上就会烟消云散。之后发生的事实也证明，尽管大唐不计代价地在西域疯狂用兵，取得的成绩却小得可怜，在怛逻斯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赌博，却又被内乱中的大食以偏师一战打残，基本逐出西域，之前的努力和成绩（臣服了两个属国）根本没能发挥出半分作用。 十二、忠勇有加的盟友 石国是昭武九姓之一，位处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是当时西域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一向对唐朝非常恭顺友善。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天宝四载（745）七月，石国王特勒遣使朝贡。”“天宝五载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除了礼数恭顺外，石国还一贯对唐朝进行政治拥戴和军事支持。642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兵败后逃到石国，石国便将其捕交给了大唐。706年，大食挥军东进，唐廷不敢出兵，含石国在内的昭武九姓联兵与大食于那密水激战，虽然最终惨败，但石国已是尽力而为。711年，大食攻康国，大唐不敢赴援，石国又冒死驰救，力抗强大的阿拉伯军队，还因此被大食视为眼中之钉。712年，大食令麾下众藩国大举进攻石国，石国没有像其它小国那样遇强则降，而是坚持站在唐朝一边，殊死力战，最终令诸国无功而返，并因此得到了大唐的封赏。 之后大唐倒行逆施，在西域频频举措失当，大失人心；再加上大食在西域占据明显上风，投靠较弱的唐朝前景黯淡，因此到了739年时，大唐旧日的属国纷纷背离，河中诸国基本上均已改臣大食，当唐朝在741年三月出兵攻打黑姓突骑施时，仅能征发石国、东拨汗那、葛逻禄三个属国助战，在西域的形势已然非常不利。可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石国还是选择了站在大唐一边，算得上是唐朝的铁杆盟友。据《册府元龟》卷964记载，战后唐廷对三国国王同时进行了嘉奖，石国副王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顺义王。此后莫贺咄吐屯更加卖力地替唐朝做战，就在被册封当年，这位对大唐一直忠勇有加的国王在与大食军交战时阵亡。 平心而论，在唐朝联合河中诸国反抗大食的几十年中，石国一直非常积极，替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一度曾是大食在东扩时遇到的最强硬的石头之一，也是唐帝国在西域最死忠的盟友和羽翼。虽然石国臣服唐朝、抵御大食主要是为了捍卫自身的独立和权益，但毕竟已为抗拒大食尽了全力。当时河中的形势异常艰难险恶，连最强大的康国都早已向大食俯首称臣，石国作为一个弱国，能做到如此拼死抗争，委实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然而等到突骑施的悲剧发生后，连素来死跟大唐的石国也寒了心，此后开始摇摆不定，在唐与大食间虚与委蛇。石国态度的转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国中军民旷日持久地与强大的阿拉伯军队进行残酷而又无望的战斗，为大唐几乎拼尽了最后一滴血，唐朝却在后方冷漠坐视，石国连国王都战死了，显然已尽全力，却仍然得不到大唐这个宗主国的半点实际支持，从来都只有虚浮无用的表彰。唐朝长期这样打自己的小算盘，把对方当成傻子支使，时间长了谁也会弃之而去。 第二个原因便是唐朝在处理突骑施二姓之争时，行为严重失当，本已久积不满的石国上下再看到苏禄的惨剧，兔死狐悲，心理防线彻底坍塌，于是决意改弦更张。石国国王是突骑施人莫贺咄吐屯，此人一直坚决支持黄姓可汗莫贺达干，起初唐朝支持黄姓时，他曾力助盖嘉运攻破碎叶，擒住吐火仙，并因之被封为顺义王，唐廷还下诏称赞其协助平灭“苏禄残妖”，与自己“相为表里”（《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唐朝后来遽然一百八十度转为支持黑姓，昔日的阶下囚吐火仙高居汗位，反倒开始向他发号施令，这自然令莫贺咄吐屯极为不满。更严重的是，由于石国施行的是“双王制”，国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力争夺，而这件事沉重打击了莫贺咄吐屯的政治地位，这自然更令其对唐朝离心。 