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金庸，仅仅是‘天敌’——回首世纪末的金、王之争－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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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庸与王朔：（一）都是写小说的，（二）他们可能是当代两个最具幽默感的小说家。除此之外，二人再没有相似了，更多情况下是截然相反、天然敌对的。金庸把王朔那篇《我看金庸》视为“对自己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他有些困惑迷茫：自己与王朔既无‘个人恩怨’，又曾经对王朔做出过正面评价。王朔那厮为何欺上门来偏偏跟自己过不去呢？

      金、王之争，当然与‘个人恩怨’无关，然而金庸所代表所看重的一切，正是王朔要反对要鄙弃的。

      王朔在父亲一代，还生活在辽宁，满族。金庸家族几百年生活在浙江海宁，汉族。东北与江南不协调，满、汉现在‘全席’，当年也不是没有对立。

     50-80年代，王朔长养于北京军队大院，金庸生活在香港 渣甸山自己的豪华别墅里。把军队大院与资本家的别墅联想到一起，是否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感？

     北京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本部和策源地，香港则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前哨站；北京是‘计划经济’的总规划地，香港则是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大都会，几十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海宁查姓被康熙称作‘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王朔虽然‘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但他的父辈祖辈呢？王朔父亲入伍在49年前，那可是穷人的队伍啊，越穷越革命，军区大院中的居民绝大多数出身社会底层，参军前的贫下中农和无产者。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既是拥有几千亩耕地的大地主，又是（尽管金庸认为他对人太厚道做生意不精明）资本家，在王朔的大院父辈们眼中，正是双料的反动，查枢卿土改殒命，正为此故。

    金庸1924年生于海宁查氏老宅，触手皆是文化，张眼即见传统。其祖父文清公光绪丙戌年进士，曾任丹阳知县，加同知衔，编过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竟成为金庸和堂兄弟们的玩具。童年的记忆太深刻，直到1966年，金庸在满世界‘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创办《明报月刊》，还是希望‘构筑一堵墙壁，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

    王朔1958年出生，到1966年，是8岁，开始进入‘懂事年龄’，到1976年，那场乱子结束，他已经18岁成年人了。这十年间，他满目所见，皆是‘反传统’、‘反文化’。10年间，无数古籍、古画、古墓、古寺、古钱、古玉、古陶瓷、古城墙、古建筑。。。被毁灭，“知识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阴霾了整个华夏天空。

     现在台湾当局大搞文化上‘去中国化’活动，居然把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比例由原来的60%降到50%。记得我在上中学时，文言比例大约25%吧？在王朔的时代，这个比例只有更低，他对传统文化接触既少，而在‘破四旧’的时代氛围下，对传统缺乏最起码的敬意与温情。

     

    王朔是现代、后现代、伪现代。金庸是传统、古典、冬烘；

    王朔是新鲜人，金庸是老古董；

    王朔身上确带‘痞气’，金庸难免臭‘贵族气’；

    王朔与金庸之争，表面看，是王朔处于下风，毕竟帮金庸辩护者众，而为王朔助拳者寡。但，归结到单纯的二人单打独斗，则金庸是在劣势。王朔放出一把‘小李飞刀‘后，就好整以暇，静观金庸的反应了，当金庸一开口回应王朔的搦战（张五常的说法是“金庸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他已经输了。谈什么‘八风不动’？你金庸能做到吗？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最佳的应对之道不外：晾着王朔，根本不答复不辩解不搭理，有记者问，答以‘今天天气哈哈哈’即可，同时体现了自己的大度和对小王的蔑视，王朔难免由主动转为被动，他会四处追着人强调‘我就是那谁谁的敌人！’

    周作人晚年持‘不辩解主义’，是因为“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在周作人看来，即使能说得清的事，辩解“总难说得好看”。毕竟经济学家更精于计算，张五常就认为：“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该回应。”也许，老张也是心知肚明：金庸实际处于下风，才出面帮老友找回场子的。

    然则，何以金庸的老滑头，竟不此之图，偏要上赶着去理会小王的骂战呢——他那句‘我曾对王朔的小说给予过好评王朔与我不会有个人恩怨’实在没劲透了！文学评价又不是做交易，说李白、拜伦的诗篇好的人多了去了，总不成李、拜就应该回馈他们不错的评语？

    我只感觉：王朔的板斧抡过来的那一刻，金庸确实有些发懵。他要真的不在意，也不会让自己想‘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何以致此？那是因为金庸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与未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很在意了，终究没有十足的信心把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金庸亲见环珠楼主武侠写得那么好，在文坛与社会上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金庸当然希望己作走向经典化，可又将信将疑、患得患失……

