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4-2-28 22:02 编辑
一
我决不相信世界上某一种或某一人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就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以史著，或以小说，或以杂谈，都可以的。
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好的。无奈这种坚持，往往走到偏执。似乎某人已经掌握了全宇宙的绝对真理，可以排斥、压倒一切不同意见。
各人意见不同，是正常的。对某一人某一事，只允许表达一种意见，才是变态。
专制思想，在草民阶层，居然更是根深蒂固。
面对不同观点，可作商榷，亦可痛驳。至若造作谣言，以攻击持不同意见者，毋乃太无力，太无耻，太无聊？！
难以想像，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自信，才会出此下策想到要靠谎言来撑持？
于是，金庸的祖上，经某些朋友引荐，终于在今天光荣地入了“旗籍”，成了“包衣”。
证据呢？“应该”，“可能”，“也许”，一堆臆测之辞，提供不出哪怕一点正史或野史的记录。
曹雪芹的“包衣”身份，无损于《红楼梦》的价值；某人如确是“包衣”后裔，也不代表他对历史的看法必然错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靠臆测之辞指称他人祖先的身份，很龌龊；以诬指他人祖先的手段来否定他人的历史观点，够下作。
祖先是否“包衣”与此人的观点正确与否没关系，可是，一旦造起谣言，这人的人格先已站不住了，他其它论点，有理也变无理。
一个人，对清代的治绩有所肯定，他，或他的祖先，就是“包衣”？
如此“包衣”，何其多也！
我发现，“包衣”的后人，集聚在了史学界。
金克木先生指出：“陈寅恪在论李唐氏族时曾说：‘盖以塞外新鲜之血液注入中原孱弱之躯’，以此解说唐代之盛，实际也影射清朝前期之盛。”
金庸在北大，说：“在中国的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金庸散文集》238页）
吕思勉先生则认为：
“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与金庸，在对康熙的评价上，高度一致。
余英时先生经常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是《明月》的资深作者。1974年，《明报月刊》“百期纪念”，余先生回答《明报》记者提问，其中谈到：
“如果我们肯撇开民族的偏见，撇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撇开汉族自大的观念，然后整理历史，我们可以发觉清代的皇帝不一定比明代差……康熙有他的长处，在中国历史上是 一个少见的好皇帝……明太祖没有康熙好。明太祖本身当然有功有过，可是从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来说，就比不上康熙……（满清政权）并不见得比汉人政权更专制。”（余英时《从中国传统看学术自由的问题》）
在对康熙的评价上，余英时与金庸二人的观点也很接近。
再如刚过世的唐德刚先生，说得更为斩截：
“从中国传统史学 （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的一个朝代。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殷海光先生也讲过：“中国在清朝统治之下，文治武功之盛，几乎可以比得上汉唐。”（《中国文化的展望》）
李劼先生直陈：“康乾盛世，其景象几近盛唐。”
陈寅恪、余英时、唐德刚、殷海光、李劼诸大师所说，一定正确？
当然不是！
问题是，您的观点，就绝对正确而完全不容置疑？谁人观点与您不同，他祖上就只能去做“包衣”？
二
历史没有真相，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当年满清入关时的斑斑血迹，种种事实，不应因后来的转变以及现世的需要加以淡化，扭曲，篡改（金庸前段时间随官府起舞，参加歌颂施琅的大合唱，就很失格）。
但是，我绝不希望今日的汉满蒙藏彼此间再有仇恨。再大的冤仇，几百年下来，也不必对仇人的后人那么强烈的恨意。
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可延续。
今天各族间只能是兄弟，否则，在今日世界的情势下，必然分离。甚至欲求和平分离也不可得。
“每天我被打10耳光，他，只挨了5下，甚至哪一天没挨打，我恨死他了。”——这种心态，未必要得。所有屁民，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三
非洲裔美国人当选总统，算是进步。一旦美国从华府到各州，一半以上的高阶职位只可以由黑人出任，性质就变了。
由一个小部族，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当然悖情逆理。然而，中国历史已经这样走过来了，我们只好面对。
说白了，明清之际，顺服异族统治的，是我的祖先，您的祖先，我们大家的“历史共业”。
张三无故遭李四殴打，在旁观者王二看来，自然是张三无辜而李四全错。然而，假如你就是那个被打的张三，就不必自觉无辜、一味抱怨了。也不想想：你块头那么大，李四怎么就敢揍你？怎么就能揍你？怎么就揍得你俯首帖耳那么多年？
如今，李四衰弱了，阁下这才来了劲头，骂骂咧咧，喊打喊杀，算什么本事？
汉人亡国主要责任不在满人，在汉人。是自己没出息，才被征服。
那么多人被那么少人征服，这个民族、这个“我大明”没有毛病吗？我们不都是亡国奴的后代吗？不需要反省自己吗？
伟大人物与伟大民族，都是尽量多找自己缺点而少夸耀自己所长。自己一点问题没有，所有的不堪都是别人造成的，这是三岁小儿的心态。
