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学与武侠小说

haahharen

这里我将要明确一个概念，文章中所提到所谓的红色文学，应该是指红色战争成长文学。红色战争成长文学把“革命题材”传奇化，并力求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对传奇性的追求也是很多通俗作家共同的写作主题。对红色战争成长文学的把握要上溯到1949年前的“解放区文学”，《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种写法在1949年后有很大一批追随者，包括《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后来人”。对此，洪子诚、陈思和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有所论及。而这些作品和通俗文学的关系，两位先生也都有很精到的看法，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我们知道，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里的重镇，金庸先生又是武侠小说中的集大成者。研究金庸小说的范式，实际也就是发掘武侠小说共同的范式。其中不难看出金庸的“读者意识”，即武侠小说的“读者意识”，而这里的“读者意识”近于另一词汇：商人眼光。我系学者王彬彬先生在《文坛三户》中说：“‘鸳蝴派’创作上的‘金钱主义’和‘趣味主义’是新文学家批评的重点。所谓‘金钱主义’，即写作的全部动机都是为了赚钱，而要尽可能多地赚钱，就必然要奉行‘趣味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揣摩最广大读者的口味。”众所周知，在“鸳蝴派”的潮起潮落中，武侠小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潮流之一。金庸的小说也不得不与“金钱主义”和“趣味主义”发生联系。金庸的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商报》上连载，金庸自己说：“只是尝试性质，没有什么希望。结果反应不好，便打算搁笔不写了。”金庸创作小说的动机带着明显的功利性，即为报纸吸引群众的眼球。如果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为报纸的销售量服务，那红色文学是直接为政治服务。梁斌对《红旗谱》创作动机的描述是：“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红色文学创作上是否存在“政治主义”和“趣味主义”，我不敢妄下断言，但就个人阅读感受来说，这两点是分明主导着小说推进的。在所谓红色文学中，小说的程式与武侠小说的范式竟有如此的相似性。红色文学与武侠小说在模式上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是作者对主角的身手、传奇性经历的设定类似武侠小说，像《烈火金刚》中的萧飞、《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其次是小说叙事语言上的相似。体现在对古典小说“水浒”“三国”“说岳”小说语言上的借鉴。第三、小说在深层结构模式上的类似性。本文主要探讨的恰是这一方面。毋庸置疑，红色文学中的“读者意识”可以解释为“政治远见”一类的名词。两类小说的“读者意识”在它们的范式中均有所呈现。
武侠小说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人公如何成为江湖领袖。红色文学要解释的现象是：主人公如何成为党员、干部、英雄。主角需要成功，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用一切可行手段往上爬。但作者有意让光环笼罩下的主角在相对条件下“不择手段”，因为这更能凸显主人公的道德优势。武侠小说中主角为了“正义”“斩妖除魔”，红色作品中主角为了人民、党镇压反革命。现在着重讨论这类作品中主人公的“成功学”，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信息。
首先，主人公要出身名门。武侠小说中，主角一定为正派弟子或忠良之后，这是通天的门票。胡斐的父亲胡一刀乃是顶级刀客。段誉出身大理皇室；萧峰的父亲乃是超一流高手，又是契丹显贵之族的后人；虚竹出自少林，同时还是掌门玄慈的私生子。郭靖乃梁山后人、义士郭啸天之子。令狐冲的师傅岳不群开始武功不行，但也是名门正派的大掌门。陈家洛出于海宁陈家，更主要的是乾隆的弟弟。杨过的父亲杨康虽不够好，却也是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后代，身份差不多也算合格。石破天虽最后没搞清楚“我是谁”，但金庸已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他的父母定是石清夫妇。张无忌是武当七侠张翠山之子，又是金毛狮王谢逊的义子。袁承志的父亲是抗金名将袁崇焕。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的男一号无一不具有深厚的背景。相较于武侠小说，红色作品中主角定为贫下中农，有极深的阶级仇恨，属于苗红根正，绝对过硬。《红旗谱》中朱家与严家几代都为贫农，并与冯家地主有世仇，家世都是合格的。
金庸在主角身份认定上的意识也许与金庸本人出身名门望族有关，也跟金庸由此产生的自我期许有关。而最后出现的《鹿鼎记》在主角身份认定上与金庸惯常的思路是不尽相同的。我以为这与金庸的读者意识很有关联。毕竟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出身于名门望族，对小说主角的态度羡慕多于意淫。而作为市井无赖的韦小宝则给人俯视的机会。人们会这样意淫自己：“连韦小宝这样的地痞都能有几个美女和他……，那……”但金庸是瞧不上韦小宝这个角色的，他曾特意强调：“韦小宝是一个坏人，我是作为坏人来写的，大家千万不要学他。”毕竟，像金庸先生这种身份的人，瞧不起韦小宝，也实属正常。而红色文学作者对主角的身份认定应与当时流行的类似血统论的理论有关。也跟当时“雅”“俗”“上”“下”的观念价值倒置有关：农民就是比资本加强。重要的一点，中国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农村，这更方便了人们的幻想。但这里却集中了一个最为有趣的问题：一方面是“下层”成为出身的好标志，一方面是潜意识中对“雅人”的崇拜，这两方面相互冲突，给作品留下无法缝合的裂缝。这一点在红色文学作品中是有所呈现的。