当然，虽然石国对唐朝的态度此时已经转变，但却仍然保持着表面上的恭谨，因此当750年高仙芝突然翻脸攻打石国时，虽然祭出了“违藩臣之礼”这样的借口（“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蕃臣礼，请讨之。”----《新唐书》卷238），但这种肤浅拙劣的理由一看就是中原史官为了给这场侵略战争赋予正义性而做的曲笔。事实上，在749年以前，石国几乎年年朝贡，执礼甚恭，大唐用如此牵强的借口屠灭石国，所为可谓极其悖乱。况且在746年三月时，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勒与正王莫贺咄吐屯突然大改前例，分别遣使朝献，这充分说明此时的石国已经分裂为亲唐和亲大食两个政治集团，就算亲大食的一系失礼，亲唐的另一系却肯定对唐执礼甚恭，唐朝又岂能以偏概全，用如此牵强的借口将整个石国屠灭？ 其实像礼节这种东西，素来都只是无关痛痒的表象。唐帝国攻灭石国的真正原因，无非是试图利用大食改朝换代的混乱形势，剪灭不肯死忠的属国，进一步扩张自己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愈加其罪，何患无辞？所谓的违礼，不过是发动战争时高举的幌子罢了。 十三、不信不义屠石国 高仙芝身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执掌封疆大权，他原本已经以大唐的名义与石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旧唐书》卷113），却又于750年年底背信弃义，乘石国不备对其发动奇袭（“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资治通鉴》卷216）。不守信义也就罢了，可此次唐军的手段也异常残忍，并没有遵循西域纷争中寻常的征服三部曲（先以武力迫降，继而斩杀反对派，再扶持亲己势力秉政），而是以灭亡其国为目标，将其青壮百姓全都掳掠回国为奴，然后便纵兵血洗，将老弱尽皆残忍杀戮（“悉杀其老弱”----《资治通鉴》卷216）。此次唐军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们熟悉的草原各部落间彼此吞并时的那一套办法，把有利用价值的掳掠为奴，价值不大的一概杀尽，将整个部族彻底铲灭，泱泱中土大国，所作所为竟与野蛮残暴的游牧民族毫无二致。 石国与唐朝多年交好，又曾经为大唐立下过汗马功劳，就算立场有所转变，但念及之前的情谊，大唐也应该略加谅解；就算为了国家利益定要攻取，也应该把握尺度，留有余地，斩杀亲大食一系的官员，将石国迫降即可，然而唐军却毫无人性地将这个追随了自己数十年的藩属国屠虐一空，老弱婴幼不易驱使回唐境卖钱，便残忍宰杀，青壮能活命其实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被变卖罢了。在这些青壮、老人、伤残之中，不知有多少是当年曾经替大唐充当前锋，与强大的大食军队死拼的战士，如今却被自己昔日效忠的宗主国杀戮或掳走为奴。唐朝这种狠毒且恩将仇报的行径，与东郭先生救的那头狼可谓一模一样。安西唐军在屠灭石国后，满载而归，众将士皆大欢喜，但意犹未尽，于是又在回军途中诬蔑突骑施反叛，骤然突袭之，俘移拨可汗。 在传统的庸俗史观中，认为高仙芝对石国的用兵完全是个人行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地，无非是一些史家为了洗白大唐，便竭力要将屠灭石国的道德责任全部推给边将罢了。据《旧唐书-李嗣业传》记载，李嗣业在该年曾随高仙芝“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而从他在事后被加官进爵便能清楚看出，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决非高仙芝的擅专之举，显然得到了唐朝中枢的支持和授意。事实上，这三次军事行动正是一个整体战略下的连锁行为，也是唐帝国在西域发动全面反攻的前兆。趁着黑衣大食的主力正与残余的白衣大食军在埃及一带激战，无暇它顾之机，唐廷决意将摇摆不定、甚至投向大食的部分西域国家灭掉，大举扩张势力，从而于大食内乱结束之前在西域立稳脚跟。也正是这一系列过激行为逼得大食没了退路，令唐和阿拉伯这两个大帝国的冲突表面化，才终于如唐所愿，迫使大食在第二年与自己在怛逻斯展开了大决战。 