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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书剑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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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0 18: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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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之红花会


一 如无陈家洛,谁是总舵主?
    
  1、如果没有陈家洛

  一把手退下来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这是个问题。

  在封建社会,皇帝自然是一把手,采用世袭制,若不是整个江山被人一窝端的话,就总是自家人称孤道寡,但自家人也不见得一团和气,少不了争储夺位的事情发生,比如康熙传位雍正,便成了千古谜团,赵匡胤和赵匡义兄弟的烛影斧声也是一例。如果身在官场,这事情就更复杂,各部门的一把手要是退了,就涉及外调和内部提拔的问题,而外调调谁,内部提拔又提拔谁,里面学问大了。
  红花会是金庸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当中的正义团体,与朝廷对立,乾隆对其也畏惧三分。如此庞大的组织,如此实力雄厚的帮派,在《书剑》一书开始时,也遭遇了一次一把手的更迭。
  不过作为与满清朝廷对立的大帮派,红花会的总舵主俨然小皇帝,于老舵主去世了,就传位给义子陈家洛,而且陈家洛身世特殊,是乾隆的亲弟弟,又是天池怪侠的高徒,加上于老舵主没有子嗣,总舵主的位置非他莫属。

  但如果没有陈家洛这个人的话,又会是谁来做这个拥有七万人的大帮派的总舵主?
  对于红花会这样一个大帮派来说,外调一把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陈家洛作为原总舵主的义子,虽非当家身份,却也是自己人,算不上外调)——要压得住其他当家,一般的江湖中人可办不到,而且红花会行事秘密,外调一把手也有泄密风险。所以说,如果没有陈家洛,那么新总舵主只会是内部提拔。

  让我们先来看看红花会的架构,作为一个江湖帮会,红花会是一正十三副的领导架构,总舵主当然是正职,二当家到十四当家则是副职。
  书中的二当家到十四当家依次是:二当家追魂夺命剑无尘、三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五当家和六当家是西川双侠常赫志与常伯志兄弟、七当家武诸葛徐天宏、八当家铁塔杨成协、九当家九命锦豹子卫春华、十当家驼子章进、十一当家鸳鸯刀骆冰、十二当家鬼见愁石双英、十三当家铜头鳄鱼蒋四根、十四当家金笛秀才余鱼同。
  以身份、资历而论,新总舵主只会在这十三个人中产生。


   2、骆冰到底分管啥

  在红花会的日常工作中,这十三位副职领导又各自分管什么呢?书中提到了十当家章进和九当家卫春华向来冲锋在前,可以算作是先锋,还提到了十四当家余鱼同负责联络刺探打前哨,十二当家石双英则司职刑堂,七当家徐天宏是军师,至于其他人,则并没有明确交待。

  虽无明确交待,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书中的蛛丝马迹去分析他们的“分管项目”——
  杨成协、蒋四根与章进并称“三力士”,在铁胆庄与卫春华一起合力大战周仲英,营救文泰来时也冲锋在前,可以将杨、蒋二人视为先锋,分管冲锋陷阵、砍人脑袋。
  鸳鸯刀骆冰出身独脚大盗家庭,妙手空空,最适合的岗位本该是刺探军情,但书中还提到,余鱼同暗恋骆冰而不得,为免神伤,主动申请“到处出差”,与骆冰减少见面机会,可见骆冰并非余鱼同的搭档。而且骆冰是四当家文泰来的妻子,等于既是领导夫人,又是女领导,天生又妩媚爱笑,属于重点照顾对象,那些风餐露宿的事情肯定与她无关。

  那么,骆冰到底分管什么?在这里,我们必须谈一下回避制度。拿我们的《公务员法》为例,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文泰来与骆冰夫妇同时担任红花会副职领导,其实已经是违规。
  据我猜测,这多半是历史遗留问题。书中提到,余鱼同初见骆冰是在五六年前的太湖总香堂中,从此魂萦梦牵,而骆冰则说当时她已经是文泰来的人(见第三回),同时,第三回中还提到骆冰的年纪——“二十二年来可说得是个江湖骄女”,也就是说,骆冰跟文泰来拍拖结婚时不过十六七岁,由此还可以推断,骆冰加入红花会时的年纪更小,我估计是十四岁左右。
  骆冰是骆元通之女,加上冰雪聪明,又是红花会中少有的妇女干部,还有如此明显的年龄优势,前途自然大大的好。以她十一当家的身份,可以判断她担任副职领导的时间也较早,所以才能够在总香堂参加余鱼同就任十四当家,进入领导层的仪式。
  但骆冰是先结婚还是先做十一当家,这一点在书中很难找到蛛丝马迹。我个人倾向于骆冰是以十一当家而非“后备干部”的身份与文泰来成为伴侣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违反回避原则。

  有人可能会问了,凭什么断定红花会有回避原则呢?
  我的理论依据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以及《飞狐外传》有关红花会的章节中,均未提到徐天宏妻子周绮、余鱼同妻子李沅芷获得红花会当家身份,反倒是陈家洛的小书童心砚,获得了成为十五当家的口头承诺,由此可见,周绮和李沅芷都受到了回避制度的约束,她们只能是领导夫人,却不能成为领导。
  但是,回避制度依然能够对骆冰起作用。虽然在结婚前已经成为十一当家,进入领导层,但由于夫妻二人同时担任领导职务的缘故,夫妻中必然有一人的权力会受到约束。也正因此,骆冰等于是享受副职待遇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之类,并没有实际的分管项目。


  3、夫妻互相回避

  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研究骆冰?因为她可以帮我们确定红花会内部存在回避制度,而回避制度又影响着总舵主的诞生。
  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从七当家徐天宏到十四当家余鱼同,除骆冰因回避制度只能享受副职待遇,并无实权外,其他七位当家都各有分管项目。那么,排在他们之前的那五位呢?

  从武功上来说,六当家常伯志和七当家徐天宏之间就是一道分水岭,二当家无尘道长、三当家赵半山、四当家文泰来以及位列五六位的常氏兄弟武功都属一流,彼此间当然也有高下,但差距并不很大,而徐天宏之后的这几位,武功就马马虎虎了,基本都是二流水平,在书中很难独当一面。
  我们知道,砍人是红花会的最大业务,武功就是业务能力,所以,尽管十四位当家都是领导,但因为业务能力的差距,领导也出现了普通领导与核心领导的差别,排名二到六位的这五位当家就与总舵主一起构成了红花会的核心领导层。
  如果没有陈家洛,这五位业务能力最出众的核心成员应该是最有可能成为总舵主的,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把回避制度搬出来了。

  我们之前说过,由于回避,骆冰只能享受副职待遇,却没有实权,同样,她的老公文泰来也会遭遇回避制度的限制。
  为什么?因为回避制度中的一条就是夫妻不能存在上下级的直接隶属关系,也就是说,骆冰作为红花会副职领导的一员,不能有一个一把手老公。如果组织一定要安排文泰来担任总舵主,那么骆冰应该退出领导层,但红花会向来兄弟情深,剥夺骆冰职务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而且,一旦解除骆冰的职务,那么就意味着文泰来就任总舵主——新的一把手上任前,你把人家老婆踢出领导层,谁敢这么干?
  而且,在我看来,即便没有骆冰的存在,文泰来也没有担任总舵主的希望。在书中,于老舵主前往皇宫见乾隆,将其为汉人之子这个大秘密披露,与他随行的就是文泰来。能够参与如此机密的大事,可见文泰来业务能力突出,深得总舵主信任,但要注意的是,文泰来并未参与于老舵主与乾隆的密谈,他更像一个高级保镖。
  更重要的是,老舵主离开总舵前往京城,背负重大使命,前途难测,他不可能带着自己心目中的“接班人”一同前往,而是应该把接班人留在总舵暂时主持工作。在书中,于老舵主出发前已经内定陈家洛为接班人,而如果没有陈家洛,那么留守总舵主持全面工作的人才应该是接班人的人选,从这一点来说,文泰来反倒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了。
  说完了文泰来与骆冰,我们再来看看五当家常赫志与六当家常伯志,他们兄弟二人武功一流,成名亦久,也有一定威望,但同样受困于回避制度,都没有接任总舵主的希望。
  ——兄弟是直系血亲,同样被纳入回避范畴中。


  4、要砍人的还是要笑呵呵的

  在剔除了文泰来和常氏兄弟后,五个“常务”当家仅仅剩下二当家无尘道长和三当家赵半山了。
  这样两个人的PK,其实是一个典型化官场命题——要能力最强的,还是要会协调关系的?
  红花会意在反清复明,砍人是他们的头号业务,无尘道长无疑是众当家中业务能力最强的那个,他剑法高明,超过了书中的头号反派张召重。另外,书中提到了红花会收服青旗帮一事,青旗帮中有人讥讽无尘只有一条手臂,无尘干脆不用手,施展连环迷踪腿,把青旗帮的几位当家全都踢倒,结果青旗帮的人心悦诚服,后来就并入了红花会,原帮主铁塔杨成协成为了红花会的八当家。这个事情说明,红花会作为声势极盛的帮会,肯定少不了“大鱼吃小鱼”的扩张,无尘也肯定出力不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己的业务能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不过无尘有个毛病,就是性子急躁。一有厮杀,便手痒难耐,一有冲突,就易发怒,抵御不了激将法,碰上误会也不会先说个清楚、问个明白。对于一把手来说,这个毛病几乎是致命的——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大哥,只会让你想起港产片里那些没脑子的黑社会。一把手必须沉得住气,关键时刻压得住场面,哪怕风雨欲来,也要好整以暇。光凭武力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这就像现实中,业务能力顶呱呱不等于能带好一个团队一样。
  从这一点来说,无尘不具备担任总舵主的素质,他的定位应该是分管业务的副手。

  至于赵半山,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外貌,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中等身材,二是有点胖,三是总是笑呵呵的,四是面目慈祥。有人说“中等身材有点胖”是官相,这倒不能一概而论,但一脸笑容却几乎是官场“必需品”。这个人在红花会中的作用,其实主要是协调,对外负责打圆场,对内负责营造和谐团结氛围,一旦有矛盾冲突,他的招牌笑容就立刻大派用场——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个道理古今皆通。而且,赵半山并非一味老好人,他的暗器功夫独步天下,业务能力也是一流,平时虽然面目慈祥,可在《书剑恩仇录》和《飞狐外传》中都有不怒自威的时刻。
  换言之,赵半山业务能力虽非最强,但也排在前面,而且有人格魅力,大家都买他的面子,关键时刻他又能严肃起来,镇住局面,在协调关系方面,他比无尘要强。
  如果非要在无尘和赵半山之间选择一个总舵主的话,我会选择后者。无他,在业务能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协调能力应该是最重要的考察项目。
  


二 甜枣巴掌轮番上阵
  
  1、打巴掌也要讲礼貌

  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这是一种处事之道。
  其实,如果能够不打巴掌,大家和平共处,那是最好,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上的冲突更是屡见不鲜,有冲突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少不了批评教育,不管你多不愿意,组织会随时给你打人家巴掌的“机会”,怎么把人家打了又不得罪人家,就是一门艺术。

  《书剑恩仇录》中就有这么一段——骆冰偷了韩文冲的白马,韩文冲找上门来讨马,结果被擒住,红花会几位当家拿他的铁琵琶当道具,齐齐显露武功,再说上一些恩威并重的话,将此事摆平。
  从当事双方实力来说,红花会群雄无疑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且红花会和镇远镖局结下了梁子,那匹神骏白马自然是不会归还的。当然,在书中,红花会与镇远镖局之间并无不可开解的仇恨,后来还出现了以红花会为主导的和平共处的局面,这就好比官场上的两个部门,职能方面存在交叉,所以不可避免涉及到利益分配,结果刚好碰上一个事情,甲部门占了先机、捞了便宜,乙部门不甘心,叫了个小科员象征性地上门讲数。
  ——你能把对方的小科员一巴掌打出去吗?当然不行,官场上是要礼貌的,哪怕打人巴掌,也要讲礼貌。

  红花会是这样对待韩文冲的——
  先是作为一把手的陈家洛过来客气几句,给个甜枣,说“江湖上不知是谁造谣,说贵同门之死与敝会有关,其实这事我们全不知情。在下本已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阳来说明这个过节,只因忽有要事,一时难以分身。韩爷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没有。不知何以有此谣言,韩爷能否见告?”
  等到韩文冲说了自身疑惑后,红花会的兄弟们就开始打巴掌了,先是章进怒喝,说“你师兄贪财卖命,死了也没甚么可惜。我们红花会要是杀了他,难道不敢认账?老子老实跟你说,这个人,我们没杀。不过你找不到人报仇,就算是老子杀的好了。老子生平杀的人难道还少了?多一个他奶奶的焦文期,又有甚么相干?”
  紧跟着是无尘道长,冷笑道:“我们红花会众当家说话向来一是一,二是二,几时骗过人来?你不信他话,就是瞧我不起。嘿嘿,你瞧我不起,胆子不小哇!”
  这纯属恃强凌弱了,两巴掌就让韩文冲有点晕头转向——一般来说,给甜枣的都是一把手,设障碍的都是下属。
  别以为这就算完了,精彩的在后面。
  

   2、玩转你的特长,摧垮你的信心

  先是陈家洛温文有礼,紧跟着是章进和无尘道长各给一巴掌,这种瞬间落差让韩文冲很难适应,恰恰在这时,陆菲青出场了。
  在这个事件里,陆菲青是当事人,焦文期就是他杀的,他站出来把这个事情揽下来了——“陆菲青站起身来,将当年焦文期怎样黑夜寻仇、怎样以三攻一、怎样狠施毒手、怎样命丧荒山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骂焦文期不要脸,杀得好。韩文冲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陆菲青之后的举动很有意思,他说“韩爷要给师哥报仇,现下动手也无不可。这事与红花会无关,他们要是帮了我一拳一脚,就是瞧我不起”,意思就是“你要报仇你就来,我跟你单挑”,紧跟着,他拿过韩文冲的兵刃铁琵琶,先是赞扬琵琶门前辈韩五娘,捧了一下韩文冲的师承门派,“一面说一面双手暗运内劲。铁琵琶肚腹中空,被他一按,登时变成一块扁平的铁板”,然后又说了焦文期的劣迹,“双手已将铁板卷成个铁筒,捏了几下,变成根铁棍”,最后声色俱厉地说“陆某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鹰犬、保镖护院的走狗,仗着有一点武艺,助纣为虐,欺压良民。这种人要是给我遇上了,哼哼,陆某决计放他们不过”,话语间“手中的铁棍也已变成了一个铁环”。

