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溃退，大唐首都沦于敌手！

不容青史俱成灰

　　

一、河陇侵将七千里

　　在怛逻斯决战惨败之后，吐蕃趁着大唐被阿拉伯帝国重创，夺占了河西走廊，唐、蕃间的军事对峙被打破，形势对唐朝极为不利。四年之后，唐朝内部又爆发了安史之乱，为了平定叛军，唐廷被迫撤回了一部分安西、北庭的边兵，为防备吐蕃而部署在河西、陇右地区的军队也被调回不少，唐朝西疆的力量大幅削弱，吐蕃遂趁机在西域、河陇、剑南三个方向上全线出击，西域唐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几乎整个安西都护府都落入吐蕃之手，大唐在西域百余年的苦苦经营前功尽弃。在河陇地区，唐朝同样一败如水，双方的对峙线一路东移至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河陇地区巨量的土地皆陷于吐蕃之手。大唐不计代价，与吐蕃在西域、河陇两地苦苦争夺，前后凡一百二十年，最终的结果竟是全面溃败！
　　怛逻斯惨败与安史之乱接踵而至，令唐帝国西疆的局势彻底崩毁，近三分之一的疆土就此易手，损失极其惨重，唐皇“天可汗”的威严也丧失殆尽。唐代诗人张乔在《河湟旧卒》中哀叹道：“少年随将讨河湟， 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将一个为大唐奋战半生的老卒心中的哀怨不甘，以及唐帝国在历经数十年的苦苦挣扎后，最终仍然完败于吐蕃之手的凄凉景象描述得如在目前。大诗人白居易亦作诗喟叹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清楚地描述出了唐帝国大片失土的窘态。
　　在630至660这三十年中，东、西两突厥汗国相继因内乱而崩塌，北亚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力量真空，唐帝国趁机大幅扩张，接管、夺占了这些土地，一跃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大国，所谓的“盛唐”假象也在这数十年中建立。然而大唐实际上只是一个捡到漏子的纸老虎罢了，之前能够取胜只是因为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真正强大的对手，唐军的战斗力最多也只能算得上是差强人意，当面对高昌、龟兹之类的小国、或者高句丽、薛延陀这种陷入大规模内乱的国家时，尚且能够耀武扬威；可只要对手不内乱，那即便是新罗、南诏这样的弹丸小国，甚至是契丹这种未成气候、结构松散的游牧部落，都能够让大唐铩羽而归，甚至一溃千里。若是遇到吐蕃这种具备一定实力、且内乱影响不够致命的对手，便立即左支右绌，最终国力耗尽，一朝兵败如山倒。而当面对大食这种真正的军事强国时，表现就更是不堪，正遭逢改朝换代大内乱的大食竟然仅以一支偏师散勇，就将唐军中最为精锐的七万安西军打得全军覆没，彻底粉碎了唐帝国试图趁人之危而发动的倾力一击。
　　安史之乱以后，行将覆亡的唐廷不惜以出卖洛阳子民为代价，换得回纥人出兵相助，最终平定了安史叛军。然而重归一统的唐朝已然孱弱不堪，此后不断遭到吐蕃的凌迫。大唐苦于边患，却又无力保障国家安全，只能屈辱地忍气吞声。由于蕃军不耐暑热，因此总是选择凉爽的秋季攻伐大唐，于是每到秋季，唐廷都会专门部署大量兵力来防御蕃军的进攻，时人称其为 “防秋”。然而由于国家弱小，纵然以倾国之力防范，也是无济于事，蕃军先后数次攻入关中，恣意烧杀掳掠，大唐最后竟连首都长安都被吐蕃人攻陷。







二、攻陷长安

　　唐朝号称泱泱大国，但在吐蕃这个“番邦”、“蛮夷”的攻打下却表现得不堪一击。756年，蕃军轻取石堡城，这个当年用无数唐军劲卒生命换来的要塞沦陷。从762年开始，吐蕃加大了东侵的力度，尽管大唐在凤翔、泾州、邠州、渭北等地专设了节度使，屯驻重兵加以防御，但由于唐军的战斗力过于弱小，蕃军仍能长驱直入，先后攻陷了凉州和临洮，又尽取岷、廓、都、秦、成、渭等州，河西、陇右诸郡大半为吐蕃所得。由于唐军无力御敌，唐廷只好又祭出和亲这个法宝，然而由于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弱小的唐朝此时已没有了与吐蕃和亲的资格，正占据绝对优势的吐蕃人也绝不会答允与之和亲。据《新唐书》卷230记载：“使散骑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伦往聘，吐蕃留不遣。”吐蕃人在囚禁了大唐的请婚使团后，继续对唐发动攻势，很快又“破西山合水城。明年（763年），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进围泾州，入之，降刺史高晖。又破邠州，入奉天”。在攻取重镇奉天之后，蕃军很快又攻取了武功，一时间“京师震骇”（《资治通鉴》卷223）。