    张五常认为“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我对金庸的认识则是‘唐宋以来世家子，雪芹之后第一人’，所以都会觉得金庸没有必要对王朔作回应。

                                           二


     20世纪中期，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文化断层。金庸与王朔当然都是文化人，只是一个站在断裂带的此岸，一个站在彼岸。

     王朔近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他自许为‘五四’的精神传人，而“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见《无知者无畏》43页），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论调，他自己都做不到，而王朔做到了。《我看金庸》被王朔收入《无知者无畏》一书，王朔当然并不‘无知’，他对中国现状的认识，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深刻’，在文学本行，王朔对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五四’以来的小说作品，其阅读量与鉴赏力是惊人的。唯独对古典文化接近‘无知’——他压根也不想‘有知’，好歹读过一些旧小说，此外的诸子百家、诗经楚辞、汉赋骈文、魏晋文章、唐诗宋词、昆曲京剧。。。等等，王朔既没有兴趣，也就缺乏讲求。王朔的小说语言，采自北京方言、日常口语，文字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不过当他的杂文中冒出几个文言词汇或是先哲名言时，‘硬伤’就很多了。以《无知者无畏》所收第一篇文章《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为例，王朔写道：“ 都是叫那帮正人君子害的，天天说钱是万恶之源，君子晓于义，小人晓于利……”。《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朔不会有那份闲情雅致替孔老二修改作文吧？况且他是在引用他人的论调作为靶子加以批驳，不篡改他人的表达方式是最起码应遵循的轨范。

    金庸则接近‘新儒家’，并不反对吸收西洋文明，但更要保存、继承传统文化。攻击金庸的，王朔不是第一个。但指称金庸文字‘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老金也没有显示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他恐怕算是第一人了。当年胡适先生首倡‘白话文学’，确为功德无量的伟业，然而白话的表现力毕竟有限，知堂老人不久后为适之先生作补充和修正：“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它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决不够用了，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与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此后，从梁实秋到余光中无不把‘援文言入白话’作为自觉的要求，到了金庸手上，真正功德圆满。王朔只读了《天龙八部》第一册，如果他看到第二部中阿碧与阿朱清沥爽脆的吴侬软语的那段对话，他或许能明白：金庸对于地方方言以及口语的捕捉能力只在他王朔之上。半文半白，是古代题材小说的需要，也是金庸的自觉追求，绝不是他所想象的“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金庸回应道：“至於王先生說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夠新潮前衛，不夠洋化歐化，這一項我絕對不改，那是我所堅持的，是經過大量刻苦鍛鍊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

    还是要拉张五常的大旗来作我的虎皮：“　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鲁迅放言：“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种对传统文化不惜彻底决裂的姿态，事实上，为王朔所继承。至于说有段时间，这些东西真的全部被‘踏倒’，打碎了许多的坛坛罐罐，好像并没有解决‘温饱’，遑论‘发展’？就差被开除‘球籍’了，对‘生存’也没啥作用，那就不是王朔视野所及了。

    金庸则对古典中国向来充满温情，他晚年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金庸尤其是在晚年，很有几分民族主义情绪，而王朔在那个大肥皂泡破灭后，感到一种更彻底民族虚无主义。
在王朔的成长历程中，整个大陆的时代氛围一是反西方，二是反传统。王朔非常有悟性，其实也不缺乏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担当。他从80年代开始，对自己所接受的社会教育同样有着深入的反思，说他仅仅是一个‘痞子作家’，这点我不认同。‘反西方’的论调，王朔经反思，是彻底抛弃了，他既不反西方，更不反美，终于没有成长为一代‘愤青’。

    对于‘反传统’，王朔不仅没有放弃，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毕竟时代不同了，‘反西方’比当年的义和拳大师兄的‘灭洋’，难度更大。从‘器物’层面看，抛弃所有西方的科技发明，我们的生活还能剩下什么？而‘破四旧’暂时来看对我们的现实生存关系不大，甚至拆了北京老城墙，可以多盖几处猪圈，来年还能多分得几片肥肉，毁了宋版元版古籍，化作纸浆，可以印更多的宝书。

    更重要的是：当国门被重新打开，我们发现那个‘一天天坏下去’的西方世界，并没有让我们骂倒，反而老神在在，精神矍铄。王朔也只能承认：“中国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气，还是要向西方学”（《无知者无畏》）。‘古典中国’则迥异，它已经不存在了，并且我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中国今日的一切不如意的屎盆子全扣到‘传统’头上：“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无知者无畏》）。

     在中西体用之辨上，我更认同王朔。对那些‘十博士’‘廿教授’搞的各种文化宣言觉得好玩极了。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足以救中国，拿它来拯救世界，更是痴人说梦。但王朔在今天彻底反传统的做法同样无益有害。

