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的谋略：南郡会战

周芷菁

周瑜取南郡之战，《三国志》史料很分散，史家分析的也很少，而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世人误解也颇多。
　　 这些误解可以概括为：周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损兵折将，自己还受了伤，不过得江陵一座空城，战果却便宜了刘备。而且周瑜与曹仁在江陵对峙期间，刘备趁机占领江南四郡，逐步做大。所以周瑜取南郡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
　　 这些观点经不起史料的推敲。而实际上，周瑜在南郡会战中表现的军事才华不亚于赤壁之战。
　　一、夺取南郡的战略必要
　　 夺取南郡，对于孙、刘两个利益集团来讲，都有战略上的必要意义。
　　 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郡跨长江两岸，是赤壁之后重荆州的战略重心。刘表时代的荆州州治襄阳就在南郡境内，上游的夷陵（曹操以此设临江郡），与益州巴东郡接壤。南郡不仅是荆州的腹心，也交通着扬州和益州。得南郡则得荆、益，不得南郡则赤壁之战的胜果不能巩固，长江天险仍“与操共之”，东吴没有真正的安全。
　　 自然，曹操不肯放弃荆州，孙刘两家也都想得荆州，赤壁之战后，三个势力集团的争端集中在了南郡。于是，孙刘两个集团事先做出了分工（也为方便日后利益分配做了事先约定）既刘备取江南四郡，周瑜在刘备协助下取南郡。
　　 有人说周瑜应该趁机强夺江南四郡，把南郡甩给刘备，这种想法十分幼稚。曹操重兵仍在荆州，面对共同的安全危机，刘备兵力虚弱，常败少胜，让刘备一人抵御曹仁，则把双方都逼入死路。
　　 双方既为联盟，必然经过协商，最后达成由孙吴一方去啃这个硬骨头。同时，双方各得其所，刘备避重就轻占领江南偏僻地区，周瑜去争取荆州腹心的战略要地，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二、曹操的大包围战术
　　失去荆州等于失去平定江南的机会，所以曹操决不会放弃南郡。有人认为，赤壁之战后曹操身赴谯县，安排扬州军务，这说明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战略重心转移到扬州。其实，以曹操的谋略，身赴扬州增兵作势，正是牵制东吴的兵力，配合荆州战区的战事。
　　 荆州曹军在战斗力上仍保有绝对优势，参与南郡会战的曹操部将，除坚守南郡郡治江陵城的曹仁外，还有徐晃、乐进、满宠、文聘、李通诸人。徐晃先在荆南郡北部平山匪叛乱，而且协助曹仁守江陵。乐进、满宠、文聘、李通等人分驻南郡外围，接应援助曹仁、徐晃，对攻打江陵的孙刘联军构成大包围。
　　 《三国志》中记载：
　　 曹仁：“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
　　 徐晃：“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
　　 乐进：“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
　　 文聘：“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
　　 李通：“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
　　 满宠：“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屯当阳。”
　　 上述史传虽然时间记载不明确，但对比一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徐晃、乐进、文聘的传记中都一个“又”字。
　　 这个“又”字非常关键，魏人修史讳言其败，“又”字之前，是曹操初得荆州时的事迹；“又”字以后，是赤壁曹军战败后，与孙刘联军刘峙时的事迹。
　　 而且这些传记中都提到“击关羽”，如果不放在一起看，就看不出何时“击关羽”？甚至有的文章误以为“击关羽”是刘备入蜀后，关羽驻屯南郡期间的事情，但将上述记载结合考虑，又注意到“又”的含义，可以归纳出“击关羽”是两次战事：
　　 其一，曹操初定荆州，关羽与刘备分头沿汉水南退，乐进、文聘、徐晃于寻口讨关羽、苏飞。
　　 其二，曹操败走中原后，周瑜、刘备攻南郡，关羽作为阻援部队，配合周瑜、刘备“绝北道”，乐进、文聘、满庞于汉津、荆城打败关羽。
　　 顺便说说这个苏飞是谁？《甘宁传》记载了黄祖都督苏飞，帮助甘宁投吴，有恩于甘宁。孙权讨伐黄祖，苏飞为吴军所获，甘宁为其求情终免一死，而苏飞却逃离东吴。这个苏飞是黄祖部下，想必精通水军，从东吴逃跑后，很可能又逃回荆州。而当时正赶上刘表死，曹操南下，他很可能投奔刘备，与关羽同领水军。
　　 而李通，当职的官职是汝南太守，虽然汝南不在荆州，但也参加了南郡会战，职责是接应曹仁。但《三国志》上只担李通手拔鹿角的勇猛，没有提具体时间，也没有提这次接应曹操是否成功。这些“迎曹仁”行动，未必是曹操从江陵退走时的接应。
