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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 文 化 典 籍 举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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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0 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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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典籍传之今天,大多亡佚,但流传下来也复不少,本节意欲作一全面介绍,但难免有遗珠之憾。除文学类之外,有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兵法,科技,法律,地理,综合等。因囿于所见,罗列部分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弊。介绍中尽量做到客观、科学,言简意赅,达到窥斑知豹之目的。
    三国以魏为主,所以吴、蜀二国之典籍别以国名,而魏国则从略。

经学
◆《易传》(《周易注》)王朗注。
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南)人。始因通经拜郎中,后迁会稽太守,拜谏议大夫、大理,官至御史大夫、司空,封兰陵侯。博识能文,通晓经学。
◆《周易注》 王弼注。
◆《周易传》 袁准著。
袁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因世事险恶,恬退而不求上进,著书十余万言,记述治世之业。
◆《周易章句》 董遇著,凡十二卷。
董遇,字季直。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周易陆氏述》 [吴]陆绩撰,凡十五卷。
◆《周易注》 [吴]姚信注,凡十卷。
◆《周易春秋例》 孙炎著。
◆《周易荀氏注》 荀爽注,凡十一卷。
◆《易注》 刘表注,几十卷(《隋书·经籍志》录刘表《易章句》五卷)。
◆《礼易传》荀爽著。
◆《周易义》向秀撰,凡一卷。
◆《周易注》向秀注,今佚。
◆《周易》 王肃注,凡十卷。
◆《周易注》 [吴]虞翻注,凡丸卷。
◆《周易尽神论》 钟会撰,凡一卷。
◆《周易无互体论》 钟会撰,凡三卷。
◆《尚书王氏注》 王肃注,凡十一卷。今存二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尚书正经》 荀爽撰。
◆《尚书驳议》王肃撰,凡五卷。
◆《尚书义问》郑玄、王肃,孔晁撰。凡三卷。
◆《尚书释问》王粲撰,凡四卷。
◆《尚书王氏传问》、《尚书义》范顺问,[吴]刘毅答,各二卷。佚。
◆《诗经解》(《毛诗注》)王肃注,凡二十卷。
◆《诗传》荀爽撰。
◆《毛诗注》孙炎注。
◆《诗传》袁准撰。
◆《毛诗谱》[吴]徐整撰,凡三卷。
◆《毛诗义问》刘桢撰,凡十卷。
◆《毛诗义驳》王肃撰,凡八卷。
◆《毛诗奏事》王肃撰,凡一卷。
◆《毛诗问难》王肃撰,凡二卷,佚。
◆《后定丧服》刘表撰。
◆《丧服要记》[蜀]蒋琬撰,凡一卷。
◆《丧服要记》王肃撰,凡一卷。
◆《丧服经传》王肃撰,凡一卷。
◆《丧服变除图》[吴]射慈著。
◆《三礼图》[吴]薛综撰。
◆《丧服图集》[蜀]谯周撰。
◆《礼传》荀爽撰。
◆《礼仪》王肃注,凡十七卷,今佚。
◆《礼记》 王肃注,凡三十卷,今佚。
◆《周官礼》 王肃撰,凡十二卷,今佚。
◆《明堂仪》 王肃撰,凡三卷,今佚。
◆《礼记注》 孙炎注,凡三十卷。
◆《礼义》 郑小同撰,凡四卷。
◆《乾象历注》 [吴]阚泽注。
◆《周官传》 袁准撰。
◆《周官注》 王朗注。
◆《乐悬》何晏撰。
◆《乐论》 刘邵撰,凡十四篇。
◆《乐论》阮籍撰。
◆《国语公羊谷梁传注》 [吴]唐固注。
◆《春秋古今会盟地图》 [吴]唐固著。
◆《春秋左氏条例》 颍容著,凡五万余言。
◆《谢氏释》 谢该著。
建安中,河东人乐详罗列《左传》疑难问题数十条询问谢该,谢该详为解释。
◆《左事问七十二事》 乐详撰。
乐详,少好学,听说谢该善《左氏传》,便从南阳步行到许昌,跟随谢该学习。后为太守杜畿文学祭酒,黄初中,征拜博士十余人,学问大多不完备,又不熟悉、通晓,唯乐详五业并授。其中有人疑问不解者,乐详不但毫不愠怒,反而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于废寝忘食。
◆《春秋传解》 [吴]张昭撰。
张昭字子布,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群书。为孙策长史,后封娄侯。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传解》及《论语注》。
◆《汉纪》 荀悦著,凡三十篇。
荀悦,字仲季,颍川(令河南禹州市)人。年十二,即能说《春秋》。因家贫无书可读,使四处寻阅,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不满宦官专权而托疾隐居。献帝好文学,荀悦与从弟荀彧、少府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帝好典籍,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便令荀悦依《左氏传》体而作《汉纪》。
◆《春秋经》 [吴]士燮著,凡十一卷。
士燮字威彦,少游学京师,从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士燮体气宽厚,谦虚待人。中原乡邑士人前往投靠避难者数以百计,耽玩《春秋》,为之注解。
◆《春秋左氏传》 王肃撰,凡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 董遇撰,凡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义注》 孙毓注,凡十八卷。
◆《春秋左氏传》王朗撰,凡十二卷。
◆《春秋左氏传音》 嵇康撰,凡三卷。
◆《春秋左氏传音》 曹髦撰,凡三卷。
◆《春秋说要》 糜信撰,凡十卷。
◆《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 孙毓撰,凡五卷。
贾谓贾逵,服云服虔。
◆《春秋谷梁传》 [吴]唐固注,凡十三卷。
◆《春秋谷梁传》 糜信注,凡十二卷。
◆《糜信理何氏汉议》 佚名著,凡二卷。
◆《春秋三传论》 韩益著,凡三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虞翻撰,凡二十一卷。
◆《春秋外传章句》 王肃著,凡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韦昭撰,凡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唐固注,凡二十一卷。
◆《春秋三传注》 孙炎注。
◆《春秋条例》 荀爽撰。
◆《论语注》 [蜀]谯周注,凡十卷,今佚。
◆《论语注》 [吴]虞翻注。
◆《论语释疑》王弻撰,凡三卷。
◆《论语集解义疏》何晏撰,凡十卷。何晏集汉儒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及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加入自己的观点,撰成《论语集解》,呈奏魏主,盛行于世。
◆《论语释驳》王肃撰,凡三卷。
◆《孔子家语》王肃撰,凡二十一卷。本书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礼记》、《大戴书》等书中内容,多系伪造,题名王肃撰。
◆《论语注》王肃注。
◆《论语注疏》何晏注,凡二十卷。
◆《论语注》[吴]张昭注。
◆《孝经解》王肃撰,凡一卷。
◆《孝经解赞》[吴]韦昭撰,凡一卷。
◆《尔雅》孙炎注,凡七卷。
◆《广雅》张揖撰,凡三卷。
◆《辩释名》韦昭撰,凡一卷。
◆《五经然否论》[蜀]谯周撰,今佚。