　　吐蕃于763年九月对大唐发动的这场攻势由大将札达鲁恭指挥，蕃军所向披靡，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唐军或望风逃散，或被轻松击灭，丝毫不能阻其兵锋，蕃军很快便攻陷了今宁夏和甘肃两省大部。唐廷心胆俱寒，慌忙起用名将郭子仪为副统帅，令其统军御敌（雍王为挂名主帅）。然而各路唐军深知自己的战斗力远非蕃军对手，不敢相抗，大多拖延不至，郭子仪虽然顶着“副统帅”的头衔，麾下亦无可战之兵，自然不敢抵挡蕃军，遂以“招揽溃卒”为由，率部下逃至商州（今陕西商州市），任由吐蕃大军直取京城。
　　唐代宗见势不妙，慌忙弃都出逃，仓惶遁至河南陕州（今河南陕县），长安城中不及逃走的大唐官吏四处“藏窜，六军逃散”（《资治通鉴》卷223），满城一片混乱，蕃军几乎未遭抵抗便直入长安，随即在城内大肆奸淫掳掠，洗劫府库和民宅，还大量焚毁房舍，长安城顿时化为人间地狱，最终“府库荡尽”（《旧唐书》卷188），变得“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223）。大掠之后，吐蕃人还装模作样地在唐朝的都城中组建了伪唐政权，立金城公主之侄李承宏为唐王，设立百官，还替唐朝换了个年号，可以说对大唐做出了最为彻底的羞辱。在布达拉宫广场东侧，如今仍然高高矗立着札达鲁恭记功碑，这是当年藏王为了表彰将唐朝的国格尽情践踏于脚下，并且大肆掠夺了大唐大块领土的大将札达鲁恭所立，如今已然成为当年蕃人攻入长安的见证。
　　在中国历史上，首都被异族攻陷的正统王朝少之又少，在笔者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宋钦宗一例，大唐之羸弱由此便可见一斑。更可悲的是，此次都城沦陷，并非是被吐蕃人以奇袭打得猝不及防，国家中的强兵不及出动御敌所致，而是此时的唐帝国已经没有任何军队能够抵挡蕃军哪怕是一支偏师的进攻（为了在西域争抢利益，吐蕃主力此时正与大食对峙），甚至连据险而守都做不到，数十万唐军斗志低落，信心全无，几乎没有敢与蕃军相抗者，京畿周边的数万将士甚至连据守坚城的勇气都没有，居然全部弃城而逃，将国家的都城拱手让予异族，以致于最终竟连京城防御战都并未发生。北宋末年向以国家羸弱、统治层昏聩无骨而声名大噪，但其却仍有据城死守的勇气，令金人第一次南征无功而返，第二次入侵时也要苦战数日方能破城。此时的大唐比之北宋亡国前尚且远远不如，其孱弱无能的程度可谓史所罕见。
　　对于首都沦陷这一极度耻辱之事，在《旧唐书》卷127中，将其避重就轻地记为：“广德初，吐蕃入京师，代宗幸陕”。“代宗幸陕，子仪退趋商州。高晖导虏入长安……”试图误导后人认为，正是由于代宗先去陕西巡游，吐蕃人才能乘隙而入，攻陷京师，从而遮掩唐军无力御敌，大唐君臣仓惶弃城而逃的事实。然而只要是稍具思维能力的人，都不可能被这种拙劣的掩饰所欺骗，而在吐蕃人的史书中，对此事更是记得明明白白：“尚赞婆等引兵至京师，陷京师，唐王出逃……”
　　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馀万众，弥漫数十里”，宣称此次东进的敌军有二十多万人，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靡费极大，百姓负担异常沉重。贞观年间，唐太宗以十万人征辽，剑南道便已民不聊生，百姓们被迫卖儿卖女，最终还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唐的国力、人口和疆域均远在吐蕃之上，但每次出动十万人以上的部队，仍然需要准备经年，甚至两年以上；吐蕃的财政能力尚远不及唐朝，又如何能够承受二十多万人远征的庞大消耗。笔者认为，司马君实记载的这个数字是不足采信的，吐蕃全国有没有二十万军队都值得商榷，根本不可能派出如此规模的远征军。所谓的“二十余万众”，不是“号称”之数，就是包含了随军前来抢劫的民夫和丁壮。其实司马光做为史学大家，未尝就不知道数字下面被掩藏的猫腻，只是泱泱中原王朝，竟然被异族攻破首都，实在是过于丢脸，这才借着夸大敌人数量的手段，有意为唐朝遮了遮羞。