　　 曹兵实力强大，由南到北屯在江陵、当阳、夏水、襄阳等地，随时听令于曹操的统一布署，接应曹仁或发起联合作战。
　　 三、孙刘配合作战
　　 根据历代战争中的经验，做为攻城、攻点战役，攻方兵力一般要是守点兵力的好几倍。而孙刘联军攻取南郡时的情况如何呢？
　　 曹操派在荆州的具体兵力虽不得而知，但有六位名将参战，不论总兵力，不是曹仁、徐晃驻守江陵的人马，都不可小视。
　　 而赤壁之战孙权给付周瑜的兵力只有二万多，赤壁之战胜又把韩当调到舒县等地，接应占山为王、反对曹操的袁术旧将陈兰、梅成等人。刘备兵力不足两万，还要分出一部分夺取和维护江南四郡。两军的总兵力，估计与江陵守军力持平，而远远不敌荆州曹军总兵力。
　　 面对这种形势，孙刘联军的共同战术设想是攻点与阻援相结合。
　　 《周瑜传》引《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由此可见，周瑜主攻江陵，刘备、关羽做为阻援部队，协助周瑜断曹仁北归之路。切断江陵与襄阳之间的联系，使曹仁处于孤立地位，不得不争取突围退兵。
　　 两军还互换了部下，周瑜分派二千人给刘备，刘备把张飞派到周瑜麾下，更加巩固了双方的合作。
　　 刘备一支队伍比较机动，从史料年看，他曾为做断后部队，也曾围攻江陵。刘备主动协助周瑜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南郡地盘。他似乎并不认真执行断后任务，而是在南郡西北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任命了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
　　 刘备为什么急于在这时发展？因为夷陵已经被吴军抢占，只剩临沮一带是进益州的道路。后来关羽为吕蒙所败逃回益州路上，就是在临沮附近麦城为吴军擒杀。不过，杜普、梁大都被徐晃所败，刘备自然失去了新得之地。
　　 四、周瑜作战布署-第一阶段
　　周瑜的布署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派甘宁占领夷陵，引曹仁分兵去救，削弱曹仁兵力，并趁机在长江以北建立大本营。
　　 第二阶段，逐步消灭南郡、江夏境内各地曹兵的有生力量，与刘备军互相配合，切断江陵与援军的联系，从阵地战逐步转为围城战，使江陵成为孤城，迫使曹军退兵。
　　 先说第一阶段。
　　 赤壁之战孙刘联军追讨曹兵至南郡，然后在江南岸集结，周瑜先派几千人试锋江陵，曹仁表演一番精彩抵御战。
　　 “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馀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馀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
　　 《三国志集解》中， 姜宸英在此评注道：“此有饰词，仁岂公瑾之敌哉？”吴军本来就是做试探性进攻的，以侦查敌情为目的，自然稍试辄退。虽然在魏书的粉饰下，曹仁似乎得了一回便宜，但以后，曹仁的后处境就渐渐不妙了！
　　 吴军一方，甘宁提出建议“径进取夷陵”，被周瑜认可。周瑜与甘宁的这一共同谋划，有非常的战略远见。
　　 首先，夷陵是江陵的护城，曹仁失夷陵则失角掎之援。
　　 其次，夷陵进入益州的通道。当时曹、刘、孙三方都有进占益州的打算，谁先得夷陵，就先得取益州的机会。曹操初定荆州，益州牧刘璋已派张松向曹操做出归顺表示，所以当时的益州名义上是服从中央的。而东吴占据夷陵，意味着曹操对益州的影响力大大降低。
　　 再次，占领夷陵后，曹仁必分兵去救，利于吴军将曹仁偏师逐个消灭。而且夷陵地狭多山，曹仁的骑兵优势不能发挥。
　　 投入南郡战场的曹军，显然有明显的骑兵优势。其一，曹仁既便在曹军诸将中也以骑马见长，从片徐州期间，“仁常督骑，为军前锋。”官渡之战期间，“使将骑击备。”（见《曹仁传》）其二，李通传提到李通在南郡战场上曾经“下马拔鹿角”，既然孙刘联军设置大量鹿角，也从侧面说明曹仁拥有大量的骑兵。而吴军的擅长，不仅是“南人长舟船，北人长鞍马”。由于东吴常年与山越作战，所以吴军山地战能力很强。把曹军引到夷陵这个地势封闭的地区，可谓关门击犬。
　　 甘宁领数百兵卒，很快得手夷陵，曹仁派五六千人包围夷陵，甘宁向周瑜告急。这时吴军中很多人反对分兵请救，害怕分兵之后曹仁趁机来攻。这时吕蒙建议：“留凌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吕蒙的建议支持了周瑜解夷陵围的决策，也为本营守将提出人事安排。甘宁与凌统有杀父之仇（说不定甘宁平素人缘就很差，所以众将都反对救他），留下凌统守本营，则将吴军内部两派系分开，各自承担重大责任，都不敢怠慢军职。而且这种安排不适合由周瑜提出，主帅提出则同偏袒一方之嫌，吕蒙的建议实际上是替周瑜解了围。
　　 周瑜身赴夷陵救甘宁，既是事先的计划，也是非常大胆的决策，在谋略作风上，与曹操在官渡之战时舍本营而亲自领兵夜袭乌巢有些相似。果断出兵，迅疾取胜，敌军“所杀过半”，趁夜遁逃。吴军威风大行，趁机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江北。这一举动也影响到了益州，史载，当时益州守将袭肃便闻风向周瑜投降。