  从铁琵琶到铁板到铁棍,最后到铁环,也就是几句话的事情,陆菲青先是对琵琶门给予敬意,给前辈留个面子,这其实也是官场通例,再怎么批评小的,也要给人家的上司或者后台留个面子,紧跟着,他又数落焦文期的劣迹,表明其该杀,然后隐讳警告韩文冲,让他不要学焦文期,否则放他不过。
  接下来出场的是蒋四根和杨成协,先是蒋四根将铁环“双手一拉,又变成铁棍”,紧跟着和杨成协各拿一端,比试力气,铁棍越拉越长。
  随后,陈家洛和无尘、赵半山、常氏兄弟、周仲英出场,这是在场众人中除陆菲青外武功最高的六位,分成两边各三人,运用内力把拉长的铁棍缩短。
  ——韩文冲自负武艺高强,谁知道自己的独门兵器被人当成面团一样玩,信心注定被摧垮。打人巴掌的时候要注意,打得不痛不痒还不如不打,得罪人还起不到应有效果,对方没准还继续不依不饶,应该瞅准对方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来个毁灭式打击,让对方失去继续谈判或者扯皮的信心。
  

   3、一把手就要这么说话

   好话坏话都说了,铁琵琶也从铁板到铁棍到铁饼了,到了这个时候,巴掌算是打够了,韩文冲早已吓得屁滚尿流,陈家洛适时给了个甜枣,说“弄坏了韩兄的兵刃,很是抱歉,请勿见怪。”
  别把这个甜枣当真,陈家洛这话纯属客气——真要心怀歉意,又怎么会找上另外五位高手来玩游戏?这个客套话后面,紧跟着就是一把手的总结陈词——把你玩够了,该赶你走了。
  只见陈家洛说“在下奉劝韩兄一句,不知肯接纳否?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令师兄命丧荒山,是他自取其祸,怨不得陆老前辈。韩兄便看在下薄面,和陆老前辈揭过这层过节,大家交个朋友如何?”
  这是提出要求,反正事情我们做了,说到底还是你们不守规矩,此事到此为止。这个时候,韩文冲早已不敢动手,但“被对方如此一吓,就此低头,未免显得太过没种,一时沉吟不语”。

  这里是个关键时刻——对方犹豫的时候,你该给甜枣还是给巴掌?
  陈家洛作为一把手,确实有独到之处,他先说“焦三爷此事,其实由我身上而起。在下这里写封信给家兄,就说焦三爷已寻到我,不过我不肯回家。焦三爷在途中遭受意外逝世,请家兄将赏格抚恤,付给焦三爷家属”,紧跟着,他又双眉一扬,说“韩爷倘若定要报仇,就由在下接接韩家门的铁琵琶手。”随手一掷,那根铁棍直插入沙土之中,霎时间没得影踪全无。韩文冲心中一寒,哪里还敢多言?
  这甜枣和巴掌,就是陈家洛手里玩熟了的鸟。“韩文冲给陈家洛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显功夫,套交情,不由得脸如死灰,哑口无言。见陈家洛再也不提‘还马’二字,又哪敢出口索讨?”
  ——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那匹白马就是让你用来买个平安的。
  一把手的恩威并济,实在很重要。当然,这需要一个特定的语境,如果对方不是韩文冲,而是镇远镖局的老大王维扬,陈家洛就不能这样说话,两个不同部门的领导谈判,说话总要含蓄点的。



三 人多欺人少,还要被人耍
  
  1、先声夺人,随后一团散沙

  前面说到红花会在面对韩文冲时的“压倒性胜利”,但这并不值得炫耀——大帮会的一群高手面对一个武功平平的落单者,就好像公安局班子成员面对上门找碴的老干局小科员那样,有枪对没枪,有权对没权,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说明红花会是一个多么牛的帮会,事实上,红花会固然人多,但要说组织管理、办事效率,那可不是一般的差。他们在书中的第一次团队作战——首次营救文泰来,就暴露了其组织的混乱。

  营救文泰来是红花会的一个大项目,几乎贯穿了半本书,这直接考验红花会的执行力。第一次营救文泰来,是在张召重押送文泰来的路上,对方只有张召重一名高手,还有几名御前侍卫,都是二流高手,加上副将曹能、参将平旺率领的四百兵马。
  从实力上来看,红花会占据了优势,但从结果来看,红花会很像当年的中国足球,临终场来个黑色三分钟——之所以说是当年的中国足球,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足球一上来就会被人打趴下,根本熬不到临终场。
  应该说,红花会的前哨战打得不错,沉重打击了对手的信心。先是卫春华和石双英二人戏耍清兵,并报信给文泰来,告诉他大家会来救他;紧跟着是黑夜中在客店放火,并击杀数十名官兵;然后是西川双侠常氏兄弟半路“扮鬼”,用黑沙掌冒充“鬼手”,让官兵丧胆,让张召重骇然。

  紧跟着就转入正题——赤套渡之战。在这次战役中,红花会声势逼人,先是蒋四根扮作艄公,把曹能和部分官兵骗上羊皮筏子,喂了水鬼,紧跟着红花会群雄露面,一字排开,气势不凡。
  但是一切到此为止,红花会此后的表现如一团散沙,毫无组织纪律性可言。
  首先是陈家洛的抢先出场,打头阵这事情应该属于先锋,主帅先行往好里说那是身先士卒,往坏里说那就是脑子少根筋。在中国官场上,谁都讲究个排场,谈事情也讲究“门当户对”,其实这不完全是摆架子,对等谈判、对等交易,而是一种平衡的法则。


  2、叫你逞能,给你好看

  在现实中,我们常会发现,平衡是官场第一法则。领导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很强调摆平衡,考察干部时,协调能力也很关键,中庸之道早已深入官场。而在日常事务中,这种平衡也无处不在,比如说很多人强调什么层面的事情找什么层面的人,又比如部门间事务的处理也强调层级的对等,有些事情科长出面搞不定,非要局长去了对方部门才肯配合,而又有些时候,如果科长能搞定的事情却让局长出马,外人还会笑话。

  红花会众位当家营救文泰来,对垒张召重等官府爪牙,打头阵的也不该是陈家洛,“技痒”不是冲动的理由。
  金庸在这里用了一句“主帅既然出马,无尘等也就不便和他相争”,这个“不便”显露了大家对陈家洛此举并不满意。
  张召重这边的处理则很得体,朱祖荫先行出阵,他“心想正好让他先行试敌,一探虚实”,便由得朱祖荫去献丑,以探对方虚实。
  陈家洛作为红花会一把手,对阵朱祖荫自然大有优势,三下五除二打发了对手,这个时候,张召重出场了。
  此时的陈家洛,实力上逊色于张召重,更糟糕的是,张召重手上还有一把凝碧剑。结果,陈家洛兵器上的钩子、绳索都被削断,奇门兵刃发挥不了作用,最后空手作战,险象环生,好在无尘道长上来将他替下。

  无尘道长在这个时候的出场很值得玩味——作为红花会群雄中武功最高的人,无尘道长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分管业务的副职领导,面对强敌,他的出场其实比陈家洛更有说服力。
  对于一把手来说,用好人、用对人是其管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古人说知人善用,我们今天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其实也都是这个道理。而副手以及中层干部作为团队中的承上启下者,直接决定了团队运转的流畅性,一把手对这些人的合理安排、妥善使用,更是管理中的核心部分。
  应该说,作为新任总舵主,陈家洛此时的表现并不合格,好领导并不一定要事必躬亲,冲锋在前。在营救文泰来这个项目中,陈家洛应该扮演统筹者的角色,而要对付张召重,则应该出动无尘道长、赵半山、常氏兄弟这些副职领导。
  

  3、信息工作没做好

  如果说陈家洛的抢先出场只是事件处理中的不得体,那么在骆冰见到囚车里的文泰来之后,红花会的举动就非常令人疑惑了。
  当时,陈家洛打发了朱祖荫,开始与张召重交手,骆冰等人则杀向囚车,见到了文泰来,并将囚车推到了一个土丘上。夫妻相见,自然免不了激动一番,激动过后,这两夫妻的举动很让人费解,一个做起了解说员,一个做起了听众,骆冰竟然给文泰来讲起了战况!
  我最早看《书剑》的时候,恰逢备受中国教育毒害之时,老师教我们写作文要运用不同手法,避免平铺直叙,有时候写自己看到了什么,有时候就要借用别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时,还颇为之折服,觉得这个写法好。后来慢慢长大了,就觉得这场面极为搞笑,陈家洛与张召重相斗之后,无尘道长顶上,张召重落入守势,踏准八卦连连后退,文泰来还感慨自己看不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想看你就出去看呀!猫在囚车里当然看不到了!
  无尘躲避张召重的芙蓉针之后,文泰来终于“清醒”了一半,说“把我手上绳子解开”, 骆冰笑道:“大哥,你瞧我欢喜到胡涂啦!”忙用短刀割断他手上绳索,轻轻揉搓他手腕活血。
  谁知道囚车外当啷一声响,骆冰又忘记了正经事,连忙探出头去看。之后赵半山酣斗张召重,张召重小腿受伤,干脆孤注一掷,直奔囚车而来。
  这里就暴露了问题——首先,为什么把囚车推上土丘?首先,土丘是高处,比较显眼,其次,土丘虽然居高临下,但四周并无屏障,敌人可以从任意一面攻来,需要占用大量防护人手。
  也正因此,受了伤的张召重也能在周仲英、陈家洛等高手的围攻中杀到囚车旁,并制住文泰来,使得红花会群雄投鼠忌器。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兆惠的大军杀到,不仅仅使得红花会错失救援文泰来的机会,还导致徐天宏等人失散。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兆惠大军只是经过,又非急行军,前日晚上必然驻扎在附近,但红花会群雄竟然毫不知情。如果非要给这种毫不知情找个理由,那么余鱼同落入敌手应该算是个理由——分管情报工作的中层干部没了,情报工作没做好也有情可原。
  但这里又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红花会信息来源的单一,余鱼同分管信息情报工作,但在他并未跟随大部队行动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临时负责人?
  ——对于一个部门来说,某分管领导出差或外出学习,家里没有一个临时负责人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对于红花会来说,面对营救文泰来这样一个大项目,却无人负责情报工作,等于在打无准备之仗,项目失败是一个必然。
  



四 御前侍卫与骁骑营关系考

  1、那时,他们关系不好

  在《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面对的官府敌手主要分四拨力量:一是骁骑营,代表人物是大反派张召重;二是御前侍卫,代表人物是白振等人;三是官军,比如李文秀的军马、兆惠的大军等;四是各地公差,比如协助捉拿文泰来的吴国栋等人。至于其他,还有郑亲王府武术总教头万庆澜、九门提督府记名总兵成璜等人,基本都是各处抽调来协助的,并非独立势力。
  在这之中,官兵多半是陪衬,比如首次营救文泰来时,副将曹能率领的四百兵马,又比如此后屡次营救文泰来时遭遇的李文秀的兵马,此外,兆惠的大军也着墨颇多,但他们的存在主要是对付回部。至于公差,则只是开场时的龙套角色。真正有名有姓,能跟主角动不动来个单挑的,就是骁骑营统领张召重和一众御前侍卫。

  骁骑营与御前侍卫的关系很值得探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部门。
  御前侍卫其实是宫廷侍卫中的“精英群体”,宫廷侍卫属于领侍卫府,由领侍卫内大臣统辖,下有侍卫班领,一、二、三等侍卫,乾清门侍卫,蓝翎侍卫,其最亲信者为御前侍卫。
  骁骑营则是于清代设立的,是禁卫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一支在京驻军,分为满、蒙、汉三部分,共计二万八千多人。
  也就是说,御前侍卫的势力范围在宫内,而骁骑营的势力范围在京城内、宫外。
  说到这两个部门的关系,我们必须提到《鹿鼎记》,韦小宝曾经同时担任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和御前侍卫副总管。尽管康熙“知韦小宝不学无术,年纪又小,当真做官是做不来的,因此两个职位都是副手”,但御前侍卫总管多隆是韦小宝的结义兄弟,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察尔珠更是知道自己名义上是韦小宝的上司,实则只是副手,所以韦小宝其实是这两个部门的一把手。在他掌舵时期,左右逢源,好处大家一起分,所以两个部门的关系相当融洽,去郑克爽家里讨债时就是联合行动。另外,我们也可以推断,尽管韦小宝仅仅是骁骑营的正黄旗一把手,但以他的处世之道,和另外七旗的骁骑营兄弟也能打成一片。
  但从《鹿鼎记》的康熙时代到了《书剑》里的乾隆时代,这两个部门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2、情商很低的张召重

  张召重作为《书剑》中的头号反派,其实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此人虽然热衷名利,甘为鹰犬,但也算忠心为主。而且他作为反派中为数不多的顶尖高手,侧面映衬了红花会群雄的实力不均衡,除前六位当家外,其他人在他手底下估计都走不了三五个回合。