　　都城被异族攻陷是唐朝彻底衰败的显著标志，也将大唐“皇帝九逃，首都六陷”这幕屈辱不堪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篇章。大唐王朝给后人留下了璀璨的诗歌，却也留下了屡战屡败的耻辱。在此之后，一个少见的黑暗时代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华夏百姓也沉入了无法挣脱的梦魇之中。其实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大唐百姓就已陷入民不聊生、死走逃亡的凄惨处境，在生死线上不断辗转呼号。即使是在被高度吹捧的所谓“贞观盛世”年间，唐朝百姓仍然身陷卖儿卖女、卖田卖地后都无法缴纳捐税的苦境（“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资治通鉴》卷199）。为了逃避苛重的徭役，很多人甚至被迫自残肢体，“福手福足”之惨剧比比皆是。开元、天宝时期被誉为安居乐业的盛世，可连当时著名的大诗人、曾居左拾遗高位的杜甫在辞官后，都一度陷入“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这样的穷苦境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不问可知。
　　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曾道：“夫谷帛降贱，适益耕夫织妇生计之艰。货物流衍，更开驵侩豪民兼并之路。若此者，往往外观繁盛，实则贫富不愈不均。富者恣其骄奢，贫者耻其逮焉而追随于后，则俗益坏而民益嚣然愁苦，不聊其生。事势如斯，最宜警惕。而唐人转以是称开元为全盛，只见其昧于治体也。国家取民虽薄，利也或不在民，而归于中饱，搜剔征责，谁曰不宜？然亦视其用之之如何。若竭天下之资财，以供一人之侈欲，则其贤于中饱者几何？而中饱者究犹有所惮也。且搜剔征责者，岂能域于吏而不及于民乎？欲剥民者，不益得所藉手乎？故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短短数语间，将所谓的“盛世大唐”的真面目揭批得入木三分。
　　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百姓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大诗人白居易的《杜陵叟》可谓当时百姓生活的最佳写照：“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事实上，对唐朝百姓们的苦难生活深感同情的诗人并非只有白居易一人，皮日休亦曾做过一首《橡媪叹》，诗中饱蕴着心酸与无奈之情：“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穟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而聂夷中亦作《伤田家》一首：“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在读罢这几首诗后，大唐百姓的生活何等凄惨艰辛，已然历历在目，稍具同情心者，胸口莫不沉郁难安，难怪后世史家司马光亦曾喟叹道：“（大唐）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三、唐军“收复都城”的真相

　  在都城被吐蕃夺占之后，由于唐军不是蕃军对手，不敢、也无力将其收复，原本不得不像南宋般另立都城，但因为运气实在不错，竟然很快便重返长安，避免了迁都偏安之耻。
    据《新唐书》卷230记载：“吐蕃留京师十五日乃走”，可知蕃军在长安城中留驻的时间并不长。这些异族入侵者之所以主动退出长安，而没有选择长期占据，甚至以此处为基地继续东进，彻底灭亡大唐，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其一是蕃人常居高原环境，在低海拔地区会出现“氧醉”反应，加之水土不服，长期留在长安地区身体不适。其二是蕃人常居高原，喜冷畏热，每至夏季，军中疫病横行，难以支撑。在《册府元龟》卷980中就曾记载：“吐蕃深入、人马疾疫，渠帅论颊热因退。”像西安这种暑热极盛的城市，即使唐军不反攻，吐蕃人到了夏天也呆不住。蕃军攻破长安，发生于“冬十月”，与其在西安驻扎一个冬天，空耗补给，第二年夏季就要拱手相让，倒不如在大掠后主动撤军，减轻一冬天的输送负担，毕竟对于位于贫瘠之地的吐蕃而言，发动战争的首要目的是掠夺财物，不可能为了毫无实际利益的占领而空耗资源。