　　五、周瑜作战布署-第二阶段
　　在北岸相峙时期，曹操派遣多路人马由北向向，协助曹仁，并平定荆州各地民变（这些民办是否与孙刘联军有合应，已无史料可查）。孙刘联军互相配合实施攻点与阻援结合的战术，于是形了大包围中有小包围的的格局。
　　 但是否刘备军承担了全部的阻援任务？答案是否定的。从“相为夏水截仁后”看，既是“相为”，可见刘备、关羽只承担部分“截仁后”的任务。同时由于刘备、关羽军力弱，这一期间多次战败。关羽曾被乐进、文聘、满庞联合击败于汉津，失去辎重，又在荆城败烧毁船只。刘备占领的临沮、旌阳等地则很快被徐晃收回。实际上，清剿南郡各地曹军的任务只能由吴军主要承担。
　　 不仅如此，阻援失利很容易造成战局成胶着状态。“相为夏水截仁后”的设想，由于刘备、关羽的战败，造成整个南郡-江夏战场被切割成几个孤立的战术单元。
　　 四境皆敌，联军内部又常不合作，虽然史书的记载也只是提纲携领，但可以想象为时一年有作的南郡会战一定是乱成一锅，局部小战不断，战事惨烈。
　　 《周瑜传》载，“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克期大战”、“跨马擽陈”等表明这时的战争是阵地战，究竟是周瑜邀击曹仁，还是曹仁以攻为守，就不得而知了，这个约期大战发生具体时间更无从知晓。但可以认证的是，正是有了无数次阵地战的基础，才使周瑜得以将曹仁围困在江陵。
　　 这段记载还说明周瑜个人在战局发展的中的重要性。周瑜受伤就曹仁就得了大机会，占了主动。周瑜重伤之下能做的也只是“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也就是露露面，说上几句类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话，却竟然能使势态发生扭转。曹仁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也只能“由是遂退”。不过这个“遂退”应该并非最终的退兵，而是某次战役的暂时退兵。
　　六、孙刘双方的战后利益划分
　　到了建安十四年底，曹仁损失惨重，不得不弃城突围回到襄阳。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为夏太守，治沙羡。
　　 南郡会战历时一年有余，曾有人批评周瑜“花一年时间才打下来”，但分析过南郡会战的双方力量对比，周瑜能用一年时间夺取南郡（也包括部分江夏郡），的确是军事上极大的建树。
　　 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借机发起多支反攻力量，大都为曹操所败。孙权先后在合肥、濡须战败，韩当赴庐江郡接应陈兰、梅成被臧霸击败，关羽的“汉水别动队”为曹军所败，刘备名为断后，实为抢地盘结果也是无功而返。而刘备、赵去南下征四郡为传檄而定，四郡只也是做出顺归的表示。所以，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多次针对曹操的反攻中，只是周瑜是唯一的胜者。
　　 而在曹操一方，曹仁不但没有因战败受罚，反而表彰他征战经年，辛苦维持南郡，“太祖益壮之，转封安平亭侯。”
　　 正因如此，夺得南郡使周瑜名威一时。同时，在与盟友利益争夺中，南郡会战使东吴成为最大的得利者。
　　 刘备虽然得到江南四郡，但四郡地处偏远，没什么战略意义。刘备本人驻守长江南岸的油江口，并不能控制四郡，除令赵云驻地桂阳郡防备叛乱，诸葛亮驻在长沙临烝“调赋税”，刘备在江南四郡几乎没有驻兵，驻守四郡的仍然是原有兵吏。所以，四郡吏长并不诚心归服，叛乱时有发生，曾发生过武陵太守金旋和桂阳太守赵范和谋反事件。
　　 吴军一方在赤壁之战期间，驻兵占领了江夏郡的夏口等地，和南郡的东部。南郡会战期间周瑜在刘备军的配合下占领了夏口汉水流域，和南郡大部分（南郡北部襄阳等城外仍在曹军占领下）据有南郡、江夏的大部，可以意味得到荆州，所以时人常以“抚定荆州”称颂。 “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周瑜传》）“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吕蒙传》）
　　 刘备协助周瑜发兵，但不能得其地，自然很不服。后来建安十九年关羽与鲁肃在就荆州问题谈判时的一段话，就能体现出刘备当时的想法：“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塊壤，而足下收地邪？”
　　 但南郡已经被东吴武力占领，于是刘备采取的“政治攻策”。他先上表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病逝，刘备被部下“推”为荆州牧”，把江油口改成公安为治所。
　　 这时，刘备一方面上表孙权为“徐州牧”，暗示孙权放弃荆州向扬州发展。同时以谈判的方式，以“地少不足安民”为由向周瑜要地，但周瑜仅将南郡长江以南分给刘备。
　　 于是，东吴在荆州的势力范围包括：
　　 南郡大部（包括曹操新设的临江郡，即夷陵一带。不包括北部襄阳、宜城一带。）
　　 江夏大部（不包括北部上昶一带）