被异族统治，不合理。但不承认异族的治绩，更是极度自卑的表现。东北、台湾被倭族占领，应该反对，但是，近世的东北与台湾，在日治之下，发展比国统区要好，比苏区，更强太多。这，也是事实。
看到、承认敌人的长处，有一份痛彻的觉悟，才能“知耻后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历史的耻辱不再重现于今日、后世。
一味地埋怨、卸责于别族，只足以证明汉民族越发地没有出息。
清朝200年的治绩，不容我们视而不见。未必一定要说好，一律只允许说坏话，是否过于霸道？
更可笑的是，为了贬抑清朝，刻意抬高明室。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汉民族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亲娘的拳头，未必比后妈的拳头来得好受。甚至，亲娘虐待子女，更见其无人性。明朝的种种不堪，实不宜仅因其汉族政权性质而加以讳饰。
看到今人口中与笔下“我大明”三字，就想起《法门寺》中我大明的大太监刘瑾那两句定场诗：“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一样的声口，回声悠远，回味悠长。
找替罪羊，把文明衰落的一切责任全推到满族人头上，于是我们每个人皆一身轻松，合适吗？好玩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12年算起，汉人治理这个国家，过百年了。我们已经学习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而国家仍未臻于富强，公民社会杳如黄鹤，“德先生”被搁置神龛尽着他打鼾，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迄未生根……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经济历史学”方面，目前为止，他是最权威的）计算，清朝末年的187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GDP总量的17.2%，清亡不久时的1913年是8.9%。1998年以后，终于上升到了11.5％，仍不及清末1870年所占份额。
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仍口口声声，宣称：明代之后若仍由汉人掌权，中国即可从容应付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免除近代的一切屈辱。
我们怎么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怎么好意思？
四
不与他人他家他国作比较，则世上根本不存在“贫”与“富”的问题。
来在今日中国，瑞士人会看到“普遍的贫困”，缅甸人会看到“惊人的富裕”。
同一个中国，究竟穷耶？富耶？
有朋友对比明代欧洲人在中国看到的相对富裕与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看到的“普遍的贫困”，得出“清不如明”的结论。
可以这样比吗？
当然可以！——如果我们很能确定这二百年内的欧洲，一直停滞不前。
这二百年，欧洲停滞不前？如果不是,则这位朋友就难免于刻舟求剑的嫌疑了。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英国正在发生的创造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的运动，叫做工业革命。
1793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看到了“普遍的贫困”，20世纪70年代末，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看到了“普遍的富裕”：
到英国后，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即约占英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都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王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400元，周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
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
英国正在发生而我们置身局外（“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封锁吗？封锁吧，封锁上十年八年，中国什么都有了！”）的运动，就是新科技革命。
安格斯•麦迪森计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从1950年到1980年一直徘徊在4.5%左右。能否由此得出结论：1978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远低于嘉庆（乾隆的儿子）年间？比一二百年前，我们更穷了？
同样道理，不能因为乾隆时代来华的英国人觉得中国“普遍贫困”就认定清代比明代更贫困。
五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遇到的，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强大的竞争者。
明代科技文化，还有部分领先于世界，因为我们的竞争者，正在成长，还未成年。
