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到底因何而生？——解密“武则天架空唐高宗”这一谎言的由来

不容青史俱成灰

一、歪曲

　　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
　　大部分误以为高宗此时已沦为武则天傀儡的人，都是因为对上段话理解不当所致（当然，有些人是故意歪解，以混淆视听）。他们将上段话解读为：武则天势力日大，渐渐架空高宗，于是便跋扈起来，“专作威福”，不将高宗放在眼里，高宗想做什么都会被阻止，不堪忍受之下，遂决意铤而走险，废掉武则天。然而尚未发动，便被武则天的密探侦知，武曌先下手为强，当面逼宫，性情软弱的李治胆裂魂飞，又深知妻子的势力远胜于己，既然已有防备，便再无成功可能，遂罢废后之念。为了防止武后对自己下手，还出卖了上官仪，任由武曌冤杀之。经此一事，李治彻底被武则天整服了，武曌之后嚣张更甚，大权独揽，决断一切，李治只能“拱手”表示支持，完全沦为了政治玩偶。





二、背景

　　如上面这样的解读，充斥着大量的臆测和武断，很多甚至是在有意拼凑事实，根本不足取信，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还是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着手。自汉朝开始，儒教便统治了中国，潜势力极其庞大，而儒教奉行的主旨之一，便是“男尊女卑”。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女人想要掌权，必须要有一个男人做后台，若无高宗的支持，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压服群臣和各地将领。魏忠贤权倾朝野，但木匠一死，他就被彻底铲灭，足见像阉人、女人这种不具备法统者，仅凭自身是很难掌稳权力地。即使在废武之事发生的十九年后，高宗临死之前（其时武则天的势力和威望已经大大增强），仍然不放心，担心妻子无法压服众臣，因此专门留下遗诏为她撑腰，足见那时的武曌对朝局仍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十九年前自然更加没有。一些史盲说什么武后所行的“厌胜之术”，是为了咒高宗早死，就更是明显的胡扯。对于立足未稳的武则天来说，李治是他最大的依仗，她又怎么可能自残股肱呢？
　　对于高宗而言，武则天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虽然此时他已经利用武曌击败了关陇旧阀，真正掌控了权力，但体弱的他仍然需要一个利益代言人来主持日常国政（他自己只须决断大事，掌握人事大权即可）。对于李治而言，与其让权臣借机坐大，必须倚靠自己才能掌控权力的妻子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此外，李治知道自己的寿元不会太久，他穷尽无数心力，才和武后一道成功压制了门阀大族，收回了皇权，李显懦弱无能，才干心术都远不及自己和武曌，在他死后，未必能够应对贵族们的反扑，很有可能像当年因打压阀门而遭到疯狂反扑，最终国亡身死的杨广一样丢掉江山。因此李治需要一个强势人物，在自己死后，护持着自己的儿子坐稳皇位。武则天既有能力又有治政经验，又是不具备法统继承权的女人，还是李显的亲生母亲，没有人比她更合适。在李治死前，曾立下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旧唐书》卷5），明显是在给武则天撑腰，就是要让她能够名正言顺地继续干预国政，压制朝臣，好为李显保驾护航。
　　在高宗临终前留下的这句话中，包涵了三个内容，太子即位和丧葬节俭，其实都是套话，对政局有实际影响的，只是最后一条，前两则不过是为了引出这条而做的铺陈罢了，由此便能看出，在高宗死前，最放不下的事情就是武则天能否继续把持权力。有些人谎称李治生前放任武则天掌握权力，是被控制后身不由己，其实对唐朝政治结构和相关史料稍微了解一些的人，都明白武曌根本不可能做到把高宗当成傀儡软禁控制。何况在李治死前，武则天又能拿什么来迫使他立下这份遗诏？就凭这份诏书，李治对武则天的支持态度便已无可置疑。
　　在高宗心中，妻子就算恋栈权位，也不过就是多垂帘几年，老了以后，最终还是会还政于她自己的儿子，因此国家并不会出现动荡，李家的皇权也不会动摇，而武则天治国能力很强，让她多管理国家几年也并非什么坏事。李治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武则天居然会夺亲生儿子的皇位，一个女人，居然能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坐稳皇位，他终究还是低估了武曌给寒门子弟提供进身之阶后，所得到的从上到下大批官吏的支持带来的影响。不过我们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去谴责高宗，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点，大臣们竭力避免的，不过是太后干政，夺走自己的权力而已。
　　综上可知，李治和武曌这对患难夫妻、政治盟友，并没有本质上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深刻的矛盾，李治根本就没有铲除武则天的动机。无论在李治生前，二人一道掌握权力，防范阀门；还是在李治死后，将皇权妥善地传承给李显，二人的利益均完全一致，武则天需要李治的背后支持，李治对她也有政治上的需要，毁了武则天，不啻于自断膀臂。