　　 长沙郡北部（下隽、汉昌、刘阳三县，为孙权赐周瑜的奉邑）
　　 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范围包括：
　　 南郡长江以南
　　 长沙郡南部
　　 武陵郡
　　 零陵郡
　　 桂阳郡
　　 因此，所谓“划南岸地”，并非传统观点所说的，东吴的势力范围只在江北。因为，江夏郡的江南部分为东吴所有。周瑜奉邑州陵、下隽、汉昌、刘阳四县，除州陵属南郡，为长江之北，其余三县属长沙郡，为长江之南。此外，甘宁驻守夷陵期间，已有益州将领投吴，很可能三峡一定长江南岸也在吴军范围内。
　　 “划南岸地”没有对两家的既得利益格局造成什么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是周瑜在孙权认可下做出的，也是孙刘双方从战争开始前，在分工时就已经形成的格局。南郡会战使东吴获得荆州腹心地带、荆州长江水道的控制权，也获得了进占益州的机会。

周芷菁

一、建安十五年的荆州局势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评价赤壁-南郡之战的结局，常常说“周瑜得名，刘备得实。”而正史记载传播出的信息却恰恰与此相反，得到实贤惠的是东吴，而刘备得虚名。
　　●刘备成为名义上的荆州行政长官
　　 刘琦死后，刘备运筹得到荆州牧一职，然而，刘备这个“州牧”徒有虚名：
　　 其一，刘备根本没有治所。
　　 荆州州治本来在襄阳。此时，襄阳仍在曹操手里，最理想的治所应该是江陵，但江陵又在周瑜辖下。刘备可谓没有办公地点的州长官。
　　 其二，刘备能够控制的势力范围十分有限。
　　 刘备居然掠取江南四郡，但四郡远离中原，除人口、物资外，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不能成为刘备争衡天下资本。不仅如此，对江南四郡本身，刘备并没有取得有效的控制。前桂阳太守赵范在投降后又发动叛乱，就说明了江南人士对刘备本不诚心归服。且刘备对四郡的太守任用情况也不详，刘备究竟是任命新太守还是留用前太守，都无确的切材料，只用引注的《云别传》称赵云代理桂阳太守外。连太守的任用情况都不明不白，何谈真正拥有这几个郡？再加上四郡多蛮夷，原来的郡长官本无力控制，刘备就更没有兵力驻守四郡。除上述《云别传》记载赵云驻守桂阳，另一部私史《零陵先贤传》记载诸葛亮驻守长沙郡临烝外，刘备及主力只能在公安（油口）暂栖，没有其它的屯驻、活动范围。
　　 其三，刘备未得刘表旧部拥护。
　　 赤壁之战前、后，刘备一直设法与反对刘表的荆襄士大夫群体进行接触，也收络诸葛亮、向朗、伊籍、马良等俊贤。但是，然而绝大多数的荆州旧吏、名贤并不拥护刘备。大多数的荆州人才，如蒯越、文聘、傅巽等都归顺曹操，此外还有庞统效命周瑜。
　　 刘备在荆州所得人才，后来被刘备带到益州，刘备死后，他们围绕诸葛亮，成为把持政权、压制益州土著地主的“荆州体系”。然而当时在荆州，这一部分人却只是为“刘表官僚体系”所排斥的末流分枝。所以，在政治上，刘备并必得荆州主流士大夫的拥护。
　　 其四，刘备没有足够的兵力控制一州。刘备向周瑜要地的借口是“地少不足以安民”，泄露出刘备既没有兵力，也没大批荆州官员归顺，跟随他的只有一些不能作战的百姓。
　　●东吴对荆州的经营
　　 较之刘备，政治上有州牧之名，而不能真能控制荆州，东吴则相反：实际占有荆州腹心，军事力量占优，但政治上缺少统治荆州的基础。
　　 东吴占领南郡、江夏郡大部，以及长沙郡、武陵郡局部，把握长江“通航权”，占有进入益州的通道。这是对荆州有效的占领。
　　 然而，此前东吴与刘表多年为仇，孙坚就是被刘表的“发小”兼老战友黄祖所杀，孙策、孙权也都多次出兵讨伐江夏。可以想象，荆州故吏民众对新来周瑜驻军并不认可。
　　 而周瑜采取的对策是，任用襄阳名士庞统为南郡功曹。
　　 《三国志集解》一书中杭世骏评注道：“《荆州先贤传》云：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可见，周瑜身为南郡太守，并不直接管理郡州事务，而是用荆州人治荆州。而庞统在赤壁之战前已经被刘表征辟为南郡功曹，干起工作来当然轻车熟路。用这种办法，周瑜不仅回避了矛盾，而且庞统干得好则可以助长周瑜的威望。
　　 无论地区域上还是政治上，孙刘双方在荆州的势力都是互有交叉，互有侵占，联盟友好的表面隐含着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周瑜运筹了他生命最后一年中未能实行的最后两谋。
　　二、最后两谋之“徙备置吴”
　　刘备想得南郡，从而全据荆州，做名符其实的州牧。从周瑜这里得不到，就亲自去孙权驻地京口商谈。这时，周瑜送密信于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徙备置吴”的评价
　　 此谋甚高！周瑜并不以武力强硬方式对付刘备，而是在软化刘备的同时，利用关羽、张飞实现东吴的势力扩张。这是非常大胆也非常有战略远见的想法，亦具极好的可操作性：
　　 首先，刘备与孙权已成姻亲，刘备早年“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常年处在逆境中，固然能够志向坚定，如果给予安逸的环境，刘备的内心很可能被软化。
