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自2006下半年始，鄙人发帖网上。朋友们客气，说了许多夸奖鞭策的话，令我汗颜。也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有些我能接受，马上对原贴作了改动。有些则非我所能苟同，于是写有《谈‘金庸研究’之所谓‘末路’》 一文，作“总答复”，意犹未尽，乃取旧帖一张而扩充之，续有申说，曰：“再辩护”。
知堂老人信持“不辩解主义”，道是：“一说就俗”！鄙人则‘总答复’于先，“再辩护”于后。一辩再辩，说了还说，分明已是“俗之又俗的俗物”了！
不为已甚，言尽于此。不会再强聒不舍、哓哓辩说了。
南窗寄傲生《读金庸小说札记》：“〈西游记〉第九回写渔樵对答，渔翁张稍作〈西江月〉有：‘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则金庸这部小说书名赫然就在其中，可见并不是金庸杜撰。”
而在《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载了沙和尚的诗歌体口述自传：“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
二者齐观，则《笑傲江湖》的书名与‘任我行’的名讳，皆完整的见于《西游》一书。
金庸读《西游》，据他自言，是在“小时候”，感觉大约在八九岁年纪，到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中，金庸又让韦小宝与双儿聊起了《西游》故事，可以说：金庸对《西游记》的爱好、阅读，贯彻终生。
金庸天生一种“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探求一个灿烂世纪》），认为“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至大的欢乐，，应该会兴味盎然读《西游》，而‘笑傲江湖’‘任我行’这样的语汇，对这种个性的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魅惑力。
有朋友指出：“笑傲江湖和任我行这两个名字很通俗啊？”
当然很通俗！——却是在金庸发表《笑傲江湖》这部作品之后。
就我浅见所及，在吴承恩到金庸，数百年间，再无人把笑、傲、江、湖四字连用。
李敖嘲骂金庸，真正不遗余力。不想1995年此公在台湾真相新闻网主持一台电视节目，名目居然叫做“李敖笑傲江湖”！
还不是为了抓眼球提高收视率？如果这四个字不是因为金庸而家喻户晓，电视台以及李敖本人，会给节目起这样一个名号？
至于“任我行‘三字，更是‘通俗’到不行，但“洪七公深知真正的烹调高手，愈是在最平常的菜肴之中，愈能显出奇妙功夫，这道理与武学一般，能在平淡之中现神奇，才说得上是大宗匠的手段”，别人不好说，如果是让我自己来刻画一位倜傥骄狂纵横不拘、霸气才情笼盖一世的邪教领袖并在其名字中体现这一性格特质，恰恰选中“任我行”三字的几率，很低，而接近于零。我可能让他叫‘魏我行’‘杜我行’，或是“任余行”“任吾行”，又或“任我为”“任我飞”……
因此，我认为：“笑傲江湖”“任我行”皆取自《西游记》，大有可能，但非绝对一定。
天下事，难言哉！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而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可能。
我在《破译金庸密码。题记》中曾举过一个事例：“钱玄同自作聪明，断定许广平的名字与唐代名相宋璟有关。因为宋璟字广平，许广平又自号‘景宋’，钱玄同认为那是‘景仰宋广平’的意思。不料鲁迅起而痛驳：‘许公的母亲姓宋，因她为景仰母亲，所以自号景宋，至于她名广平也和宋广平全不相干，只是广东的风气，常常喜欢把地名放在名字当中，例如她名广平，她妹妹名东平，何尝有宋广平的影子呢？’”
‘疑古玄同’先生的失败，足证：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
有鉴于此，就算我对金庸笔下某一二名物的猜测多么有把握，仍自知：猜测毕竟只是猜测！
《围城》中方鸿渐的名字出自《易经》“鸿渐于陆”，赵辛楣则出自《楚辞·九歌·湘夫人》“辛夷楣兮药房” 。这两个推测，我感觉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至于那位号称“局部真理”的鲍小姐之姓氏，居然也有典故存焉：“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这一点，如果不是由钱夫人杨绛女士指出，怕很少人能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会自觉太牵强，且无从确证。
此之谓：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可能。
因此：有些猜测我自己都觉得牵强，还是会把它作为第二、三种可能，写入文中。
谁知道那片云彩有雨呢？自然，也可能密云不雨、亢旱三年。
《孟子》记录了齐宣王给孟子所下考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而《论语》中的孔子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者连读，胡解孔孟：忖度他人的用心，而断以己意，虽圣人不免，且优为之。只是切不可自信太过，自以为天纵英明，我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对金庸的解读未必准确，俺早自知。某些朋友则貌似掌握了绝对真理，认定它们完全、一定、百分之二百五不符合金庸本意，惟有令俺惊叹：莫非月光宝盒重新降临人世，俺再次目击了全知全能的天父上帝？！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将自己装扮成金庸或其他任何作家的唯一指定代言人以及预备役（或现役）的转世灵童，都是极端可笑的。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金庸小说情节与名物的解读，提出了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自知仅是臆测，未尝妄自尊大认定其必为不刊之论，却也不敢妄自菲薄至于稍遇质疑便亟亟认错。