更主要的是，此时双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然相差极远，蕃军随时都能再次突破唐军防线，攻城略地，因此对一城一地的得失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基于上述的几个原因，在夺占甘、凉地区之后，蕃军再进攻唐朝时，所抱持的战略目标便不再是夺占城池、土地，而是掠夺人口和财帛；并试图通过打击和破坏，迫使唐廷答允自己的苛刻条件，从而在谈判桌上进一步获得利益。在这样的大方略下，蕃军每次攻入陕西之后，都并不久留，更不会恋栈任何城池，大掠一番之后，就会主动在寒冬到来前撤兵归国。此次攻破长安后，蕃军大肆抄掠十五日就主动西返，正是遵循着这个一贯的方针，根本不是什么因畏惧唐军而仓惶逃遁。在《资治通鉴》卷223中，先叙述“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再提及唐军骚扰长安，这已经从侧面证明，早在唐军于城外造势之前，吐蕃军团就已经做好了归国的准备。
    然而编撰两唐书的史官们态度偏颇，为了替唐朝遮羞掩辱，在记述蕃军撤离长安的经过时避重就轻，对蕃军撤出长安的真正原因只字不提，只是侧重记述了两件无关痛痒的事儿。一是二百多唐军渡过浐水，扬言“郭令公军且来！”结果“二十万”蕃军就“大震”，惶骇不安。二是王甫带了一群“恶少年”在御苑中敲鼓制造噪音，然后便“虏惊，夜引去。子仪入长安”，试图靠着事实的选择性和玩弄文字游戏来误导后人，让读史者以为蕃军之前能够攻取长安，只不过是钻了空子，实则远非唐军对手，因此一见唐军主力前来便赶快逃走。如今一些阿Q们更是据此大加渲染，巧言令色，刻意曲解历史，说得好似蕃军根本不敢与唐军接战，一见郭子仪率兵前来就仓惶逃出长安一般，着实误导了不少人。更可悲的是，大史家司马君实在《资治通鉴》中竟然也沿用了这一可笑说辞：“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唐军）昼则击鼓张旗帜，夜则多燃火，以疑吐蕃。前光禄卿殷仲卿聚众近千人……帅二百馀骑直度浐水。吐蕃惧，百姓又绐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虏以为然，稍稍引军去。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大呼于硃雀街，吐蕃惶骇，庚寅，悉众遁去。”
    事实上，此次吐蕃兵马一路杀来，各路唐军望风而逃，除了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敢于率部袭扰蕃军，结果被全歼于凤翔一带，自己也做了俘虏之外，根本无人敢与其兵锋相抗，双方战斗力之高下已是昭然若揭。据《旧唐书》卷188记载：“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广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比至华阴，朝恩大军遽至迎奉，六师方振。”由这两则记载，不难看出唐军士气低落，畏吐蕃人如虎，唐廷对各路军队的控制力也不强，根本无法驱使其与战斗力远胜的吐蕃军交战。
    然而这些风闻蕃军将至就不战自溃的唐军，非但只是胆怯无能，无力保护供养自己的百姓，其无耻程度也令人惊诧。趁着异族入侵，秩序崩解，这些溃卒也无耻地加入了烧杀掳掠的行列，与吐蕃人共同荼毒自家百姓。据《旧唐书》卷207记载：“于是六军将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绝……六军将张知节与麾下数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难朝官、士庶及居人资财鞍马，已有日矣。”而在《资治通鉴》卷223亦载：“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 ”“子仪与延昌谋曰：‘溃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乱。’使延昌自直径入商州抚谕之。诸将方纵兵暴掠……”像这种军纪涣散，不听调遣，士兵道德沦丧，毫无底线的垃圾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又怎么可能让吐蕃大军感到畏惧？