　　 其次，周瑜在南郡战场，与刘关张三人有长达一年的合作，曾经与刘备互换部下，张飞本人就在周瑜麾下听令过，关羽得到的军事命令也可能是周瑜和刘备共同商议做出的。周瑜此前就对关张有直接、间接的指挥关系，此后继续挟令关张，也是水到渠成。
　　 自然有人会问，如果刘备被软禁在东吴，关羽、张飞会老老实实听令东吴吗？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受《三国演义》神化刘关张三人友情的影响。而周瑜的计策有两层保障：先以宫室、美女软化刘备，先隔离刘备这个关张的直接指挥着，然后也将关张二人“各分一方”。这真是老谋深算，何等可畏！
　　 故如此，某些习惯《三国演义》定势思维的人，将这段史料理解为周瑜想加害刘备，置刘备于死地。就连“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这句并不难懂的文言文，居然有人会翻译成“使象我周瑜这样的人与他们（关羽张飞）交战”。事实上，当年刘备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关羽可以成为曹操的正式部下。而假如刘备好好地呆在东吴，关张凭什么不接受东吴的任命呢？
　　 此谋的妙处在于软硬兼施。当年曹操部下程昱、郭嘉看出刘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劝曹操杀害刘备。相比之下，周瑜“活刘备而为我用”的对策更为雅妙。对此，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对此评论道：“郭奉孝、程仲德辈，何曾想到这一层，只是劝曹孟德动刀耳！人之高下，计之短长，其相去又岂可以道里计哉！
　　 ●孙权未采用的原因
　　 当时鲁肃与周瑜意见相左，主张“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孙权当时谁的意见也没采纳，即没有听从周瑜软禁刘备，也没有听从鲁肃割让土地。而孙权回绝周瑜的原因是，“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实际上，孙权更加惧怕的，很可能不是刘备难制，而是周瑜远在荆州“挟枭雄以令关张”。加上周瑜新败曹操，威名四方惮惧，孙权鞭长莫及，担心周瑜脱离孙权而自专。这是孙权真正担心的。
　　 《江表传》这一个细节，说明孙权在是否采纳周瑜的建议上曾经动摇犹豫过。
　　 “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馀人共追送之，大宴会叙别。”（《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孙权为什么要追送，因为刘备是不辞而别的。《山阳公载记》有“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乃昼夜兼行。”（《三国声·蜀书·先主传》）
　　 刘备久经磨练，敏感直觉到孙权可能会加害他，而孙权的“追送”，很可能是给自己一个最后做决定的机会。刘备在飞云大船上，趁张昭等人离席，马上对孙权说周瑜的坏话，“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刘备果然精明，知道孙权犹豫的是什么，一句离间话，使自己脱离险地。
　　三、最后两谋之“取蜀策”
　　“徙备置吴”是周瑜相机之谋，而“规取巴蜀”则是更成熟的战略。刘备回公安不久，周瑜亲往京口见孙权，提议：“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戚操，北方可图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徙备置吴”没有具体说明“挟与攻战”的攻战目标，但“规取巴蜀”是在“徙备置吴”的基础上，周瑜对东吴未来扩张方向以及如何处理孙刘关系这两方面统一的规划。
　　 取蜀的可行性，历来是争论的焦点。周瑜死在回江陵“为行装”的路上，取蜀来不及实施。历史无法假设，对于历史上不曾发生的事，很多人单凭个人臆想，就断定周瑜取蜀的计划是“异想天开”、“拍脑袋工程”、“不识时务”等，这已经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人身攻击了——反正死人不能为自己申辩，怎么诋毁都行。
　　 很多著名大战役，都是在看似不可胜的条件下取胜的。普通中眼中是“不可胜”，天才的军事家却能看出“可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都是如此。赤壁之战前，绝大多数人认为东吴不具备与曹操争衡的实力，孙权感情上不想投降，鲁肃为孙权考虑不主张投降，只有周瑜真正预见到取胜的方法，实结果确实以取胜告终。评价取蜀，可参考赤壁的例子。
　　 所以，评估一个战略，其制定人与执行人比战略内容本身更加重要。对于“取蜀策”，制定人和执行人是有丰富军事经验和高超谋略的周瑜，周瑜对取蜀的结论是“谓若在握”。而很多没有一手资料、没有政治军事经验、甚至连《三国志》都没有认真看过的现代人，居然妄加臆断。在“人”的层面上，已经没有说服力了。