虽然攻灭石国是唐廷所授意，但安西唐军借着此次军事行动大肆暴虐屠杀，引起西域各国愤恨，却是其自身的责任，绝对难辞其咎。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显见高仙芝虽然是一位杰出将领，但品性却颇为恶劣，为了中饱私囊，就纵容麾下兵卒恣意屠抢。当然，将屠城的责任全都归于高仙芝的个人道德也并不公平，当时唐军的整体风气不正，士兵贪婪成性，掳掠奸淫成风，高仙芝也确实很难压制，唯有时常给手下军卒提供敛财和发泄兽欲的机会，这些人才肯在战时为国出力。 纵观历史，屠城的暴行不在少数，但大多都是为了震慑其它城池，或对城中坚决抵抗的军民加以报复，鲜有为了劫掠而屠杀满城百姓之事，甚至连素来以血腥残暴著称的蒙古兵都不屠不抵抗的城池，可唐军仅仅为了掳掠奴隶、抢夺财帛，便竟然做下这等丑事，其无耻下作委实令人齿冷。然而对于边将的这种残忍行为，唐朝中央政府却一贯支持纵容，仅就此次而言，非但对高仙芝毫无怪罪，反倒认为他立下大功一件。当石国国王被押解到长安后，唐玄宗不问曲直，立即将其处死于阙下，并因功加拜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无疑是一种态度鲜明的表态，对其进屠石国的暴行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唐军进屠石国殊为不智。石国素与大食不睦，长期彼此仇视，虽然此时已经不再坚定地支持大唐，但既存史料中并无证据表明其已经投向大食，很可能仅仅只是希望中立自保；而且石国依附唐朝多年，国中尚有大量的亲唐势力，在攻占石国后，这些人未尝就不能争取，石国重归唐朝怀抱的可能性其实颇大，因此大唐此时最明智的策略，是靠军事施压来打压亲大食派，辅以怀柔拉拢，扶植亲唐势力重新把持朝政。此时中亚的局势对唐朝其实十分有利，西域诸国大多不愿改奉伊斯兰教，先前是迫于无奈才归附大食，此时见大食内乱，对中亚的军事压力减弱，态度立即转变，河中地区甚至还爆发了反阿拉伯帝国的大起义。因此尽管唐朝之前的表现令人失望寒心，但一些国家（如昭武诸国）原本存有重联大唐的念头，然而唐廷素来急功近利，又养成了行事专横粗暴的作风；加上唐军军纪败坏已然成习，难以约束，终于令原本可以和盟的局面演化成了一场恶性屠杀。 大唐素来高举道义的旗帜，但这次屠灭石国却暴露了其本来面目，形象一落千丈。借着西域诸国的起事，唐朝本来能够轻易重新聚拢大量藩属于旗下，然而诸国却看到了一向最忠于大唐的石国之惨状，于是尽皆心灰意冷，对大唐再无投效之心，自此死心塌地臣服大食。当时的西域局势本对唐朝非常有利，可惜唐帝国非但没有利用这一契机争取中亚诸国归心，反而愚蠢地采取武力征服的暴戾手段，竞施淫威，自戕手足，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败坏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传统威信，最终迫使众藩属绝念投敌。 据《旧唐书》卷113记载：“（唐军）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石国王子侥幸脱逃后，向中亚诸国陈述高仙芝如何背信弃义，屠杀平民，劫掠财物。诸国皆被唐军的恶行所激怒（“于是西域皆怨”，“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纷纷投向大食怀抱，追随其共抗暴唐。 中原史官在提及唐军攻灭石国一事时，多有溢美之词，认为大唐在攻取石国后，兵威达到了自身的顶峰，因此字里行间中饱含着自豪与骄傲之情，对于这幕屠戮平民的野蛮暴行，非但不以为耻，反倒抱持赞赏、肯定的态度，将其歪曲为大扬国威的壮举，逻辑之荒谬，颠倒黑白之夸张，令每一个道德尚未跌破底线的人都难以接受。其实就算将道德和人性抛在一旁，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攻伐石国也并不明智。唐帝国虽然在表面上看是灭亡了一个小国，却令自己在西域的名声一臭到底，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更为接踵而来的怛逻斯惨败埋下了种子。像这种得不偿失的所谓胜利，其实只能暴露出唐廷的短视和愚蠢。事实上，这一幕短暂的胜利和风光，也恰是唐帝国在西域的最后一次耀武扬威。 | 
发表于 2013-1-25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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