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指出：“中国每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的，而每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的。”“有人一不愿服官,二不愿叩头……于是那些喜欢蓬头跣足的人走而归于道家……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
1994年，金庸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时表达过相似的看法：“《笑傲江湖》是想表达一种冲淡、不太注重争权夺利的人生观，对权力斗争有点厌恶的想法。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努力考试做官，想升官发财，但作诗写文章时总会表达一种冲淡的意境，说要做隐士，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
金庸在令狐冲身上所寄寓的，是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生理想。而通过《广陵散》与《笑傲江湖》之曲的传承，令狐冲也与嵇康以及‘竹林七贤’那绝世的‘魏晋风流’一脉相通。
因此，我认为：对《笑傲江湖》一书以及令狐冲这一形象影响最大的，是《庄子》和嵇康。而余英时先生早就指出过：“曹雪芹最欣赏的古人是阮籍，最爱好的古籍是《庄子》”。
《红楼梦》与《笑傲江湖》，一文一武，一记闺阁，一述江湖。两本书似乎完全不搭界。然而，两书主人公却有着微妙的相似处。贾宝玉和令狐冲皆为未经雕琢的璞玉，同时也是不堪造就的顽石。他们行事一任自己的本性，将世俗礼法视如无物，他们没有事业心、没有名利心、没有使命感，他们不是李贽那样与礼教决裂的叛徒，他们根本无视礼教，他们追求自由，崇尚真实，厌弃贾政与岳不群身上那种虚矫之气，而对世间众生抱持一份善念与同情，他们最大的罪过是不曾丧失赤子之心……
与令狐冲的‘笑傲江湖’对应的，是任我行的‘一统江湖’。巧合的是：《庄子》中描述的那位‘盗亦有道’的盗跖，与任我行的形象也有三分相似。
将《笑傲江湖》与《庄子。盗跖》的相关章节作一对照，我感觉颇有兴味，当然，穿凿之处恐怕难免，这是需要预先申明的。
《庄子》：“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孔子前往彼处做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反遭盗跖教训了一通，盗跖讥讽孔子：“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以致孔子只得“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而在《笑傲。拒盟》一章，任我行在教徒们的歌颂声中不免陶醉：“孔夫子弟子不过三千，我属下教众何止三万？他率领三千弟子，凄凄惶惶的东奔西走，绝粮在陈，束手无策。我率数万之众，横行天下，从心所欲，一无阻难。孔夫子的才智和我任我行相比，却又差得远了。”
盗跖对孔子警告：“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总算盗跖卖自己的老兄、孔子的老友柳下惠面子，终于让孔夫子平安走脱。这套理论，在任我行手上则得以贯彻落实：“老夫在江湖上独来独往，从无一人敢对老夫无礼。这八人对老夫大声呼喝，叫老夫从藏身之处出来，岂不是死有余辜？”（《笑傲。三战》）。
壮年的盗跖形貌若是：“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数十年后，当他年老之时会不会与任老教主面目相仿呢？令狐冲眼见的任我行“身材甚高，一头黑发，穿的是一袭青衫”“一张长长的脸孔，脸色雪白，更无半分血色，眉目清秀，只是脸色实在白得怕人，便如刚从坟墓中出来的僵尸一般”。
知弟莫如兄，柳下惠对盗跖有清醒的认识：“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在我看来，对任我行的个性而言，‘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是最好的概括。
任我行教主也曾经作过自我批评：“在下姓得不好，名字也取得不好。我既姓了个‘任’，又叫作‘我行’。早知如此，当年叫作‘你行’，那就方便得多了。现下已叫作‘我行’，只好任着我自己性子，喜欢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向问天则追忆当年与圣教主并肩战斗的岁月：“真正称得起‘肆无忌惮’！”任我行为什么要这样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书中没有交代，或许，可以借用盗跖的话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盗跖最反感孔子把他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任我行则对特立独行的令狐冲颇为欣赏：“我是老怪，你是小怪。不行惊世骇俗之事，何以成惊天功地之人？”
《庄子。盗跖》篇中的孔子，当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孔老二。《庄子》一书，‘寓言十九’，盗跖眼中的孔子，倒是与岳不群有三分相似：“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
盗跖痛诋尧舜等“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此语用到岳不群头上，恰恰好。
道家、佛教中也不乏伪君子，总不及‘孔子之徒’来得众多。岳不群先生也未免俗，仍是借孔子招牌来进行‘君子’包装。“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这话对岳不群也同等适用。岳不群通过收林平之为徒的巧诈，取得《辟邪剑谱》，正是外窃‘君子’之号，阴为盗贼之行。冲虚道人不禁欢喜赞叹：“嘿嘿，起心抢夺剑谱的人虽多，终究还是青城矮子脸皮最老，第一个动手。可是余矮子脸皮虽厚，脑筋却笨，怎及得上令师岳先生不动声色，坐收巨利？”
任我行与岳不群之间在他被东方不败囚禁之前，几乎从未打过交道，但任我行对岳不群的厌弃与生俱来、完全不加掩饰：“此人一脸孔假正经，只可惜我先是忙着，后来又失手遭了暗算，否则早就将他的假面具撕了下来。”，这一点，也跟盗跖对孔子的反感依稀仿佛。