他的“成年礼”，是十八世纪（在中国，是清代）的工业革命。此后，中国在各领域全线溃退，“百事不如人”。
陈寅恪、余英时诸位史学大师对清代治绩的高度肯定，是拿清代与本国的各朝代对比，是“纵向比”；不是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比，那是“横向比”。
晚清时期，我们的经济总量仍然很高，质量与人均，则越来越瞠乎欧美列强之后。
六
人类发展，有无“客观规律”在？
无有也！
退一步，即使有所谓的“规律”，这“规律”，也应以中国为准，不当以欧洲为据。
中国是常态，欧洲是特例。
这五百年中国的发展或不发展，很正常啊，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正常，——除了欧洲。
明清中国，是“停滞的帝国”，其他各民族也都“停滞”。唯一的例外，仍是欧洲。
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衰落。明朝皇帝中如果没有那么多混蛋玩意儿，也改变不了（相对于欧洲文明的）衰落的整体趋势。
欧洲文明所包孕的“民主”与“科学”的因子，之前也没见有什么了不得的造就。这五百年，却猛然发力，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一日千里、万里、光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要想不落伍，必须彻底更换轨道。我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明清中国，没有闭关锁国，能否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这份自信，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死心塌地，向欧洲学习？
不能！
半心半意地学习，可以缩小差距，改变不了文明衰落的命运。
如果明代之后，仍由汉人管制，我们能否与欧洲并驾齐驱，甚至超车？如无与西方的接触，我们自己就能发明火车、电灯、电话、电脑……现今我们生活中的几乎一切？
还是不能！
世上如无欧洲民族的存在，千年将如长夜。我现在也只能在微弱的烛火下写字。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顾准先生：
“中国从不缺少商业，……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严格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允许有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
“要（1）土地改革；（2）彻底取消徭税当差的制度；（3）大开海禁，‘自由放任’；（4）清教徒式的 ‘节欲’与积累，亦即要有‘贫穷经济学’，才能真正有资本主义。没有这些条件，这些都成不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循环往复的农民起义。”
明代中国，哪有“资本主义萌芽”！
无论闭关与否，也无论执政者为汉为满，中、欧（英）必有一战，战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我们大败亏输。
再退一步，即使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国赢了，朝野沉酣如故，自然更不肯全意去搞西方那一套。于是，第二次交手，我们吃亏更惨。
吃亏以后呢？
如果明清中国，不曾闭关锁国，吃亏之后，我们的心理调适，会容易许多，相信不会走那么多那么弯的路。
明代之后，如仍由汉人管制，中国一样会输，输了之后，表现或许会好些。满清作为一个部族政权，他必须要考虑“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问题，设身处地， 这么想也很正常，即使当年君主立宪成就了，我们也不可能长久拥戴一个异族君王的。这片土地上（汉满两族，难兄难弟）的诚信记录，啧啧……
如当年是一个汉民族政权，则保中国即是保大位，应该更能做到上下一心，转型可能更顺利。今日？不好说了。
七
我个人的见解，论“得位”之正，清不能与明比；论政权稳定之后的“治绩”，明不能与清比。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英国管制香港当然比由中国人治理其它地区更缺乏正当性，但英治香港的成绩确实又远非其它地区可比。
吕思勉、余英时、殷海光诸先生肯定的是清室“得位”之后的“治绩”，不是肯定它“得位”的过程，不是、不可能是在赞美“扬州十日”。
两个王朝的末世，一样糟糕。明朝末年，对内对外政策的种种失当，事实上为异族入主中原打开了大门；清末，因为把“保大清”置于“保中华”以上，令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过程横生波折，至今也未完成。期间，上亿的生灵，涂炭。
2014、2
附录 《好皇帝，坏皇帝》
