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的意识形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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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与二十一章写少林、武当等六大派围攻明教，光明顶上一战，明教群雄伤亡惨重，只剩护教四**王之一白眉鹰王殷天正苦力支撑。但殷白眉终究抵挡不过武当五侠的轮番上阵，受伤数处，生命垂危，最后崆峒派的长老宗维侠决定上前捡个便宜，要毙魔教头子殷天正于正义的拳头之下。于是出现了这样壮烈的一幕：
　　……众人只待殷天正在宗维侠一拳之下丧命，六派围剿魔教的豪举便即大功告成。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数已尽，众教徒一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明教自杨逍、韦一笑、说不得诸人之下，天鹰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厨工夫役，个个神态庄严，丝毫不以身死教灭为惧。空智大师合十道：“善哉！善哉！”
　　俞莲舟心道：“这几句经文，想是他魔教教众每当身死之前所要念诵的了。他们不念自己身死，却在怜悯众人多忧多患，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当年创设明教之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可惜传到后世，反而变成了为非作歹的渊薮。”……
　　小说家在这里借外打内，以佛门弟子空智与《倚天》一书中最名副其实的侠客俞莲舟之眼，来绘制明教教徒虔诚而无畏的信仰情状。适才还在义正词严地发号施令——“华山派和崆峒派各位，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一概诛灭了。武当派从西往东搜索，峨嵋派从东往西搜索，别让魔教有一人漏网。昆仑派预备火种，焚烧魔教巢穴。”“少林子弟各取法器，诵念往生经文，替六派殉难的英雄、魔教教众超度，化除冤孽。”——的空智大师，也禁不住要念叨“善哉”；而俞莲舟的感慨更是至诚：“他们不念自己身死，却在怜悯众人多忧多患，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并以此推许明教的创始者为大英雄。这一番交相映照，渐次淡化了明教的狰狞面目，也为其下小说第一主角张无忌的出场涂抹上了正派的道德色调。

　　其实对明教教徒凛然赴死的一幕，我们应当涌现出熟悉而亲近的感觉。小时候看国产的革命影片，信奉共产主义的战士遭遇不幸，被反动势力押上阴森的刑场，也总要怒斥敌人的最后劝诱，高喊“某某万岁”与“某某必胜”，以示信念的坚贞不屈，并留给观赏者一个光明的尾巴，激荡后来人参与革命的澎湃热血。真正如瞿秋白那样从容平静，缓步行走，言“此地甚好”的，断然不会被搬上教化民众的政治荧屏。亡者的处世境界虽然高雅，但却无法达致执政者企望的宣传效果，甚至相反，瞿的感谓流淌的对生命的厌倦，不自觉地消解掉了革命的轰烈气质（《倚天》中的张无忌接近于瞿秋白，那种脆弱以及轻易就心灰意懒的性情，注定了他不可能坐稳作为革命党的明教的老大位置）。革命哲学所力图张扬的，就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种充斥着乌托邦味道的激切口号。而在这个意义上，活跃于野蛮时代的明教完全可以被纳入现代革命史的知识审查视野。
　　应该说，明教领袖对教徒的思想洗脑是异常成功的。尽管金庸没有描述其间的具体细节，但光明顶上数千人声同气合英勇就义的神圣场面，估计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中也难以找出完好对应的情景。当然，我们没法忽略小说家的虚构成分，但一个从海外（明教源于波斯）舶来的非法组织，花费了三十多代人（张无忌是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的心血，居然能发展到如此势力庞大而又秩序井然，让代表着江湖正统的六大门派头疼不已，欲除之而后快，那么我们便不可蔑视它的指导思想的蛊惑力量——那朵在明教教徒头脑中熊熊燃烧的圣火，在百万字的《倚天》中最精彩的呈现，即是光明顶上杨逍等人临死前的齐颂经文。这是一个信仰共同体的天鹅绝唱。连明教的敌人——空智与俞莲舟——都因其虔敬和悲切而表示衷心的赞赏，由此可以推测明教教义的无限魅力。  