  在《书剑》中,张召重就是骁骑营的唯一代表,作为佐领,他多半时间独来独往、单打独斗,这很值得玩味。平心而论,张召重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优秀,从实力上推断,御前侍卫里的顶级高手白振也逊色于他,褚圆等人就更逊色了,至于骁骑营,作为禁卫军系统,他们的主要业务要求还是在集团作战方面,个人武功并非所长,能跟张召重切磋的应该极少。业务上的卓尔不群导致了张召重对身边人的漠视,严格来说,他并非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合作者——虽然这并非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所造成,身边平庸之辈与他相差太远,甚至根本无法沟通也是一个原因,但客观分析,张召重的情商并不高,作为一个业务能力极其突出的人,他反而更应该强调团队合作,否则既不容易处理好业务,也很容易招人忌妒,但他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我们说考察干部时,协调能力往往比业务能力更重要,也正是这个道理,可以预见的是,领导就算真的想提拔张召重,民主评议这关基本过不了。

  在《书剑》中,他的伙伴都不是本系统内的,而是来自其他部门,比如御前侍卫和捕快。即便是这些临时搭档而非直接下属,张召重也没有给予起码的尊重,比如在客栈捉拿文泰来的时候,兰州捕快韩春霖和北京捕头冯辉被陆菲青暗中打死,藏在房中,张召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找不到他们,于是对着阎世章发脾气道:“皇上养了这样的人有屁用!我只走开几步,就远远躲了起来。阎老弟,你跟我来,你瞧我单枪匹马,将这点子抓了。”
  这两句话值得玩味,首先,张召重毫不掩饰自己对搭档的鄙视,像“皇上养了这样的人有屁用”这样的话,心里想想和嘴上说出来完全是两回事,话一说出去就收不回来,而且肯定会传出去,影响自己的人缘。其次,“你瞧我单枪匹马,将这点子抓了”,显示出了张召重的自负。
  这个单打独斗的中层干部,于上于下,于兄弟部门,都是一个有可能影响工作正常运转的人物,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
  

  3、张召重与成璜的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张召重所在的骁骑营的势力范围在宫外,而他的合作伙伴则多是御前侍卫,属于宫内势力,而除了这两股势力之外,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成璜。
  因为有成璜这位“九门提督府记名总兵”的存在,我们必须来了解一下武侠电影里经常出现的“九门提督”,这是清朝时期的驻京武官,正式官衔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实际为清朝皇室禁军的统领,北京内城的防卫负责人。所谓的“记名总兵”,则是指有军功升官但无缺可补的情况下所加授的一种有名无实的官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骁骑营作为禁卫军的一部分,其实归属九门提督府管辖,而成璜作为九门提督府的记名总兵,他与张召重应该属于同一个系统下的不同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这样想:在追捕文泰来的这个特别行动组中,御前侍卫属于一个系统,骁骑营和九门提督府属于一个系统,张召重和成璜应该是自己人。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张召重没把成璜当自己人,成璜则与不同系统的御前侍卫们打成一片。
  在铁胆庄抓捕文泰来时,张召重急于争功,险些断送了成璜的性命,就是两人并非自己人的最好注脚。
  在追捕文泰来的这个特别行动组当中,成璜应该是最莽撞的一个。比如在铁胆庄花园的地窖口,他抢着递绳子下去要把文泰来拉上来,也不想想文泰来的武功,不想想对方是否会孤注一掷,直接把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地方。结果,他被文泰来制住,当成人质。
  要说张召重完全不顾及同僚情谊,那也未必,而且即便真的不顾及,作为官场中人,他也要考虑下影响,所以,他先是“自重身份,不肯上前夹攻,是以将骆冰推入地窖后不再出手”,然后见到成璜落入敌手,也“投鼠忌器,听余鱼同一叫,只得向众人挥手,让出一条路来”。
  但相比捉拿钦犯的大功,同僚的性命在张召重眼里终究是次要的,眼看文泰来等人要逃脱,他心想“成璜这脓包死活关我何事?我把文泰来抓回北京,那才是大功一件”,于是拦住文泰来等人,终将文泰来擒获。
  成璜命大,骆冰心乱之际,竟然忘了杀他这个人质,但生死之际,估计他最恨的就是张召重了。
  ——为了争功劳不顾同僚利益,这绝对是职场大忌。




五 一起未遂的勒索
  
  1、一起未遂的勒索

  铁胆庄收留文泰来,但因为周仲英的幼子被张召重等人所诱骗,暴露了文泰来藏身之地,导致其被捉走。而陆菲青写给周仲英的信也被搜了出来,信中的大意是托周仲英照应红花会中事急来投的朋友。
  对于一干追捕文泰来的官差来说,这封信无疑奇货可居——陆菲青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名头极响,但一直未露形迹,现在跟铁胆庄有了勾结,等于一下子得到了要犯的线索,同时又破获了铁胆庄这一大窝点,一旦破获,那绝对是一宗大大的政绩工程。
  但打造政绩工程是有风险的,能够把陆菲青和铁胆庄一窝端了,那固然是大大的好,奇功一件,可是陆菲青神龙见首不见尾,虽有书信,却未暴露具体行踪,所以“瑞大林等一商量,均觉如去报告上官,未必能捉到陆菲青,反在自己肩上加了一副重担”。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官场上,很多时候都过犹不及,与其把工作做到“最好”,不如做到“挺好”,唐朝藩镇有“养寇”之说,精兵强将把农民起义军赶得到处流窜,但就是不将之消灭,为啥呢?“贼都没了,还要兵干吗”?这也就是“兔死狗烹”的道理。
  而对于瑞大林等人来说,捉到陆菲青虽有大功,也不至于兔死狗烹,但一旦接了任务却捉不到,就等于在未来很多年里给自己添了一个大包袱,等于组织安排的工作没完成,还没有机会在其他方面去表现自己,大大影响升迁之路。

  所以,他们放弃将此事报告给上级,就像陆菲青这个要犯未曾出现过一般,但根据“利益最大化”、“利益风险平衡论”的原则,他们做出了又一个选择——“不如去狠狠敲周仲英一笔,大家分了,落得实惠。何况铁胆庄窝藏钦犯,本已脱不了干系,还怕他不乖乖拿银子出来?”
  对于封建官员来说,升迁当然是为官的最大追求,升迁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同时意味着更广阔的索贿空间,但升迁毕竟是个长远目标,就算一路顺风顺水,也少不了经历应有的基层锻炼、外放、部门副职等一系列过程,如果长期目标暂时未见头绪,那么很多人就会把短期目标最大化,何谓短期目标?在任期内多捞点银子。
  所以,在捉拿陆菲青风险极大的情况下,瑞大林等人把目光投向了“从犯”铁胆庄,意图敲诈一笔银子。
 
 
   2、一起未遂的勒索

  在这场勒索的筹划过程中,张召重的想法很有意思。

  我们前面提到了,张召重的能力很强,但情商很低,而在瑞大林等人筹划勒索的时候,他却难得清醒了一回。
  首先,向来好大喜功的他在得知陆菲青露面时,并没有拍胸脯说要捉拿此要犯归案,而是与瑞大林等人一样“不敢造次”,一来他与陆菲青同门,古时极重师门情谊,他多少有些念及,二来他知道陆菲青的实力,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捉拿归案的——张召重的性格中有着奸狡的一面,并非只知逞一己之勇的莽夫。
  后面就更有意思了,瑞大林等人商量要去敲诈周仲英,张召重听了,“觉得未免人品低下,非英雄好汉之所为”。这个细节被很多人认为是张召重人性中闪光的一面,事实上并非如此——若说人品,张召重也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比如与王维扬的决斗,还有临死前意图拉陆菲青同归于尽,都是坏透气的行径。而他之所以在敲诈周仲英这个事情上持反对态度,在我看来根源在于他有自己的理想。

  张召重的理想就是做官,就是封妻荫子,所谓功名利禄,于他来说是功名在前,有了功名,利禄自然滚滚而来,所以他自然不屑于那些敲诈的勾当。他之所以能够全心全力追捕文泰来,后来又在大漠坚持跟红花会斗法,说到底也是“我要做大官”的心理在支撑。
  事实上,这种贪图功名的“理想”并非一无是处,起码证明了这人有进取心,只要领导能够把控得住,让其为己所用,就可以发挥其所长。说白了也就是那个老土的观点:每个人都有长处,聪明的领导就是要用人所长。
  在我看来,为官者若能勤政为民,清廉自律,那自然是最好;至于那些贪图功名,全心为功名而工作的人,若能把工作做到实处,也有可取之处;而最坏的,则是那些全无上进心,纯粹混日子的人,比如如今许多考公务员的“专业户”,甚至组团到全各国各地考试,纯粹为了“稳定”二字,这种人最让我鄙视。
  张召重能够为了功名,一生与朝廷重犯红花会为敌,直至丧命,也可算是清廷忠臣。站错了队是意识问题,态度方面还是极好的。
  

  3、一起未遂的勒索

  虽然张召重情商很低,虽然他鄙视瑞大林等人的敲诈行径,但作为一名官员,张召重对官场上的一些潜规则还是心知肚明的——他能够混到骁骑营统领的职务,仅靠自身能力是不够的,说白了就是“没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总不至于像个愣头青一样啥都不懂。
  所以,他知道“官场之中,不便阻人财路”,于是便“由他们胡来,决心自己不分润一文,没得坏了‘火手判官’的名头”。
  ——也就是说,张召重有圆滑的一面,但他更有自己的原则,他不阻碍别人的敲诈行为,但也决定自己不参与。
  有人曾根据这一点说张召重很聪明,可在我看来,聪明是远远谈不上,悲哀倒是必然的。没错,官场之中确实不便阻人财路,但在知情的情况下不参与,个人认为同样是一个悲剧化选择。

  首先,张召重是一个知情人,他如果参与敲诈,大家皆大欢喜,而他不参与,其他人会怎么想?一方面肯定认为他“假清高”,另一方面则会对他心存戒备。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一朝虽称盛世,但暗流涌动,权力制衡、潜规则、贪官庸吏都一样不少,而越是阴暗的官场形态,就越强调同流合污——在他们看来,大家都做贪官,那大家就都不算贪官了,若有人摆出一副清廉的架势,那就是非我族类,是要排挤出这个圈子的。而在这个敲诈计划中,张召重竟然想置身事外,再联系之前在铁胆庄为了捉拿文泰来不顾同僚性命的事情,大家肯定会把张召重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恨不得将之一脚踢开。
  另一方面,作为敲诈事件的知情人,却又不参与,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瑞大林等人都有个把柄在张召重手里,虽说大家并不隶属同一系统,升迁时不会有过多冲突,但官场上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万一哪天出现利益冲突,这个把柄就是个大患。可想而知的是,瑞大林等人当时虽然利欲熏心,铁了心要在铁胆庄上捞一票,但对张召重也肯定是戒心大增,若是日后有整治张召重的机会,他们肯定会使出杀人灭口的力气。
  也就是说,张召重不参与这事儿,看似聪明,实际上把人都给得罪光了。

  ——在官场上,无论是有理想还是有原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发帖际遇]: dt去长白山捉火蟾,送给韦一笑,得感谢费银两26.


[ 本帖最后由 dt 于 2009-8-20 18: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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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0 18: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七 《书剑》里的政治婚姻

  1、于万亭的制衡之道

  在历史上,政治婚姻数不胜数。所谓政治婚姻,大抵分为两种,一是用于结盟、笼络人心,属“自上而下”;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指普通人以婚姻为跳板,跻身更高阶层。

  《书剑》中的政治婚姻,最出名的自然是香香公主与乾隆。而骆冰与文泰来、徐天宏与周绮的婚姻,虽然两情相悦,但在我看来也有政治婚姻成分。另外,还有一个未发生的政治婚姻,那就是张召重在大漠上了李沅芷的当,心里却还打着要娶李沅芷为妻的算盘。
  我们先来说说骆冰与文泰来的婚姻。
  骆冰是神刀骆元通的女儿,在《书剑》的江湖系统中,同时代的正道人物大多有旧谊,骆元通与于万亭应该也是老友。书中没有明确交代骆元通的亡故时间,但以骆冰的十一当家的身份,加入红花会的年头应该并不长,骆元通应该在此之前去世,让女儿跟随于万亭,多少也有托孤之意。
  这么说来,骆冰算作是于万亭的干女儿——古代的政治婚姻不少都发生在干女儿身上,骆冰容颜俏丽,人见人爱,也算奇货可居。

  问题的重点在于,骆冰作为一个筹码,于万亭是如何使用的?
  我们知道,红花会的实权派包括无尘和赵半山,他们各有自己的势力,也有相当高的江湖声望,于万亭作为总舵主,自然也有充分的话事权。上文提过,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存在状态,于万亭、无尘和赵半山就是一个稳固状态,无尘和赵半山并驾齐驱,于万亭在中间摆平衡。
  但问题是,人总是敌不过时间——按照书中描述,于万亭与陈家洛母亲的年龄相若,其母生下乾隆,被雍正掉包时,应是二十多岁,另外,于万亭去世时,乾隆已四十岁出头(化名东方耳出场时有介绍),那么于万亭去世时应为六十多岁。而文泰来与骆冰结婚是在数年前,以此推断,于万亭当时应该是六十岁上下。而赵半山和无尘当时应该是即将五十岁。

  一把手年届六十,二号和三号人物都还没到五十岁,这就有点问题了。我们都知道,60岁就已经步入老年了,一些级别的官员在55岁或58岁时就要改任非领导职务,如调研员之类,于万亭肯定感到了身体状况的下降,这无疑会影响其工作精力,进而影响到其对无尘和赵半山的控制,但义子陈家洛年纪尚小,还不能出山接班,怎么办?
  三十多岁的文泰来出场了,他的实力与无尘和赵半山相若,又有年龄优势,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问题是,于万亭凭什么让文泰来心甘情愿成为自己人?因为既然文泰来的实力可以与无尘和赵半山相抗衡,他大可以自组山头。于是,骆冰该发挥作用了。
  幸运的是,人见人爱的骆冰真的爱上了文泰来,而文泰来更是“除了红花会的老舵主于万亭之外,生平就只服这位娇妻”——政治婚姻有了感情基础,于万亭也就顺利拥有了制衡无尘和赵半山的新武器。