　　 其实，所有争论，不外乎是曹操军事实力、刘璋军事实力、东吴军事实力、刘备的态度等方面。在当时，这些方面对周瑜都是很有利的：
　　●曹操有能力发兵干涉吗？
　　 曹操固然是三个集团中势力最强的一方，但赤壁之败对曹操构成一定打击，这种打击不仅在军力上，更主要是政治上——建安十四年曹操在扬州北部与东吴作战，正是回避许都的反对势力。机械地从兵力上考虑，曹操当然有能力发兵干涉。但曹操是否干涉，要看曹操实施这种方案的综合效益？是否值得？是否会给自己带来其他不利？
　　 曹操的干涉无外乎三条路线：
　　 荆州：荆州原驻曹兵已经被周瑜驱赶到襄阳，这条失败过的路线难度很大；
　　 扬州：从建安十四年起，曹操断断续续用兵于合肥、皖县一带，并无结果；
　　 汉中：对东吴由江峡进入蜀地无直接危胁，只能影响东吴在益州的所得利益。
　　 所以，如果曹操采取干涉的话，极有可能在合肥、皖县一带增兵，但不会有战略意义的改变，后来的吴魏交战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出兵汉中的可能性很小，建安十五年正是曹操的政治低谷，他想进入一个全新的军事领区域，压力、风险都非常大。而后来的史实是：建安十六年，由于马超反叛曹操才发起潼关之战，且曹操当时并无能力乘胜追击。直到建安二十年，曹操才大规模进攻汉巴。
　　 所以，东吴面对曹操方面的军事压力和周瑜取南郡时差不多。
　　 另外，曹操也未非当东吴有了取蜀的意愿，才设法制裁东吴，曹操对东吴的制裁一直在进行。“东吴要抢益州，曹操就会干涉。”这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好比“你抢我的钱我打你，你不抢不我的钱我就不打你。”用这种思路去设想曹操，实为可笑。
　　 建安十四年至十五年，曹操一直针对东吴进行军事行动：保卫合肥，攻打皖、六，兵出濡须，在涡水、淮水一带修建工事等。做为军事家，曹操的行动是有预见性的——制目东吴做大。除非再度发动如赤壁之战那样的大规模战役，曹操不可能对东吴构成毁灭性的打击。而让刚刚赤壁战败的曹操大军南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益州实力如何？
　　 益州军力衰弱，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刘璋本人，诸葛亮说他“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陈寿说他“性宽柔，无威略”。在史实上，刘璋多次败给非正规军的张鲁。
　　 然而，有人以刘备最实是和平进入益州、和刘璋翻脸后还打了三年为由，试图证明攻打益州的难度。但不要忘了：
　　 其一，刘备当时的兵力远逊于东吴，还要分兵留守荆州；休养生息到了了建安十六年，刘备入益州时，是“将步卒数万人”，刘璋增刘备兵后，才“三万馀人”，可见总初不足三万人。
　　 其二，刘备的军事谋略较差，是有名的常败将军；
　　 其三，刘备和平入蜀所到达的地点是涪，从江陵至涪，本无益州主力部队驻守。刘备的后续人员诸葛亮、张飞集进益州时，巴郡的抵抗不堪一打击。益州基本上是刘备打下来的。
　　●东吴兵力如何？取蜀会造成东吴后方空虚吗？
　　 《三国吴兵考》研究指出，在孙策死时，东吴兵力已有十万。建安十五年，东吴军力比孙策时代必定有所增长。
　　 诚然，取蜀必会分走丹阳郡孙瑜的兵力，和周瑜在南郡的兵力。这些兵力的总数，应该与刘备进益州的兵力差不多。
　　 但是，在开国定基的战争年代，兵力永远不会有“够用”的时候，握机伏倚、出奇制胜、一战改变天下格局才是最重要的。孙策战江夏时，从后方调走两万军士；赤壁之战时，周瑜从后方要走了三万兵力。东吴就是在这种军事斗争中磨练出来的。而做为三国时代唯一完败曹操的军事统帅，周瑜要做的，就是把兵力用在合适的地方，做到我虚而敌不来侵，我向而敌虚无备。
　　 ●刘备做何反映？
　　 周瑜死前，刘备还没得到南郡，被局限在公安弹丸之地，对江南四郡不能有效控制。所以，此时东吴绝非“跨荆取蜀”，而是以“朝发夕至”长江水道沟通东西，有一条很好的信息线和补给线。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长江航道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东吴从立基之初，就采取跨江立坞的策略，把边界线划到长江以北，全面保有长江。一个江防点有事，其它江防点可以迅速来支持。
　　 而刘备，绝非处在东吴的“后方”，而是处在东吴的“半包围”中。西边，甘宁已占据夷陵；北边，周瑜在江陵，程普在沙羡；东边，长沙有周瑜的奉邑，再向东则是东吴腹地；西南，周泰在武陵的岑口。再联系到刘备当时的军事实力，刘备根本没有背后捅别人刀子的能力。
　　 既然孙刘关方都依赖联盟，双方都会相应做出让步。既然孙权“广擘”刘备，作为弱势一方的刘备，何不“广擘”孙权？双方已经有了“协作取荆州的行动”，并进行了利益瓜分。最后理的结果是：双方继续联合取益州，同样进行利益瓜分。