　　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教义，而是具有“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明教领袖的雄心并不局限于狭小的江湖，而是以荡平天下为已任（朱元璋建立明朝就是例证），而一旦涉及政治领导权（借用马克思学说中的词汇，叫“社会法权”，我以为这一表意更为合适）的争夺，任何一种主义——哪怕它再为冠冕堂皇，哪怕它万分地宣称对自由与逍遥的信守牢不可摧——都无法逃脱意识形态化的规则。其实“意识形态”一词本来是中性的，只是在20世纪的中国沾染上了难以洗刷的恶名。明教时代亦是如此。譬如在少林弟子眼中，明教的“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即使与佛家思想有共通之处——因为终极方向的迷失，坠入与佛道对立的魔道（类似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所言的“专制”），也只得采用杀戮信徒的方式，从根源处清理，彻底祛除意识形态的毒害。
　　但张无忌以一人的轻微力量奇迹般地挽回了已呈颓然态势的败局。这个出身名门而生性懦弱的少年被命运的神灵推上了明教的领袖地位，从此以后，他将生活在明教的意识形态之下，也将成为明教意识形态的第一操控者。但这里出现了一处相当悖谬的景象，也暗示了未来的结局：张无忌并没有表示信仰——最起码也是认同——明教的教义，他是出于无奈（为了躲避丐帮等小帮派的趁火打劫，让教众进秘道避难，但这里存在着一个禁令，必须等到张无忌以教主的身份才能解除）才坐上了那个高贵而危险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个立场暧昧的人，他如何能将收束人心的教义发扬光大？他不过是在最朴素的人性情感层面认可“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意义。而说到底，这是独裁制度的悲哀：领袖的一个不慎，就可以致使这个制度和组织瞬息崩溃。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张无忌这个多愁善感的小布尔乔亚分子当上了明教的行政、军事兼思想的第一领导人之时，明教的意识形态危机就开始滋长。一个规模宏大的独裁组织，总需要一个极富权力意志的野心家来予以领导和推广。金庸在《倚天》的后记中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开列出了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而认为“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所以，对盛产野心家的明教而言，有大恩于他们的张教主的最好归途就是尽快地选择退隐，从而让位于一个他们期盼的大政治家——后来的阴错阳差，让这一美梦终于成真，我们晓得，那个最后让明教飞升为国教，让意识形态光明正大化的先生，他的名字是“朱元璋”。
　　
　　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残酷的历史再次向我们证实，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是最不明智的举措，他们将收获双倍乃至多倍的失望。没错，以前被视为邪门歪道的明教，现在成了高高在上的国教，但姓朱的领袖是否将大明王朝治理成教义中召唤的欢歌笑语的天堂？“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现实里的忧患是否又有所减弱？明教的某些坚定战士不由得忧心忡忡，可到了后来，他们连忧虑的心思都消失了，朱领袖的锋利屠刀陆续挥向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特别是为张无忌前教主所器重，委以掌管屠龙刀重任的徐达教友，这便让他们无比伤感。“大盗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意识形态成了某某阶级毒害人民的工具”——可惜明教中人不晓得这两句在20世纪的中国乱世广为流行的政治判词，尽管这同样适用于他们的时代。  

　而明教意识形态的危害，最剧烈的时刻，却换了一个朝代——或者说，它根本没有明确的时间指向，它逾越了历史界限，而直接抵达人性的幽暗本相。那时的领袖已经不是姓朱的丑汉子，而是一个叫“东方不败”的同性恋者。甚至那时明教已经不叫“明教”了，而是把“明”字拆开，叫“日月神教”，当然，它的邪教特性没有更改。那是在《笑傲江湖》，金庸十五部武侠小说中政治色彩至为浓厚的一部。且看此书第三十一章，令狐冲与任我行等人趁乱混上日月神教的总舵黑木崖，正碰上东方不败的副手——也是他的恋人——杨莲亭处置叛教的长老童百熊，这人曾经是东方教主最亲密的战友：