史学
◆《古史考》[蜀]谯周撰,凡二十五卷。本书搜罗先秦史事,以弥补《史记》只缺者,对于研究先秦史有重要作用,原书久佚,今存为清章宗源辑本。
◆《国语注》[吴]韦昭注。
◆《汉书音义》[吴]韦昭撰。原书已佚,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多有引述。
◆《汉书注》苏林注,今佚。
◆《后汉书》[吴]谢承著,凡一百三十卷。原书久已散佚,今存姚之駰辑本四卷。
◆《后汉记》[吴]薛莹撰,凡一百卷。此书已久佚,今存姚之駰辑本一卷。
◆《三史略》[吴]张温著,凡二十卷。今佚。
◆《吴书》[吴]韦昭等撰,凡五十五卷。
据《三国志》卷五十三载吴右国史华覈上疏曰:“大皇帝(孙权)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记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共所撰立,备有本末”。
◆《魏官仪》 卫觊撰,今佚。
◆《汉语》 荀爽撰。主要采集汉代成败诸事。作为国之兴亡之鉴戒。
◆《后汉集解音义》 应邵撰,凡二十四卷。
◆《汉记》 荀悦撰,三十卷。书成于建安五年(209年),仿《左传》体例,简化《汉书》,以年叙事,内容与《汉书》略同而有所删补。
◆《巴蜀耆旧传》 [蜀]郑伯邑等撰。编撰者有郑伯邑、赵彦信、陈申伯、祝元灵、王文表等,皆博学多闻。原书久佚。
◆《魏书》 王沈等撰,凡四七四卷。
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繆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修撰。最终王沈独就其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魏略》鱼豢撰。
是书为鱼豢私撰,历叙曹魏史事,“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史通·题目》)。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多有称引,对于了解魏史有不小作用。

