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后由 fire776 于 2013-4-4 16:20 编辑
这里不太认同。金人由要求割让三镇，变为彻底攻宋，不是因为二帝软弱可欺，而恰是因为李纲等愤青带动宋廷妄自启衅，让金人中主战派占到上风。
纲谓：“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而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纲退，则誓书已行，所求皆与之......《宋史李纲传上》
在义兵云集，敌军孤军深入之际，全盘接受无理条件，不正是二帝的软弱可欺，而致使金人日轻中国吗？
至于愤青带动宋廷妄自启衅，而让金人中主战派占到上风一言着实可笑。
第一，和平是需要实力基础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光靠一味地委曲求全是无法满足金人的狼子野心的。
第二，如果把抗击入侵家园，烧杀掳掠的侵略者的行为视作妄自启衅，我则无话可说。
第三，李纲等主战派在朝时间不长，占主导地位的是和议派的声音。第一次东京保卫战胜利后，本可趁胜追击，伺机歼灭金人主力，却被吴敏、唐恪、耿南仲等和议派压住，禁止追击。种师道，李纲曾提出在黄河两岸屯重兵，以防止金人趁秋高马肥再次南下，这项意见则因花费甚剧而未被采纳。
至于李纲个人，“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让他心灰意冷，曾多次请求致仕；主战派官员的罢黜，和议派的上台使其发出了“事无可为者矣！”的感叹；未几本人也因“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遭到贬斥。
待到“金兵再至，上悟和议之非。”则为时已晚，这是汉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有兴趣可以读读《靖康稗史笺证》，不多介绍了。
当钦宗穿着华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怀着莫大的诚意来到金营求和时，迎接他的只有一根冰冷铁链。和平是需要武力支持的，妥协、退让、乃至俯首帖耳都只能助涨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无力统治一块土地，和军事上占据绝对上风，并不矛盾。
我不否认南宋初年金人军事实力占优，只是想指出金人实力有限，还没有到一支军队扫平南宋全国的地步，客观上给了南宋朝廷站稳脚跟的时间。再者，即便是这个时候，金人也非不可战胜，宗泽在东京也曾屡败之，对了，这也是史官的胡说八道，忘了，抱歉。
赵构肯定有确保自身统治地位的私心，但这与其卧薪尝胆的国策并不矛盾。换言之，就算换成一个毫无私心的人在他的位置上，难道不该“卑躬屈膝，争取时间，收拢力量，发展自身”么？客观表现来看，赵构做得已经不错了。
李纲、宗泽，都就是些脑子进水的愤青，如果你看看南宋初年，赵构惨到什么程度，就知道此时说什么定都关中、北伐中原都是胡扯淡，当时我记得赵构连麾下几千人的粮草都筹不到，百官工资都发不起，手下能指挥的部队不到三万人……而面对的是“满万不可敌”，刚刚灭掉北亚霸主辽国、以及北宋帝国，朝气勃勃的金国铁蹄。
除了当孙子，称臣，舔鞋底，赵构还能做什么？
谁在那个位置，能不舔？
王者无私，即便是有私心，那也应该是国家民族的大义为先，个人利益荣辱为后，否则就是一名失格的统治者。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位卧薪尝胆中兴之祖的客观表现吧。
赵构何许人也，即位之初，就“令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其数”“搜求之甚，过于攘夺，愁怨之声，比屋相闻”。（题外话，原来LOLI控自古就有）在下诏称“欲巡幸东南以避狄”时，李纲坚决反对，称此为“偷取一时之安适，而忘祸患之在后”。朱熹评论李纲言“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李纲所提出的，是修内而攘外“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这样的观点，令高宗惶恐，他的愿望，并不在于先守后战，以期收复失地，而是就此无虞地生活下去。他当然不乏支持者，如黄潜善、汪伯彦之流。这二人均入《宋史奸臣传》。
在相处数月后，高宗对李纲已表现得极为烦厌了，我欲巡东南，你却谏此为偷安于一时，忘祸于其后；我欲不耻和，你却言“欲和则不可”； 我欲清静，你却操兵讲武，要求修城壁，治器械，教水军，习车战；我欲太平，你却谈先守后战，图盼大举讨伐，恢复河山，以报不共戴天之仇。李纲的种种忤背高宗意愿的举措，令得这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浑身不适，越发恼怒其人。此时的他，对李纲不再和颜悦色，也将那初时“朕知卿忠义，非相卿不可”的念头收回，对外称“纲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纲）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甚至痛恨地道：“李纲孩视朕！”
