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再起——三次大起义掀翻唐朝在漠北的统治

不容青史俱成灰

　　
　　


一、借鸡生蛋的隐患

　　626年冬，东突厥汗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天灾，牛羊多死，食粮紧张，部族间的矛盾大幅加剧，薛延陀等数个强大部落趁机群反而出，东突厥汗廷三度出兵镇压，结果连遭惨败，本就剩余不多的实力再遭重创，曾经称霸漠北的强大汗国一时间变得虚弱不堪。唐廷见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急急出兵夹击，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东突厥的部众和土地，曾经雄踞北亚的东突厥汗国灭亡。
　　646年，薛延陀汗国中的回纥部造反，与薛延陀部争夺统治族地位，薛延陀陷入大规模的分裂内乱之中。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回纥人轻易便击杀了多弥可汗，薛延陀汗国灭亡。就在回纥人即将接管薛延陀的地盘和部族，乘势崛起之时，大唐及时介入，出动大军前去抢夺胜利果实。此时薛延陀汗国中的各部族正因国中大乱而陷入一盘散沙的困境，无力抗拒唐军，其中一些被迫依附了唐朝，另一些则投靠了旧同僚回纥。刚刚吞并了大量薛延陀残部的回纥急于整合内部，消化新获得的草场和部民，暂时不愿与唐朝为敌；加之游牧民族只重实利，不务虚名，遂带着麾下众部族向唐称藩，整个漠北都在名义上成为大唐的羁縻区。由于北塞已无强邻，唐帝国的北疆自此获得了三十余年的平静。
　　尽管漠北诸部大多向唐朝表示了口头上的臣服，但对于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那些强大的部族，唐朝却无法真正掌控。尤其是那些依附于回纥的部族，更是有恃无恐，不将唐朝放在眼中，很多甚至还对唐朝怀有敌意，只是口头上并不撕破脸而已。当然，漠北也有一些部族与唐朝走得较近，其中一些甚至要靠大唐的庇护才能免于被其它部落所吞并，唐朝则对这些部落加以利用，以达成自己在草原的利益。在依附于唐朝的漠北部落中，当年被薛延陀颠覆的东突厥的残部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唐朝常常要求其出兵助战，充当自己对外扩张的马前卒。突厥铁骑是精锐之师，战斗力比唐军更高，只是因为人数较少，各部族间又缺乏凝聚力，相互牵制，才不得不奉唐号令，履行藩属国从征的义务。
　　对于唐朝而言，裹挟大量异族士兵加入自己的阵营，与汉军混编做战，在短期内可以说获得了颇佳的效果。在李世民推行府兵制之后，唐军士兵便由一群农民组成，出征前才临时集结，士卒缺乏训练，彼此间毫无配合，因此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可在与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的部族军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双方的优势互补，唐军的数量优势和唐帝国在财政、物资上的充足，与部族军的精锐勇悍、擅于骑射、以及强大的远程奔袭能力相结合，联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唐朝对外的扩张也因而一度比较顺利。
　　凭恃着较强的国力、财力和数量众多的人口，大唐迫使羁縻区中的众部族奉自己为盟主，再以宗主国的身份号令诸部族从征，将这些异族部落紧紧绑在自己对外扩张的战车之上。对于与唐合作，奉唐为军事同盟盟主一事，诸部族的态度并不相同。一些较为弱小的部落要依附唐朝才能自保生存，只好唯命是从；一些部族虽能自保，但畏惧大唐，只得违心奉命；一些部族实力较强，但内部不和，一盘散沙，虽然士卒精锐，却相互制衡，亦不敢与唐朝相抗；更有一些部落，虽然实力甚强，但其首领或被唐廷以高官厚爵拉拢，不愿冒险造反，或者干脆就是大唐扶持起来的傀儡，仅凭自身威望不足以掌控权力，只好选择与唐朝合作；一些部落则因长期胡、汉共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民形成了融合，无法独善其身……总而言之，为了达到裹挟诸部的目的，唐廷往往软硬兼施，对强大者诱之以利，弱小者迫之以武，再辅以收买部族首领、以互市交换出兵等手段，驱策其为己所用。
　　在新、旧《唐书》中，常能看到周边藩属、邻国随唐从征的记载，比如薛延陀在639年时就曾主动提出要配合唐军征伐高昌。647年时，王玄策仅以匹马入吐蕃，便拉出一支吐蕃兵和尼泊尔兵攻入印度，大掠而还。在史书中，通常将这些现象解读为大唐国势强盛，周边诸国心怀敬畏，有些主动献媚讨好，有些则是不敢不从，被迫出兵助攻，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中原史官们自高自大的一面之词。大唐在号召诸国、诸部从征时，以自身武力威慑强迫只是次要手段，大部分部族也根本不会卖唐朝的账，军事同盟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还是因为双方具有共同的实际利益。