政论、哲学、宗教
◆《政论》 刘廙撰,凡五卷。今存八篇,见《群书治要》。
◆《圣证论》 王肃撰,凡十二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一卷。是书大都援引伪《孔子家语》等书,托称“取证于圣人之言”,借孔子名义驳斥郑玄,与郑学对立。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一卷,皮锡瑞撰有《圣证论补评》二卷。有《汉魏遗书钞》清刻本等。
◆《万机论》 蒋济撰,凡八卷。是书“纯以推极利弊为主,不尚华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原书已散佚,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有一卷。
◆《世要论》(《桓范新书》、《桓公世论》)桓范撰,凡十二卷。
内容主要是修身治国之道,亦有评论文体时弊者,较为公允。原书已散佚,《群书治要》辑有十四篇,《全三国文》列为一卷。
◆《申鉴》 荀悦著,凡五卷。
荀悦避乱隐居,后出为献帝侍讲。其志在劝善规过,议兴议革,但谋不为所用,故作斯论。所论辩之文,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于帝,帝览而善之。
◆《崇德》荀悦撰;
◆《正论》荀悦撰。二书及另外论文凡数十篇。
◆《中论》徐干撰。详参本书文学部分。
◆《道论》 钟会撰,凡二十篇。
◆《道德论》 何晏撰,凡二卷。
◆《贵无论》何晏撰。
◆《夏侯子》 夏侯玄撰。玄学清淡之论著,今佚,《太平御览》间有佚文。
◆《老子注》 王弼注,凡二卷。
◆《都官考课》 刘邵撰,佚。
◆《律略论》 刘邵著,凡五卷,今佚。
◆《法论》 刘邵著,佚。
◆《法训》 [蜀]谯周撰,凡八卷,佚。
◆《物理论》 [吴]杨泉撰,凡十六卷。
杨泉事见本书文学部分。《物理论》主要批判了魏晋玄学的唯心主义思想,主张人死神灭,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为后来的无神论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书中又间杂有文学评论。
◆《太玄经》 [吴〕杨泉撰,凡十四卷。
◆《小荀子》 荀悦撰,凡一卷。
◆《老子训》 钟繇撰,今佚。
◆《老子杂论》 何晏撰,凡一卷,今佚。
◆《老子钟子注》 钟会注,凡一卷。
◆《道德真经注》 王弼注,凡四卷。
◆《老子指例略》 王弼撰,凡二卷。
◆《庄子注》 向秀注,凡二十卷。
◆《庄子音》 向秀撰,凡一卷。
◆《维摩诘经》 支谦译。 当时影响最大的佛教经典。

医药、科技、兵法
◆《甲乙经》 皇甫谧撰,凡十二卷。
◆《针经节要》 皇甫谧撰,凡一卷。
◆《金匮要略论注》 张机撰,凡二十四卷。
张机,字仲景,杰出医学家,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后世尊之为“医圣”。
◆《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张机撰,凡三卷。
◆《伤寒论法》 张机撰,凡十卷。(附《伤寒明理论》,凡三卷)。
◆《论方》 张机撰,凡一卷。
◆《伤寒铃法》 张机撰,凡一卷。
◆《辨脉法篇》 张机撰,凡一卷。
◆《平脉法篇》 张机撰,凡一卷。
◆《五脏论》 张机撰,凡一卷,佚。
◆《口齿论》 张机撰,凡一卷,佚。
◆《疗黄经》 张机撰,凡一卷,佚。
◆《中藏经》 (托名)华佗撰。
◆《九章算术注》 刘徽注,凡九卷。
刘徽,考校度量衡,研攻天文历法,精通《九章算术》,注释与论证中,提出“齐同术”(不同分母分数相加减,预先同分母然后分子相加减)、“今有术”(即属所谓比例类型的问题,均可依之解决)、“棋验法”(即高功率各种立体积的公式和少广章开立方术、开立圆术,均用棋特制立体模型说明)、“图验法”(即一切平面几何学定理并用面积图形来证明)。除对原题加以注释外,始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求出圆周率=3.1416。十进分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互乘相消法也为首创。
◆《海岛算经》刘徽撰,凡一卷。
该书初名《重差》,附于《九章算术注》。唐初改为单行本。因第一题测算海岛高远,故名。全书共九题。
◆《勾股方圆图》 [吴〕赵爽撰。
赵爽字君卿,曾研究张衡《灵宪》和刘洪《乾象历》著述,全书五百三十余万字,附图六种,总结东汉数学成就。书中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早于外国同类证明方法约一千年。研究二次方程问题,得出与“韦达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1545——1693)早一千三百多年。在分数研究中,将《九章算术》分数运算上升到理论高度,创为“齐同术”。
◆《年历》 皇甫谧撰,凡一卷。
◆《三五历说图》 皇甫谧撰,凡一卷,今存残篇。
◆《月令七十二候》 皇甫谧撰,凡一卷。
◆《浑天图》 [吴]陆绩撰。
◆《九江志》 何晏撰,凡一卷。
◆《水经》 佚名撰,凡二卷。
记述黄河、长江、渭水、沔水、济水、漯水、汝水、淮水等一百三十余条水流。文字极其简略,有的只有几字。记事止于三国时期,内容北方详尽而南方极略。原书早佚。北魏郦道元撰《水注经》,以《水经》为纲,详加注释,原文得以保存。或云汉桑钦著。
◆《心书》 [蜀]诸葛亮撰。
分兵机、逐恶、知人、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出师、择材、知用、戒备、习练、腹心、重刑、审因、应机、地势、自励、和人、威令等四十五条,四千余字,是研究军事史和作者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书,见《诸葛亮集》。
◆《孙于注》 曹操注。
曹操于长期的军事生涯中,“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该书是其中之一。其著述大部分今已亡佚,本书保存至今。曹操在作注时写了序言,总结了军事斗争经验,指出了研究军事、掌握军队和驾驭战争规律的重要性。《孙子注》体现了这一思想。
◆《兵书要略》 曹操撰。原书已佚,佚文仅一句,见《太平御览》。
◆《兵书接要》 曹操编次。据孙盛《异同杂语》云:曹操“博览众书,特好兵法,钞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传于世”。