　　……只听得铁链声响，押了十余人上殿，有男有女，还有几个儿童。童百熊一见到这干人进来，登时脸色大变，提气暴喝：“杨莲亭，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当，你拿我的儿孙来干甚么？”他这一声呼喝，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响。令狐冲见居中而坐的东方不败身子震了一震，心想：“这人良心未曾尽泯，见童百熊如此情急，不免心动。”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杨莲亭向童百熊道：“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尚且明白道理。你这大把年纪，怎地反而胡涂了？”  
　　意识形态之毒，已经全然侵入教徒的大脑。其深重程度，估计不次于光明顶上的殉难烈士。朱元璋若是亲眼见着这一幕，可能会无比欣喜，因为他找到了驾驭民众的绝妙药方；而令狐冲——包括张无忌——只会为之恶心不已，因为它损害了人的自由本性。于此，意识形态的多面性，在我以上的引述与分析中，应该得以淋漓地展现。黑木崖上的镜头，是明教意识形态的全盛时期，但就在“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整齐划一的语录口号声中，这个教派迎来了它的穷途末路。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尽管意识形态在知识学上是个中立性的理念，但政治与权力争斗的残忍，很可能导致它朝向恶的一面倾斜。最为致命的，就是一种专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遭遇着一个怀有无边野心的独裁者——无论虚构的文本，还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都亲身承受了它所生发的苦难。而问题在于，如何限定某种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脚步？或者，如何限定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的黑手，尽管他们同时也为意识形态的迷雾所笼罩？
　　《倚天》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譬喻，来自屠龙刀与倚天剑。“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句传言几乎为每一个江湖中人所知晓，但其中的隐秘，到了最后才被揭开。原来屠龙刀之中藏有一部岳飞所著的《武穆遗书》，倚天剑之中藏有郭靖与黄蓉夫妇所留的“九阴白骨爪”武功秘籍。第四十章少林寺一战之后，这两件宝物的主人张无忌决定将《武穆遗书》授予明教教徒，同时也是义军领袖之一的徐达。他随后谆谆告诫后者：“我体会这几句话的真意，兵书是驱赶鞑子之用，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这就是所谓的用倚天剑制衡屠龙刀，用超一流的武力制衡政府首脑的道理。  
　　但人们忍不住要追问，如果倚天剑落到心慈手软的张无忌手中也还罢了，世间果真有大恶人横行霸道，张前教主侠气激扬，说不定还会跳出寂寥的山野来加以制裁；而如果倚天剑被成昆这类坏蛋拥有，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局面？如果，最为不幸的，是倚天剑与屠龙刀同归于窃国大盗朱元璋，谁还会出来主持正义？难道只能冷眼旁观世人的灵魂在黑暗中受难，而空无半分作为？看来倚天剑虽然锐利，却终究不是最好的“赏善罚恶令”。甚至它还不如明教的那一条历代相传的严规。当六大派退出光明顶，明教教徒养伤休整期间，山下有丐帮、海沙帮等乌合之众前来攻打，明教高手如杨逍等都是伤重未愈，眼看就要遭受覆亡之难，少年张无忌建议大家一起下秘道躲避，但杨逍以“明教历代传下严规，这光明顶上的秘道，除了教主之外，本教教众谁也不许闯入，擅进者死”为理由推却，宁死而不敢违规——当然，最终的出路是张无忌当上教主，下令暂时废止这一规则——这与《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八章“铁掌峰顶”中的一幕极为相似，铁掌帮帮主裘千仞眼睁睁看着两个仇家郭靖与黄蓉跑上“历代帮主埋骨之所在”，却不能跟进，因为有禁令在先，进者必死。就是这样一条祖宗遗令，让杨逍等人置生死于度外，让江湖中第一等大恶人裘千仞望而却步，如果能予以壮大，它似乎比倚天剑更有威慑效力。后世的聪明人，已经从中抽离出“法治高于人治”这一卓越的事理。夸大点说，那条让杨逍和裘千仞们止步的禁令，我们叫它“宪法”；而在那一刻，无论杨逍和裘千仞们平生是多么失德，多么凶恶，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宪政主义者。

KG

明教和日月神教显然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烦就是拿名字说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