其次，主人公要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联姻”。对于涉世不深的主角来说，“联姻”绝对是自抬身价的好办法。武侠小说中女方必为大势力的代表，而且基本都是大帮派宗主的女儿。胡斐有没有与苗若兰成亲，《雪山飞狐》并没有明确交待，但在金庸的暗示与逻辑中，这桩亲事成定了。段誉成功追上王语嫣，还有木婉清、钟灵“备用”，要知道，她们都是大理公主；虚竹误打误撞娶了西夏公主；萧峰的阿朱阿紫也都是大理的郡主。郭靖娶了黄蓉，五大高手之一黄药师的女儿，后来还做丐帮帮主。韦小宝的女人没有一位不家世显赫，背景深厚。令狐冲的任盈盈是魔教教主的女儿。陈家洛的女友是回族首领的女儿。杨过的小龙女乃古墓派掌门，曾有击败金轮法王等顶级好手的纪录，不可谓不厉害。石破天的阿绣是雪山掌门白自在的孙女。张无忌应娶赵敏，人家是蒙古郡主，周芷若不过是峨嵋派的接班人，身份向较于赵敏就差得多了。袁承志在这方面很失败，温青青只不过出身一般武林世家，向较于大家闺秀，还是不行，在金庸那里只能被设计成小心眼儿。好在有公主的追求，虽最终没能成功，但也给人留下了“幻想”的空间。遗憾的是，在人们眼中的袁承志眼界还太低了些，可毕竟为金庸早期作品。红色作品的情况较复杂些，分为两种情况：女主人公的“身世”很好是一种，女方转化为党的角色又是一种。女主人公的好身世呈现为纯正农民的出身，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出身过硬，是主人公理想的好配偶。与武侠相同的是，两类作者都讲究门当户对。如果门不当户不对，婚姻是很成问题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婚姻就很成问，所以《我们夫妇之间》既不“红”也不“通俗”。另一情况就更值得玩味了。转化为女性角色的党，不必说绝对是大势力。其实把自己嫁与有后台的女性与“嫁”入党并无实质区别，尽管后者略显抽象。我以为入党仪式和婚礼庆典有相似之处，党证也似乎是定情信物的另一翻版。当然，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描述都出现在1949年以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还不够强大，大多数作者还不敢把自己押在党这一边。
第三点，要有一帮有地位的同志、前辈，在关键时刻予以帮助和扶持。这一点在武侠小说与红色文学里，叙述类似“五虎将加谋士”的帮忙帮闲模式。在武侠小说中如何交上一份优秀的简历是个问题。胡斐会结识赵半山、陈家洛。段誉、虚竹定要结交萧峰。郭靖初期顶多结识二流角色，如江南七怪、邱处机等，但随洪七公、周伯通的适时出现成功解决上述问题。韦小宝会与陈近南、九难认识。令狐冲有魔教与少林武当掌门罩着，还拜世外高人风清扬为师，怕谁？陈家洛手下的兄弟都不是好惹的，他的师傅更是天下一等一的高人。杨过一出场就拜欧阳峰为干爹，随后又与郭靖、洪七公、黄药师、一灯、金轮法王等高手厮混。丁不三认识石破天，张三丰罩着张无忌、木桑道长结交袁承志，都有哄抬物价的嫌疑。与一般江湖人厮混是不行的，一定要认识几位顶尖大侠，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一点在红色作品中有所体现。大侠前辈化为又红又专的同事、老党员、农民知识分子，且以干部为优。《红旗谱》中的贾湘农，三种形象合而为一，只有在他的提携下，运涛、江涛、朱老忠他们才能显出自身价值。这就是所谓“近朱者赤”。
第四、道德指引。在武侠小说、红色文学中，道德被悬挂在作品之上。主人公向这个目标奋勇前进，因为这有助于“成功”。无论是武侠道德境界中的“侠之大者”，还是红色道德境界中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主角提升道德的方法是一致的：内靠斗争，外倚杀人。两种小说的主要人物都要与“小”作斗争，最后才达到“大”。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郭靖、杨过所经历的心历旅程都值得深思。红色文学中主角的自省能力实在太强，例子也太多，这里就不例举了。耐人寻味的一点，两类小说主角思考的内在逻辑极其相似，都是只论“大小”，不论“真假”。提升道德的外在表象更是明显，武侠小说中屠杀邪派，红色作品中屠杀反革命。总的来说，大部分具备道德优势的人才能“成功”。正所谓“内圣外王”。
但特例是存在的，至少《鹿鼎记》就是。而我以为，《鹿鼎记》应是最“武侠”的武侠小说。它抛弃了传统“武侠文化”中的道德表象，转而表现武侠小说中最本质的一面：权力、女人、“侠”。对权力、女人赤裸裸的描绘，文本有多处呈现，这里就不举例了。以下主要谈谈这个“侠”。很多人以为《鹿鼎记》是一部反侠小说，“侠”的消失也是许多批评家所激赏的。而我认为“侠”的指认不在于自己怎样认为，在于周围人怎样看。在一般的标准体系中，韦小宝与“侠”这一概念相去甚远，但在小说中，韦小宝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侠”，读者都偏爱这一角色，同时也认为他身上有“侠”的部分存在，即义气。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侠”，你也就必然是“侠”。称《鹿鼎记》是武侠味最浓的小说，并不为过。在红色文学中，类似《鹿鼎记》的作品是没有的，因为作者未必敢这样写，而它们毕竟不是纯通俗读物，红色文学不过是政治通俗小说而已。
在对小说读者意识进行探讨之后，另一个急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在这个问题上，王彬彬先生这样看：“这类东西，正因为与某种普遍的民族心理相吻合，正因为投合了民族的某种普遍的精神嗜好，所以总会有不小的市场。”我想这些评价是很到位的。但我以为也并不完全是这样。通俗文学本身的生命力也是十分惊人与可怕的。
如果问探讨红色文学和武侠小说的读者意识有无价值，我以为是有的。至少这能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多一种了解的途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描述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小说，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却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社会性的资料。那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国读者喜欢做的究竟是哪几种白日梦？”套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研究红色文学与武侠小说的读者意识，是要从中看出50、60年代的大陆“人民”和今天的华人同胞，还在喜欢做哪几种白日梦？