    至于什么蕃军被一群“恶少年”里应外合，制造鼓噪就吓得魂不附体，仓惶溃逃出长安的说法，就更是瞎扯淡。城外五万战力低下的唐军，城内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居民，在强大的吐蕃野战集群面前，能玩出什么花样？而这支屡战屡捷，轻松就攻破敌国首都的吐蕃大军，会被一群混混吓住么？一个小队组织一次冲锋就将其全灭了。如果蕃军的士气真低到连守城都不敢，战力差到守不住一座坚城，那又如何敢主动启衅，深入敌境深处？又如何能够杀到敌境深处，攻占国都？而唐军既然如此强悍，让吐蕃人完全没有守城的勇气，又为何不敢大举追击，甚至杀入蕃境报复，而是放任对方安然离去呢？
    在“收复”长安之后，唐军主帅郭子仪曾经上了一份奏章，里面的一句话道出了此次大唐竟如此屈辱丢脸的原因——“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旧唐书》卷124）根据这句记载，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当时唐军的战斗力情况，这样一支由“市肆屠沽之人”拼凑出来的“百无一堪”的军队，遇到蕃军后土崩瓦解，甚至望风逃散根本不足为奇，指望这样一支部队收复都城，威震吐蕃大军，何其可笑？
    至于郭子仪靠威名吓退吐蕃人的说法，就更是引人发笑。论起军事才能和在镇压安史叛军时的功绩，郭子仪其实远不如契丹族名将李光弼，却因为愚忠而被唐廷和后世儒教高度吹捧，塑造得如战神一般。然而在当时的吐蕃人眼中，他这个之前才刚刚戍守京城失败，逃退商州的唐军“副统帅”，又能有多少威慑之力？他又怎么可能令迫得他落荒而逃的吐蕃人闻风丧胆？事实上，郭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资治通鉴》卷223），此次匆忙招募兵勇，勉强只拼凑了四千人，力量薄弱；而且还要强取百姓数千家畜以助军需，显见其后勤方面也捉襟见肘，窘迫非常。像这种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通常都不堪大用，从古至今鲜有不一触即溃者。郭令公带着这些散兵游勇，再加上前线溃逃回来的败卒，以及周边几个县中战斗力低下的地方驻军，能不自行崩溃已然殊为不易，又岂能指望这支仓促成军、号令不一、矛盾重重、互不相助的军队取胜呢？而数万来势汹汹的吐蕃大军，会不打一仗，便被这些骑着临时征来的农夫拉车用的驽马，个个毫无斗志的唐军吓得落荒而逃么？
    显而易见，唐史中诸如“吐蕃疑惧，引去”之类的记载，不过是撰史者为了全大唐颜面而作的的讳饰之词。一支敢于主动进攻，能够轻易攻破敌国首都的军队，不可能无缘无故便畏惧起对方，更不可能连交手都不敢就仓惶逃回。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蕃军在退出长安后，“还至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城拒守，吐蕃围之数日。”而在《新唐书》卷230中亦载：“吐蕃退围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拒守，镇西节度使马璘以千骑战却之，吐蕃屯原、会、成、渭间，自如也。”由此可知，唐军虽然收复了首都，但长安西面的广大地区仍为吐蕃所占据，唐朝的处境仍然极度不利。凤翔与长安近在咫尺，蕃军随时都能威胁到大唐的京畿地区，然而唐朝却无力改变这种险恶的局势，既无力驱逐对方，又无力保障首都的安全，更无力收复丢失的土地，双方军队的战斗力之高下可谓一目了然。而唐军既然连平原上的吐蕃人都无力驱逐，又怎能令占据了长安要隘的蕃军感到畏惧呢？由此也不难看出事实的真相是吐蕃人主动放弃了长安，唐军则是尾随在对方身后“收复”了京师。其实此次唐朝即使不发一兵一卒，也照样能够取得“收复首都”这一“辉煌战果”，蕃人受限于气候的弱点挽救了唐朝，若非如此，唐军非但不可能收复长安，蕃人还会继续东进，像之前一样势如破竹，甚至趁势灭掉大唐都不无可能。
    自长安退兵之后，吐蕃在陇右仍然保持进攻的势头，天气刚一转凉，便再次对唐发起进攻，完全掌控了战争的主动权，其野战能力显然凌驾于唐军之上。而就在763年年底，蕃军又攻入剑南道的松、维、保三州，大掠而还。这些表现均能证明，蕃军根本不会惧怕唐军，唐军也并没有驱逐蕃军离开长安的能力。







四、兵临城下

　　自762年之后，吐蕃开始连年攻打大唐，弱小的唐军无能抵御，唐帝国西北部的数十个州府相继失守。幸好蕃人无法承受陕西及以东地区的炎热气候，这才没有继续大规模东进，取唐朝而代之，而是选择了时常攻入唐境焚夺掳掠，把唐朝当成了自家后院儿的粮库仓房。