其实，从张浚的弹劾辞中，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读出李纲任相期间攘外修内的种种作为。张所奏十数事为：杜绝言路，独擅朝廷，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擅易诏令等，从这些事，我们便知李纲任相后，实在是在尽心事业，于是事无巨细，他都揽于已身，亲力亲为。力图以更除旧弊浊气，扩招兵马之举实现恢复之志。种种事务皆由他断处，这必然为其它朝臣所不惯看，他甚至要求高宗更易诏令，这自然也使高宗觉得在“孩视”于他。于是李纲仅仅担任相位七十五天就黯然离去了。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小朝廷自迁扬州后，数月前李纲为相时所挈划的一切军政事均废止。而有论恢复者，皆罢逐而去。没有异声，天下也就在自欺欺人中昇平了。于是管弦声起，柘枝舞炽。又是一夕月圆之夜，君臣兴好，皆以为良辰美景不可负，殿内帐中，烛火通彻。丝竹袅袅，蛮鼓咚咚，奏的是承平盛世曲，舞的是年丰民乐章。自是笑语不绝，歌乐不休。
金国尝遣使以赴伪楚为名抵开封，宗泽知此事，称这些人名为出使伪楚，实际则是窥探我军事，于是将其拘囚于狱。高宗闻知后，大为惊恐，这怎么了得，得罪金国怎么了得？！迅速下旨要求宗泽将其人“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宗泽对此忿忿不已，上奏称“臣之朴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高宗对宗泽的答复甚是恼怒，却又恐如若此时降罪于他，会令得金使的况遇更为不可收拾，于是，便又下一诏：“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宽朕顾忧，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卿宜体此。”
此后，金军屡次南袭均为宗泽所败。宗在审时度势后，积极筹划北伐。他接连上二十余道奏章，乞请高宗还都，全面主持北伐大计。高宗对于这一请求，甚觉可笑，放弃扬州之安适而身陷战火间？一乐土一危境，朕如何不知抉择？欺朕不智吗？于是，对之置于不理。等不到高宗明确的答复，宗泽的上奏言辞一次激烈于一次，矛头直指高宗：“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对于北方“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不忠不义者但知持宠保禄，动为身谋，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
最终，这位耿直忠义的名将忧愤成疾，高呤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大呼“过河、过河、过河”后，含恨而终。宗泽这支擎柱的倒下并不令高宗觉得伤心和担忧。他任命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十二月，他又分别任命黄潜善、汪伯彦为左、右相，他称“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
再看履职的东京留守及左右相们的表现吧。杜充任东京留守后，一改宗泽之所为，不是积极备战，居然掘开河堤，令黄河改道入淮，以此阻止金军的进攻。一年后，当金军攻开封时，他弃城而逃，使得中原东、西、南、北四京皆陷敌手。正是这样的人，高宗依旧将其奉作救星，并把他的职务超擢升为右相、同知枢密院事。宋廷对其的升官制词称：“徇国忘家，得烈丈大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杜充后兼江、淮宣抚使，统兵十万镇守南京。可是，高宗及朝廷的恩隆并不能改变他贪生的本质，不久，他便投降金朝，成为有宋以来第一个以宰相之身投敌者。高宗至此还不解“朕待充自庶官拜相，可谓厚矣，何故至是？”何故至是？！记得高宗父徽宗在金军攻来时，大呼“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敢尔。”这“何故至是”与“不意金人敢尔”竟如出一辙，二者皆可谓不明不智之人呀。
至于黄、汪二相呢？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即不备战，亦不作逃逸考虑。二人下令“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为显雍容，他们终日搬弄佛经，听闻和尚克勤说法。大约深仰乌衣巷谢安与人围棋之雅量，形势不为所动，危境亦能淡定从容。又或许对杜充寄予极大期冀，深信这个“小儿辈”能传来捷报：“大破贼矣”，二人便可在谈笑间，令得樯橹灰飞烟灭。