  文泰来是于万亭提拔起来制衡赵半山和无尘的人,同时又相当于于万亭的干女婿,陈家洛的干姐夫,文应该是属于太*子党。因此,陈家洛的势力范围内,红花会还是个三边的框架:陈家洛,赵半山,无尘。并且以陈这一方实力最强大。陈家洛提拔年轻人不应过于急躁,不然老家伙们会有兔死狗烹的想法,工作起来会闹情绪。陈继续倚重文泰来一则不打破既有的权力平衡,这样出叉子的可能性最小;二则让文泰来对于万亭的忠心自然的过渡到陈家洛身上来;三则陈家洛派系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因此,陈应该继承于万亭的用人方针,继续重用文泰来,制衡赵和无尘。
  在第一次营救文泰来的时候,陈为什么一马当先的跳出来就很好解释了:一是做给兄弟们看,我是急兄弟之所急,兄弟有了危险,我第一个去救,我是个有义气的好男儿;二是做给骆冰和文泰来看,我陈家洛和老舵主一样,把你文泰来当作自己的心腹,为了救你,我是下了血本的,救成功了的话,你文泰来是欠我的救命之恩的;三是让大家觉得我陈家洛和老舵主一样,事必躬亲,亲力亲为,不拿兄弟当挡箭牌(去见乾隆的危险工作,于万亭是亲自去做的,不是派人去的,除了保密性外,也是不想别的兄弟涉险)。
    所以,如果这次营救成功的话,红花会里的兄弟马上都会对陈家洛口服心服,陈的地位立即固若金汤。当然,结果是陈家洛没料到张召重这么扎手,事情没搞定,所以这次表现只能说及格,想法是好的,前期调查不到位,导致事情的发展偏离了既定的方向。因此,做项目规划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为,循序渐进,不能为了让上司对自己刮目相看,就去做超出能力范围内的承诺:成功了的话,你下次接到的任务会给你更大的考验,失败了的话,你在上司眼中就是夸夸其谈之辈。

  “主帅既然出马,无尘等也就不便和他相争”,这个“不便”并非显露了大家对陈家洛此举并不满意,而是显露了无尘和赵半山对陈家洛的不满意。无尘和赵半山都是红花会里的老油子,能混到老二老三的位置,都是人精。陈家洛出来救人,打的什么小算盘,他们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其实,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算盘。毕竟,大家如果都想做老大的话,需求差不多,竞争手段也不会有很大差异。但事情坏就坏在,他们两个还没跳出来,陈家洛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陈自己赶紧的上前一步走。名义上来说,陈还是老大,因此无尘和赵半山是不能当着兄弟的面阻止他的,如果一开始就阻止的话,这抢老大位置的心人人都看出来了,以后还怎么笼络人心?因此,这个“不便和他相争”不是大家不满意,是无尘和赵半山不满意,“不便和他相争”什么,争老大的位置呗。当然,有时候不便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创造方便。你看,陈家洛一有罩不住的苗头,无尘赶紧的抓住了这个机会,顺利接手。为什么是无尘而不是赵半山,一是因为无尘性格急噪而赵半山更喜欢三思而后行,二是因为无尘功夫最高,他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更有自信。
    因此,在这里,给无尘的表现加一分。该上的时候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不是事事都要谋定而后动的,在一闪即逝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不容许你有太多的想法,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有时候上司考验的不一定是你的业务能力,而是考验你的担当和魄力,毕竟,业务能力可以慢慢培养,担当和魄力是性格里带的,要变很难啊。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2、陈家洛对周仲英势力的照顾

  红花会和铁胆庄解除误会后,周仲英带着女儿和两个弟子一起加入了营救文泰来的队伍。
  周仲英的这股势力可以算得上是一股生力军,虽然老周传授武功很不得法,女儿和两个弟子都武功平平,但老周本人武功一流,而且平时仗义疏财,江湖声望极高,人格魅力超过无尘等红花会当家,属于“江湖版孟尝”式的人物。红花会得此臂助,等于是号召力大增,关键时刻要是把这张牌打出来,大有一呼百应的可能。
  而且,因为收留文泰来这桩事情,红花会对周仲英必然会很尊重——人家为了红花会,连周家独苗的性命都断送了,古人以无后为不孝,文泰来被捕也怪不得人家,红花会欠周仲英的这个情可算是大过天了。红花会以义气为先,自然不会过河拆桥。

  但问题是,这股势力怎么拉拢,这个情又怎么偿还?这个问题够陈家洛为难的了,让我们来看看陈家洛是怎么做的。
  离开铁胆庄后,陈家洛进行了人手分拨,先后赶路去营救文泰来,他对周仲英势力非常照顾——他把周仲英势力打散,两个徒弟跟随陆菲青,周仲英和女儿则与徐天宏、骆冰同行。这倒不是出于顾忌所以分化其势力,而是真心出于照顾,陆菲青这一队是第五队,周仲英这一队则是第六队,也是最后一队,给了他们比别人更充分的休息时间,赶路的压力不算大。另外,以陆菲青的身份,由他带领周仲英的两个徒弟孟健雄与安健刚,也是十分合适,一来,陆菲青与二人一样,都是红花会的客人,他带队比由红花会当家带队要恰当得多,不会让人有“红花会收编铁胆庄”的感觉,孟、安二人和周仲英都不会闹情绪;二来,陆菲青是周仲英的老朋友,也算得上孟、安二人的长辈。从这一点来说,陈家洛想得十分周到。

  而周仲英这一路,安排了徐天宏和骆冰二人同行。文泰来被捕,骆冰也算半个当事人,关心则乱,警察破案都讲究个亲属回避,亲人受害自己反而不能参与案件,所以骆冰理应呆在最后一路,调整情绪。另外,骆冰和周绮都是女人,路上住宿什么的也方便。至于徐天宏,他与赵半山、卫春华是红花会中难得的精明强干之人,但赵半山作为三当家,要独当一面,卫春华是冲锋陷阵的先锋,所以由徐天宏来陪伴周仲英这个客人,也是再合适不过。至于徐天宏和周绮当时水火不容的关系,那是次要问题,毕竟周绮再怎么都好,总要听老爹的话,而且组织上也对徐天宏的组织协调能力有信心,认为他足以应付这些事情。
  从这次人手分拨上来说,陈家洛相当成功的抚慰了周仲英势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3、徐天宏入赘的一举两得

  周绮对徐天宏之间,是绝对没有一见钟情的因素存在的,反倒是一对实打实的冤家。在红花会与铁胆庄的误会当中,二人第一次碰面,因为铁胆庄被烧的缘故,周绮对其印象极坏。
  可偏偏,在陈家洛的人手分拨中,徐天宏与周仲英父女分在了一路。
  相比任性的周绮,性格爽直的周仲英倒是对徐天宏印象不错——铁胆庄被烧全是因为误会而起,怪不得红花会诸人,而且在周仲英安排家眷离开时,徐天宏提出“铁胆庄的人最好往西,暂时避一下风头,等摸清了路数再定行止。现在往东去赤金卫,恐怕不大稳便”,此人虽无大智,但小聪明小门道着实不缺,周仲英自然欣赏其心细。
  后来,徐天宏受伤,与大部队失散,身边只有一个周绮,二人共患难,尽释前嫌。再后来,二人救出周绮的母亲,徐天宏担心自己与周绮孤男寡女走了一路,有损对方名节,不告而别,周绮则生出情愫。
  到了开封,徐天宏设局让周仲英与老妻消除误会,一家人重聚。偏偏周绮在兴头上,说漏了嘴,让陈家洛等人知道了自己与徐天宏一路同行。陈家洛敏锐地发觉到了这一点,立刻做出了一个选择——说媒。而周仲英也同时发觉到了这一点,与陈家洛不谋而合,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在陈家洛看来,仅仅如此还不足以笼络周仲英势力——就算抛开潜规则不谈,人家为了红花会,送了小儿子一条命,仅仅靠联姻,确实不足以报答人家。
  所以,陈家洛选择让徐天宏入赘周家,“不但做他女婿,还做他儿子。将来生下儿子,长子姓周,次子姓徐。”
  在我看来,陈家洛这一步可谓一举两得。一来,如此安排,周家后继有人,周仲英自然十分满意;二来,徐天宏从此不再是单身汉,从小就是孤儿的他有了一个家,而且还能得到周仲英传授武功,自然也对陈家洛这位新总舵主感恩戴德。
  ——在已有无尘、赵半山和文泰来三大势力存在的情况下,陈家洛作为年轻的总舵主,肯定要打造自己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一定不是传统势力,而是小字辈,通过他的提拔对其感恩戴德。我们知道,在红花会的当家中,二当家到六当家代表老一辈,七当家徐天宏以下,则是年轻人为主,徐天宏本人业务能力(武力)一般,但颇具智计,与卫春华一文一武,是小字辈中难得的精明强干之辈,恰恰是陈家洛需要提拔的对象。
  

  4、武官的无奈

  张召重对李沅芷“有想法”,在书中只有一处提及——那是在大漠,李沅芷诱骗张召重,最终导致张召重被擒丧命,《书剑》中头号大反派就此“Game over”。
  原文是这样说的:“张召重苦等李沅芷不回,吃了些干粮,心头思潮起伏,盘算脱险之后如何邀集帮手,大破红花会。又想李沅芷是提督之女,人又美貌,自己壮年未婚,如能娶她为妻,于功名前途大有好处,从回疆回到杭州路途遥远,一路上使点计谋,把她骗上手再说。”
  张召重此人确实“事业为重”,时时刻刻为了事业作打算,在《书剑》的前半部分,他卯足了劲,把文泰来当成自己的进身阶,从捉拿到关押,花足了心思,而在后半部分,他则和陈家洛对上了。换言之,红花会不仅仅是他的头号大敌,也是他加官晋爵的工具。

  有人曾说张召重前后变化很大,从宗师级反派变成了无赖大反派,我个人倒是觉得这种变化并不算突兀。对于张召重来说,一切都以“能否加官进爵”为原则,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路线就不是问题,起初光明磊落,是因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后来阴湿蔫坏,是因为每件事情都闹得狼狈不堪,狗急跳墙、穷极生疯,就是这个道理。
  而妄图染指李沅芷,在我看来也没啥大不了,在那个异化的官场,他除了需要立功,还得找个好靠山,对于一个靠拳头在官场打拼的人来说,事实上与领导接触机会很少——虽说历朝历代都是马上平天下,但治理江山说到底还得靠文治,像张召重这种京城驻军干部,更多的工作还是协助警察部门破案,大事情根本不需要他。而且,这些驻军干部想进入文官系统是基本不可能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受传统演义影响,很多人高估了武官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实际上,除了打江山时期之外,武官在历史中的作用十分微小,政治的推动主要还是依靠文官系统,而文官系统对武官的歧视,也是由来已久。
  所以,武官想要升迁,就只能在武官集团中寻找靠山。提督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官,但在武官系统中却已经是大多数人无法逾越的高峰。因此,张召重希望能够把李文秀这个“提督之女”弄到手,也确实是人之常情。对于生于“太平盛世”的武官来说,一刀一枪取功名的机会并不多,除非扎根边疆,仅靠抓贼也很难升迁,政治婚姻其实也算一个无奈的选择吧!
  

  5、乾隆就是红花会的大爷

  陈家洛不太讨读者喜欢,多半都是因为香香公主的缘故,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成政治婚姻主角,拱手让人,结果还枉送性命,引来口诛笔伐是必然的。
  而我想探讨的是:陈家洛有没有第二种选择?比如救出香香公主,远走天山;又比如救出香香公主,与乾隆反目,利用红花会自己的力量反清;甚至阴暗一点,利用乾隆对香香公主的钟情,逼迫其尽快反清,不反清就不把香香公主给他……
  可惜的是,经我一一分析,陈家洛竟然别无选择。

  前文说过,政治婚姻有三种,一是平等的结盟,二是自上而下的笼络,三是自下而上,寻求进身之阶或者帮助。
  乾隆贵为皇帝,而且是红花会借以反清的希望,“自上而下的笼络”在这里自然不适用。那么,平等结盟或以此寻求帮助,又有可能吗?
  这个事件有几个已经发生的先决条件——香香公主已经落入乾隆之手,而且乾隆对其十分钟爱,偏偏香香公主又和陈家洛相爱极深。
  在我看来,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未满足,陈家洛都有做出第二种选择的充分空间,但三个条件悉数满足,陈家洛几乎已经别无选择。

  如果香香公主没有落入乾隆之手,红花会完全可以选择“奇货可居”,以此为筹码;如果乾隆对她并无十分钟爱,红花会完全可以避免这个被动的政治婚姻;如果陈家洛和香香公主彼此并无极深感情,也不至于难以抉择——在那个时代,女人是弱者,甚至是商品。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乾隆与红花会从来就不是平等的,或者说,乾隆所代表的皇权与红花会从来都不平等。千万不要以为红花会能把乾隆弄到六和塔关着,就可以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了——事实上,如果乾隆并非汉人,或者宁死不合作,那么红花会将他杀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大清江山,太后选个新皇帝出来,熬过动荡期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历史上从没有通过暗杀就能成功的革命,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如果乾隆是汉人,那么红花会就不可能杀他,还得供着他,给他充分的考虑期,盼着他能带头反清复明。
  也就是说,对于红花会来说,乾隆横竖都是个大爷。
  从红花会把“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乾隆这个既得利益者身上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种不平等。
  

  6、陈家洛没有其他选择

  前文说到乾隆与红花会从来就非平等的,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花会的既定方针决定的。
  应该说,红花会有聪明的一面,或者说于万亭有聪明的一面,他很清楚靠几万人的小打小闹,或者搞搞暗杀什么的,很难真正达到“恢复汉室江山”的目的,他们走的路线是策反乾隆,让满清的皇帝带头来反清——当然,前提是乾隆本人是汉人。
  乾隆是否汉人,在野史上是一大谜案,民间传闻也多,既然这里以金庸的小说为准,那就选择“雍正偷梁换柱,陈阁老儿子变女儿”这个版本吧。在书中,于万亭和乾隆生母“青梅竹马”,恰恰知道这个惊天秘密。也正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本为汉人的乾隆身上。