　　唐将仆固怀恩（铁勒族）见大唐此时已然弱小不堪，便不甘于再受其控制，遂于764、765两年中相继策动了两场联合周边数个藩国共灭大唐的军事行动。764年八月，仆固怀恩与吐蕃、回纥联兵，共伐大唐。联军一路未遇坚强抵抗，十月时已然攻至距长安不远的奉天（今陕西乾县）。据《资治通鉴》卷233记载：“京师戒严。诸将请战，郭子仪不许”，由此可知，唐军主力此时并无与诸番兵野战的勇气和自信。联军攻奉天无果，便又转向围攻邠州，又未克，而就在此时，唐将柏文达又率兵断了联军的后路。据《资治通鉴》卷233记载：“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万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其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仆固怀恩攻二城不克，又见后路被抄，便萌生退意，联军遂在大肆烧杀掳掠后撤军。唐军据守坚城尚有支撑的可能，但野战能力却与周边各蛮族相去甚远，仆固怀恩仅派出“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便“大破之”，一万一千唐军“死者殆半”，受伤、逃散者不计其数。所谓的“救京师之一奇”，竟在人数远比自己少的番兵面前败得如此惨不忍睹，唐军野战能力之低下由此便可见一斑。蕃军随后又攻破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弃城逃往甘州，最终“为沙陀所杀”。（《资治通鉴》卷233）
　　见大唐羸弱可欺，周边各部族纷纷痛打落水狗。据《资治通鉴》卷233记载，765年二月，“党项寇富平，焚定陵殿”，唐军无力抵挡，更无力出兵报复，其颓势尽显无疑。765年八月，仆固怀恩又一次鼓动诸族共伐大唐，此次联军的规模更为盛大，有数个强大蛮族参与，合兵号称达数十万（“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再次陷于朝不保夕的危境。羸弱的唐军无力抵御，边防洞开，联军一路直取长安，沿途尽情烧杀抢掠。此次吐蕃军队冲在最前，很快便再次攻至奉天，但攻城受挫，遂转攻马嵬，却又于此处为唐军击败，折兵数千。
　　尽管唐军在奉天和马嵬取得了局部胜利，令身为联军前锋的吐蕃军不能继续向长安挺进，但唐代宗仍然心胆俱寒，对最终能挡住番军的进攻缺乏信心，遂萌生出再次弃都而逃的念头。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庚戌，下制亲征。辛亥，鱼朝恩请索城中，括士民私马，令城中男子皆衣皁，团结为兵，城门皆塞二开一。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论议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阁门不开，朝恩忽从禁军十馀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错愕不知所对。有刘给事者，独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沮而退，事遂寝。 ”
　　乍看此记载，似乎鱼朝恩胆小如鼠，欲出逃河中以避吐蕃；而唐代宗则勇锐过人，雄心勃勃地试图御驾亲征，然而略一分析，便不难看出，这段记载只不过是史官们为了尊者讳而做的虚辞罢了。鱼朝恩只是一个得宠的太监，并非权臣或军阀，其权力完全来自于代宗，又怎敢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皇帝之上。而从众臣丝毫不给他面子，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惊沮而退”亦不难看出，他的权势还远远达不到曹操、司马昭这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程度，又岂敢擅作主张？而如果他真地胆敢挟持皇帝，在事败之后，代宗和群臣又怎会不对其进行严惩？然而在此后数年之中，鱼朝恩却不断升官受赏，极受信重，由此亦能看出，他此时在朝堂上的主张才正体现了代宗的意志。
　　其实事情的真相非常明显，代宗之前已经弃都逃跑了一回，早就没了心理障碍，此时见敌军又至，自然又欲逃往安全之处，只是怕面子上不好看，又担心主战派大臣阻挠，这才挑出“亲征”的幌子，为自己离开京城营造借口。而在经此铺垫之后，代宗便授意亲信鱼朝恩在朝堂上提出御驾逃往河中一事。其实稍稍想想便能明白，如果出逃河中只是鱼朝恩的个人之议，代宗一心主战，那在鱼朝恩被群臣驳回之后，又怎么可能“事遂寝”？代宗的“亲征”计划又为何不了了之了呢？
