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我者亡：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

朱一剑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
□ 碧血汗青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按照《三国演义》小说的说法，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着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又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而曹操亡故，按曹操死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期间的二十四年九月中，不超过“冬十月”。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征关羽的“军摩陂”军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政权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有“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观这两段，说明两个问题，一，杨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这样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是信任的，不然，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本身就文采极好的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曹植占优，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其余如解曹操在新建的园门中加“活”字为嫌阔，曹操写“一合酥”解为一人一口酥，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3），都只能说明杨修的聪慧，然而只能说是小聪明，说过点甚至可以说只是猜文字谜的工夫好，并没有见他与丁氏兄弟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可言。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质又一次逆转了形势，致使曹操再次对曹植有了看法：“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4），吴质可谓善解人意也，这个工夫比之杨修的解字谜工夫要实用多了。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政权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兴平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政权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伤心小刀

杨修有取死之道，曹操有擅杀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