  其实,这确实是一个曲线救国的好办法,毕竟,虽然所谓的康乾盛世有令人质疑之处,但经多年统治,大清江山已经趋于稳定,老百姓日子就算过得不好,也没到水深火热的程度,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可能性很低。但也恰恰是这个方向导致红花会对乾隆的迁就,导致了陈家洛的割爱。
  另外,从情爱角度来说,乾隆对香香公主神魂颠倒,而香香公主对陈家洛的痴心,只会加强乾隆对香香的占有欲望——对感情有过些经历的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有时候你不一定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但如果有一个事事和你角力的人去追她,那女孩子在你心中的地位也会拔高,说到底就是为了一口气。
  也正因此,乾隆才会“猛见对面梳妆台上大镜中自己的容貌,想起陈家洛丰神俊朗,文武全才,自己哪一点能及得上他?不由得又妒又恨,猛力一挥,温玉掷出,将镜中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撒满了一地。”
  而恰恰是这种妒忌,断送了红花会的希望。乾隆的心理活动值得玩味,他心想“我贵为天子,这个异族女子却不肯顺从,原来是这陈家洛在中间作怪……他劝我驱逐满洲人出关,回复汉家天下,别要大事不成,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现今我要怎样便怎样,何等逍遥自在,这件大事就算能成,亦不免处处受此人挟制,自己岂非成了傀儡?又何必舍实利而图虚名……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他身上,好,咱们两件事一并算帐。”
  乾隆本来就对“回复汉室”这个事情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生怕大事不成反而累及自身,又怕成功后自己也只是个傀儡,陈家洛和他“抢”香香公主,就完全成了导火索。
  一个人要是龌龊起来,确实是永无止境,乾隆要“两件事一并算帐”,着实阴险。陈家洛呢?他面对“百世难遇的复国良机”,自然不会与哥哥乾隆决裂。这场政治婚姻注定发生,他没有第二种选择。
  



八 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1、李可秀的机会

  李可秀是李沅芷的父亲,也是书中着墨最多的高级武官。
  李可秀的升迁之路,大致如下:在湘西做参将(其间生了女儿李沅芷),在陕西扶风延绥镇做总兵,其后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乾隆二十三年在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升任浙江水陆提督,最后调到京师。
  清朝的武官官制是这样的:全国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每区下辖一至数省,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区,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省下为镇,镇的长官是总兵;镇下分协,协的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汛,汛的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

  《书剑》一开场,是乾隆十八年陆月,李沅芷14岁,李可秀则是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而李沅芷出生在湘西,当时李可秀是参将。也就是说,这14年间,李可秀提升了两级——由营长官参将升为协长官副将,进而升任镇长官总兵。
  考虑到不到两年后,李可秀就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那么本书开始时,李可秀应该在扶风延绥镇已经担任了三年左右的总兵职务,因此才有机会调岗,换言之,李可秀由参将到副将,再到总兵,基本做到了五年一升迁。
  这个升迁速度并不快,绝对不会像福康安那种*************一样,年纪轻轻就成为高官,但也基本顺利,一步一个脚印,中间没有停顿。
  对于一个基层武官来说,李可秀已经做到最好了。但是,前文曾提过,武人的升迁之路较为单一,仅有内廷系统(如御前侍卫)、禁卫军系统(如张召重所在的骁骑营)和地方军系统这几条路子。内廷系统的起点较高,查阅史料便可知道,较高等级的御前侍卫一旦外放,基本都是提督级别的,这个与文官系统的情况是一样的,领导秘书调任地方,起码也是个地方副职领导;禁卫军系统离皇帝也比较近,而且外派办公机会多,属于那种既让领导看得见,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也有优势;而地方军系统,要想顺利升迁,那就得吃点苦,要立军功,要扎根边疆。李可秀此前在湘西和陕西扶风呆,前者属于内陆地区,后者虽靠近边疆,但还是属于第二道防线,立功机会很少。
  而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则是李可秀的一个大机会。
  

  2、逮住了立功机会

  李可秀由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看似是在升迁之路上停顿一步,没有做到“五年升一级”的目标,但其实等于是一次变相升迁。
  这种变相升迁在官场中极多,比如由一个清闲衙门调任一个有审批权的部门,级别不变,权力却大了;又比如下基层,有时级别不变,却是一个积累基层经验、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下一步升迁打下基础。而有时候领导要提拔人,也习惯把提拔对象在各个岗位都放一放,历练一下,丰富履历。

  书中提到,安西北连哈密,西接大漠,乃关外重镇。调任安西总兵,无疑是领导对李可秀的信任,并在为下一步提拔进行铺垫,毕竟,此前李可秀虽然有副职经验,也有地方军区一把手经验,但却缺少了一线经验——对于武官来说,无论盛世还是乱世,边疆或者重镇的工作经验都是很重要的。
  李可秀在安西镇任职至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平定伊犁的战役发生了。按照书中描述,他此时应该已经在安西任职了三到四年的时间,应该说,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边疆工作经验,加上他的一把手经验,距离下一步升迁只是一步之遥——但要注意的是,在官场上,“一步之遥”的情况太多了,僧多粥少,与李可秀有同样条件、同样只差一步的人不在少数,但能够迈过这一步的却终究是少数。在一个呈现金字塔形状的官员系统中,越往上走路就越窄,升迁的比例也就越低,竞争也就越激烈。自身条件达到了升迁要求,但领导给不给你这个机会,那是另外一回事。书中并没有提到李可秀在朝中有靠山,那么,他靠什么迈出这一步?

  伊犁叛乱无疑是李可秀的机会,当时,由于上一代的康熙打下了良好基础,连续打赢多场边疆大战,乾隆执政期间,边疆压力已经远比清初减轻,虽然也打过几场大仗,但绝对无法跟康熙年间的频率相比。边疆武将的立功机会自然也相对减少,逮住一个伊犁之战,自然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了。
  李可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他立下军功,升任浙江水陆提督,节制定海、温州等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杭州等城守协,太湖、海宁等水师营。
  

  3、前任留下一个烂摊子

  李可秀升任浙江水陆提督,无疑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
  那个时代,海防区域较为局限,较为重要的仅是防倭,整个国家的边防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与北部,但是,浙江的战略地位还是极其重要。首先,浙江处于长江下游,战略意义很大;其次,江浙一带向来是富庶之地,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拥有杭州、扬州和南京等经济重镇;最后,定海和温州等地向来都是防倭重地,海防重镇。
  换言之,李可秀作为一个重要省份的最高军事长官,地位甚至不亚于一些小省份的封疆大吏。但让李可秀抓头的是,自己的辖区突然之间成了朝廷与红花会的“正面战场”。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文泰来在这里被捕,而且乾隆的生父陈阁老的老家也在自己的辖区内——换言之,乾隆非来不可,红花会也非来不可。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乾隆与陈家洛相约西湖,彼此斗法,乾隆自恃实力雄厚,妄图将红花会一网打尽,于是安排了大队人马,包括御前侍卫和数百名京城骁骑营的人马,还有就是李可秀在本地的驻军——杭州的旗营和绿营兵丁。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清廷武人系统三大势力的协同作战。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红花会在本地势力极大,有数千名兄弟,而且在李可秀辖下的绿营中,也有不少红花会会众,在陈家洛亮明身份后,这些绿营兵丁甚至公开出来行礼,给乾隆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见自己军队中有这许多人出来向陈家洛行礼,这一惊非同小可,今晚若是动武,御林军各营虽然从北京卫驾而来,忠诚可恃,营中亦无红花会会众,但无论如何难操必胜之算,自己又身在险地,自以善罢为上”。
  此时的李可秀,自然也是惊呆了,多半认为自己性命不保,而乾隆也确实迁怒于他,冷冷向他说了一句:“你带的好兵!”吓得他连呼“臣该死”。

  实际上,李可秀还是挺冤枉的——他升任浙江水陆提督不久,绿营中红花会会众很多的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是前任的“历史遗留问题”。官场之上,前任的遗留问题最难处理,如果前任只是平调甚至退休,那倒还好说,如若高升,处理遗留问题更得艺术一点。李可秀刚刚上任,还处于摸底阶段,指望他进行大规模调整并不现实。
  而乾隆作为最高领导人,自然也有较高的管理能力,李可秀虽然当场遭到训斥,但书中并未提到他因此而遭受进一步处分,可见乾隆对这个事情还是心知肚明的,并未因为自己的颜面受损而难为李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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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0 18:31 | 显示全部楼层
4、李可秀的第二次变相升迁

  红花会在杭州几番营救文泰来,对手都是李可秀。最后,文泰来获救,乾隆的身世也终于瞒不过陈家洛,李可秀自然成了乾隆的出气筒,要是运气不好的话,丢官罢职甚至砍脑袋都有可能。不过因为大家都已竭尽全力,乾隆又要玩弄领导艺术的缘故,所以御前侍卫们没受处分,而李可秀作为直接责任人,也只是革职留任。
  革职留任这个说法其实很艺术,说白了就是背个处分享受待遇,对于出错的官员来说也是进可攻退可守,起码保留了待遇,而且依旧掌握权力,有翻身机会,领导那句“日后将功赎罪”也在那里放着呢。
  而且,封建帝王往往以“处罚艺术”为御下之法门,比如乾隆对李可秀的这次革职留任,就是对重大过失处以较轻处罚,以换得大臣的感激涕零。历史上还有一些变相的做法则更是高明,比如晚年康熙在将四皇子(也就是日后的雍正)定为继位人选之后,将四皇子的心腹大臣(如李卫等)以及一些不属于诸皇子势力、身份较为独立的能臣都借故打入大牢,这甚至使得许多人一度以为四皇子已经失去了继位机会,但实则不然——康熙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让这些能臣远离诸皇子的政治斗争,保持政治上的清白性,留一个有用之身,毕竟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大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二则是让雍正在继位后,有一个大赦群臣的机会,有恩于这些能臣,可以换得他们的忠心报效。

  李可秀在革职留任之后没多久,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平调——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
  相比浙江水陆提督,直隶古北口提督似乎不太起眼,有许多人甚至以为这个提督只管古北口一带,其实大大不然。这个直隶古北口提督,实际上是直隶省的军事第二把手!
  查阅史料可知,直隶省绿营营制为顺治元年所定,当时,直隶设巡抚,置抚标左、右二营,并设宣府、真定、蓟州、通州、天津及山海关六镇总兵官,并镇标以下各协、营、汛。后经改制,设总督、提督及七镇,总督驻保定府节制提督,提督驻北京古北口节制各镇。
  也就是说,这个直隶古北口提督,其实只是驻扎在古北口,管的却是直隶绿营,要知道,绿营是清朝正规军的绝对主力,而当时的直隶更是囊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还有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在这里做提督,实际上就是拱卫京师的驻军首脑人物,身份无疑比浙江水陆提督更为重要。
  换言之,这次平调与之前的从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一样,也是一次变相升迁。
  

  5、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

  李可秀从一个革职留任的浙江水陆提督,摇身一变为岗位更重要的直隶古北口提督,他心里一定是在高呼“天恩浩荡”的——但对于一个“革职留任”的官员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非正常升迁。

  在书中,因为乾隆是汉人的隐秘身世,雍正留下了遗诏,一旦国家有变,则由太后主持大局,与八旗亲王一起对乾隆进行制约。
  可想而知的是,即便乾隆未有异状,太后也会未雨绸缪,暗中有所准备。当然,也恰恰因为乾隆身世极其隐秘,太后也很难公开培育自身势力,而且乾隆终究是盛世皇帝,掌控能力也超强,按书中所述,他的势力主要是上三旗和御前侍卫,而在太后让他将八旗旗兵分拨给八位王公统领时,几位王公都觉得这“大大的不符祖宗规矩了,摆明是削弱皇帝权力之意”,有的还心想“明日还是上折归还兵权为是,免惹杀身之祸。”由此可见,乾隆对局面还是能够较好控制的,太后势力相当有限。
  但太后掌握有乾隆身世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公开,乾隆积累的所有政治资源大多都将变为无效——封建王朝向来追求“正朔”,满人的江山要是出了个汉人皇帝,那满人势力当然会即刻倒戈。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眠?乾隆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消灭太后的势力,同时把雍正遗诏烧掉——这么艰巨的任务,谁来承担?
  福康安自然是一个人选,那是他的私生子,备极尊荣,绝对自家人,白振等忠心耿耿的御前侍卫也是心腹,但那些亲王呢?恐怕没有一个是能靠得住的——即便现在靠得住,但一旦知悉了乾隆的身份,那也会变得靠不住,说不定还会反戈一击,使得乾隆伤及自身。
  乾隆不会冒这个风险,所以,他拒绝了满人将领,选择了汉人将领李可秀。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李可秀并不是乾隆有此想法后才被调入直隶的——按照书中表述,从乾隆下定主意要一箭双雕,同时解决太后势力和红花会,并付诸于行动,不过一天时间,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可秀在此之前已经到岗,成为直隶古北口提督。
  那么,乾隆此前为何将李可秀调入直隶?按我的理解,红花会知悉乾隆身世,并以此逼乾隆反清,“创不世功业”,乾隆其实心眼是有点活动的,书中也曾提到他对此犹豫不决。而如果他有与红花会合作的打算,那么就要与诸亲王为敌,要大力培植真正属于自己的汉人势力,精明强干的李可秀自然是一个人选;如果他选择继续做满人皇帝,要剿灭红花会,那么与红花会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李可秀自然也是一个人选。也就是说,李可秀是一枚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
  