　　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虏不能进。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项西掠白水，东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嫁殆尽。周智光引兵邀击，破之于澄城北，因逐北至邠州。智光素与杜冕不协，遂杀鄜州剌史张麟，坑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馀家。”由此可知，在于奉天和马嵬受挫后，蕃军又被大雨所阻，暂时无法再次兵临奉天，继续向前进攻，于是转向移师醴泉。在《新唐书》卷230中便记载道：“掠醴泉居人数万，焚室庐，田皆赤地。”
　　在大掠醴泉之后，蕃军转向前往邠州，于十月时与回纥人在该处会合。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纥，复相与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项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这与《新唐书》卷230中记载的“吐蕃至邠北，复与回纥合，还攻奉天，抵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残同州”相契合。由此可知，在两军会合后，奉天一带的大雨已停，于是吐蕃、回纥联军再次攻至马嵬、奉天一线，并率先对泾阳发起了进攻。唐军主将郭子仪不敢出城接战，下令死守城池（“丙寅，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子仪命诸将严设守备而不战”——《资治通鉴》卷223）。







五、幸运女神的再次眷顾

　　此次周边诸国共伐大唐，情势非常危险，联军主帅仆固怀恩尚未抵达前线，前锋就已经攻至距长安不远的奉天、马嵬一线，将郭子仪统率的唐军主力压制在城中不敢露头。若是等到仆固怀恩率所部赶到战场，与吐蕃、回纥合军后，就算不能破城，也完全可以兵分两路，以一支兵力绕城而过，直捣长安，这样大唐非但京城难保，甚至还有覆亡之危。然而大唐虽然弱小，却有着惊人的好运道，这次本已陷入绝境，可最终却又鬼使神差般逃过一劫。
　　在吐蕃、回纥围攻泾阳之时，仆固怀恩统大军刚行至鸣沙。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 “怀恩中途遇暴疾而归；（九月）丁酉，死于鸣沙。大将张韶代领其众，别将徐璜玉杀之，范志诚又杀璜玉而领其众。”由短短数日内三度易帅，且后两次均为靠兵变暴力夺权不难看出，在仆固怀恩死后，他麾下的军队失去了能够服众的主事人，下属各军头互不统属，频繁内讧，对唐朝的威胁因而大为减弱。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攻唐的联军中，吐蕃和回纥是另外两个最强大的势力，而将双方联结到一起的纽带正是仆固怀恩，他也是此次行军的总指挥，这样一个核心人物突然暴毙，令吐蕃和回纥这两大势力失去了居中协调者，很快便因为利益分配和军事指挥权发生了内讧，《资治通鉴》卷223中便记载道：“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
　　然而就在敌军内讧之后，郭子仪仍然没有与之交战的勇气。据《资治通鉴》卷223记载：“子仪曰：‘今众寡不敌，难以力胜。’”由此不难看出，唐军此时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将卒的斗志和信心也早已荡然无存。幸好吐蕃人与回纥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很快便彻底反目，这才让大唐缓了一口气。据《新唐书》卷230记载：“会怀恩死，虏谋无主，遂与回纥争长。回纥怒，诣子仪请击吐蕃自效，子仪许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于灵台西，大破之”。而在《资治通鉴》卷223中亦载：“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药葛罗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于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泾州东。” 由此可知，回纥、吐蕃两军彼此极度仇视，回纥人甚至不惜与面前的敌人唐朝合作，也要重创蕃军泄愤。而吐蕃人在发现盟友倒戈，形势急转直下，自己即将遭到回纥军和唐军的夹击之后，不禁惊慌失措，虽然立即仓惶而遁，却仍被回纥军和唐军追及痛击，死伤万人，在大唐境内掠夺的人丁里，也有四千人被抢了回去。