　　当对手实力较弱时，大唐以宗主国的身份纠集众藩属出兵，通过侵略战争进行领土扩张，并与诸藩属一道瓜分其国内的财帛和人丁，以赤裸裸的利益做为联接纽带，保障军事联盟的稳定性，其模式类似于原始人合作进行捕猎。对于这种能够捞取大量好处的机会，诸部族自然欣然从命，薛延陀主动请缨从征西域便是出于此心（李世民断然拒绝了夷男可汗的请战，也是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仅凭既有的力量，联军便足以攻取小小高昌，自然不愿意有人在西域分一杯羹，更担心薛延陀会通过此役而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西域，进而壮大）。而王玄策之所以能够从屡次痛击大唐的敌国吐蕃那里借到兵，也不是因为什么吐蕃人要讨好唐朝，真实原因其实是吐蕃人也希望趁机攻掠印度，攫取人丁和财帛。最终蕃军和尼泊尔军掳夺了大批奴隶和财物回国，而进攻的主持者唐朝却只得到了印度人的憎恨，得失之间，其实颇为值得玩味。
　　既然大唐征发诸部的根本手段是以共同获取利益为饵，那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当面对不同的进攻对象时，诸部的意愿常常大有不同。在出征富饶且利于骑兵奔袭的西域（如高昌、龟兹，或是西突厥分裂后的某个部落）时，诸藩属往往积极响应，甚至主动求战；可当出征的对象是贫瘠却又较为顽强的对手时，很多部族就不愿前往。638年时，吐蕃在攻入唐境，烧杀掳掠一番后，安然撤兵回国，李世民却无力报复，反倒不得不送出文成公主，借和亲的手段来加以怀柔，举措十分软弱，其原因之一就是仅靠汉军无力进攻对方，而吐蕃贫瘠、强悍、地形易守难攻，诸部族军多不愿从征，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武装打击。高句丽的情况与吐蕃差不多，做战顽强又贫瘠少财，路途遥远且天寒地冻，因此诸部都不愿前往，对铁勒诸部的强行征发还引发了大反叛，迫使唐军在第二次远征高句丽的关键时候将北线军队撤回镇压，这也正是第二次征辽无功而返且损兵折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唐帝国在对辽东作战时，可倚赖的藩属就只有辽宁、吉林一带的靺鞨部族军了。
　　显而易见，大唐所采用的这种“借鸡生蛋”的军事合作模式并不稳定，存有极大的隐患。由于自身的战力不足，唐廷对部族军普遍缺乏威慑，无法自如控制，只能利用各部族间的矛盾加以挑拨分化，或诱之以利。然而以战斗力较弱却数量较多的军队，去控制少量异族精兵做战，出乱子只是时间问题，一时的对外胜利也只不过是稍瞬即逝的沙上楼阁、镜花水月。从本质上看，做为一群缺乏凝聚力的混合军队，在打顺风仗时，往往能在取胜后大肆劫掠的鼓舞下奋勇做战；但一遇到稍强的对手，战局陷入僵持甚至不利状态后，就会迅速土崩瓦解，争先逃窜。这是战争的规律，从古至今临时啸聚起来的流寇们莫不如此，以藩属军为主战力的唐朝联军自然也不能外。大唐从630至660三十年间趁着周边诸国内乱而大幅扩张，却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频频惨败，丧师失地，而且常常出现近乎全军覆没的惨况，这些其实早就因唐军的这种做战模式而注定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唐初期的军事扩张皆仰赖对藩属军的成功利用，但这也恰恰成为唐朝之后对外扩张的桎梏。唐帝国有了可依赖的对象，自然就不思进取，不肯再花力气去发展自身汉军的实力，等到众藩属看清大唐的外强中干，自身又羽翼渐丰之后，便拒绝再替大唐卖命，唐帝国在遇到强敌时自然就不能抵挡，这也正是唐朝对高句丽的几次倾国远征都铩羽而归，之后又败于小小新罗之手，从660年之后更饱受吐蕃欺压的原因所在。
　　更致命的是，当握刀的手缺乏力度以后，很容易就遭到反噬。大唐由威风凛凛四面扩张，突然变得狼狈万分四处挨打，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全靠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投机取巧；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府兵制的逐渐崩解，唐朝自身本就平庸的军事力量进一步下降，而诸藩属则渐渐坐大，此消彼长之下，诸藩属渐渐脱离了控制。手中的刀非但不肯再为己所用，反倒砍向了自身，大唐陷入窘迫处境自然半点也不足为奇了。