就这样，掌军事与理政务者便如此轻率平淡地处置着国事。可是，金军的铁骑终非纸糊，刀革也异常地坚利。黄、汪二人拜相不久的次年初，金军急袭扬州，二月便攻至离扬州城咫尺的安徽天长境内。此时，高宗因无患国事而正在宫中行乐，欢好之际，闻得内待疾报的金人来矣，顿时心惊胆裂，面无生色，自此，便落下“痿腐”之病。何者为“痿腐”之病？即丧失生育能力。这一回，寡人好色而寡人有疾了！
卑躬屈膝倒的确不假。为了能达到苟安的目的，他对于步步进逼的仇寇表现得更加谦卑，不断地派祈请使、通问使以图保持现状。对于致金国的国书称谓，更是由“大宋皇帝构”改作了“宋康王赵构”，自去大宋皇帝之号而只称康王。到了后头，其苟且之心已无可复加，在国书中称“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直截了当地向金国表达了宋朝只作它的属国而奉其为正朔，又称，天间之间，全是大金国，绝不可能有与大金国分庭抗礼的。我愿率宋廷上下臣服，就不必远劳贵军奔波来征服我们啦！他在一份国书中为求得可怜，作出卑微痛苦状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地。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唯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也。”
后面的争取时间，收拢力量，发展自身，我看改成达成和议，偏安一方，苟且行乐更为贴近。二十岁登基至五十六岁逊位，不以忍辱偷生为耻而终以“和好不念”，甚至于孝宗即位，他还在以太上皇的身份影响和左右着孝宗的政治，特别是伐金的战略。当孝宗向他力陈“恢复大计”时，高宗道：“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王曾瑜先生在其作《宋高宗传》中评道：“他有一个雄健大丈夫的体魄，却很不协调地包裹着一个卑怯得出奇的灵魂。”实在算是对高宗最深刻准确的评判。
他能在关中立稳脚跟么？他跑到温州都差点被逮住，在关中能撑几个月才当俘虏？
李纲的智商只要在30以上，就不会出这种脑残的孬点子，根本就是把赵构往火坑里推。
幸好赵构是有脑子的，不然南宋根本建立不起来，华夏汉统在1130年就断绝了。
“钱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终离去。纵使埋到崖山崖,白骨也知无避处。”不修战备的结果就只能一味逃跑。如能任用贤臣良将，招兵买马，修城筑垒,赶制兵械,东京、关中又有何不可守呢？否则纵有长江天堑，亦难阻挡胡马南下。
你未免把他看的太高了。诚然赵构对于稳定局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没有赵构，还有其他宗室，还有众多的抗金义士、义军，华夏汉统绝不会因其一人而断绝。
扒一扒脑残李纲的孬点子。
“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说的很清楚了，是先修内政，以守为策，这才是“收拢力量，发展自身”。
未几，有诏欲幸东南避敌，李纲苦劝“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
时关中尚未失陷，凭借三辅之险，再依靠西北的精兵健马，关中有何不可守？
《七修类稿 》称高宗不欲恢复看来是真的，否则也不会放弃中原形势之地而奔于东南一隅。李纲“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的预言也不幸一语成谶。
“车驾遂东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金人攻京东、西，残毁关辅，而中原盗贼蜂起矣。”
谁之过？
----以南宋初年的军制，如果岳飞没得到高宗和秦桧的允许，敢北上的话，是谋反罪名，只有举国上下，以皇帝为轴心，才能有此役的发生。既然知道刘锜参战，你就该知道这是高宗居中谋划，以宰相秦桧发布具体命令推出的全国北伐行动。事实上，令六七成的南宋军队也大多参与了此役，并非岳家军独自行为。
没错，这次北伐是全国性的行为。高宗、秦桧是主和派不假，但朝廷里还是有其他声音的。绍兴九年，金兀术毁成约，执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陕西州郡，宋亦出兵。面对金人的背信弃义，铁杆金粉秦桧也难以压下主战派的声音。其次经历了“刘苗之变”这样类似于兵谏的事件后，他也不得不表现的更加强硬些。再者，如果金人真的大举入侵，也会严重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于是就有了南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北伐之役。
此时的南宋，在秦桧、赵构等人的努力下，战斗力已然大幅提高；而金国的战斗力却下滑不少，因此才会出现野战能打成平手的现象。