　　在唐史中，记述了郭子仪与回纥人谈判合作的全过程，其间多有不实之词。比如说什么回纥人听闻“令公来”，便“大惊”，诸酋长“皆下马罗拜”云云，竭力渲染、营造出一幕郭子仪凭借无上威名慑服回纥，令其幡然悔悟，倒戈而击吐蕃的场景。然而仅凭最基本的逻辑，我们便能明白，之前主动出兵痛打大唐的回纥人根本不会将什么“郭令公”当回事儿，更不会因为崇仰郭子仪就倒戈一击。事实上，在仆固怀恩死前，这些回纥人在攻击郭子仪所部唐军时，根本毫不手软，又何来半点仰慕之情？若非回纥人见重要盟友仆固怀恩军已经指望不上，自已又与吐蕃交恶，内讧将起，知道此次对唐朝的攻势难有更大的进展；且深恨吐蕃，不惜代价也要打击之，又怎会突然改变姿态，反助唐朝？
　　在击走吐蕃军后，回纥人竟然还前往唐廷索要好处，刚被对方掠夺攻打后的唐王朝非但不敢追究对方的责任，反倒还要屈辱地向这些侵略者缴纳金帛，其软弱无能之态委实令人齿冷（“乙酉，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馀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资治通鉴》卷223）。而由此事亦不难看出，当郭老令公与素来“钦仰”自己的回纥人结盟时，定然曾答允了对方苛刻的条件，让自己的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显而易见，郭子仪非但任由回纥人将之前掳掠的大唐百姓和财物带回国，更许下了极为丰厚的酬劳。为了送走这批强盗，唐廷甚至不得不将府库搬空，可这样仍然不够，竟然还要将百官的俸禄都拿出来方才补足。而从这一幕债主上门逼债，唐朝勒紧裤腰带凑钱过关的闹剧也不难看出，唐帝国此时已然贫弱到了极度凄惨可怜的地步。
　　大唐此次险死还生，侥幸得脱大难，一支原本无法抵挡的大军，一场原本无法应对的大劫，竟然如此轻易便被化解，实可谓缴天之幸。然而大唐的实力过于弱小，即便运气再好，也无法摆脱被欺压蚕食的命运。766年，吐蕃攻占甘州和肃州；776年时又攻破重镇瓜州；781年沙州失陷后，吐蕃便彻底截断了唐朝前往西域的所有通路，唐朝在西域仅剩的一隅之地也很快沦失。







六、和盟

　　纵观历史，在751年怛逻斯战败之前，唐朝虽然频频被大食痛打，但在吐蕃面前尚有还手之力，其下风之势还不太明显。而在惨败于怛逻斯后，唐朝镇守西陲的精兵丧亡大半，自此便在西域一蹶不振。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更是日渐萎靡，数十个州府的庞大领土相继丢失，首都被异族攻破，一度沦落到亡国的边缘。尽管吐蕃的主力被大食牵制在西域，但仍然不愿放过任由自己宰割的大唐，不断以偏师进袭，夺取了唐朝西疆大片领土。然而尽管大唐孱弱不堪，但由于吐蕃始终无法腾出手来全力攻唐，又无法适应低海拔地区的炎热气候，很多攻取的城池在夏季无法驻守，因此只能是通过掳掠占些便宜，却无力将大唐彻底平灭，而这种现状也正是唐、蕃双方最终能够走向和盟的本质原因所在。
　　自706年开始，唐、蕃两国先后和盟数次，由于蕃强唐弱，因此战、和的主动权基本操于蕃方之手，唐廷只能被动承受。大唐每逢吐蕃欲和谈则狂喜，必以积极态度逢迎；闻吐蕃撕毁盟约则如丧考妣，惊得魂飞胆丧。等到吐蕃痛击大唐，掳掠无数人口、财帛之后，再向唐朝伸出橄榄枝，大唐就会像什么都未发生过一般，照样积极迎合……
　　唐、蕃两国的前两次和盟皆为吐蕃主动撕毁。事实上，吐蕃在这两次会盟时就并无诚意，只是施展缓兵之计而已。自古以来，在利益面前，任何的盟约和誓言都只是一纸空文。吐蕃对唐朝的态度，主要是由回纥和大食对其施加的压力大小而定，每当压力减弱，吐蕃便会撕毁盟约，出兵攻伐唐朝，掳掠人口和财帛。等到捞够了好处，天气转热，周边压力增加，便会暂歇兵戈，重新提出和盟，唐朝也绝对不敢加以拒绝。
　　吐蕃之所以两度主动撕毁和盟，根本原因还是自觉实力远在唐朝之上，不甘心放着肥羊不割肉。但在779年，吐蕃第二次撕毁和盟，大举进攻剑南时，情况却不如人意。由于蕃军士兵无法适应巴蜀地区的炎热气候，加上唐将李晟用兵较强，吐蕃人此次非但没能捞到好处，反倒被唐军大破，损兵折将。此败之后，蕃军的锐气严重受挫，虽然仍然具有战略优势，掌控着战役的主动权，但却首度有了诚恳的和谈之意，两国遂于783年达成了第三次和盟。从某种意义上看，779年的剑南大捷为唐朝争得了割地媾和的筹码，如果此役大唐战败，那恐怕就不会有后面的清水之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