三、正解

　　由上面这则史料可知，武则天行事跋扈，高宗的意见“动为后所制”（并不是“全为后所制”），早就令高宗不快，在听说她在宫中搞巫术后，爆发出来（在既存史料中，并未提及武则天行巫术是针对哪个宫人，但当年高宗就因王皇后搞巫术而废了她的皇后，虽然不过是以之为借口，但显然对这种事也非常反感），但这也不过是寻常的夫妻不和而已，二人还远未至决裂翻脸的地步，更谈不上敌对仇视。上官仪在高宗气头上煽风点火，挑拨人家的夫妻关系，不过是为了个人的政治主张，一时挑唆得高宗有了废后之心，但这不过是气头上的决定。武则天在听闻此事后，马上服软，跑到高宗面前“自诉”，澄清了误解，双方尽释前嫌，高宗非但罢了废后之念，甚至还觉得挺不好意思，觉得冤枉了妻子，此后遂待武后如初，还将上官仪推出来当挡箭牌，这一方面是为了推卸责任，平息妻子的怒气；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头脑冷静之后，对挑拨离间的上官仪感到不满。上面这一幕，恰如同寻常夫妻产生误会，在沟通之后言归于好，大发脾气的一方还觉得自己受人挑拨，对爱人做的太过分，有些不好意思。之后高宗对武则天更加宽纵，正是因为自觉这件事办得不妥，对妻子心中有愧。
　　综上可知，高宗转了念头，罢了废后之意，不过是在武曌的解释下气消了，冷静下来后的决定罢了，非不能废，是不愿废而已。就如公司老总，若是平日打理公司主要依靠某副总，又无好的替换者，那这人跋扈些，专断些，甚至时常忤逆其意志，他也不得不忍耐宽容。但这不表示老总已经被架空，不表示废不掉这个副总，只是不愿承担相应的后果而已。武则天之所以敢于专断行事，除了欺高宗性格温和外，其实就是基于这种考量。而高宗之所以会对她容让三分，给其相当大的自主权，甚至不惜忤逆自己的心意，除了感情因素之外，也是出于对武氏的看重，因此对她的意志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四、传承