　　 史实是，孙权处理完周瑜后事，正式邀请刘备共同取蜀。然而这时的刘备已经将南郡“借”到手，成为东吴的“前方”——刘备可不怕东吴“背后捅刀子”（实事证明，过了十年以后东吴才“背后捅刀子”），刘备软硬兼施，不仅用了兵，而且以“披发入山”的说辞做抵赖，阻挡孙权取蜀。而在刘备还没得到南郡时，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刘备对孙权的依赖上来说，刘备都不可能出兵阻碍东吴。
　　 由此可见，刘备与周瑜的谋略处在同一档次，远胜于孙权，更胜于今天的分析者们。此二人都很擅长经营联盟——既以适当的让步维持联盟，又最大限度、最硬手腕地争取本集团的发展。
　　 四、周瑜谋略评析
　　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称周瑜“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思想，是天下分崩阶段的产物。”周瑜所处的时代，正是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期，是充满变数也充满机遇的时代。而周瑜积极进取、抢占先机，“该说不就说不，该用兵就用兵，该乘胜发展战果就发展战果”（摘自《中国军事史》中“周瑜军事思想”）的谋略作风，显然是最适宜当时那个时代需要的。
　　 结合周瑜最后两谋，其整体思想是：联合、利用并压制刘备，积极扩张势力，为东吴争取“六合归一”至少是“两分天下”的机会。
　　 周瑜主张取蜀，是抓准了一个短暂、难得的狭缝机遇——此时曹操军事上刚遭受严重挫败，政治上处在低谷；刘备刚刚恢复元气，羽翼还未丰满。这时取蜀的话，曹操无法给予东吴质的打击，刘备也仍然能够受挟制为东吴所用。
　　 此时，曹操和刘备都有进益州的打算，都有与益州的联络，但都没有结果。可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由于周瑜的早逝，和孙权、鲁肃借地政策的失误，使东吴错失天机。
　　 有人认为，周瑜取蜀策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但是“隆中对”是一种“无奈选择”，只是为刘备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而已。对于刘备来讲，曹操打不过，东吴只能联合，只剩下益州如同一只没有反抗能力的肥羊。“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不过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东吴的取蜀是一种战略扩张。（早在建安十三年，甘宁已经向孙权提出了可以图取益州的“远景展望”，而赤壁之胜和占领南郡，这种扩张有了现实的基础。）周瑜的策略具有“隆中对”所没有的联络关中军阀这一层，而这恰恰由西侧打击曹操的关键。关中军阀不仅有骑兵优势，而且早就想和曹操对着干了（后来，马超于建安十六年、十八年两次起兵反曹），而最关键的是，当时马超仍占领着秦岭以北。而后来诸葛亮多次北伐，试图越过秦岭蜀道进攻曹魏，无论经天水、经斜道、经子午谷，都是注定失败的。没有及时与关中军阀结盟，是刘备集团的一大失误。
　　 周瑜取蜀计划，不仅是先发制人、把握最佳战机的扩张战略，也有助于巩固孙吴在荆州的既得利益。面对孙刘关系出现紧张的苗头，采取共同取蜀做战，其实是对刘备的另一种控制方式。故如此，清代李安溪在《三国志集解》赞叹周瑜：“规图荆、益，及制曹、刘之策，着着机先，真英物也。”
　　 此赞极为中肯！周瑜西进北向之谋，确实包含了无数个“一石双鸟”：以汉中和襄阳两条路线进攻曹操；正面对抗曹操，暗中利用和削弱刘备；既开拓益州，又实现“尽长江之极”，从而稳固荆州，实现扬、荆、益合一的江南统一体。
　　五、周瑜鲁肃之长短高下
　　●周瑜“破坏孙刘联盟”了吗？
　　 鲁肃主张给予刘备更多让步，比如以土地资助刘备，从而“自为树党”、“多操之敌”。而周瑜曾主张软禁刘备，分化刘备势力，挟枭雄以令关张。这是二者的区别。但是，周瑜对联盟的重视程度绝不于孙权、鲁肃；经营联盟的能力，更在孙、鲁之上。
　　 首先，周瑜也从来没有加害刘备或者刘备部下的意图。对待刘备，周瑜的主张是“徙”，只是给刘备搬个家，这是一种温和控制方式。如果孙权能够采取周瑜之计，将刘备安置在东吴，通过“首脑集中”，其实也是一种极佳的巩固联盟的做法。
　　 其次，周瑜一直是代表孙权直接与刘备斡旋的人物，周瑜时代是孙刘联盟的“黄金时代”，双方不仅同共取得赤壁之战和抚定荆州的胜果，而且遵循以谈判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周瑜在世，刘备为了要地再三与东吴谈判。而周瑜刚死，刘备就敢于以武力阻止孙权派兵取蜀。这种冲突意味着联盟开始出现危机。
　　 周瑜的最成功之处，就是擅长在联盟中、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平衡轻重、把握其度。周瑜积极维持双方的互相信任，如在南郡之战时，与刘备互换了部下。周瑜也抢夺盟友利益，比如刘备在南郡北部中出过力，而周瑜却将南郡北部据为已有，同时又做出一定让步，如分公安给刘备。以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使得孙权集团一直在联盟中居强势，唱主角，在既得利益的分配上占了优势，同时也促成了双方的“蜜月期”。