二
误读无罪，错解有理！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完全还原创作时的心路历程，便是作者本人，也不能够，何况我辈读者？
自我感觉完全遵循、复制了作者原笔原意的，其结果，无可避免地也存在‘误读’。
自知不可能完全遵循、复制了作者原笔原意的读者（如我），当然也会‘误读’。
我不认为后一种比前一种，一定更“误”！
‘误读’既无可避免，以不过分脱离文本为前提，则钱钟书所言 ‘作者...寓意,只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也是集》），就成为最正确最恰当的态度。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又引录清人谭献的观点:“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
西方所谓‘接受美学’，大体与此同意。
三
还有一种说法：“要真想这么多，那金庸写小说时岂不累死？！”
太熟的东西，根本无须刻意去‘想’。我们签字时，需要开动脑筋费力去想“我究竟叫什么名字”吗？再亟亟翻查出生证、身份证、户口本以核实自己的名姓，这也太过具有‘实证主义’精神了。
我算‘三乘以七’这样的数学题，可以不过脑子，张口就来，不会‘累死’。
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是金庸小说的资深读者之一。我不担心金庸写小说想多了会‘累死’，就像我从不担心陈先生解决那些数学难题会‘累死’一样——陈先生对微积分，只怕比我对‘乘法口诀表’更为熟习。
人的天赋才分、人生阅历、知识储备，不尽等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此蒙叟之所以兴叹也。
我曾经引用过《山海经》《淮南子》中的不少文字，来证明‘日月神教’总部“黑木崖”的命名跟远古神话‘太阳下有扶桑、若木、柜格松’等记载有关。一位好朋友垂询：“刘兄，金庸写书时，会考虑这么多吗？”当时答复如下：“我的猜测未必正确，如其正确，则金庸只要想到中国上古神话中‘日下有木’就够了，无需把这些树木各叫什么名字都回忆一遍，而‘日下有木’对金庸那一代学人来说是基本常识（再上一代人的学养就更不得了），我做猜想，才需要把相关记载尽量多地开列出来，增加一点说服力。”
2000年的文化积淀，太深厚，后世作者要想完全不受前人、他人影响，难。这一影响，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然‘中毒’，就像金庸所言：“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
当时不知，事后惊觉，这种情况，最起码金庸有过三次，一次，见于《射雕。后记》：“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
另一次，则见于他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我在写成小说《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基督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几年前，金庸在台回答读者提问，更加坦诚：“施爱东先生分析《射鵰英雄传》中郭靖桃花岛求亲、黄药师考以三题的情节，出于我国呆婿的民间故事，我写作时心里无此意会，但他一加分析，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施爱东先生分析《天龙八部》中马夫人与乔峰的怨恨有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的影子。他的分析很好。”
艺文之事，借用人家的东西而不自知，很普遍。最极端的事例，就是刘心武先生‘梦中得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自己感觉还“挺有诗味儿”，醒后赶忙记下，而在“意识的深层”又怕与古人暗合，查了资料，查来查去,最后认定古人没写过这句诗,“便只好坦然地将其”版权“归于自己”。
把近千年前大诗人黄山谷的名句归到自己的版权页，这种事，金庸还做不到。
不过，只要作者读过某书，而此书的情节或名目又与作者的作品有极大的相似，我们因此说他可能（！）受到此书影响（管他承不承认），不算太冒险。文化影响上，稍稍实行一点‘有罪推定’，不会出人命吧？
要说的是受他人‘影响’，而非剽窃。以自己的加入而为中国作协增添了无限光彩的郭敬明先生那样的光辉事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参见：
《谈‘金庸研究’之所谓‘末路＇［总答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ag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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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叹金庸>电子书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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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7 09:13
发表于 2008-3-7 20:32
发表于 2008-3-8 00:26
楼主
发表于 2008-3-8 15:47
我好累我好想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