  6、李可秀的人情味

  李可秀的结局是很可怜的——在《飞狐外传》中提到,乾隆被红花会囚于六和塔、福康安被红花会掳为人质这两个事情,都是当事人的奇耻大辱、心头大患,所以数年来将知悉内情的人屠戮殆尽,李可秀作为这两件事情的“见证者”,注定逃不过这一劫。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官场的一大避忌,李可秀运气不好,遭遇了这档子事,下场自然悲惨。

  但抛开结局不谈,李可秀还是很有一套做官哲学的。比如乾隆与陈家洛在西湖之上约谈,李可秀从旁跟随,乾隆问李可秀“玉如意是什么人?”李可秀的回答就很妙,他说“那是杭州名妓,听说她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她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她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听说”二字用得极妙,而乾隆反问“你见过她没有?”李可秀表现得十分惶恐,说“小……小人不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李可秀此时的表现十分狼狈,但这种狼狈其实是最恰当的表现——官场之上,该狼狈就得狼狈,该装傻就得装傻,适当的时候选择做个呆瓜,绝对不是坏事。比如说这些风月场上的事情,要是能像个小男生一样在皇上面前脸红,那效果肯定极好。领导不一定喜欢老实人,但最放心的就是老实人。至于拍着胸脯跟领导说“这事儿我最熟,我带您去乐乐”,那是弄臣才能做的事情——皇帝自然会养着弄臣,专门服侍自己开心,封疆大吏不该干这个,要做的是本职工作。
  而在拘押文泰来,与红花会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李可秀也显示出了精明强干的一面。比如徐天宏命人在提督府外放火,李可秀则按兵不动,不中调虎离山之计。

  最难得的,是李可秀的人情味,他对女儿李沅芷的爱护自不必说,而他宠爱的小妾被红花会掳去,他也并没有说上一句“女人如衣服”,便弃之不顾,而是就此与红花会协商,给了陈家洛一个与文泰来见面的机会——虽然涉嫌“滥用职权”,但在那个极其黑暗的官场形态下,相比那些肮脏龌龊、台前幕后的交易,这个“探监机会”绝对只属于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儿科事件,何况,他在府内安排了重兵,做足准备工作,严防红花会趁此机会混水摸鱼,忠心无需怀疑,处理也极得当。
  作为人臣,李可秀无疑是合格的。
  

  7、办事漂亮的曾图南

  曾图南是李可秀麾下的参将,也是心腹。在我看来,这个人的人生轨迹有着李可秀当年的影子。
  曾图南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且是凭着手底功夫累积军功升至参将的,唯一与李可秀不同的就是他的升迁速度很慢,四十多岁依然只是个参将,属于“金字塔官场”中为佼佼者作陪衬的那种。换言之,这是一个“减弱版”的李可秀。
  曾图南出场时,任务是护送李可秀的家眷前往浙江。书中提到,他“使一手六合枪。他是靠真功夫升上来的,很得李可秀的信任”。护送领导家眷,这既是个光荣任务,也是个艰巨任务。我们都知道,如果领导非得带你出差,那起码证明不讨厌你,但沿途上接触领导的机会比平时更多,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你要是能把领导侍候好了,那敢情好,但要是做多错多,很有可能起到反效果,将此前辛苦建立的信任挥霍掉。而跟着领导家属出差,那往往比跟领导本人更麻烦——领导的喜好大家日常都知道,领导家属的喜好就得临时了解、“现学现卖”了,而且,服侍得好领导不一定知道,服侍不好领导就一定知道。

  曾图南就是在这个“艰巨任务”中,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路上,李沅芷因为取笑章进,被章进砍断了她的马尾巴,她嫌不好看,便对曾图南说“曾参将,我的马尾巴不知怎么断了,真难看”,曾图南知她心意,说:“我这坐骑不知怎么搞的,今儿老是闹倔脾气,说甚么也制它不了。小姐骑术好,劳你的驾,帮我治一下行么?”李沅芷谦逊一句:“怕我也不成。”两人换了坐骑。曾图南那马其实乖乖的,半点脾气也没有,他还赞一句:“小姐,真有你的,连马也服你。”
  这个片断看似简单,却藏了不少“道理”。首先,你得领会别人的心思,比如李沅芷说一句“真难看”,你就得知道她想换马,但这只是第一步,领会了人家的心思,你还得照顾人家的感受,如果贸贸然跟李沅芷说“我们把马换了吧”,大小姐的面子肯定下不来,领导和领导家属都是容不得你居高临下“施舍”的,所以,要想个借口照顾对方的面子,把自己置于下首,对方依然在上,曾图南找的借口是马不听话,需要骑术高明的李沅芷来驾驭,好话人人爱听,李沅芷自然高兴,顺顺当当下了台阶,痛痛快快把马换了。
  封建官场上很讲究这一点,光看出领导的需要还不够,办事情还得讲究,要既满足其需求,又让其如沐春风。
  

  8、一次成功的谈判

  红花会攻打提督府,营救文泰来,结果人没救成,却掳了李可秀的小妾。
  徐天宏出了一个鬼主意,由陈家洛亲自修书,约李可秀谈判。信写得很文雅,颇为可观,值得玩味,“李军门勋鉴:今晨游湖,邂逅令宠,知为军门所爱,故特邀驾。谨此奉闻。红花会会主陈家洛拜上。”“邂逅”二字,让人看后发笑。
  送信的人是精明强干的卫春华,这也算是红花会的一个招牌人物了,另外,孟健雄又负责引着使者,把一个玉瓶送到了巡抚府。李可秀对这个小妾显然很紧张,他一接到信,便收兵而回,加之玉瓶极为重要,丢失玉瓶很可能是满门抄斩的大罪,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派手下最精明强干的曾图南前来谈判,而“接待”他的则是卫春华。
  因为有小妾在手,所以卫春华在这次谈判中心态放得十分轻松,妙语连珠,冷嘲热讽,而作为被动的一方,曾图南虽然心里不爽,但却把领导要求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强忍怨气,好声好气跟对方沟通,他“心想我是朝廷命官,来见你们这些江湖草莽已是屈尊,居然他还搭架子不见,心头火冒,但既然是有求而来,只得强抑怒气”——李可秀信得过他,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他与卫春华的谈判,并没有过多客套,总是一两句例行的客套话后就直入正题,因为他知道,“跟这些江湖汉子打交道,越爽快越有结果”。官场上讲究含蓄,江湖上讲究爽快,曾图南无疑分得很清楚,如果他摆出官场那一套,云里雾里绕上一套套废话,那肯定没有效果。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随机应变、举一反三,这也是混迹官场的基本素质。
  而当卫春华提出要让陈家洛跟文泰来见面的要求后,曾图南并未大包大揽,贸然答应,而是沉吟半晌后表示事关重大,要请示李可秀。他回到提督府,得到了李可秀的指示后,回来继续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心而论,曾图南作为谈判的经办人,分寸把握很好,该说的话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该自己做主的就自己做主,超出自己权限的事情立刻请示领导。毫无疑问,仅就谈判本身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
  

  9、一次惹祸的谈判

  如果说曾图南与红花会的谈判是一次成功的谈判,那么,还有一次谈判则可算作惹祸的谈判。
  在《书剑》尾声中,红花会大闹皇宫,掳走了福康安,李可秀带着曾图南赶来谈判,表示乾隆有指示,只要红花会放了福康安,可以答应对方任何要求。陈家洛则提出了重建少林寺、永不滋扰少林,不再加重回部赋税,不得怀恨缉拿天下红花会会众这三大要求。前两条对于清廷来说,其实影响不大,而且处理好了还可以收买人心,并非坏事,属于李可秀这位谈判代表的权限内之事,所以他一口应承。
  至于第三条,就有点麻烦了,红花会经过此番争斗,已成乾隆的眼中钉,而且在杭州的对抗中,乾隆发现作为清朝正规军主力的绿营中竟然也有大量的红花会会众,这无疑对清廷的统治造成了隐患,这一条答应与否,其实已经超出了李可秀的权限。

  但此时非彼时,李可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两难抉择,他的压力要比当初曾图南去谈判时的压力大得多,也不可能像当初曾图南那样掉头回去请示领导。因为清廷与红花会已经结下了再也解不开的血海深仇,远非杭州时期的打打和和可比,而且在杭州时,李可秀还掌握有文泰来这个“宝贝”,可以制约红花会,此时不但手上没牌,而且福康安这个乾隆最宠爱的人还落在红花会手里,谈判难度极高。另外,由于双方已经闹翻,红花会的人不可能停在原地等他回去请示领导,他只能自己拿主意——处理好了是份内工作,处理不好就得承担所有责任。
  在这种无奈状况下,李可秀只能说一句“我也斗胆答应了。”
  红花会在乾隆手上吃过大亏,当然不会把一句承诺当定心丸吃下去,陈家洛随即表示“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换言之,福康安得做一年人质。
  李可秀此时的反应跟此前曾图南谈判时的风格相若,十分爽快,说了一句“好,就是这样”——本来,领导要受罪了,做下属的总该拖延一下,说上两句软话,以示对领导的“关心”,但因为与红花会已然决裂的缘故,稍有点不爽快都有可能会激起对方的情绪,所以李可秀被迫爽快了一回,然后才向福康安说了几句安慰话。
  而福康安此时的反应则是“默然不语”,倒也不是他气量小,换成谁要被掳去大漠做一年人质,都不可能还笑呵呵地跟没事人一样。《飞狐外传》提到乾隆与福康安将此事列为奇耻大辱,等同于乾隆本人被关于六和塔,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太爱面子,以他们的身份受这个罪,自然会将之视为绝密,加之乾隆身世隐秘,将知情人一一灭口也是封建帝王采取的固有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惹祸的谈判中,曾图南是李可秀的唯一随从——领导几度升官,他始终是领导最信任的那个人。而在数年后,当他成为乾隆与福康安的灭口对象时,他是否会心生“不被李可秀信任该多好”的念头?
  



九 那些御前侍卫
  
  1、自成体系的御前侍卫

  在《书剑恩仇录》中,御前侍卫是乾隆用于对抗红花会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与史实不同的是,书中的御前侍卫均为汉人。而在清代历史上,御前侍卫的人员组成决非如此。
  清初,宫廷侍卫的组成仅限于满洲人、蒙古人以及宗室子弟,康熙年间才开始选用汉人,但也仅限于二等侍卫以下,汉人与一等侍卫依然无缘。到了雍正时期,将侍卫划分为一、二、三等和蓝翎侍卫,汉人则多数只能充任等级最低的蓝翎侍卫。而在宫廷侍卫中最为显赫的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基本上只从上三旗内选取,并无汉人身影。

  金庸也许是为了方便,才将书中的御前侍卫都变成了汉人——试想,如果书中的大内高手都是一群有着拗口名字的异族人士,读者的接受程度无疑会降低。
  前文曾经提到过,御前侍卫属于内廷体系,属于独立派系,与骁骑营等京城御林军系统的关系并不算是十分融洽,尤其是争功劳的现象屡有发生。如余鱼同跟踪押送文泰来的人马时,在酒楼里偶遇御前侍卫瑞大林和朱祖荫,偷听了他们的对话。
  先是朱祖荫说“瑞大哥,你们这番拿到点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会赏甚么给你。”
  瑞大林是起先追捕文泰来的八名侍卫之一,而且是唯一“幸存”的一个,此时不免有些“英雄气短”,他的回答则是“赏甚么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将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齐出京,只剩下我一人回去。肃州这一战,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想起来,还是汗毛凛凛。”
  朱祖荫说:“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决失不了手。”

  “张大人”便是张召重,他的武功还略高于书中的御前侍卫之首白振,所以御前侍卫们对张召重的“业务能力”还是认同的。但认同业务能力不等于心服口服,即便“英雄气短”,淡了争功劳之心,面子问题依旧重要,所以瑞大林的回答是“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咱们御前侍卫还有甚么面子?”
  换言之,御前侍卫的面子绝不能给御林军系统的人压下去。
  而除了御林军系统外,由于乾隆与皇太后的微妙关系,御前侍卫与太后宠幸的近侍关系也并不融洽。在红花会群雄入宫时,迟玄和武铭夫这两个太后宠幸的太监要试探群雄的功夫,结果吃了暗亏。此二人平日骄横,与御前侍卫们面和心不和,所以白振对此故作不见,还暗暗高兴。


  2、白振的上位顺理成章

  在《书剑》中,白振是御前侍卫中的第一高手、领袖人物。虽说是反派,但这个人身上闪烁着不少可贵之处,他没有其他御前侍卫那样的卑鄙龌龊,却有着一代宗师的风范,更难得的是,他精明强干、处事圆滑,却又有一颗忠君之心。
  在我看来,白振能够成为御前侍卫之首,其实是一种官场提拔思维的体现。
  我们假设御前侍卫们都是没有后台的(书中并未提到他们有没有后台),那么,乾隆该提拔谁?官场的厚黑理论往往告诉我们,该选择脸皮最厚心最黑的,而一些对官场形态的黑暗描述,则往往让人产生谁最会巴结领导就提拔谁的错觉。
  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最黑暗的封建官场形态,都少不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才的“通道”。虽然每个领导都爱听好话,但只要稍微有点智商,他就不会允许自己身边宵小云集——毕竟,活还是要有人干的,好话固然好听,但只听好话,屁股底下的位子就不太稳。
  这个说法也许会与很多我们熟悉的史实相悖,有人可能会说:自古以来,难道忠臣、人才报国无门的例子还少吗?比如岳飞、比如袁崇焕……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人才?
  有着高智商,有着一腔热血,有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就真的已经是一个人才的全部特质吗?很可惜,我们都知道,情商也很重要。
  比如岳飞、袁崇焕等人,拥兵一方,承载着一个帝国的全部希望,本身就免不了遭人猜忌,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二人却又都有着骄横的一面,换言之,属于“难管”的军人。对于他们来说,业务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引来更多忌恨,会使得其性格上的弱点无限放大。这种人在封建官场上注定下场惨淡,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相比起这些因悲剧而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另一些人则不太起眼,他们同样生于一个黑暗时代,但IQ和EQ同样出色的他们,在固守大节的前提下,有时候也做一些虚与委蛇、曲意逢迎的事情,为的是保全一个有用之身,即便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起码也可以做点实事。
  事实上,在封建官场上,无论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一个官员想做点实事,都少不了做些违心的事情,张居正就是个典型例子,而那些固守道德底线的清官,却往往只是一个道德楷模,缺少工作实绩,明朝的海瑞,清朝的于成龙,都属此类。
  白振当然没有这么“高档次”,但他同样是一个业务能力与情商并重的人,虽然乾隆喜欢和珅这种八面玲珑的人物,但御前侍卫还得有保护皇上的能力,白振武功高强,但又不同于那些大老粗,处事很有分寸,成为御前侍卫之首也是顺理成章。
  