　　 ●周鲁分歧的产生原因
　　 周鲁二人对刘备问题的分歧，是与各自的政治理念紧密关联的。
　　 周瑜为江北氏族、公卿之家出身，是东吴南渡大族的代表，因此周瑜骨子里会接受以中原为正统的观点，他的眼界不仅仅局促江东一隅，而是具有统一天下、进占中原的理想。
　　 而鲁肃出身于江北庶族，急需建立政权来确立其政治地位，所以鲁肃积极主张孙权偏安江东，建立帝号（见鲁肃“榻上策”）。
　　 同样，周瑜的江北正统思想，促使周瑜重视汉室。周瑜“从不说悖汉的话”（民国学者禚梦庵语，详见《周瑜谋略述评·上篇》），建计献策，总以“反曹”为中心任务。取蜀一计，最终目的是“蹙操”，为次，周瑜几乎是谋划了一个“抗曹统一战线”，容纳刘备、马超各种势力在其中。而鲁肃以建立政权为中心任务，这决定了他的战略思想比较保守。
　　●周瑜的早夭和鲁肃的失误是孙吴两大不幸
　　 在当时，相对曹操集团，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都是弱者，弱者面对强者，实施联盟是自然、必要的。双方都依赖联盟，也都希望发展自己、削弱对方。因此，不论哪一方，处理联盟关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巩固维护联盟，二是如何在联盟中发展自身。维护联盟就必须做出让步，在联盟中发展自身就必须损害盟友。因此，如何处理联盟关系，需要决策者的高度智慧。
　　 鲁肃维护联盟的方式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让步于盟友。其目的只是为了保全江东，忽视了东吴的发展。而在当时，不发展、不扩张意味着死亡。凭鲁肃的智慧，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鲁肃多考虑眼前安宁，而眼前的安宁是必须以今后的生存为代价。从这一点上讲，周瑜以最终的“北方可图”为目标，以战略冒险换取更大战略利益。则不仅政治上更有高度，眼光也更长远。
　　 周瑜同时把握着让步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周瑜对刘备不是没有让步，还割让南郡江南领土安置刘备部众。但周瑜更重视发展，为此，东吴一方必须在联盟中居主导地步。
　　 在赤壁-南郡之战的基础上，东吴已经大得其“实”，对下一步发展已经有了很好的军事准备。以已经实施在将要实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周瑜既利用了刘备政治号召力，又限制刘备军事实力的发展。周瑜最后两谋，堪称绝妙险计，当然，险计必须且只能由“奇才”来实施，也只有依靠周瑜的能力，才能在“规图荆、益，及制曹、刘之策”的过程中玩得转。
　　 鲁肃“多操之敌”最大的缺陷，在于不了解刘备的为人。而周瑜与刘备共处一年有余，深知刘备志向不凡，一惯反噬其庇佑者，就算割让土地，也无法换来刘备对联盟的忠诚。
　　 评价二人谁高谁低，很重要的标准是孙权听从谁。在周瑜死前，孙权稍有动摇，但主要是听周瑜的——他没有听从鲁肃的借地政策，而听从周瑜取蜀之计。
　　 当然，孙权最后听从周瑜，也和周瑜本人的运筹分不开。当时孙权在京口，周瑜远镇南郡，连刘备都进“疑谮”之言，曹操也派蒋干、阮瑀策反，纵使君臣如骨肉，孙权难免有些担心。而周瑜赴京口与孙权面商机宜，提出与宗室孙瑜一同取蜀，打算了孙权的顾虑。不仅如此，周瑜与孙权一见面，就把孙权就拉回自己的谋略路线上，足可见孙权、周瑜的恩遇信任有深厚的基础。
　　 而周瑜的死对东吴造成巨大损失，导致东吴本身的发展受到重挫，导致联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就促使孙权不得不对刘备做出更大的让步，这才听从鲁肃，让地于刘备。
　　 李安溪对此评价到：“周瑜在则可，如无瑜者，权必不能独挡曹，无玄德则无吴耳，子敬之谋未为非也。”
　　 这说明，鲁肃的“让地树党”，仅仅周瑜已死、东吴转向收缩时的“未为非”。
　　 实行进取政策，必需国有“奇才”；而无才担当此任，只能实行保守政策，所以，鲁肃“多操之敌”的政策也有可取处。曹操“作书落笔”，就是给予了鲁肃极大的肯定。但这个政策也埋下了祸根——孙权、鲁肃对刘备的姑息，恰恰是联盟分裂的起因。
　　 周瑜的死如同孙策的死，都让东吴收缩了近十年。建安四年，东吴已染指江夏，建安五年孙策遇刺，后来，直到建建安十三年才消灭黄祖。而周瑜死后，东吴采取收缩、辗转的策略，到建设二十五年以后才由吕蒙重新占领南郡。
　　 难怪南宋思想家陈亮为周瑜感叹道：“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先主无处矣！”
　　 借用这句话，可以做为对周瑜最后两谋的最评价。借助赤壁-南郡的胜利，周瑜镇定大江，制衡曹刘，营六合之谋。曹刘本来并称两雄，却一为周瑜所败，一为周瑜所制，兼规取巴蜀，更是意在千秋，可谓前程不可限量。无奈天意弄人，周瑜之死，似乎注定当时的中国无法走出三国鼎立的格局。故南唐徐铉在周瑜碑铭上称：“将主犹主，汉室不倾；将军既没，天下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