其他典籍
◆《皇览》 刘邵等修撰,凡千余卷。
延康元年(即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至黄初三年成书,“宜皇王之省览”,故名。据《魏略》称,“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后多有散佚,南朝梁时存六百八十卷,隋时仅存一百二十卷。世传多为节录本及抄合本。是书为大型综合性类书,今知参与编写者有刘邵、王象、繆袭、桓范、韦诞等人。佚文今仅存一卷。
◆《人物志》 刘邵撰,凡三卷十二篇。
内容有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树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繆、效难、释争等。在论述人物时,以中和为贵。全书兼有名、法、道、儒各家思想,开魏晋名士玄谈之风气。
◆《风俗通》 应邵撰,凡三十二卷。
又名《风俗通义》,以考释议论名物、时俗为主,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迷信思想颇有批判,是了解汉魏间社会习俗的重要资料。今存十卷。
◆《地理风俗记》 应邵撰,凡一卷。
◆《风俗论》应邵撰,凡一卷。
◆《汉朝仪驳》 应邵撰,凡三十卷。
◆《汉官仪》 应邵撰,凡十卷。
◆《帝王世纪》 皇甫谧撰,凡十卷。
◆《帝王经界纪》 皇甫谧撰,凡一卷。
◆《高士传》 皇甫谧撰,凡三卷。
◆《达士传》皇甫谧撰,凡一卷。
◆《玄晏春秋》 皇甫谧撰,凡二卷。
◆《陈留耆旧传》 苏林撰,凡一卷。
◆《会稽先贤传》 [吴]谢承撰,凡七卷。
记述严遵等人事迹,其中不少内容弥补史传之不足。原书已佚,佚文散见于《太平御览》中,鲁迅辑为一卷,并称之为“吉光片语,皆可宝也。”(《会稽郡故书杂集》)
◆《五教志》 [蜀]谯周撰,凡五卷。
◆《默记》 [吴]张俨撰,凡三卷。
原书已佚,据《汉晋春秋》,诸葛亮《后出师表》即出此书。
◆《官族传》 何晏撰,凡十四卷。
◆《应璩书林》 应璩撰,凡八卷。今佚。
◆《钟子芻荛》 钟会撰,凡一卷。
◆《艺经》 邯郸淳撰,凡一卷。
◆《周子》 [吴]周昭撰,凡九卷。
◆《典论》 荀悦撰,凡一卷。
◆《辨譏》荀爽撰。
◆《世本》 应邵撰,凡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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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考古成果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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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 魏 邺 城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破袁绍以后营建的邺城的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城西南17.5公里。由于漳河历年泛滥,地面遗迹已极稀少,著名的铜雀三台尚存二台残迹,城垣已荡然无存。
   邺城东西3.5公里,南北2.5公里,城内以一条东西横街将城划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地势较高,其中部建宫和衙署,西部置苑,西北城隅高耸着冰 ,铜雀台、金虎台,是为军事需要而建的瞭望制高点。南区主要是居民区,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其中安置了当时强制集中的各地劳动人民和投奔曹操的强宗巨豪,以及他们的部曲。
    邺城在我国都城史具有借时代意义,它将宫苑集中于城区北部,居民区放在城区南部,为以后历代都城所继承,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布局。邺城西北设置三台,魏晋洛阳城也仿此在西北隅设置金庸城。
2、曹 魏 洛 阳 城     曹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处,由曹丕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在东汉洛阳城基础上修建而城。南北成长方形,东、西、北三面城垣各有几处曲折,保存状况较好,南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西城垣残长4290、宽约20米,北垣全长3700,宽约25-30米,东垣残长3895,宽约14米。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城垣周长约14345米。
    西、北、东垣共计城门12座,其中西垣3座。从南到北依次为广阳门、西明门、闾阖门;北垣二座,从西至东依次为大夏门、广莫门;东垣3座。从北至南依次为建春门,东阳门、清明门;据文献记载,南垣应有4门,自东至西依次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
    城西北隅仿邺城三台建金庸城,为军事防御设施。洛阳城仿邺城的设计,将宫城集中于城内中部以北,将官署、居民区置于城区南部。城南设立国学、明堂、灵台、此灵台为东汉时所建,魏晋沿用,汉晋灵台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距今已有1900多年。
3、孙 吴 武 昌 城
    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孙权始都武昌,在今湖北鄂城县以东一带。俗称吴王城。城略作方形,边长0.75公里,南壁和东壁的南段保存较好,城基宽十余米,残存最高处达4米。城内北部原似建有子城,为孙吴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再西为武昌的港口樊口。城南发现有古代冶铁遗址。武昌城北枕大江,西屏西山,南阻樊山和洋澜湖,东南隅有凤凰台高地,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是控制长江中游的一个军事重镇。
4、孙 吴 建 业 城
    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迁都建业,遗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文献记载“建业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建实录》卷2)。孙吴建业城址现已消失。
 