二、暴风雨的酝酿

　　尽管自身的军事实力平庸，但对于因内乱而被自己趁虚而入，纳入统治的这些部族，自高自大的唐朝君臣仍然将其视为被征服者，因此从上到下均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周边诸藩属欺压凌迫成习。由于异族士兵战斗力较强，又缺乏地位，往往被唐军主帅视为炮灰，在做战时充当前锋主力使用。突厥残部是大唐时常征发的藩属，往往被安排在伤亡最大的一线做战，这本就令其深感不忿；在数次大规模征伐高句丽时，遥远的路途、难以适应的严寒气候、作战顽强的高句丽人，以及贫瘠少有收获的现状，都令诸部更加不愿从征。面对这种情况，骄横的唐廷非但没有怀柔收敛，反倒用强硬手段逼迫突厥各部遣兵助军，而且征发无度，令矛盾进一步加剧，激起了突厥百姓的广泛不满，一些部族甚至举族逃离，不肯再接受唐廷的统治。
　　由于大唐与周边各藩属的关系并不稳固，其宗藩地位全靠威逼利诱来维系，因此对于脱离的部族，必须冷酷地残忍屠灭，杀鸡儆猴，否则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坍塌，这也正是铁勒各部在661年十月独立之后，唐廷授意薛仁贵在草原上搞大屠杀，“杀降九十余万”（《唐会要》卷91），手段极度血腥残暴的原因所在。当然，唐朝的态度也是因对象而定。如果脱离的部族足够强大，唐廷往往束手无策，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但对于那些弱小的部族，唐廷则当成难得的反面教材，狠狠处置以儆效尤。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641年“突厥思结部居五台者叛走，州兵追之；会世勣军还，夹击，悉诛之。”在这些被屠者中，思结部的青壮战士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则是老幼妇孺，却被唐军一体诛灭，由此便能清楚看出，唐廷对欲脱离控制的降部是何等残酷冷血。而从即使冒着被族诛的生命危险，仍然时有部落举族叛逃亦能看出，众降部对遭受唐廷苛待的现状是何等不满。
　　在《阙特勤碑》上，刻有大段的文字，详述了突厥人的灭国之痛：“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可汗的利益，他们征服了许多国家……我们曾是一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哪里？我们是在为谁的利益征服这些地方……我们曾是一个拥有自己可汗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可汗在哪里？我们现在在为哪个可汗效劳？”又痛诉道：“汉人根本没有考虑突厥人曾为之效力甚多，却说道：‘我们将杀死突厥人，令其绝种……’”
　　　　而后来的毗伽可汗亦毫不掩饰地提醒突厥子民要警惕唐人的险恶用心：“由于伯克及普通民众互相不睦，以及汉人的诡谲奸诈，由于他们狡猾地制造了弟兄们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伯克和大众的相互纷争，突厥人遂使他们先前建立的国家走向毁灭。”“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若有人犯了错误，汉人决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如果你们前赴这些地方，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地区，从此派遣队商，你们便将无忧无虑。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便能主宰着诸部，永远生活下去！”
　　在《柴达木突厥碑文》上，亦突出刻载了突厥人的心声：“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承用唐官之唐名，遂服从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出力也……”话语中蕴藏着浓郁的不满和不甘之情。如上面这些控诉般的文字，正是唐朝与突厥人关系的真实描述，也清楚表达了各属部对大唐这个宗主国的观感和态度，可以说对某些历史骗子宣称的诸如“突厥人心甘情愿接受圣天子的统治，双方关系融洽”般的谬论做出了尖锐的嘲讽。