     （一）在‘器物’‘顺民转为公民意识’以及体制建设上，当然要学习西方，而在文学艺术上多一些传统，是好事。
     （二）在传统文化势力太强大的时代，矫枉过正，彻底反传统有其合理性，而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久已花果飘零，仅剩一息残喘。连宋来访，我们第一流学人的表现已尽够我们自豪了：清华校长不识字，厦大校长不识不知“黉宫”就是古代的学校，给读成‘皇宫’，清华文科教授中冒出一个‘当代仓颉’，靠嘴皮子就发明了一种新书体叫‘小隶’！

       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再去反传统，怎么看都像‘打死老虎’，既不足以言勇，反而迹近无聊。

     （三）古代中国当然不是‘新儒’夸称的‘用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儒家的忠恕教化、佛道的来生信仰，也确实使古人具有一种‘人情之美’，不排除其中夹杂虚伪的成分，但确实是安定社会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那么多危及国人生命的假货，我们的祖先没有现在的技术条件，有了他们也未必会做，因为他们迷信，做这么缺德的事他们相信一定会有报应的。
      美利坚是最前卫的国家，同时也是最保守的国家。90%以上的人对宗教仍然比较虔诚。抽掉美国人的基督信仰，山姆大叔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受幼年社会影响，也与王朔本人的个性、阅历相关，他对于传统带有一种过敏式的反感与排斥：“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一定要站在它的对面。”

     具有浓厚传统特色的金庸小说从80年代进入大陆，影响力惊人，1999年，王朔出来了，站到了金庸的对面。


                                           三



    冯其庸《读金庸》：“他笔下的一些英雄人物，具有一种豪气干云、一往无前的气概，他给人以激励，给人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要竭尽全力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并且他笔下的人物，也使人感到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人们可以怀疑其真赝，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金庸在他的作品中表达、摹写了这个民族一些‘崇高’的品质与气象。

    王蒙评论王朔的文章就叫做《躲避崇高》：“他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也躲避他认为的酸溜溜的爱呀伤感呀什么的……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若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开了玩笑…… 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

    对于从小就接触被灌输的那些‘崇高’的字眼，王朔具有‘条件反射式’的敏感与反感。金庸的作品他没有胃口细看，本能地认为金庸笔下的侠客与他打小从书籍、电影看到的英雄人物是一路货色。某些‘崇高’背后有着伟大的力量保驾护航，对这种‘崇高’，王朔不能反抗，只能消极‘躲避’，这个大家很能理解。他可“只知道（金庸）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一介书生而已，怕他何来？！此时的王朔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大智大勇，转为积极主动的攻击：“（金庸笔下的人物）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爱国主义大帽子……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扯蛋就是扯蛋，非要把蛋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王朔那篇《我看金庸》令人最恶心的地方，不是对金庸的攻击，而是他为了贬低‘四大俗’而正面提出的‘四大支柱’：“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前三项没有问题，至于“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可就让我搞不懂了。这根支柱用的是什么木料啊？〈渴望〉？〈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什么玩艺儿？！当年王朔也曾讲说：室内剧又叫‘肥皂剧’，没有价值的。 〈北京人在纽约〉获奖，主演姜文居然没有参加以此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与王朔对谈的（刘？）‘老侠’表扬道：“拍个煽情的电视剧，本身就是跌份儿的事，再去领什么奖就更让明眼人瞧不起了”（〈见〈美人赠我蒙汗药〉），当时的王朔也没见挺身而出捍卫他的以及这个国家的文化支柱啊。 一个庞大的国家居然寒碜到只能把电视剧作为支撑文化屋檐的四根顶梁柱之一，真不知道王朔此文是要贬低港台文化还是有着恶搞大陆文化的更加隐蔽也就更加险恶的用心？

    弘扬大陆‘四大支柱’，抵制港台‘四大俗’，可你拿960万跟3.7万平方公里、拿13亿跟3000万人口比量，就算大获全胜，又有什么足以自豪的地方？这不摆明了以大欺小吗？不嫌跌份儿吗？

    公道说，王朔实在无意以大欺小，无奈现实世界，在文化上，大不能欺小，小的反而咄咄逼人，对大陆展开文化反攻。我想这才是王朔切齿于金庸与整体港台文化的真正原因。

飞奔的瘸子

王朔给我的感觉是咄咄逼人 后现代的现实主义 而金老的小说里通过反角的烘托处处体现出人性的善 人性的侠和人性的义 王朔看不惯也是正常的 两个人的思维完全不同 并无谁对谁错

zhupeng777

怨怨相抱何时了
两个都是举足轻重之人 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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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王朔就算了，看看他的小说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