1、洛 阳 魏 正 始 八 年 墓     出于洛阳涧西,该墓县有前后两室,前室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墓室全长近8米,前面还有1.62米的砖甬道和长25.5米的斜坡状土墓道。由于早年被盗,后室遭到较大的破坏,棺椁无存。但在前室和其两侧的耳室中尚保存了一些遗物。前室平面呈方形,在室内后部中央原陈放有一座帷帐,现只存有五件铁质的帐钩。其中一件上带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铭文。可知造于公元274年。在帷帐附近放置的随葬器物仅存玉杯、博山炉等数件。左耳室内有陶俑、陶磨、陶井、猪圈以及家畜模型等,当是模拟庖厨。右耳室出土了七件带盖陶罐,或许是模拟仓房。从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器物看,当时还较多地承继着东汉晚期砖墓的传统,并且流于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

2、武 昌、南 京 的 东 吴 墓
    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单室(今鄂城,武昌、南京地区)单室发现了一些东吴时期的墓葬。在南昌、浙江等地也有发现。
    从墓葬形制来看,约略可以分为多室墓和单室墓两类。多室墓一般分为前后两室,其间以通道相联,前室平面近方形,左右两侧各设一耳室,在墓门前后有较短的甬道,前接长斜坡墓道。后室较大,平面呈长方形,券顶。如武昌任家湾的黄武六年(公元227年)墓,莲溪寺的永安五年(262年)墓、鄂城的孙将军墓、江西南昌的高荣墓等就是这样的形制。现以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墓为例介绍如下:棺木放置在后室,棺底铺铜钱,名刺木简及银钗等服饰用具出于棺内,大约是墓主人随葬携带之物。铅券压在棺下。在后室四隅均堆放铜钱,全墓共出铜钱达3600余枚之多。在墓室左后隅还放置一件青瓷虎子,及9件小碗。前室内放有铅耳杯和盘、铜洗。漆盂、陶炉等器皿,还有铁矛和铁剑等兵器。右耳室放置各型陶罐和釉陶罐,似象征储屋的仓房。左耳室放置有陶灶模型等器,似象征庖厨。早期东吴墓从形制和随葬器物等方面看,都还仿效中原曹魏墓,后期墓出青瓷器较多,显出地方特色。
    单室墓多是只有长方形券顶穹窿顶的砖室,有的前面连有较短的甬道。出土器物也较少,多为陶瓷日用器皿。此类墓主人身分较低。
3、成 都 蜀 汉 墓
    墓葬形制有具前、中、后三室的。也有具前、后两室的。数量多的是单室墓。随葬品有陶釜、甑、罐、灶、井、家禽畜和俑等。上沿汉制而制作粗糙。
 

1、长 沙 走 马 楼 简 牍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大量吴简。仅一种长50厘米左右的大木简,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就有2000枚以上;已经清理出来的木牍和签牌约数十块,竹简约数万片,这批简牍至少有150万字左右的内容,大大地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这批简牍主要是经济类文书,因此为研究孙权时代吴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批简牍对于研究写孙吴时期的长沙地区历史地理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简牍本身为研究吴国简册制度提供了全新材料。