傅国涌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但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如果《书剑》与《鹿鼎》写的是同一个皇帝，这一说法在逻辑上还勉强站得住，可惜不是。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千年后，人们看今日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各种制度，可能会觉得那么落后、那么荒谬，就像我们今日回望古代的帝制，既如此，后世的历史学家与小说家是否就应该把今日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的一切作为都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绝不可以做出正面的描写与评价呢？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金庸说中国古代“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这话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些年的历史教育，“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吴宓的记录，载于他的《日记》）受了这样的教育，傅国涌至今未能跳出，真是可惜。小说家写了一个皇帝，很坏，不代表他在“否定权力”；小说家又写了另一个皇帝，挺好，也不说明他“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可以不赞同《鹿鼎记》作者对康熙的认知（我觉得有些美化，虽然不算太严重），但是啊，为某位皇帝说了几句好话就大逆不道，这种“现代人”的自负更是可笑。古人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尽力所能做好的，总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事。我们有什么资格以“现代”标准苛责古人，要求他们拽着自己的头发，超越时代？
历史，曾经是中国人的宗教。少数——是比例上小，人数并不少——的官员和更少数的帝王，想着要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好事，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就算是虚荣心罢，这样的虚荣，总可以理解，也值得钦敬。当代，还能这样敬畏历史的政治人物，已经稀缺。吏治之清澄，也终于超越历朝历代，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政治，是人类社会无可避免之恶。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我们对古代政治人物的一切有益于民的善举，自然应给以正面评价，好就说好，坏才说坏。
对每一位帝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评价，可以说他好，可以说他坏；对所有的帝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作出完全一样的评判，说他们都好，或者说他们都坏，就走火入魔了。
高度评价某些历史人物，没什么不可以的，唯须守住一条底线：不可以把解决20、21世纪中国问题的希望主要寄托到圣君名臣以及他们代表的体制上面。
似乎，像傅先生以为金庸突破了这条底线，但我从《鹿鼎记》完全看不出来。《鹿鼎记》所呈现的康熙时代，贪腐问题极为突出，是康熙根本无力解决的。小说中的康熙，面对制度困境，也曾表现得那样无奈无助。《鹿鼎记》特意写到黄宗羲先生的大论，《原君》，借助此文，金庸正隐隐阐说君主专制终将走到尽头的道理。
1972年金庸完成《鹿鼎记》，3年后又写《袁崇焕评传》，是为补《碧血剑》之不足，同时，也可以视为对《鹿鼎记》的补充（明末清初的历史，是连贯的）。里面说得很是清楚明白：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
《袁崇焕评传》，这些话，傅先生不应该没看过啊。
说金庸对古代的明君清官褒扬太过是可以的，要说金庸把解决现代中国各种问题的希望仍寄托在明主清官而不是制度上，就近于厚诬了。如果这样的说法真正成立，金庸就是在肯定整个古代的体制，他就不会胡说甚么“政治上大多数时期是坏人当权”（《笑傲江湖•后记》）。
《鹿鼎记》中，金庸借康熙之口，说道：“《尚书》有云：‘皇天后土，改厥元子。’‘元子’就是皇帝，皇帝不好，上天会撵了他的。”这样的思想，再进一步，就是《袁崇焕评传》所说：“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康熙不可能有如此超前的思想，但《鹿鼎记》的作者写到这一情节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由上天撵走坏皇帝是靠不住的（参照同文那句“大家就只好碰运气”），只有建立制度，让人民决定统治者的升黜去留，才可能真正切实维护全民福祉。
《袁崇焕评传》，正是对《鹿鼎记》的补充。
金庸1981年写作的《韦小宝这小家伙》，把皇宫，康熙皇帝的皇宫，看成“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小家伙》中，金庸又说：
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 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 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 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金庸写《鹿鼎记》，何尝是要歌颂皇权与帝制，梦回那样的“社会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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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3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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