  3、白振的无奈

  让我们来看看白振的表现吧,有几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首先是乾隆与陈家洛初遇时,双方比武较量,白振出手试探心砚的功夫,陈家洛看出他的高明,于是“手中折扇一挥,张了开来,刚挡在老者与心砚之间”,白振的反应呢?只见他“手爪疾缩”,因为“主人对此人既以友道相待,毁了他的东西便是大大不敬”,白振不是空有血气之勇的莽夫,由此已然可见。
  当晚,陈家洛夜探抚台衙门,被白振发现,追至西湖边,陈家洛好整以暇,说起了客套话,什么“月白风清,如此良夜”,还约白振来喝一杯,白振算不上文化人,说不出那么有诗意的客套话,但话还是说得很到位,“阁下夜闯抚台衙门,惊动官府,说不得,只好请你同去见见我家主人,否则在下回去没法交待。我家主人对阁下甚好,也不致难为于你。”
  陈家洛进而约乾隆来此处谈心,白振明知此事有鬼,但却没有像一般侍卫那样思维简单,一口拒绝,而是想到皇上对此人十分眷顾,如果得罪了他,只怕皇上也要怪罪,但这人毕竟夜惊圣驾,不捉拿也说不过去,进退两难之际,就跑回去请示领导,并未擅作主张。
  后来,白振在钱塘江边为免乾隆的折扇落入江中,险些被大潮吞噬,陈家洛施以援手,他上岸后,话也说得十分漂亮——“刚才多承阁下救我性命,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报答。”

  在我看来,此话语带双关,一是说陈家洛对其有大恩,肯定要有所报答,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则是说陈家洛与其主人有敌对关系,早晚有一天要刀戈相见,涉及到原则问题时,就免不了不记挂这个情分。
  白振确实说到做到,比如红花会群雄到了京城,赵半山和心砚去找白振,他极为热情,连忙出迎,还非得约着出去喝酒聊天,换言之,他在心里已经把红花会群雄当成了朋友。但对于乾隆的恶毒计划,他心知肚明,却绝不透露一丝半点,只是在看到红花会群雄不带兵刃入宫时,心底暗暗叹息。
  但作为一个有底线的武林宗师,白振尽管精明干练,却仍逃不过悲惨结局——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中,人才若有道德底线,宿命是相似的,要不就是被猜忌,要不就是鸟尽弓藏。
  

  4、乾隆的选择很正确

  除了白振之外,《书剑》中出场的其他御前侍卫,普遍人品低下,令人鄙视。
  比如龙骏和范中恩师徒俩,前者用卑鄙手段暗算心砚这个孩子,后者不顾李可秀被胁,点燃火药线,险些让李可秀与红花会群雄一起粉身碎骨——至于动机,则是因为他“日前在西湖落水,在皇帝面前出丑受辱,怀恨甚深”,所以不顾李可秀死活。
  至于瑞大林得到陆菲青写给周仲英的信,意图以此敲诈铁胆庄,大捞一笔,人品同样也卑鄙得可以。
  相比之下,曾在陈家洛手下丢丑的朱祖荫,在提示同伴小心陈家洛的独门兵器时,以“兔崽子”三字问候陈总舵主,“犯罪情节”上倒是轻得多了。

  在你感叹于这些御前侍卫的丑恶嘴脸的同时,你也不能不佩服乾隆的眼光——他选择这批人品虽差、但武艺不错的人做“苦力”,选择让白振做他们的头,确实是有道理的。
  首先,这批人是乾隆应该使用的对象——御前侍卫就得能打,虽然他们在红花会群雄面前狼狈不堪,但基本都还能被纳入高手的范畴,起码与红花会排名靠后的几位当家旗鼓相当,乾隆要用的就是他们的“硬条件”。作为领导,不能指望手下人个个都能力超群、善于揣摩领导意图、人品一等一,人总是有缺点的,关键要看用哪个方面的能力。
  其次,乾隆将他们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将他们定位为专注于业务的普通员工,而非中层干部——这是他们的缺点所决定的。
  比如龙骏与范中恩师徒二人,属于典型的“不考虑领导感受型员工”,龙骏在众目睽睽之下暗算心砚,连自己人都觉得“这一手不太漂亮”,乾隆也不免觉得面上无光;至于范中恩,他虽然与李可秀分属不同系统,但李可秀起码也算得上是高官,他置李可秀于险地,若是事后追究,不仅仅他本人要被问责,他的分管领导也得担责任。朱祖荫也属此类,他以“兔崽子”三字问候陈家洛,可以用白振的表现来做参照——白振从一开始就对陈家洛十分恭敬,处处想着主子乾隆对此人极为喜爱,不可折了他的面子,朱祖荫跟他比起来,水平实在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而瑞大林则属于“私德有亏型员工”,很多时候,领导对下属的私德或说私生活方面都是比较宽容的,比如说小打小闹型的吃拿卡要,比如说离婚,只要不闹到单位里来,不少领导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在提拔干部时,私德就会被纳入考察范畴,比如两个人在业务能力、年龄、协调能力和背景相当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美满,一个夫妻矛盾不断,那么领导提拔的对象肯定是前者——家庭问题很容易影响工作情绪,这是一条考察干部的定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同样,在各方面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一个爱贪小便宜,一个小节无亏,领导的选择则会是后者。
  让白振领导这群缺点不少的人,乾隆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十 乾隆的权谋

  1、“学政无目”背后的权谋之道

  历史上的乾隆,爱附庸风雅,到处留字,糟踏古迹,书中的乾隆同样如此,但切莫以为此人才学有限,做皇帝的水平也有限,仅从《书剑》中的表现而论,乾隆的权谋之道,远远超出了红花会群雄。
  初遇陈家洛,是乾隆在《书剑》中的首次出场。此时的乾隆,志得意满,在不知道陈家洛身份的情况下,生出笼络之心。
  乾隆虽然爱卖弄,但起码不是个草包,他作为太平天子,恰恰符合有钱有闲这两大玩艺术的必备条件,对音律也颇为通晓,与陈家洛堪称知音。他听出陈家洛曲中隐含的胸臆,便问起陈家洛的功名,甚至说出了“难道是学政无目,以致兄台科场失利吗”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此句体现了帝王艺术——“学政无目”导致真正的人才无法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其实是自有科举以来始终存在的弊端,因为主考官是人,只要是人为的选拔,就肯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不公平,至于那些舞弊、走后门之类的事情,又进一步影响了科举选拔的公正性。而作为皇帝的乾隆,其实并未被蒙在鼓里,他对此心知肚明。

  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既然知道了,为何不改变?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科举有着进步性——在隋唐以前,门阀制度等级森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达到顶峰,名门望族可以轻松做官,寒族出身者则缺少了做官的渠道。而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门阀等级,穷书生寒窗苦读,也有光宗耀祖的可能。而且,科举制度在考试形式、范畴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也是相对公平的。其实这就好比如今的高考制度,高考确实扼杀了许多“偏才”、“奇才”,也扼杀了大多数学生的创造力,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确实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如果因为高考如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抹杀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种贡献,那显然失之偏颇。
  而抛开科举制度本身,乾隆的“知而不变”,也隐含着权谋之道——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是领导的最好选择。
  首先,乾隆给了学政官员选拔人才的权限,就应该给予足够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干活,这是做领导的最大艺术,只要不是极黑暗的政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科场舞弊,没有闹出群体性事件,那么在整套科举制度的保障下,学政官员的选材其实还是能做到基本靠谱的,换言之,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求就行,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其次,“学政无目”往往是皇帝慧眼识英才的铺垫,说白了就是,没有下属的犯错误,又怎么会有领导的英明神武?一些人才流落民间不是坏事,反倒可以成全皇帝的一段逸事,那么多学政官员都没发现的人才,就皇帝发现了,多牛啊。而且,这还有助于皇帝笼络人心,这些科举不得意的人才,更渴望得到认同,一旦皇帝发现了他,这知遇之恩往往让他们以死相报。
  

  2、乾隆是个好领导

  当得知陈家洛无功名在身时,乾隆表示,“此间浙江巡抚,是弟至交,兄台明日移驾去见他一见,或有际遇,也未可知”——作为皇帝,只需说上一句,浙江巡抚自将奉为圣旨,妥善安排陈家洛。
  说这句话的时候,乾隆无疑是居高临下的,他认为自己贵为皇帝,对任何人都可以施舍予荣华富贵。换言之,乾隆是一边希望隐瞒身份,一边有心卖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一个暴发户头一次开保时捷上街,既怕别人看不到,又怕别人盯上自己。但让他意外的是,陈家洛的反应相当“大逆不道”,他用了“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耳”这句话来回答。
  而当说到红花会这个“造反谋逆的帮会”时,乾隆依然志得意满,自夸说“方今圣天子在位,朝政修明。当道只要派遣一二异才,红花会举手间就可剿灭。”
  陈家洛这次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请勿见笑。据弟愚见,朝廷之中大都是酒囊饭袋之辈,未必能办甚么大事呢!”
  这可是大大折了乾隆的脸面,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手下全是酒囊饭袋,说明领导水平也不怎么样。稍有点水平的领导,都不会允许外人说自己手下水平低,更不会自己说这样的话,内部怎么批评怎么不满是一回事,“家丑”绝对不可外扬,如果一个领导对外宣称自己属下的水平都很低,只能证明此人压根不具备领导素质。事实上,领导为手下适当“护短”也是一门必修的功课,有利于内部凝聚力和个人威信,若是工作一没干好就把责任归咎于手下素质不行,只会让下面的人鄙视。

  乾隆之后的表现也体现了领导素质——到底行不行,拉出来遛遛就知道,所以,他说“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吏,济济多士,即是兄弟身边这几位朋友,也均非庸手”,意在让自己身边这些御前侍卫中的精英人物表现一下。
  虽说在心砚的干扰下,御前侍卫出了丑,但不能因为结果否定过程,乾隆的做法是绝对没有错的。
  在手下不幸丢丑后,乾隆依旧不甘示弱,借观看陈家洛的折扇之机,评价纳兰容若,客观来说,乾隆(其实是金庸)对纳兰的评价十分到位——“纳兰公子绝世才华,自是人中英彦,但你瞧他词中这一句:‘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调,过于冷傲。少年不寿,词中已见端倪”,他希望以此反击陈家洛,告诉对方年轻人恃才傲物,绝无好下场。
  仅从这一场交锋来看,乾隆是个好领导。
  

  3、肯吃亏的乾隆

  说到乾隆的权谋,肯吃亏这一点是必须要提的。很多人提及官场之道,总爱强调什么眼明手快、什么城府深沉,其实都是些小儿科的玩意儿,官场上最需要的,莫过于“肯吃亏”。
  换句话说,最眼明手快、最能揣摩上意的,莫过于肯吃亏的人,城府最深沉的,也莫过于肯吃亏的人。而乾隆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也肯吃亏,更为难得。
  想想太刚易折、过犹不及这些词吧,老祖宗早已用一系列的词句告诉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金庸更是在《书剑》中借乾隆之口,说出“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这一至理。而在官场之上,很多东西争是争不来的,机关算尽到最后也大有可能一场空,水到渠成才是最好的形态。
  在现实中,刚出校门的人最爱抱怨工作中的不公平,但几年之后,脱颖而出的往往是那些不声不响不抱怨的——肯干活,不计较,老实本分外加心胸豁达,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人?事实上,肯吃亏就是一种最好的积累,无论是工作成绩还是人脉关系,都在那些看似吃亏的小事中慢慢积淀。退一万步说,即便日后没有回报,肯吃亏起码也意味着承担工作的机会比较多,对自己的能力与心胸都是一种锻炼。

  把话题引伸一下,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个人觉得最可怜的就是那种年纪轻轻就很“成熟”,看起来极其醒目,做事情滴水不漏的人——抛开领导的忌惮、同僚的妒忌不谈,如果一个人“成熟”到一出校门就几乎没有缺点,那领导还有什么可以教他的?封建官场讲究“师生关系”,高官最爱提拔自己的门生,一来是官场上的派系需求,二来则是热衷于“言传身教”的成就感。心机最深沉的人,总会留一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等待”领导指正,这种成就感的激发,能够让领导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是我栽培出来的,他是我的“自己人”。
  说回乾隆,西湖一役,乾隆安排了重兵,加上大批御前侍卫和骁骑营人马,自以为可以马到成功,谁知道却处处被动,甚至绿营兵丁里也有不少红花会会众。虽然以骁骑营的实力可以一战,但终究不保险。乾隆的选择是放弃面子,知道小不忍即乱大谋,扔下一句“今晚湖上之游,赏心悦目,良足畅怀,多谢贤主人隆情高谊。就此别过,后会有期”,便撤退了。
  很多人提到这一段时,都关注红花会的表现,我却认为乾隆的表现虽然狼狈,却更值得一提,从开始的踌躇满志到最后的隐忍退让,反差愈大,就愈难得。
  