2、铜 镜
    三国曹魏铜镜多沿汉制,流行柿蒂莲弧镜和简化的规矩镜。日本本州岛不发现了曹魏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达200件以上。这些铜镜是由曹魏 手工方式徐州等地民间工匠制作的,有的是专为出口而生产的。如铜镜铭文有:“镜陈氏作…君宜高官到海东,保子宜孙”,“吾作明竟(镜)真大好,浮由(游)天下口四海,用青铜,到海东。”
    孙吴的铜镜铸造中心在绍兴,当时出现很多镜匠师,如郑、卜、鲍、陈、朱、徐、唐、张、任等姓,其中鲍、陈两姓作品尤多,这些匠师多是民间手工业者,所铸镜背纹饰以汉末浒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但出现了简化半圆方形带和神仙形象的趋势。
3、孙 吴 瓷 器
    孙吴青瓷器制造中心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绍兴附近许多吴墓都出有青瓷器的匠师,青瓷烧造已经专业化。江浙地区青瓷手工业的发展,促使了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生活用具方面的改进;瓷器逐渐代替陶器;并且银块传列长江中游等地区,如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墓所青瓷碗和虎子等就是从江浙传来的,使长江中游等地区生活用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南京中华门外吴墓出土的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釉下彩。这样美丽的盘口壶,将我国釉下彩出现于唐代的历史了六百年左右。
4、东 吴 漆 器
    1984年6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发现东吴朱然墓中前后室内各旋转漆棺一副,后室棺较大,推测为朱然的葬具,前室棺内死者可能是其妻,该墓随葬品总计一百四十多件,其中漆器量最多,共约80件。有案、盘、羽觞、桶、壶、奁、盒、匕、勺、凭几、扇、梳等,有木船、篾胎、皮胎等,尤其有彩绘漆器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其中一种犀皮黄口羽觞,将犀皮漆工艺的出现年代提早了六百年左右。
5、三 国 货 币
    在陕西汉中勉县老道寺蜀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一枚“传形五铢”币。该币为外圆内方形,径为2.2厘米,厚一毫米,孔径0.9厘米,钱无廓,其外形似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
6、三 国 兵 器
     a、扎马钉:在陕西汉中勉县的汉江河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剌,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瓜,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瓜间每个夹角一百三十度,大的重约十五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8克,尖长1.5厘米。在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剌伤敌马匹和士卒,所以俗称扎马钉。
     b、魏弩机:在陕西汉中勉县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一件魏弩机,该机完整无损,重三市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一半已剥蚀难识。文曰:“黄初七年六月一日□□□监作吏箫诗已□□□师张倌耳师造□”。在箭厢右侧,阴刻有“才廿二”三字。这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临作吏萧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箫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


   
下列所有图片均来自
中国历史博物馆

魏·三体石经残石

魏·陶耳杯

魏·铜弩机

魏·五铢铜钱

吴·青瓷灯

吴·楼阁佛像陶魂瓶

吴·神兽纹铜镜

吴·青瓷羊尊

吴·陶院落

蜀·“直百五铢”铜钱

蜀·持簸箕陶俑

翻 车

指南车

《针灸甲乙经》

吴·青瓷楼阁飞鸟坛罐

绘彩杂技陶俑一对

吴·神人车马画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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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3-20 09: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国 时 期 音 乐

[size=+2]三 国 时 期 音 乐
[td=1,8,570]三国音乐艺术                            中国音乐发展到三国时期,已经达到极为纯熟的程度,因传统礼教对音乐的重视,历朝历代都把音乐奉为治国安邦的经典,予以发扬光大。先秦的师旷、汉代的李延年等都对音乐的发展有独到贡献。三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及代表时代特色、标志着当时音乐发展水平的音乐家及其理论。其中,以嵇康、阮籍、蔡琰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嵇康及古琴曲《广陵散》
    嵇康除在文学,思想上取得重要成就外,还在音乐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嵇康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晋书·嵇康传》云,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这与其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不受礼法约束有很大关系。
    嵇康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说: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衣革带,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字)心中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 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日:“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击其头曰:“闻之奏琴,不觉心开神悟,况若暂生。”邀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辨,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 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遇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能怅然。”
    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珮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缩丝制成,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有一次,其友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胁,才使此琴兔遭大祸。
    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面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嵇康是愤然不平。为表示反抗,他经常逃入山林,与竹林七贤相与邀游。袁颜伯《竹林七贤传》云:“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正因嵇康这种愤世嫉俗的表现,使他在音乐创作与演奏上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上文提到的《广陵散》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它至少在汉代已经出观。其内容向来说法不一,但一般的看法是将它与《聂政刺韩王》琴曲联系起来。《聂政刺韩王》主要是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王,然后自杀的悲壮故事。关于此,蔡邕《琴操》记述得较为详细。
    今存《广陵散》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1425年),谱中有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所以古来琴曲家即把《广陵散》与《聂政刺韩王》看作是异曲同名。
    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是这一古代名曲经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曲子,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象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历代传颂者的心血。据《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正因为嵇康临刑索弹《广陵散》,才使这首古典琴曲名声大振,一定程度上,《广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来的。但所谓“于今绝矣”则非指曲子本身而言,它主要反映了嵇康临刑时的愤激之语。事实上,琴曲《广陵散》经《神奇秘谱》保存,一直流传到今天。
    正因为嵇康有着很深的音乐功底,所以,他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共同向司马氏要求“请以为师”,但未被允许,使“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本传)。因此,嵇康的名字始终与《广陵散》联系在一起。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
         
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
    《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或许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的这种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广陵散》在历史上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
    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