战斗力提升是秦桧、赵构的努力吗？南渡以来，诸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我咋觉得都是楼主眼中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将军干的呐。如楚州的韩世忠，四川的吴玠兄弟，以及鄂州的岳飞等。这些才是南宋的精锐部队，而不是赵构的禁卫军。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不过是混战后平手罢了，金人攻城未果，不表示战败。河南当时战局，是金人收缩主力于开封，准备以逸待劳，拉长南宋军补给线，然后在开封附近决战，试图一役重创南宋主力，进而渡江攻灭南宋。在岳家军为前锋的南宋军行至此处时，虽然占了十几座城池，但未能重创金人主力，高宗已觉不妙，不敢冒险决战，才急令撤军。
这里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宋军连开封都拿不下，岳飞说什么打到吉林黄龙，根本是痴人呓语。岳氏一力求战，或有收复故土之意，也未尝没有挟战自重之心。
是没拿下，还没到就已经被敕令退兵了。只要能光复河山，拯救黎民于水火，挟战自重之心又算得了什么呢？
1140年的情况，只要南宋主要军事力量不过江北伐，不给对方在平原上聚歼自己主力的机会，金人已经无力攻破南宋长江防御。而南宋在北方则实力偏弱，由于缺少马匹，胜了无法重创敌人以马军为核心的军队，败则必遭毁灭性打击。
这种状况下，空谈北伐，却无相应的行动力，空自两国敌对消耗，并无益处。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试想一下，如果金人真的没有收到重创，以金人的贪得无厌能够那么容易达成和议吗？
----封建化令金国的政治结构更为稳定，但从灭辽开始，金人的战斗力逐年下降，对于要北伐的宋军而言，拖的越久越好。
此言谬矣。以国势而论，以北统南易，以南伐北难。金人的战斗力固然逐年下降，宋军难道就不会下降？况且北人体质强于南人，再佐之骑兵优势。在排除将领的指挥因素外，北方军力肯定要强过南方。其次是人心背向。在通过签订绍兴和约后，南宋已经承认金人对北方的统治。河南、河北、关中、山东的大批百姓沦为了弃民，在对南宋彻底失望后，跟金人合作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现实选择，箪食壶浆迎接王师的场景也不复存在。最后，南宋最优秀的将军是岳飞，是中兴四将，孝宗朝曾多次北伐，却无甚成果，原因就是将领兵员素质差多了。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熹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
所以说，不趁着精兵强将都健在的时候北伐，拖的时间越长，对南宋越不利。和武侯《后出师表》中的情况很是相像。
首先，统一集权，才能将国家的武力发挥到最高，因此藩镇化必不可取，必先中央集权，方能强国。
北宋中央集权够彻底的，强国了吗？宋削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环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张方平语）。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王禹称语。）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叶清臣语。）欲兵之强，莫如多榖与财。（宋祁语。）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无力，何以应急？靖康之变，金人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地方无力组织有效抵抗，不正是因为集权太过的缘故吗？
其次，绍兴和议之后，金、宋两国陷入和平年代，无征战磨砺，导致双方的武装水平大幅下滑。但南宋的这种下滑，并不是因为削藩导致，而是因为削藩后没有北伐的壮志，厉兵秣马导致。
换言之，赵构宰了岳飞这个军阀之后，如果励精图治，发展军备，南宋的军事力量必然大增。
很好，亮点在如果二字上。这就是说赵构没有励精图治，发展军备，事实也确是如此。可惜已经晚了，统一良机稍纵即逝，之后再努力也很困难了。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这话说的很清楚了，等到孝宗再谈恢复、北伐，那才是脑袋被驴踢了或是别有用心。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受客观规律限制。金强宋弱的局面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统治者就能够改变的。但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况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坏，统一更是遥遥无期。
最后引用下宋史对高宗的评价吧“......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呼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3-1-4 22:12
楼主