　　事实上，漠北诸部从降唐伊始便心怀怨怼，只不过在东突厥、薛延陀相继亡于内乱之后，各部变成一盘散沙，且彼此制衡，单独与唐朝反目风险太高，因此才始终隐忍不发，暂且承认唐朝的宗主国地位。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大唐国势日衰，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幅下降，对周边各藩属越来越无力控制，这便给诸部脱离唐朝控制埋下了伏笔。
　　662年，龟兹在吐蕃人的扶助下脱离了唐朝的羁縻统治，唐廷令勇将苏海政统军前往镇压，可结果却令大唐颜面扫地。当年大唐趁着西突厥汗国内乱分崩将其灭国后，扶立了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二人，令其分别统领归附的西突厥各降部，管辖昆陵、濛池两个羁縻都护府，受安西大都护府直辖。此次苏海政攻打龟兹时，要求步真和弥射二人率所部从征，可却又在途中冤杀了弥射，一时间群情激愤，大唐的政治威信剧降，西域各国、各部尽皆离心。据《册府元龟》卷449记载：“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弥射）为冤，各有离心。”弥射部将阿史那都支率众立反，自封为西突厥可汗，并“收其余众，附于吐蕃”（《资治通鉴》卷201），大唐的昆陵都护府自此废置。662年十二月，阿史那都支出兵为弥射复仇，攻陷大唐的庭州，杀刺史来济。667年，被唐廷以高官厚禄笼络住的阿史那步真死去，其部下李遮訇马上顺应所部人心，叛离唐朝，和阿史那都支一样依附了吐蕃，濛池都护府自此亦废。
　　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之所以背离大唐，自是因为唐朝薄待藩属，失了人心；可其之所以敢于背离大唐，则是与唐军的孱弱分不开地。662年苏海政出兵收复龟兹时，遇吐蕃军竟不敢交手，反倒拿军饷去贿赂对方，以换取其放自己一条生路，表现之无能、无耻，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周边各藩属无不侧目，自此均知吐蕃才是更值得投效的宗主国。
　　苏海政贿敌逃遁，与吐蕃签订城下之盟，后果十分严重，西域诸部自此纷纷叛离唐朝，四镇大半易手，吐蕃则气焰大张，更加不将大唐放在眼中。等到唐朝控制西突厥降部的两大支柱倒戈后，唐朝更是节节败退，从此便在西域地区陷于衰落。大势所趋之下，很快地处要冲的吐谷浑也易帜投蕃。为了挽回颓势，唐廷抽调了十余万精兵，于670年发动反击，与吐蕃战于青海大非川，结果唐军全军覆没，此后在西域更是陷入全面败退之势。
　　在大非川会战中，阿史那道真担任副帅，在战后和主帅薛仁贵一起被免官罢职。阿史那道真是处罗可汗之孙，身份尊贵，在突厥人中威望极高，又是以藩属的身份率本部前往助战，地位相对超然，却被不留情面地“械送京师”，并且“免死除名”，这本就已令东突厥各降部深感不满，而等到众人发现，本应承担战败主要责任的主帅薛仁贵在解职仅几个月后，就被重新起用，再次成为方面主帅，征战辽东，贬黜之举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而本来只应承担次要责任的阿史那道真却一直在坐冷板凳后，便觉更加愤怒离心。
　　675年，唐军在东线惨败于小小新罗之手，丢失了百济全境和大同江以南的地区，此后便被迫放弃了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化作本土的野望。678年，继670年丧师十余万之后，唐帝国精心调集的十八万大军在西线再一次惨败于吐蕃之手，相继而来的三场惨败令大唐总计丧师达二三十万，民夫数倍于此，一时间实力大损。更严重的后果是，接踵而至的惨败令大唐充分暴露出了自己的外强中干，完全丧失了震慑四方的威信，帝国北部那些早就对唐朝心怀不满的突厥部众对其也再无敬畏之意，个个异心萌动。一些突厥贵族见民心可用，唐朝又衰朽不堪，遂滋生了复兴突厥汗国的念头，开始积极酝酿一场推翻大唐羁縻统治的武装暴动。