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著名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蔡邕的女儿。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据《蔡琰别传》载:“文姬,少聪惠秀异,年六岁,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一弦’,邕故断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可见,她从少年时代起便有很高的音乐天赋。
    但是蔡琰一生极其悲惨,最初随带罪的父亲辗转流浪,后嫁给卫仲道,不久,丈夫死去,蔡琰又无子归宁。这时,战乱频仍,约在献帝兴平二年(195年),被董卓部下俘虏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留在那里十二年之久,并生育两个儿子。曹操统一北方后,局势相对稳定,便派遣使节用金璧将蔡琰赎回,,然后又嫁给董祀。这种极端痛苦的生活使她饱受人间磨难,她便把自己的这种特殊感受写成了长篇诗作《胡笳十八拍》(此诗学术界就是否蔡琰所作一直存有争议,双方均无充分佐证,故无定论,详情可参考《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但其内容则确为描写蔡琰的生活经历)。
    根据《胡笳十八拍》而创作的同名琴曲,是我国音乐史上一首杰出的古典名曲。它以十分感人的乐调诉说了蔡琰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写了主人公对祖国、对故士的深沉思念及骨肉离别的痛苦感情。这首曲子在唐宋两代都很流行,据古琴家查西阜先生统计,琴曲共有39种不同版 本,其中,只有明代万历年间(1611年)孙丕显《琴适》的传谱是配词的。
    《胡笳十八拍》是蔡琰用胡笳十八拍的音调翻入古琴中而创作的具有新颖风格的音乐,实际上,她是把南北风格溶为一体而创作出来的,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南北音乐文化的交汇。
  “拍”是音乐的段落,十八拍即十八段。下面本文对《胡筋十八拍》的音乐效果予以介绍。
    第一拍是全曲的引子,概括了作者生逢乱世、沦落异乡的悲惨经历,开始的曲调如下:
        
    两个三小节的乐节是全曲的核心音调,全曲的基本曲调均由此衍生而出。第一拍的情绪起伏很大,也为各段音乐奠定了继续发展的基础。第二拍中出现了装饰性的变化音,使情绪的表现相当强烈。直到第十拍,一步步地深化离乡悲情,构成乐曲的第一部分。第十一、十二拍是全曲的转折,尤其是第十二拍是唯一的音 调欢快明朗的段落,抒写民族的欢乐,归国的喜悦。音乐从高音开始,节奏较宽广,构成一个舒展的乐句:
        
这段旋律音区较高,表现了异常激动的情绪。
    第十三拍至第十七拍是乐曲的第二都分,仍以抒发悲情为主,主要表现对稚子的思念。第十八拍是全曲曲尾声,在激情中结束全曲。
[附] 《胡笳十八拍》部分乐段曲谱
           
      
         
      
      
        

阮籍及其《酒狂》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不但在文学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在音乐上也独步当时。
    受其父阮瑀影响,阮籍是一名弹琴能手,其《咏怀》诗曰: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表现了他在司马氏黑暗统治下坚决不与之合作所产生的苦闷忧伤。
    作为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创作,阮籍的诗歌表现得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但作为音乐作品,阮籍则可以以这种足以抒发感情的形式表现内心无限情感。相传他创作的《酒狂》,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阮籍在司马氏大肆杀戮、排斥异己的黑暗统治下,且恐且忧、且怒且避的真实心态。
    据朱权《神奇秘谱》解题谓:“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在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这段话道出了阮籍《酒狂》的真实底蕴。
    《酒狂》载于《神奇秘谱》(1425年)及《风宣玄品》(1539年)、《重修真传》(1585年)等多种琴谱中。据姚丙炎先生打谱(参考《管乐艺术》1981牢第一期,姚丙炎《七弦琴曲<酒狂>打谱经过》),《酒狂》采用三拍子的节奏,这在古琴音乐中是罕见的。歌曲的音乐主题是—个不断向上跳进、又复渐次下行的乐句:
        
这一主题的特点是将调式主音和属音等稳定音作为每拍首尾的支点,中间嵌入大跳音程,从而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刻画出饮酒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神态。之后,两小节反复的过渡句以强调不稳定的调式音和变节奏为特征,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绝望与痛苦:
         
全曲通过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使感情不断深化,将主人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达得非常充分。乐曲手法简练,形象丰满,思想深刻,这也正是文人高度的文化修养在音乐中的反映。《酒狂》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音乐中的珍品。
[附] 《酒狂》曲谱
        