  4、一场宫廷内的博弈

  在《书剑》中,红花会的“斗争策略”为争取乾隆,相约一起光复汉室江山。这个斗争策略的前提为乾隆的汉人身份,而红花会恰恰掌握了这个秘密。
  事实上,这条路线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胁迫式的合作是不具备多少成功基础的,陈家洛曾经用唐高祖李渊和宋太祖赵匡胤为例来说服乾隆,但乾隆要是因此而就范,那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李渊要是自己不想当皇帝,儿子说啥也没用,赵匡胤若真的忠于后周,那身黄袍也不会任由人家披在身上,这两个所谓的“胁迫式登基”,实际上都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阴谋。乾隆则不同,皇帝做得好好的,而且恰逢盛世,要啥有啥,被人逼着造自己的反,最后的成果顶多也就是从满人皇帝变成汉人皇帝,还得付出极高的机会成本,弄不好还就此玩完,感觉能爽吗?
  也就是说,乾隆的合作意愿不大,只要稍微有些外力左右,就会让他改变主意。而让他彻底打消与红花会合作念头的,则是太后。

  太后的出场看起来颇有气势,貌似心机深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确实也有不少人认同过她的老谋深算,但在我看来,失之于锋芒太过,牌打得太快,这固然会使乾隆转变立场,决然放弃与红花会的合作,但同时又等于把乾隆逼向另一个极端——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
  按理说,太后出场之时,气势上是占据了绝对上风的——此时的乾隆,正身穿汉装,最怕被人发现。面对一个心里有鬼的人,其实不需要声色俱厉,只需静静往那里一坐,就足以压倒对方了。
  但太后的表现却是满面怒容,言辞也十分刻薄,乾隆说他吃了油腻的烤羊肉不舒服,太后回敬一句“那是咱们的满洲菜呀,嗯,你做满洲人做厌了”,后面又来一句“你现今四十多岁啦,还要娘做甚么……你是皇帝,是天下之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撒甚么谎就撒甚么谎。”
  如果就是这几句,也无伤大雅,毕竟老人家闹点别扭,发泄一下,做子女的也不会觉得有啥,但之后的话就有点火爆了——“怪不得你穿起汉人衣衫来啦!干么你还不杀我……你真要恢复汉家衣冠么?要把我们满洲人灭尽杀绝么?”
  这就等于明摆着告诉乾隆,他的所作所为都在太后掌握之中。乾隆也确实害怕了,毕竟他原本就心中有鬼,但这种撕破了脸、毫不含蓄的对话,也很容易把乾隆逼向另一个极端——毕竟,只要宫内有人知道他的身世,握有他的把柄,他的帝位就不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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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0 18:31 | 显示全部楼层
5、手上的牌不能被人看清

  在太后知情的情况下,乾隆只能圆谎,他说红花会党羽众多,所以他才一直与对方敷衍,希望找个良机将之一网打尽,以绝后患。
  太后听了后,“阴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了一句“好,这才不坏了祖宗的遗训”,其实我觉得,这次博弈理应到此为止了。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不是说此前那几句话就足以让乾隆下定决心对付红花会,绝不再反复,而是在我看来,手上的牌就算好到天上去了,也不宜打得太快。无论是拖拉机还是斗地主,无论是北方流行的够级还是广东盛行的锄大地,这些扑克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点:你固然要跑得最快,但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把大牌先出了,也不能过早暴露自己有一手好牌,否则对手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你进行阻截,不给你顺利出掉小牌的机会。
  如果太后到此为止,给乾隆一个缓冲的空间,他因为秘密已被太后获知,再生反复之心的可能性并不大,红花会群雄在宫外,也不会马上出现来扭转局面。而如果乾隆就此“安分”,太后可以把手上剩余的好牌留到以后慢慢用,如果乾隆心生反复,太后则可以加大筹码,放出更具威慑力的法宝。
  但很可惜,太后选择的是一次性把牌打光。在乾隆已决心把红花会群雄一网打尽的情况下,这些好牌无疑浪费了,而且还出现了反效果。

  太后显然早有准备,她叫齐了八位王公,现场把八旗旗兵分给了八位王公统领,意图分掉乾隆的兵权,然后还亮出了雍正遗诏,让乾隆看到了“国家有变,着八旗亲王会同开拆”的字样,乾隆见了自然脸色大变,“心想原来父皇早就防到日后机密泄漏,如自己敢于变更祖宗遗规,甚至反满兴汉,遗诏中必定命八旗亲王废他而另立新君”。
  两张好牌,太后一下子全打出来了。但还有更失策的,那就是太后当着乾隆的面,让人将先帝遗诏送到雍和宫绥成殿——这样的宝贝,自然是藏在没人知道的地方,就好比三流武侠小说里总会出现的藏宝图,知情人不说反倒可以留住一条命,说了则必死无疑。太后竟然把这么机密的东西藏于何处都告诉乾隆,乾隆估计只能偷着乐了。好玩的是,她还加上一句“就是有今上御旨,也不能离开一步”,这摆明就是让乾隆不循正途,暗地里玩阴的。
  ——好牌不能一次打光,把柄不能过早暴露。
  

  6、乾隆的一石二鸟

  前文里曾经提过,乾隆作为太平皇帝,自诩文治武功,虽是自卖自夸,但一来满清入关前后在政治制度上逐渐完善,二来康熙、雍正两朝打下良好基础,加上乾隆自身的努力,其对于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度还是值得称道的。在太后早做准备的情况下,乾隆被迫现场将八旗兵权分给了八位王公,此举明显是削弱皇权,“不符祖宗规矩”,八位王公也心生疑虑,有的还想“明日还是上折归还兵权为是,免惹杀身之祸。”
  也就是说,乾隆对亲王们的威慑力是极大的——有人可能会说,这虽然和乾隆自身的努力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乾隆作为满人皇帝的这一身份,一旦他是汉人之子的秘密暴露,那么八位王公会毫不犹豫地与之为敌。
  这个说法自然没错,但乾隆的努力并非白费,事实上,在生活中,你的任何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它总会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乾隆在巩固皇权这方面的努力,使得他所要做的事情变得简单。也就是说,只有在他身份暴露的情况下,王公们才会倒戈相向,那他所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毁灭自己是汉人的证据,封住太后的口。
  至于太后,在连出昏招后,此时竟然还如释重负起来,打个呵欠说“这万世的基业,可要好好看着啊”,这个场面实在太过于讽刺。

  而乾隆,此时已经想好了全盘计划。他让自己的私生子福康安率领骁骑营人马,让白振统领御前侍卫,分别埋伏。另外,他还安排了大***呼音克这样一个角色,许以“第三个***”的厚利,让他率领***火烧雍和宫大殿和绥成殿,并攻杀看守证据的旗兵。
  乾隆打算用这个一箭双雕之计,将红花会和太后的势力一网打尽。虽然由于香香公主以性命警示,红花会做了防备,并成功脱逃,但太后掌握的证据却被毁灭。同时,红花会远走大漠,加上手上已无乾隆身世的证据,再也无力光复汉室,乾隆的帝位就此稳固。可以说,虽然没能捕杀红花会群雄,但乾隆的计划还是成功了。
十一 关于《书剑》的结语

  1、红花会为什么没有路线之争

  很多人曾经下过这样一个论断:红花会注定失败。
  我个人是很赞同这个结论的——红花会选择以乾隆的身世秘密为核心武器,希望与乾隆合作,本身就是一次政治投机,而政治投机注定有着高风险。而我在前文里也提到,让乾隆放弃自己的满清帝位,冒巨大风险,最后的“成果”是做汉人的傀儡皇帝,别说乾隆不答应,换成一个白痴也不会答应,也正因为这个明显存在悖论的方针路线,使得这次政治投机彻底成为一个错误,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红花会内部对这个错误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看待的?是团结至上、一致通过,还是存在反对声音?
  细细翻查《书剑》,我没有看到内部的反对声音,而在六和塔上,陈家洛与乾隆盟誓,也仅有天山双鹰这俩脾气暴躁的老人家明确表示乾隆信不过。从内部来说,红花会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难道大家都像陈家洛一般信任乾隆?我认为并非如此,在乾隆被关押于六和塔时,守夜的石双英、杨成协、孟健雄、安健刚和常家兄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满清统治和乾隆表示了不满,杨成协说了一句“要是四哥的伤治不好,归了天,那只好叫你(乾隆)抵命”,而作为非红花会嫡系的安健刚则更加直截了当,说“第一要抓贪官的头儿脑儿。插他的手指,烧他的屁股。”
  而在红花会的其他当家中,赵半山当年是屠龙帮的重要人物,以反清为己任,徐天宏被满清政府害得家破人亡,阶级斗争的热情都是不容置疑的。乾隆虽有汉人身份,但毕竟是满清皇帝,那些刻骨仇恨又怎是可以随意抹杀的?
  可偏偏,他们都没有对这个斗争方针提出异议。

  其实这个问题很不可思议,我曾经分析过,在陈家洛就任总舵主位置之前,红花会曾经存在一场权力暗战——我们在这里假设这些猜测是真的,红花会内部确实存在着不同派系。在政治斗争中,派系之争自然不全是路线之争,但路线之争却注定是派系之争的一种形式,或者说,隐蔽的派系之争往往借路线之争这个幌子走向台前,呈现公开化与合理化。如果我们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路线之争在根源上都是派系之争,只是不同派系用来铲除异己的一种形式。
  而在红花会面临如此重大的政治选择时,路线之争却缺失了,各派系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清除异己。这又是因为什么?
  

  2、于万亭的政治选择

  红花会内部没有路线之争,在我看来有几方面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红花会的政治选择在上一代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书中,并未提及红花会的成立时间,也没有提及于万亭是第几任总舵主,但据我推断,于万亭在陈家洛孩提时代还隐身于陈府,也未被逐出少林,所以此时肯定不是红花会总舵主,而以红花会的规模和名气,又不像是创办仅十几年的帮会,所以我认为于万亭并非红花会的开创者。
  但可以肯定的是,于万亭是红花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红花会在他的掌控下,一方面发展壮大(这个可以拿绿营中的红花会会众来作参考,以绿营兵丁的年纪,可以肯定他们都是近十年来加入红花会的),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路线上发生演变。

  这个政治路线的演变,就在于于万亭的身份。乾隆与陈家洛的生母是他的老情人,他是陈家洛的义父,掌握有乾隆身世秘密的证据,这个身份使得他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那就是放弃通过武力暗杀来反清复明,而是希望通过乾隆的身世秘密,促使其颠覆大清江山,进而达到“家天下”的目的——乾隆要是乖乖的,还可以做汉人皇帝,要是不乖,干儿子就可以取而代之。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过早暴露自己的政治选择,而是先进行了铺垫。比如将势力渗入清朝内部(如绿营),为日后举事创造条件,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朝末年的新军,要是乾隆就范,内部就有了颠覆力量,如果不就范,这种势力的渗透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又比如他在内部提拔了少壮派文泰来,作为对无尘和赵半山两大势力的制衡,从而营造了三角形的政治形态,为日后的政治方向大转变扫除了派系障碍,这一点下文还会详细说明;另外,他早早将陈家洛送到袁士霄那里学艺,让这个*************拥有人人羡慕的高学历,顺道获得天山那群世外高人势力的支持。
  直到这些铺垫全部完成,他才带着文泰来进宫面见乾隆,揭开秘密。在此之后,不管于万亭去世与否,红花会都已经别无政治选择——于万亭不去世,一切都在其掌控之中,按既定轨道前进,去世的话,由他指定接班人,而陈家洛已经拥有了良好政治基础,接班顺理成章,加上各个派系的均衡状态,陈家洛也没有了决策障碍。
  

  3、成也制衡,败也制衡

  前文提到,于万亭的种种“铺垫”,使得红花会在政治路线上的重大改变没有了障碍,而在这些铺垫当中,内部的权力制衡十分重要。
  我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在陈家洛答应就任总舵主之前,无尘、赵半山和文泰来三大派系就存在着一定的制衡关系,而到了陈家洛就任总舵主后,因为文泰来被捕,陈家洛在人手分拨中将隶属文泰来派系的骆冰和章进打散,从而营造了新的三角政治形态——陈家洛、无尘和赵半山。

  这个稳固的三角形,延续到了文泰来被营救后。陈家洛在营救行动中的不顾自身安危,无疑有效地笼络了文泰来,而他与年轻当家徐天宏、卫春华和余鱼同等人的志同道合,显然也和文泰来派系的“少壮派”底子相一致——文泰来的异军突起,本身就是于万亭对无尘和赵半山的一种制衡。
  红花会的这种三角政治形态自然算不上是“三权分立”,但依然稳固。在这种形态下,任何一个派系都很难对重大政治决策提出异议,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将导致另外两派的联手反击,导致原有均势的失衡,没有谁愿意主动打破这种微妙格局。
  也正因此,无尘和赵半山选择了“失语”,内部仅有小弟级人马,比如杨成协等发了发牢骚。而文泰来作为政治决策改变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唯一在生的参与者,自然会无条件支持于万亭与其后继者陈家洛。
  在三大势力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这个政治决策的通过顺理成章。
  应该说,于万亭和陈家洛在内部权力制衡这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从而保证了内部的和谐。但这种制衡所导致的和谐,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惰性。

  事实上,任何一个组织体系中,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和谐,而在管理学里还有这样一个法则:当和谐程度过高时,内部的要求很容易变得松懈,也就容易出现决策失误,通俗点说,假如领导和下属们都好到穿一条裤子了,毫无距离可言,举目皆是兄弟姐妹,那反倒也耽误事——所谓过犹不及,内部存在党争倾轧,当然会导致执行力大幅下降,但内部的高度统一,没有不同声音,同样也会造成决策的偏差以及执行力的下降。
  红花会内部尽管偶有暗流,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就拥有高度的和谐,比如总舵主一位空悬,大家就有想法,可一旦陈家洛就任,大家就安分守己。这种组织架构导致了只有一种声音存在,也在客观上决定了红花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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