参考书目：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年
李方《金庸登龙术》《书城》2002No.10
傅元峰 当代文学课堂讲义

心得：
    其实这篇文章起源于几个很不成熟的古怪想法。在傅老师的课上，我发觉老师给我们的红色文学的“英雄成长模式”套用在武侠小说上竟很合身。几个想法和一点点激情构成了文章最初的面貌。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部分想法漏洞太大，不能自圆其说。后来又读洪子诚先生的教程，听陈思和先生的讲座并看他的书，才觉出我所以想说的前人早有，精到的见地也足令我叹服。于是那想法和激情都消退了，代之而来的是磨洋工般的懒散。而作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我对原文作出调整，缩小所讨论的范围，尽量对观点做出合理细致的解释说明。但有几处做得仍很不好。红色作品看得不够多，不能给出更多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论点。后几段与前面脱节，逻辑断裂得厉害。在论及金庸、红色作品时，大量的论述有“陷人入罪”的味道。比如在谈到金庸的写作动机时，我所引的例子是不利于金庸的，换几个例子可能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当然也不排除两种不一致的说法是出于虚伪的需要。但过分强调金庸的创作动机只在为钱，无疑也是一种片面。任何人的作品不可能商业化得一塌糊涂，他必然有为自己留下一点东西的冲动。可以说，隐藏在那种论述味道的背后，存在着一类“有罪推定”的逻辑方式。这都是我不愿见到的，尤其是极端的推己及人和陷人入罪的思维方式。在后来的几次修改中，我尽可能的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但还未能做好。而且对我所探讨的问题价值的反思很不够，与其说是“反思”，不如说是“证明”，证明自己论述的必要性。另外，自己的一些思考（也可能是前人的想法）没能写出。这些都将在今后的思考中继续深入并多加注意。

[ 本帖最后由 haahharen 于 2007-5-9 16:29 编辑 ]

haahharen

年轻时的一篇文章。如触怒金庸迷（其实我也算），在此致歉。

haahharen

望众高手多多赐教。

无人是

记得大学语文还有一篇断魂枪

haahharen

断魂枪是老舍的名作，是一篇假武侠表明文化立场的小说。

一剑无血

楼主是针对金庸的吧，角度很新颖，也很隐蔽啊

扇子上有个段字

红色的文字

为政治者弄权的工具 冠之为文学 实在是对这2个字的侮辱

武侠小说也一样,在金庸之前和之后,很难登大雅之堂的

金庸的小说受人尊重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写的是小说 其次才是武侠

离开了作者真正赋予作品的生命,留下的只是些打打杀杀的糟粕

[ 本帖最后由 扇子上有个段字 于 2007-5-9 20:24 编辑 ]

传说中的环蛋

的确有针对性．．．．．

扇子上有个段字

不过楼主写的还是不错　下了很大的功夫　　非常赞的说　　希望多多看到这样的好文章

君子剑

红色文学跟武侠文学好象是两码事吧

haahharen

看似没关的往往是一回事。看似相近的却不可联系。关注本质。

whitemomo

楼主还是很用心的，不过仔细看有错字……

武林外传

《林海雪原》就带有武侠的色采

风神无名

红色文学，有那么些水分……

whitemomo

水，哪有啊，写的不错。

扇子上有个段字

LS  的  LS  ,说的不错,红色文字确实不少水分

quanru

这个还有点意思，同是教化作用的表达，一个霸道些，一个高明些

风神无名

有些事情也许是真的，但肯定加了修饰。

朱一剑

个人认为把两者联系起来牵强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