三、三次大起义

　　679年六月，“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资治通鉴》卷202，下同），这一历史事件拉开了突厥人大规模反唐起义的序幕。见有人带头起事，众突厥部落顿时热切响应，纷纷弃唐而去，大唐北线的局势骤然恶化。679年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唐廷闻讯大惊，急遣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统重兵前往镇压，结果“突厥夜袭其营，嗣业狼狈拔营走，众遂大乱，为虏所败，死者不可胜数”。由于此役败得极惨，主帅萧嗣业在逃回后被流放桂州。在击败唐军之后，暴动的突厥牧民大掠定州和营州，唐廷赶忙又紧急抽调了“三十馀万”大军，由名将裴行俭统领，前往漠北镇压。680年三月，裴行俭大破叛军一部于黑山，导致该部叛军发生了内讧，首领泥熟匐可汗为部下所杀，余众退守狼山。另一支叛军见唐兵势大，便退却避其锋芒，起义的火头至此被基本扑灭。
　　681年正月，裴行俭撤军归国，蛰伏的突厥人旋即便拥立了威望更高的阿史那伏念（颉利可汗之族侄），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漠北的局势迅速再次恶化，以致于唐廷连正在进行的封禅大典都被迫停止，急急抽调了数路大军往援（“以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将兵讨之。”）
　　在起事之后，突厥人率先围攻云州，结果被守军击退。之后伏念又与阿史德温傅联兵进攻原、庆等州（宁夏一带），大肆骚扰破坏。就在此时，唐廷调集的讨伐军抵达战场，据《册府元龟》卷443记载：“裴行俭顿兵於代州之陉口，纵反间说，伏念与温傅渐相猜贰，遣别帅击伏念，败之。伏念既退，遂与怀舜等相遇於横水。怀舜及裨将李文陈、刘敬同、窦义昭凡四军合为方阵，且行且战。经一日，贼因便风先击敬同之营，营中溃乱，怀舜、义昭遂弃其军，轻骑奔。*州兵士随而大奔，为贼所乘，死者不可胜数，皆南首而仆。怀舜与敬同复收散卒，敛财帛与伏念和，杀牛而盟，乃领其馀众以归，伏念遂北遁。”
　　根据上面的记载，我们能够基本看清这场战事的过程。突厥叛部分为伏念和温傅两支势力，由于裴行俭成功将其离间，致使两支势力相互猜忌防范，为裴行俭所部唐军所乘，击败了伏念部。伏念在撤退途中，唐军副帅曹怀舜正统大军南返，结果被伏念击溃，曹怀舜等将帅弃军而逃，麾下将士也争先恐后逃窜，突厥人自后掩杀，唐军死伤无算。曹怀舜之后又聚敛起一些残兵，但众兵将在战败前尚无斗志，大败之后自然更是心寒胆丧，无半分作战勇气，只好学习自己的前辈苏海政，倾军资贿赂突厥人，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在《资治通鉴》卷202中，记载与上面相似：“怀舜等弃军走，军遂大败，死者不可胜数。怀舜等收散卒，敛金帛以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乃得还。”由伏念部能够轻易大破曹怀舜部唐军不难看出，裴行俭部之前虽然将其击退，但突厥人的损失应该不大，多半是因为伏念与温傅失和，无心恋战，因此略一接触便脱离了战场。
　　唐军与突厥军的第一场冲突发生在三月，唐军的损失虽然远高于对方，却成功离间了两支突厥势力。到了闰七月，双方展开第二轮交锋，这次唐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伏念留妻子辎重于金牙山，以轻骑袭曹怀舜。行俭遣裨将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务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与曹怀舜等约和而还，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辎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细沙，行俭又使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将单于府兵追蹑之。伏念请执温傅以自效，然尚犹豫，又自恃道远，唐兵必不能至，不复设备。敬同等军到，伏念狼狈，不能整其众，遂执温傅，从间道诣行俭降。”
　　由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伏念此次兵败，原因有三。一是与阿史德温傅失和，非但不能互助，反倒相互掣肘。二是贸然轻出，以轻骑突袭曹怀舜部，这个冒失的军事行动是导致其最终败亡的主要原因。由于行动泄密，老巢遭到攻击，因此主力在接触曹怀舜部后无心恋战，赶快与其约和，回救金牙山，但回去后老巢已失，出外偷袭的突厥精锐来回兼程疾行，此时势必已困顿不堪；而且作为突袭的“轻骑”，定然少携补给和粮秣，此时多半已经粮、水匮乏；加上家眷被俘、辎重被抄，定然军心大乱；又“士卒多疾疫”，自然不敢与唐军交兵，北撤至保细沙。由于唐军的机动能力远不及突厥人，只能任由这支斗志低落的疲兵离去。但此时伏念又犯了第三个错误，认为跑得已经很远，唐军估计不会追来，结果没有防备，在追兵突袭下狼狈不堪。见情势不利，伏念只好丢卒保车，擒阿史德温傅，向裴行俭请降。
　　在伏念败降的整个过程中，并未与唐军进行过正面对决，完全是因为自己不断失误犯错，这才越来越陷入被动，而其最终也是主动投降，因此用裴行俭迫降伏念一事来证明唐军的战斗力很强，远在突厥叛军之上云云，无疑是十分武断地。从突厥人大破曹怀舜部唐军就能看出，唐朝将士在突厥兵面前并无质量上的优势，甚至还处于下风。而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当伏念率众来降时，“候骑告以尘埃涨天而至，将士皆震恐”，显见唐军对处境已十分窘迫的突厥军仍然非常忌惮，由此亦能看出唐军的战斗力有限，在突厥铁骑面前自信不足。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此次平叛并非正面对决取胜，也并非靠着军队战斗力方面的优势堂堂皇皇地击败对手，因此突厥人输得并不服气，对取胜的大唐也并未产生畏惧之心，这也为其第三次武装起事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直至伏念投降时，突厥叛军的实力其实都并未大损，只是陷入混乱、补给不继、人心惶惶的困境而已，这也正是唐军见到突厥军突至后震恐不安的原因所在，亦能辅证唐军此前并未消灭过对方的有生力量。伏念之所以肯投降，除了情势不利之外，自己和麾下将卒的家眷尽皆落入唐军之手亦是重要原因之一，毕竟想要得回家眷，唯有向唐重新称藩，否则就算卷土重来，击败唐军，家眷也必然无幸。当然，伏念肯入营请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裴行俭许诺保其不死，他也认为大唐泱泱大国，又是旧日的宗主国，试图重新对漠北进行宗藩统治，必会顾及信誉，决不会食言加害自己。然而伏念这回却彻底料错了，唐朝从李世民开始，轻诺寡信就是家常便饭，之前毁诺不计其数，又岂能轻易相信？最终高宗不顾裴行俭力谏，断然将伏念斩杀，其无信无义的举措令周边各藩属尽皆侧目。裴行俭激愤而呼：“但恐杀降，无复来者”，从此托病不出，唐帝国继李勣和李靖之后最优秀的统帅自此再不肯为国家效力。
　　虽然唐廷两度成功镇压了突厥人的起义，但却无法消除突厥人的不满情绪。此时的大部分部落本就已对唐朝离心，而唐廷对降者不予宽容，反倒不守信义杀害伏念的可鄙行为更令其心中恨怨，也为下一次起义的爆发埋下了祸根。仅仅过了一年，突厥人便第三次发起武装暴动，这一次唐朝再也压制不住，起义彻底摧毁了唐朝在漠南的羁縻统治，后东突厥汗国最终横空出世。







