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版孙子兵法之“短计取利 长计夺势”

断指轩辕

我版孙子兵法之“短计取利 长计夺势”

非惟多算多胜，少算少胜，更有之先算先胜，后算后胜。而后乃可曰“而况于无算乎！”。凡胜求势，凡战求利。舍利而就势，弃利而保势，藏利而显势。但可无利，不可无势。有势，吾不卒败；无势，敌不卒除。势成，人不可逆；利成，人皆可夺。非惟我利，亦即他利；非惟我势，亦即他势。我求实利，可容虚利；我求实势，可容虚势。形敌，吾小觑之，盖其为阴谋；忍敌，吾姑视之，盖其以大弃小；明敌，吾贵之，盖其为阳谋。阳谋，不畏敌知，不畏敌备，不畏敌诈；阳谋者皆得势，千仞之水不惧大堤。一年之计，百人识之；百年之计，一人识之。短计争利，长计争势。百年之计，利不在急，或有百难，故人不识之；一年之计，利在当前，或有一难，故人多识之。故长计制敌，不形而自形；短计胜敌，形而不形。

   人们常说“追名逐利”，我认为追名的人追的是势，是要占据获取利益的最佳的位置，占据了这个位置，获取利益将不再困难，甚至是顺利成章的，获取的利益也将是极大的。所以求势就是要获取“利自至”的时机。而逐利的人往往逐到的是有限的利益，获取的是“自至利”的时机，往往“朝不保夕”。在这方面，著名的人是吕不韦。他认为士民逐利不过十倍，商人逐利不过百倍，王侯获利可至千倍，拥立国君其利无穷。在当时社会资本的权利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拥立一个国君，而且是强秦的国君，成为居功至伟的统治者，完全可以达到“利自至”的目的。我们在思考腐败的时候，也应当看到拥有权利者占据的正是“利自至”的位置，就好像水在高处很自然的要往下流。这些人有制约别人的能力，也有扶持别人的能力，如果他们愿意谋取个人利益的话，社会很自然的要通过利益交换他们的能力倾向。不惟腐败可以获利，处在这种“利自至”的位置上，获取的利益，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是其他人不可企及的。相比较而言，靠国家供给的教师,基层公务员,虽然现阶段的工资待遇不断攀升，但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终究不处于“利自至”的位置上。这种利益的获取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相反，个体商业者有时可以在局部实现“利自至”的势，从而获取更多利益，这就是通常说的商人把握机遇。再者，像西方的黑手党，靠一个“恶”字霸占了“势”，从而出现地盘和地盘的专属权，拥有了毒品走私的犯罪活动的垄断权，其利益的获取也将是及其容易的和及其巨大的。

历来的大国强国都处在四通八达之地，据险自守者皆小门小户。所以在狭缝中难以求势，像越王勾践在忍辱负重，不断削弱吴国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完全形成战必胜吴的态势，而必须借助整个春秋后期整体的大格局形势（楚国衰败，晋国攻鲁，吴晋争霸），合纵连横（促拥吴国援鲁国，北上与晋齐争霸），才最终使这种态势明朗化，合理化。我们再以三国时期的蜀国为例，其无论早期还是后期，“势”皆逊于曹魏。首先其人口较少，土地狭小，局限一省。其次其历来不是兵源之地。再次刘蜀之国山川险固，使一省之地更加闭塞，限制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联系一下战国时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前，被列国屏蔽于函谷关以西，虽然山川险要，却无法向外争雄天下，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桎梏不前。应该说秦国的强大是从夺取河西之地时真正开始的，这时候秦国走出了函谷关，以河西作为跳板，蚕食三晋。我们再回到的三国，我们总结的三个原因何以成为失“势”的根源呢？古代战争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蜀国民少兵寡，人才后备力量不不够，粮少路险，自守勉强，图进不足。我们说了在狭缝中无法求势，因此不论是吴国还是蜀国都在向外扩展，以求为“势”创造机会，蜀国一旦攻取雍凉，则会占据新“势”，必将直捣长安。可惜的是一直未能如愿，何也？就是我们谈到的三个原因造成的旧“势”，使其无法实现新“势“。可见：

非惟此势，亦及他势；水居高乃可就下，就下乃可决堤；故势者，一脉相承也。是故无势则不成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