               
    阮籍除了音乐作品《酒狂》之外,还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 。
    结台阮籍思想,可以发现,《乐论》具有明显的儒家说教色彩,它反映了阮籍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 如他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对于“郑卫之音”阮籍也一概斥之为“妖淫之曲”、“淫 乱之声。”这种思想认识当然与司马氏黑暗政治有明显联系,但是,它并非是孤立的。阮籍的思想深处,其实仍然有着不少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内容。如他儿子阮浑“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阮籍尝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曰:‘仲容(阮籍侄阮咸字)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这一点,沈约看得很清,他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竹林七贤论》)。阮籍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抗司马氏的。即,他本来是维护礼教的,但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所以故意表现得放诞怪异,由此可见,他是忍受着内心的极大痛楚来反抗司马氏的。阮籍的这种思想与行为两面性的表现,其实也正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人”的表现。
    (以上有关嵇康、蔡琰、阮籍的音乐资料,均据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其他文人音乐家               
阮 瑀
    阮瑀,“建安七子”之一,阮藉父。很擅长音乐,曹操听说了阮瑀的雅名,便征召为官,但阮瑀拒不赴任。后来曹操爱惜其才,接连采取各种方法逼迫他赴任,阮瑀无奈,便逃入山中。曹操仍不放过他,派人烧毁山林,终于找到了他,阮瑀大概也受了感动,便表示愿跟曹操,曹操让他和陈琳一道管记室。但阮瑀内 心仍是有些不情愿,于是在曹操大宴宾客之时,阮瑀一语未出,曹操发怒,便将他赶入乐工之列,目的是欲羞辱他,但阮瑀能解音律,善鼓琴,并不感到是羞辱自己,于是他便抚弦而歌,即席唱道:“弈弈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西东人怨。 士为知已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曲调和谐美妙,曹操十分高兴。
    阮瑀后来成为曹氏集团的重要文人成员。

阮 咸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 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
    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注。            

阮 瞻
    阮瞻,字千里,阮咸之子。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善弹琴,不论贵贱,只要想来听琴,皆为演奏。确有其先人之遗风。阮瞻仕晋,故此从略。            

荀 勖
    荀勖,字公曾,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幼聪惠,曾受到钟繇的称赞。及长,博学多才,历任魏大将军曹爽掾,迁中书通事郎。曹爽被诛,不畏牵连之罪前往吊之,后任安阳令,转骠骑从事中郎。魏亡事晋,深得司马昭赏识,任中书监,加侍中,旋进位光禄大夫,领秘书监,官至尚书令。
    荀勖曾掌管音乐之职,与贾充共定律令。又修律吕行于世。他早年曾在路上听到赵地一个商人牛铃铎极为好听,到掌管音乐的时候,感到音韵未调,认为如果有了赵人的牛铃铎就可以了,于是便让郡国都把铃铎送来,终于找到了原来那种声音的牛铃。            

谬 袭
    谬袭,主要成就在文学,但也通晓音律,曾改汉乐府十二曲为魏鼓吹曲。详参本书文学部分。            

左 延 年
    左延年,黄初中(220——226年),以能创新曲得宠,多改旧曲,后为协律中郎将。他精通音律,善为郑声。详参本书文学部分。            

杜 夔
    杜夔,字公良,以知音律为雅乐郎,中平五年(188年),以疾病去官。后避乱荆州,刘表让他与孟曜为汉帝和雅乐。刘琮投降曹操后,曹操让杜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并令他创制雅乐。杜夔善钟律,聪敏过人,丝竹八音,无所不能。当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荞晓知先代诸舞,杜夔总统研精,远考各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对于远古音乐的发掘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曹丕称帝,杜夔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早在曹操时,汉铸铜工柴玉巧有才智,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为当时贵族所喜爱。 杜夔让柴玉铸铜钟,但其声音清浊大多不合要求,杜夔让柴玉多次毁掉重铸。柴玉甚为不满,说杜夔是任意而行,拒不照办。于是二人相告于曹操,曹操取来柴玉所铸之钟,按社夔之要求,反复试听,然后认为杜夔正确而柴玉不对,并降罪柴玉等人,令其为养马士。到了曹丕时,曹丕特别喜爱柴玉,他曾让杜夔与左(马真)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杜夔面露难色,不愿从命,因此曹丕极不高兴。后来因别事牵连杜夔,曹丕让左(马真)、杜夔等人跟柴玉学习。杜夔自认为所演习者为雅乐,而且从曹操到现在,屡有成就,便不满意曹丕的作为。后来曹丕便罢免了他的宫职。
    杜夔有弟子邵登、张泰、桑馥等人,各官至太乐丞。弟子陈顽官至司律中郎将。左延年等人虽然妙于音律、善于郑声,但对于古代音乐的爱好及成就都不如杜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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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 时 期 书 法

[size=+2]三 国 时 期 书 法
[td=1,8,570]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 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 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 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 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 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 “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 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 《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 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 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其他书法家

                       钟 会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 操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 诞
    韦诞,事迹参本书文学部分。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
    邯郸淳,事迹略见本书文学部分。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 觊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 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 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 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芳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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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0 1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所转大部分与置顶资料相同,但是含有部分置顶资料贴没有的资料。
楼主属于新人,法规不外乎人情,不做删除处理。
最近三分较为冷清,需要有志之士广泛参与。合并主题并高亮显示。
另外提醒楼主,三分每天转贴数限制在三个以内。这次不予追究,望以后注意。
同时欢迎楼主以后常来三分发些好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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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2 13:21 | 显示全部楼层
好详细的资料,估计花N年时间才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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