四、痛打大唐

　　在伏念属部被镇压的第二年，第三场反唐起义接踵爆发。阿史那骨咄录引十七人起事，迅速扩张到七百人，并在682当年就聚众达五千余人，“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资治通鉴》卷203），并自立为汗，之后势力日增，后东突厥时代自此拉开帷幕。
　　骨咄录首先粉碎了唐朝的军事围剿，这一军事胜利直接导致了漠南单于大都护府的废置，漠北的安北都护府也动荡不安。为了迅速扩张势力，骨咄录又兵分两路，北路军攻打大唐的羽翼铁勒九姓，以扩张地盘为主要目标；南路军则以阿史德元珍为帅，统军南下，重在劫掠大唐的财物和人口。
　　阿史德元珍首先击败了唐将张虔勗统率的讨伐军，十月便反攻至唐境，“寇单于府北鄙”（《新唐书》卷215），继而攻破边塞重镇定襄，然后又转向攻打岚州，“杀岚州刺史王德茂”（《新唐书》卷228），之后又“攻并州”（《太平寰宇记》卷49），大唐北线的局势至此已十分危急。
　　在裴行俭罢工之后，大唐已然无人可用，只好又起用之前因屡战屡败而被流放，后遇大赦放归，正赋闲于家的名将薛仁贵领军迎敌（薛帅先于670年在大非川丧师十余万，自身又做了俘虏，与吐蕃人和议放弃青海之后被放归。之后老薛又在百济接连惨败，丧师失地，令大唐最终丢失了百济全境，因而遭到贬黜），这才将阿史德元珍击败。史官们为了吹捧传主，在《旧唐书-薛仁贵传》中夸大了此役的战果，说什么“斩首万余级，俘生口两万余人，驼马牛羊三万余头”，描述出一幕辉煌胜利的景象，其实这不过是可笑的夸大其词而已，稍通唐史者都能看出其中的破绽。突厥史专家薛宗正先生便曾考证道：“但唐朝方面的损失显然远胜于突厥，薛仁贵的战功似乎也被夸大了，因为阿史德元珍所统精骑至多不会超过三千，何谈‘斩首万余级’？至于所获牛羊杂畜，恐怕也是突厥劫自唐境，不过弃之而归而已。”
　　据《新唐书-突厥上》记载，尽管骨咄录多方招聚，但其麾下仅仅只有五千人（“又治黑沙城，有众五千”）。之后骨咄录急于壮大自身，马上就兵分两路向南北分别出击，除防守老巢要留下一部分兵力之外，北路军也要分走大量兵马，南下攻唐的阿史德元珍部能有两三千人就不错了，又怎么可能被歼灭三万人？显而易见，《旧唐书-薛仁贵传》的撰者是在扯谎，所谓的“俘生口两万余人”，估计只是一些被突厥人掳掠的唐朝百姓，根本不可能是突厥士兵。突厥铁骑来去如风，就算战败，也不会被歼灭多少，薛仁贵能消灭一千人就算顶了天了，要是真将这两三千南路军全都歼灭，那初兴的后东突厥离亡国也就不远了，然而后东突厥之后的国势却堪称蒸蒸日上。综上可知，所谓的“斩首万余级”，不是撰史者胡扯，就是薛仁贵在杀良冒功。
　　薛仁贵虽然击退了阿史德元珍部，却并未伤及骨咄录的根本，如今一些人意淫的诸如“战神薛仁贵复出，令突厥人心惊胆寒”之类说法，其实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仅仅在几个月之后，突厥人便再次对唐朝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这足以看出其实力并未大损，也对唐朝毫无畏惧之心。“（683年）二月，突厥寇定州、妫州之境”（《旧唐书》卷5），攻陷后者。三月时又“围单于都护府”（《新唐书》卷228），并且很快破城，司马张行师“死之”（《新唐书》卷5），单于大都护府覆灭。据《资治通鉴》卷203记载：“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此役的战况，但从单于大都护府最终覆灭，以及夏州都督在此战之后变为王方翼可知，这两支唐军必然是败北了，李崇义很可能已然战死。五月，“突厥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旧唐书》卷5），局势至此对唐朝更为不利。丰州都督崔知辩出兵救援蔚州，与突厥人交战，大败，“反为贼所杀”（《旧唐书》卷204，《资治通鉴》中记为“兵败，为虏所擒”）。崔知辩是久戍西疆，令吐蕃军颇为忌惮的宿将，他的败亡令唐军上下尽皆胆寒。后东突厥连败唐朝三都督，大唐举国震恐，慌乱的唐廷立时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要彻底放弃重要边郡丰州，足见其方寸已乱，对击败突厥人亦严重缺乏信心。