　　在上段中，司马光将武则天开始垂帘，对朝政控制加强，以及报复上官仪一事，紧贴着放在李治罢废后之议后面，不管是有意也好，无心也罢，已经在客观上给后世读史者构成了严重误导，并直接导致了“武则天通过阻止废后一事，彻底压服了李治，此后彻底架空高宗，完全控制了国家”这种错误观点的出现。
　　在更原始的《旧唐书》卷5中，清楚地阐明了武后垂帘听政的原因：“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显然武则天开始垂帘问政，是因为李治的风疹之疾发作，而非什么因为废后失败沦为傀儡。其实从“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一句也能看出，让武则天摄理国政，加强其权力，是高宗自己的意志，反倒是大臣们不同意。而从此议被郝处俊一言否决也能看出，此时的武则天根本就没能控制朝局，掌握实权的大臣们对他并非唯命是从，甚至并不畏惧，也不赞成让她掌控更大的权力，所谓的武氏掌握权柄，架空高宗的说法，不攻自破。
　　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罢废后之念，是因为忌惮武则天的势力，觉得铲除她负面影响太大，这种看法也并不符合常理。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向来都是你死我活，高宗若真将武曌视为敌人，那她势力越大，二人就越势不两立，绝不可能在翻脸之后，又“待之如初”。就史料记载而言，当武则天和李治沟通之后，高宗在罢废后之意以前，其心态是“羞缩不忍”，而非畏惧忌惮。高宗若真地畏惧武瞾，武则天也就不必急急跑去“自诉”了，董卓会向汉献帝“自诉”么？慈禧会对光绪帝“自诉”么？还不是直接把这个傀儡关起来了事？
　　而从细节来看，高宗一听上官仪挑唆，“即命仪草诏”废后，显然非常自信，足以看出高宗对武则天确有罢黜的能力。如果此时大权尽操武氏之手，高宗朝不保夕，他就会如崇祯铲除阉党、康熙铲除鳌拜一样，表面欢颜，暗自部署良久，才一朝发动，绝不会如此轻率行事。这种随意的做法，恰恰证明了高宗对朝政具有颇高的掌控程度。
　　从常理来看，直到659年底，高宗和武则天才齐心协力击败了长孙无忌一党，掌握了实权，660年高宗风疾发作，才让武则天参与部分政务，至664年时，才过了四年，武则天又岂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掌控朝局，变得为所欲为？而众大臣和军方将领，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间就改换门庭，投到一个女人旗下。何况在这几年中，高宗又不是完全不理事，只不过将一些小事的决断权给了武则天而已，大事都会亲自过问，也时常临朝断事（如662年一怒罢免左相许圉师便是明证），这更决定了武则天不可能在短短四年中便压倒李治。
　　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由此可知，到了675年，李治的风眩症加剧，遂与众臣商议，再次提出让武则天摄政，试图将权力移交给妻子。这时与武则天作对的郝处俊已经升为了宰相，再次阻挠了这一提议。
　　如果按某些人所言，664年时，武则天就已经能够完全压制李治，在李治废后失败后，其权力又进一步大增，李治只能“拱手”，那到了667年时，武则天势必已经能够恣意横行，完全控制住李治和朝局（这些人认为李治宣布让武则天摄政，是出于胁迫），重臣们也多已向她效忠，那此时就根本就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她摄政临朝。然而在事实上，郝处俊一句话就阻止了此事，连高宗的意志都无法勉强，仅凭这一点，便足以将664年武则天就已大权独揽，得到了军政官员的普遍支持，完全把高宗架空为傀儡的谰言击得粉碎。
　　对于坏了自己好事的郝处俊，被一些人说成早已架空高宗，大权独揽的武则天，在667至675长达八年间，竟然对其无可奈何，反倒还眼睁睁看着这个政敌升了官儿。在675年，郝处俊第二次坏了她的好事之后，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报复手段， 只能婉转行事，以修书为名，召集了一批文人学士（时人称作“北门学士”），让他们参决朝廷奏议，慢慢分割郝处俊的权力。而从这力不从心的处置便能看出，甚至直到675年，武曌掌握的权力都并不很大，其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又哪有半分手掌大权，杀伐由心的样子？而她连区区一个郝处俊都无可奈何？又怎么可能把高宗控制在股掌之间呢？其实她当年之所以能杀上官仪，也是因为高宗觉得此人挑拨自己夫妻关系，居心不良，这才纵容她对其下毒手。
　　司马君实是史学大家，上面的这些道理，他不可能不明白，然而他却仍然那样巧妙安排，有意歪曲真相，说得好像上官仪被冤杀，是高宗为了自保，出卖党羽一样，其目的无非就是要给后世读史者造成“武则天此时权倾朝野，想杀谁就杀谁，得罪她必然难逃一死，高宗自身难保”这样的错觉，其治史的态度实在令人失望。这个儒家史官，终究未能超脱出自身的局限性，为了丑化武曌这个女人，而失却了秉正直言的风骨。
　　从高宗两次在病况加重之后，主动提出让武曌摄政，能够看出两件事。一是至少在675年以前，李治还主掌着大量政务，武则天只是在旁协助而已，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高宗在664年就被完全架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地。二是能够由此看出李治的真实态度，显然其想方设法要让妻子接掌权力，而不愿将权力交给大臣。高宗的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当年唐太宗贪恋权力，担心儿子夺了自己的权，在生前不让李治建立功业，培养自己的班底，导致其上位时威望不足；而他纵容关陇阀门坐大，更是导致李治初登皇位便被权臣架空，如履薄冰。李治花了无数心力，用了数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夺回皇权，又怎会让旧事重演？
　　换言之，对大臣的不信任，以及自己身体不好，难以坚持到扶持儿子成长起来，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李治必然会全力扶持武则天掌权，哪怕武则天行事跋扈，一些事情做得不合他的心意，高宗也不会因为这些末节而影响自己对权力交接的安排。当然，大臣们对这种削弱自己权力的行为自然会竭力反对，而儒家子弟内心歧视女人的固有思维也令他们对李治的做法深恶痛绝，这也正是郝处俊、上官仪、李义琰等人拼命阻挠武则天掌权的原因所在。限于大量重臣的强烈反对，以及女人不宜干政的传统，高宗不好一意孤行，这才不得不再次暂时搁置此议，直到临死前才留下“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的遗命，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三次提出要让妻子摄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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