“岳不群给他（任我行）这几句抢白，默然不语”（《笑傲。三战》），而孔子受盗跖排揎之后，则是“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那么，金庸塑造任我行这一形象，是在‘影射’盗跖？当然不是！金庸未必自觉他笔下的任我行与《庄子》中的盗跖如此相似。并非有意为之而竟如此暗合，是因为盗跖与任我行是同一类型的人物，都是余英时先生所言“打天下的光棍”。
余先生指出：“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此5字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也出现过，雍正痛斥曾静‘书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刘注），“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近人张相辑了一部《帝贼谱》，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的社会背景。清初吕留良曾大胆指出，历史上所谓‘创业重统’的英雄其实多是肆无忌惮的‘光棍’”。在文章中，余先生提及刘邦、曹操、萧道成、朱元璋等人，我想这些算《帝贼谱》之‘帝’，是打天下成功的光棍，也是打‘大天下’的光棍；另外，他还引用了一句词，涉及盗跖、庄屩、陈胜，以及张献忠、李自成等，这些人要算《帝贼谱》之‘贼’吧？是打天下失败的光棍或是打‘小天下’的光棍。当然，‘帝’‘贼’二者可以转换。朱元璋是成功‘一统江湖’的任我行，是太祖皇帝；任我行是‘江湖未统身先死’的朱元璋，所以毕竟是‘贼’，是邪魔外道。
朱元璋出身‘红巾贼’，荣膺‘天命’，定都南京（叫做‘应天’）之后，就开始解下红巾，把自己包装成儒家理想中的圣德天子，强迫天下士人通习八股文，以朱熹注解的《四书》来科举取士。这套把戏，庄子在《胠箧》篇早就看穿：“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昔者齐国…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
后面还有一段“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云云，不再引用了。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文字在《红楼梦》中被贾宝玉反复阅读，并且宝玉读完‘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焚花散麝……’
看《笑傲江湖。拒盟》一章，日月神教教徒强烈要求“咱们神教一统江湖之后，把天下文庙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来，又把天下武庙中关王爷的神像请出来，请他们两位让让位，供上咱们圣教主的长生禄位！”谀词如潮声中，任我行已经自我膨胀到了极点，孔子、关羽、诸葛完全不在他眼里了，如果任我行不曾猝死，完全有能力‘一统江湖’，只是之后，他未必会像康熙一样，在曲阜孔子墓前行跪拜礼，任我行的用心，不仅要作政治军事上的最高权威，并且还要作思想、道德上的最高权威。
僭主东方不败有一套《教主宝训》，相信任我行不难炮制出新版加正版的《教主宝训》，‘江湖’既经‘一统’，任我行以《宝训》治国的可能性极大。其实，这也是朱皇帝的旧把戏。朱元璋对孟子切齿痛恨，因为这老儿居然胡说“民为贵君为轻”，老朱表过决心：“孟子要活在当代，自己一定要干掉他（大意），他对孔子、《论语》还算推崇，然而也不妨碍他搞出自己的《教主宝训》。
还是抄录余英时先生的大作罢（这个我比较擅长）：“地方上的长老要宣读圣训，就是皇帝说的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录……每家都要听……《明大诰》当时规定天下每一户都有一套，明太祖说这是‘臣民之至宝’，谁要没有这部书，就必须‘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用政治的力量强迫人民读皇帝的书，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用政治力量强迫大家学习皇帝语录，即使可以维持一段短时间，究竟不会太长”。
余先生还曾讲过：“从历史上看，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足以激动皇帝：上自夸大狂、猜忌狂，下至求长生、好奇珍，都可以把全国人民卷入苦难之中”，金庸笔下的任我行、东方不败、洪安通、丁春秋、白自在是江湖教派头领，不是政治领袖皇帝老儿，但他们身上无可避免的皆染有余英时所言的这两种特质。
余英时与金庸，曾经在两年时间内多有交往，不能说哪个影响到另一个，至少二人的观点，有太多相通甚至相同。余英时眼中的金庸“无疑是现代武侠小说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是当‘大师’之称而无愧。1970年代我回到香港工作了两年，和金庸变成了朋友，对他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
金庸的‘文史造诣’足以令余英时、陈世骧这样的国际大学者欣赏钦敬，他出任浙大教授可是令国内无数的小学者们摇头叹息甚为不齿，这真是太好玩件事。过几日，或许我会写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的帖子，专谈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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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853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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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6 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