　　685年末，突厥兵杀入朔、代等州，大将淳于处平、蒲英节率军救援，行至忻州时，双方交兵，唐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通典》卷198）。686年二月，这支突厥兵被降唐的百济人黑齿常之率军击退。突厥军随即又攻朔州，黑齿常之于七月大破其于黄花堆，余部败走碛北。中郎将爨宝璧引一万三千精兵追击，出塞二十里（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讹称深入两千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后，两军交锋，结果唐军大败，“全军尽没，（宝璧）单骑遁归”（《册府元龟》卷443，上同），回来后被斩首。
　　在数年之间，唐军接连败于后突厥之手，丧师甚众，百姓、牲畜、财物被掳走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短短几年中，唐军越打越弱，后突厥则越来越强，大唐先是被迫从进攻转为防御，后来更是连防都防不住，主场作战仍然接连败北，形式日趋不利，最终沦落到完全无力保护自家百姓的可怜地步。由此也不难看出，此时后东突厥的国力已经有所恢复，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虽然还远远不及东突厥内乱之前强盛，但已经对孱弱的唐帝国形成了绝对的军事上风。由于唐军的战斗力十分低下，面对突厥人频繁的入侵根本束手无策，幸好此时后东突厥的军事重心开始转向，这才放过了弱小的唐朝。
　　后东突厥之前频频攻打大唐，一方面是为了示威，向周边各国证明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的藩属地位，甚至已经反奴为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劫掠财物和人丁，以壮大自身。在之前大掠唐朝的数年中，后东突厥汗国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奴隶和财物，其当务之急也从掠夺物资变为了扩大部众和疆土。做为逐水草而居的民族，突厥人对于非牧场的领土兴趣不大，也缺乏在非草场地区施行行政管理的能力，因此在大幅南扩，尽夺大唐剩余的牧场之后，便对继续南进，夺占农耕土地失去了兴趣，这也是孱弱的唐朝能够不继续大量失土的真正原因。除了牧场之外，突厥人最为关注的便是扩大部众，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从降服与自己同根同源的草原部落着手。正因如此，后东突厥汗廷制订了“南扰、北抚、西扩”的基本国策，首先在漠北进行扩张，分化拉拢铁勒九姓，之后便全力大举西进，侵吞了大量之前降附唐朝的西突厥各部，其最终目标则是将东、西突厥的残部全都归于旗下，成为整个北亚的霸主，复兴当年分裂前的突厥汗国的荣光。
　　纵观唐史，在687至700年间，基本上看不到突厥兵南侵之事（见注1），其原因就是后东突厥从687年开始转变了战略目标，停止了频繁的南下攻唐，大唐的北疆自此得以不再大受攻掠。突厥人暂时与唐朝达成和平默契，是为了让自己的南侧成为稳定的后方，从而抽调更多的力量参与北进和西进。软弱的唐廷为了苟安一时，不惜与对方媾和，饮鸩止渴，谋求北境短暂的和平。这种愚行不仅是在放任敌人坐大，为自己之后遭到更凄惨的痛打埋下祸根；更是以牺牲自己在其它方向上的利益，坐视漠北和西域之地不断沦丧为代价来换取北线短暂的和平，实可谓鼠目寸光，愚不可及。

　　注1：698年契丹叛反唐朝，给后东突厥提供了获取松漠地区人心的机会，最终突厥人夺占了整个松漠地区，大部分契丹部族心甘情愿地归于后突厥旗下。在此过程中，后突厥曾趁势派遣少量兵力南下，将唐朝北部洗掠了一番，不过这只是顺手而为，突厥人将战略重心放在西域的宏观国策始终并未改变。








五、后东突厥的扩张

　　后东突厥在停止攻掠大唐之后，率先将军事重心放在了北扩之上，并取得了显赫的胜利。到了690年时，贝加尔湖一带的突厥各部已经纷纷背离大唐，投入了骨咄禄旗下，这标志着唐帝国在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一带的羁縻统治已然彻底终结，当年趁东突厥和薛延陀内乱而夺占的疆土至此已吐出大半，领土总面积比682年时折损了将近四分之一，损失可谓极其惨重。
　　691年，骨咄禄病死，其弟默啜继任。默啜其人雄才大略，励精图治之下，后东突厥变得更加强大，很快便击败强国回纥，继而又臣服了铁勒九姓。铁勒九姓原是大唐属国，但662年时，薛仁贵曾经冷血屠杀数十万铁勒平民和十三万降卒，共“杀降九十余万”（《唐会要》卷61），其残暴行径令剩余的铁勒人对大唐尽皆心怀怨恨，虽然在唐军的刀锋下不得不暂且委曲求全，继续称藩，但心底芥蒂已深。681年，铁勒九姓遭遇了大旱灾，饿殍满地，大量百姓被迫弃家逃亡，据《全唐文》卷209记载：“携幼扶老，已过数万，然而疮痍羸惫，皆无人色，饥饿道死，颇亦相继。先九姓中遭大旱，经今三年矣，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七八……不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以活喉命……又耆老云：‘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
　　面对藩属国百姓的如此惨况，大唐这个宗主国却无动于衷，根本不管其死活。牧民们心中的不满再也无法遏止，同罗、仆固等部遂响应刚起事的突厥人号召，共反大唐。回纥部贵族被唐军上次的大屠杀杀怕了，不愿脱离唐朝，双方遂展开内讧，唐军和西突厥降部随即联兵援助回纥，三方合力击败了起事的铁勒人。由于来援的联军军纪败坏，在战区内四处掳掠烧杀，竟然连效忠于大唐的回纥部百姓也惨遭其荼毒，这导致在战事结束之时，连回纥诸部也开始对大唐强烈不满。回纥各部是安北都护府的核心力量，也是漠北地区尚肯投效大唐的不多的几个部族之一，唐帝国却不加笼络，反倒随意轻慢，态度骄横而又不够理智。随着人心的彻底丢失，唐朝在漠北、漠南地区的残余统治进一步瓦解，几年之后，连回纥部在内的铁勒九姓整体倒戈，集体投靠了后东突厥汗国，这与大唐之前频频失当的举措实是大有关联。
　　在臣服铁勒九姓之后，默啜在695年之前便已一统大漠南北，后东突厥国势大盛，默啜随即又将目光投向了北部的剑水流域。为了抽出南线与唐军对峙的兵力，默啜于695年遣使请降，甘愿在口头上向唐称藩。唐廷素来畏惧后突厥，闻讯自然大喜，赶忙授其高官显爵，这不啻于是在明面上承认了突厥人的复国，并表示对之前入侵大唐之举不予追究。虽然唐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差，对外做战频频败北，但之前尚未彻底放弃自己宗主国的威严，对于脱离控制的羁縻部落，也一向态度强硬地铁血讨伐，绝不姑息。如果能够击败对方，则一向冷酷处置，杀一儆百；就算力不能敌，也会嘴硬强撑，决不会公然作出妥协。然而此次唐廷却在明面上对突厥人的叛乱听之任之，这等于是向全天下承认了自己的有心无力，标志着大唐在被新罗、吐蕃、突厥连番痛打之后，信心已然丧失大半，宗主国的骄傲也荡然无存，因此强硬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不自觉地显露出了软弱姿态。周边众藩属在看清这一点后，对大唐这个宗主国自然更加轻慢，经此一事，唐帝国本就所余无多的威望更是直跌到了谷底。
　　一些阿Q对695年后突厥请和一事奉若至宝，当成难得的唐朝对后突厥占到上风的光辉事迹，因此刻意歪曲遮掩此事的本质，试图误导世人，让他们认为唐朝强大无比，以兵威迫使突厥低头投降……所为浅薄之至。事实上，默啜此次请降不过是虚与委蛇之举，实则根本不将虚弱的唐朝放在眼中，这从后突厥在695年前、后均多次痛打大唐便能清楚看出。
　　在与唐朝谈和，将南线的军队抽调到剑水战场之后，突厥人的力量大增，很快就打破了战局的平衡，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压服了剑水诸番，后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再次大张，国力蒸蒸日上，已然重现了其先祖木杆可汗时的盛况。

河洛小医侠

有一种说法，唐朝亡于某种程度上的开放融合态度，但是我不理解，这种说法太过概括化。

不容青史俱成灰

河洛小医侠 发表于 2013-11-3 17:11
有一种说法，唐朝亡于某种程度上的开放融合态度，但是我不理解，这种说法太过概括化。

说白了，就是自身力量不足，采用倚靠周边胡族的国策。但胡族肯听命，是因为刚内乱后虚弱，不得不为，又岂会真正归心？

如今一些人盛赞什么大唐开放、开明，无分华夷，却不明白付出的代价是放任胡族坐大，最终反客为主。

安禄山率胡兵反叛后，唐朝自身的军队不堪一击，60万被5万击败，这都是手控制不住刀的表现。

唐朝的开放给了周边诸胡坐大的空间，又未能彻底实现融合，最终被反攻倒算亡国。

本文所载的突厥人反唐就是鲜活的例子。

河洛小医侠

不容青史俱成灰 发表于 2013-11-13 09:37
说白了，就是自身力量不足，采用倚靠周边胡族的国策。但胡族肯听命，是因为刚内乱后虚弱，不得不为，又岂 ...

您这样一解释，我就明白多了，谢谢您~

炼狱火海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匕首，不留一个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